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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2072 | 1 第一部分 小农没有出路——从土改到农业集体化
建国之后有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其中对农业的改造，主要指由土地私有制变为公有制的
农业集体化运动。该运动的直接结果是土地私有制被消灭，所有的农民都被纳入基层农
村组织当中。
今批判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言论主要基于下列原因：其一，内战时期（或者按官方术语来
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耕者有其田”为号，打土豪分田地，
使佃户成为自耕农。农民获取了土地，从而支持共产党，中共依此得天下。而得天下之
后，竟翻云覆雨，又夺走农民的土地，将自耕农变为连佃户都不如的国家农业雇员。自
食其言而又恩将仇报，实属寡廉鲜耻。其二，农业集体化导致大饥荒，饿死成千上万的
人，故罪大恶极。
首先必须承认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农业集体化却是中国必然的，甚至可以说是对中华
民族发展最有利的选择。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从根本上结束了中国的“
封建”社会，开启了中国走现代工业化道路的大门。而且农业集体化泽被后世。其遗产
直到改革开放私有化时期还在发挥作用。这道理有点复杂，我甚至怀疑当时的中共领导
人也未必能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起初只是想模仿苏联而已。所以说中华民族比我
们知道的要幸运得多。这不容易解释，但鄙人将尽力而为。
中国的农业集体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是从建国后开始的。中国的农民早
就有变工互助的传统。张三擅长播种，李四擅长打场。张三和李四就会商量好两家都由
张三播种，都由李四打场，这样生产效率比分开来更高。或者村里只有王五和赵六都会
搓麻绳。他们就有会自发凑到一起搓绳然后一起卖。因为这样一来王五和赵六的麻绳就
在村里形成垄断，而不用两家打价格战。既不伤和气又利润最大化。（具体实例参见[
美]弗里曼等 著，陶鹤山译：《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3月版）此外，延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也曾有过组织起来的公社。当然，这些农民自
发的合作实践远远没有到建国之后那种全盘集体化的程度。但他们的行为其实反映了传
统农业社会中的重要规律。那就是单个小农不如联合起来的农民组织有力量。
其实建国之前，我国就有过建立土地全部公有的公社进行农业生产的主张。令人惊奇的
是这甚至不是共产党的想法，而是国民党的想法。“《前途》是蓝衣社的最著名的和权
威性的出版物之一，它由于经常刊登从蒋介石到诸如蓝衣社名人贺衷寒的来稿而声名昭
著。……《前途》的作者们要求土地国有化和依靠由国家管理农业集体的生产组织化。
就象中国共产党人在五十年代末所实行的那样”。（[美]易劳逸著，高华等译：《流产
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2月版，68页）
而且国民党也并不只是说说而已，“政府与农村社会的关系，再一次在三十年代全国农
村所出现的合作团体中表现出来。中国的合作运动开始于1918年，但是在国民党掌权之
前运动发展缓慢。至1928年，农村中只有584个合作社——大部分在河北。国际农业救
挤委员会曾积极支持和促进这一运动。1928年以后有几个省的政府促进这一运动。而在
危机加深的1934年，中央政府开始积极地推动合作运动，因此运动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
展。运动从1932年的3978个合作团发展到1934年的9948个;1935年是26224个，1937年是
46983个，1936年运动的参加者有150万人，乎均每个合作社有44人。”（同上书，259
页）虽然该书作者也指出“无法知道在1937年的将近47000个合作团体中，有多少只是
由小宫僚的笔端制造出来的。”（同上书，262页）但至少说明国民党高层乐意看到更
多的合作社。
可见，早在建国之前，中国从上到下都在进行着农业集体化的尝试。这不能用中国想模
仿苏联来解释，因为30年代的国民党早已与苏联分道扬镳，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鄙
人倾向于猜测，当时的人们即使并未完全理解集体化会有多大意义，至少也隐约感觉到
了分散的自耕小农不是中国农业的出路所在——这一点却是千真万确的。不但可以从理
论上证明，而且也已经被中国上千年的历史进程的实践证明了。
从理论上说，分散的自耕小农会阻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或曰：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
饭。剩余产品都归自己，能调动人最大的积极性，正是解放生产力，怎会阻碍生产力发
展？回答是：自耕农生产积极性高是对的。但分散的小农却很难施展其积极性。这是由
农业的特殊性质决定的。农业不同于工业。农业因为受土地肥力所限，产量不会随着劳
力投入的增加和同比增长。什么意思呢？就好比我种了一亩小麦，浇水施肥，生产小麦
n斤。如果我浇两倍的水施两倍的肥，就一定能收获2n斤小麦吗？未必吧？甚至可能还
不到n斤，因为搞不好因为施肥过度而烧死若干麦苗。所以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是
有误导性的。
现在假设一个小自耕农有两亩地。两亩地要干的活不多，他一个人就够了。而两亩地的
出产够他吃穿用度了。这时他就不大可能去考虑买一头耕牛。因为一头牛的饲养费用很
贵。耕牛能使他多收一点粮食。但只有两亩地，再多能多到哪里去？很可能增产的部分
不能抵消养牛的花费，不合算。对牛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拖拉机之类的现代农业机械
了。所以如果是分散的小农的话，即使一些农业技术能大幅增产，也完全可能被弃之不
用。小农越是分散（即每个小自耕农所拥有的土地面积越小），对新农业技术的排斥度
就越高。如果小到只有一丁点自留地的程度，可能连锄头都不用了。谁也没见过在屋子
里养盆花还开拖拉机去翻土的吧？相反，如果是“大农经济”，情况就不一样。假设10
个那样的农民，加上共计20亩地，合并为一个单位（不管是10个人组成的合作社也好，
1个地主9个佃农也好）他们就养得起一头牛了。因为也许一头牛使2亩地增产的量不够
牛的饲养费；20亩地增加的产量则完全可能超过这头牛的饲养费了。这就从不合算变成
合算了。这样一来，10个合成一股的农民，加上一头牛，种20亩地。其产量必然会超过
10个分散的没有牛的小农每人2亩地的总产量。此外10个人还可以尝试一起挖条引水渠
之类的事情，而这又是单独的农民所做不到的。这样一来小农的劣势就更明显了。
所以可以看出小农经济到了后来其实是抑制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我能找到的最近的实例
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土改之后的东北粮食产量反而不如伪满时期。1948年5月10日
，“中共东北军区后勤党委会”出版的《目前后勤运输状况任务组织和运输力的统一与
使用》中，说：“两年来我们的生产力比伪满时不是扩大，而是缩小了……原因是由于
东北过去地主富农占很大数量，土改后大农生产破坏了，土地小块小块地分给农民，而
农民组织和经营的经验不足，使我们可能减产”（张正隆：《雪白血红》第13章下小标
题“给农民土地”）
由此可见，土改绝非官方中小学教材所宣称的发展生产力之举。土改在当时的意义在于
极大程度上缓解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矛盾，从而争取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口对中国共产党的
支持。几个世纪来，中国一直处于农民多而地少的状态。就算把全国的耕地平均分配给
所有农民，农民的日子仍然很艰难。而土地私有和土地兼并则严重加剧了两极分化。富
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虽然富者中有很多是勤劳致富，但贫者在温饱线上挣扎
的情况却是客观存在的火药桶。无论什么原因，贫者只要生计一断，便只有铤而走险“
吃大户”去也。当时农业技术水平也不高，基本上要靠天吃饭。一旦出现水旱灾害等意
外，便会造成恐怖的饥荒。30年代和40年代，中国都出现过这样的饥荒。美国记者埃德
加•斯诺和白修德都记录下了赤地千里人相食的惨景。抗战前的土地革命，抗战
后的土改，都是给贫农雇农土地从而提高他们的生存机会。有饭吃了，死不了了，矛盾
缓和了，自然感恩戴德了。不过土改的好处也就到此为止了。
土改是一时之权，不是长久之计。因为土改没有改变土地私有制，也没有改变农民多而
地少的客观现实。病根不除，仅仅暂时止痛，将来还是要复发的。土地私有，允许自由
买卖。自然还会有土地兼并，自然还会有失地农民。后者“吃大户”的潜在几率仍然很
高。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王朝循环的原因。合久必分。分的时候天下大乱，人死掉很多
，千里无人烟，白骨蔽平原。新王朝建立时面临的就是人少地多的局面。人民少而财有
余，故民不争，大家相安无事。于是有传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治世”与“盛世”。
但是人会越来越多，迟早会到人民众而财货寡的那一天。王朝的“气数”便朝不保夕了
。一旦出现灾荒等意外，就会有流民，有流寇，有“乞活军”，有陈胜吴广。于是再次
出现乱世。持续若干年，死掉大批量的人。新的统一王朝建立时便已恢复到人少地多的
局面，又开始新的一轮循环。历朝历代都没能跳出这个圈子，只能眼睁睁看着它循环往
复。所以说中国历史上只有农民战争而没有农民革命。如果中国共产党到土改就住手了
的话，那中国共产党夺取天下也就口称“均田免粮”的起义军改朝换代一样，没有任何
新意了。
到目前为止，世界历史经验能提供的唯一解决方案就是工业化。即发展工商业，利用工
商业吸收剩余的农业人口（至于为什么工商业比农业更能吸收剩余人口，本文第三部分
会再谈）。这样一来，农村人口下降，人均耕地面积变大。小农变大农，生产力得到解
放，农业生产力上升。另一面工业也得到了发展，可能发明新技术来推动农业技术发展
。二者如此良性互动，从而一面极大程度上消除人口上升给社会安定带来的危险，一面
工农业共同进步。西欧如此，北美如此，日本如此，苏联如此，战后的韩国、台湾等皆
如此。
建国初期的中共领导人未必想到那么远。但从抗战到抗美援朝，列强的坚船利炮使他们
对中国工业水平之低深感切肤之痛。所以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解决中国这个“不挨打
”的问题。他们未必意识到工业化对于全面改造中国社会的意义。但要有机枪大炮飞机
坦克原子弹的决心却早已下定了。就这样，他们坚定地将中国带上了工业化之路。同时
也可以说是误打误撞地打开了全面改善中国命运的大门。
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国。要想尽快实现工业化需要钱。修公路，架电线，造工厂，办企
业都需要钱。从外国搞技术，搞机器设备也需要钱。苏联给过几十亿卢布的贷款，但被
中国庞大的地域和人口一稀释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更何况这些钱也不是不用还的。苏联
援建中国的工程项目，再大方也不可能白给换。收入从何而来？传统的农业国，又不能
去海外殖民，收入只能从农业中来。作于1958年的《采茶舞曲》，歌唱了浙江省温州市
泰顺县茶农的劳动场面。今天《采茶舞曲》有两句歌词“多快好省来采茶呀，青青新茶
送城乡”，其1958年的原始版本为“多快好省来采茶呀，好换机器好换钢”，直接反映
了当时农业生产对于工业化建设的资本积累意义。
要利用农业进行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就必须保证两点：第一，农业必须增产；第二，国
家必须能有效地控制相当数量的农产品。当初苏联搞集体化的最初动机就在于此：把农
民都送进集体农庄、国营农场里军事化管理，这样就能有效征集口粮以外的全部余粮用
于工业化建设。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因此效仿苏联，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私
有的土地被合并起来成了集体所有，农民加入到合作社里去接受统一管理。估计连当时
的中共领导人也没想到的是，正是此举真正终结中国历史上王朝周期律，具有划时代的
意义。因为延续中国两千多年的小农经济彻底终结了，它再也不能阻碍中国农业生产力
的发展了。到这里才可以说是解放生产力。
最初的结果挺让人满意的。农民被组织起来了，不再是分散的小农。较大件的农具、耕
牛共同，确实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费孝通1957年写的《重访江村》记载了集体化带来的
效果。因为集体化了，开弦弓村里有条件组织村民做一些个人无力完成的项目。开垦了
偏远地区的荒地，开挖水渠并使用抽水机灌溉。挖开的沟还可以用来把河泥（肥料）运
输到原来运不到的地方。粮食增产。不但因为开垦了荒地，而且亩产量也比战争前增加
200多斤。“老辈子种了几十年田，没有看见过田里的稻长得这样好过。”（费孝通：
《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2001年3月版，2002年2月北京印刷，283页）
第二部分 大饥荒的来龙去脉
既然集体化使农业增产，那后来怎么会有大饥荒呢？众说纷纭，有的说是中央收购粮食
太多了；有的说是地方官员浮夸风。本人认为：这些都是起作用的因素，却并非决定性
因素。就目前来看，这段历史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变量却似乎从未有人注意到，那就是人
口的变化。大战之后必有婴儿潮。1949年至1957年，仅仅8年中人口就增长了1亿。而这
之前的37年（1912民国元年到1949年）中国人口也只增加了1.4亿。（张正隆：《雪白
血红》29章下小标题“白红黑”）可见其增长之迅猛。（此处取1亿的数字已经相对保
守。网上查到有说2亿的）而且这净增的1亿人口，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发生饥荒的时候
还全都没有成年。徒然猛增了1亿张吃饭的嘴，而劳动力增加数量却没有跟上。按这种
速度增加人口，就算没有集体化，没有大跃进，发生饥荒也是早晚的事。因为中国当时
的农业技术本来底子就薄，而且也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迅速提高生产率。
在建国之前这种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说白了残忍而直接：溺婴。（费孝通：《江村经
济》，商务印书馆2001年3月版，2002年2月北京印刷，47页）少一个孩子就少一张吃饭
的嘴。建国之后溺婴被严厉禁止，这就使农民失去了控制人口的传统手段。而且别说溺
婴，就连堕胎甚至避孕都受到限制。1950年4月颁布《机关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
，同年12月卫生部出台《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构成“限制避孕，限制节育
”的政策特色。（张翼：《中国60年来人口控制政策的历史变迁》，摘自《中国模式：
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11月，580页）可以说是下重手增加
人口。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后中央才开始感到人口增长可能过快了。但也仅仅是放宽
了政策，不再禁止销售避孕药、避孕用具（1954年出台的政策），设立避孕指导门诊（
1956年出台的政策）之类而已。
但这并不是说人口增长是导致50年代末饥荒的唯一原因。可以确定的原因还至少有三个
。第一，国家收购粮食太多。第二，农业技术的落后。第三，农民放弃传统的节食法，
改为放开肚皮吃饭。以费孝通调查的开弦弓村为例。1957年时已经可以看出集体化带来
粮食增产的效果，但是村里还是出现了粮食问题。费孝通经过精确计算，发现国家收购
之后给每户农民留的粮食处于这样一个量：“如果心中有数，把紧了吃，粮食就不至于
紧张。如果放松些，很容易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就闹饥荒了。放得愈松，闹得也一定愈早
，愈凶。”（《江村经济》276页）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不是熊，不会冬眠。所以不
能断顿。同样的量，每顿悠着点，就能坚持到第二年。寅吃卯粮，就要出人命了。然而
同时粮食的增产让农民出现盲目乐观情绪，提出“一天三顿干饭，吃到社会主义”（《
江村经济》277页）提出该口号并非异想天开。集体化之后开了水渠，用了抽水机，追
加了肥料，水稻的长势让农民们兴奋地预测“（亩产）700斤没问题”。如果真是亩产
700斤，那“一天三顿干饭”倒还真不要紧。（同上）但农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那就
是中国靠天吃饭的农业还是很脆弱的。如果老天爷不赏脸就惨了。结果一阵台风刮伤了
庄稼，亩产只有500多斤。产量没有预期得多，吃却放开吃了，于是稳稳当当出了乱子。
这里面可以看出各个因素的作用。第一，如果国家少收走一些粮食，给农民多留一点粮
食，就不至于闹到缺粮的地步。第二，如果农业技术再发达一些，抗台水平更高一些，
保证了亩产700斤的话还是不会缺粮的。或者如果能有足够的化肥等高效肥料，亩产700
斤也是可能的。（《江村经济》269页）但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力落后，提供不了那么多
高效肥料，奈何？第三，建国后生活条件一年比一年好，农民盲目乐观“明天会更好”
，从而不再像建国以前那样精打细算。建国以前的传统中国农民是懂得“节食法”的。
一年收的粮食，平时每顿吃多少农民自己会算好。甚至到冬天时农民还懂得少活动以避
免能量消耗，变相冬眠，这样才能活到开春。（[美]韩丁著：《翻身》，北京出版社
1980年10月，38页）如果“把紧了吃”，也不至于出现在增产年份缺粮的咄咄怪事。不
过这里的第一条和第三条都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只有两个：一，人口激增；二，农
业技术水平低下。这两者如果不能改变的话，就算国家不收粮食，就算农民节衣缩食，
饥荒还是要发生。最多也不过让这僧多粥少的情况迟几年出现而已。
但同时也可以看出，以上原因中都不是农业集体化的责任（除非说集体化使粮食增产导
致农民过于乐观也算。但那未免太抬杠了。难道粮食增产反而成了过错？）。恰恰相反
，农业集体化使粮食增产，多少还缓解了粮食问题。如果没有集体化带来的增产，暴增
的1亿张嘴只会让饥荒来得更加猛烈。抨击当时农业集体化的人的理由是土地公有之后
，“产权不明晰”，农民积极性受挫，产量下降才导致的饥荒。但如上所述，无论从理
论上还是事实上都可以发现集体化之后产量不降反增。如果再放眼国外，以色列的集体
农庄“基布兹”，在全世界最贫瘠的土地上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农业奇迹。以色列建国几
十年来，坚持公有制农业生产。农业产量极高。不但足以自给，还能大量出口。集体化
——公有制——产权不明晰——积极性下降——产量下降，这其中的逻辑倒也合理。但
正如美国的先贤们指出的：“不管证明一件事不应存在的这类理论是多么正当，在用它
们证明该事物的不存在违反事实本身的证据时，这些理论会完全遭到否定。”（[美]汉
密尔顿杰伊 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6月版，2004年4月印刷，
162页）
既然说到大饥荒，就不得不说一下大跃进。大跃进现在在大部分网民眼中已经成了过街
老鼠，成了大饥荒的代名词。但大跃进和大饥荒之间的关系远比人们想象得要复杂得多
。首先大饥荒很难说是大跃进引起的。因为1957年已经出现粮食问题，饥荒事实上已经
开始了。而大跃进1958年才开始。原因不可能发生在结果之后。不过大跃进对大饥荒倒
确实存在加剧作用——而同时却也存在缓解作用。这听起来的确有些自相矛盾。且容在
下细表。
大跃进的目标是增产——所有行业的增产，而不仅仅是大家只知道的炼钢。粮食的增产
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中央头脑发热（有人说是毛泽东发热；另有人说其实是
刘少奇发热。鄙人认为这种争论毫无意义，所以直接说“中央”发热。双方请勿从这方
面来砸我），提出不切实际的增长目标。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在高度集权的国
家，中央的蝴蝶一扇翅膀，必然在基层引起飓风。很多官员为显政绩，便开始浮夸，放
卫星，谎报亩产万斤等等。上级信以为真，收购指标自然也上升。到国家来收购的时候
，官员为了圆谎就把农民的口粮也一起交出去，直接造成口粮不足。另外“人民公社”
兴，小食堂蜂起，大锅饭林立。本来口粮是分配到每户的，现在却被统一管理。这一方
面使农民的口粮被官员为了圆谎而上交；另一方面大锅饭又使农民失去了“节食法”的
动机——大家在一个锅里吃，你不吃就被人家吃了。不吃白不吃，吃得少就亏了，吃得
多才赚。要“放开肚皮吃饭”。吃饭的嘴已经暴增了，再不对饭量加以控制，后果可想
而知。
话说回来，提出“放开肚皮吃饭”的倒也不是疯子。正如前文在开弦弓村提出的“一天
一碗干饭，吃到社会主义”一样。农民对次年产量的憧憬并非凭空想象，而确实是根据
经验估计的。但就是高估了当时中国农业技术抗拒天灾的水平。结果一阵台风刮伤了庄
稼，立刻就出事。事实上这种台风在开弦弓村那种地方并不罕见。但“节食法”的废弃
使农民应对意外的能力大大削弱。粮食本来未必不够吃，但前期吃得太爽了，后面没得
吃了。而人又不会冬眠，所以就悲剧了。往常不会造成饥荒的自然灾害，这时候就会造
成饥荒了。而中国从来就不缺这种寻常的自然灾害。大饥荒在官方说法中又叫“三年自
然灾害”。不是说那三年中的自然灾害有多严重，而是普通的自然灾害在那三年便足以
引起恐怖的结果。所以说大跃进造成的浮夸风，共产风肯定是加剧了饥荒的。
那为什么又说大跃进对饥荒有缓解作用？还是从“放开肚皮吃饭”说起。人们未必知道
这句话的下半句是“鼓足干劲生产”。合起来是“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想
尽办法提高产量是大跃进运动的根本特征。大跃进时全国掀起增产运动。从大了说，不
少沿用到今天的设施都是大跃进期间完成的。北京的十三陵水库在大跃进期间完工（
1958年）。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新安江水力发电站，
也就是著名的千岛湖，也是大跃进期间建成的（1959年）。从小了说，村里的鱼塘水井
就有不少是大跃进期间完成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包产到户”之祖，也曾受惠于
大跃进期间开挖的水塘。如果说这些完全没有起到增产的效果，恐怕也是说不出口的。
2001年小岗村的农民被采访时直言不讳：“我们当年要是不搞集体化，不搞大跃进，不
兴修水利，你们今天去喝西北风吧。” （陈窗、曾德方：《小岗农民访谈录》，转引
自潘维：《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商务印书馆2003年9月，158页）
所以说大跃进确实存在缓解饥荒的一面。
顺便说一下，大跃进期间文艺工作者也在努力高产。搞翻译的拼命搞翻译，搞创作的拼
命搞创作。至今脍炙人口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就是大跃进的产物（1958年秋开始创
作，1959年秋首演）。总而言之，大跃进期间的浮夸风共产风造成巨大灾难，这必须承
认。在另一面，大跃进给国家建设带来的成果，也不能一概否定。
第三部分 中华民族幸甚！——农业集体化、乡镇企业、城市工业化、家庭联产承包制
、市场经济
现在网上有的言论认为改革开放是资本主义复辟，是开历史倒车，要让中华民族万劫不
复。有的认为改革开放前的30年纯属胡闹，正是改革开放才将其一一纠正。到此处已经
引出本文的中心论点：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是偏见，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也是偏见；建
国前30年和后30年，在很可能没有共谋的情况下各自发挥了它们的历史使命，在它们的
共同作用下中国才得以脱胎换骨走向复兴。正如黄仁宇所说：毛泽东“以30年的节衣缩
食存积一段国家资本，为邓小平改革开放之本钱。”（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212页）黄仁宇说话喜欢概括、比喻，所以可能有点费
解。本人将通过历史进程的具体分析来解释黄仁宇为什么这么说。
建国初期的农业集体化（或者说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终结了小自耕农的历史
。一方面，不再有土地兼并，从而使农村的贫富分化被控制住。另一方面，农民就被固
定在了农村集体组织里，不能任意流动（那个年代脱离农村户口只有两条路：上大学然
后分配到城里工作；参军复员后分配到城里工作）。双管齐下，从而极大程度上削弱了
产生“流寇”的可能（这里不能说彻底消除，因为真碰到饥荒时农民集体逃荒肯定也是
拦不住的。大饥荒年代就出过这样的事情。见前述《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这
样一来，农民就必须留在农村里给国家进行农业生产。于是国家就能得到相对稳定的原
始资本来进行工业化建设。
如果没有集体化，自然而然会有两个结果，都是从外国的历史经验中可以预见到的。第
一，国家得不到工业化的足够资金，工业化道路陷入困境。典型如明治年间的日本。明
治初年，日本建设企业、工厂和其他基础设施的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田赋。“工矿业所
需进口外国机械与设备等，要依靠出口农产品以换回。……政府依靠地税的收入来发展
工商业” 1875年（明治八年）时，地税收入占国家税收比例的97.3%，到1882年（明治
十五年）仍占60%。（周启乾著：《日本近现代经济简史》，昆仑出版社2006年3月版，
163页）但是明治政府没有如集体化这样控制农民流动的手段。于是沉重的田赋压得农
民纷纷背井离乡。我不当农民了行不行？惹不起还躲不起么？明治末期，农业人口减少
20万户以上。（同上书，230页）。随着工业化的开展，政府开销越来越大。但农民也
越逃越快，田赋收入越来越少。食少事烦，岂能久乎？明治政府只好孤注一掷，对外扩
张，通过向外国进行掠夺来获取资金。最后还是多亏了清帝国这块硕大的唐僧肉救了日
本一命。
第二，就是土地兼并不能控制，失地农民涌入城市形成贫民窟，严重阻碍工业化建设。
城市的工业化水平也不高，无力为失地农民提供那么多工作岗位。涌入城市的农民没有
工作，自然住不起像样的房子。因此他们只能在道路、河流等公共场所附近安营扎寨。
这就会形成大范围的贫民窟。这种现象在战后的台湾、韩国、印度都发生了。这些贫民
窟给政府出了个大难题。如果政府要搞一些基础设施建设，比如拓宽马路之类。那该怎
么处理这些贫民窟？直接用暴力驱逐，那路拓宽的好处还没看见，下届的选票就已免谈
了。给他们钱让他们走？须知说到底这些贫民窟确属违章建筑，是没有合法权利的。如
果政府还跟他们谈判的话岂不是鼓励违法？左右为难，世间蛋疼之事莫过于此。对于没
有选票之累的台湾蒋氏父子，解决办法是毫不留情地拆除。这从台湾电影《搭错车》中
强制拆除闹出人命的桥段中可窥一斑。韩国朴正熙军政府时期也是一样。据剑桥大学韩
国籍教授张夏准回忆，“城市贫民窟开始出现。……在贫民区，一家五六口要挤在一间
小屋里，上百人共用一个卫生间和一根水管。为了给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盖新公寓楼，
许多贫民屋最后被警察强制拆除了。”（[英]张夏准著，严荣译：《富国的伪善——自
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版，序言第9页）台湾
和韩国的独裁政府就是用这种凶残的方式给工业化鸣锣开道的。而印度民主政府，下不
了这个狠手。所以印度连基础设施建设都步履维艰，国家建设的速度就很难提高。所以
同样建设30年，没灾没病的印度到头来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和文盲率等指标反而
不如中国，也就不奇怪了。
通过这个对比可以看出建国初期农业集体化对工业化的两大作用：一是国家可以筹集到
资金进行工业建设；二是避免农民涌入城镇妨碍城市建设。但同时农业集体化还有对工
业化的另一个作用，以前却较少受到关注。那就是乡镇企业的兴起，在农村就地实现工
业化。到1970年时，全国已经有社办企业47400家。（潘维：《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
政权与乡镇企业》，商务印书馆2003年9月，70页）1976年时，社队企业已经超过100万
家。（《农民与市场》，71页）这些乡镇企业多为生产队办的普通的副业生产，食品加
工企业。此外还有一些乡、县级的化肥厂、小型水电站之类。
这里要澄清一个概念，此处的“社队企业”指的不是大跃进期间的“公社企业”。后者
诞生于全面炼钢的狂热中，造成浪费而没有实际效果。大饥荒之后，国家痛定思痛，将
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核算单位从公社退回生产队，也就是在事实上取消了公社。1962年更
是明令公社和大队一般不办工业，要农村专心致志搞农业生产，工业化的事情就交给城
市做好了。从此公社企业便在国家强制力之下消亡。后来的社队企业在文革期间兴起的
。文革期间“无法无天”，原先社队不许办企业的禁令便形同虚设。于是社队企业登上
历史舞台，并且经济量迅速扩大。1970年到1975年间，社队企业产值以年均24%的高速
增长。（《农民与市场》，70页）而从1975年到1978年则年平均增长28.6%。（《农民
与市场》，71页）
社队企业何以兴起？这就涉及到工业吸收剩余人口的威力了。和农业不同，工业生产的
产量与追加原料和劳动力成正比。比如我一个小时能搓n米草绳。我两个小时就能搓2n
米草绳。但是我多浇一倍水，多施一倍肥，未必就能收获两倍的粮食。因为土壤肥力有
极限，越到后面劳动力投入与产出的比例越小。所以农民在进行农业生产时懂得适可而
止。火候到了，就宁可在家看蚂蚁上树，也不再去地里多花力气，因为犯不上了。这样
就造成了劳力的浪费。只有劳动才能产生价值，不劳动怎能不穷？现在好了，原先浪费
掉的劳力有用武之地了。因为生产队办了个草绳场。没事的时候不用在家看蚂蚁上树了
，一起搓草绳去，搓完了卖给供销社。搓草绳可是货真价实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啊。而
且利用农闲时候干活，不耽误种地。这样一来收入自然就增加了，何乐而不为？所以尽
管文革期间“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口号响彻云霄，社队企业却遍地发芽。
或曰：照你这么说，这一切都顺理成章。集体化很好，乡镇企业很好，把农民固定在农
村很好。那为什么后来还要搞包产到户，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而且为什么搞了市场经
济和包产到户之后国家发展更快了？（网上有人说改革开放纯属倒退，百无一用，并列
举官倒、腐败等大量近年的负面新闻为证。对这种观点我不想反驳了。因为改革开放后
绝大多数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是不可能否认掉的。谁否认这一点
就是在侮辱全国人民的智商。）
先打个比方。一个孩子刚学游泳，得有会水的人在边上看着，或给他一个救生圈。但是
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得把救生圈去掉让他尝试着自己游。如果永远不去掉救生圈，孩
子恐怕永远学不会游泳。市场经济也是这个道理。在国家工业化程度极低的时候没法搞
市场经济，尤其不能打开国门和外国搞市场竞争，不然民族工业还没诞生就嗝屁了。这
时候就必须靠国家强制力这个救生圈保护脆弱的民族工业。等到民族工业成长到一定程
度的时候，这个救生圈就必须开始渐渐放掉里面的空气，让民族工业接受市场经济的风
浪从而成熟起来。如果国家一直保护下去，那民族工业将永远无法断奶。
毛泽东去世的时候，留给中国的遗产就有这些：相对完整的城市工业体系，相对完备的
基础设施建设，已得到一定发展的农业生产技术，以及朝气蓬勃而又跃跃欲试的乡镇企
业。一句话：工业化程度已经到了可以大量吸收农村剩余人口并走向市场竞争的地步。
而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有了核武器。国家的自保能力空前强大。至少在可预见的将
来，中华民族从根本上消除了被武力征服的可能性。这样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安下心来
搞建设了。可以说救生圈开始放气的机会已经成熟了。
在这个时候邓小平上台，开始给救生圈放气。在农村，集体生产逐步改为“包产到户”
。或曰：这不就跟建国前一样了吗？又恢复到小农了。我可以肯定地说：不一样。包产
到户不仅仅意味着农民又分开种自己的地了，还意味着农民身上的束缚被打破了——农
民可以自由移动了！原来在生产队里要计工分。现在各自种各自的地了，谁管得着我上
哪儿？于是大批的农民进城打工或作小本买卖，成了工人或商人。留在村里的人越来越
少，从而逐渐在村里形成相对人少地多的局面，并逐渐出现一些“种粮大户”。这是典
型的“大农”，和建国之前的小农是不一样的。小农限制农业生产发展，“大农”则不
会。
此时的中国工业化建设已经略具规模，可以提供工作岗位吸收剩余的农业人口了。这种
吸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农村农民进入城市。这就是温州模式。另一种是农村利用当地
的乡镇企业就地吸收农业人口。这就是苏南模式。
农村放开的同时，城市的市场也开始搞政企分开。企业自主权增加。今天看起来这是理
所当然，但当时这却是一步危机四伏的险棋。多年的国营造成国企的垄断地位。一旦开
始放权，国企就能利用它们的垄断地位，制定垄断价格，获取垄断利润。结果就是物价
飙升。从来就没有比物价飙升更容易引起社会动荡的了。苏联解体后休克疗法给俄罗斯
经济造成巨大破坏就是一例。类似的事情也曾发生在中国。80年代一放开就物价飞涨，
于是民怨沸腾。1989年之事相当程度上也是源于这一点。而中国的情况之所以没有俄罗
斯那么严重，贡献最为显赫者当属计划经济时期兴起的社队企业，即后来的改革开放时
期的乡镇企业。
改革开放时，参与市场竞争的不但有大大小小的国营企业。还有计划经济时期留下的上
百万乡镇企业。它们像太平军数不清的小舢板一样在湘军水师的“快蟹”“长龙”之间
见缝插针，使国企不能从心所欲地控制市场。我们今天错误地以为私营企业才是当时抵
抗国企垄断的主力军。其实最初活跃市场的是乡镇集体企业而非私营企业。理由很简单
：以当时的条件，很少有私人能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兴办具备竞争力的企业。而乡镇企业
却可以从乡镇政府的预算以及信用合作社中挤出资金。（见上引《农民与市场》168页
）而且乡镇企业从银行、信用社弄到贷款也比私人相对容易，因为有乡镇政府出面作保
，还可以用集体土地所有权做抵押。（《农民与市场》169页）所以乡镇企业成为市场
经济建设初期的生力军。它们中有不少发展成了市场巨头。比如杭州商场的一代枭雄“
万向集团”，其前身“萧山万向节厂”就是一个乡办厂。宁波的雅戈尔集团，其前身“
青春服装厂”也是乡镇企业。没有它们，就算国家政策下决心发展市场经济，也只会造
成国企独霸全部市场的局面。而若所有市场都由国企垄断，则不会有市场竞争，也就谈
不上靠竞争来促发展。那么市场化就会彻底失去意义。所以说建设市场经济，乡镇企业
功不可没。
这里又冒出问题来了。或曰：照你这么说，世易时移，变法宜矣。邓小平改计划为市场
，顺乎天意民情。一切都是顺风顺水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三农问题？为什么会有农村
真苦，农民真累，农业真危险之说？
回答：首先因为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有竞争就会有淘汰。苏南和浙南有农民发财，就
必然有别的地方农民受穷。而且各地工业化程度不同，带来的结果也不同。比如沿海地
区工业化程度较高，就能够吸收较多的农业人口，留下务农的人数就不那么多。“小农
”的程度较低，所以工商业得到发展而农业也不至于受到抑制。而有些地方工业化程度
不那么高，留下的农业人口就较多，就会重新出现建国以前那种小农经济抑制农业生产
的效果。“机耕被废除了，因为机器翻不过密密麻麻的田埂，也没有谁家愿意贡献机耕
路占用的田地。牛耕被放弃了，因为一户仅两三亩地，养牛耕地不合算。于是个体农户
倒退到了靠人力耕地。”（潘维、贺雪峰主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序言第13页）小农的生产率低下，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竞
争的能力很弱，就会成为市场竞争的牺牲品。无论具体怎么操作，归根结底的解决办法
还是加深工业化、城市化。然后彻底改变对农业的态度，从剥削农业改为补贴农业，就
像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做的那样。这在一些“明星村”里已经实现了。在那些乡镇企业特
别发达的村庄，村里主要收入来自乡镇企业。农业生产与其说是为了收入，不如说是完
成国家的任务或是一种荣耀。村里得用物质和精神奖励去动员一部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
。从事农业生产者得到的村里额外补助，甚至高于村企业的工人工资。（《农民与市场
》，194页）近年不断强调要东部带动西部，工业反哺农业，估计也是看到了其中症结
所在。
至此，我们终于可以梳理一下这其中的关系了。建国以来前30年的农业集体化，第一带
来了工业化建设的原始资本，从而带来了城市的工业化；第二带来了乡镇企业，从而带
来了至少一部分农村的工业化；第三是乡镇企业又成为活跃市场的潜在能量。要成功建
设市场经济，三者是缺一不可的。因此可见，正是前30年的建设给后30年留下了一个可
以吸收农业剩余人口的工业化环境，和一个可以实现市场竞争的平台。但前30年的体制
如果僵化不变，民族工商业也是很难突破这个断奶的瓶颈的。后30年的改革开放，一方
面用家庭承包制解放了农民。脱离农业的农民被已经有所发展的工业大量吸收。因此田
里形成人少地多的局面，不至于再像建国前的小农那样桎梏农业生产力。所以农业产量
仍然逐年上升。另一方面，后30年的改革开放给国企断奶，让国企民企乃至外企一齐参
与市场竞争，在激烈竞争中锤炼民族工商业。所以工商业产值也逐年上升。当然在锤炼
中很多企业失败了，以至于很多观点认为这个锤炼超过了我们所能承受的强度。不过这
就是把救生圈里的气放掉多少的问题了。而给救生圈放气却是肯定要做的，否则孩子永
远学不会游泳。这种事日本、韩国的官营企业都经历过。中国想要完全回避掉这一关恐
怕不现实。
小结：
当年毛泽东等人进行农业集体化的时候，估计会想到小农经济没有前途，却未必能预见
到集体化的后果会在30年后成为中国实施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当邓小平等人决定改革
开放，包产到户和政企分开时，估计会想到市场竞争能将企业百炼成钢，却未必能意识
到后来改革开放的成功正是基于前30年打下的基础。两批人在不同的时期，在没有共谋
的情况下，用截然不同的方式各带领中国走了30年。巧的是他们的选择却都大致符合了
当时中国的需要。两个完全不同的30年珠联璧合，成功地使中国经济脱胎换骨，完成了
黄仁宇所说的“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中华民族幸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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