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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300 | 1 六、加尔文对二十一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挑战。
今日中国社会还有值得人为之舍命的信仰吗？今日中国社会中还有为信仰
甘于舍命的良知分子吗？从根本上而言，中国改革所面对的问题不是经济的问题，也不
是政治的问题，甚至也不是法律的问题，而是人格的问题，而人格的塑造直接涉及到信
仰的问题。一位中国著名的知识分子强调：“中国人的悲哀就是没有上帝的悲哀！”
1911年辛亥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转眼百年的光阴已经转眼消失。百年中国血泪斑斑
的历史表明，抽象的“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
，具体的“洋务运动”和“经济改革”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当然，形形色
色的与中国民间宗教混合的基督教也不是中国问题的答案，笔者深信加尔文及其神学思
想必然能够给中国文化的更新带来一股强有力的清流，除污涤垢，吐旧纳新，使中国文
化浴血重生，再次焕发出新的活力。正如余杰先生所深思和强调的那样：“新教入华两
百年来，很少有中国教会接受清教徒的神学与实践，也罕有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尊奉加
尔文主义。清教徒精神不仅在教会内部如空谷足音，在世俗社会层面亦完全被启蒙主义
思潮所遮蔽，由此造成教会和基督徒对中国社会的几次变革皆无能为力。”[112]
1、正确认识宗教与基督教
宗教是不可避免的，对绝对真理和价值的追求属于人的本性。因此，我们
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宗教的问题，而是我们到底信奉什么样的宗教的问题。对于基督教也
是如此，目前学术界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国家的现代化、民主化和自由化与基督教有着
不可分割的关系。但是，关键在于我们所要学习的到底是什么版本的基督教。洪秀全所
传讲的那种背离正统、民间宗教化的“太平天国”式的基督教显然是祸国殃民的邪教；
俄罗斯东正教那种脱离现实、归向神秘主义的基督教显然不能带领中国走出五千年专制
的阴影；天主教那种在救赎上注重个人功德、在体制上等级森严的基督教显然也不利于
培养中华民族真正自由和平等的民主风范。毫无疑问，在目前价值混乱、道德滑坡、信
仰缺失的处境中，以加尔文为代表、以清教徒神学为巅峰的改革宗神学，乃是中国真正
的有识之士的首选。历史学家在总结西方文明的时候强调，“牧师传讲福音真道，这就
使得统治者不至于成为暴君。”[113] 根据加尔文的做法，要改变文化，最好的方式是
迂回的方式，就是“首先改革教会”。[114] 加尔文强调：“除非敬虔是首要的考量，
否则任何政府都不会在长治久安。”[115] 加尔文最大的影响当然是在神学方面，而加
尔文神学的最大体现就是在品格的塑造上。正如二十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烈纳德所强调
的那样，在加尔文所取得的成就中，最根本的就是塑造了“一种新类型的人，就是加尔
文主义者”，这种人在百般的痛苦和患难中仍然持守道德伦理上那种爱主爱人的正直和
天职使命上那种虽九死而不悔的刚毅。[116]
2、冷静地对待悔改与法治
悔改是圣经和加尔文神学的一大主题，悔改也是我们中国人的难题。我们
中国人都知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也知道：人非圣贤，疏能无过？“过而能改，善
莫大焉。”[117] 但问题在于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就是无数死不悔改的暴君民贼、无
数为虎作伥的知识分子。因此，毫无疑问，注重悔改之道的加尔文神学对于中国社会，
尤其是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界，具有重大的挑战性和补充性。
加尔文主义神学家梅钦强调：“基督教就是伤心痛悔的宗教，......它始
于忧伤痛悔的心灵，就是始于对罪的意识。”[118] 耶稣基督开始宣教的时候所说的第
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太4：17）。加尔文在1559年版《基督徒
敬虔学》中整整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讲解“悔改”。加尔文一开始就强调：“福音的精义
就在于悔改和赦罪。......任何人若是不离开以前的错谬，走上正道，竭力悔改，就不
能领受福音的恩典。”[119] 他对悔改的界定就是：“悔改就是我们真诚地转向上帝，
这种转向发自对上帝纯正的、热切的敬畏之心；何种悔改也在于治死我们的肉体和老我
，通过圣灵的大能不断活出新生命。”[120] 加尔文强调悔改有三大特点，首先，真正
的悔改是转向上帝，不仅是指外在的行为，更是指我们的心灵。[121] 其次，这种悔改
是由对上帝的敬畏之心引发的，这种敬畏不仅在于惧怕上帝的刑罚，也在于对罪本身的
恨恶。[122] 第三，这种悔改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向罪而死，一是向义而活。[123]
向罪而死，就是努力不去违背上帝在其律法中所禁止的；向义而活，就是努力去做上帝
在其律法中吩咐我们当行的。第三点所强调的就是基督徒分别为胜的生活。在这个过程
中，加尔文强调：“越是迫切地以上帝的律法为标准来衡量自己的生活，就越是明确地
发现自己悔改的标记。”[124] 对于基督而言，悔改不是一次性的，而是过程性的。“
我们必须竭力追求悔改，一生一世悔改不停，直到我们生命终结，完全归于基督。”[
125] 最重要的是，“悔改乃是唯独来自上帝的恩赐，......是圣灵做工，使人得救。
”[126] 这就是基督教的超自然性和挑战性！基督教告诉我们：人应当悔改；同时基督
教也坦率地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够靠自己悔改！如果没有上帝在人心中做工，使人认识
上帝，认识上帝的律法，认识罪就是违背上帝的律法，罪的工价就是死，包括今生的死
和来生在地狱中永远的死使人认识耶稣基督的赎罪乃是我们这些罪人罪得赦免的唯一途
径，就没有任何人恩能够真心悔改。
既然人靠自己不能悔改，我们就不要相信任何人能改改变自己和他人的生
命，这就使得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人本身的苍白无力，并且我们不能指望柏拉图所说的哲
学王式的圣哲明君来给我们带来生命的改变和社会的和谐，我们必须用健全的制度和法
律来约束人的罪性。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即使那些靠着上帝的恩典已经悔改
的人今生今世仍然不是完人，仍然需要不断悔改，仍然需要接受山地的圣约和律法来规
范自己的生活。所以，加尔文在谈及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新
生命的目的就是信徒的生活要在上帝的公义和他们的顺服之间展现出对称与和谐来；由
此证实他们确实已经被收纳为上帝的儿女。唯独在上帝的律法中包含了新生命的样式；
通过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形象就得以在我们身上复兴。”[127] 因此，我们既要充分重
视个人的悔改，也要毫不含糊地重视法治的建设。
3、正确地对待爱国主义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大清王朝失败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情怀和迷思
就是“救亡图存”。中国教会也不例外，“救国重建是中国人民朝夕关心的问题，也是
中国教会神学的主题。”[128] 甚至包括延续到今天的“和平崛起”，也明显地反映我
们中国人骨子里一百多年以来积淀的落后与自卑情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固然需要爱
国主义，但是，我们对国家的热爱不能超出我们对真理和人民的热爱。正如加尔文主义
哲学家杜伊维尔德所强调的那样：“任何爱国主义的绝对化都会导致盲目的沙文主义，
使得这种爱缺乏真正的道德意义。”[129] 加尔文给我们的挑战就是：（1）我们首先
应当热爱上帝、真理和人民，对国家的热爱和忠诚不是第一位的，否则就是以国家为对
象的偶像崇拜；连中国古代哲人孟子都说：“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130] 孟
子的民本思想告诉我们：国家政权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哪个人或政党执政也不是最重
要的，最终要的乃是人民的权利和尊严。如果我们不把人民的权利和尊严放在第一位，
却一味凸出国家和政党的地位，不要说吸收普世价值，我们连我们的祖宗也不如！（2
）国家应当通过过民主选举来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共和国，任何政党都不得凌驾于法
律和人民之上，也不可把任何宗教或主义强加在人民的头上。对于加尔文而言，权力不
仅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不仅导致绝对的腐败，更重要的是，任何个人或政党若是声称
自己具有不受任何人挑战和制衡的绝对权力，就是亵渎性地把自己置于上帝的地位，因
为只有上帝才具有至高无上的主权，所有个人和群体的权力在本体上都是派生性的，也
都是有限的。没有立法、司法和执法权的分离，就没有真正的宪法；没有公开、公正的
自有选举，任何政权都在根本意义上缺乏合法性。只有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上帝的主权，
认识到人的权力的有限性和腐败性，我们才能真正地走向共和。
4、勇敢地追求真正的自由
“自由”是加尔文神学的重要主义之一。十九世纪哈佛大学著名的历史学
家班考夫（George Bancroft, 1800-1891）认为加尔文是共和制的先驱，“对加尔文主
义的热爱就是对自由的热爱；在为自由而展开的道德征战中，加尔文的信条就是他最忠
心的参谋，也是他有求必应的支持者。”[131] 著名的德国史学家兰奇（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约翰·加尔文实际上就是美国的开创者。
”[132] 当代著名公共知识分子王怡先生也在研读改革宗神学之后强调：“改革宗神学
及其政治伦理为人类自由修筑起了一道最坚固和最保守的马其顿防线。”[133]
但是，我们不可把个人自由尊崇到终极性、绝对性的地位。对于“民主”
也是如此，以选举为标记的民主制度当然胜过以暴力和谎言为特征的个人与寡头专制；
但是，人民群众既不是无谬性的，也不是终极性的，因此“多数人的统治”（the
majority's rule）并不是始终可靠的。我们万万不可把“民主”这位“德先生”当作
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要知道没有宗教和道德的信念，民主政治就会沦落为可怕的暴民
政治，也就是英国著名政治学家伯克所警告的“多数人的暴政”。[134] 对于资本主义
和市场经济也是如此，我们不能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和市场经济模式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加尔文及其门徒深信，唯独上帝及其真理是绝对的，配得绝对的信靠和顺服，其余的
一切都必须以敬畏上帝为中心，以上帝所启示的真理为标准，不断地加以改良，并且这
种改良在这个世界上始终不会达到完全的地步，直到世界末日、耶稣基督二次再来审判
这个世界的时候。因此，加尔文主义是一切把有限且有罪的个人及其组织绝对化这种现
代迷信的天敌；并且加尔文对个人、政治和世界的看法，也从根本上铲除了各种形式的
乌托邦幻想存在的土壤。
孔子感叹：“苛政猛于虎。”[135] 不管是一个人（君主制的变态）、少
数人（贵族制的变态），还是多数人的暴政（民主制的变态）都是人吃人的邪恶政治。
然而，中国五千来以儒家为主流的文化始终没有成就“内圣外王”的理想，反倒前赴后
继地滋生出无数的大大小小的暴君，一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真正的自由和民主仍然
没有在中国确立。现代儒家代表人物也不得不承认，在传统儒家文化中，在政权转移的
问题上，虽然有禅让、世袭、革命、打天下等多种方式，但总体而言，儒家“在政权转
移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建立客观的法制。亦就是说，安排政权的‘政道’还没有开出来
。”[136] 其实，不光是政道没有开出来，儒家在知识之学上也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
“儒家学问重实践，而不习惯于作概念性的思辨和知识性的论证。”[137] 这种知识上
的闭塞和政道上的缺失，只能使儒家成为强权者粉饰太平的遮羞布。在实际生活中，中
国文化中仍然流行着的乃是“胜者王侯败者贼”、“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这种赤裸裸的暴力文化和政治。因此，中国文化的出路绝不是回到儒学儒
教，而是必须回到圣经中所启示的天道文明，以上帝所启示的真知识和真政道来彻底更
新中国文化，才能从根本上破除中国文化那种“酱缸”效应。[138]
当今西方法律史学家维特甚至把宗教改革视为一场人权运动，他认为加尔
文和路德等宗教改革领袖试图使教会得到真正的自由，最终也使得人在其他领域中得享
自由。维特写道，加尔文的工作使得“个体之人的良心得享自由，摆脱了教会法的侵染
和神职人员的控制；使得政府官员得享自由，摆脱了教会权利和特权的影响；使得地方
神职人员得享自由，摆脱了来自教皇自上而下的辖制和世俗君王的压迫性控制。‘基督
徒的自由’是早期宗教改革的整合性口号。这一口号驱使神学家和法学家、神职人员和
一般信徒、君王和农民等等都一致促动激进的立宪性改革。”[139] 在各种自由中，宗
教自由是最基本的自由，也是最强大的自由。正如加尔文的战友法勒尔所强调的那样：
“如果我们的诸侯们准许牧师们享有传道的自由，为什么不把行动的自由赐给基督的羊
群呢？”[140]
哈勒在介绍日内瓦宗教改革和美国建国之间的精神联系的时候，首先引用
美国建国之父托马斯·杰弗逊的座右铭：“对暴君的叛逆，就是对上帝的顺服”（
Rebellion to tyrants is obedience to God），并认为这句话概括了在日内瓦、苏黎
世、伦敦和爱丁堡展开的宗教改革的精义。[141] 一个令人震惊的联系就是，不管在什
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凡是加尔文宗基督教传播的地方，也必定伴随有民主与共和
制度的兴起。[142] 加尔文主义的精粹并不是社会的变革，而是灵命上的更新。因此，
加尔文始终坚定不移地强调个人的自由是上帝和律法之下的自由。[143] 背离上帝和上
帝的律法，那种所谓的自由就是人本主义者所提倡的无法无天、害人害己的自由，这种
自由的座右铭就是拉伯雷所强调的人本主义修道院的唯一会规：“随心所欲，各行其是
”！[144] 要真正敬畏上帝，遵行上帝的律法，必须通过圣灵在人心中开启和说服的工
作，而圣灵做工的重要方式就是通过教会忠心地传讲上帝的真理。因此，教会和传道人
最重要的工作并不是投入到维权或其他政治活动中去，而是像保罗所教导的那样：“务
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
、劝勉人” （提后4:2）。加尔文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所面对的最大危险之一就是教会过
早、过度地把精力转向政治，正如二十世纪著名宗教史学家奥斯特姆索指出的那样：以
清教徒思想为代表的加尔文主义很容易“转化成世俗的动力，.......把自己牺牲在公
共责任的祭坛上。”[145] 这是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和注意的。
笔者所要强调的是，加尔文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他的为人和思想都不是完
全的，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我们可以坦言的就是：无论何处有
宗教上的迷信和政治上的暴政，加尔文的神学和政治思想都会带来解放性的力量。最后
，笔者以当代加尔文主义神学大师弗雷姆的话来勉励读者：“加尔文的世界观，是出于
圣经的世界观，必然激励上帝的子民通过他们的呼召来侍奉上帝，从而改变史上的一切
。得蒙救赎的人更新万有，使人生的一切都得以升华，变得高贵。当然，罪仍在试探他
们，并且他们也会堕落。但是，从长远的历史性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通过他们在
圣灵的感动下所作出的各样努力，文化确确实实变得更好。福音确实激励上帝的子民们
关心寡妇和孤儿，建立医院，绘画雕刻，反对暴政，把上帝的圣言带到世界各地。”[
146] 古老的日内瓦的格言就是：“黑暗之后，必是光明！”（Post Tenebras Lux）。
愿这震撼整个世界的世界观再次震撼世界，震撼中国，使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得享真正
的自由和兴盛。
http://www.chinareformation.com/3-32.htm | J*******g
发帖数: 8775 | 2 谢谢分享。
【在 j*******7 的大作中提到】
: 六、加尔文对二十一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挑战。
: 今日中国社会还有值得人为之舍命的信仰吗？今日中国社会中还有为信仰
: 甘于舍命的良知分子吗？从根本上而言，中国改革所面对的问题不是经济的问题，也不
: 是政治的问题，甚至也不是法律的问题，而是人格的问题，而人格的塑造直接涉及到信
: 仰的问题。一位中国著名的知识分子强调：“中国人的悲哀就是没有上帝的悲哀！”
: 1911年辛亥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转眼百年的光阴已经转眼消失。百年中国血泪斑斑
: 的历史表明，抽象的“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
: ，具体的“洋务运动”和“经济改革”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当然，形形色
: 色的与中国民间宗教混合的基督教也不是中国问题的答案，笔者深信加尔文及其神学思
: 想必然能够给中国文化的更新带来一股强有力的清流，除污涤垢，吐旧纳新，使中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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