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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News版 - 从前总理翻译朱彤任德意志银行高管看反腐败新思路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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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总理翻译朱彤任德意志银行高管看反腐败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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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腐败话题: 朱彤话题: 官员话题: 政务官话题: 德意志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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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cynic (cynic@mitbbs 1998->2010->?), 信区: Military
标 题: 从前总理翻译朱彤任德意志银行高管看反腐败新思路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un Jul 17 13:42:24 2011, 美东)
摘要:权力期权其实不是件坏事。如果能有一个合理的规管,未尝不是一个反腐败的新
思路。
===
据媒体近日报道,曾任朱镕基总理翻译的朱彤将成为德意志银行在华地区业务的核心人
物。2003年朱彤加盟德意志银行(朱镕基于是年卸任),并被任命为中国区首席运营官
,德意志银行中国金融机构业务部主管。全面参与该行中国业务发展战略制定。
笔者查阅了朱彤的简历。朱彤北师大实验中学高中毕业,外交学院英语系本科毕业,外
国语大学(语言学院)联合国译员培训班毕业后进入外交部翻译室工作。在其加盟德意
志银行之前,其鲜有金融、财会、银行相关工作、学习甚至培训的任何经验和经历。这
样一位没有任何相关领域资深工作经验的新手能被德意志银行录用为中国金融机构业务
部主管直至今天的中国区总经理,估计是因为德意志银行看重其当翻译那些年,和各个
中央部委比较熟悉,容易打交道;更关键的,可能结识不少部委中负责制定决策的关键
人物,方便了解中央相关金融经济类业务的决策。
无独有偶,媒体不久又报道了另外一则类似消息。据报道,有些领导干部退休后选择去
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以这种方式“发挥余热”。根据统计,在市值排在前50位的上
市公司中,有34位政府退休高官任独立董事。
就在各界纷纷质疑以上这种现象是否涉及腐败,是否涉及以权谋私,是否涉及权力期权
,是否涉及这些上市公司看中了退休高官所掌握的人脉资源,出资雇佣其为专门打通各
种政府部门环节,从而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高级说客。无论是哪种质疑,都紧密的将以
上现象和腐败,和公共利益往私人输送联系起来。
然而,我却甘冒天下之大不讳,为这种模式叫好。
长期以来,腐败已经成为人民群众最深恶痛绝的社会问题之一。大部分社会问题,无论
是拆迁,还是食品安全,都几乎因为腐败导致。对于如何预防和制止腐败,社会各界已
经有了诸多构思。大致下来,无非是四类:严刑峻法,高尚道德,高薪养廉,以法治廉
制度反腐。
大家普遍怀疑前两种方式(严刑峻法,高尚道德)能否有长期效果。其实如果俯察中外
历史,就不难发现,这两种方式的长期效果的确值得质疑。
严刑峻法是中国历朝历代对于惩治贪污腐败的不二法宝,然而效果乏善可陈。即使是惩
治贪腐最严厉的明朝,其剥皮实草的极其严厉残酷的政策,也仅仅是在明朝前三位皇帝
统治期间比较有效(这种有效可能更多因为朱元璋和朱隶的武功带来的绝对权威)。当
我们从历史回到现实,我们会发现其实我国目前法律对于贪污腐败的惩处也是非常严厉
的。按照目前定刑标准,贪官获死刑绝非难事,然而效果如何呢?有目共睹。
高尚道德也是中国历朝历代对于官员的一种期望,希望官员们能够通过自己的高尚道德
情操自觉抵制贪腐,然而这种期望大部分时候都会以失望落空。虽然在几千年的历史中
,我们能找到类似海瑞这样的绝对廉洁的清官,但是和庞大的官僚队伍相比,实在是九
牛一毛。如果我们再回到现实,我们不能发现,在延安时期体现了极高道德情操的中国
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后,贪腐分子也随即涌现。建国初期的刘青山、张子善就是最鲜明
的例子。而对这种腐败的担心,是最终促成毛泽东主席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因素。毛泽
东主席曾经这么说过,“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
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
级。”。由此可见,毛泽东主席也深知,以高尚道德情操,辅佐以严格组织纪律的中国
共产党,在取得革命胜利区区十多年后,业已出现他所不能容忍的腐败。
如果说严刑峻法和道德情操都难以有长期效果,那么高薪养廉,以法治廉制度反腐又会
如何呢?
高薪(包括高福利/高退休金)养廉是很多国家和地区用来预防和防止腐败的一个举措
。例如在香港和新加坡,公务员的工资虽然远远无法和那些金融精英相比,然而却明显
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加之以良好的福利以及优惠的退休金,以及一旦被发现腐败就会丧
失所拥有的一切,让当代香港公务员普遍非常珍惜自己的工作,不会因为蝇头小利甘冒
风险,贪腐现象也比较少。
然而,高薪养廉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如果腐败的机会成本大于,甚至远大于“高薪”
时,又如何让这些一手拿着高薪的官员不会另一手去通过腐败攫取更大的利益呢?这在
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清朝的养廉银不可谓不丰,然而官员的腐败现象丝毫没有削减,
反而越演越烈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具体到当今社会,公务员的整体薪酬和综合待遇已
经明显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且这种高于已经引起社会相对不满。而争相考取公务员的人
的络绎不绝,更是说明公务员的薪金有相当的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再谈高薪养廉,
似乎有些不妥(下面会详细谈到)。
因此说到底,以法治腐制度反腐似乎成了唯一的出路。
国内不少朋友,经常以西方发达欧美国家作为例子。他们认为,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因
为法律完善,制度健全,因此腐败现象普遍比国内好很多。这种说法当然不错,但是也
未尽然全对,可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腐败,或者说以权谋私,顾名思义,就是权力能换取财富。然而在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
,权力的核心并不在政府公权机构,而是在私人机构。在这里打个比方,如果几个黑社
会团伙合资开一家市场,雇佣了一个管理团队对市场进行管理。虽然这个管理团队有理
论上腐败的机会(比如收受进场费放在自己的腰包里面)。但是,十有八九的情况是,
这个管理团队会老老实实去管理,而不会利用职权从中牟利。为何?无他,概因为管理
团队非常清楚,他们不过是打工的,他们的权力完全来自于他们背后的黑社会,一个随
时能让他们头破血流的黑社会。
这个现象在西方国家比比皆是。比如同为电信监管部门,中国的工信部(之前的信息产
业部)拥有巨大的权力;而加拿大的加拿大广播电视及通信委员会(简称CRTC)只拥有
非常有限的权力,更要命的是其决策层基本由加拿大主要相关公司的关系人担任。因为
CRTC一度和加拿大Bell公司联系如此紧密,以致有人将CRTC比喻为Bell的宠物犬。因此
,很难想象CRTC的官员们能有什么腐败。此外,以法反腐还涉及行政效率的问题。比如
说,如果法律管的太细,那么行政效率必然低下。同时,如果法律规定的太细,那么可
执行性和可操作性又是一个问题。
如此说来,到底怎么才能够有效反腐呢?朱彤和退休高官发挥余热给了我们启示。我们
是不是可以制定一种机制,让那些在任上勤勤恳恳有所成绩的官员在从官位上下来之后
,以(国有)企业高级管理职位加以委任,从而让其衣钵丰满呢?
很多人对这个提法非常反对,我理解他们反对的理由,但我也有我的理由。
首先,我觉得我们必须对官员进行一下分类,既政务官和事务官。顾名思义,政务官多
是搞政治的,而事务官是从事具体事务的。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务官一般是各级部长等
随着所在党派赢得选举,获取执政权而被总统(总理)委任的官员,他们有着本部门最
高的权力,但是会随着所在党派的下台而下台。与政务官不同,事务官虽然也可能属于
某个党派,但是他们的升迁调任不随着任何党派的变迁而变动,他们更多占据着部门的
中低职位(比如厅长,处长等)。简单说,政务官属于政客,而事务官属于官僚。
在明确了这个分类后,我觉得,应该针对二者有着不同的反腐策略。对于事务官而言,
在全球化的今天,在行业竞争激烈的时代,在人才成为稀缺资源的年头,事务官的薪金
应该至少和同类私营行业类似职位的人可以比肩,否则难以吸收到足够的优秀人才从事
政府工作。
而对于政务官,高薪是不合适的。如果考察欧美发达国家,我们不难发现,政务官们几
乎离职后都供职于各种私人公司,或者从事咨询工作,或者从事游说工作(待举例)。
这种利用当政期间积累的人脉和资源为新雇主(私人公司)效力,从而赚取远远高于去
任公职时期收入的模式,在西方非常普遍。
让我陷入思考的是,如果这些离职官员能利用任上的关系为自己任后赚钱,那么为什么
他们不在任上以权谋私,一如国内目前的腐败呢?在我看来,原因有两个:
第一, 森严的法律规定了在任上以权谋私属于违法,会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
第二, 欧美发达国家社会诚信度较高,离任官员在政府内部的关系能靠的住,人走茶
凉情况比较少。腐败其实和社会没有诚信有关。且看,中国官员一下台,往往很快没人
理。往日车水马龙成了门可罗雀,往日一言九鼎成了位卑言轻,往日众星拱月成了孤孑
一身。俗话道,用的到你你是孙猴子,用不到你你是猴孙子。
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朱彤女士。其虽然鲜有专业背景,但是不妨碍其找到高薪工作,而
且是合法的高薪工作,她也可以心安理得拿这份高薪。然而,同样是在朱镕基总理手下
工作过,受朱镕基总理提携的其他几位,因为在任上而不是离任后赚钱,都触犯了刑法
,均得到相关严惩,例如:
1. 前光大集团董事长朱小华,2002年因贪污受贿超过400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2. 前建行行长王雪冰,2003年因贪污受贿115万元被判入狱12年。
3. 前国家外汇管理局长李福祥,2000年北京堕楼身亡,舆论指他的自杀与王雪冰案有
关。
4. 前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第一副行长梁小庭,因受贿近300万元被判无期徒期。
5. 前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总裁刘金宝,2005年因贪
污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因此,我觉得,对于有能力的官员,不妨适当劝其离开公职,转任企业相关职位。好在
中国有数量庞大的国企和位置,足够委任。同时,可以将在任公职时候的廉洁作为委任
企业职位的重要标准,从而促成良性循环。
一次偶然的发现,更加印证了我这个想法。我不期意中看了一段在大连举行的达沃斯经
济论坛录像。我惊讶地发现,原来大名鼎鼎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CICC)首席执行
官(CEO)是朱镕基总理的儿子,朱云来先生。据媒体报道,朱云来先生在中国国际金
融有限公司的薪酬可能高达上千万美元(财富中文网报道,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19041)。如此天价薪酬,如果不是中金这样的企业而是在公职,是断然不可能的。而如果朱云来先生任公职(以其中金公司CEO的才能,绝对有能力在财政部等部门担任高级公职人员),其才能断然不可能像中金公司那样给予其如此丰厚报酬。如果真在公职中有如此报酬,那几乎一定是腐败。而以朱镕基总理嫉恶如仇的性格,大义灭亲估计是免不了的。
故此,以我看,权力期权其实不是件坏事。如果能有一个合理的规管,未尝不是一个反
腐败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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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香港公务员是不讲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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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思想不开化的人太多,给大家启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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