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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2072 | 1 【 以下文字转载自 Military 讨论区 】
发信人: wlwl12 (戒网), 信区: Military
标 题: 苏联解体二十年祭(节选)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Wed Aug 10 14:04:29 2011, 美东)
现实中的大资本只有两类：披着“国家”外衣的官僚垄断资本和披着“民营”外衣的权
贵垄断资本。不去解决大资本问题，却拿“小生产”开刀，这暴露了“国家垄断资本主
义”的基本立场。
期待：公众的思潮
不难看出，所谓“自由资本主义”，其背后是权贵资本的诉求；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则是官僚资本的诉求。这两种诉求造成了主流学术界中声势最大的争鸣--“国退民进
”还是“国进民退”？
然而，争论中“民”与“国”的概念却从未被清晰地分析过。
私人大资本家以“民”的面貌出现，然而各种调查数据显示，逐利资金在国民中的分布
高度集中。近年来，金融界高度关注“私人银行业”的市场状况—即私人“可投资资产
”在国民中的分布状况。2009年，出现了两个市场调查分析报告--招商银行的《2009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国私人银行业：坐看风起云涌》）和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BCG
）的《中国财富管理市场—为中国高端客户度身打造最佳价值定位》。报告显示：不超
过1 %的国民拥有了几乎全部可投资资产（见图二）。可见，笼统的“民”事实上已经
明显分化为两大类，一类腰缠万贯，靠财产性收入为生；一类两手空空，靠出卖劳动力
为生。至于主流理论家们大肆宣扬的“中产阶级”，无论在人口中的比重，还是占有资
产的份额，都微不足道。
图二a：2008年资产分布曲线
图二b：资产分布曲线的高端
（摘自《“财产性收入”—一个观察社会性质的视角》
科学时报 2010年1月12日A3版）
官僚资本以“国”的面貌出现，苏联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有能力、有欲望“卖国”的
正是他们。至于广大的国民，对“国有资产”根本无权置喙，只能眼看着权贵们瓜分“
国有资产”。这样的“国”，与广大国民何干？倒是那些以“民”的面目出现的私人大
资本家，没有官僚集团对“国有资产”的处置，他们如何能在短短一二十年内聚敛上百
亿的资产？
于是在公众中涌现出了各种思潮，但主流学术界或者假装无视其存在，或者扣上“民粹
主义”的帽子。然而，这些思潮在网络上已经汹涌澎湃，并赢得了越来越多国民的同情
与共鸣。主流学术界还能当多长时间的鸵鸟？
这种现象表现出了两大阵营的疏离：一方是私人大资本群体和官僚群体，一方是社会公
众。这种疏离导致了“毛泽东思想”的回归。“毛泽东思想”是个敏感的话题，2009年
国庆游行队伍中，临时增加了“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竟引起了轩然大波。恐怕全世
界也没有哪个国家对自己的缔造者有如此尖锐对立的态度。
毛泽东在临终前回顾说，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赶走了日本人和蒋介石；一是搞了
文化大革命。前者就是建立人民共和国，后者则是治理国家。
当年的国民党政权，搞的其实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被共产党恰当地称为“官僚资本
主义”、“四大家族”。德国、日本和苏联模式对国民党的治国理念影响极大。其结果
是资源高度集中，广大国民贫困而愚昧。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的武器，其实就是两个主张
：经济上“耕者有其田”，解决广大国民的生产资料问题；政治上“还政于民”，解决
官僚政治问题（见《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
社论）。这两条击中了国民党的命门，使其在国民中彻底孤立。
国民党覆亡的教训深深地印在毛泽东的心里。观察毛泽东的治国理念，有一个鲜明的特
征：始终将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国民放在首位，同时对社会上层的精英集团高度不信任
，无论他们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老精英，还是在“打江山、坐江山”过程中形成的新精
英。这在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就已经显出。在他治国的二十几年里，始终贯
穿着“消灭三大差别”、“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干部参加劳动”、“两参一
改三结合”等等主张。他反复要求医疗、教育、文化系统要面向工、农、兵。对“等级
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
，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深恶痛绝。
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写道：“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
立的阶级。”他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
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呢？这些人是斗争的对象、革
命的对象 ”（《对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和批注》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66页）
他还特别担心干部子女，“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可是架子
很大，有许多优越感。”（毛泽东与王海蓉的谈话1964－1965），1952年6月14日 ，在
给周恩来的信中，他提出“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
，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毛泽东选集》第六卷）
当年的人们，视毛泽东的这些理念为说教，因为当时的干部和干部子女放在今天，几乎
大多数都堪为楷模。而今，毛泽东的忧虑获得了全社会的共鸣。
毛泽东对苏联模式也保持着警惕，在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中，他写道：
“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消灭了旧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影响还会长期存在，阶级
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
‘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
，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
“苏联有个高薪阶层，在农村中还有富裕农民阶层。对这些人来说，保持和扩大物质刺
激，对他们是有利的，取消物质刺激对他们不利，他们就会进行抵抗。”（第276-277
页）
“既得利益集团”、“高薪阶层”，上层精英集团在毛泽东心目中就是这般形象。基于
对上层精英集团的高度不信任，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
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第275-276页）
在读到第341页时，他写到：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但“没有一个
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
等读到第742页时，他写道：
“我们还要看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里的高薪阶层是有危险性的，……。这个
问题我们必须警惕，如果我们及早注意，是可以解决的。”
到了第743-744页，他写下了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判断：
“一个社会阶层的统治代替另一个社会阶层的统治，就要革命。总的趋势是这个革命必
不可免，但是目前革命的条件还不成熟。”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远远跳出了“打江山，坐江山”的历史惯例，他心中的目标是消
除“统治-被统治”的社会结构，他看到了上层精英集团与底层社会公众的对抗性矛盾
。这是他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深层根源。从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的《关于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心目中理想的社会结构：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員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
”，“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
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員会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
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
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員会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
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常设”的“权力机构”由“全面的选举”产生，其成员“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
撤换。”这其实就是马克思高度认可的“巴黎公社原则”，也是列宁在1917年反复强调
的原则。
客观评价毛泽东治国的是非得失，不是本文的主题，但毛泽东提出的，国家不能只由一
部分人管理，却是一个意义极为深远，但尚未找到答案的问题。
当年的列宁认为，仅靠“识字的工人”就可以管理国家，已被历史证明不现实。列宁曾
构想将几十名基层工人送进党中央，毛泽东则在实践中将一批工人、农民引进了中央委
员会，并将其中一些人放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上，但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在文
化革命中，毛泽东指望发动群众，批判党内的“走资派”，却引发了大规模的派系斗争
甚至武斗，他寄以期望的“革命小将”们，在“当权派”的巧妙操作下，分化成了相互
对立的派别，毛泽东号召他们“大联合”，却无济于事，不得不以“军管”和“清理阶
级队伍”收场。结果官僚集团获得了更为稳定的地位，而当初的“革命青年”却成了“
幻灭的一代”。
许多左翼人士将这一结果归咎为某些人的“背叛”。如果这就是问题的症结，那人类历
史就取决于少数伟人的选择，我等芸芸众生就只能指望救世主。这种思维模式可追溯到
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犹太人的“弥赛亚预言”，佛教的“弥勒佛”信仰，—
—孤苦无助的人们无力认识世界，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只好期待救世主降临。
观察历史可以发现，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真正实现了由全体国民共同治理社会
。哈耶克曾提出过“权力控制财富”还是“财富控制权力”的问题，我们能看到的所有
国家，无不处于这个“双稳态触发器”的某个稳态之中，更有一些国家在这两个状态间
来回跳跃。
可见对左翼学者而言，真正需要的是，深入研究并切实回答以下问题：
社会底层公众如何同时制衡“官僚”与“资本”两大势力？
一个真正“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其社会经济系统应如何运行？如何保
证其运行的效率与稳定性、可持续性？
怎样从现实社会走向理想中的社会？
如果不能有说服力地回答这些问题，“左翼”就只有道义上的批判力量，而缺乏实践上
的建设力量，充其量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与旗帜，而“新朝代”最终只能落入“热
月党人”的手中，社会只能继续在哈耶克的双稳态触发器中震荡，直到自我毁灭。
（注：“热月党人”并非某个政党的成员，而是法国大革命后期反雅各宾派的各派人物
的暂时结合，他们的核心诉求是“秩序”，他们的共同理念是“一个有产者统治的国家
是有社会秩序的国家，一个无财产者统治的国家则是处于自然状态之中的”。-- 1795
年法国宪法草案报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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