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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8403 | 1 三、第二阶段（1861—1894年），教案的发展
自1861年起，反洋教斗争有很大发展，成为影响社会的重要事件。这一阶段的教案具有
四个显著特
点：
其一，教案数量增加，范围扩大。这一阶段的教案总数多达759起，每年平均22.3起，
是上一阶段的
6倍多。重大教案有48起，年均1.41起，是上一阶段的5.42倍。在上一阶段，有7个省区
没有一起教
案，有8个省区只有1至3起教案。而这一阶段除了新疆没有教案外，其他各省区均有许
多教案，可谓
遍地开花。
其二，起因更为复杂。上一阶段教案的起因只有侵略、还堂、教士购买和租借房地产、
教士和教民横
行霸道、文化因素、民教经济纠纷和官反教7种，而在这一阶段除了上述7种外，还有封
建剥削、教士
教民被盗抢诈、清军军纪败坏、一般民教纠纷、意外和误会6种，更为复杂。
其三，文化因素（基督教与中国儒学和宗教习俗矛盾斗争及国人对基督教的疑惧）对教
案的产生起了
重要作用。在上一阶段，文化因素引起的教案仅有4起，年均0.21起，占总数的5.9%；
而在这一阶
段，此类教案竟多达155起，占能搞清起因的教案（这一阶段共发生教案759起，能搞清
起因的教案
有646起）的24%，是上一阶段的4.1倍；年均4.6起，是上一阶段22倍。这充分说明文化
因素在这一
阶段对教案的产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因为：
首先，教士教民活动范围扩大，地位提高。在上一阶段，教士教民只能在五口合法活动
，范围极其狭
小。1856年，英法两国在俄美的协助下，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又一次打败清政
府，迫使其订
立《天津条约》，规定：“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
其会同礼拜诵经
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
。凡中国人愿
信奉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10）这一条款，使外国传教士可
以大摇大摆地
进入中国内地活动，并彻底改变了中国教民的地位，使其和外国传教士一样成为特权阶
层。1860年英
法联军攻占北京后，清政府完全屈服，英法俄等国又先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
》。《北京条
约》不仅确任《天津条约》有效，而且有新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扩大
了还堂的范
围。1846年2月道光皇帝在上谕中规定归还康熙年间被没收的天主教堂，但改为庙宇民
居者除外，而
《北京条约》则将还堂的范围扩大，即“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教、学堂
、茔坟、田土、
房廊等件应赔还”，没有任何限制；二是新添了“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
造自便”的条款
（11）。根据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其他国家的传教士也都享有这一特权。教民地位提高
后，部分人变
得有恃无恐，横行乡里，欺压平民。在晚清时期，满清王朝仍然停留在“人治”的基础
上，由官府垄断
诉讼，而西方社会早已进入法制时代，故每逢民教相争，教士往往习惯于本国的诉讼程
序，总是出面
为教民打官司。由于教士偏听教民一面之词，不完全了解问题的真相；加上其享有治外
法权，因而带
着盛气凌人的姿态，随意贬低地方官的权威，并经常鼓动领事、公使出面干涉，一些地
方官迫于压
力，大都袒教抑民。平民有理没处讲，有冤没处申，被迫铤而走险，进行反抗斗争。同
时，还堂范围
的扩大和允许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的规定，又触犯了各阶层人士的经济利益，引起新
的反抗斗争，
这就使教案数量迅速增加，范围扩大，起因更为复杂。
其次，侵略战争的影响。在1856—1860年间，英法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拿下广
州，攻克北方
重镇天津，甚至占领清王朝首都北京，逼签《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乃至“六代
之宝玉图书，悉
遭劫掠，三山之楼台殿阁，尽化灰烬。以致銮舆北狩，龙驾西升”（12）。此后，阿古
柏与沙俄侵略
新疆，美日侵略台湾，英国侵略云南和西藏，法国挑起中法战争等。这些侵略战争给中
国人民带来了
巨大的灾难，“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忿恨”（13）。国人对侵略者的仇恨不能不转移到
这些来自侵略国
家、或多或少带有侵略特质的外国传教士及其保护下的中国教民，因而教案数量迅速增
加。
再次，其他因素。由于不平等条约规定教民享有免纳迎神赛会演戏祭租祀孔等特权，增
加了平民的经
济负担；教士教民地位提高后，不断干涉平民的习俗活动；加上民教双方的种种误会和
纠纷，致使文
化因素引起的教案数量急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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