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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0882 | 1 【 以下文字转载自 Military 讨论区 】
发信人: smokinggun (硝烟), 信区: Military
标 题: Big fish！郑必坚等中国高层智囊如何成为西方情报机构的傀儡？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Fri Nov 18 23:31:11 2011, 美东)
http://xz8.2000y.com/mb/1/ReadNews.asp?NewsID=447422
郑必坚等中国高层智囊如何成为西方情报机构的傀儡
作者：穆林 来源：民声网（www.mshw.org）
在宋鸿兵等国际问题专家眼里，索罗斯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以及布鲁金斯学会、三
边委员会、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等组织，其本质都是【西方情报机构的傀儡】。事实上，
伊朗等反抗美帝霸权的国家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的安全机构都持类似观点，详见
《资料15：关于美国政治势力对我国思想与政治渗透的报告》。苏联亡党亡国，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西方情报机构通过类似组织控制了苏共高层身边的智囊，也就影响和控制
了苏联高层。
据完全公开的资料统计，中国目前很多高层智囊与上述组织关系密切甚至直接受其培养
而成并长期资助，有意思的是这些智囊其理念主张都是反对和仇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主张西方资本主义政经制度代表了人类普世价值。其中有郑必坚、吴建民、龙永图、
高尚全、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邹至庄、董辅礽、杨小凯、许小年、胡祖六、王岐
山、海闻、周其仁、周小川、易纲、楼继伟、荣敬本、厉以宁、林毅夫、樊纲、胡鞍钢
、吴晓波、张军、赵人伟、刘小玄、哈继铭、社科院副院长李扬、社科院副院长陈佳贵
、江平、贺卫方、蔡定剑、梁治平、于建嵘等。
详细资料如下：
资料1：“苏共意识形态专家” 毁灭苏联
资料2：“苏共意识形态专家”布尔拉茨基仇恨斯大林
资料3：布尔拉茨基简介
资料4：俄罗斯历史重大揭秘：中情局隐性控制苏共高层
资料5：宋鸿兵：统治世界的精英集团--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三边委员会
资料6：三边委员会亚太会议召开 郑必坚 吴建民参加
资料7：周小川与“三边委员会”
资料8：龙永图及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参加彼尔德伯格俱乐部
资料9：郑必坚、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战略与管理》离间中朝关系被封
资料10：布鲁金斯学会与中情局关系密切
资料11：郑必坚与布鲁金斯学会
资料12：福特基金会与共济会
资料13：触目惊心--受福特基金会培养资助的中国智囊
资料14：索罗斯们如何推动中国颜色革命
资料15：关于美国政治势力对我国思想与政治渗透的报告
资料16：中情局加紧渗透中国高校、学术机构、政府机关
资料17：恩道尔：1989年天安门鲜为人知的故事
资料18：案例解析：一个可疑的高层智囊郑必坚
资料1：“苏共意识形态专家” 毁灭苏联
【本书试图按顺序阐述信息心理战进程中的种种事件。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导致苏联
解体。战争并没有使用坦克进攻，也没有进行空袭，而是对社会意识展开了不间断的攻
击。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完全是“存在决定意识”了。更大程度上是意识受到的直接
影响对意识的操纵控制在发挥着作用。】《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P1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西斯派往各国的间谍也被称为第五纵队。战后时期在苏联的第
五纵队的基干，是那些在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人，他们通过潜移默化直接影响社会意识
。1948年以后，这些人逐步占据统治地位，到了50年代终于站稳了脚跟。本书使用的专
有名词“苏共意识形态专家” 指的就是这些人，因为正是这批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主
导力量有意或者无意地参与了反对我们国家的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
》P2
资料2：“苏共意识形态专家”布尔拉茨基仇恨斯大林
曾经担任过赫鲁晓夫顾问的自由派人士布尔拉茨基为了说明斯大林影响的扩大，在他的
一篇长文中写道：“应当承认一个很难解释的事实：一个幽灵，斯大林的幽灵，在俄罗
斯徘徊。”〔俄〕1997年5月22日《独立报》。
资料3：布尔拉茨基简介
《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一位高级顾问的回忆》作者 (苏)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
* 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作者简介：:作者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是苏联哲学博士，人民代表。他于50年代中
期获法学副博士后，进入了前苏共中央机关智囊班子，充当谋士，长期为赫鲁晓夫、安
德罗波夫、柯西金、苏斯洛夫等前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起草文件和讲话稿，在国内外政
策的制定方面为其出谋划策。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他离开了中央机关，到《真理报》社
、科学院等单位工作。戈尔巴乔夫开始执政后，他又复出。布尔拉茨基曾6次陪同赫鲁
晓夫、4次陪同戈尔巴乔夫出访。因此可以说，他是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政坛风云变幻
的重要直接见证人之一。
资料4：俄罗斯历史重大揭秘：中情局隐性控制苏共高层
俄罗斯历史学家О.А.普拉托诺夫在《俄罗斯荆棘之冠：共济会历史1731-1995年》一
书第25章“共济会一览”揭露，自1945年至1994年，原苏联体制内约有400名以上的党
政高级官员加入共济会或隶属共济会的国际组织（如“彼得伯格俱乐部”、“大欧洲”
委员会、“国际俄罗斯俱乐部”等），其中包括最高领导人如M.戈尔巴乔夫、A.雅科夫
列夫、Э.谢瓦尔德纳泽、Б.叶利钦等均是国际共济会会员。
该书披露大量事实，讲述了共济会秘密组织以及中情局（CIA是隶属美国共济会体系的
情报和行动机构）斥巨资在苏联寻找和培养利益代理人的详细内幕，以及这些美国利益
代理人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
现将该书有关内容摘编如下：
一
一些苏共领袖与共济会建立联系，并非始于80年代改革时期，而是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
的60和70年代。
戈尔巴乔夫与共济会的最初联系，可能是发生在他在意大利休假时期。А.Н.雅科夫列
夫与共济会的联系是他在美国和加拿大出任大使的期间。
有关戈尔巴乔夫作为“自由石匠”（即共济会员）身份的消息，1988年2月1日 首先在
德国一份发行量不大的杂志《光明普照》（“Больше света”）上被透露
。类似消息也披露在纽约的报纸《新俄罗斯言论》（“Новое русское с
лово”，1989年12月4日) 。该报甚至得意地刊登了一幅照片，图中美国总统布什
和戈尔巴乔夫见面时，互相做出典型的共济会密语手势。
但关于戈尔巴乔夫共济会身份最有分量的证明，是关于他与世界共济会高层代表的密切
接触，和1992年所披露的戈尔巴乔夫是共济会最高国际机构“彼得伯格俱乐部（三边委
员会）”的成员。
据西方透露，戈尔巴乔夫和三边委员会联系的中间人是著名的犹太金融家、共济会高级
会员、以色列特工机构“摩萨德”的著名间谍索罗斯。由于与“摩萨德”的关系，70--
80年代索罗斯曾被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驱逐出境。
共济会资金供养的美国情报机构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招募了一批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的苏联实习生，其中包括未来的“改革”领导人A.雅科夫列夫以及O.卡卢金。
前苏联克格勃主席B.克留奇科夫的回忆录指出：在克格勃档案中至今保留着50年代雅科
夫列夫、卡卢金留学时代与中央情报局基干人员的合影。（《青年近卫军》，1992年10
月）但克格勃当时并没有弄清中央情报局是否招募了他们，还是只限于一般性接触。
早在80年代，雅科夫列夫就在《文学报》发表的文章，抨击俄罗斯民族复兴活动。雅科
夫列夫号召对俄罗斯民族复兴思想的代表人物进行行政镇压。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
代，这一镇压被付诸行动了。
70年代初，雅科夫列夫被苏联外交部任命为驻加拿大大使，在那里，他与加拿大总理、
著名共济会员特鲁多建立了特殊的关系。看来，正是在那一时期，他加入了与世界共济
会秘密组织成为“兄弟会”的一员。众所周知，正是雅科夫列夫成为戈尔巴乔夫时代“
新思维”的核心思想人物，这并非偶然的。
20世纪60和70年代，苏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周围，出现了一个改革思想家集团，该集团成
员包括：Ф.М.布尔拉茨基（1964年前），Г.Х.沙赫纳扎罗夫，Г.И.格拉西莫夫，
Г.А.阿尔巴托夫，А.Е.鲍文。这些党的意识形态顾问们，在马克思主义的外壳下，
贩卖亲美主义的新思维。他们推动国家政治领导人采取了导致苏联灭亡的第一批措施。
在这些改革智囊人物中，俄罗斯社会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Г.А.阿尔巴托夫
是代表和典型，当时，他积极推销亲美国的政策。苏联解体后美国副国务卿塔尔博特表
彰说：“自70年代起，阿尔巴托夫先生就是美国在苏联最好的朋友。”
二
70年代共济会资助的未来学组织”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了著名的报告《增长的极
限》。该报告的数据表明，全球资源正在以灾难性的速度随人口增加而急剧减少，西方
国家正面临着不得不削减福利水平的威胁。
在秘密犹太共济会组织领导人的秘密会议上，共济会关于必须谋建世界新秩序的古老纲
领再次被强调。根据这一纲领，必须掌控整个世界的控制权，为西方少数国家的利益制
订专门的计划对地球资源实施管理和控制。苏联是建立这一全球秩序道路上的主要阻力
，必须摧毁。而与此同时，苏联国土上又存在着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资源。
为此目标，70—80年代，美国加速在苏联推进培养利益代理人的计划。
1980年代克格勃获悉这一计划并就此向苏联政治局提交了专门文件，其名称是《关于中
央情报局在苏联公民中招募利益代理人的计划》。该报告指出：
“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得到的准确材料，最近，美国中央情报局根据其专家关于苏联今
后发展道路的分析和预测，正在制订加强瓦解苏联社会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敌对活动
计划。为达到这些目标，美国情报部门提出任务，从苏联公民中招募利益代理人，对他
们进行培训，之后把他们输送到苏联政治、经济和科学管理部门。
中央情报局还制订了对利益代理人单独培训的计划，以使他们得到从事间谍活动的技能
，对他们进行集中的政治和思想工作。除此之外，培训这类代理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教
授国民经济领导层管理方法。
美国情报部门领导人计划有目的地和坚定不移地寻找具备担任管理机关行政职务人品和
业务素质，并能够完成（苏联的）敌人确定的任务的人员，不管花费多大。
同时，中央情报局还考虑，一些执行破坏（苏联）国民经济政策和扭曲（苏联）领导指
示任务，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的个别利益代理人的活动，将由在美国情报机构框架内建立
的统一的中心进行协调和安排。 根据中央情报局的意图，利益代理人有针对性地活动
应促进：为苏联内政制造某些困难；遏制苏联经济的发展；对苏联陷入绝境的领域进行
科学研究。
在制订上述计划时，美国情报机构已考虑到，苏联与西方日益增加的接触，为计划在当
前条件下的实施，创造了良好的前提。
根据直接在苏联公民中从事招募利益代理人工作的美国情报人员的讨论，目前美国特工
机构实施的计划将促使我国社会各个生活领域发生质的变化，首先是经济领域。而最终
将导致苏联接受许多西方的思想。”（《苏维埃俄罗斯报》，1992年3月3日发表了上述
报告）
秘密的犹太共济会组织制订了针对苏联的具体计划以及细节。根据拉脱维亚外交部提供
的材料，仅在1985-1992年之间，西方（首先是美国）为“苏联民主化进程”（即消灭
俄罗斯）投资900亿美元。这些钱包括购买官员服务，培训利益代理人和为他们活动支
付报酬，购买特别的技术设备、资料和聘请教官等。
共济会用大量金钱支付苏联利益代理人的费用，包括：支付他们出国的旅费，国际消费
以及各种基金会为书籍出版和文章的发表而提供高额稿酬，演讲和讲课费等。正是在80
年代中期，这些代理人的活动特别活跃。尤其是在莫斯科。
三
克格勃情报向戈尔巴乔夫提供了上述培训美国利益代理人的机构，揭露这些机构培养的
“毕业生”名单，但戈尔巴乔夫拒绝采取任何措施制止叛变者的活动。
不仅如此，他还千方百计为俄罗斯共济会“教父”A.H.雅科夫列夫打掩护和辩护，尽管
来自情报部门的有关雅科夫列夫的揭露铁证如山。
前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在苏联解体后悲哀地指出：
“1990年，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情报和反间谍机构，从几个不同的可靠渠道得到了关于
A.H.雅科夫列夫的令人极为担忧的情报。根据西方特工部门的评价，雅科夫列夫持有利
于西方的立场，可靠地抵御着苏联的‘保守’势力，在任何形势下都可以坚定地寄希望
于他。但看来西方认为，雅科夫列夫应有更加坚决和积极的表现。一个美国代表受委托
与雅科夫列夫进行了一次相关的谈话，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希望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东
西。但是在得到这一情报后，戈尔巴乔夫拒绝采取任何措施。”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早与犹太共济会组织融为一体。未来的历史学家还将揭示一些政治
家和思想家变为国际共济会活动家的具体细节。
可以有把握地说，存在收买和行贿问题。 比如，戈尔巴乔夫办公室主任博尔金承认，
苏共中央总书记接受过贿赂，包括接受来自韩国的贿赂。有消息称，1990年美国侵略伊
拉克期间，谢瓦尔德纳泽因执行亲美政策而得到300万美元的贿赂。普里马科夫也得到
了美国的巨额金钱奖励。还有关于进行讹诈和利用苏联领导人中人性弱点的信息。
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终将会真相大白和公诸于世，包括细枝末节。在所谓改革时期，
苏共的管理体制，几乎全班人马地改变为两套相互补充和相互交织的秘密权力机构：国
际共济会机构和黑社会式的企业家机构。正是这些机构逐步控制了国家的政权。
四
索罗斯于1987年建立了所谓“索罗斯基金会——苏联分会”，该基金会又派生出苏美“
文化倡议”基金会。
索罗斯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和积极分子有著名的Ю.阿法纳西耶夫，《旗帜》杂志主编Г.
巴克拉诺夫，思想家Г.扎斯拉夫斯卡娅，著名律师马卡罗夫，宪法法院法官Э.阿梅基
斯托夫。
利用索罗斯的资金支付了一些政治家的解体苏联的政治活动，他们在解体苏联的过程中
扮演了可悲的角色。特别是Ю.阿法纳西耶夫。1990年索罗斯资助了以Г.亚夫林斯基为
首的“500天”计划制订小组，该计划旨在搞垮苏联经济。之后又资助了哈佛大学经济
学“盖达尔计划”的成员——盖达尔后来成为总理，推行了导致苏联经济崩溃的500天
”萨克斯休克“计划。索罗斯基金还资助了大量新闻记者和电视主博的反苏活动，培训
了一批“独立的电视媒体”专家。
1989年，索罗斯在苏联《旗帜》杂志发表文章，号召与俄罗斯民族主义斗争，称俄罗斯
民族主义为新世纪和全球化运动的最大威胁。
索罗斯基金会代表机构网点的发展，在苏联没有受到任何限制。索罗斯基金会的大部分
人员是共济会积极分子和西方特工机构间谍二合一人物。由于得到戈尔巴乔夫的支持，
他们拥有巨大的权力。
根据媒体报道，“索罗斯80——90年代是莱茵河畔到乌拉尔山脉广阔土地上最有影响力
的人物”（《在国外》，1993年38期，10页）。索罗斯基金会的活动，旨在用共济会意
识形态改变人们的世界观，灌输西方的生活方式，将俄罗斯的大批知识精英输送引流到
美国。
观察索罗斯基金会多方面的活动，人们不仅为它们的规模，也会为计划的缜密性而感到
惊讶。不能不意识到，索罗斯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影响力超强的组织。
只是经过若干年后人们才得知，威力无穷的索罗斯基金会其实只是一个可以称之为“托
儿”的组织——这个基金会后面的真正主体是共济会。
五
戈尔巴乔夫成为共济会”彼得伯格俱乐部”成员的确切时间是在1989年1月份。苏联变
革的这位主要设计师，在这一年与作为“新世界设计师（石匠大师）”和“新世界秩序
”构建者的“兄弟会”国际高层成员们的在莫斯科举行会见。
其中包括彼得伯格俱乐部（三边委员会）的执行主席大卫·洛克菲勒，亨利·基辛格（
共济会"圣约信徒"会的领导人），Ж.贝尔特朗，吉斯卡尔·德斯坦以及中曽根康弘。
而作为为秘密犹太共济会信仰另一方的出席人，除М.戈尔巴乔夫外，还有А.雅科夫列
夫、Э.谢瓦尔德纳泽、Г.阿尔巴托夫、Е.普里马科夫、В.梅德韦杰夫(编者注：一
般为了区分翻译为迈德韦杰夫或麦德韦杰夫，为当时苏联第一副总理，并非目前苏联领
导人)及其他一些人。通过一系列秘密会谈，制订了绝密的联合行动协议，其性质当时
很少为人知道。
但这一年底，当戈尔巴乔夫率领曾参加与彼得伯格俱乐部（三边委员会）会见的原班人
马在马耳他岛与布什总统会见时，一切就完全揭晓。
“许多专家认为，马耳他是戈尔巴乔夫与布什达成根本性协议之地，该协议不久就导致
了苏联解体和东欧阵营的剧变”。正是在马耳他——马耳他”圣殿骑士团“的首府，他
们签署了重要的历史性协议。
而戈尔巴乔夫作为三边委员会和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也成为马耳他骑士团勋章获得
者——这象征着共济会与同意背叛祖国的苏共领导人之间关系进入一种新阶段。
1990年是俄罗斯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一年。在很短的时期内发生了国家管理制度的变化。
利用过渡时期，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前政治局战友们（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梅德
韦杰夫、普里马科夫等）掌控了政治局。
如果以前政治局中有所谓保守势力，那么，在新的条件下再没有人能够限制他们。许多
国家防卫机构被有意识地撤除和破坏，取而代之的是秘密的影子权力机构——俄罗斯共
济会分会和组织的大规模建立。
六
苏联国土上出现的第一个正式的共济会机构是国际犹太共济会分会"圣约信徒会"。该分
会是根据共济会领导人之一亨利·基辛格的请求建立，得到了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批准。
1990年4月法国共济会大东方社主教拉加什在一次记者会上说，许多俄罗斯人加入了他
领导的大东社。
晚些时候，拉加什又表示，在前社会主义集团国家建立共济会的过程中，“在俄罗斯我
们不得不采取特别谨慎的措施”。
根据拉加什的说法，他首先与俄罗斯驻巴黎使馆一等秘书Ю.鲁宾斯基建立了联系。Ю.
鲁宾斯说，在原苏联地区重建共济会现在已完全可能，虽然不会没有来自社会舆论的阻
力。
“我们不怕冒险”，拉加什说，“但是正如我说过的那样，这必须极度保密。”（《苏
维埃俄罗斯报》，1993年9月9日）
其他共济会分会领导人也在叶利钦掌权之后也公开地谈到如何在前社会主义国家，首先
是俄罗斯，培养共济会的骨干力量。
一位目睹者称：听他们讲述后不难想象，共济会成员对在西欧，特别是在巴黎出差的社
会主义国家的公民进行秘密招募工作已经多年。当然，回国之后，他们决不会无所事事
。实际上，每一个分会都有专门的机构负责对这些精神叛逆者进行工作。
1989年5月，巴黎的犹太月刊杂志"L'Arche"刊登消息称，1988年12月23-29日，以马克
·阿伦会长为首的法国"圣约信徒会"分会21人组成的代表团造访莫斯科。在访问期间组
建该会的第一个分支机构，5月份成员已达63人。当时，还在维尔纽斯和里加建立了两
个分支机构，之后，在彼得堡、基辅、敖德萨、下诺夫哥罗德、新西伯利亚市也建立了
分支机构。
自1989年开始，共济会会员们发动了一场广泛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公开的宣传共济会破
坏性思想和在俄罗斯招募新成员的运动。进行所谓“外在化”运动，在这一运动的框架
内，共济会会员在大礼堂、报刊、广播和电视上举办讲座，做报告。
1991年3月中央情报局资助的“自由”电台号召苏联居民与他们建立联系并加入共济会
分会。进行转播的Ф.萨尔卡扎诺娃通知了共济会地址。按该地址，苏联公民可以加入
共济会巴黎分会。该分会不是普通的分会，是专门为“加速俄罗斯共济会发展”和重建
那里的“共济会机构”而建立的分会。为了使该分会更有吸引力，共济会弄虚作假，称
该会为“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尽管他们完全清楚，伟大的俄罗斯诗人
从来不是共济会员）。该分会的成员们发表讲话号召以美国为样板对社会进行道德和精
神的完善，而美国的基础“一开始就是共济会原则”（《俄罗斯通报》，1993年）。
响应“自由”电台关于加入共济会号召的信件纷至沓来。向法国共济会投寄的信件来自
维尔纽斯、巴库和基辅。而后对候选人进行了单独的工作。通过挑选和检查后，为候选
人举行入会仪式，成为共济会新会员。
七
法国共济会大东社团长拉加什1991年9月曾说：法国的共济会员们竭尽全力“为在东、
中欧民主化建设增添砖瓦”。
根据他的讲话，大东方社为此拟增加必要的物资和财政力量（《消息报》，1991年9月
13日）。经过一段时间，大东方社团长来到莫斯科，之后又造访了彼得堡，以规范地组
织共济会的工作。
同时进行工作的还有共济会法国大民族分会。1991年4月，该会发展了两名俄罗斯公民
，他们成为俄罗斯共济会分会“北方之星”的组织者（《莫斯科真理报》，1993年9月2
日）。
1991年八月政变开始前夕，俄罗斯共济会分会“普希金”会的一位会员来到莫斯科，他
是1922年从敖德萨侨居国外的犹太人（其名字对外保密）。随同他来莫斯科的还有该分
会8个会员。这位共济会特使在8月30日开办了新的分会“诺维科夫”。共济会《苏格兰
宗教礼仪期刊》对“法国大民族分会推动的”这一事件表示欢迎。该期刊写道，“这意
味着，在东方集团人民中，蓝色分会和苏格兰宗教礼仪最高委员会的逐渐恢复，前进了
一步。”（《天主教研究》，1992年7月）
由于1991年8-12月政变，秘密犹太共济会组织在俄罗斯的计划实现了。大批共济会成员
成为叶利钦政权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叶利钦政权的政策提供指导和顾问。
在美国，共济会为这一计划开办了一个新的活动中心，取名为“俄罗斯之家”，由俄罗
斯共济会代理人Э.洛赞斯基领导。当然，这个中心所有将在俄罗斯推行的重要决策，
都是由国际犹太共济会中枢和中央情报局所设计的。
（注：以上资料系根据马维先先生译文摘编）
资料5：宋鸿兵：统治世界的精英集团--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三边委员会
我们最好自下而上地来建造“世界秩序的大厦”，而不是相反。终结国家主权（的工作
），可以用一点一点进行蚕食的办法，这会比老办法更快地达到我们的目的。[6.18]
里查德.加纳《外交事务》杂志，１９７４年４月
1992 年7 月16 日，当克林顿在民主党大会上接受竞选总统提名后，发表了一番并无新
意的有关团结、理想、人民和国家之类的高调。但是在演讲结尾，克林顿突然提到了他
在乔治城大学读书时代的恩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卡洛.奎格雷（Carroll Quigley）对
他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与肯尼迪总统对他的影响相提并论[6.19]。克林顿在随后的总
统生涯里反复提到卡洛.奎格雷的名字，那麽究竟卡洛.奎格雷的什麽主张让克林顿如此
刻骨铭心呢？
原来奎格雷教授是研究英美秘密精英组织的权威，他认为这些秘密组织决定性地影响了
世界上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换句话说，奎格雷教授是一位“阴谋论”大师。
奎格雷教授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在布鲁金斯智库、美国国防部、海军部任职，并与众多
中央情报局的高官过从甚密。作为“圈内人”的奎格雷曾大量接触最高机密的文献和秘
密档案，他对英美极少数统治精英对全世界命运安排的“理想”并不反感，只是对其中
的一些具体做法持有保留态度，再加上他的研究晦涩深奥，所以并没有遭到“主流”学
者的围剿，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他长达20 多年的研究工作中接触过大量绝密文献，美国
史学界没有第二个人有机会重复他的研究，所以他的著作鲜有挑战者，只要他的学说不
危及同时代的当权者，精英圈子也没有必要动他。
在奎格雷教授看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协会,美国外交协会（CFR），彼尔德伯格俱乐部
（Bilderberg Group），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显然是世界政治精英
操纵世界局势的核心组织。拥有3600 名会员的外交协会相当于美国的“中央党校”，
加入该协会就等于迈进美国政界的大门，成为未来世界政策的制定者。彼尔德伯格俱乐
部加上了欧洲的精英分子，而拥有325 名会员的三边委员会加上了日本和其它亚洲国家
的精英分子。美国外交协会的重量极成员往往也是其它组织的成员。这些组织中的精英
们包括叱诧世界风云的重量级人物：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JP 摩根国际委员会
的戴维·洛克菲勒、纳尔逊·洛克菲勒、英国菲利普王子、在肯尼迪总统政府内任美国
国防部长后来又任世界银行总裁的麦克纳马拉、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法国前总统（
和欧洲宪法的主要制订者）德斯坦、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费尔德、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
布热津斯基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还有就是一代宗师凯恩斯。国际银行家正是这些组
织幕后的大老板，罗斯切尔德家族主持了很多届彼尔德伯格会议。1962 年和1973 年在
瑞典度假圣地萨尔特舍巴登的会议由沃伯格家族主办。
正在读大学的克林顿听了恩师的指点立刻悟出要想在政界出人头地，个人奋斗注定会失
败，必须进入权力核心的圈子才能达到“好风凭借力，任我上青云”的境界。
果然，克林顿先后加入了三边委员会和外交协会，还是“罗德学者”（Rhodes Scholar
），这是一个专门培养未来“世界政府”重要“干部”的培训班。克林顿在1989 年加
入外交协会，１９９１年，时任阿肯色州州长的克林顿又出现在当年在德国召开的彼尔
德伯格俱乐部年会上[6.20]，要知道美国有众多的大州州长削尖脑门儿想要参加这个“
超级精英聚会”，果然仅１年之后，名不见经传的偏远的阿肯色州州长克林顿竟然击败
了英名赫赫的老布什而当选总统，难怪克林顿对恩师的教诲念念不忘。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Bilderberg Group)
“如果那些年我们就向公众开放，我们就不可能为世界制定发展计划。不过，世界越来
越复杂，并准备向世界政府迈进。由知识精英和世界银行家组成的超国家主权实体肯定
好过过去数世纪实践的国家自决。”[6.21]
戴维·洛克菲勒1991 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名字取自荷兰一家旅馆，由荷兰的伯恩哈
德亲王（Prince Bernhard）于1954 年一手创立。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是美国外交协会的
“国际版”，由美国和欧洲的银行家、政治家、商业领袖、媒体巨擎和著名学者所组成
。他们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由罗斯切尔德和洛克菲勒逐一捡选出来的，这些人很多同时
又是美国外交协会、朝圣协会（Pilgrims Society）、圆桌协会（Round Table）、和
三边委员会的成员。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是包括欧盟在内的几乎所有欧洲联合机构的策源
地，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世界政府。[6.22]
该组织最大的特点就是“神秘”。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总部设在荷兰西部的莱顿市（Leiden），甚至还有电话号码。
但没有网站。少数独立侦探，如英国的东尼·戈斯林（Tony Gosling）或美国的詹姆斯
·塔克（James Tucker）要费尽心机才能获得有关彼尔德伯格会议位址和议程的消息,
塔克跟踪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长达30 年。塔克出版了一本关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书。
历史学家皮埃尔·维勒马雷斯特（Pierrede Villemarest）和记者威廉·沃尔福（
William Wolf）已经联合出版了《拒不让公众了解的事实和
纪事》（Facts and Chronicles Denied to the Public），其中卷1 和卷2 讲述了彼
尔德伯格俱乐部的秘密发展史。比利时社会学家吉尤因斯（Geoffrey Geuens）所著的
一本书有一章也是专门讲述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
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前副主席、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达维格农（
Etienne Davignon）坚持说“这不是资本家操纵世界的阴谋”。法国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加入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长达近30 年的蒂埃里·蒙布利亚尔（Thierryde Montbrial）
说这只不过是个“俱乐部”而已。例如，彼尔德伯格2002 年会议的正式新闻稿说，“
俱乐部的唯一活动是举行年会。会上不提出任
何决议，也不进行投票，不发表任何政策声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只是一个“灵活、
非正式的小型国际论坛。与会者在论坛上可以发表各种不同的观点，增进彼此了解。”
英国经济学家威尔·赫顿（Will Hutton）说，每届彼尔德伯格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是
“制定世界政策的前奏”，他的这个说法相当接近事实。彼尔德伯格会议上做出的决定
稍后会成为8 国峰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既定方针。
媒体在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面前总是温顺得像沈默的羔羊。2005 年，《金融时报》以典
型的手法抢先报道，对沸沸扬扬的阴谋论淡化处理。
事实上，任何质疑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俱乐部的人都会被嘲笑成阴谋论者。英国议员或
美国决策者等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说它“只不过是一个讨论问题的地方”，一个人人
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论坛。
恩达尔（FWilliam Engdahl）在其《百年战争：英美石油政治和新世界大战》（A
Century of War:Anglo American oil politics and the New World War）一书中详细
讲述了1973 年在瑞典召开的彼尔德伯格会议上发生的一段鲜为人知的辛秘。在布雷顿
体系崩溃之后的最初几年里，美元的地位在世界范围内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与黄金脱钩
之后，美元的信誉和价值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在世界金融风暴之中随风而逝。当时的
国际银行家还远未做好世界货币的准备工作，思想和理念也极度混乱，１９６９年“隆
重”推出的世界货币“特别提款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根本无人问津。眼看局面即将
失控，国际银行家们在１９７３年的彼尔德伯格会议上紧急磋商，试图遏制当时世界金
融的危局，重新挽救美元的信心。美国的金融战略家沃特.雷维(Walter Levy)提出了一
个大胆而惊人的计划，放手让世界石油价格暴涨４００％，并规划如何从中牟取暴利。
大石油公司和大财团的８４名成员参加了是次会议。恩达尔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权贵聚
集在彼尔德伯格目的是使权力平衡重新向有利于美国金融利益和美元的方向发展。为了
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决定利用他们最珍视的武器－全球石油供应的控制权。彼尔德伯格
俱乐部的政策就是引发全球石油禁运，迫使全球油价激增。从1945 年起，按照国际惯
例，世界石油以美元定价，原因是美国石油公司控制着战后石油市场。因此，全球油价
突然上涨意味著世界对美元（用以购买必需的石油）的需求相应激增，从而稳定美元货
币的价值。[6.23]
基辛格用“源源不断的石油美元流入”来形容油价飙升的结果。
三边委员会
“我们的国家能够拥有伟大的民主制度，我们也能够创造大量的财富并使它们积聚在极
少数人手中，但是我们不可能两者同时拥有。”
路易斯.布兰德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显然是三边委员会的核心人物，也是戴维.洛克菲
勒的智囊。在他的建议下，洛克菲勒决心将“将世界上最优秀的大脑整合起来解决未来
的问题”。该想法在１９７２年初被首次提出，并在１９７２年的彼尔德伯格年会上，
被“集体”广泛讨论并接受下来。
布热津斯基在１９７０年出版了著名的《两个时代之间》（Between Two Ages） ，呼
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世界政府，该书被认为是三边委员会的“圣经”。洛克
菲勒基金会与福特基金会理所当然地“慷慨解囊”，从财务上大力支持三边委员会的运
作。
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均是北美、西欧和日本的一些大银行家、大企业家和著名的政界人物
，纽约、巴黎、东京分别设了三个总部，由这三个地区各出一人担任主席。
纽约总部的主席理所当然是戴维·洛克菲勒先生。布热津斯基便成为这个总部主持日常
工作的执行主任。
布热津斯基曾向戴维·洛克菲勒力荐时任佐治亚州州长的卡特加入三边委员会，卡特在
戴维洛克菲勒亲自提名下，被破格吸纳进三边委员会。这是他五年后能跨上白宫的台阶
所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大步，也是他和布热津斯基成为莫逆之交的基础和开端。
年青时代的克林顿在恩师奎格雷的指点之下，一直努力向三边委员会和外交协会等组织
积极靠拢，最终实现了他的总统梦。
三边委员会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一样都是美国外交协会的外围机构，最机密和最重要的
决策只是在伦敦和华尔街极少数人的圈子里敲定下来。三边委员会和彼尔德伯格俱乐部
起到的是“统一思想”、“协调步伐”的作用。
三边委员会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不遗余力地宣扬“世界政府”和“世界货币”的宏伟理想
，最终为一个伦敦－华儿街轴心控制之下的“新世界秩序”铺平道路。
１９７５年三边委员会在日本东京召开，在一份名为《重塑世界贸易与金融概要》（An
Outline for Remaking World Trade and Finance）报告中指出：“紧密的三边（美
、欧、日）合作，维护和平，管理世界经济，培育经济发展，和减少世界贫困，将增加
和平过渡到一种世界系统的机会。”
三边委员会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吸纳了当时的经济后起之秀日本的
诸多知名企业家和银行家，扩充了“世界精英”的基础。国际银行家们非常懂得不断“
吸收新鲜血液”对未来的“世界政府”“世界货币”和“世界税收”这一“伟大事业”
的重要性。后来随着亚洲其它国家和地区逐步发展起来，这些地区的“精英分子”也成
为国际银行家们青睐的对象。
问题不是一个“世界政府”到底好不好，而是谁主导这个“世界政府”，它是否能真正
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富裕和社会进步。从２００多年来的社会实践来看，普罗大众似
乎指望不上“精英们”的许诺。
经过许许多多的战乱和衰退，小老百姓们终于搞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经济自由，政治
自由只是摆设；没有经济平等，民主制度也就失去了根基，成了任金钱玩弄的道具。
如果说自由的本质就是人民能够拥有选择的权力，那么未来的“世界政府”的道路只有
一条，“世界精英”已经替世界人民选择了好了。按照保罗.沃伯格之子，银行家杰姆
斯.沃伯格的话说：“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无论人们是否喜欢它。唯一的问题
是这个世界政府究竟是经由（和平的）共识或是（武力的）征服来产生。”
资料6：三边委员会亚太会议召开 郑必坚 吴建民参加
2005年11月28日 中国青年报
本报北京11月27日电 (本报记者 王冲) 1981年“三边委员会”在中国举行会议时
，大家谈的是如何对付苏联的威胁；24年过后，这个声名显赫的委员会再次回到北京开
会，“中国和平崛起”成了讨论热点。
11月25日～27日，“三边委员会”亚太工作组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委员唐家璇设
宴款待，外交部长李肇星到会发表演讲。国内知名智囊人士郑必坚、胡鞍 钢、王缉思
、秦亚青均发表演讲，向美欧前政要、智库人士解答了“中国崛起为什么是和平的”这
个问题。
前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评价说，这次会议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
的地点召开的一次会议，有助于各国了解关于中国崛起的第一手信息。与会的中国人民
大学金灿荣教授认为，虽然通过一次会议未必就能改变别人的看法，但交流一下总没有
坏处。
吴建民：2005年是“中国崛起年”
2005年，西方媒体史无前例地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大篇幅、立体式报道，中国问题研
究也成了国际学术界的热点。
“2005年将作为中国崛起年被大家记住。我参加了不少国际学术会议，无论主题是
什么，大家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吴建民说。
对中国的崛起，有人欢呼，也有人害怕。在吴建民看来，中国的崛起还处在“初级
阶段”，是在东亚崛起的大背景下实现的。面对来自各国的智囊人士，他解释说，中国
崛起最重要的特征，是和世界其他国家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2004年，中国对全球经济
增长的贡献是23.6%，美国的贡献是35.7%，但美国的经济总量是中国的7倍。他的结论
是：中国崛起不对任何人构成威胁，而是对所有各方都有贡献。
郑必坚：“中国龙”不是“北极熊”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郑必坚告诉与会的各国
前政要，中国和平崛起所做的只是基于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梦”，不是人
均消费25桶石油的“美国梦”，不是近代以来曾经有6000多万人向海外移民、到处建立
殖民地来实现自身发展的“欧洲梦”，也不是搞军备竞赛、输出革命的“苏联梦”。“
我们只输出电脑，不输出革命。”郑必坚被视为中国最重要的政策分析家之一，上世纪
90年代中期在美国演讲时就提出过和平崛起的理论。
郑必坚引述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的话概括中国和平崛起的内涵：中国的和平
崛起不会给任何国家造成威胁，而是要用富有活力的高尚的民主文化，去点燃人类文明
之光。郑承认，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一些干部群众包括青年学生出现了心态膨胀
，必须予以引导，使中国既成为政治、经济大国，又使人感觉可亲可近。
郑必坚演讲的主题是“当代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中华民族的复兴是文明的复
兴”。“‘中国龙’决不会成为冷战时代的‘北极熊’。既然这样，人民对于中国的和
平崛起还有什么可担心、可忧虑、可害怕的呢？”他问道。
世界担心中国什么？
当人们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时，当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遭遇政治瓶颈时，当中国纺
织品出口规模被迫收缩时，中国国内有些人不理解：世界到底担心中国什么？
外界担心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会耗尽世界能源。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
心主任胡鞍 钢在题为“中国崛起的五大规模效应”的演讲中指出，中国的能源需求给
一些国家带来了机遇，同时也会给一些国家带来挑战。他认为，中国有足够的能力和手
段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减少对外界的负面影响。“中国崛起不仅改变了中国，同时
也在重塑世界。”胡鞍 钢说。
郑必坚则提醒各国政要注意一个细节：中国在人均消费石油不到1.5桶的情况下，
还提出“十一五”期间把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降低20%。
中国崛起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中日摩擦问题，也被外界所关注。“三边委员会
”亚太组主席小林阳太郎认为“中国不是威胁”，他告诉记者：“中国不应该被看作威
胁。没有中国经济的增长，没有中国接纳这么多日本公司，过去几年的日本经济不可能
取得这么快的增长。”他认为，中日摩擦是长期的、结构性矛盾，只不过最近几年表现
得特别明显罢了。
“三边委员会”北美组主席托马斯·福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美国不愿看到中日
政治关系冷却，亚洲的未来应由中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决定。
对于复杂的中日、中美关系，郑必坚开出了O＆P药方———O代表大局意识(
OverallSituation)，P代表务实精神(Pragmatic)。他说：“有了大局意识和务实精神
，就可以促进各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三边委员会
“三边委员会”是由洛克菲勒、布热津斯基等人于1973年发起成立的著名政策协调
机构，其成员包括北美、欧洲、亚太地区的350多位政界、企业界和学术界的重量级人
物。该委员会每年都会就全球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等问题进行研讨，形成政策建议
。值得一提的是，西方七国首脑峰会(G7)机制，就是在“三边委员会”倡议和推动下建
立的。 (王冲)
资料7：周小川与“三边委员会”
http://finance.qq.com/a/20080523/000962_2.htm
《商务周刊》2007年11月
十七大召开之际，《华尔街日报》最关心的人除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外，恐怕就是
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一篇署名《周小川或将离任，未来平添变数》的分析文章中，《华
尔街日报》高度评价了这位清华大学博士的功绩：“5年前担任中国央行行长以来，周
小川不断推进对银行业的整顿，对希望更多参与中国市场的外资金融机构放宽了限制。”
文中列举到，“在美国政治家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实现可自由兑换时，他主持了10
年来中国银行系统最大的一次升值行动”，“允许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分行，批准中国
四大国有银行中的三家到海外上市，因积极推动银行系统的发展而赢得了尊敬……”
无独有偶，英国《金融时报》十七大前也对中国的央行行长不吝赞誉，强调他是“一位
异常敢做敢为的央行行长”，“在这个领域(金融)极富经验，而且在全球投资界赢得了
尊重”，最后甚至指出，如果周的位置被盛传的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取代，“会让很多外
国政府感到失望，因为尚缺乏国际经验”。
现年59岁的周小川早在1990年代初，就已经受到美国精英组织“三边委员会”的关注，
被视为中国少数能真正领会金融市场运行机制的领导人之一，尤其是可以用英语发表讲
话，并同其他国家央行官员自由交谈。尽管华尔街的观察家对“顶住强大的反对压力推
动中国金融领域开放”的周小川未来仕途判断较为保守，但在他们看来一个无法改变的
局面已经形成——“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已经逐步走向金融市场开放”。
通过深刻观察中国高层领导今年以来对金融安全的高调宣传，詹姆斯·彼得拉斯得出判
断，“中国金融部门的自由化成为激烈讨论和反对的目标”。但他认为，目前自由改革
派逐渐占领了阵地，“特别是最近一段时期以来，虽然暗藏风险，但自由化的进展循序
渐进，步伐也越来越快”。
尽管金融自由化带来了一些负面问题，例如1990年的日本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
和开始于今年7月以来的欧美次级债危机，但中国的银行家们有充分的理由赞美它，比
如：
“外国银行的进入将改善金融服务效率，减少腐败，让中国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把中
国的金融机构带入新高度”；
“外国银行资本要处于国家监管之下，因此它将服从于中国法律，并为中国利益服务”;
“中国外汇储备在国际市场上的投资，比其留在国内会为国家带来更大的收益”；
“在投资海外市场的同时，中国可以确保能源、原材料和食品等供给链的完好无损，并
缩小贸易顺差和消除欧美政策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
“随着金融部门的开放，中国将获得华尔街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者方面的支持”。
所有这些有力的观点，已经开始在中国的经济决策层发挥影响了。
中国扩大了外国资本进入证券市场的通道。5月，中国政府批准合资券商进入中国，并
扩大了它们的业务种类。现在外国银行可以在中国经营信用卡业务，合格的境外机构投
资者的投资额度也从原来的100亿美元上涨到300亿美元。
资料8：龙永图、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参加彼尔德伯格俱乐部
会顶尖精英云集 中国仅2人曾被邀
时间：2010年06月07日 中财网
6月4日~7日,世界上最神秘的精英阶层聚会--彼尔德伯格会议（Bilderberg
Conference）在西班牙小城希特格斯（Sitges）举行。这座安静的小城距离巴塞罗那20
公里远,一向以同性恋者聚集而著称,现在它迎来了100多位政界、军界、商界、金融界
和学术界的世界顶级大佬,整座小城顿时戒备森严。
秘密聚会
英国《卫报》记者查理·斯盖尔顿（Charlie Skelton）在专栏中饶有兴致地描述
了他的见闻,他跟其他彼尔德伯格会议的"追踪者"一起绕过盘查,在会议举办地多尔斯旅
馆对面架起高倍望远镜,偷偷窥视着会场内的风吹草动。他看到了巴克莱银行董事长
Marcus Agius、德意志银行CEO Josef Ackermann、前美国陆军副总司令杰克·基恩将
军、奥巴马总统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使Richard Holbrooke,以及ING集团主席、
芬兰财政部部长……与会者背景之复杂、地位之高,任何其他的国际性会议似乎都无法
与之相比。
就在一个月前,另一个世界精英集团"三边委员会"刚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了年
会,来自北美、西欧、亚太地区的政府高官、学术界领袖、跨国公司老总以及世界银行
、IMF等国际机构负责人齐聚一堂。在"三边委员会"官方网站上,我们可以查到会议举办
的日期是5月7日~9日。几个月后,我们或许还可以花十几美元在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买
到这次会议的论文集。
然而彼尔德伯格会议却与"三边委员会"截然不同,它的参与者背景更加复杂,也更加
神秘。它既没有官方网站,也不发表任何声明,甚至禁止一切新闻媒体拍照或采访。去年
《卫报》记者查理·斯盖尔顿在希腊雅典追踪当年的彼尔德伯格会议时,就曾被当地警
方逮捕。有时连举办地政府都不知道彼尔德伯格会议的存在。2000年,会议在比利时布
鲁塞尔附近的小城Genval举行,当地市长被追踪者们的电话吵醒,惊讶地说:"你们在开玩
笑吧,如果荷兰女王和亨利·基辛格来了这里,我怎么可能没接到通知？"
最近两年情况有所改观。《卫报》、《泰晤士报》等媒体开始对彼尔德伯格会议进
行有限篇幅的报道,全世界对该神秘会议的关注也与日俱增,这一切应当归功于那些专业
彼尔德伯格追踪者的不懈努力。有些追踪者已经研究彼尔德伯格会议长达数十年,拥有
独特的情报来源和追踪方法,他们能够提前数天准确报出会议举办的时间和地点,甚至获
得部分与会者名单。
谁在聚会
在追踪者获得的名单中,不难看出这个精英俱乐部的构成。据传参加过彼尔德伯格
会议的部分重要人物如下: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从1957年开始,基辛格几乎参加了每一年的彼尔德伯格
会议,不过今年没有参加;大通曼哈顿银行前主席大卫·洛克菲勒:作为彼尔德伯格会议
所剩不多的元老,比亨利·基辛格的出勤率还高;前美联储主席、现任奥巴马总统经济复
苏顾问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克尔:从1982年开始,沃克尔参加了几乎每一届彼尔德伯格会
议;爱尔兰政治家、BP、高盛等多家跨国公司董事彼得·萨瑟兰:萨瑟兰是彼尔德伯格会
议组委会成员,参加了1989年之后的历届会议。
在政界,有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1991）:当时克林顿还未当选总统;英国前首
相托尼·布莱尔（1993）:当时还未当选首相;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1991）:当时还
未当选首相;美国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1997）;美国前国务卿赖斯;美国现任国务卿
希拉里·克林顿:据传2008年曾与奥巴马一起参加。
在金融和企业界,有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2008、2009）;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
2008、2009）;美国前财政部长、美国经济事务委员会主席萨默斯;世界银行现任行长罗
伯特·佐立克:最近几年每场必到;前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总是与他的老朋友保罗·
沃克尔同时出现;戴姆勒·克莱斯勒前CEO Jürgen E. Schrempp:参加了1994年后的历
次会议;前巴克莱银行CEO 马丁·泰勒;IBM总裁郭士纳;曾任壳牌石油和诺基亚总裁的
Jorma Ollila,等等。
《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等专业财经媒体每年都会有1~2名编辑出席,不过从未
写出过任何一篇报道。据称,1998年,《经济学人》的幕后老板伊夫林·德·罗斯柴尔德
爵士正是在彼尔德伯格会议上邂逅了美丽的女记者琳恩·福瑞斯特,二人后来在美国白
宫举行风光大婚。
中国人曾经两次被邀请参加,分别是前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2004）和中国
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副秘书长张毅（2006）。
追踪者的情报
目前最著名的彼尔德伯格追踪者,当数畅销书《彼尔德伯格集团》作者、俄裔加拿
大作家丹尼尔·埃斯图林（Daniel Estulin）,以及美国资深记者吉姆·塔克（Jim
Tucker）。他们或是收买会场服务人员,或是通过其他更为神秘的内线,经常能得到不少
独家信息。这些信息固然缺乏足够的可信度,不过还是可以让我们从中窥见一些情况。
2006年,大佬们在加拿大渥太华聚会,此时美国次贷危机已初露端倪。2007年,彼尔
德伯格会议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就在会议召开前一天的5月30日,多年来从未缺席
彼尔德伯格会议的罗伯特·佐立克刚被提名为世界银行行长。气候问题是2007年彼尔德
伯格会议的焦点之一,既不签署《京都议定书》,也不肯为碳减排作出承诺的美国成了大
佬们批评的对象,据追踪者爆料,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给会场酒店房间挨个打电话,承
诺将在2008年年底前出台碳减排相关法案。
2008年度彼尔德伯格会议选择在美国华盛顿附近的小城Chantilly召开,一些外国政
要借访问华盛顿之机参加了盛会。这其中包括荷兰首相Jan Peter Balkenende,在荷兰
驻美大使馆的公告中,坦承首相将借访问美国之机顺便参加一年一度的彼尔德伯格会议,
这或许是这个神秘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官方通告中。这次在美国召开的会议得到了更加
周到的安全保护,一些追踪者被逮捕。人们注意到,民主党当时两位竞争激烈的总统候选
人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几乎在同一时间"失踪"了,有消息称他们在"弗吉尼亚州北部
"的某个地方举行了会晤,而彼尔德伯格会议的举办地正是在这个地区。
2009年精英俱乐部在希腊首都雅典聚会,金融危机是其讨论的热点。美国财长盖特
纳、奥巴马总统特使Richard Holbrooke等都参加了此次会议。
今年的彼尔德伯格会议发生在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当口,根据丹尼尔·埃斯图林
获得的一份议事日程,欧元危机不出意料地成为了头号议题。今年会议,大卫·洛克菲勒
和他的朋友保罗·沃克尔再次出现在了参会名单中。
而大佬们脚下的这片土地--西班牙,正是欧洲债务危机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追踪者们开玩笑说,去年彼尔德伯格会议在希腊召开,结果那个国家险些破产,那么今年
西班牙也得多加小心了。
"飞上彼尔德伯格的墙头"
彼尔德伯格会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4年,当时由荷兰女王的丈夫贝恩哈德亲王（
Bernhard）出面,邀请各国精英到荷兰的彼尔德伯格旅馆举行会议,以弥合欧洲与美国之
间日趋扩大的裂痕,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后来这个聚会固定为每年一次,虽然地点变化,
但还是保留了最初举办地的名字以示纪念。
从成立之初,彼尔德伯格会议就没有把亚太国家包括在内。1972年,大卫·洛克菲勒
提出让日本加入会议,遭到拒绝。于是他另起炉灶,成立了"三边委员会","三边"指北美
、西欧和亚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三边委员会"盛极一时,成员中包括大量政界要人,
有"影子政府"之称。随着2005年该委员会亚太区论坛在北京举行,"三边委员会"对于中
国来说已不再神秘。去年,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蕴岭应邀到东京参加2009年度"三边委
员会"年会,会议的第一项议题就是宣布接纳中国和印度为正式会员。
年会结束后,"三边委员会"把会议发言整理成册,将与会者的真知灼见公之于众,"三
边委员会"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一个学术论坛。
很多人猜测,更具私密性的彼尔德伯格会议上表达的观点会更没有拘束。在本次彼
尔德伯格会议前,英国《卫报》网站搞了一个投票:"你渴望飞上彼尔德伯格会议的墙头
一窥究竟吗？"结果有90.6%的人选择"是,他们应该被监督"。(.第.一.财.经.日.报 .乐
.平)
资料9：郑必坚、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战略与管理》离间中朝关系被封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大事记
2008年 5月 原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出任我会会长
2006年 5月 我会代表应邀参加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在加拿大举行的第54届年会
2009年10月 2009年10月22日至23日，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钓
鱼台国宾馆举办“首届中美清洁能源务实合作战略论坛”。中美双方官、产、学界代表
400余人与会，共同研讨中美在清洁能源领域战略关系与务实合作方面的重大问题。中
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对论坛盛况、会议成果及发展我新能源启示作了专题综合报道。温家
宝总理接见了参会主要代表，李克强副总理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刊物《战略与管理》离间中朝关系被封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5097989/
香港成报报导，在北京出版的双月刊《战略与管 理》，因为批评北韩领导人和政府，
引起平壤方面强烈抗议，结果被勒令停刊。 该杂志一名负责人接受成报查证时，证实
停刊消息。据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于 九月十日访问北韩前，杂志已被有关
方面勒令停刊解散，作为对北韩的见面礼。 据称，天津社会科学院某研究员在该杂志
今年第四期上发表题为《以新视角审视朝鲜问题 与东北亚形势》的文章，尖锐批评朝
鲜的内外政策。 文章表示，"朝鲜置本国人民生死于不顾，不去努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
生活水平，而去片 面发展核武器．．．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为维护家族世袭统治，大
搞极左政治与政治迫害 。对我国以往的政治支持与经济援助，毫无感激之情，在关键
时刻不能给以充分理解和全 面支持"。 文章又说，"朝鲜不顾国家财力极为拮据，置国
际社会一片反对于不顾，肆意妄为，执意 发展核武器及远程战略武器，这种做法实际
上是对国际社会的蔑视和挑衅，是对日韩两国 的实际威胁，也是对我国和俄罗斯的潜
在威胁，是破坏东北亚局势的不安定因素，必须坚 决反对"。 据报导，文章刊出后，
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高层分别向中共和北京政府的相关单位提出强 烈抗议，北京高层
十分紧张。由于恰逢北韩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问题上表现出退缩意图 ，为了照顾大
局，稳住北韩，北京当局决定给予《战略与管理》最严厉处分：停刊、解散 。 报导指
出，九月十日至十三日，李长春代表北京政府前往平壤进行游说工作，曾就《战略与管
理》的文章向平壤方面表示歉意。
关于《战略与管理》杂志停刊的声明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关于《战略与管理》杂志停刊的声明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在此就《战略与管理》杂志停刊事宜声明如下：
一、《战略与管理》杂志已于2004年7月1日起停刊，截止于2004年第3期。
二、《战略与管理》杂志社已于2004年8月31日解散。
三、各订户请直接向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办公室声明办理2004年下半年订费的退
款。来函请说明：订阅单位、数量、交款额、应退款额、联系人，并请附交款凭据。
四、新的联系方式：地址：北京市景山前街20号北楼410房间。联系人：中国战略
与管理研究会办公室王剑，电话：66736129转410房间，传真：66736129转410房间，邮
编：100009。
五、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向《战略与管理》杂志的全体订阅者、读者、作者致以
崇高的敬意，感谢各位过去一直对《战略与管理》杂志的支持和厚爱。
以上特此声明。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
二00四年九月二十日
资料10：布鲁金斯学会与中情局关系密切
http://news.ifeng.com/world/201001/0117_16_1513747.shtml
“奥巴马总统找情报官员谈事时，屋子里常站着24个人。这很说明问题，为什么总统找
不到一个可以掌控一切情报机构的人来谈？多并不意味着好。”这是美国前中情局官员
、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里艾德尔对美国情报机构去年年底接连出乱子的点评。
美国中情局借人才拉拢破坏伊朗核能力
http://zqb.cyol.com/content/2010-04/05/content_3167386.htm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成员布鲁斯·里德尔先前是负责伊朗和中东情报事务中情局高级官员
。他说，经过多年磨砺，伊朗反间谍机构如今办事效率高，反外国谍报记录颇佳。
http://news.qq.com/a/20100106/001576.htm
据英国《泰晤士报》1月6日报道，伊朗当局昨天宣布，禁止与60多个谴责伊朗当局的西
方国际组织有联系，并列出一张黑名单。
这份名单包括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之声(VOA)和其他有波斯语业务的国外传媒机构
，禁止他们的节目在伊朗境内采访或播放。还包括一些智囊团、学术机构和其他来自欧
美的非政府组织，具体的有耶鲁大学、索罗斯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美国右翼企业研究
所、美国著名智库之一的布鲁金斯学会、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美国国际发展署和一些
与伊朗的大学和民间机构有联系、并被认为对伊朗不友善的西方国家机构或国际组织。
伊朗情报部表示：“伊朗个人或组织与这份黑名单上的组织的任何联系都是非法和被禁
止的，市民应注意防范敌人的阴谋和陷阱。”据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伊朗分析家表示，
此举这将极大地削弱伊朗与西方国家之间仅存的通讯渠道；有人表示，伊朗当局偏执地
相信这些组织是西方情报机构的傀儡，有意诋毁伊朗，破坏伊朗政权。
资料11：郑必坚与布鲁金斯学会
中美清洁能源务实合作战略论坛主办介绍
http://finance.sina.com.cn/hy/20110104/14519201498.shtml
2011年01月04日 新浪财经
主办单位领导简介
郑必坚，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
中国著名理论家、战略家，曾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
常务副校长，是中共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现同时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
主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院长、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理事长、中国国际战略
学会高级顾问、中国外交学会高级顾问等官方和社会职务。
约翰·桑顿，布鲁金斯学会主席
约翰·桑顿(John L. Thornton)，布鲁金斯学会主席。曾担任高盛集团公司总裁，
从2003年起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及公共政策管理学院教授，以及全球领导力课程项
目主任。
第二届中美清洁能源务实合作战略论坛开幕
http://world.people.com.cn/GB/57507/13764679.html
2011年01月19日00:00 来源：人民网
人民网华盛顿1月18日电 （记者王恬、张旸）第二届中美清洁能源务实合作战略
论坛18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幕，两百多名中美政界、商界和学术界人士出席了会议。
论坛由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联合主办。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董事局主席约翰·桑顿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中国国家创新与发
展战略研究会会长郑必坚与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发表了主旨演讲。郑必坚指出，迈进二
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将一以贯之地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而一个新的重要取向，
就是努力构建“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他认为，中美清洁能源务实合作的空
间广阔，可以成为两国共同利益的汇合点与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结合部。
郑必坚：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与中美关系的十点看法——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讲演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hpdl/1125436.htm
中国网 | 时间：2006 年2 月16 日 | 文章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2005年8月11日电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不久前应邀访美期间，曾在美
国布鲁金斯学会就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中美关系两大主题发表了讲演
布鲁金斯学会怎样研究中国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72401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中排名第一。这个学会目前的研究团队中
包括75名资深研究员和十几名研究员，它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十分密切。许多人称布鲁金
斯学会是个跨党派的“旋转门”，共和党当政的时候，它是民主党的“影子内阁”，到
了民主党当政的时候，很多共和党官员又来到了布鲁金斯学会，“旋转门”的作用一方
面保证了它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它的影响力。
日前，《环球》杂志记者专访了该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兼资深研究员李成
，请他谈谈学会对中国问题的关注点：
首先，与中国“经济50人”俱乐部于今年9月举行对话；第二，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
中国社会科学院就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在北京、堪培拉和华盛顿举行对话；第三，与某财
经杂志的年终会议；第四，继续参与美中经济和战略对话，计划于12月对战略对话的意
义、影响力及改进进行全面检讨；第五，就上海建立国际金融和船运“双中心”问题同
上海市委经济研究中心合作。
……
我们还同郑必坚的《战略与管理》杂志进行清洁煤方面的研究。我们今年会派一个大型
代表团访问中国，同中国政府官员讨论美中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方面的合作。
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专家名单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2月12日11:01 大洋网-广州日报
(以姓名拼音字母为序)
蔡昉(教授 研究员 博导)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曹远征(研究员)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陈东琪(教授、博导)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陈锡文(研究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樊纲(教授、研究员、博导)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范恒山(教授、研究员) 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
郭树清(研究员)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海闻(教授、研究员、博导) 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贺力平(教授、研究员、博导)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主任
胡鞍钢(教授、研究员、博导)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江小涓(研究员)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
李剑阁(研究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晓西(研究员、博导) 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
所长
李扬(教授、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梁优彩(高级工程师) 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首席经济师
林毅夫(教授)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刘鹤(研究员)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刘世锦(研究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刘伟(教授、博导)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龙永图(高级经济师)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楼继伟(研究员) 国家财政部副部长
马建堂(研究员) 青海省副省长
茅于轼(研究员)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常务理事
盛洪(教授)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石小敏(高级经济师)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宋国青(教授)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宋晓梧(研究员) 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办公室副主任
汤敏(博士) 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
汪同三(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
王建(研究员)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魏杰(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温铁军(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吴敬琏(研究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吴晓灵(研究员)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夏斌(研究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肖捷(博导) 湖南省常务副省长
谢多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总裁
谢平(研究员)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许善达(高级经济师) 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
杨伟民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
易纲(教授、研究员、博导)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
余永定(教授、研究员、博导)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张曙光(教授、研究员、博导)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张维迎(教授、博导)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张祥(教授、博导)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郑新立(研究员)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周其仁(教授)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培训部负责人
周小川(教授、研究员、博导)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注：董辅礽(研究员) 全国政协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已经去世)
资料12：福特基金会与共济会
幕后黑手统治着世界——掌握全球经济命脉的“共济会”
作者：宋鸿兵 2008-3-27
共济会，又称“光明会”，是来自古代以色列人的一个在幕后左右世界的秘密组织
。按照共济会自己的介绍，“早在大洪水之前有一个名叫拉麦的人，他是该隐的后代。
拉麦有两个妻子，一个叫亚大，一个叫洗拉。亚大生了两个男孩，他们是雅八和犹八，
奇拉生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是土巴该隐和拿玛。这四个人象征着人类对自然科
学的探索：雅八是第一个研究"地理"的人类，他将家养山羊和野羊群分并且第一次使用
石材和木材建造房屋；犹八是世界上第一个音乐家；土巴该隐发现了冶炼钢铁的技术；
最小的妹妹拿玛发明了纺织技术……”这些人就是现代共济会的精神始祖。
据说共济会是建造巴别塔的石匠的后代，所以共济会的另一个名字叫做“自由石匠
”。1717年6月24日"圣约翰日"，四个会所的共济会会员联合成立了第一个总会所，会
员投票选举安松·塞亚为第一代总导师，这一天也就是近代共济会运动的开端。
当时共济会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一共只有约700名会员，很快更多的志愿者希望入会
，为了制订内部的条约规则，共济会于1721年开始筹备编纂自己的宪章。总会所委派新
教长老派牧师詹姆斯·安德森完成这项工作，安德森根据共济会的古代条文《传统宪章
》进行编纂，在1723年（共济会历5723年）出版了《共济会宪章》，这部宪章分为历史
、责任义务、通则三个部分。共济会发起了启蒙运动并且在不到50年时间里迅速扩散到
西欧、中欧和北美，建立起可以和天主教会匹敌的巨大体系。孟德斯鸠、歌德、海顿、
萨德侯爵、莫扎特、菲特烈大帝、华盛顿、富兰克林、马克·吐温、柯南道尔、加里波
第……无数共济会会员的名字如同星光一般闪耀在西方近代史的夜幕之中。
共济会名义上对志愿者不作限制，人人平等，但是只有白人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可
以入会，为了争取更大的影响力，共济会不断地招收贵族入会并且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得
到王室的垂青。北美独立运动的先驱者几乎全部都是共济会会员，签署《独立宣言》的
56人中有53名共济会会员。19世纪后期，维多利亚女王及其大部分王子都是共济会会员
。共济会通过对欧洲局势的巧妙干预，间接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二次世界
大战则起源于共济会和犹太人社区以及德国民族主义的矛盾。
到了1945年以后，共济会的行动更加隐秘，人数基本没有变化，从那时候到今天基
本都在600万人以下，几乎都是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白人。根据外电报道，美国目前的
国会议员至少有40%是共济会会员，布什家族和肯尼迪家族都是共济会的长期成员，华
尔街和硅谷的企业家至少有数千人属于共济会。据说，在美国呼风唤雨的洛克菲勒基金
会、福特基金会和盖茨基金会其实都是共济会控制的。共济会的魔掌伸的多远？在1991
年苏联解体之后，CNN记者曾经暗示叶利钦是苏联共济会的首脑，但这个新闻很快受到
俄罗斯政府的谴责，不了了之。在东欧各国颜色革命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金融家索罗斯是
公开的共济会会员，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则被外界广泛猜测为共济会在前苏联国家的现任
首脑。
共济会在伊拉克解体的过程中可能发挥了重大作用。萨达姆在1995年曾经指出，伊
拉克共和国卫队混入了几百个共济会会员；某个前副总就是共济会的，他在伊拉克覆灭
之后逃脱了法律制裁。共济会还干预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非洲各国的政变很少看不到
共济会的影子。共济会甚至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共济会及其会员究竟有多少资产？即
使浮在水面上的资产，也超过10万亿美元，而且他们通过控制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至
少掌握了100万亿美元。共济会实际上是掌握全球经济命脉的最大力量。
资料13：触目惊心--受福特基金会培养资助的中国智囊
蔡子尤（民声网 www.mshw.org）
根据完全公开的媒体报道，有两个及其明显的事实：
1、福特基金会培养和资助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及政治法律学家，几乎全部为亲美的极
右翼学者。
2、中国亲美的极右翼学者几乎全部被福特基金会、索罗斯基金会等机构资助过，或者
和这些基金会关系密切。
根据媒体报道，受福特基金会培养和资助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有：高尚全、吴敬琏、茅
于轼、张维迎、邹至庄、董辅礽、杨小凯、许小年、胡祖六、王岐山、海闻、周其仁、
周小川、易纲、楼继伟、荣敬本、厉以宁、林毅夫、樊纲、胡鞍钢、吴晓波、张军、赵
人伟、刘小玄、哈继铭等，与福特基金会关系密切的还有社科院副院长李扬、陈佳贵等
人，这些几乎就是活跃在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骨干全部名单。.
根据媒体报道，受福特基金会培养和资助的中国政法系学者有：江平、贺卫方、蔡定剑
、梁治平、于建嵘及大批法官等，这些几乎就是活跃在政法领域的西化派、反共派骨干
。除此之外，福特基金会还在新闻、教育、艺术、环保等领域广泛活动，培养资助反共
势力。
一个中情局操纵下的基金会，用了几亿美元，就培养了这么一大批反共的知识分子精英
，这些人后来几乎全部是政府高官、政府智囊及媒体宠儿，美中情局完全主导了中国改
革开放。
受福特基金会等美国基金会资助，且拥护毛泽东、拥护社会主义的学者，微乎其微。
具体报道见下文。
一、福特基金会与中情局关系早已曝光且早已声名狼藉
摘自《美国慈善组织》（加）马耀邦著 林贤剑译、林小芳校
在题为《谁承担后果——美国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的著作中，美国作家弗朗西斯&#
8226;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er Saunders）揭露，为了发动文化冷战，
美国中情局向各类美国慈善机构投入巨款。根据美国国会的评估，在享有盛誉的美国基
金会所提供的700项补助中，有50%来自中情局。中情局与美国著名基金会的合作使其能
够掩饰颠覆性的活动。为了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中情局以慈善机构作为掩护，在东
道国的大学、工会、青年社团和出版社等组织发起大量的文化活动。1
显而易见，福特基金会就是被用来实现这一目的的一家享有盛誉的美国基金会。美国学
者詹姆斯·彼得拉斯（James Petras）认为，福特基金会与中情局的合作是“一种深思
熟虑的、有意识的共同努力，旨在加强美帝国的文化霸权，削弱左翼的政治和文化影响
。”1
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创始人为美国汽车行业的一位传奇人物——亨利·福特（
Henry Ford），其宗旨是促进社会正义。然而，二战后，该基金会与中情局在文化领域
开始了积极合作。在与苏联进行冷战对抗期间，它欣然充当马前卒的角色。理查德·比
塞尔（Richard Bissell）在1952年被任命为福特基金会主席，他经常与中情局局长艾
伦·杜勒斯（Allen Dulles）讨论当时的重大问题。实际上，福特基金会被视为“冷战
思潮的先锋”2，一位学者作了如下论断：“有时，福特基金会看起来似乎仅仅是美国
政府在国际文化宣传领域的一种延续，它在欧洲有着从事秘密活动的记录，它还与马歇
尔计划和中情局官员在特定项目上有着密切合作。”1
比塞尔先生与艾伦·杜勒斯先生关系如此之亲密，以至于他在福特基金会呆了两年后，
就离职成为杜勒斯先生在中情局的一位特别助理。比塞尔先生的继任者是约翰·麦克洛
伊（John J McCloy）先生，他曾任美国战争部副部长，驻德国高级专员和代表洛克菲
勒集团利益的一位华尔街律师。麦克洛伊先生进一步加强了福特基金会与中情局的关系
。结果，福特基金会成为中情局的便利工具，中情局以之向目标组织发放基金和动员其
他人反对共产主义势力或左翼集团。正是借助福特基金会和打着慈善的幌子，许多文化
机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获得财政支持。而且，中情局间谍利用福特基金会员工身份的
掩饰，在国外从事秘密活动。1
与中情局的关系曝光后，福特基金会的经营风格稍有变化，但其实现美国文化统治的目
标保持不变。它公开与美国国际开发署等美国政府机构进行合作，支持反左翼的人权组
织。这些组织对批评他国侵犯人权的行为没有丝毫犹豫，但对美国和以色列的人权纪录
视而不见。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机构“不参与反全球化和反新自由主义的群众运动，他们
将福特基金会视为一个合法的、慷慨的非政府组织。”1本质上，在后冷战时代，为了
实现美国的文化统治，福特基金会以慈善理念作为幌子，扮演着相同的合作角色。
尽管福特基金会的运营经历如此声名狼藉，中国还是允许它在本国境内开展活动，这令
人非常吃惊。人们也许会问，哪一个独立国家会允许中情局附属机构从事旨在完成“和
平演变”的秘密活动。“和平演变”是杜勒斯所宣称的美国对华政策目标。尽管中国具
有疑虑，在中国宣布“门户开放政策”之后，福特基金会还是在1988年与中国建立了关
系。这是第一家在中国建立办事处的国际组织。此前，福特基金会在美国的大学赞助中
国研究计划。在中国，它最初与中国的大学共同致力于发展经济学院和法学院。它与中
国社会科学院形成密切的关系。其主要关注的领域是经济、法律改革、教育、文化，更
重要的是治理方式、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它资助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心和智囊团。福
特基金会以120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实施了一系列大规模的计划，这些计划甚至在政策
领域对中国都产生了一种决定性的影响。它还在美国为中国学生创办研究生协会。3
除了福特基金会之外，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是另一家传播美国政治理念的著名美国慈
善机构。卡耐基基金会是最富有的基金会之一，美国冷战斗士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曾于1946至1952年担任该基金会主席。杜勒斯是“大规模报复”
理论的提出人，曾任美国国务卿。卡耐基基金会为美国外交政策智库美国对外关系委员
会的建立提供了最多的资助。苏联解体后，卡耐基基金会在莫斯科设立了办事处。它通
过俄罗斯主管私有化的副总理叶戈尔•盖达尔（Yegor Gaidar），向俄总统鲍里
斯·叶利钦提出建议。结果，卡耐基基金会获得了中情局“特洛伊木马”的绰号。由于
私有化，俄罗斯这个曾经骄傲自大的工业化国家，迅速沦落为一个破产的第三世界国家
，无力支付工人工资，需要依靠外资才得以生存，因为其中央银行被取消了制造货币的
权力。俄罗斯政府的征税权也受到大幅度的削弱，其社会事业被放弃。
卡耐基基金会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密切，其两任主席分别曾任美国国务院情报局局长和美
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全球事务主任。该机构也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类似于其在俄罗斯的附
属机构，向中国提出私有化计划。它与北京党校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关系密切。4
卡耐基基金会坦率地宣称，其在中国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个以中国为基地的世界级
政策研究中心。从而，到2005年底，它与中国改革论坛签订一项协议，计划共同研究全
球化对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这便于收集中国国内的观点和信息，使华盛顿的决策者易
于掌握它们。与中国的其它合作研究包括新疆的种族研究、能源、防扩散、气候变化和
贸易政策，这些课题都是美国决策者非常感兴趣的。该基金会还与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
合作，加强对中美危机管理，特别是台湾问题的研究。在卡耐基基金会看来，该研究项
目在管理台湾危机上“正在形成有价值的见解和建议”，卡耐基基金会将向下一届新政
府呈上政策建议。5
卡耐基基金会与美国政府具有广泛联系，尤其是在安全和情报领域。最令人吃惊的是，
作为这样一个外国机构，卡耐基基金会已经涉足位于北京的权力中心——中南海。它已
经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计划委员会进行合作研究，介入了中国国内议事
日程，如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环境政策、地方政府和有关社会紧张程度的信息。它甚
至获得了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凝聚力”的信息。5
注释：
1.Petras, James: “The Ford Foundation and CIA”, December 15, 2001.
2.Voltairenet.org: “Ford Foundation, A Philanthropic façade for CIA”.
3.Chinadevelopmentbrief.com: “The Ford Foundation”.
4.Carnegieendown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Beijing”.
5.Carnegieendowment.org: “Beijing”.
二、福特基金会--中情局“安静的管道”
摘自《中央情报局是干什么吃的？》《读书》2002年第二期
作者:王绍光
中央情报局到底在忙些什么呢？众所周知，它的拿手好戏之一是推翻民选政府、扶持军
人政权：希腊的新法西斯 (1949年)、伊朗的极右王朝 (1953年)、瓜地马拉的杀人政府
(1954年)、黎巴嫩的长枪党 (1959年)、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军人政权 (1965年)、智
利的皮诺切军人政权 (1971年)、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 (最近有材料揭露，正是中央情
报局将曼德拉交给南非警察当局拘禁)……身后都有中央情报局的影子。……
Frances Stonor Saunders 对此也许比谁都清楚，因为她经过数年研究刚刚出版了一本
长达五百页的新书 《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0)]。
任何人看完此书大概都会得出一个结论：中央情报局实际上就是美国的隐性“宣传部”。
……
上面提到中央情报局搞宣传的经费充裕，那么到底充裕到什么程度呢？一位它的工作人
员是这样形容的，“我们根本就化不完，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没有人来查帐，真是不可
思议”。可以这么说，中央情报局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它取之不尽的银行存款。
当然，中央情报局不会傻到公开拿钱出来赞助其重点宣传对象，一切资金运作都是秘密
的。它有时会找一些个人、公司或其它机构，请他们将钱以自己的名义捐给中央情报局
的赞助对象，或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这些机构和个人在中央情报局的术语中
叫做“安静的管道”(quiet channels)。
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很多，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法弗德基金会”(Farfield
Foundation)；中国学者熟悉的“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 当时也属于这一类
。但幌子基金会也有缺点，它们很难做得太大，否则会太引人注目。最好的方式是通过
民间大基金会洗钱。基金会不象公司必须对股东定期交代帐目，隐蔽性较高。愿意为中
央情报局效劳的民间基金会还真不少，有些甚至找上门去为中央情报局服务。“凯普伦
基金会” (Kaplan Foundation) 便是一个例子。但在冷战期间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
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 (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卡内基基金会” (Carnegie Foundation) 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
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帐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
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据透露，在1963-66年间，美国164家基金会共拨发700笔一
万美金以上的款项 (当时这是很大的数目)，其中至少108笔完全或部分来自中央情报局
。在这些基金会所有对国际活动的赞助中，有将近一半来自中央情报局。
三：伊朗将60多个西方国际组织列入黑名单，包括索罗斯基金会、福特基金会
http://news.qq.com/a/20100106/001576.htm
2010年01月06日 新华网
据英国《泰晤士报》1月6日报道，伊朗当局昨天宣布，禁止与60多个谴责伊朗当局的西
方国际组织有联系，并列出一张黑名单。
这份名单包括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之声(VOA)和其他有波斯语业务的国外传媒机构
，禁止他们的节目在伊朗境内采访或播放。还包括一些智囊团、学术机构和其他来自欧
美的非政府组织，具体的有耶鲁大学、索罗斯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美国右翼企业研究
所、美国著名智库之一的布鲁金斯学会、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美国国际发展署和一些
与伊朗的大学和民间机构有联系、并被认为对伊朗不友善的西方国家机构或国际组织。
伊朗情报部表示：“伊朗个人或组织与这份黑名单上的组织的任何联系都是非法和被禁
止的，市民应注意防范敌人的阴谋和陷阱。”据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伊朗分析家表示，
此举这将极大地削弱伊朗与西方国家之间仅存的通讯渠道；有人表示，伊朗当局偏执地
相信这些组织是西方情报机构的傀儡，有意诋毁伊朗，破坏伊朗政权。
而英国方面有四家机构被列入名单内，分别是英国广播公司、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
威尔顿公园”、梅纳斯协会、英国民主研究中心。伊朗当局曾多次指责英国广播公司，
并驱逐其驻伊朗记者，并时常干扰该媒体的电视卫星信号。(国际在线 王楠)
四、福特基金会培养资助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情况
1、索罗斯及福特基金会资助高尚全、茅于轼、吴敬琏
http://news.163.com/special/reviews/soros.html
索罗斯当时计划仿照在匈牙利搞基金会的模式，每年出资不少于100万美元，资助中国
改革和开放的研究活动。
资助青年学者出国考察，探索经济改革路径
1986年10月，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正式成立，首个重要项目就是资助一批经济学家到匈
牙利布达佩斯的马克思经济大学进行研究。曾担任吴敬琏助手的柳红在《八十年代：中
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详细描述了这次“历史性的匈南考察”。1986年5月中旬，
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带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考察团赴匈牙利和南斯拉夫
，考察团的主力军是青年。中匈两国经济学家就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实现途径等
问题充分交流。考察团回国后写了10份报告，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人非常重视并听取了汇
报。
如今翻阅这批赴海外“取经”的经济学家名单不难发现，那些个普通的名字若干年后几
乎成了中国经济领域的“豪华阵容。”马凯成为了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高尚全成
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1988年，基金会每年接到的申请案增加到2000件以上，当年获准补助的个案有209件。
其中包括赞助国内专家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进修，补助重点
放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科。前《光明日报》著名记者戴晴也获得赞助，就兴建三峡大坝造
成的生态和社会影响进行深入调查。事后，戴晴撰写了著名的《长江长江》一书。
两年多共计赞助300项目，总赞助额250万美元
据不完全统计，基金会在1986年10月到1989年5月两年多时间里，共计赞助了中国将近
300多个项目，总赞助额250万美元。资金主要用于派遣赴美学者以及接待美国来华人员
、进口美国和西方社会科学书刊、建立讨论性质的沙龙，以及资助体改所以及其他文化
事业。1989年，索罗斯基金会退出中国。
开放社会基金会联合福特基金会共同资助了致力于客观和真实地分析报道中外NGO动态
和发展的《中国发展简报》，并赞助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
福特资助茅于轼与天则
http://news.163.com/09/0321/06/54TLCREG000120GR.html
1986年,茅于轼作为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学者,在哈佛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吴敬琏
http://news.sina.com.cn/o/2010-03-10/170817196697s.shtml
1982年年底，赵人伟去了英国牛津大学，1983年的1月，吴敬琏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
，前往新古典经济学的重镇——美国耶鲁大学。
茅于轼炮轰18亿亩耕地红线 称直接致房价大涨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作者：殷玉生
2008年12月25日
http://house.focus.cn/news/2008-12-25/595163.html
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主持的 “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学
术成果发布会昨日在北京举行。
茅于轼与福特基金会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1/123140.html
并不需要特别的留意，你就会发现茅于轼身边有一些人，他们有这么一些共同点：他们
大名鼎鼎，几乎每个人都兴奋地背着一长串的头衔，其实并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成就，
一忽儿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奇谈怪论，一忽儿又是匪夷所思的研究成果。
其实他们还有另外一个不为大众所知的共同点——接受过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各种资助。
凡事总有开头，他们的开头是这样的：
茅于轼：1986年福特基金会资助，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吴敬琏：1983年福特基金会资助，美国耶鲁大学访问学者
张维迎：1987年福特基金会资助，英国牛津大学进修
并不是接受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就是汉奸，就像不接受其资助仍然可以成为汉奸一样（这
并不是指任志强，虽然他为茅于轼等人的某些活动提供了不少资金支持），但我们需要
了解福特基金会的一点底细。
美国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但真正发挥作用是在1953年改组之后。二战后，美国政
府为了做自由世界的领袖，认为必须研究和了解苏联。通过美国国会的立法和参众两院
的推动，美国政府正式由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与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
内基基金会联手，大批拨款，提供赞助，在各大名校建立区域研究的机构。在1953—
1966年十几年的时段里，福特基金会即给了美国三十四所著名的研究大学两亿七千万美
元（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多亿美元），进行所谓的区域研究。1966年中情局的一份研究报
告强调，“货真价实”的基金会，如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等“是最好的，也
是最不易被怀疑的资助掩护机构”。福特基金会的董事、官员大多与中情局关系密切，
有些就是特工人员。麦克洛伊担任该会董事长时，曾为数十名中情局特工提供掩护身份
，并设立一个管理部门，专门处理与中情局的关系。
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经过数年研究出版了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 《文
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也译为<谁承担费用——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
写得更清楚：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 (Ford Foundation)，
“洛克菲勒基金会”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卡内基基金会” (Carnegie
Foundation) 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帐上，然后
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
茅于轼踏上贼船之初，或许出于安全的考虑，也因为国内当时的环境不容，还是比较小
心的，最起码没有公开跳出来。如今自知行将就木，苟延残喘之际，想起主子的交代还
没有完成，正如那个同样受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喇嘛一样，急惶惶扶着着棺材站起来
，可惜已经端不得枪，上不去马，能做的只有声嘶力竭地叫喊。就让我们看看他喊了些
什么：（见茅于轼《八十回望》）
欢迎殖民论：“是领土完整重要，还是百姓的生命财产重要？我认为当然是百姓的生命
财产更重要。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当然如果那块土地上有我们的同胞
，这块土地被别人拿去后这些同胞要做亡国奴，那么我们有义务保卫国土。如果那是一
块连人都没有的荒岛，争这块领土就毫无意义。或者这块土地上的百姓归属别人管理之
后，生活反而提高了，自由反而扩大了，那么这种领土主权的转移，不但不必反对，还
值得欢迎。”
——喊着喊着就语无伦次了，一会儿要保卫有同胞的国土，一会儿又欢迎殖民了。别
的汉奸们只顾跟着起哄，也不帮他兜着点。
放弃钓鱼岛论：“钓鱼岛的争夺更是一个例子。那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中国和日本
争夺得很厉害。在我看来，双方都不值得为此伤感情。把争夺钓鱼岛的力气用在国内对
百姓真正有益的地方岂不更好．帮助没钱看病的人能看上病，没钱上学的孩子能上学，
是不是更有价值．也许有人认为，钓鱼岛虽然现在没有人，也可能将来附近有石油等资
源，为什么不值得争夺？但是我感觉大家为钓鱼岛动感情，并不是出于资源的考虑，还
是出于主权的考虑．如果是为了资源，根本用不着斗争，坐下来谈判，让政治家退出,
请专家拟定开发方案，讨论双方利益分配，得出双赢的结果，这才是解决问题的道路。
也可以拿它竞价拍卖,出钱多的一方获得开采权.所出的钱成为放弃一方的补偿。”
——茅于轼此论，估计能气得他父亲和伯父坐起来。他这话看起来是同时对中日说的，
貌似不偏不倚，实际上是配合他的日本主子的，那边已经把钓鱼岛围得铁桶似的，这边
喊别争了别争了，自然是喊给国人听的。
汪精卫救世主论：“从人民的角度看汉奸和从国家的角度看很可能是不同的,有时候可
能是绝然相反的.卖国求荣的汉奸当然不耻于人类.但是也可能有一些汉奸并不是为了自
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的缓冲器.这样
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他自己下地狱,为的是减轻老百姓的痛苦.反过来
看,有些英雄拿几十万人民的性命做抵押,坚决不投降.只是为了报效皇帝老子.从人民利
益的立场看这些人不值得效法.用这样的眼光看问题,几千年的历史就要改写。”
——既为汪精卫翻案，又把贬岳飞一番。茅于轼急了眼，居然要改写中国几千年的历史
了。
茅于轼虽然说起话来倒三不着两的，可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要改写中国历史，首先要从
年轻人入手。
他趁着到处演讲的机会，诅咒愤青们抵制日货“愚蠢”，而他不抵制日货的理由，就是
“因为我们买日货，对自己也有好处，没有好处的事情我们是不会做的。不买了，就没
有好处了。用损害自己的办法损害别人，何苦呢？”看来茅于轼不知要改写中国几千年
的历史，还要改写世界史了。
为了颠覆青年们的价值观，茅于轼诱导他们把人生的目标设定为“享受人生”。“一个
人到底伟大不伟大，取决标准在于看是自己享受的同时，能带给别人也享受，还是破坏
别人的享受。”前几天又看了一集《我的兄弟叫顺溜》，顺溜为了完成狙击日本将军的
任务，眼看着日本鬼子糟蹋了自己的亲姐姐，杀害了自己的姐夫。茅于轼一定是不屑看
这些东西的，因为按照他的理论，假如日本人骑在他姐姐的身上，日本人享受，如果他
姐姐也享受，他就不能去破坏别人的享受的；如果他姐姐痛苦挣扎，他一定会像汪精卫
一样，“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的缓冲器”，劝道：“太君且慢，我来铺上块
垫子”。无耻的汉奸！
18亿亩红线错误论：关于粮食安全问题，看到最近有官员接受采访，倒是斩钉截铁宣布
坚持十八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然而对于茅于轼所唱的反调，该官员只是认为属于“学
者认识不足”，居然还亲自跟茅于轼讨论此事。这就值得我们警惕了，相对于汉奸们的
包藏祸心来说，官老爷们的麻痹大意可能危害更大。
粮食安全是不是个问题，这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如果茅于轼到齐国故地山东淄博去，街
头上随便找个小学生请教两千多年前管仲在粮食问题上如何“三策兴齐”的，孩子们会
准确地告诉他关于服帛降鲁梁、买鹿治楚、买狐皮降代的故事，齐国不费一枪一弹，收
降鲁、梁、代三国，而楚人降齐者十之有四。美国人可能不知道管仲，但他们在控制中
国大豆的原料、生产和加工市场上的做法，跟管仲如出一辙，现在玉米、蔬菜都出现了
类似的迹象。郎咸平教授已经分析得很透彻。
基辛格有句名言世人皆知——你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你控制了粮食，就控
制了全人类。连美国人布朗都早在1994年就写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报告，可茅于轼
还是咬牙坚持“粮食安全不是问题”——“我问了很多英国朋友、美国朋友，包括日本
人，我说你们国家的粮食安全靠什么保障？你们是不是有一条什么红线？他们都没有的
。”美国对粮食生产采取巨额财政补贴，这比任何红线都要厉害。日本人即使把每一寸
土地都用上也只有40%的自给率，他们不是没有红线，而是把红线划到了国外，在巴西
、非洲和中亚疯狂囤积了超过国内面积3倍的农田。
然而这就是茅于轼的逻辑——他问美国人有红线吗？没有！再问日本人有红线吗？也没
有！美国日本都没有，中国还有什么必要有？由此我们知道天则研究所所谓的一年的专
题研究是怎么做的。
2、《瞭望》：福特基金会让人震撼
http://news.sohu.com/20090126/n261954720.shtml
2008年3月20日，北京长安街东方君悦大酒店，美国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举办了盛大
的招待会，欢送已经在中国工作9年、即将离开中国的首席代表华安德(AndrewWatson)
。有媒体在报道中对此评价说，“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和公益界求‘钱’若渴的时代，
这是他连续9年连任三届‘首席代表’的必然结果。”
一位参加了这次活动的国内某知名政策研究所负责人在采访中向《瞭望》新闻周刊回忆
说，整个招待会大概邀请了4 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于中国各重要部门，也
有科研、教学和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同时他们过去也都接受过福特基金会各
种形式的资助。“参加者人数如此之多、层次如此之高、学科范围如此之广，给人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尤其让这位经常参加高规格会议的人士震撼的是，据说，福特基金会自1988年在华活动
以来20年，花费了大概 4亿美元，“也就是说，仅用4亿美元就获得了对中国学术界如
此规模的影响力。”在他看来，中国现在每年在贸易上有数千亿美元的顺差，但在学术
和政策影响方面则存在着巨大的逆差，“对此我们得好好算算账，这对整个中国未来的
发展，包括智库的观点、影响力，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太重视看得见、有形的、物质
的东西了。”
3、王岐山：我曾经申请福特基金会的资金
http://wenku.baidu.com/view/44f8655c3b3567ec102d8ab6.html
王岐山：“盖特纳财长 1981 年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学习，也包括他的令尊大人。我跟盖
特纳的关系，在网上他们说我们俩应该是一种我是他叔叔的关系。 因为他的父亲老彼
得是原来福特 基金会驻华首代。在八十年代那个阶段，我曾经跟他父亲去申请福特基
金会的资金，做研究 项目，所以工作上有联系。按照中国人讲，这工作上发生联系了
，孩子就得叫对方叔叔，或 者叫伯伯。”
4、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
http://news.qq.com/a/20090610/000860.htm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1993-1994）
福特基金会中国经济研究基金学术委员会委员（1993-1998）
天则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98- ）
5、周其仁
http://business.sohu.com/20100129/n269918217.shtml
在美国新任财长盖特纳六月一日到访北大CCER时，主持人周教授黑色西装、蓝色领带，
整齐笔挺，我不知道具体的原因，只听大源教授说，盖特纳的父亲彼得•盖特纳
曾经参与了CCER的资助筹建，我也曾听周老师提过，他当年赴美访学也曾受到彼得&#
8226;盖特纳所在的福特基金会的资助。
6、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和副行长易纲
http://video.caixin.cn/2011-10-14/100314276.html
熟知彼得·盖特纳的中国人都亲切地称他为老盖特纳，这是因为他是现任美国财长 蒂
莫西·盖特纳的父亲。他曾在福特基金会工作28年，并成为基金会的首位驻华代表。因
此，他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要融入世界，人才极为匮乏，急需大批谙熟经济
、法律等方面的人才。福特基金会及时推出了“福特人才培养计划”，资助大批国内精
英到美国著名大学学习、研修，这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各类人才
。这些人回国后成为推动中国走向世界的骨干力量。盖特纳告诉我们，包括现任的中国
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经济学家易纲等都曾得到福特基金的项目资助。
7、吴敬琏、荣敬本、周小川、楼继伟 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
http://www.bijiao.net.cn/other-7.htm
1994年8月，由吴敬琏、荣敬本、周小川、楼继伟牵头的、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中国经
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和“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组
联合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共同在北京京伦饭店召开了题为“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
革”的国际研讨会，因该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是以现代微观经济学为基础的，有学者将其
与开创宏观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巴山轮会议”相对应，称之为“京伦会议”。
现代企业制度、银行与财政的配套改革 记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
http://wenku.baidu.com/view/c533fa0202020740be1e9b10.html
【作 者】肖梦 1994年8月23-25日在北京京伦饭店召开的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
际研讨会，是由国家经贸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和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
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组联合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两个课题组由吴敬琏、荣
敬本、周小川、楼继伟牵头，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在过去的几年内作了大量的研究工
作，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由于会议准备和组织的充分，邀请的国际国内经济学家和专家
都是相当具权威性的，因而，京伦会议受到肯定，被认为是一次颇有成效的、将微观经
济学在我国推向一个新的水平的会议。
8、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
http://finance.sina.com.cn/hy/20091210/11167084464.shtml
朱民，男，1952年出生，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2003年至2009年，先后
任中国银行行长助理，副行长，负责集团财务、司库、内控、法律和合规、战略和研究
；2009年10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2010年2月2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IMF）总裁卡恩任命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担任其特别顾问。主要从事国际金融
、银行业务、和宏观经济方面的研究，先后获中国青年经济学研究奖，美国普林斯顿大
学威尔逊奖，全美应用经济学研究杰出奖，福特基金会中国经济研究第一名等。
9、福特基金会资助过厉以宁
http://www.sn.xinhuanet.com/misc/2008-03/28/content_12819734.ht
1993年，邹东涛经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同意，进入北大经济学院作访问学者，
参与厉以宁教授主持的美国福特基金会关于中国跨国公司发展的课题研究。
10、长期受福特基金会资助： 林毅夫
http://business.sohu.com/20040916/n222072332.shtml
1993年福特基金会开始帮助中心发展的时候，在北京的项目官员是史蒂夫。正如林教授
说的，80年代林毅夫跟他见过面，想回北京，促进中国经济教学的发展。后来1993年林
毅夫回来了，正好他在北京做福特基金会的项目官员，林毅夫去找他，希望成立这么一
个中心，校长也已经同意了。目的是一方面进行最高水平的经济研究与教学。另一方面
，跟国外最好的高校经济学中心保持很密切的关系，他认为这个梦想很好，马上同意资
助。中心1994年就成立了，开始的时候发展计划并不宏伟。没有想到两年之后就已经成
为名气越来越大的经济学中心，教的学生多起来了。新来的学者专家云集，著作累累。
11、福特基金会长期资助樊纲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352.shtml
国民经济研究所
西方发达国家一致认为樊纲是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其领导的国民经济研究所一直由
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
12、胡鞍钢
http://jjckb.xinhuanet.com/gnyw/2009-09/30/content_183872.htm
1995年初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1995年经美国华
盛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评选，获福特基金会“中国经济研究资助”。
13、吴晓波:为中国的企业立传
http://sh.xinmin.cn/minsheng/2009/10/23/2788919.html
2003年左右，吴晓波陷入了焦虑之中。
两年前，他写了一本研究中国企业失败案例的《大败局》，一经出版，短时间内销
售达20万册，创下了财经类图书销售的奇迹，之后6年内重印28次。随后，企业竞争寓
言《穿越玉米地》和分析案例的《非常营销》，虽然都保持了稳定的销量，还是未能企
及《大败局》到达的高度。
就好像一个侠客拿着一把刀，走到大街上，却找不到一个可以砍杀的目标。吴晓波
为找不到一个好的题材而苦恼。
2004年，在福特基金会的邀请下，吴晓波到哈佛大学做民营企业的课题。在那里，
他惊诧于美国学者对中国经济生活的一无所知，即使是来自台湾、香港的学者，对大陆
的认识都是“概念性的、意识形态的，带着许多想象”。此时，吴晓波已经写了六七本
财经类书籍，内容涉及中国的乡村经济、国有企业等。
14、张军：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的程度还“浅”
http://www.qstheory.cn/jj/jjyj/201110/t20111022_118737.htm
张军教授，现任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
任、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他是当今中国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转型
、增长和发展政策有深厚的研究。他兼任多个地方政府的咨询顾问，曾参与世界银行、
福特基金会、英国文化委员会以及欧盟、南非等研究与咨询项目，是国际上十分活跃的
中国经济学家。过去十年间，他是Wilton Park Conference、The Chatham House、The
Chicago Society、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The Brenthurst Foundation、The
Forum Asia（CASA）、Mizuho Global Forum、财富论坛、福布斯论坛等特邀演讲嘉宾
。他新近出版的著作包括《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改革、转型与增长：观察与解释
》、《这样的故事最中国》，以及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Enterprises （
Cengage Learning,2009）和Economic Transi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rty Years ofReform and Opening Up（McGill-Queen University Press，2008）
等。
15、邹至庄、杨小凯、许小年
http://old.jfdaily.com/gb/node2/node142/node144/userobject1ai13
为了帮助中国学生出国留学，邹至庄热心联系，牵线搭桥。1985年、1986年、1987年三
年，由他主持、联系，福特基金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办了三届“福特班”（邹
至庄在美国汽车业界影响力极大，著名的“邹测评”即是对汽车产业的预测，该论文在
美国实证经济学方面是引用率最高的），每年有若干来自欧美的著名经济学家和在西方
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经济学精英人物前来执教，“福特班”实际上成了中国现代经济
学教育的摇篮，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发展、为推动中外经济学学者之间的交流开辟了一
条重要渠道。福特基金会还每年资助60名学生去美国留学，选拔考试由邹至庄亲自出卷
，国家教委出面组织，命名为“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在全国重点高校中选拔佼佼
者。如今已成为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周林，当年是第一届的第一名，他说，那是美国学
校了解中国学生的开端，为后来大批中国学生留美搭了桥。
杨小凯经历坎坷，在文革中因直言坐过10年牢，没有上过大学却写出了高水准的教材《
经济控制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基础》。1983年，邹至庄在武汉讲学，见到了杨小凯，
惊喜于他的才华，很快为他联系到福特基金会的奖学金。杨小凯于2004年不幸因癌症逝
世，他的遗孀吴小娟在回忆文章中写到，当时由于杨小凯的政治背景，出国是一件很不
容易的事情。邹至庄教授亲自给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写信，希望能够给予帮助，此信后转
到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办公室。在刘校长的协助下，杨小凯带着仅有的30美元，一个人
去了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有幸师从国际贸易方面的顶尖高手迪克西特、格罗斯
曼。在普林斯顿博士考试很难，邹至庄常常打电话告诉杨小凯考试成绩，给他鼓励。
经邹至庄如此“间接”培养的英才，有谢丹阳、陈松年、许小年等等。李稻葵1985年从
清华大学本科毕业，不巧错过了“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的申请日期，就和另外几个
获得留学资格的同学一起作为访问学者，去了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那时候访问学
者年龄普遍偏大，被称为“老访”，20岁出头的李稻葵就成了哈佛校园里最年轻的“老
访”。
徐滇庆：悼念杨小凯
http://finance.sina.com.cn/jingjixueren/20040719/0948878597.sht
不久小凯和我先后来到美国。小凯在普林斯顿，我在匹兹堡。1985年夏天，我接到小凯
的电话，他和钱颖一、于大海正在筹备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的研讨会，还从福特基金会申
请到了5000美元的经费。当时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5000美元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我很
佩服他们三个的本事，当即表示一定如期来纽约赴会。这次研讨会在纽约总领事馆召开
，会议开得非常成功。邹至庄和茅于轼老师都出席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林毅夫、海
闻、田国强、左学今、汤敏、左小蕾、杨文艳、王辉进、文贯中、张欣等人。正是杨小
凯在这次会议上发起成立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16、“福特班”
http://news.163.com/09/1024/08/5MCKE4N6000120GR.html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办的三届“福特班”，被喻为中国现
代经济学教育的摇篮，其资助就来自美国福特基金会，当时该基金会每年还资助60名学
生去美国留学，不少人现在都已成为中国经济界的知名人物。
许小年、胡祖六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80829/23072400532.shtml
因为中方原因，“邹至庄留学计划”只举办了三期，但是影响深远，堪称经济学界的“
幼童留美计划”：一方面这些学生几乎人人都成就斐然，杨小凯、李稻葵、周林等著名
经济学家均受益于此，方星海、许小年、胡祖六、李山等财经名人亦系出此间；另一方
面，示范作用使得经济学从此成为显学，“只要给予机会，中国的学者和学生会如饥似
渴地学习现代经济学”。
福特项目培养出了数百个经济学博士、一流经济学家
http://www.p5w.net/news/xwpl/200912/t2714411.htm
在经济学教育方面，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取得了一个重要的进展――现代西方经济学开
始被引入到中国的大学课程中。在教育部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我们建立了两个经济
学研究生培养中心――中国人民大学（1985年至1995年），复旦大学（1988年至1993年
）。培养中心会邀请一些国外知名经济学家来教授现代经济学课程。同时通过与教育部
的合作，我们设立了一个项目旨在选派研究生去美国和加拿大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这
些项目培养出了数百个经济学博士，其中有一些已经成为中国和北美地区的一流经济学
家，也有在顶尖的经济学院担任领导职务的。中国的顶尖学校都很有经济实力，它们提
供的薪酬在国际市场上也很有竞争力，并且能够在每年1月份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招聘
有能力的青年研究人员。
中国教育部与美国福特基金会1984年达成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项目
http://www.chinanews.com/edu/edu-zcdt/news/2010/06-23/2359038.s
2010年06月23日 17:27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北京6月23日电 (记者 马海燕)
中国教育部与美国福特基金会1984年达成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项目，当时成立了
由黄达教授担任主席的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成为该项目的首批实
施者。自1985年起连续十年举办了10届培训班，共有417名优秀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参加
了培训。罗伯特•蒙代尔、尼古拉斯•斯特恩等六十多位经济学家都曾为该
班学生授课，教材也采用的是当时美国最新经济学教程。
纪宝成说，该项目的25年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曾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但在邹至
庄、帕金斯、黄达等经济学者的推动下，该项目即使在最困难时期也没有放弃。1989年
8月23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会见到访的美中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委员会主席邹至庄
、帕金斯教授一行，成为当时中国领导人接见的首批外国代表团。这也为中美交流开辟
了重要渠道。
时至今日，培训班学员都已成为中美两国高校、研究机构、政府和知名企业中的骨
干力量，在提高中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水平，缓解国内高校优秀当代经济学师资短缺问
题，促进中美经济学教育与交流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完)
福特基金会设立的一个经济学家培训项目 美国财长盖特纳：中美要建全新双边关系
http://old.jfdaily.com/news/xwgj/200906/t20090601_657426.htm
www.jfdaily.com 2009-06-01 14:03 稿件来源：新闻晚报
在北大期间，盖特纳还将与之前的老师碰面，并参观福特基金会设立的一个经济学家
培训项目，这一项目正是在他父亲老盖特纳担任福特基金会亚洲事务负责人时设立的。
17、赵人伟
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xuejie/20090904/1196255.shtml
1987年，美国福特基金会开始在中国设立办事处，并计划资助国内的一些经济研究。福
特基金会与时任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的赵人伟达成了合作协议。福特基金会赞助了20万
美元，赵人伟等人因此开始了中国研究机构最大的一次付费入户调查。
18、刘小玄与董辅礽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0824/18086657405.shtml
刘小玄曾经参与董辅礽领导的课题组的工作，她回忆说：“董老非常重视经验数据搜集
和实证调查的研究方法，也不断吸纳西方的先进方法为己所用。他经常为青年学者创造
出国学习和进修的机会，让他们把学到的国外先进方法和理论带回国内生根发芽，为了
推进研究方法的更新，他力争到了福特基金会的研究经费，为所里购置电脑，建立计算
机房，进行调查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在我印象里，他是一个充满活力、思想不老的学者。
19、哈继铭
http://news.hexun.com/2008-03-20/104623790.html
学历：
经济学博士，美国堪萨斯大学，1993年
经济学博士生，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1987-88年
管理学硕士，复旦大学管理系，1987年
福特基金会经济学培训中心，人民大学，1985-86年
管理学学士，复旦大学管理系，1984年
20、胡舒立
http://liweiao.blog.hexun.com/19826024_d.html
http://finance.dayoo.com/gb/content/2006-08/15/content_2601069.
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任《工人日报》记者；1985年，美国“民间机构”--世界新
闻研究所”，破格邀请她到美国“访问”5个月，1992年任中国第一家民营报纸《中华
工商时报》的国际部主任；1993年，胡舒立赴美国接受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华盛顿外国记
者中心(C0FJ)的专业培训；1994年胡舒立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一年发展经济学，1995
年，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华盛顿外国记者中心颁发给她“杰出新闻记者奖”；1998年胡舒
立回国创办《财经》杂志。
21、福特基金会与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杨、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陈佳贵
社科院李杨批张宏良--谁给了他们裸体做“俯卧伸”的勇气？
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388598.shtml
俞飞龙 2008-7-8
昨天晚上，一个朋友给我发来7月6日社科院“银行改革开放热点问题研讨会”长达5万
余字的全文记录，仔细阅完不禁拍案而起——我能够想象中国精英为了利益可能无耻，
但我没想到某些精英今天竟会无耻到这种程度！当世界各主要国家，尤其是美国都在不
停地修改政策，限制其他国家参与本国战略领域投资的时候，中国精英们竟依然在不断
地把中华民族的战略产业贱价出售——“继续扩大金融领域的开放”，荒唐程度在某些
方面甚至超过了清朝战败后与列强签订的、直到今天仍被我们视为耻辱的所有卖国条款
——今天上午我特意查了下，当初清朝被迫签订的《南京条约》、《厦门条约》、《北
京条约》、《马关条约》、《天津条约》、《中俄密约》等等，都只是割地赔款，开埠
贸易，还没涉及到允许外国势力参与可以影响甚至控制本国经济的金融行业。甚至在国
内舆论对此一片哗然之后，竟还敢于公然在人民网上全程直播他们几乎赤裸裸的卖国主
张。在这个几乎汇聚了当前金融界大腕的学术会上，一干人把“引进经验”与“分享利
益、分享权力”混为一谈，把“规避金融风险”的道路定向为必须“邀请外国资本参与
”，把“账面溢价”（回避了金融在经济领域的战略本质）变成“开放有功”的依据…
…谁给了他们如此大的胆量？谁让他们如此飞扬跋扈、敢于公然与中华民族的利益为敌
？谁让他们能玩弄中国未来于股掌之间？请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记住这群公然在“银
行改革开放热点问题研讨会”上做“俯卧伸”的“学者”——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
杨、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国刚、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全国人大常
委辜胜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宋逢明、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建设银行研究部
总经理郭世坤。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杨因卖国有功，被升为社科院副院长。
李扬副院长会见美国福特基金会副会长约翰·柯本一行
http://sspress.cass.cn/news/19403.htm
作者：夏萌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网发布时间：2011-3-29 14:
04:00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75 期社科院专刊头版文章之一。
本报讯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李扬在我院贵宾厅会见到访的美
国福特基金会副会长约翰·柯本一行。约翰·柯本此行旨在深入扩展科研领域、双方学
者互访等事宜，加强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合作。
李扬首先对约翰·柯本一行的来访表示欢迎，对福特基金会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
科研项目和人才培养的资金支持表示感谢，并对双方开展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合作表示
赞同。他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福特基金会的学术合作获得了很大成效，相信此次访问
对双方今后的合作与发展将起到更加积极的推动作用。
李扬说，今年“两会”期间，我国土地制度、住房制度、收入分配和通货膨胀问题
成为讨论焦点。这些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重点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并具有
重要的研究价值。深入了解和分析研究国外现行相关制度如何运行，有助于推进我国进
一步改革和发展。当前，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美学者应加强在国际货币体系
、汇率、衡量全球经济失衡指标等问题上的交流与研究，有助于双方政府制定更加有效
的政策。在很多领域，中美合作不断加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福特基金会都发挥了积极
作用。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在展开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我们将全面推进研究方
式与组织方式改革，深化与国际组织、科研机构的合作，聘请国外专家到中国社会科学
院担任客座教授甚至任职。将来双方的合作领域更广泛、合作方式更多样化。中国社会
科学院愿为双方进一步的合作给予全面支持。
约翰·柯本对中国社会科学院长期以来给予的支持与帮助表示感谢。此外，约翰·
柯本还介绍了福特基金会近年来的科研调整、人事变动以及基金会资助项目调整结果等
相关情况。希望在现有合作基础之上，在更广泛的领域内继续深入开展与中国社会科学
院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副局长张友云、局长助理周云帆等陪同会见。福特基金
会方面随行的有副会长兼财务总监尼古拉斯·加布里埃尔、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费约翰
、代表助理牛彩霞。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夏萌）
社科院副院长陈佳贵会见福特基金会副会长
http://www.cass.net.cn/file/2005040535019.html
本报讯3月22日，陈佳贵副院长会见了来华访问的福特基金会副会长贝瑞·哥博曼
先生。
陈佳贵对客人的来访表示欢迎。他说，我院与福特基金会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
关系，许多研究课题都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我院是一个社科研究单位。现在
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随着新问题的不断出现，国家要求我院加强对重大
现实问题的研究，发挥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希望双方今后能继续保持并拓展合作关
系和合作领域。
贝瑞·哥博曼对中国社科院多年来对福特基金会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
福特基金会今后将一如既往地加强与中国社科院的合作。双方还就我国“三农”问题、
经济发展以及区域发展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国际合作局局长黄平和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华安德先生等参加了会见
。（国美）
陈佳贵主导中国社科院增选学部委员，马列专家难入选，李泽厚可能成“院士”
史元
有着“亚洲第一智库”之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自2010年下半年来一直在“悄悄”地搞着
一个“大动作”——增选学部委员。作为中共党中央的思想库、智囊团，中国意识形态
的重地，这次增选所透露出的一些信息，很值得玩味。
第一，最后的时限和耐人寻味的低调——增选背后的矛盾。
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产生首批学部委员的同时，亦规定学部委员的增选每2至4年进行
一次。那么，根据这个规定，增选期的底限是2010年，也就是说2010年应完成增选，但
据社科院网站信息，2010年10月以后，社科院才开始启动学部委员增选工作，至今仅公
布了14名正式候选人名单，增选的学部委员正式名单仍要等待时日。看来，比如增选程
序上民主与行政的矛盾，学部委员标准的政治与学术的矛盾，待遇上名誉与利益的矛盾
，背后埋伏着各种矛盾是增选逾期的主要原因。
第二，马克思主义阵地并不那么坚强——民主选举让马列专家难入选。
2006年首批学术委员不仅有冷溶、江蓝生、陈佳贵等院领导，有程恩富等多位所谓马克
思主义学者，也有杨天石等争议人物，此外，包括诸多研究所的所长也都位列其中，正
如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所言，那是一次行政主导的评选，是一个平衡各方利益的产物。
据说，此次学部委员增选采取了多轮投票的“民主”推选方式，而目前社科院网站所公
布的14名正式候选人名单就是民主选举的结果。此14名正式候选人中有常务副院长王伟
光，有法学所所长李林，人口所所长蔡昉，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研究生院院长刘迎秋
，身兼多家公司独立董事的财贸所所长高培勇，科研局局长李汉林，历史所著名家古文
专家宋震豪等等。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此前获选呼声很高的一些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
如著名国史专家当代中国所所长朱佳木，成功预测美国金融危机、反新自由主义经济的
著名经济学家何秉孟，批判“普世价值”的箭头人物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侯惠勤等则无一
入选。这些“旗帜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资深专家学者不能入选，足以说明，尽管陈奎元
一再强调社科院坚强马克思主义阵地的定位，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并不能经得起
社科院“民主选举”的考验，可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并不是那么坚强，中
国的意识形态危机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李泽厚可能成为“院士”——学术压倒政治？
此次社科院院士增选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据说思想大师李泽厚极有可能被增选为
荣誉学部委员，从而成为社会科学界的“院士”。李泽厚是“告别革命”的提倡者，被
海外媒体誉为中共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者，其学术知名度有目共睹，但其政治观点也众
所周知。在首批学部委员名单公布时，李泽厚未能入选，曾被媒体广为关注，当时有一
种解释，说是院长陈奎元因政治原因否决了李泽厚。时隔4年，李大师欲被卷土重来，
学术难道终于压倒了政治？作为中共意识形态的重镇，学部委员增选中的几个变点，表
面看不起眼，实则似乎有着很重的玄机。
附
假如在土匪山寨里搞选举
旁观者
在土匪山寨里搞选举，选出来的肯定是土匪。在美国开国精英奴隶主群体中搞选举，自
然选出来的是奴隶主华盛顿。在南方报系、炎黄春秋系内搞选举，选出来的自然是汉奸
。在自由主义者扎堆的社科院搞选举，选出来的自然是自由主义大师李泽厚了。
真要搞民主选举，不如搞全国性的，问问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是拥护毛泽东
思想还是拥护告别革命的李泽厚。问问全国人民，是否同意李泽厚当“院士”。
社科院此次增补学部委员，右翼把持增选程序，把马克思主义学者全部搞掉了。
正式候选人名单见下。http://www.cass.net.cn/file/20110119288428.html
中国社科院启动学部委员增选工作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更新时间：2011
-1-13 本报讯 日前，中国社科院召开学部委员增选工作会议。会议按照院务会议
的部署，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章程》规定和院工作计划安排，决定于2010年11月
起，正式启动院学部委员增选工作。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高全立介绍，
2006年8月学部成立，这是中国社科院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一项重要举措，也
是中国社科院改革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学部自成立以来，在院党组的领导下，坚持正确
的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和科研方向，本着学术指导、学术咨询和科研协调的职能定位，
积极努力、扎实、有效地推进了各项工作，学部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进一步提升
中国社科院的学术形象、为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开展学部委员增
选工作，是加强学部建设、全面推进学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科研强院、人
才强院、管理强院”战略的重大举措，是提升中国社科院科研实力、提高中国社科院在
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影响力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社科院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集中体现
。院学部主席团代主席陈佳贵主持会议，院副秘书长、学部主席团秘书长郝时远就学部
委员增选工作的若干问题和实施细则进行了说明。会议当天，学部主席团还举行了全体
学部委员大会，就学部委员增选工作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和部署。据悉，此次增选学
部委员是中国社科院组建学部以来的首次，也是开创和规范学部工作的重要任务。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大山中走出的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委陈佳贵传奇
来源：广安日报 时间：2006.6.6
广安日报记者 陈卫平 编者按 《广安人在北京》采访组历时半个月，
先后采访了大批在京广安籍乡友。本报从今天起，将于每周二、五在一版陆续推出其中
优秀代表的系列报道，介绍他们勤奋学习、奋力拼搏取得的突出成就，弘扬他们乐于吃
苦、敢于争先的创业精神，以鼓舞和激励全市人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敬请读者关注本栏目报道。并请向市委宣传部及本报提供其他在京广安籍乡友的
相关线索，以便扩大联系面，适时安排新一轮采访宣传。
火红5月,激情无限。 在北京长安街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内，我们有幸见到了
该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委、著名经济学家陈佳贵。他那大山般的赤子情怀，儒雅型的
学者风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从他讲述自己的一个个精彩故事中，来
慢慢解读这位华蓥山之子的传奇人生。
苦难中成长
“苦难是人生的一大财富”。这是陈佳贵对自己及所带博士研究生们常用的名言
，也是他刻骨铭心的记忆和历史写照。 1944年10月，陈佳贵出生在四川省岳池县
伏龙乡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割草、放牛、放羊与上学伴他度过少年时代，日子虽苦，学
业却未荒疏。小学毕业，他以优异成绩考上华蓥初级中学。陈佳贵高兴不已，而他的父
母亲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学校离家30多公里路，他们担心小佳贵身体吃不消不说，而
每月必须交纳的3元钱伙食费更把一家难住了。求亲告友，东凑西借还不够，父亲一咬
牙，将准备盖新房子的木料扛到市场上去卖了，总算勉强凑够了这笔费用。这样的窘况
留给小佳贵的印象太深刻了，以至于影响了他一生。上初中后，为了替家里减轻负担，
他常常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去山里挑煤挣钱。他人小个头矮，一次最多只能挑三、四十
公斤。每从煤矿挑一担煤到学校所在的华蓥街上，他能挣到的也就2角多钱。暑假期间
，为了筹集下学期的费用，他又到渠江边的罗渡煤站挑煤转运到船上外运。每次挑50公
斤的，来回走2公里路，上坡下坡，磕磕碰碰，一次只能挣到3分钱，一天苦力下来能挣
5角钱就算很不错了。挑完回家，他的肩膀红肿得像生了毒疮一样，火烧火燎般地疼痛
，脚也常常被草鞋磨起了大血泡，身子累得像散了架似的，但他硬是咬着牙挺了过来。
到县城上高中后，由于两个姐夫相继参加工作，有时给些资助，但他仍为交不起每个月
的伙食费而发愁，想尽多种办法才维持下去。 生活的困难与艰辛，不仅磨炼了他
的意志，而且激发了他努力学习的斗志。从小学到中学，他的学习成绩都很优异，初中
毕业时被学校授予优秀学生称号，考入县上重点高中毕业后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成为
山乡第一代大学生。金凤凰，由此从大山飞向了远方。 1964年，陈佳贵迈出家门，走
向北京城，开始人生新的驿站。第一次远行，路费，是家里东挪西借的；被子、被面是
大姐家的旧床单做的。 不料，上大学时又碰上了“文化大革命”。在那疯狂的年
代，学校领导和不少老师都受到冲击和摧残，连他这个青年学生也未能幸免。运动刚开
始不久，有个造反派就把他在党史和政治经济学课程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整成了黑材料
，列举了他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十几大“罪状”，在一次揪斗“走资派”
、“黑帮”的大会上抛了出来。他被打成“反动学生”、“修正主义的黑苗子”。“十
六条”出来后，又被视为“放在运动后期处理”的人物，入了“另册”。远隔千里的父
亲，也因解放前为地主当过长工、看过院子而被诬为“管家”批斗，这对他来讲，更是
“雪上加霜”。就在他身边，有的同学不堪运动重压，精神失常；有的老师不甘心受侮
辱、受摧残，自杀身亡。 面对这一切，血脉中流淌着川北汉子特有的倔强与不屈
本性的陈佳贵，不灰心、不气馁、不低头，而是千方百计找书看，求学问，长知识，强
根基。在那动乱的年代，不仅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且阅读了《国富论
》、《企业论》等经济学名著，为他后来做人、做学问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大学毕业
后，他被分配到甘肃一个3000多人的纺织厂工作，在大西北严寒与风沙中磨炼近10年。
从普通工人到科长，样样干得出色。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使他得到全面的锻炼提高。
苦读中成才
苦读，是陈佳贵人生的一大乐事。在异常艰苦的岁月里，他从未放弃过对知识的
孜孜以求。 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考制度的消息使陈佳贵精神为之一振。抱着对
知识的渴求，已是两个孩子父亲的他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0多年之后重做
学生，8人同住一间宿舍，他却毫不减当年的学习热情。特别是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蒋一
苇先生，他更是倍加珍惜分秒、孜孜不倦勤奋读书。他常常骑自行车前往北京大学等旁
听讲座，翻阅书籍，汲取中西经济学理论营养。硕士毕业论文《论企业对市场的适应性
》获得专家高度评价。由此，他被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担任蒋一
苇所长的助手。刚开始，由于院里条件限制，他长期没有分到房子，只好去租外面的简
易房子住，且经常搬家，北京的东、南、西、北城几乎被他住遍了，而唯一不变的是对
知识的渴望，对学习的痴心，对学问的执着追求。 1984年，陈佳贵再度师从蒋一
苇先生，攻读企业管理专业的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有机会作为访问学者到香港中文
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研修。在一年时间内，除了开展必要的学术交流外，他还选修了市场
学、发展经济学和国际企业等一系列课程。1991年，陈佳贵远赴大洋彼岸，在美国科罗
拉多州大学经济学院如饥似渴地学习经济理论，研究美国经济和企业发展情况，深入系
统地了解和掌握西方经济学理论。 陈佳贵从事经济学学习和研究20年来，正值中
国经济大变革年代。他在自身经历中感受着时代的风云变幻和涛声回荡。如果说时代造
就了他，那么他也无愧于时代赐予的机遇，他以一篇篇 饱含智慧的心血之作奉献社会
和人民。至今，他已出版专著13余部，发表论文200多篇，总字数达到400余万字的科研
成果自成体系，显示出匠心独运的大家风范。科学揭示了企业改革、企业管理和企业发
展的关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经济理论宝库，奠定了他著名经济学家的应有地位。
苦研中成功
理论的根本落脚点在于实践。 陈佳贵自成体系的经济理论不仅源于实践，
而又根植于实践，直接与中国经济之命脉相融通、相作用，产生巨大效能。 1989
年，陈佳贵带领一个研究小组，风尘仆仆地来到杭州，参与了杭州万向节企业集团的股
份制改造工程。他与小组成员夜以继日地研究、制定方案，为这一乡镇企业成功走向大
规模现代化集团公司尽了一份力。该公司上至董事长鲁冠球下至车间工人们无不感到，
这样的经济名家才是企业的贴心人。 1982年，陈佳贵参与了首都钢铁公司利润递
增包干方案这一重大企业改革的调查研究，参加了递增包干方案的设计和给中央报告的
起草工作。后来，国务院批准了这一方案，首钢便成为全国第一家实行利润递增包干的
特大型企业，推动了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 1982年至1983年，陈佳贵又参与重庆
市调查经济体制改革情况，研究重庆市实行计划单列等问题，参与撰写“重庆市综合改
革试点方案”。后来该方案报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实施，重庆市便成为我国第一个实行计
划单列的城市和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城市。 1981年以来，陈佳贵走上
领导岗位，先后任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副所长、所长、党委书
记。1998年至今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国人大常委、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等。并获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
他涉及的领域更宽，接触的社会面更广，研究的科研成果也更丰硕。他的专著《
现代大中型企业的经营与发展》，获得中宣部颁发的第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奖”。前不久，陈佳贵领衔研究的另一理论成果“工业发展，国情变化与经济现代化战
略——中国成为工业大国的国情分析”，提出了“中国是农民大国，不是农业大国；是
工业大国，不是工业强国”的观点，引起了理论界和决策层的极大关注，为更好地掌握
国情、制定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陈佳贵有时还直接参加温家宝总理等主持
召开的经济理论座谈会、研究会，为国家经济建设建言献策，继续贡献自己的余热。
从华蓥山中走出来的经济学家陈佳贵，就是这样拼搏着、奉献着，一步一步留下
了自己闪光的脚印。
陈佳贵-人物经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党组成员。 男，汉族，1944 年10
月生，四川岳池县人， 1969 年参加工作， 1973 年 陈佳贵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
学历。 1964年至1969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学习。 1969 年至 1970 年在北京
东方红炼油厂劳动锻炼。 1970 年至 1971 年在甘肃省农宣队平凉分队工作，任组长。
1971 年至 1978 年在甘肃棉纺织厂工作，任计划员、生产计划科副科长、科长。
1978 年至 1981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81 年至
1985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室副主任。 1985 年至 1988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其间于 1986 年至 1987 年在
香港中文大学作访问学者）。 1988 年至 1990 年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机关党
委书记兼研究室主任； 1990 年至 1991 年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机关党委书记
、副所长。 1991 年至 1992 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经济学院进修。 1992 年至 1995
年在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先后任机关党委书记、党委书记兼副所长。 1995 年至
1996 年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 1996 年至 1998 年任中国社
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1998 年11月至2009年7月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
陈佳贵-人物成就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委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
国企业管理研究会 陈佳贵会长、中国经社理事会副主席、中国工业经济联合总会副会
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等荣誉称号。 先
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曾在香
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和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经济学院长期研修。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
中国博士、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称号。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
所副所长、党委书记、所长等职。并任工经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企业管理研究
会副会长兼理事长。 曾在企业从事8年计划管理工作和生产管理工作，进入研究所
后主要从事工业经济、企业经济、企业改革和企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研究。已经出版著
作（包括独著、合著）13部，发表论文200多篇。其中《现代大中型企业的经营与发展
》获第六届“五个一工程奖”，“论企业对市场的适应性”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优
秀论文奖，《市场经济与现代企业制度》获《经济日报》举办的优秀经济读物奖，参与
写作的论文多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0余篇论文获优秀作品奖。
中国社会科学院从1987年开始就从福特基金会拿钱：
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福特基金会协议备忘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政府
”）的同意，代表中国接受基金会资助的单位，和总部设在美国纽约州纽约市的福特基
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
……
本协议于一九八七年七月二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
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胡绳
福特基金会主席 亚历山大·赫德
《中国经济转型30年》发布会暨经济发展座谈会
http://news.qq.com/a/20090605/001200.htm
http://news.QQ.com 2009年06月05日15:36 中国网
中国社会科学院定于2009年6月1日（星期一）下午15：00，在北京西城区金城坊东街1
号北京金融街丽思卡尔顿（Ritz-Carlton）酒店大宴会厅举行《中国经济转型30年》新
书发布会暨中国经济发展座谈会。
谢寿光:
尊敬的佳贵院长，各位专家，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由福特基金会和中国社会
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的《中国经济转型30年》新书发布会暨中国经济发展座
谈会现在开始！
2009-06-01 14:55:46
谢寿光:
在会议正式开始之前，请允许我代表主办方介绍今天出席会议的专家和领导。他们是：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陈佳贵教授，福特基金会白爱莲女士，福特基金
会北京办事处柏恩敬先生，本书主编蔡昉先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蔡继辉，工业与信
息技术产业部范世涛先生，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安东篱女士，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
费约翰主任，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贺康玲女士，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何进先生，清
华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胡鞍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黄平所长，中国社会科学
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金碚所长，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李文晶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
研究所李扬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美大处李斌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李特
先生，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李燕女士，北京师范大学李实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李善同部长，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李萍女士，中国社会科
学院外事局美大处刘泉平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刘承芳女士，中国发
展研究基金会卢迈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研究中心潘家华主任，福特基金会北京办
事处施雪华女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童根兴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王爱群先生，中国
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汪三贵先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王绯，中国社科报王宇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薛铭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姚洋教授，福特基金会北京
办事处玉海云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部张蕴岭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美大
处张巧枝女士，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张迎杰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赵人伟
教授，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钟甫宁教授。我们为所有出席今天会议的嘉宾表示热
烈的欢迎！
22、中国经济展望：机遇和挑战——庆祝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国际研讨会
http://www.cenet.org.cn/article.asp?articleid=15552
发布日期：2004/9/8
主办方：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资助方：福特基金会
时间：2004年9月16－17日
地点：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
2004年9月16日
8:00 – 8:30 来宾登记 8:30 – 8:45开幕式
主持人：海闻 致辞：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吴志攀（北京大学
副校长）
8:45 – 10:00 主持人：林毅夫 主题演讲：吴敬琏 改革二十五年：经验、教训和比较
第一部分：中国经济改革回顾
主持人：林毅夫
演讲人（每位20分钟）
Dwight Perkins： 中国经济增长：一个历史和国际的视角
Ross Garnaut：过去二十五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樊纲：转型混合体：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制度转型
评论人（每位10分钟）
钱颖一、 Bert Hofman、李稻葵
12:00 – 1:30：午餐 午餐演讲：David Dollar 保持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可能性
1:30 – 3:15 第二部分：国有企业和银行 主持人：陈平 演讲人（每位20分钟）林毅
夫：国企改革和银行改革的关系 张 春：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 平新乔：中国银行
业的规制和竞争
评论人（每位5分钟） 张新、白重恩
第三部分：中国与世界经济 主持人：李稻葵 演讲人（每位20分钟）
John Wong：中国动态经济增长：对东亚的启示
黄海洲：亚洲发展中国家和欧洲发达国家中的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
胡祖六：适合中国的长期汇率制度
宋国青：汇率制度与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
评论人（每位5分钟）
施建淮、李扬
第四部分：资本市场
主持人：姚洋
演讲人（每位20分钟）
Andrew Sheng：适合经济增长的最优金融结构：东亚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方星海：中国金融改革的逻辑
张新： 区域资本市场
评论人（每位5分钟）
陈平、李扬
福特基金会培养与资助中国政法系学者及新闻记者
1、蔡定剑
1986年至2003年底，他先后供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秘书处，任职至副局长（副
厅级），2004年转入学界，任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
北航法学网>>北航法学>>理论法学
王晨光、蔡定剑教授主持的福特基金会项目“中国法制30年”的子课题，特别致谢该课
题的资助。
中国法制30年评审会暨理论讨论会纪要
http://www.e-cpcs.org/newsinfo.asp?Newsid=15111
为了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年，福特基金会组织编写一套全面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各方面成
就的大型研究丛书，其中包括法制卷-《中国法制变迁30年》，蔡定剑教授和王晨光教
授应邀担任该书主编。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92494
吴薇开始与中律原法律咨询公司总裁张乐伦一起，对蔡定剑进行口述访谈记录。张乐伦
此前服务于福特基金会，曾长期与蔡定剑开展一些国际合作项目，比如就反就业歧视等
多个项目展开合作。
http://news.163.com/11/0130/09/6RKSGCAN00014AED.html
200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中国法研究中心”的艾德华（Randle Edwards）教
授即将退休。中国上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有过访美经历的政法界人士，不拘年龄和性别
，许多人都认识这位精力充沛且富幽默感的艾教授。他主持的中国法项目，尤其是福特
基金会支持的美中法律教育交流项目（CLEEC），在十数年的时间里，为许多人提供了
难忘的学习机会。作为当时众多受惠者中的一员，我有意编一本文集，用来纪念艾教授
的荣休。为了这个目的，文集的撰稿人应当有在哥大法学院学习或访问的经历，最好同
艾教授有个人的交往和友谊。我知道定剑曾经在哥大法学院访问，而且同艾教授相熟，
所以也约他写稿。定剑高兴地答允此事，并且如约写了文章寄来。
2、江平
江平--——江平先生70华诞人生回顾
http://www.civillaw.com.cn/flxr/jp
中国当代 法学要博采众长、融合中外，必须要了解外国法律和法学。 ’所以，他有一
个迫切的念头，就是要组织翻译一套外国法律丛 书。为此，他到美国福特基金会争取
资助，并组织了外国法律文库 编委会，丛书的规模，初步确定了30余种。目前，翻译
工程接近尾 声，出版计28本，译字总计1000多万，对我国文化建设和法制现 优化事业
，价值不可限量。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48373
“外国法律文库”。1991年我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组织了十几位国内的知名教
授和中青年学者，又聘请到几位外国的著名法学家，组成“外国法律文库”编委会，开
始从事一项大型的外国法律名著翻译工作。目前翻译工程已接近尾声，总计出版了28本
译著，达1000多万字。三是“美国法律文库”。这是为落实1997年中美两国元首达成的
“中美元首法治计划（PresidentialRuleofLawInitiative）”，由美国新闻总署资助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另一大型法律图书翻译项目。此外，我还应邀担任了
“世界著名法典汉译丛书”的编委会主任。
3、贺卫方
贺卫方--福特基金会法官培训班协调人
http://www.china-review.com/lat.asp?id=27542
你们都还记得斯坦福大学的那位著名的学者——Lawrence Friedman教授，Friedman教
授曾经来过武汉，过去在中南政法那边搞了一个中国地方法官培训班，请了一些外国著
名的学者、法官来给中国的法官讲课。多多少少当时人们说这是杀鸡用牛刀。请的人物
腕太大了，但是中国的法官都是来自湖北省各县的。他们法院系统的想法不一样，他们
说已经取得本科学位的、有严格的学历的，就不用来了。来的都是没有学历的那些人。
福特基金会提供资助。我当时作为这个项目的协调人，在武汉协调。我就给来的客人介
绍说应该怎么讲，他们的背景是怎样的，也帮助这些法官能够参与到这个活动之中。当
时还有一张跟Friedman教授的合影，觉得很荣光。
http://www.148cn.org/data/2006/0513/article_3115.htm
福特基金会在过去的６年中与中南政法学院以及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合作，举办湖北省
地方法官培训班，一些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和法官来到武汉，为当地的法官讲课，仅湖北
一省受到培训的法官便达到６００名以上。通过这样的培训，法官们更系统地把握了法
律专业知识，培养了对现代司法理念的认知，也学习到更多的司法技能。近年来全国各
地法院也都开展了不同类型的法官培训，这些必将对中国未来的司法公正以及社会秩序
的改善产生深远的影响。
4、梁治平：社会转型时期制度建构
http://www.china-review.com/sao.asp?id=3427
本文的写作始于1999年年初，当时我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学，本文约3分之2
的部分是在那里完成。本文其余部分以及对全文的几次修改则是当年秋天我转来设在普
林斯顿地方的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后完成的。我想在此感谢美
国福特基金会、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和高等研究院，感谢它们为我提供了必要的财政支
持和良好的研究条件，使本文的写作能够顺利进行。我尤其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的艾德
华教授、黎安友教授、哈佛大学的安守廉教授、福特基金会的张乐伦女士以及高等研究
院社会科学院的C. Geertz教授、J. Scott教授和M. Walzer教授，我因为他们的帮助而
获益良多。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98929
200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中国法研究中心”的艾德华(Randle Edwards)教授
即将退休。中国上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有过访美经历的政法界人士，不拘年龄和性别，
许多人都认识这位精力充沛且富幽默感的艾教授。他主持的中国法项目，尤其是福特基
金会支持的美中法律教育交流项目(CLEEC)，在十数年的时间里，为许多人提供了难忘
的学习机会。作为当时众多受惠者中的一员，我有意编一本文集，用来纪念艾教授的荣
休。
5、于建嵘
于建嵘是福特基金会重点扶持对象
http://news.qq.com/a/20081211/002116_12.htm
福特基金会找上门来，问于建嵘是否有课题研究需要资金支持，如果需要，请写一份申
请，附带一份详细的研究方向说明。数年之后，当于建嵘再向福特基金会申请之时，研
究方向说明已经可以省去，“于博士想做研究？好，需要多少？”很快，19.8万美元汇
到于建嵘的户头—— 后来于建嵘说 “不怕被开除”，也正是源于此，他不愁没饭吃。
出处：《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46期
6、北大妇女法律中心被撤
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00415/2053529.shtml
据悉，自成立以来，该中心一直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每年资金运作规模达100
万元人民币以上，这在北京大学240多个人文社科研究机构中也属上乘。同为北京大学
法学院的贺卫方教授也为郭建梅鸣不平。“不应该动辄就对境外的资助进行‘妖魔化’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整个学院都是由台湾光华教育基金资助的呢！”贺卫方对时代
周报记者说。
7、福特基金资助“中国调查式新闻记者研修班”
http://home.donews.com/donews/article/7/71524.html
由《南风窗》杂志社与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共同发起,并由福特基金会提供
资助的“调查式新闻记者冬令研修班”，将于12月下旬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为期四天
，所有课程及在京住宿免费（往返北京的交通费用自理）。
研修班旨在分享调查式报道的技巧和先进理念，搭建全国各地优秀记者间的交流平台，
帮助有抱负的青年记者开拓眼界，实现能力增长，并激励广大新闻界同仁树立更高职业
理想。
我们将面向全国，邀请40名年龄35岁以下，除北京和广州以外的各省市电视、广播、平
面媒体有职业追求的优秀新闻从业人员参与我们的研修班。
培训形式：主题讲座+研讨辩论会+报道案例展示+参观实践
豪华的主讲专家阵容和针对性的课程设计
新闻行业的标竿人物以及新闻传播领域的专家与学员分享职业心得和行业理念：
张良《南风窗》副总编辑
吴思 《炎黄春秋》主编
张洁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制片人
刘春 凤凰卫视 副台长
王克勤《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
卢跃刚《中国青年报》主任记者
胡正荣 北京广播学院 教授
展江 青年政治学院 教授
等
各领域的一流学者和学员交流如何分析事件背后的时代背景，什么是中国当前的真问题？
蔡定剑 北京大学 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制度研究中心主任
王长江 中央党校 教授
毛寿龙 国家行政学院 教授
姚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教授
贺卫方 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
于建嵘 社科院研究员
杨东平 北京理工大学高教所教授等
第二届调查记者研修班六月在京开课(附报名表)
http://news.sohu.com/20060522/n243341414.shtml
时间：2006年05月24日
有奖评新闻
让有职业情怀的新闻记者携手共同成长
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和多家新闻单位共同发起的“第二届中国调查记者研修
班”，将于2006年6月中旬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举行，为期四天，路费自理，所有课程
免费，并统一提供在京住宿。
活动旨在分享调查式报道的技巧和先进理念，搭建全国各地优秀记者间的交流平台
，帮助有职业抱负的记者开拓眼界，实现能力增长，并激励广大新闻界同仁树立更高职
业理想。
我们将面向全国，邀请60名，各省市电视、广播、平面媒体有良知和职业追求的优
秀新闻从业人员参与我们的研修班，名额有限的情况下，优先考虑北京，广州之外地区
，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新闻记者，原则上不接受旁听的申请。
培训形式：主题讲座+研讨辩论会+案例展示+分组交流
豪华的主讲嘉宾阵容和针对性的课程设计
主讲嘉宾来自：
*中国新闻行业的标竿人物和学员交流经验,分享职业心得和行业理念，帮助大家实
现能力增长，并通过同行间的相互切磋砥砺，激发同仁树立更高职业理想，并以更高的
职业标准来要求自己；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顶尖学者和学员交流如何分析事件背后的时代背景，分
享自己的视野版图中什么是中国当前的真问题？
*中国政界企业界新闻人物和社会热点新闻案例当事人通过对话帮助学员进行案例
分析，丰富新闻资源；
*来自世界各国和港澳台地区的优秀新闻同行和关注中国问题的知名专家学者和学
员通过交流开拓眼界，共同突破认知盲点。
参与者的要求：向我们证明你是一个有职业追求的优秀记者。
如果您对我们的活动感兴趣，报名材料包括：
1.报名表（点击下载）。
2.可以体现自己职业追求和水准的作品及推荐信。
由专家组根据报名材料确定我们将邀请的学员名单，被邀请的学员将收到具体课程
表和报道须知。
报名材料发给 联系人 ：郭先生g*******[email protected]，邮件文件名注明“调查记
者研修班报名”
去年的活动介绍：
★ 活动形式
主题论坛+研讨辩论会+案例展示+参观实践
★ 课程设计（拟邀请主讲嘉宾及研讨内容）
职业素质部分：
主要是介绍技巧和方法，核心围绕如何能保护好自己同时策略的达到报道目的。
内容包括
☼涉及政府问题的报道技巧和尺度
☼调查涉及的法律注意事项及如何保护自己
☼如何说服当事人接受采访
☼如何开展隐蔽式采访
☼如何发现企业问题
☼如何说服主编和主任
鼓舞激励部分：
通过标杆人士的献身说法，给记者们普遍的职业困惑以启发，激励大家内在的情怀
，以更高的职业标准来要求自己。
内容包括
☼研讨主题1：什么是我们时代记者职业道德的底线？
☼研讨主题2：什么是中国媒体记者应该坚持的“政治正确”？
邀请专家：
张良《南风窗》主编
张洁《新闻调查》制片人
刘春 凤凰卫视 副台长
王克勤《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
卢跃刚《中国青年报》主任记者
胡正荣 北京广播学院 教授
展江 青年政治学院 教授等
时代背景部分：
帮助记者理解新闻背后的时代意义，什么是这个国家当前最痛最痒的地方？中国当
下转型期最迫切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比如土地制度，民间自治，公平与效率，政治民主
与体制改革等。每名专家在自己的视野版图中围绕什么是中国当前的真问题？展开讨论。
最后安排一场媒介人士和专家的对话。
邀请专家：
秦晖 清华大学历史学 教授
姚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教授
王长江 中央党校 教授
毛寿龙 国家行政学院 教授
贺卫方 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
孙立平 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
于建嵘 社科院研究员 底层权力问题专家
杨东平 北京理工大学高教所教授等
案例研讨部分：
通过当事人讲述展现典型个案尤其是个案中报道的主要障碍，并分小组讨论如何选
取角度报道和披露，最后有每小组的代表发言，并有专家和当事人点评，目的在于巩固
温习前面所交流的报道理念和技巧。
以下为拟选题
案例1，被查封的维权网
案例2，被拆迁户维权代表
案例3，民工子弟小学在城市的命运
案例4，全国人大人大代表的努力
案例5，代表公共利益方向的政府改革
案例6，出租车维权代表
案例7，集资建房发起者
8、福特基金会在华活动：资助“21世纪教育沙龙”
http://learning.sohu.com/20051013/n240531407.shtml
http://learning.sohu.com/s2008/jiaoyuzhichun/
“21世纪教育沙龙”简介及沙龙信息
时间：2005年10月13日10:07 来源：搜狐教育频道
“21世纪教育沙龙”是由《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和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共同
主办、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民间开放性的学术交流平台，定期并持续地言谈重大教育政策
和教育热点问题。强调政府、学界、企业界、媒体和议政机构之间的无边界交流，以促
进教育决策科学化，推动教育实践。
“21世纪教育沙龙”由沙龙运作部——《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工作人员驱动，
所有服务强调制度化、规范化。
1. 第一次21世纪教育沙龙
主题：民办教育的发展空间
时间：2003年8月22日
地点：全国政协礼堂
主要参会人员：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法研究所所长劳凯
声教授，苏州大学博士生导师朱永新教授，上海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胡卫，浙江
大学教科院吴华教授，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任定成主任，北京大学教育学
院文东茅副院长、阎凤桥副教授，清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蓝劲松副教授，清华大学21
世纪发展研究院周海涛博士，英国剑桥教育咨询公司专家胡文斌，香港城市大学人文学
院莫家豪副院长，中国公共政策分析年报执行主任岳经纶等；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教育组组长侯小娟，教育部政策研究与法制建设司副司长
孙霄兵，全国人大常务会秘书处副局长蔡定剑，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季平，全国政
协教科文卫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张文珊等；
2. 第二次21世纪教育沙龙
主题：高等学校的制度创新
时间：2003年10月24日
地点：北师大英东学术会堂
主要参会人员：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21世纪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厦门
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邬大光，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张民选，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杨忠，
九江学院院长黄保强，苏州工业园区事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单强，以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
所程方平，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史朝、王保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周作宇，北
京大学教育学院阎凤桥，北京语言大学谢小庆，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李盾，清华
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睢依凡、蓝劲松，等等；全国政协委员任玉岭、傅惠民、李宝芳、
范天佑，全国政协教科文卫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张文珊等。
3. 第三次21世纪教育沙龙
主题：营造书香校园
时间：2003年11月9日至10日
地点：苏州市会议中心
主要参会人员：
朱永新、中央教科所所长朱小蔓、中央教科所研究员程方平、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
记谢维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所所长劳凯声、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副
院长杨九俊、原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杨德广、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王嘉毅、浙江省教育学
院院长方展画、天津教育学院院长张武升、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主任张文贤、南京
师范大学德育模式研究室主任班华、江苏教育学院教育管理系主任王铁军、美国印第安
纳大学心理中心主任严文蕃、湖北大学教科院院长程斯辉、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田
家炳教育书院院长傅维利、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副主任曾天山、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石中英、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郑汉文、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徐雁、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藤星、苏州大学教授范培松、语文教育专家商友敬、苏州市教育局副局长顾月华、江苏
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范小青、江苏作家薛冰、陶文瑜、朱文颖等专家、作家
4. 第四次21世纪教育沙龙
主题：癸卯学制百年纪念——反思中国的教育现代化
时间：2004年3月26日
地点：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一层阳光大厅
主要发言嘉宾及题目：
张杰庭（锡华教育集团董事长）：我国民办教育的发展和改革
陈学飞（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反思我国的研究生教育
孙立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断裂社会中的教育与阶层再生产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学统的衰微与“计划学术”
康晓光（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
谢 泳（著名学者、《黄河》杂志副主编）：1949年之前大学校长与政府的关系
雷 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教育改革与社会环境
杨东平（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科学发展观与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
9、吴欢：一支冲高急升的艺术股票
http://news.artxun.com/wuhuan-1525-7622566.shtml
吴欢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编剧班毕业之后，一发而不可收又写出二十多部中短篇
小说和电视剧，文字量达到三百万以上。
一九九五年他去香港定居，按他自己的话说“由于不会做生意，只好又拿起笔写作，并
恢复了他从三岁开始的书法和绘画生涯。”结果，他只用三篇在香港著名杂志《镜报》
上发表的政论杂文，就轰动了新闻界和整个海外文坛。香港作家联合会主席金庸先生爱
才心切，惊喜地给他写了四页纸的信，热情的夸奖他“文章立论精当，勇敢锋锐，书画
皆有奇气，侠气，甚佩！”
吴欢带着他的笔，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二零零六年三月他的展览居然开到了美国纽约联
合国，并由秘书长潘基文为他主礼开幕式。并向二十几个重要国家驻联合国代表赠送了
国画，推广了中国文化艺术。这一殊荣令全世界的艺术家为之震动。
接着吴欢又应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欧伦斯先生的邀请，做为重要嘉宾赴纽约，为该
会成立四十周年庆典题“四十而不惑”五个大字。并与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等五百美
国政经名流欢宴，向可口可乐公司，强生公司总裁等赠画，表彰他们对中美经济合作发
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二零零六年六月吴欢又亲赴日本举行画展，得到安倍晋三，福田康夫两位首相的亲自接
见，对中日关系的和平与发展再立新功。
二零零六年九月做为中华慈善总会的常务理事，他向汇丰银行全球总裁葛霖先生赠画感
谢他对中国捐款的慈善义举。
二零零七年意大利国际艺术节上，该会主席亲自到吴欢先生家中邀请他赴展，并把他安
排在最尊贵的一号展位。
二零零八年，吴欢的足迹又踏上了中东阿拉伯酋长国的名城迪拜。他的作品得到了出乎
意料的欢迎，他的一幅金松图国画以一百万人民币卖出，创造了当代画价高位。
二零零八年春，吴欢受邀参加了“中国人权基金会”，并奉命筹组国际艺术家联盟任主
席。在此期间他通过自己在美国政治与经济界的私人关系，积极联络并促成由中国人权
发展基金会代表团赴美访问，进入美国主流社会会见了许多著名基金会，智库以及国会
议员和政府官员，包括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斯塔基金会、花旗集团基金会、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美国战略暨国际问题研
究中心、国际共和研究所、全国民主研究所、哈佛大学等，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二零零九年六月在金融危机遍布全球的时刻，吴欢又在北京会见了美国金融大亨索罗斯
，听取了他对中国的看法与教益。
总之，吴欢的艺术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高端，非比寻常的领域。其实质就是文化与政治
在他的身上体现了高度的融合。
资料14：索罗斯们如何推动中国颜色革命
美国"索罗斯基金会"在中国的亮相(来函照登)
周文琪
《中流》编辑部：贵刊1997年第6期转载《当代世界》1996年第8期《美国"索罗斯基金
会"简介》一文。其中提到这个披着人道主义外衣的政治间谍组织，从80年代初就打入
原苏联和东欧等23个国家，专门从事颠覆这些国家的活动，而"惟独打人中国的企图未
能实现"。事实并非如此。采取公开或秘密方式收买和扶植社会主义国家内的反动派，
支持动乱，从内部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是战后历届美国总统的既定国策。1997年3
月31日，美国《纽约时报》以大量事实揭露，美国长期以来一直以公开或秘密手段干涉
别国内政。国会定期拨出数千万美元的公开款项用于影响外国政局。该报披露：15年前
为公开进行中央情报局几十年来秘密进行的活动而成立的"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
每年花3000万美元支持包括中国在内的几十个国家的政党、工会、持不同政见运动和新
闻媒介等组织。这个基金会负责东亚计划的路易莎·科恩说，该组织去年为在中国实施
政治"制度建立"(应读作颠覆社会主义政权)计划花了160万美元。此外还为"美国之音"
的中文广播和旨在改善美国在亚洲形象的交流计划花了数百万美元。
"索罗斯基金会"和上述美国在华的活动配合得非常默契。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中国这个屹立在东方的社会主义大国．一直是以美国为首的西
方反华、反共势力搞"和平演变"的主要目标。进入80年代，他们加紧了这一战略攻势。
他们利用我国对外开放、加强同各国经济、文化交流、人员往来的机会，极力拉拢"现
在的一代"，收买、培植"亲西方的势力"，并"鼓励和支持"这些人执掌权力或上升到更
高地位，妄图对我国的决策发生直接或潜在的影响。据我有关部门的调查材料显示，美
国"索罗斯基金会"，把我国务院体改委下属的"农村发展研究所"、"经济体制改革研究
所"、"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北京青年经济研究
学会(四所一会)等机构的某些负责人看成是赵紫阳的"智囊团"，不断地在他们身上下功
夫。
1986年初，索罗斯向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表示，他愿意仿照在匈牙利搞基金会的模式，
每年拿出不少于100万美元资助中国改革和开放的研究活动。同年6月，在索罗斯的资助
下，随团出访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北京动乱后，参加了1989年9月在巴黎
召开的反动组织"民主中国阵线"成立大会)，在布达佩斯就在中国建立基金会一事交换
了意见。回国后，陈向鲍彤(原赵紫阳的秘书)汇报了此事。10月，陈又和索罗斯在北京
会谈并签署了协议，成立"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责成北京青年经济研究会的李某筹
建基金会北京办事处。据陈说，基金会成立过程中，鲍彤曾向赵紫阳汇报过，赵也同意
。随后，索罗斯就传出话来，说他很想与我领导人建立私人关系。就中国的经济改革问
题交换意见。
1986年底，北京青年经济研究会的李某向美方要钱。1987年1月初，索罗斯向基金会汇
来25万美元。据有关部门调查，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笔特别经费，经向中央报告后
，1988年1月赵紫阳批示结束体改所和索罗斯的关系。不久，决定将基金会挂靠在"中国
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到1989年5月，索罗斯一共汇来250万美元，指明它的用途有4个方
面：一部分用来派赴美国的人员和接待美国来华人员；用50万美元进口美国和西方的社
会科学书刊；25万美元建立一个政治性沙龙；明确拨10万美元给体改所专用，可以不经
审批。其他用于文化事业。这个基金会的问题，一是索罗斯的私人代表有美国中央情报
局特工之嫌；二是美方顾问委员会有4人和中央情报局有关系；三是鲍彤和陈一咨与基
金会并没有脱钩，索罗斯来华两次，其私人代表来过三次，都和他们有过接触；四是
1988年8月索罗斯的私人代表来京，正值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他要求到北戴河(未予安
排)。后来他说已与陈一咨通话，已经知道北戴河会议情况，中央领导中意见分歧，经
济形势不如去年，知识分子不满情绪很大。他本来要在北京停留两周，但一周后即提前
回国。
在1989年"6·4"反革命暴乱中，在幕后进行策划和公开进行煽动的人中，有许多人是拿
这个基金会的钱去过美国的。原基金会的中方主席陈一咨表现尤为突出。4月21日体改
所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耀邦不死，改革万岁"的大气球就是陈支持搞的。4月24日陈对
人说这次主攻的目标是解散中顾委。5月19日，在陈的主持下，以体改所等单位的名义
发表了关于时局的6点声明，攻击共产党和政府"违背良知"，要求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
内幕和分歧等等。5月20日，体改所等单位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再声明，煽动群众对抗戒
严令，提出了罢免李鹏。5月21日，陈一咨派人将2．5万元人民币送交非法组织"高自联
"、"外高联"使用。可见，这些所谓赵紫阳的智囊人物实际是美国培植起来的。
就在5月23日，索罗斯给基金会中方主席陈一咨来信说，不得不终止协议，理由是：一
、鉴于中国局势；二、赵紫阳先生已离开领导位置。索罗斯在来信中毫不掩饰地说，在
过去两年里，我们之间的合作是成功的，今天我对不得不终止协议而表示遗憾。这充分
说明，中共中央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正确决'心，迫使索罗斯亮出了真面
目。
原载《中流》1997年第8期
美国伪智库调查：非暴力政权更迭的幕后黑手
2007年12月26日
来源：《环球》杂志
在颠覆别国政权方面，美国一直是双管齐下，软硬兼施。对付伊拉克，美国用的是
赤裸裸的硬霸权，而相比之下，通过资助、扶植对象国反对派、策动颠覆的招数，则是
近年来被美国用得最多的“软手法”。
手握这些“软刀子”的，常常是一些披着“智库”外衣、却由政府资助的民间机构
。从东欧、拉美，到最近的缅甸，一起起被称为“颜色革命”的政治风波背后，都隐约
闪烁着这些号称“第二中情局”的机构的身影。
那么，这些机构是如何运作的？它们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惯用手法有哪些呢？《环
球》杂志的独家报道将为您揭开蒙在这些美国“伪智库”脸上的面纱。
美国伪智库调查
——非暴力政权更迭的幕后黑手
第二中情局在行动 文川
美国策划和参与“颜色革命”，是通过一系列乔装成智库和基金会的非政府机构进
行的。这一类“伪智库”大多由美国政府出钱资助，名为智库，其实不过是替政府执行
颠覆使命的工具罢了。
这类机构在美国为数不少，林林总总，相互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其中几个比较突出
的是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金融炒家乔治索罗斯领导的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
金会、自由之家和爱因斯坦研究所。
“第二中情局”的真面目——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又译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是由美国国会通过法
案成立的，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政府拨款。该基金会形式上是私人运作，但其实是一个
政府部门，与国务院、中情局和国际开发署配合行动，有“第二中情局”之称。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自成体系，有4个相关机构：共和党的国际共和研究所、
民主党的全国民主研究所、美国商会国际私人企业中心及劳联和产联的国际劳工团结美
国中心。此外，还有许多所谓非政府组织受其资助，包括《民主杂志》、世界民主运动
、国际民主研究论坛、里根-法塞尔奖学金项目及国际媒体援助中心等等。
1982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倡议成立专门机构，以在全球“推广民主”。次年，美
国国会通过《国务院授权法》，拨款3130万美元成立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并规定
其总部设在华盛顿。该基金会的任务，主要是做一些中情局因美国法律禁止而不得从事
的活动，比如支持别国政党。
该基金会每年从政府预算中获得拨款，被包括在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的预算当中。
在2004财政年度，它的收入为8010万美元，其中7925万美元来自政府拨款，只有少数来
自其他基金会捐赠。而向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捐钱的3个基金会，其实也是政府的
合同商。因此，从经费来源上看，这一基金会是十足的政府机构。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从性质上说是超党派组织，它每年从国会获得拨款一半分
配给其下4个相关机构；另一半则拨给向其申请经费的境外组织。
该基金会长期由卡尔格什曼领导，此人曾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高级顾问和美国
社会民主党的执行干事。基金会现任和前任董事中的名人包括“911”事件独立调查委
员会共同主席李汉密尔顿、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比尔弗里斯特和著名保守派理论家迈克
尔福山等。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的网络遍及全球，行事方式与中情局十分相似，它支持的
对象是全世界的右翼和代表大企业利益的政治组织。该基金会创始人之一艾伦温斯坦就
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今天做的事情，就是25年前中情局曾经做过的事情。”
经典案例——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参与境外颠覆的经典案例是委内瑞拉。自1999年查韦斯在
委内瑞拉建立左翼政府后，美国千方百计企图颠覆这一政权，其中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
金会扮演了重要角色。
该基金会通过设在美国驻委大使馆内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办公室和由美使馆控制的三
个“私人”办事处开展活动。这三家办事处同几十家委内瑞拉机构、政党和组织进行联
系，向它们提供活动资金。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在委主要活动是通过提供资金、活动场所和邀请访美等手
段，支持政治反对派推翻查韦斯政权及其政党联盟，包括向反对派政党、非政府组织、
媒体、研究机构、大学、工会和企业主提供资金、培训人员、提出建议、进行领导等，
对查韦斯政权实行“静悄悄的干涉”计划。 该计划有短期、中期和长期明确的目标。
它始于克林顿政府时期，布什执政以来，这项计划得到加强。在接受该基金会资助的组
织和个人中，有一些直接参与了2002年的未遂政变、2003年石油业大罢工和2004年企图
罢免查韦斯的公民表决。但这三次阴谋均未成功。
据美国媒体披露，该基金会向委内瑞拉反对派组织——争取自由经济知识传播中心
和民主协调，提供了113万美元，资助其“建立委内瑞拉共识”计划，用作举行研讨会
、开展活动的经费。民主协调在获得经费后，制定了“国家共识计划”即过渡计划，计
划的目标是推翻查韦斯政府，建立过渡政府。委反对派另一个组织“请加入”组织获得
5万美元资助，专门用来征集反对查韦斯的人的签名，想通过2004年全民公决投票来罢
免查韦斯，但遭到失败。
在去年大选中，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又千方百计企图阻挠查韦斯再次当选总统
，又再次失败。
金融炒家帮衬政府——开放社会研究所
与美国政府成立的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不同，开放社会研究所是由国际金融炒
家乔治索罗斯创办的，与他旗下的索罗斯基金会其实是一个机构、两块招牌的关系，总
部都在纽约。此外，索罗斯还设立了“西非开放社会倡议”和“南部非洲开放社会倡议
”这两个相关项目。
尽管不是出自美国政府“嫡系”，但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在全球“推广
民主”、颠覆政权方面的目标与美国政府不谋而合，并经常与政府机构相互配合。
目前，索罗斯基金会在欧洲、亚洲、拉美和非洲都设有分会，但名号各有不同。这
一基金会的活动已延伸到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运作模式通常都是由开放社会研究所
提出计划，然后由各地的索罗斯基金会负责实施，两个机构一年的花费分别为5亿美元
和4亿美元。
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对外宣称，其-
For the peace and prosperity of this land: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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