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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538 | 1 周恩来与“样板戏”的戏外戏
顾保孜
周恩来对江青说：“乐队要精！”
在拍摄彩色电影《智取威虎山》时，剧团组建了一个乐队。为了出新，产生现代感
觉的旋律，乐队里选用了一些西洋乐器。之后，其他剧团纷纷效仿。
原来还有一点实力的音乐单位，这下可惨了 ，梁柱被抽走了，墙脚被挖空了，好
端端的乐队被扯得七零八落，像一个歌唱家突然变成了五音不全的人。除了叫苦不迭外
，谁也不敢顶撞那个代表最高文化权威的“样板戏”，更不敢违抗江青的指示。
文化单位只好眼睁睁地望着自己西洋乐器的“阵地”被一点点吞食掉。
1970年初的一天，夜已很深了，江青突然心血来潮，叫周恩来来研究“样板戏”的
事情。
这时周恩来已经显得十分疲倦，跟随的保健医生送来几粒保护心脏的药片，他接过
来，把药吃了。周恩来心脏不好，特别是通宵工作，心脏就会出现症状。保健医生一见
又是江青约见，知道谈话短不了，马上让周恩来先服药。一是预防在先，二是想让江青
看见周恩来服药，可能会缩短谈话时间。
坐在对面的江青，对此无动于衷，不停地东张西望。
他们谈《智取威虎山》和八一电影制片厂问题时，周恩来谈到乐队问题：“最近外
面反映比较多，说是把人家的乐器和人都快抽光了……不要追求乐队大嘛，也不要多嘛
！”
江青的神情马上发生了变化，目光投向了周恩来，好像很重视这个问题。
周恩来移了移身子，说道：“你们不是提倡激情吗？乐队来了激情，那演员的激情
就会被压下去。不要突出乐队嘛——京剧就是听演员的唱腔，乐队声音大，演员怎么受
得了？你们乐队有多少人？”
江青没有料到周恩来会提这个问题，一时回答不出来，便问身边的人，钱浩亮回答
道：“大约30多人。”
其实，30多人的数字也是不准确的，乐队的人数已经达到50多人了。
周恩来一听，笑了：“多啦。我记得小时候看戏，就七八个人伴奏，主要是胡琴、
二胡、月琴、三弦。现在增加一倍就不少了。我的意见，人员还可以再少一点。”
江青马上沉下脸，但嘴上却说：“对，我赞成总理的意见，乐队要砍，不要这么大
。”
她请周恩来过来，显然不是想听批评意见的。所以，周恩来的一番话令她大为不满。
事后，江青不仅没有精简乐队，反而将乐队扩大到70多人。
“集体创作”是江青的一大“发明”
无论是翻开“样板戏”的剧本，还是观看“样板戏”的电影，从头到尾看不见一个
人的名字，演员、编剧、导演、作曲、摄影、指挥等等，到了“样板戏”里全都隐姓埋
名，“个人主义”被消灭得干干净净。一律统称：某某剧组集体创作，某某电影厂制作
。这大概也是史无前例的独特文化现象吧！
江青率先“消灭”了个人的名利，提前走进共产主义的“集体创作”，可她的亲信
们未必能领会到她的用意。在一次讨论拍摄《智取威虎山》电影时，于会泳试探地提出
：“以前的电影上都有演员、编剧、导演、作曲等演职人员的名字，《智取威虎山》是
否也和以前一样，把名字都写上？”
这不是捅江青的心病吗？如果写个人的名字，她江青的名字往哪儿写？于会泳提这
么一个问题，不是要江青为难吗？她毫不留情把于会泳批评了一顿：“我们拍‘样板戏
’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为名，不能为利。我们是一个集体，创作也是属于集体的。从
今后，一律不写个人的名字，不突出个人。一定要记住！”
江青在广州休养时，也没有忘记关心“样板戏”。她听说《龙江颂》的片子出来了
，就叫文化组成员、军代表狄福才赶快送来，她要先睹为快。狄福才带着样片乘飞机到
了广州。不知是江青心情好，还是片子拍得好，江青看完《龙江颂》后，一改往常爱挑
剔的面孔，对影片连连称赞，出乎大家的预料。
周恩来在观看《龙江颂》时，侧过头小声问身边的狄福才：“怎么影片上没有导演
的名字？”
“江青同志不同意突出个人，叫写集体创作。”
“集体创作？大家看后，连是谁拍的都不知道，应该写上！”周恩来大概觉得这种
做法可笑，忍不住在一旁自言自语。
狄福才知道这不是编导的错，就解释说：“总理，这是江青同志规定的，从《智取
威虎山》开始就定下来的，不突出个人。”
“这不是笑话吗？从外国的电影到中国的电影，都有创作人员的名字，怎么就‘样
板戏’的电影不写名字？写名字就是突出个人了？写上名字才能有负责精神。不写名字
是说不通的！”周恩来忍不住把嗓音提高了，旋即又重重吐出了“滑稽”两个字。
周恩来多么渴望有人讲真话
1971年8月的一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审查新闻纪录片。
自“文革”以来，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在片头上统一使用了毛泽东头像
和《毛泽东语录》，以前周恩来没有说过什么，这次他发话了：
“新影的片子不一定都要用主席的像。你们能保证你们的片子百分之百符合毛泽东
思想吗？你们用主席的头像做厂标，这是极不严肃的！”
新闻片是狄福才送去的，正好也在场。他见周恩来这样说，觉得有点突然，就忍不
住问：“以前一直是这样的，现在不放毛主席头像，放什么呢？”
周恩来扭过头，望着坐在一边的狄福才，没有正面回答应该放什么的问题，而是反
问道：“狄福才，是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绝对’二字？如果强调时时、处处、事事，
那怎么可能做到呢？主席的书、语录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如果把主席像印在其他书上，
我看这本书就不一定百分之百正确。你不敢保证吧？我也不敢！”
周恩来历来反对搞形式主义。1969年，他为北京电影制片定下了争论许久的厂标，
就是一例。
北影厂在筹备拍摄《智取威虎山》的时候，就采用什么标志作为厂标的问题，争论
了将近一年也没有定下来，有人说用工农兵，有人说用工农兵加天安门……如果这样“
畅所欲言”的自由争论下去，永远不会有统一的结果。军代表动了脑筋，利用周恩来审
查新闻片的机会，将这个极简单却又棘手的矛盾交给了周恩来。
“工农兵？工农兵加天安门？有工农兵在上面就是为工农兵服务，没有工农兵就不
是为工农兵服务？不要搞形式主义嘛！我认为用天安门就可以，厂在北京，有鲜明的地
域特点。”周恩来一锤定音，北影厂旷日持久的厂标之争总算告终。天安门标志一直被
北影厂沿用至今。
1970年7月，朝鲜朴成哲访问北京的中朝友谊公社。朴成哲看见农民用的爬秧工具
不及他们那儿的宽，就说如果工具能再宽一点，速度可以加快些。后来，拍摄记者在剪
辑胶片时，没有把朴成哲的原话翻译出来，影片上只有画面没有解说词。周恩来在审片
时，发现了这个细节，就追问：“他在讲什么？”记者将朴成哲的原话说了一遍。
“为什么不加上这段解说词？一个外国人能这样诚恳地提出意见，是难能可贵的！
应该加上他的原话。”
他说这话的时候，正是假话、大话风行，谁也不敢说实话的年代。周恩来的内心，
多么渴望有人讲真话！
（摘自《党史博览》 2002年第8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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