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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55 | 1 高师宁、何光沪：当今中国基督教的主要问题与解决设想
当今中国基督教的主要问题，一言以蔽之，是“家庭教会”的问题。三十年来，“
家庭教会”的发展速度与规模，都远远超过了“三自”教会；现在，“家庭教会”已经
成为中国基督教的大半壁江山，至少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家庭教会”的界定及现状
1. “家庭教会”实际上是一个十分通用，但很不准确的名称。在现实中，尽管它
听起来是指在私人家中聚会崇拜，进行读经、祷告、唱诗等活动的基督徒团体，但实际
上参加者远远不只是家庭成员或亲戚朋友，而活动场所也绝对不只是在私人家中。
“家庭教会”这个名称，仅仅是一种不正确的方便说法或习惯说法，它相应的英文
词不是family church（“家庭教会”）而是house church（“房子教会”）。但house
church这个词听起来也很荒谬，因为世界上所有的churches（教会），都有house（房
子），都在house（房子）里面进行崇拜活动，为什么只有中国的这些教会称为house
church呢？
而且，中国的“三自教会”也是有房子，并在房子里进行活动的，也可以叫house
church。反过来说，中国的“家庭教会”，至少绝大多数，或可说总体而言，都是“自
治、自传、自养”的，即做到了“三自”的，更有理由叫“三自教会”。
这种名称的混乱，同“家庭教会”在历史上的非正常经历和现实中的非正常地位有
关。也可以说，这是极左路线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个待决问题。
2. 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激烈的革命运动中，中国基督教各派的众多教会，经过整
顿、合并与压缩，成为在“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领导下的教会，即所谓“三自教会”
（这个名称也是不正确的方便说法或习惯说法，因为“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并不是教
会，而且中国的任何教会都没有冠以“三自”二字）。当时就已经出现了 “家庭教会
”，就是说，某些信徒在自己家中，为许多不愿意或无法去“三自教会”的信徒进行崇
拜活动提供场所。60年代至70年代“文化大革命”扫荡一切宗教活动期间，转入地下的
基督教活动也采取了类似家庭教会的形式。
文革结束之后，长期遭到压制的宗教需求开始迸发，于是农村里的家庭教会迅速增
长，城市里自然也出现了家庭教会。由于巨大的宗教“需求”，远远超过处于非法状态
的短缺“供应”，本来以私人住宅为场所的家庭教会，必然而且自然会在各方面大大突
破“在家”状态，成长为无数大大小小的新教会。尽管这些教会同世界上其他国家处于
正常或合法状态的教会一样，各有自己的名称，但是，为了表明这些教会在法律地位上
仍然与“三自教会”不同，而且的确不在“三自委员会”领导之下，人们（主要是学术
界）遂沿用“家庭教会”一词，作为它们的总称。
3. 过去，中国基督教的分布，大体是80%左右在农村，20%左右在城市。中国基督
教的发展，主要是家庭教会的快速发展，也大致可以分为农村和城市两大块。农村地区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很大发展，以后则是大约十年发展比较平稳的时期。城市地区在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发展不快，以后则发展加速。这两个方面的发展，原来几乎没有
交叉，在新世纪后的这些年，随着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的加速，农民工进入城市教会，城
市里的农民工教会也在出现，城乡基督教才开始有了交流。
根据有关统计，1950年时，中国基督教共有22个派别，信徒总人数为1，005，699[
1]（而不是现在正式文件常说的70万）。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国基督教“两会”公布
的数字，到2006年，全国基督徒人数达1600万。[2]众多研究表明，这一数字没有把大
量家庭教会的信徒包括在内。
家庭教会究竟有多少信徒？目前这是一个无法准确回答的问题。因为，家庭教会自
身的不合法地位，迫使它们处于隐蔽或半隐蔽状态，即无法进行全面可靠统计的状态。
而且，由于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十分微妙，基督徒公开自己的信仰，有可能在许
多方面陷于不利或不便的境地。因此，中国基督徒的实际数字，这个最最基本的事实，
多年来竟然成了一个巨大的谜团。
有一些数字估计来源于家庭教会自身，或基督教研究学者，或海外信息。在这些估
计数字中，最高的认为中国基督徒人数约1·2亿，最低的认为约5千万，居中的数字为
约为7千万。一些研究基督教的学者测算，家庭教会成员大概是三自教会成员的三倍，
照此计算，家庭教会信徒的数量大概在3800万至9000万之间。[3]这个数字也得到家庭
教会领袖们的认同。[4]不过，根据最新的全国性调查数据，美国普度大学社会学系的
报告表明，当代中国有18%即近1.85 亿人自我认同为佛教信仰者，道教信仰者为1200万
，这还不包括大量的民间信仰者。而自我认同为基督信仰者（含新教与天主教）只有3.
2%，即最多只有 3300万人。[5]同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课题组公布的最
新数据显示，基督徒（新教）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8%，总体估值为2305万人 [6]。
根据于建嵘的调查，家庭教会的地区分布有一定的特点：主要集中于淮河流域和福
建、浙江等沿海地区。[7]从不包括家庭教会成员的中国各省基督徒人数排行榜来看，
2004年居于前四名的是：河南：500万，安徽：300万，浙江：近200万，福建：100多万
；它们分别占全国基督徒人口的23%、14 %、9%和6%。[8]这个排列与于建嵘的“两个信
仰带”（即淮河流域和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之说有吻合之处。事实上，家庭教会的
分布极其广泛，几乎可以说，在有基督徒的地方，就有家庭教会。
二．家庭教会产生的原因
1． 家庭教会的出现，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
值得反思的政策。
以北京的家庭教会为例。1958年前，北京全市有教堂64所，1958年要求全市信徒进
行不分宗派的联合礼拜后，全市只保留了所谓东、西、南、北4所教堂。现在北京市面
积达16，808平方千米（约等于半个台湾省），人口超过1400万（约等于丹麦、挪威、
芬兰三国人口的总和）。[9] 近年来官方统计说，北京的基督徒约有4~5万，其实如上
所述，未被统计的信徒要多出好多倍（至少数以十万计），而且还在不断增长。在这种
情势下，后来获批增加到9所（城区5所，郊区4所）但又很长时期没有增加的教堂数目
和规模，当然在以往很多年内，远远不能满足这么庞大的人群之宗教需要（至少1万多
或数万信徒才有一个教堂或教会可做崇拜），这就好像北京城几十年以前的道路体系，
远远不能满足如今这么庞大的车流之交通需要一样！
长期不变的行政限制政策与大量增加的民众宗教需求之间的矛盾，是家庭教会出现
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其他大城市与此类似。例如上海在1958年前尚有208所教堂，很快被压缩到22座，
以后更少。广州在1958年前尚有62所教堂，很快被压缩到9 所。即使这些大城市基督徒
人数不变，这么少的教堂也不能满足需求，那么，随着基督徒人数的增长，众多“家庭
教会”的出现，就几乎是必然的了。
2． 从历史上看，对于“三自”运动有不同看法，也是家庭教会出现的一个原因。
1950年代初，“三自”运动伊始，基督徒当中就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各种不同意见，不
会因为政治运动以及行政命令的压制而消逝，正相反，它们不仅延续下来，而且随着各
方面形势的发展而扩大与加深。
1949年以前，中国的基督教会（非天主教的新教教会）就已经宗派纷陈，早就是各
自为政。这种各教会相互独立、彼此并列的状态，既符合基督教（新教）的本质（不同
于天主教，在宗教上不接受任何人间权威约束），也属于基督教（新教）的常态（只有
横向的联谊关系，而无纵向的隶属关系）。但是这种常态在 1950年代被人为地打破了。
当时从大的方面来说，受西方影响较深的一些宗派和人士，在神学上持自由主义观
点，被称为自由派；主要由本土人士建立的一些宗派，在神学上持保守主义观点，被称
为基要派。二者在很多方面态度不同。首先，后者认为前者信仰“较不牢靠”，“较易
向强权屈服，也较易将基督教信仰重新诠释，以迎合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后者则
“不容易在信仰与世界观的问题上”，与流行的意识形态“相妥协”。
其次，前者“向来倚重差会的援助，自主性相对较弱”。而本土教派则比较独立，
“每个群体的内聚力强”，信仰形态“简单朴素，即使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下也较易生存
下去”。因此在1950年代的形势下，不少本土派教会不愿加入“三自教会”，而以家庭
教会的形式生存下来。
第三，本土教派在神学上的基要传统和排他性特点，使它们对任何“偏离信仰正统
的‘革新’行动都心存抗拒，它们认为三自教会在信仰上属‘不信派’，因而不愿意将
教派的管治权交付给它。”[10]
还有另外一些信徒，起初只是不赞同或不满意三自教会的状况，反对不分派别的联
合崇拜形式，希望恢复自己原来宗派的崇拜方式等等。由于三自教会得到政府支持，受
到政府管理而被称为“官方教会”，他们便要求摆脱政治或世俗对宗教的干预，自己独
立进行宗教活动，因此便产生了“家庭教会”。
当然，这些“家庭教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均遭到严重的打击，在文化大革命中不
得不停止了活动。
3． 改革开放之后的家庭教会，除了少数是上述原因产生的家庭教会的延续，更多
的都是由于其他原因而产生。在此我们仍然以北京为例来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首先是地理因素。在最近三十年中，北京市区“摊大饼”式地扩展，人口爆炸式地
增加，基督徒也在迅速增加。而市区和郊区仅有的几所教堂的修建或扩建，远远跟不上
北京城扩展的步伐，跟不上基督徒增加的速度。为了参加教会崇拜活动，许多人在周日
要花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辗转几趟公车才能到达最近的教堂，因此，大量基督徒
希望就近参加崇拜活动，是十分必然、极其自然的。第二，由于教育程度高的信徒不断
增加，对于教会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因为不满意三自教会某些水平不高的讲道而选择家
庭教会的信徒也就增多。第三，有些信徒希望有更亲密的“团契”生活，喜欢更亲和的
人际气氛，而家庭教会多半规模较小、人际关系密切、信徒能够分享宗教体验，恰好适
合这种需要。有些信徒选择家庭教会，干脆就是因为那里的朋友和熟人较多。第四，一
些信徒，尤其是在第三产业工作的信徒，其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周六与周日去
参加三自教会的崇拜活动，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一些专门在周一到周五活动的家庭教
会就自然出现了。第五，一些信徒（尤其是在国外受过教育或受洗的信徒）持有不同于
三自教会的神学观点，他们希望按自己的神学理解来进行崇拜活动。第六，“人以群分
”的社会心理，使一些信徒希望能够与自己身份或职业相近的信徒在一起，而按行政区
域划分、人多而杂的三自教会一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第七，许多家庭教会因为各种原
因（最基本的原因是聚会场所太小，无法容纳信众）而不得不分散，这常常意味着新的
教会产生、再产生。[11]
类似北京的这种状况在许多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都具有普遍性。在农村，上述交
通不便等等因素更为突出，因此以家庭住所为聚会点的传统更为悠久更为普遍。而且，
它们在政治运动中受到的冲击，相比于城市较不彻底，宗教活动的余地相对较大。更重
要的是，农村有许许多多无名的自由传道人，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生存环境下，为了传播
信仰，捐献住所、财产，有些还翻山越岭，走乡串寨。这些人每每受到地方政府或公安
机关的管制或打压，自然会形成与官员对立的态度，自然也反对“官办教会”，会组成
与“三自”对立的家庭教会。
三．家庭教会快速发展的原因
1． 家庭教会的快速发展，是诸多复杂原因的综合结果，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
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此，我们撇开基督教自身的教义、组织等特征不论（这些特征使之
传遍了所有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而仅仅从其与环境的关系分析其独特性，
这对于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快速发展有直接的影响。
宗教与环境的关系，可分为三个方面：宗教与社会之关系（首先是宗教与非信徒和
其他社会领域的关系）；宗教与宗教之关系（各种宗教相互之间的关系）；宗教与政治
之关系（首先是宗教与政府的关系）
2． 在与非信徒的关系上，基督教会的独特性，首先表现为其教义固有的传播特性
（耶稣让门徒“到普天下去”传播福音），这自然导致基督徒相比其他宗教徒有更高的
传教意识。在一些学者对北京基督徒的调查中，接受调查的543人中，有一半多认为传
教是“非常重要，因此总是积极参与”；而有超过40.7%信徒认为传教 “非常重要，但
是否参与要视情况而定”；相比之下，只有3.3%的人认为传教对于自己是“可有可无的
事”，在方便的时候，自己才会传教。只有一个信徒认为传教“与己无关，从来不参与
”。[12]这种传教意识和参与传教的现象，在农村更为普遍。
基督教会还有一个特点，可称为“上门服务”。以“农民工”信教为例。20世纪80
年代以来，已经有一亿多农村青壮年迁移到城市，现在他们的下一代也大量居住在城里
。[13]他们同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传统几乎断绝，在茫茫人海里难免感到陌生孤独。
他们工作沉重、报酬微薄、生存艰难，医疗、住房、儿女教育等等更无保障。他们生活
在社会底层，默默承受着歧视和不公。此外，在面对生存困境的同时，他们还面对着巨
大的诱惑——城市的繁华，物质的丰富，“城里人”喝咖啡、看电影、唱歌跳舞的悠闲
潇洒，年轻人在公众场合谈情说爱的自由开放……所有这一切，不仅与他们的生活状态
形成巨大的反差，而且对他们是一种极大的刺激。他们不但会感到迷惑和不满，而且可
能由不满而产生不平，由不平而产生愤恨，有些人甚至由此走向犯罪。这个生活在底层
的庞大人群，迫切需要认真的关注，需要真诚的帮助，需要精神的安慰。在这种情况下
，一些基督教团体，尤其是家庭教会，进入了这个许多人视而不见的人群，给出了它们
的关注、安慰和帮助。这种“上门服务”直接导致了农民工信徒的增加，这当然同时意
味着“家庭教会”的增加。
3． 在与政府的关系方面，基督教会特别是家庭教会的快速发展，同长期以来它们
在政策上受到的待遇有关。
这表现为三自教会受到各种管制，以及家庭教会受到各种压制。这些管制和压制，
事实上反而促成了中国基督教特别是家庭教会的快速发展。以至于有人戏称家庭教会受
到了政府的 “特殊照顾”。
三自教会受到的管制主要出自各级宗教局。这从各级两会的领导和财政，到牧师的
确定和薪酬；从各大神学院的课程和人事，到一些日常的宣传和事务，都能看到。此外
，三自教会还受到其他一些不合理的限制，例如，不能在新华书店发行《圣经》（其他
宗教的经书则可），不能在市场上发行自己的出版物，不能与家庭教会合作，在这类问
题上不能随便表态，等等。这种虽然地位合法，但是空间受限的处境，必然制约三自教
会的发展。以长沙这个大城市某一重要的基督教堂为例，十年间只有2千人受洗，同整
个基督教的实际发展不成比例。此外，许多地方的教产归还，拖延多年不能兑现，也造
成了三自教会发展的困难。例如贵阳城区基督徒两万人才有一个可容纳800人的合法教
堂，还属于D级危房，每个周日崇拜都人满为患。圣诞节期间，这个200多万人口的城市
里唯一的基督教堂周围，人群堵断了好几条路的交通。许多市民恰恰是因此，才注意到
基督教，才走上信仰基督教之路！
这种管制的表面效果，是控制了三自教会的发展，事实上却有助于家庭教会的发展
和信徒的增加。
家庭教会受到的压制，主要由公安机关出面。例如1983年、1996年、2001年等多次
全国性“严打”，形形色色的家庭教会均受连累。进入新世纪后，大规模的对家庭教会
的压制有所减少，但局部的、零散的、规模不等的打压，一直延续到现在。成都的“秋
雨之福教会”、上海的“万邦教会”、北京的“守望教会”、山西临汾的教会、广州的
“良人教会”等在2009年至2010年的遭遇可以佐证，其中上海和山西都出动了许多警察
，在山西甚至殴打信教群众，摧毁教会房屋。
北京“守望教会”的例子很说明问题。该教会300多名成员主要是高校师生，不但
同绝大多数家庭教会一样从不谈论政治，而且2005年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一公布，
立即主动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自身情况，请求登记。2008年5月11日，崇拜仪式遭到警
察冲击，然后信徒成员遭到本单位威胁；12日四川地震后的第一次聚会上，信徒即为灾
区捐款20万元，并涌现许多志愿者奔赴灾区。2009年政府有关部门对该教会的房东施加
压力，房东无奈于10月底撕毁租约，强迫教会搬出。11月1日北京下起多年未见的大暴
雪，信徒到海淀公园进行崇拜，但是从不关门的公园突然宣布关门，所有信徒只得在公
园门口空地上，在漫天大雪中进行崇拜！这一幕当然通过互联网传遍了全世界。11月8
日该教会牧师等领导人清早即失去自由，但几百名信徒又重演了一周前那动人一幕。尽
管再下一周，信徒终于获准进了临时租用的房子，但是在这种压制下更加团结的信众，
在极短时间内捐献了大笔资金，决心买下崇拜活动所需的房子。虽然房款已经交付，而
卖方在压力下至今没有交房，但是，这一事件迄今已经说明，强力的压制对一个温和的
家庭教会能产生多大的逆反作用。
对农村教会来说，这种压制还促使教会结构发生变化，使得原本各自为政的家庭教
会之间同病相怜、相互联系，甚至携手抗压；也迫使一些原本是家长制的教会逐步改变
为联合同工制，增强了适应外界和应付压制的能力。而且，地方政府的打压，还迫使本
地传道人离乡背井，到外地传教，从而加快了教会跨地区发展的步伐。另外，家庭教会
越受打压，就会获得越多的国际同情与海外支持，使其生存与发展不仅在道义上而且在
其他方面都更为有利。[14]
事实上，很多社会学理论和历史事实都说明，外部压力在很多情况下，反而会使一
些群体或团体抱团更紧，刺激出更强的生命力。前苏联东欧曾受高压的基督教和天主教
现在十分兴旺，相比之下，西欧几百年来未受压制的教会则萧条衰落。中国60年来的基
督教更是一大例证。2008年在关于家庭教会的学术讨论会上，一个家庭教会的领袖这样
说：1949年全国基督徒的人数是70万，“文革”打压之后变成700万，现在又变成7000
万，如果再压，就会变成7亿。此话虽然听来夸张，但是我们应该明白，在精神和信仰
领域内，行政手段或强制手段的确不能解决问题，而只能使矛盾激化，甚至起到相反的
效果。
四．家庭教会发展的趋势
1. 三十年来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变化，既有物质方面的，也有精神方面的。
精神方面变化的主要体现，是民众宗教信仰需求的增加，以及信仰表达需求的增加。对
于以往在思想上只有高度一统、对宗教只有否定批判的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来说，在温饱
基本解决之后，宗教信仰之需求和表达信仰之需求几乎可以说进入了一种饥渴阶段。这
种饥渴随着贫富差距的加大和社会不公的增加而加深。在这种状况下，各种宗教的复苏
和发展，是可以解释、可以理解的。但是事实上，在各种各样的宗教中，除基督教之外
，复兴与发展更为快速的，乃是佛教与民间宗教。佛教的发展有目共睹。根据浙江大学
宗教研究中心的调查，在1992年至1996年间，在浙江、河南、福建等基督教发展最快的
地区，民间宗教的发展更快。例如，民间宗教在建寺庙的速度上超过基督教建教堂的速
度，少则20倍，多达100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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