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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2072 | 1 张国焘与中共中央的战略分歧到底在哪里？
由于这些年来史学界的某些观念的误导，使得不少人将长征途中张国焘与中共中央之间
的那场斗争，简单而机械地视为是张国焘与毛泽东两个人之间的权力之争，抹煞了这场
斗争中所包含的政治军事内容，将严肃的历史庸俗化。也正是在这种庸俗化的史学观念
误导下，对张国焘错误路线影响下所造成的部分历史事件，就产生了错误解读，进一步
将张国焘与中共中央之间的路线分歧和斗争，肤浅地曲解为红军一四方面军之间的矛盾
。而这种错误认识，恰恰是张国焘为自己的错误路线进行辩解时所使用过的逻辑。
所以，要清晰正确地解读那段历史，就有必要先认识清楚，张国焘与当时中共中央决策
层在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上的根本分歧。
张国焘与中央的政治战略分歧，虽然出现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之时，但在之前已经有了一
点苗头。这就是关于西北联邦政府的宗旨问题。按张国焘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那
时他已经对苏维埃运动产生怀疑，故而在西北联邦政府的政策制定中不再将苏维埃运动
的土地政策作为核心内容提出。而在当时，中央对张的政策提出批评后，张国焘也没有
就此过多提出异议，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基本还是执行苏维埃运动的土地政策。但
是，这个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张国焘与中央政治战略分歧的萌芽，即张国焘对
以红军为主创建苏区、进行土地革命这个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主要形式，存在着一定的怀
疑或者是悲观失望。
这种悲观失望，就导致张国焘对整个中国革命的战略态势和战略走向发生错误判断和错
误认识，在他的认识中，中国革命力量应当采取总的战略退却，在强大的敌人统治力所
达不到的边远地区求得“偏安”的环境，以保存力量，等待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而这
种认识，恰恰正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机会主义认识。
中国共产党进行中国革命的总战略，是将革命的目标放在推动中国社会的总体革命这一
点上，一定条件下的退却，只是策略层面的变动。而张国焘混淆了总体战略与具体策略
的区别，这与当初左倾路线将总体战略混同于一般策略的“全国总暴动”，实际上是同
一种反唯物辩证法的错误逻辑，只是“全国总暴动”是左倾机会主义，而张国焘则是走
到了这个逻辑的另一个反面——右倾机会主义。
在这种错误认识的指导下，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初，张国焘与中央其他领导人尚未见面
，战略认识的分歧就在最高决策层产生了。
1935年6月16日，刚刚翻越夹金山通过天全、庐山一线的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
天四人联名，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阐述中央的战略计划。现在很多人都没有
注意到，这个战略计划，特别是其中关于建立川陕甘苏区的计划，不是这时才有的，而
是会理会议的决定。现在一提会理会议，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当时毛泽东、张
闻天、林彪、彭德怀等人关于是否变换红军军事领导人的争论上，而对会议决定的内容
，也仅仅提一下北渡大渡河与四方面军靠拢等等具体军事行动上。而另一个真实的更重
要的历史事实，则是在会理会议上，中共中央就已经制定了与四方面军靠拢后的总体战
略规划。
这份电报内容共分五项，其中的核心内容是前三项。第一项的主要内容是一四方面军会
师后总的战略方针是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机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
新疆。这一项的行文很明确，核心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组织远征
军占领新疆，则是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即川陕甘根据地）之后的一种远期设想。但是
，现在则有人出于在西路军问题上“翻案”的目的，将这个内容曲解为“这是最早提出
占领新疆的文献。”，有意忽略“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而以远期设想偷换核
心内容。
第二项内容是依据第一项的目标，对当前军事行动的主要方向提出意向，核心是东向岷
嘉两江之间地区发展，巩固茂县、北川、威州等地作为行动的枢纽，打破胡宗南之南进。
第三项内容，较容易为读者所忽略。这项内容的针对性很强，直接阐述了红军当前地区
和西康地区不利于建立根据地，且邛崃山脉区域在战略上易为敌军封锁，“主力出此似
非良策”。之所以在电报中出现这项内容，说明在当时有人已经提出以邛崃山脉区域和
西康为发展方向的战略意见，所以中央才有针对性地对这种意见予以分析和反对。
那么，在中央发出这份电报之前，是谁提出了向邛崃山脉区域和西康方向发展的战略意
向？很明显，是张国焘陈昌浩等四方面军领导人。我们现在虽然看不到张陈等人向中央
提出这一战略意向的具体电报（既有可能是原始电报遗失，也有可能是《工农红军西路
军（文献卷）》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等书的选编
者没有收录），但中央的朱毛周张等人在这份电报中所列的第三项，却不可能是无的放
矢。该电是发给张徐陈的，这三人是四方面军最主要的领导人，那么向西康方向发展的
战略意图，就应该是至少三人中的一人提出过这个战略意见，而从徐向前的回忆录中读
者可以得知，具有这个意图的人是张国焘和陈昌浩，而徐向前没有坚决反对的意向。按
照徐向前回忆录的描述，四方面军进入川西北时，领导层中确实也都在考虑下一步的战
略方向。徐本人和李先念有过意见交换，认为还是向川陕甘发展的计划较好，但没有在
四方面军领导层中正式提出。而身为四方面军最高领导的张国焘，这时应该是已经有了
向西康方向发展的战略设想，。虽然目前看不到具体的资料，但从成立西北联邦政府时
的某些文件中，仍可以看出，当时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四方面军领导层中，已经有了向西
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退却的战略意向，只不过没有形成正式告知中央的文电。由此可见
，张国焘与中央的战略分歧，早在两个方面军会师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在四方面军
领导层中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张国焘路线对四方面军领导层的影响，是早就存在的
事实。
接到中央6月16日的电报后，张国焘陈昌浩于6月17日联名回电，由李先念的电台转张朱
毛周，电报内容为四项。第一项，简略告知北川、松潘一带地形和敌情的困难，言下之
意很明确，不赞成中央向岷江以东发展的意见，以军事策略层面的客观条件，否定中央
的战略意向；第二项，表面为同意中央建立川陕甘苏区的设想，实则对中央的战略步骤
做了主次颠倒的改变，将中央准备在建立川陕甘苏区后在适当时机组织远征新疆的意见
，改为“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在第三项的具体部署中，主
张一方面军向西北阿坝方向行动（有向青海方向退却的意图），将中央原先的川陕甘战
略方向改为更偏西的“甘青”方向。同时，还以理、懋地区粮食困难为由，提出了“暂
利向南进攻”（实则是向西南退却）的意见。依据这份电报的内容，可以看出张国焘此
时的战略构想，是向西北或向西南偏远少数民族地区退却，不同意中央向北向东发展的
战略方向。
6月18日，中央再次致电张陈徐，主张首先集中力量突破平武，以此作为向北转移的枢
纽，并要求绕攻松潘。可见，中央此时在坚持原有的战略主张。同一电中，中央对张国
焘前电所主张的战略方向，也给出不同意见，指出大部队向西北经阿坝草原游牧区入甘
青（由此可见，张主张一方面军走阿坝，目的是进入甘青方向，而不是中央所主张的川
陕甘计划中的方向），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西南的雅名邛大方向，即便一时
得手，“宜少继进前途”。这后一判断，简直就是对后来四方面军南下结果的准确预测。
6月19日，张国焘和徐向前联名致电中央，该电报内容为四项，核心内容是前一、三、
四项。第一项，以地形不利为由，不同意中央前电突破平武的主张；第三项，同意中央
打松潘的主张，但强调客观条件的困难；第四项，坚持两个方面军向西行动，主张一方
面军南打大包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掠
天、卢、灌、邛、大、名，并说“因目前给养困难，除此似别无良策”。依照这个设想
，一四方面军战略方向的重心，都将向西偏移。而这个局面一旦形成，该电后面所说的
“岷江东岸地现扣好，好在将来想平武打是亦不太远。”实际就成了画饼充饥的一种空
想。
这份电报是张国焘与徐向前联名，并且在电报的最后告知中央，张国焘已到东门外（徐
向前陈昌浩驻地，是个很容易被后世误判的地名。），徐向前准备第二天前来懋功与中
央“面谈一切”。后因19日敌军进攻北川，徐向前没有去懋功。
这里有一个历史细节值得注意：从张徐联名的19日电报上看，张国焘是准备让徐向前和
他一起与中央“面谈一切”的。那么，此时的徐向前，对张国焘的那一系列设想以及张
与中央的分歧争论，是否知晓？他本人又是什么态度？作为四方面军重要的军事指挥员
，徐此时至少应该是清楚甚至是支持张国焘对总体战略方向的设想，并且至少是没有明
确坚决的反对意见。否则，张国焘也不可能做出让徐向前和他一起向中央“面谈一切”
的准备。换句话说，这时的张国焘，至少在主观上应该认为四方面军高层的徐陈，都支
持他的西向主张，不同意中央的东向主张。
6月20日，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从胡宗南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有
力，并且加重语气，使用了“请你再过细考虑！”这样带有惊叹号的词句。同一电报中
，对张国焘主张西移作战的两个方向，彻底否定了向西北出甘青的方向：“因此出草原
游牧地，此时极少可能”，对川西南方向，中央认为：“如认为绝无办法（指突破胡宗
南田颂尧防线中的某一点），则需暂时放弃川陕甘方针，改变为向川西南发展。”对于
战略方针是否需要做根本性的改变，中央希望张国焘前来面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上统一认识。
至此，双方在军事战略取向上的分歧，已经正式形成了。当然，在军事战略分歧的背后
，是政治战略的分歧。这个分歧的根本性在于，在当时的局势下，是面向推动全国的革
命形势选择前进方向，还是以“偏安”为基本目标选择退却方向？无论是向川西南发展
还是向甘青地区发展，在当时的战略态势下，都有一个痼疾是无法克服的：在这两个地
区建立根据地，即便不考虑这两个地区的客观物质条件，在地理上都很容易被敌军严密
封锁，从而极大地削弱中共和红军对全国的影响力。这就是中央与张国焘两种战略取向
在战略认识的最高层次上的分歧。
另外，这个时段的争论，也足以说明，张国焘与中央的分歧和争论，产生于一四方面军
会师之前，两方矛盾的形成，并不是如某些人所曲解的那样，是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互不
信任或者是中央方面歧视四方面军所造成的。
6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争论之后，于6月28日形成了
两河口会议决议，即《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这个决定明确了以
下五项原则：
确立集中主力北进、向川陕甘地区发展的总战略方针，首先占领甘南地区。
在战役层面上，为实现总的战略方针，首先集中主力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
潘以北地区，开辟主力向甘南前进的道路。
派一支队向洮、夏河流域活动，控制这一地带，造成可背靠甘青新宁四省向东发展的态
势。
红军当前所在地附近的大小金川流域，政治军事经济条件不利于红军大部队的活动与发
展。
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要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
倾向。”
很明显，两河口会议决议内容的四、五两项，否定了张国焘向西北或向西南的战略意向。
两河口会议做出决议后，张国焘实际上不但没有放弃其与中央相反的战略意向，反而采
取了阳奉阴违等手法，干扰阻挠中央既定战略方针的实施。同时，四方面军的高级领导
人，也没有真正领会中央这一战略方针的实质意图。徐向前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两河口
会议后，张国焘告知徐中央的战略方针，并表示张本人还是认为南下战略更可行，而徐
对此表示的的态度则是：“南打有南打的难处，北打有北打的难处。”，这显然是仅仅
从自身部队所处态势的角度所作的低层面思考，而根本没有从战略高度上去思考两种战
略方针的正误。作为四方面军总指挥，对战略方针采取这种模棱两可的低层面思考态度
，显然不利于徐对中央战略方针做出深刻理解。当然，我们今天没有必要苛求历史人物
当时的具体表现，但从中我们也可看出，正是由于四方面军重要领导人徐陈（陈昌浩对
中央这一战略方针的态度，与徐类似，也带有本位主义色彩）的这种态度，给张国焘后
来在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中歪曲中央战略方针的实质，鼓动四方面军干部不信任中央等等
行为留下了隐患，更为四方面军高级领导人后来因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而做出错
误决定埋下了伏笔。
此后，从6月29日中革军委制定下达松潘战役计划（同日还任命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
席）到召开沙窝会议，历时约一个月，松潘战役未能顺利进行。这其中既有实际的客观
困难（道路、粮食等等问题），也有张国焘有意延宕的作用。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内，张
国焘、陈昌浩、川陕省委等多次向中央提出“统一指挥”的问题。
7月6日李富春作为中央慰问四方面军的慰问团成员，在四方面军后方所在地杂谷脑向中
央反映，张国焘“来此见徐、陈”，提出徐陈参加总司令部工作、徐任红军副总司令、
陈任总政委、周恩来任参谋长的人事变更建议，发电时间为6日1时，徐向前回忆录称，
徐向前本人是6日出发向松潘方向前进，那么这个电报中所说的情况，应当发生在他出
发之前，因为电文中有“张国焘来此见徐、陈”一句，说明李富春得知这个建议时是在
徐出发之前；7月9日川陕省委致电中央，重申李富春电报中所反映的人事变更建议；7
月10日张国焘致电中央，以“特别要不参差零乱地调动部队”为由，再次提出“统一指
挥”的问题。同日中央对此回电：“分路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忽延迟，至无后续部队
跟进。且盼如来电所指，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用较委婉的
口气，指出部队调动的延宕问题是不遵循北上原则的原因。由此可见，张国焘实际上对
执行中央北上战略方针，这时已经有着实际上的抵触和延宕行为；7月16日，陈昌浩致
电中革军委，重又涉及“统一指挥”问题，此电的收电人是“朱、张、周、徐”，包括
了徐向前在内；7月18日，陈昌浩发电给“焘、向转朱总”，直接提出“焘任军委主席
，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这
一建议已经非常明确，主张要做出中央军事指挥的人事变更，进行最高军事指挥权的再
分配。
徐向前回忆录中说，他本人对这一时段张国焘陈昌浩主张军事指挥人事变更的情况蒙在
鼓里，一概不知。作为历史细节，这一说法有商榷余地，因为陈昌浩的两电，徐都名列
收电人之中。李富春向中央反映的情况，也是在张国焘来杂谷脑见徐陈时向中央慰问团
提出的。我个人推测，徐向前对有提议他本人任红军副总司令一职，有可能并不知情，
但对张国焘陈昌浩有进行中央军事指挥人事变更这一意图，他应该是有所了解的。
7月18日，中革军委发布通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7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组
织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前敌总指挥，陈昌浩兼前敌总政委。
7月21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会议，会议主题是听取四方面军的汇报。除政治局委
员候补委员外，到会的有四方面军领导人徐向前和陈昌浩，还有当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
刘伯承和任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的李富春。这次会议，中央的意图是从一四方面军的团
结入手，逐步解决中央与张国焘等四方面军领导人的战略分歧所带来的问题。会议上，
中央肯定了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肯定了四方面军坚决执行中央路线（也指出存在某些
缺点），等于是对前一阶段凯丰等对四方面军的某些片面批评做出了否定，弥补两个方
面军之间存在的裂痕，以便顺利执行中央的松潘战役计划。
8月3日，因松潘战役计划未能顺利执行，敌情有所变化，红军总部以总司令朱德、总政
委张国焘的名义发布夏洮战役计划，设定新的战役目标，准备攻占阿坝，北进夏河流域
，突击敌包围线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军主力。总的
战略方向，仍是中央制定的川陕甘方向。
在战役的具体部署中，红军主力将由哈龙、毛尔盖迂回松潘，若在出包座受到阻碍时（
这时从毛尔盖、哈龙到包座的道路尚未侦察清楚），则以主力一部打通大藏寺、查理寺
、阿坝道路，攻下阿坝，接应右路主力（从哈龙毛尔盖迂回松潘的主力）。而在毛尔盖
、哈龙的主力，准备走班佑、阿西一路，遭遇和消灭胡宗南一部。若阿西方向北进无路
，则改经阿坝北进。
依据这个部署，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后来左右路军，不同点仅仅是彭德怀的三军作为全军
的总预备队，尚未正式编入右路军。全军主力还是计划走后来右路军的道路，归前敌总
指挥和前敌总政委（徐陈）指挥，左路在战役计划中有三个纵队（含彭德怀指挥的总预
备队），视具体情况，由总司令总政委（朱张）或前敌总指挥前敌总政委（徐陈）指挥
。而实际上在后来的行进和战斗中，右路军基本达成了“走班佑、阿西一路，遭遇和消
灭胡敌一部”的战役目标。
8月4日，政治局在沙窝召开扩大会议，据张国焘回忆录和徐向前回忆录的内容，这次政
治局扩大会议是应张国焘的要求举行的。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张国焘直接提出了中央的
“政治路线”问题，按他的回忆录所说，他在会上甚而提出了中国苏维埃运动事实上失
败了的观点。同时，张国焘还提出了增补四方面军干部进入中央政治局的9人名单，公
开了其改组中央政治局的企图，并进而提出召开两个方面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的主张，
以此向中央政治局施加压力。
8月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沙窝会议决议，即《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政治形势与任
务的决议》。这个决议很长，内容几乎涉及了张国焘与中央分歧的各个方面。
在政治路线方面，坚持了遵义会议的原则，不同意在此时开展中央政治路线正误的辩论
，对张国焘质疑中央路线的论据即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失败等，则从军事路线的错
误等方面给予了必要的回答；对于之前关于西北联邦政府和苏维埃政权的争论，则在坚
持苏维埃运动基本方针的前提下，确立了一定的变通原则；更重要的是，决议指出了党
内和红军“某些干部中”存在着因苏区变为游击区而对苏维埃运动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
和认识，这实际上是对张国焘的认识和路线提出了批评。为了不激化矛盾，决议中对此
现象的态度是：“但政治局认为，对于其他个别同志的不解和怀疑，党应给与明确的解
释和教育”。也就是说，中央政治局此时并没有采取激烈的党内路线斗争的方式来解决
这个矛盾。
在军事战略方面，坚持了两河口会议的原则，明确重申了北上向川陕甘方面发展的战略
方针，同时强调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在具体问题上，则出于团结的目的，向张国
焘做了一定的妥协和让步。比如，对张国焘提出的一方面军“纪律散漫”等问题，做出
了自我批评，甚至就一方面军没有及时整顿而批评了红军总政治部。另一方面，肯定了
四方面军的优点和成绩，更强调了一四方面军团结的重要性。而对于四方面军中存在的
不信任中央、本位主义、政治工作薄弱等等缺点，都没有正面提出。
对张国焘提出的增补政治局人员的名单，会议增补了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和政治
局委员，增补了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和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在组织上也
对张国焘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但是，对于张国焘召开两军高干联席会议的主张，政治局
则予以了拒绝（见张国焘回忆录）。很显然，中央政治局不能认同张国焘改组政治局和
以“督军团会议”方式压迫政治局的主张。
沙窝会议期间，中革军委还以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的名义，发布
了《中革军委关于对敌人骑兵战斗的指示》。但后来在西路军的战斗过程中，这个指示
中许多正确的战术原则，没有得到很好的领会和执行。
沙窝会议后，一四方面军部队正式编为左右两路军，分路进入了草地行军。
按徐向前回忆录所说，张国焘在沙窝会议后很不高兴，陈昌浩抱怨中央听不进张国焘的
意见。在中央对其若干要求都做出一定让步的情况，张国焘依然很不高兴，可想而知张
本人对沙窝会议所想达成的目标是很高的。在政治路线上，企图让中央全部接受其主张
，进而通过对政治路线的质疑，全盘否定中央的现有领导，实现其掌握中央最高领导权
的目的；在组织人事上，企图让中央全盘接受四方面军9人进入政治局（当时政治局成
员也才8人）和召开两军高干联席会议，从而实现对中央政治局事实上的改组，以及用
军队干部联席会议方式架空或取代中央政治局的最高领导；在军事战略上，企图改变两
河口会议以来中央确立的向北向东发展的战略方针，推行其向西退却的战略方针。而这
些主张，在沙窝会议上都没有得到中央政治局的通过。
从沙窝会议决议的形成来看，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对中央的路线和方针进行了若干歪曲
，从而挑动四方面军干部对中央的不信任。比如，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北进开辟川陕甘根
据地，张国焘则将北上歪曲为“无休止的运动战”，诬蔑中央的北上方针是怯战逃跑。
从后来四方面军干部中出现的那些对中央不信任的言论来看，张国焘根本没有向四方面
军高级干部传达和解释几次中央决议的基本精神，而是对下封锁中央的意图，反而指控
中央听不进四方面军的意见。从这些情况看，四方面军中存在着张国焘路线的严重影响
，是一个事实。
沙窝会议后部队编为左右两路军进入草地，这时的张国焘，开始将他与中央的政治和军
事战略分歧，变为违抗中央战略精神甚至是指令的具体行为。
沙窝会议之后，左右两路军的具体部署，基本是遵照8月3日发布的夏洮战役计划进行的
。8月15日，中央致电朱、张，指出目前应专力北上，该电内容为六项，其中的四、五
两项，具体反映出了张国焘此时在军事行动上，已经暴露出了其违背中央战略方针的倾
向。该电的第四项指出，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
进；这一内容表明，中央认为左路军不应以阿坝为核心地域，而应向右路军靠拢。而这
一内容所反映出的张国焘意图，是将阿坝视为左路军的前进和驻留的核心地域。这与张
不认同中央向北向东战略方针的意图是密切相关的，这在后来的若干电报中都得到了证
实；第五项指出，目前应专力北上，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我们目前虽然看
不到张国焘是否有明确主张抽兵向南回击抚边、理番之敌的文电资料，但中央电报中的
这一项，也不可能是无的放矢，可见这时中央已经察觉张国焘有掉头南下的意向，所以
才特意提出告诫。
8月18日18时，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之前朱、张于18日2时、8时有两电致徐
陈，但目前未见到），建议“如阿坝已为我占，则左路军大部不应深入阿坝，应从速靠
紧右路，速齐并进，以免力分。”。张国焘次日回电，告知已部署25、93两师攻阿坝，
并说“事实上左路与右路联络困难，左路若不攻阿坝，将无粮并多番骑扰害。”。在该
电的“注意事项”中，更有“各部队开始移动时间，须得本部电令。”一条。
8月19日2时，张国焘再电徐陈，电报内容要求右路军集中兵力，理由是“须知右路对松
潘、夏洮都须单独作战。”，电报中再次强调几个理由，说“阿坝仍须取得”。
这几份电报中反映出张国焘对用主力占领阿坝有很固执的念头。实质上，这就是在进入
草地时，张国焘与中央的基本战略分歧在其具体行为上的一种体现。在此，我们有必要
回顾梳理一下张国焘的基本战略意向，就可以看出其占领阿坝的根本目的以及对后来四
方面军乃至西路军行动的影响了。
张国焘的基本战略意向如前所述，是向西北或西南方向进行战略退却。他的这个军事战
略意向与他对整个中国革命的政治形势判断是密不可分的。张国焘认为，苏维埃运动已
经失败，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此时无力战胜敌人向东发展，无力去影响全国的革命形势，
应该向敌人的主要力量难以达到的地方退却，求得一个“偏安”的局面，被动地等待国
内和国际局势的变化。在这种基本判断和认识主导下，张国焘主张红军向西退却。而他
对这种退却，也有一个战略规划设想，这就是《彭德怀自述》中说到的，黄超向彭德怀
所讲的那个“先南后北”战略。先向西南边远少数民族地区退却（即实际发生的“南下
”战略行动），当敌人的主要力量也随之向这个方向压迫，红军若无法立足，则转向西
北，进入甘、青地区，求得接通新疆和苏联的“偏安”局面（也就是后来对西路军领导
人产生不良影响的“西进”战略）。了解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张国焘那么在
意占领阿坝地区了，这里是他那个“先南后北”战略的枢纽，是从草地西侧通向甘青地
区的要点（从张国焘与中央产生争论之初，主张向西走阿坝，以主力向甘青方向的电文
中也可清楚看出这一点）。
由此可见，从两军会合到西路军产生，张国焘的战略思维是一贯的，甘青地区一直是他
战略计划中的重点地区，也是他的战略规划中的最终目的地。结合后来四方面军北上、
岷县会议和漳县会议、宁夏战役等等历史事件中张国焘的作为来看，可明显看出张国焘
后来的北上，虽有相当大的因南下失利的被迫成分，但他仍然没有改变其错误的政治认
识和错误的战略设想，而是一有机会就想将他的这个战略变为现实行动。而四方面军的
其他高级领导人，因没有从最基本的战略高度上理解中央战略的深远意义，仅仅从本位
主义角度和战役战术层面上对中央和张国焘这两种不同战略思考加以认识，所以很轻易
地就受到了张国焘战略的影响，因为张国焘的战略，在当前的战役战术层面上更有迷惑
性，比如在粮食的多寡、部队行动的难易等等方面，更容易左右过分注重战役战术层面
的四方面军高级指挥员。这种缺乏结合战略高度的战役战术层面认识，也是四方面军领
导人后来在西路军的指挥决策上没有摆脱张国焘影响的重要原因。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已在左路军的政治局委员张
国焘、朱德、周纯全没有到会，四方面军的重要干部中，陈昌浩作为新增补的政治局委
员参加会议，徐向前、李先念也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做出了《关
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
这个补充决定的基本内容，还是秉承了两河口会议和沙窝会议的精神，再次重申了红军
向北向东发展的战略方向，具体阐述了确定这个战略方向的理由，将这个战略意图与当
前正在进行的夏洮战役（红军过草地的行动，是夏洮战役军事行动的一部分）的具体战
役目标加以结合，明确占领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的行动目
标。
这个补充决定中的另一个明确要点，是“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主力西渡黄河，深
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
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这个要点所反映出的，正是张国焘那个“先南后北”战略
与中央战略的分歧所在。
毛尔盖会议做出的战略方针补充决定，与前述若干问题中的现象类似，还是一个中央是
否在“无的放矢”的问题。目前，都难以见到决定内容中某些关键性段落语句所针对的
原始资料。如果“西进甘青”从未被某些人作为战略重点方向或者重要战略意见提出过
，中央何以要在决定中要特别有针对性地指出呢？可见，在当时党的高层领导内有人坚
持这类战略主张，所以，中央才会特意有针对性地对这类战略主张做出正误评判。那么
，当时的党内高层是什么人在坚持这个与中央既定战略方针不一致的战略呢？自然是张
国焘了。尽管我们目前看不到张在这一时段中明确主张红军主力西进甘青的文电资料，
但结合这一时段之前和之后张国焘的主张及其具体行为，还是可以看出，西进甘青是张
国焘那个“先南后北”战略中的最终目标。而张国焘的这个战略，也不仅仅是张个人保
留在自己头脑中，从黄超向彭德怀宣扬“先南后北”这一点上看，张的这个战略在四方
面军高级干部中，也做过一定程度的散布，产生过不小的影响。那么，在后来形成西路
军的战略思考层面上，西路军领导人“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就不是孤立和偶
然的现象了。
8月20日，即毛尔盖会议作出战略方针补充决定的当天，徐陈致电在左路军的朱张，告
知中央补充决定的大致内容。电报指出“不宜分兵出西宁”，并主张左路军应迅速攻取
阿坝，不然则向右路军靠拢。从电文内容上判断，张在此之前，应该提出过“分兵出西
宁”的主张。
8月21日，徐陈再电朱张，重复8月20日电的基本内容。当日4时朱张曾有一电致徐陈，
但徐陈这个电报中说该电“电文看不清”。
8月24日，中央政治局致电朱张，正式传达毛尔盖会议的战略补充决定。该电内容涉及
了部队的具体行动方位和目的地
同日，徐陈再电朱张，对左路军迟迟不向右路军靠拢的行为，表示焦虑，该电最后一段
是：“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进（近），
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
立决复示，迟疑则误中国革命大事。”这一段直接指出了左路军不向右路军靠拢的问题
严重性。
张国焘迟至8月27日，才做出左路军向班佑开进，靠拢右路军的行动计划。
8月29日，陈昌浩致电朱张，报告进行包座战役的部署情况。同电再次指出，“左路宜
很快向此方进，不然前进道路必为敌阻。”
张国焘又拖了三天，8月30日才下达向班佑开进的行动命令，准备在半个月后到达班佑
。同一电令中，最后还指令川康省委以阿坝为中心大力开展工作，并准备要31军政治部
也开阿坝开展工作，“使阿坝成为苏区一部。”可见，张国焘在左路军行动之初，对北
上就没有真正的决心。
9月1日，徐向前、陈昌浩和毛泽东三人联名致电朱张，通报北上方向的敌情和和右路军
的行动计划。该电解释部署的理由时说：“这样控制两条平行东向路，并随时可与胡敌
五个旅有把握的作战，决不会被敌截断，更不是从间隙偷出封锁线。”该电还对左路军
开进中伤员和资材的问题提出了建议。从电文中可以看出，“被敌截断”、“从间隙偷
出封锁线”等等，应当是这两天内，张国焘对中央的北上行动方针提出的种种质疑，伤
员和资材等问题，也是张国焘拖延不执行北上战略所找出的具体借口。毛泽东与徐陈商
议后，对张的这些质疑和借口，做出了上述的说明和建议。
9月2日，朱张致电徐陈，告知左路军因噶曲河涨水不能前进，粮食只够四天，要右路军
酌派一两团兵力前来噶曲河右岸接应左路军，并告知“明日各部均在原地不动。”
张国焘的这个电报内容，很难说服人。且不说当时右路军距离噶曲河右岸很远，根本难
以派部队在两三天内到达噶曲和右岸的接应地点（即便如此，毛泽东也还是与徐陈商议
，准备派部队去接。）张国焘先前一再以粮食为理由，坚持要左路军进占阿坝地区。可
从粮食更少的地区出发的右路军，此时却已经通过了草地（约8天时间）到达了班佑地
区。现在左路军从粮食较多的阿坝地区出发仅两天，反而就有粮食问题了（按电报中的
时间计算，似乎左路军只有不足六天的粮食？）。这样的理由，显然无法令人信服。而
且在事实上，左路军大部和张国焘所在红军总部，这时还没有到噶曲河左岸地区，到达
河岸边的仅是五军的先头部队。
9月3日，张国焘突然发出了致徐陈转呈中央的电报，告知三项决定，1、明晨起左路军
分三天时间赶回阿坝；2、北进不可取（张称为“强向班佑进”）；3、右路军向南回击
松潘，左路军回阿坝备粮后也向松潘进发。
至此，张国焘将他与中央的战略分歧彻底地公开化，并且以先斩后奏的实际行动，直接
违抗中央的决定。
9月5日，张国焘下达左路军南下的命令。
同日，徐陈下达右路军“七天整理”的计划，因张国焘与中央之间的重大战略分歧和张
国焘擅自调动左路军南下的实际行为，造成右路军也不得不暂时停止行动。在此之前，
徐陈还一直在部署前出的一军为右路军的北进做必要侦察等工作。而从徐陈通报的左路
军返回阿坝的行动中，林聂已经对整个战略方针是否将发生改变产生了觉察。
9月6日，周恩来、彭德怀、李富春致电一军领导人林彪、聂荣臻，告知总部（前敌总指
挥部）的休整计划，但仍指示应派队向罗达侦察，为北上做好准备。这个电报表明，前
出的一军，此时与中央、三军沟通了直接联系。
9月8日，张国焘返回阿坝。徐陈于当日上午九时致电朱张，表达了徐陈对张国焘与中央
之间战略分歧的态度，告知张国焘中央重要领导人对此战略分歧的态度。这个电报的内
容，反映出徐陈的中心意见显然未与中央有充分的沟通。徐陈表示，他们认为左路军北
上靠拢右路军为上策，右路军南下靠拢左路军为下策。在“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的前
提下，应取上策，但若左路军无法北进，则只能取下策。而在战役战斗的层面上，徐陈
又表示，回击松潘也“仍为上策”。
该电告知张国焘，政治局正在考虑是否南进，中央重要领导人对此事的态度，“毛、张
皆言，只有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
徐陈的这个电报，从内容上看，对张国焘不但起不到规劝的作用，反而很可能在客观上
起到了反作用。对于中央和张国焘两种截然相反的战略，徐陈做出的姿态是折中的，没
有明确对中央的战略意向表示支持，以不分散主力为前提这一相对的低层面视角，对如
此重大的战略取向做出折中性的表态，这显然更符合张国焘的意愿，因为张正是以他所
掌握的左路军不执行中央既定战略来要挟中央，以不分散主力为前提，则正中张国焘的
下怀，更何况徐陈还在战役战斗层面上认同回击松潘为上策，这就更可能成为张国焘坚
持南下的理由之一。或许就是由于张国焘根据这个电报判断徐陈与中央的认识并不一致
且更容易倾向张的意图，所以在当日二十二时张国焘直接向徐陈下达南下指令时，对南
下战略意向就连具体的解释都没有做。
当日二十二时，也就是张国焘直接向徐陈下达南下电令的同时，周恩来、洛甫、博古、
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七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陈述对南下还
是北上这一战略抉择的根本意见，对于南下的不利方面，列出了地形、经济、民情和战
略态势四项，对于左路军缺粮受阻折返阿坝等张国焘提出的不能及时北进的理由，中央
希望左路军能在阿坝（这是张国焘已经造成的即成事实）补充粮食后再次改道北上，并
根据敌情和战机，计划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北进，为左路军的北进打开通路。
这个电报，表明了中央对张国焘南下行为（张已经有实际行动）的根本反对态度。相关
理由和军事部署意见都很明确。电报署名列有徐陈，说明电报内容已经与徐陈交换过意
见。中央不但不同意张国焘的南下，也不同意徐陈模棱两可的“上策、下策”认识。更
重要的是，因左路军不能及时北进，而战机不可延误，中央提出了“右路军抽出一部，
先行北进”的意见。
中央在这个电报中表示出的基本原则精神和战略思路，徐陈肯定是了解并表示同意的。
但是，他们是否真正理解了中央的战略意图？是否真正判明了中央战略意向与张国焘战
略意向的本质区别？从后面的具体表现上来看，徐陈并没有真正理解中央的战略意图，
仍旧是从本位主义的角度而不是从战略的高度上去看待中央与张国焘的战略分歧。也正
因为徐陈前一日给张国焘电报中表明的认识，张国焘此时对坚持自己的错误方针更为执
着，因为他很清楚，仅以“不分散主力”，就可以拉住右路军的主要军事领导人徐陈，
进而以军队的行动左右中央去改变既定战略，甚至可以军队的行动裹挟中央随之行动。
也就是在同一天，张国焘已经向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下达了扣留军委纵队的电令。
8月9日2时，张国焘就中央8日七人联名电报发出回电，电报中已不再特别强调之前左路
军本身不能按时北上的粮食道路等客观原因，而是直接表示出对中央的北上方针的质疑
：“向东突出岷、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的行军，前途如何
？”、“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
。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以若干想象性的可能对中央原定战略方针进行否定，
并将北上歪曲为“无休止的运动战”（这个说法在张与中央分裂率四方面军南下期间，
曾被张多次说起），进而强调南下的具体之“利”，而对中央原定战略中对全国革命形
势发展的影响等等战略性作用不置一言。而在电报最后，则强硬地说出了“左右路军决
不可分开行动”，这显然又与徐陈“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的主张相一致，而与中央“
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北进”的主张相悖。
中央接到张国焘的这个电报之后，发出了内容相对简单的回电，该电已不再对中央的战
略方针做反复的解释，而是指出张令徐陈南下的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完全
否决了张的南下企图。即便如此，中央在这个电报，仍然还给出了若北上后东出不利时
，可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最终目标还是要向东发展）的变通方
案，还在力求能说服张改变南下的决心。
也正是在中央于9月9日发出这个内容带有决心性质电报的同一天，徐陈两人也改变了态
度。依《彭德怀自述》所言，这一天陈昌浩改变态度，向中央陈述同意南下的理由是，
阿坝地区的条件比通南巴还要好；按徐向前的回忆录所言，徐本人这时表示赞同南下的
理由，是不愿将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徐陈赞同南下的理由，都是从一般的具体环境和
客观困难出发，而不是从总体的战略方针角度出发。而这时中央与张国焘在战略方针上
的分歧，已经到明朗化和针锋相对的程度了，徐陈两人对这个局势，不可能看不清楚。
对两种截然相反的战略方针，特别还涉及到部队的调动和党内纪律等具体行为，徐陈两
人此时面临着二择一的表态。而他们最后做出的选择，无论主观上的理由是什么，在客
观上都是明确地支持张国焘的南下战略而不同意中央的北上战略。不能不说，徐陈两人
由于张国焘所施加影响及他们二人在战略高度上的短视，令他们在这个历史关键时刻做
出的选择，是完全错误的。而作为红军前敌总指挥和政委的徐陈二人此时所做出的选择
，也是中央在看到张国焘密电后做出断然决定的一个重要参照。
综上所述，“草地分裂”这个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是张国焘与中央两种战略意向的分
歧，演变为党内高层的路线斗争和军队行动不一致这个过程中的第一个高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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