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b**********n
发帖数: 1 | 1 【华人之光Ⅱ】施扬（1）：一不留心到了哈佛
赛先生2015-04-13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施扬的职业生涯起步非常快，4年读完纽约大学博士，在普林斯顿大
学做了3年多博士后就开始独立工作。博士后期间，他因发现“YY1 Factor（阴阳因子
）”而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之后进入哈佛大学，成为“文革”后第一个在哈佛教书
的大陆人。有趣的是，在施扬受聘哈佛大学之时，他甚至没有任何已发表的学术成果。
在以论文论英雄的学术界，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那么，施扬是如何做到的呢？
2003年，施扬在哈佛大学办公室。
题记
哈佛大学教授施扬，是生物系学子眼中的“学术男神”。
论履历，一份世界顶级学府的终身教职已经是任何学者能够企及的高度。1982年，施扬
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次年通过“CUSBEA Program（吴瑞计划）”赴美留学。1987年在
纽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做了三年多博士后，于1991年进入哈佛大
学，成为进入哈佛教职团队的第一位大陆学者，并拥有了自己的实验室。2004年，施扬
受聘为哈佛大学终身教授。
论成果，丰硕的论文发表量是科学家工作成就的直接体现。在博士后时期，施扬就因为
发现了YY1 Factor（阴阳因子）而崭露头角。加入哈佛，在调整了研究方向之后，他发
现了一个新的甲基化酶，从而在表观遗传学研究领域中取得突破性成就。
论应用，学术成果向产业转化给一个科学家带来的，除了丰厚的商业回报，还有学以致
用的成就感。2008年，施扬参与创立了生物制药公司Constellation Pharmaceuticals
，公司主要目标定位于开发表观遗传学抗癌及免疫药物，目前有两类药物已进入临床一
期，其巨大商业潜力正受到投资者的青睐。
这些光环背后，是一个朴实、亲切，说话至今带着上海口音的中年男人，他的人生故事
，比教职、论文和公司等所有符号都精彩得多。
不久前，《赛先生》创办人之一鲁白对话施扬，两位生物学家畅谈生物学科的热点和未
来趋势，科学研究之路的艰辛与收获，以及人生中面对各种选择的感悟。《赛先生》“
华人之光”栏目将分四篇陆续刊发此系列对话，敬请关注。
《赛先生》特约撰稿人 涂芮/整理
1983年，从来没有见过摩天大楼的本科毕业生施扬从上海到纽约留学。对他而言，成为
一个科学家，是出于“Intellectual Curiosity”：对智识的好奇心。
他的学术生涯分外顺利：只用4年读完了一般至少需要5年才能完成的博士学位，在普林
斯顿大学做了3年多的博士后就开始了独立工作，而很多人这个过程要做6年。博士后期
间，施扬发现了让他崭露头角的“YY1 Factor（阴阳因子）”，之后进入哈佛大学，成
为“文革”后第一个在哈佛教书的大陆人。
而当时，他甚至没有任何已发表的学术成果，在以论文论英雄的学术界，这几乎是不可
想象的。
依托美国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学术体系，施扬的科研之路似乎很顺利，但其中也有不为人
知的艰辛和波折。
对智识的好奇心
鲁白：从头说起，1985年我自费留学时，整个纽约没几个中国人，要找到一个中国人很
亲切的。我还记得，有一次去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学哈维讲座时，我们是在那里相互认识
的。
施扬：我是1983年去美国的。现在还记得是星期六晚上到的纽约肯尼迪机场，两边暗暗
的路灯。一开始还在想，这里和上海很像啊。后来到了纽约大学医学院，一进宿舍就很
震撼，很大的玻璃窗正对着东河，下面有个直升飞机停机坪，当时一架直升飞机正好起
来，周围都是高楼，很震撼。
那时候上海算是大城市了，但是跟纽约根本不能比。于是一起去的同学说，我们真的是
到了纽约了。
第二天，有个教授带我们看了世贸中心，当时那两栋楼还在。参观完了以后，我还记得
在海港那个地方，有爆米花和热狗的味道，所以现在一闻到这个味道就会联想到当时刚
到美国的时候。
看完以后教授说，好了，我要回实验室了，有人要和我一起去吗？我当时想，什么？星
期天还要去实验室？觉得很奇怪，没有概念说是周末还要去实验室的。当时我还想，我
以后肯定不会这样，我周末绝对不要工作。
没想到，很快我就成为他们中的一个了。
鲁白：你在纽约大学读书的四年，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是不是一开始就想要做科学
家？
施扬：我本科不是读生物的，一开始觉得读不下去了，有点想要逃回家了。我应该是个
非传统的科学家，可能从本质上并不能算是个科学家。很多科学家与生俱来带着发现真
理的渴望，我不是这样的，而是做着做着就觉得很喜欢。驱使我的主要是一种对智识的
好奇心，可以是科学，也许可以是其他的、完全不同的东西。
我在事业早期似乎经常在动摇。到后面当然很好，但刚开始的时候我一直在问自己，这
是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这是不是我该从事的职业。我一直没有找到答案，顺其自然就
这样了，如果用佛学的说法来解释，这里面可能有些因果关系的吧。
我们这一代出来的人，有很多确实是一开始就对科学很感兴趣，很想从事科研，但我想
象如果做一个记者，我应该也会很感兴趣，或者我也可以做外交官。
鲁白：在美国，我觉得科学家们的驱动力有两个。第一个是名声，因为科学不像别的事
业可以赚很多钱，但是在同行之内比别人做得好，可以得到同行的肯定和尊敬。另外一
个，露骨地说，就是竞争，就是要把自己最好的对手打败。你觉得是这样吗？科学和其
他，比如体育，类似的地方就是竞争，但和体育不同的是，科学的第二名就没意思了。
施扬：我觉得这可能是科学家共有的特点，但也许并不仅限于科学家，你知道，每个行
业里的翘楚都如此，都想做到最好，想做最棒的，不是吗？在体育竞赛里还有银牌、铜
牌，但科学里只有成功和失败。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现在我们这些做科学的，不像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完全是由兴
趣驱使的，而生活靠富人资助。现在，对大多数人来说，科研是一份工作，不过这份工
作它支持你去探索你感兴趣的一些东西。
“路线对了头，一步一层楼”
鲁白：施扬的职业生涯起步非常快，4年就读完了博士？
施扬：读博士时，我想很快地离开学校。我想，如果能够节省读博士和博士后的时间，
就可以多花时间在自己的独立职业上，走点弯路也没关系。所以在纽约大学读书的时候
，其实做得不是很好，对自己的工作也不满意，但我就是很想早点毕业，早点开始自己
独立研究的生涯。
那怎么办呢？我就去找我的博士答辩委员会，问他们，研究生院的使命和目标是什么，
是不是要训练下一代科学家，教他们怎么样发现难题、找出解决方法，并且提出重要的
问题？他们说是啊，说得很对。于是我不知天高地厚地说我已经学了这些部分，已经准
备好了。他们说，你说得对，我们同意，于是就让我毕业了。我毕业的时候没有任何已
发表的论文。
毕业以后就面临着要去做什么的问题，我当时没有具体的想法，所以去找了几个实验室
。其中一个是洛克菲勒的实验室，是一个医生的实验室，是偏临床、做转化医学的，还
有就是普林斯顿大学生物学教授Thomas Shenk，我最后还是决定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做博
士后。
1987年，施扬刚刚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在纽约大学医学院前留影。
鲁白：你没有文章发表怎么找得到博士后工作呢？
施扬：对啊，就是很奇怪。我到了普林斯顿，作了演讲之后，Tom（编者注：指Thomas
Shenk）当场就给了offer。吃完晚饭后，老师说，我这么多年邀请了很多人到我实验室
来做博士后，其中只有一个人最后没有加入我的团队，而他也是有很好理由的。虽然他
是和我开玩笑，但也是给了我很大的压力。
从纽约城到普林斯顿要坐一个小时火车，然后还要换乘小火车。那天晚上在回纽约城的
路上，我心里一直在挣扎——我要去的地方完全是乡下啊。虽然心里很犹豫，但最后还
是跟着直觉走，决定要去。这个看似随意的决定最后决定了我的命运。
刚去普林斯顿的时候，因为我在研究生院做得不是特别好，基础不是很扎实，原来又不
是读生物的，所以一开始也很挣扎，要找到项目很不容易。就当我要放弃的时候，事情
出现了转机。有句“文革”话语很有道理：“路线对了头，一步一层楼”——如果你做
了正确的决定，所有其他的都会顺理成章进行。
做博士后的时候，我挣扎了两年的时间，项目就是没有进展，这其中一定有原因。后来
我想了想，觉得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应该把我想研究的这个未知的蛋白提取出来。所以
后来我就决定做一个生物化学家，去提纯蛋白。
当时所有人都怀疑我的决定，因为当时全美国只有Robert Tjian（编者注：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教授）的实验室可以提纯转录因子蛋白，我们实验室
没人做这个。但我当时想，人家用50升材料可以提纯出蛋白，我做多一点，比如300升
也可以，于是我就这么干了。就这一个决定，改变了我之后的职业。
一次绝处逢生的发现
鲁白：你觉得普林斯顿给你带来了什么，你从你的老师那里学到了什么？
施扬：太重要了。普林斯顿的训练最重要的是实验思维方法，这使得我受益无穷。现在
我实验室主要的工作和发现，都是基于在普林斯顿所学到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在研
究人体中重要的生化过程时，可以用病毒蛋白作为一个探针来摸索，也就是说利用病毒
去研究哺乳动物的细胞行为。当我独立工作了之后，做了几个很重要的决定，这几个决
定都和我用病毒蛋白作为研究探针的概念有着紧密的关系。
当时在普林斯顿对自己并不确定，像每个人一样，时常会问自己，我是否在做正确的事
，是否应该停止。
纯化蛋白的技术是我自学的。我知道自己的强项，也知道自己的弱项，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我想要做蛋白纯化时，马上就找到了Robert Tjian实验室，给他们写信，问他们能
否把在用的工作指南寄给我。之后我一字不差地按照指南操作就把这个调控DNA表达的
蛋白因子提纯出来了。
提纯是一个好玩的过程。收集细胞时，每天8升、12升的溶液移来移去，4升溶液取出来
再加4升进去，每天都用很大的仪器，所以把我手臂的肌肉都练得很好。当我把所有的
提取物收集到一起，离心、过了柱子，全部弄好以后，就要去做最后的蛋白测序了。
那天是一个周六，我找了离心的管子，准备最后通过酸沉淀把纯化的蛋白收集起来。离
心做完了，我去拿管子时，心一下就沉了——管子没有分量，这是我半年辛苦积累的东
西啊。把管子拿出来，我看见下面破了个洞，心想完了，马上要准备改行了。
我还是不够仔细，当时不知道用于高速离心的管子有两种，一种是可以抵抗有机溶液侵
蚀的，另一种不能，在高速离心时会破掉。当时我想，算了，也许我不适合做这行。但
突然想到，我应该再看看管子，仔细一瞧，在管壁上还有一个沉淀物。我马上奔回实验
室，小心地把它洗下来，然后去跑了个胶。染色的时候一看，哇，有一条带，高兴得不
得了。
那天我没有回家，一直到早上四点。我紧接着就去做凝胶迁移（gel-shift），看有没
有蛋白结合的条带。去曝光之前，我听到“click click”两声，我就说我不回家了。
等到显影拿到以后，看到真的有活性，我就知道我可能真的提纯到了这个转录蛋白。
施扬在普林斯顿的实验室。
鲁白：那个YY1 Factor在转录领域有什么样的意义？
施扬：后来发表的文章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概念是，我们提出，一个转录因子可能是一个
正调节物也可能是一个负调节物，就没有一个蛋白是固定的激活因子（activator）或
是阻遏因子（repressor），其实所有的调控因子都可以兼为二者，它的性质依赖于它
的环境（context-dependent）。
原来中学我们学的路易斯酸碱理论在这里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它的主要内容就是说，任
何东西都可以是酸性的，也可以是碱性的，这取决于跟谁比较。如果你是酸，碰到比你
更强的酸，那你就是碱；如果你是碱，碰到比你更强的碱，那你就是酸了。所以一切都
是与环境有关的。
哈佛的意外offer
鲁白：施扬在普林斯顿做了3年多的博士后，导师是病毒学家Thomas Shenk，因为发现
了YY1 Factor（阴阳因子），在博士后的时候就成名了，于是1991年就进了哈佛，是进
哈佛任教最早的大陆科学家。施扬的职业上升很快，但中间也经历了几个转折？
施扬：在普林斯顿时，我当时还想把手上这个东西在Tom那儿做下去。有一天，在实验
室，一个很好的朋友说他要开始找工作了，他问我：Yang，你为什么不也去申请工作呢
？我说我还想再待一年，但他当时劝我去试试。
于是，在一个星期六，我花了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写了一个申请信和一个工作愿景，就
说我想做些什么。现在看来是非常地幼稚和粗糙，现在的工作申请都是非常精致的，可
我当时就写了两页纸，他帮我稍微修改了一下，就寄出去了。
我发了20份左右的申请信，那个时候，依然没有任何论文出版。有一天，我们的系主任
走进来，对我说：Yang，几分钟之后，你会接到一个哈佛的电话，是关于你的工作，他
们会邀请你进行工作面试。我说不可能啊，我连申请都没申请。其实我当然是申请了，
不过我忘了。
哈佛当时正好有个职位，我就写了个申请。我寄了20个邮件，哈佛这个是完全忘记了，
因为从来没想到能去哈佛，我又没有发论文，怎么可能去哈佛呢？所以我的系主任至今
看到我还要开玩笑，他说Yang要去哈佛，申请都不用申请，人家就来找他了。当然，事
实上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导师和系主任的推荐和支持也是极为重要的。
鲁白：后来你的论文发在了Cell，但是发之前就已经拿到哈佛的offer了。申请工作时
没有论文，哈佛凭什么给你工作呢？
施扬：他们当时也不知道会发Cell，就是评估了一下我所做的东西。可能我有较好的面
试技巧吧，学术报告做得还可以，至少能把我做的东西讲得比较清楚，不做这个东西的
人也能听懂，觉得蛮有意思。我就把我没有发表的东西讲了一下。给我工作机会的这个
人叫 Howard Green，很有名的一个科学家，是最早开始做干细胞和皮肤再生的，创伤
病人由此受益很大。他也许看到了我身上的某种特质吧，就给了我工作。我还没发表论
文，研究生阶段的文章发表得也不怎么样，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给了我这份工作。
我和Howard后来成了朋友，至今很感激他给我的机会。
那是1991年，我在哈佛有了实验室。在自己实验室第一次做克隆实验的情景，至今记忆
犹新。但在哈佛前面几年我也是很煎熬的，一直在探索研究方向，思考着做有影响力的
研究工作。我觉得永远不要满足是很重要的，这是驱动力，去找找有没有你能做的能产
生影响力的事。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