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版 - 林毅夫VS张维迎:一场产业政策的"世纪之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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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428 | 1 2016年11月15日 08:21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银昕 徐豪 陈惟杉 ｜ 北京报道
11月9日，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张维迎在北京大学围绕产业政策展开面对面的辩
论。8月底以来，两人已经围绕产业政策“隔空对话”数个来回。
这已经不是这两位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就始终活跃在公众视野中的经济学家的第一
次辩论。从90年代两人围绕国企改革方向进行的“北大交火事件”，到21世纪两人就是
否存在“后发优势”展开的激辩，两位经济学家的每次辩论都因与中国经济现实与未来
的紧密关系而备受社会关注，此次有关产业政策的辩论依然如此。
林毅夫、张维迎两人此次观点交锋，之所以不仅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还演变成一
场关于产业政策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全民大讨论，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切中了当下经济
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世纪之辩”现场，林毅夫、张维迎如何交锋？
造势已久的“世纪之辩”终于在11月9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拉开序幕，这不是林毅
夫与张维迎的第一次交锋，也应该不是最后一次。此次“世纪之辩”的主办方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将题目定为“‘产业政策’思辨会”，可以看出其背后减少火药味，强
调“思辨”的用意。《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提前约一小时到达现场时，未名湖以北的朗
润园万众楼周围已聚满人群，由于面积不大的主会场吸引了近千名听众，主办方不得不
在主会场外另设两个分会场转播主会场情况。
担任主持人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认为，这是一场非常重要
的历史讨论，甚至会载入历史。
辩论会由林毅夫的发言开场，随后张维迎发言，紧接着是自由辩论环节，以问答形
式展开。整场辩论中，林毅夫与张维迎就两人对有关产业政策多个方面的问题：产业政
策的定义、产业政策的成效、政府是否该鼓励“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以及比较优势该如
何发挥等问题分别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并与对方激烈辩论。
这两位同样拥有“海归”背景，共同创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又共同见证
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的学者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但都保持了“君子之争”
的学者风度。
什么是产业政策？
林毅夫
在林毅夫看来，产业政策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为促进某种产业在该国或该地区发展
而有意识地采取的政策措施，包括关税和贸易保护政策、税收优惠、工业园和出口加工
区、研发工作中的科研补贴、垄断和特许、政府采购及强制规定等。林毅夫强调，虽然
一些具体的产品创新是由企业家完成的，但产品创新背后基础层面的研发成果是不会有
企业家愿意花巨大成本投入的，必须要靠政府资助的各项科研项目来完成，而这一部分
研发投入理应算作产业政策。
张维迎
张维迎表示，“我理解的产业政策是指政府出于经济发展或其他目的，对私人产品
生产领域进行的选择性干预和歧视性对待，其手段包括市场准入限制、投资规模控制、
信贷资金配给、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进出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土地价格优惠等。”张
维迎强调，关键的两个词是“私人产品”和“选择性干预”，他认为政府在公共产品上
的投资不属于产业政策，普遍性的政策也不属于产业政策。“统一的公司税不是产业政
策，但扶持性的所得税减免就属于产业政策了。”
产业政策是否该存在？
林毅夫
林毅夫认为，大多数成功的经济体均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使用了产业政策，“我没有
见过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也没见过不用产业政策而继续保
持其领先地位的发达国家。”林毅夫举例说，16世纪的英国，19世纪中叶的美、德、法
以及二战之后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使用了产业政策。
林毅夫认为，“获得成功的最显著的13个经济体有五个特征：开放经济、宏观稳定
、高储蓄高投资、有效市场以及积极有为的政府。”林毅夫表示，他们的成功是因为积
极有为的政府制定了产业政策来推动新的产业发展。企业家的创新主要是在产品和技术
层面，基础科研和公用技术的突破依靠政府支持。“有一段时间，‘基础设施建设也应
由企业家来主导’的思潮影响了拉美等后发国家，结果相当一段时间内这些国家的基础
设施建设普遍落后，企业家的逐利性导致他们不愿做最基础的投入。”
林毅夫表示，“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在国际上领先的产业早期的研发基本都
是靠政府支持的。基础科学的革命不受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张维迎
“产业政策是披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在这个年代复活了。二者都体现了政府对经济
生活、资源配置的干预。”张维迎说，产业政策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失败的例
子比比皆是，成功的例子凤毛麟角，“中国经济持续存在的结构失调，产能过剩，哪一
个不是产业政策主导的结果？”
产业政策为什么会无效？
林毅夫
林毅夫认为，除了政府的执行能力存在问题之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失败的最主要
原因在于急于赶超，过度支持先进的产业。发达国家的失败则是为了就业而去支持失掉
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美国与欧洲的农业政策。林毅夫表示，“一部分成功了，当然一
部分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不在于产业政策本身，而在于执行能力不行，很多发展中国家
心太急，好心干坏事。”
张维迎
张维迎认为，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和激励机制的扭曲
。“一个是人类的无知，一个是人类的无耻。”
首先是人类的认知能力有限制，张维迎对拥护产业政策的人提出的假设——技术进
步和新产业可以预见，进行了批驳。“创新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没有统计规律可循。
我们没有办法预先制定一条通往特定目标的路径，我们既不知道目标在哪里，也不知道
道理在哪里，人们对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分析都是‘事后诸葛亮’。”张维迎说，目前主
导世界的产业——互联网、新能源、生物制药等，30年前人们一个也没有预测出来，今
天也不可能预测出30年后的事情。“产业决策是集中决策，是一场豪赌。它将每个人犯
错的概率累积到一起，加大了集体出错的概率。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失败的可能性巨大
。”
张维迎认为，产业政策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人类的“无耻”。“产业政策对不同
产业、不同企业在市场准入、税收和补贴、融资和信贷、土地优惠、进出口许可等方面
的区别对待，创造出权力租金，这必然导致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张维迎表
示，一项特定产业政策的出台，与其说是科学和认知的结果，不如说是利益博弈的结果
。得到政策扶植的往往不是真正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而是套利者和寻租者。“新能
源汽车骗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笔从政府拿钱的企业并没有做出像样的创新来。”
张维迎表示：“林毅夫认为尽管许多产业政策失败了，但不是不要产业政策，而是
制定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这就像上世纪80年代有人捍卫计划经济，说计划经济不是本身
不好，而是我们没有把计划经济搞好。这两种观点何其相似！”张维迎认为，“正确的
”产业政策过去没有，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有。
是否应该补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林毅夫
林毅夫认为，补贴是帮助企业解决基础设施或者劳动力供给上的限制问题时才需要
，如果企业想要让创新和风险资本出现，就要有与之匹配的政策环境。“我基本是反对
补贴的，我(提出的)所有的产业政策里面没有一样是需要补贴的。除了对先行者进行激
励的补贴之外，所有的优惠就是税收上优惠几年，量是很少的。”
张维迎
张维迎说：“新古典范式中，所有决策都是基于边际分析。但越是大的技术创新，
越不可能是边际上的决策。企业家有关创新的决策不是基于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比较
，而是基于市场前景和技术前景的判断。”张维迎认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不
是为了政府的补贴，而是满足自己对美味佳肴的向往，甘愿冒风险，为了政府补贴才去
吃螃蟹，根本算不上企业家。“政府不用鼓励任何人吃螃蟹，也不必为任何吃螃蟹的行
为买单。许多拿着吃螃蟹姿势的人，实际上是在啃馒头！”张维迎说。
如何发挥比较优势？
林毅夫
林毅夫表示，经济发展要利用比较优势，也要强调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来利用比较
优势。“中国经济的成功是因为中国从赶超战略转变为比较优势的结果，要想有技术创
新和产业升级，就必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如果他成功了，后面就会有一群跟风
的竞争者，使他得不到垄断的利润，这就与他之前付出的成本和风险是不对等的。发达
国家要用专利保护来鼓励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就是产业政策的作用。”林毅夫强调，
每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有拥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理应帮助已经进入这些
产业的企业解决一些问题，比如交通设施落后、电力供应不足等。“如果中国企业家要
想进入航天业，没有国家补贴，大概就不会有人愿意进入了，肯定会亏本。”
张维迎
张维迎认为，企业家在市场中生存，天生的本能就是发挥比较优势，而不是靠政府
制定的产业政策。“比较优势不是国家的事，而是企业的事，个人的事。每个普通人都
懂得利用自己的所长，同时让他人也从事各自擅长的工作，这就是管理学上讲的‘核心
竞争力’。”张维迎认为，他与林毅夫两个人在现场辩论有关经济学的议题，而不是去
辩论量子物理、航天科技等议题，就是在自发地本能地利用比较优势，这与国家政策无
关。
辩论二十载，林毅夫、张维迎到底在争什么？
或许林毅夫与张维迎的争论，还没有画上句号。
已经争论了20年的林毅夫与张维迎，均是中国一流的经济学家，同为北京大学国家
发展研究院创始教授，多年来是对手也是同事。
1952年生的林毅夫和1959年生的张维迎，他们此番关于产业政策旷日持久的争论，
不仅是双方为自己坚持的立场辩解正名，更是一场关乎市场与政府命题的大讨论，是中
国改革道路的选择问题。
从1995年至今数度交手
在此次公开辩论之前，林毅夫和张维迎曾就学术观点数度交手。
1995年，林毅夫、张维迎就国有企业改革方向问题发生争论，被外界称为“北大交
火事件”。张维迎的论述从现代企业理论出发，强调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称安排
的重要性。国企改革的出路是民营化，将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变成债权、非国有资本变成
股权。林毅夫认为国有企业私有化后，所有者利用政策性负担为借口寻租的积极性会更
高，效率会更低。国企的主要问题是承担了太多的社会负担和政策负担，改革的起点应
在于剥离战略性政策负担和社会性政策负担，以硬化预算约束，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境。
2004年9月，林毅夫、张维迎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办十周年活动上就中国经
济发展预期发表截然相反的观点。林毅夫认为，只要沿着当前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经济
再增长二三十年没问题，到2030年经济总体规模一定赶超美国。张维迎则担心在未来的
20年里，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将发生根本性转变，这将会使中国企业面临很大的挑战。
如果企业制度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非常令人担忧。
2014年7月，林毅夫、张维迎在复旦大学举办的杨小凯逝世10周年追思会上就“政
府定位与后发优势”展开争论。林毅夫与杨小凯有过著名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
争。张维迎认为，没有国家和政府参与，市场或变得更好，政府再不退出市场，后发优
势就要转变为后发劣势了。林毅夫则认为，后发国家需要政府发现和扶持企业的比较优
势，不然就是无效市场。一个月后，林毅夫发文阐释观点，指出他和张维迎乃至国内多
数经济学家的差异在于：应该回到亚当·斯密的观点还是回到斯密的研究方法。
此后在2014年11月14日北京大学国发院举办的《中国的奇迹》出版20周年研讨会上
，林张二人又围绕着国企改革、产业政策、政府在市场中的角色等问题展开激辩。林毅
夫认为，如果没有“绝大多数的正确”，中国不可能持续35年保持每年平均9.8%的增长
，也不可能成为现在唯一快速发展的新兴大国，并且没有发生经济危机。张维迎认为，
如果研究上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会发现所有事情都离不开国家，但这不能证明没有
国家参与，经济发展就不可能。政府要做的就是创造自由、法治的环境及对产权制度的
保证。
2016年8月21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研讨会上，林
毅夫发表主题演讲，他表示，“尚未见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
和保持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8月25日，张维迎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西安峰
会上发表演讲“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针锋相对地提出，“产业政策不过是穿
着马甲的计划经济。” 9月13日，林毅夫发表观点鲜明的反对文章。之后，张维迎和林
毅夫又分别在多个场合一再阐述各自观点。10月15日，林毅夫在《求是》刊文《照搬西
方主流经济理论是行不通的》，此轮争论暂告一段落。
林张之争背后的深层问题
此次林毅夫、张维迎激辩产业政策，双方围绕什么是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是否应该
存在、该不该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买单、怎样利用比较优势等方面展开交锋。这其
实不只是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更深层次地来看，背后是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
在此次现场辩论过程中，张维迎就曾表示，“我和林毅夫对产业政策的分歧，其实
是有关市场理论的两个不同范式的分歧”，张维迎说，“林毅夫信奉‘新古典经济学范
式’，我信奉‘米塞斯-哈耶克范式’。新古典经济学需要作出非常强但不现实的假设
，当这些假设不满足时就出现了所谓‘市场失灵’，包括外部性导致的失灵、不完全竞
争导致的失灵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失灵。”对此，张维迎的观点是，这些理论所说的“
市场失灵”，其实是市场理论的失灵，不是市场本身失灵，他认为米塞斯-哈耶克发展
的市场理论是更好的分析范式。“市场是人类自愿合作的制度，市场竞争是使人们发现
和创造新的交易机会、合作机会的过程。”
其实，林毅夫和张维迎都拥有海外教育背景，林毅夫在美国留学期间是诺贝尔经济
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的学生，而舒尔茨的研究领域是农业经济和人力资本。张维迎
早年在英国师从研究企业理论和博弈论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后来他
对米塞斯、哈耶克等经济学家的学说十分推崇，他也曾公开表示受杨小凯影响很大。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已经38年，中国的发展一直得益于改革的红利。在当前面对发展
中的各种困境时，中国更是要向改革要红利。
以杨小凯、张维迎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取得的经济增长源于市场经济对
计划经济的替代，政府应该进一步退出市场、废除管制，要做的就是创造自由、法治的
环境及对产权制度的保证。张维迎甚至表示，“凡是协调失灵严重的市场，一定是企业
家受到了体制和政策的打压。凡是政府能看到的，自由市场的企业家早就看清楚了；凡
是企业家没有看清楚的，政府更看不清楚。”
林毅夫则认为，中国的成功在于抓住了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机遇，因此讨论的重点
不应该是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政府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
失败。政府协调，有可能失败，但是没有政府协调更失败。他还曾公开表示，政府在其
中的做法“95%是正确的”。
如今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正处于爬坡转型的关键时期，原有增长模式遭遇挑战，
传统动能作用减弱，新动能还不够强大。而现有产业政策也确实存在不足地方。产业政
策之争，与其说是两方各持己见，不如说是对今后经济发展之路的不同思考。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因此，在需要汇集各方智慧、向改革要红利来
发展的中国，林毅夫与张维迎的辩论尤为可贵。
产业政策的“是与非”
此次林毅夫、张维迎二人有关产业政策的辩论还“惊动”了发改委。
9月14日，在国家发改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及如何看待关于产业政策
的争论。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赵辰昕表示，不同发展阶段的各国都在运用产业政策，
并指出我国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他同时坦言，“我们现
有的产业政策确实存在与新常态不相适应的地方。”
国家发改委的新闻发言人在定时定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有关“林张辩论”的问题
，足见这场辩论已经超乎学术层面，而是折射出人们对于什么样的产业政策真正有效、
产业政策的边界究竟何在等问题的关注。
近几年，从光伏产业政策到新能源汽车骗补，人们看到了不少“失败”的产业政策
。在此次辩论中，即便不像张维迎那样呼吁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林毅夫也认为多
数的产业政策是“失败”告终。
产业政策带来的“惨痛记忆”
就在9月14日发改委新闻发布会伊始，赵辰昕通报了国务院在全国对钢铁煤炭化解
过剩产能工作进行专项督查的情况。
而如果查看目前“产能过剩”的行业，其中有一些便在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政
府推出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之列。
2009年，国务院曾陆续出台十个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这些产业包括汽车、钢
铁、纺织、装备制造、船舶、电子信息、石化、轻工业、有色金属和物流业。规划意在
通过控制总量、淘汰落后、兼并重组、技术改造、自主创新等，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但国务院的规划似乎并未改变各行业产能扩张的趋势。2013年，“化解产能过剩矛
盾”的表述开始出现在政府高层的讲话与文件中，当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化解产
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及，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
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
张维迎在辩论中表示，中国经济持续存在的结构失调、产能过剩，哪一个不是政府
产业政策主导的结果？
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也撰文称，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产业政策似乎依然乏善可陈。要么浪费很
多资源，不了了之；要么一窝蜂，在短时间内造成全行业过剩。前者的例子是现在各地
方政府响应中央倡导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纷纷开办创业孵化器、高新技术产业
园区和产业引导基金。各地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千差万别，却要走同一条独木桥，运
动式地搞创新，很难避免资源浪费。后者的例子是光伏产业，产能过剩问题已经十分突
出。现在中国已成全球最大的光伏生产国和使用国。但如果没有政府补贴，绝大多数光
伏企业仍然无法自负盈亏。他在文中直言，“我现在有点担心新能源汽车可能会重蹈光
伏的覆辙。”
光伏产业政策也被张维迎视为“产业政策会误导企业家，使他们将资源投入不该投
入的领域和不该投入的项目”的典型案例。
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的光伏产业迅速发展，而政府补贴的范围涵盖了从初始投资
补贴到光伏电站补贴、分布式光伏补贴等各项内容。
国内“光伏基地”也一度遍地开花，全国 31个省份均把光伏列为优先扶持发展的
新兴产业，有300个城市发展光伏太阳能产业，光伏产业基地超过100个。
但从2011年开始，随着欧洲各国政府削减光伏补贴，欧洲、美国开始对中国光伏产
业实施“双反”调查等因素，中国光伏企业开始普遍陷入亏损泥潭，无锡尚德、赛维
LDK等行业巨头相继陷入困境。
外国也有“产业政策”，乔布斯是受益者？
虽然许多国家的产业政策失败，但是林毅夫也指出，尚未见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
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和保持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赵辰昕也表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都高度重视实
体经济的发展，比如美国提出了“先进制造伙伴计划”，还有“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
划”，也有人将之称为“制造业回归”。比如日本实行了“产业重生战略”，德国也发
布了“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这些都是不同国家运用产业政策的具体体现。
奥巴马政府投入超过5亿美元用于“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包括投入3亿美元用于合
作投资与创新技术产业，投资超过1亿美元使美国企业发现、开发和应用先进材料的速
度提高到目前的2倍，耗资1.2亿美元开发创新的制造工艺和材料等内容。
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罗思义也援引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创新经济学教授
马里亚纳·马祖卡托的经典研究著作《创业型政府》论证产业政策的重要性。
“使乔布斯的iPhone如此‘智能’的互联网、地理信息系统、触摸屏显示器和最近
的Siri语音助手等所有技术都是政府资助的。这种蕴含着极大风险的慷慨投资绝不会因
‘风险资本家’或者‘车库创业者们’的存在而出现。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促成了这
些创新的发生。假如我们坐等市场或企业靠自己的力量去做这件事，而政府只是袖手旁
观，仅提供基础服务，创新就不可能发生。”
林毅夫也曾分析道：“美国联邦政府在全部研发经费中所占的份额，在1930年仅为
16%，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保持在50%~66%之间。经济学家常建指出：‘美国
在计算机、航天和互联网等行业仍保持国际优势，尽管其总体技术领先水平正在下降。
如果没有联邦政府对国防相关性研发活动的投入，上述行业都是不存在的。’政府的支
持对医疗等其他重要经济行业的发展也非常重要：政府对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公共投资在
相当程度上扶持了生物技术机构的研发活动，这对美国保持其在该行业的领先地位具有
极其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孙丹） | m***e
发帖数: 428 | 2 田国强：林毅夫的10点错误
我读了林毅夫教授不少的文章和论著，我认为他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及其观点有不少合
理的部分(比如政府对产业政策应该因势利导的看法，我原则上是赞同的，不同意之处
是要慎用，特别是不能任意扩大化)，其研究的问题，也正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
的过程中要面对、重视和解决的，但他的认识有许多误区和不正确的地方，得出了一些
没有严谨逻辑分析的结论或犯了结论扩大化的错误。下面提出10点看法和林毅夫商榷。
1.应通过控制实验科学分析法来辨析什么才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巨大的差异因素。
林毅夫认为，中国能够在30多年里实现高速发展，归功于政府的主导，认为政府大部分
的干预是对的，从而形成了其要构建有为政府的核心结论。对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应
该通过控制实验的科学方法，以辨析出哪些改革举措和政府政策是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
就的差异因素，而不是拿其他国家的经验来做对比(由于各国初始条件不同，是没有可
比性的)。
所谓科学，其核心就是通过控制实验，即将其他影响因子固定(由于各国初始条件不同
，林毅夫拿其他国家对比，就不满足这个条件)，以此找出两个因子之间确定性的互动
关系，从而找出差异因素。我在多篇文章中实际上已给予了回答：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
巨大成就(由于只是遵循了发展的逻辑，没有注重治理的逻辑，成就之外，仍然存在很
多、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基本放弃计划经济，通过实行渐进的，分阶段的经济自由化
、市场化、民营化这样“三化”的松绑放权的改革，使得政府的干预大幅减少，促进了
民营经济大发展，从而使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下降而取得的。
按照控制实验科学方法的说法，也就是，除了固定的因素(如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
主义、社会稳定、政府主导等)之外，新的因素是：较大程度的经济上的选择自由、松
绑放权的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对内对外的竞争)、对外开放、民
营经济大发展，采用渐进式改革方式，中国的巨大成就正是在对这样的基本经济制度予
以市场化改革中才取得的。这些新的因素才是中国改革或不改革差别巨大的科学原因，
深化改革就是要更彻底地建立现代市场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以此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
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
尽管许多原有的因素，如政府发挥重要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但怎么能将改革开放取得
巨大成就归结为是由于政府主导或政府干预造成的呢?如不采用控制实验的方法来分析
中国改革，只是认为固有的因素重要，又不恰当地拿他国进行比较(犯了拿鸡和鸭比较
的类比错误)，从而认为中国道路的成功秘诀，就在于打破新自由主义所谓自由化、私
有化、市场化的神话才取得的结论，怎么可能由此得出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性，从而
解决改革何去何从的核心问题呢?由于遗忘了这样的科学比较方法，凡是人们谈论到新
因素的时候，就指责为不重视甚至是在否定那些原来就有的固定因素，从而被林毅夫贴
上休克疗法、华盛顿共识或新自由主义的标签。林毅夫之所以得不到这样的结论就显得
一点不奇怪了。
2.讨论问题不能在对方已经澄清后仍曲解他人的观点。
在这方面，让笔者感到十分迷惑不解的是，即使对方指出澄清后，林毅夫仍会曲解混淆
他人的观点，使得对方不得不停留在解释说明、再被忽视、再解释说明的循环中，使得
讨论无法深入和继续下去。
比如，林毅夫将东欧等国休克疗法式的“三化”与中国分阶段渐进式“三化”改革总是
混淆在一起进行比较批判，以此说明中国的“三化”改革不是导致中国改革或不改革差
别巨大的科学原因，从而将赞成中国式的“三化”改革的人上纲上线到是在赞成休克疗
法，是新自由主义者。尽管包括张维迎、文贯中及笔者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反复澄清，
指出了他这样的混淆和曲解之处后，林毅夫仍是如此，在他最新的文章《我对张维迎的
17个回应》中，仍是一如既往地采用这种不科学、混淆曲解的说法。
这样的混淆，在林毅夫的文章和讲话中比比皆是。比如，我已经在拙作《再论有限政府
和有为政府——与林毅夫教授再商榷》中特别指出，对提倡有限政府的人被认为是“不
注重过程和手段，只注重目标，这完全是误解”，“提倡有限政府并不是要以目标代替
过程，代替手段，也不是只强调目标不强调过程，不强调手段，而是强调经济发展不能
迷失市场化方向，强调要在市场导向的大前提下通过松绑放权改革，通过分阶段的经济
自由化、市场化和民营化的渐进式改革、增量改革，做加法的改革，通过一系列过渡性
制度安排来逼近有限政府的国家治理目标”。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笔者怎么会傻到将目
标和过程手段混为一谈，或不讲过程手段而使目标成为黄粱美梦般的目标呢?尽管反复
澄清，但林毅夫仍在《我对张维迎的17个回应》中将提倡“三化”的人认作为是在赞成
休克疗法，认为是把“把目标当手段，忽视了问题存在的原因，只看到转型中国家政府
对市场有各种干预和扭曲，以为把这种扭曲取消掉，经济就会发展好”。
如果讨论、争鸣老是这样兜圈子，对增加共识有什么帮助呢?我在这里再次强调，希望
林毅夫今后再谈论问题时，应针对问题进行讨论，别人已经澄清的看法，就不要再进行
曲解或歪曲了。
3.讨论问题的前提是概念和定义一定要明确，不能多变，否则会导致许多无谓的争论。
从学术讨论要有效和要有意义的角度看，首先需要做到的基本前提是：每人所给出的概
念和定义一定要明确，否则会导致许多无谓的争论。比如，林毅夫对有为政府的定义在
不同场合会给出不同的定义。在和我的讨论时是一个定义，而在这次和张维迎讨论时，
却又给出另外一个定义。
不久前，在给我的回应文章《论有为政府和有限政府》中，他修改了王勇允许政府事后
乱为的可能性(好心办错事)的情况，排除了王勇的既允许有为政府事后乱为、同时又排
除事后乱为的逻辑矛盾的情况，排除了事后乱为的可能性;但在这次和张维迎的讨论中
，却又恢复成和王勇一样的定义，允许事后乱为(好心办坏事)。
怎么能这样呢?讨论问题的前提，就是首先要避免定义有模糊或不准确的地方，特别是
不能根据对方辩论人不同、场景不同、对象不同而改变定义。概念、定义界定地模糊不
清和游移不定，将使得基于概念和定义之上的理论框架及其政策建议缺乏一个稳固的基
石，从而会出现逻辑不自洽的问题。
还有，不少人已经反复强调了，不反对在维护和提供公共服务、公共品方面政府要有为
，但辩论起来林又以这些方面的理由去反驳对方，这样的讨论对解决问题、形成共识、
让讨论深入下去能有帮助吗?
4.林毅夫提倡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内在逻辑冲突，有为政府的提出是不重视现实的
表现。
在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之下，林毅夫教授是以一个“好心想干好事”的政府行为假设来
提出产业政策建议的，同时他又指出按比较优势发展有两个前提：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但这两个都是事后的概念，存在内在逻辑冲突，这是由于有效市场的必要条件是有限
政府而不是有为政府。必要条件都不满足，有为政府怎么可能导致有效市场呢?必须指
出，有限政府是有为政府的真子集，因而这两个集合是不等的，有很大的差别，有限政
府行为边界是有限的，而有为政府却是无界的。
林毅夫教授说自己注重实际和现实和手段，不少人也认为是如此，但在笔者看来，他给
出的政策却是恰恰相反，其事先事后的理想化处理及其附带的政策建议是很危险的，是
没有注重实际的体现。而按照笔者定义，说一个人注重实际和现实手段、不是书呆子，
是能将一件事情办成，同时充分考虑风险、将风险控制到最小。但林毅夫教授的建议没
有太注重现实，若真的按照他的建议去做，恐怕会导致很大的现实问题和风险，进一步
放大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造成极大的浪费。现实中也不乏这样的例证。最近华为
抢占5G时代先机的新闻就特别能说明问题，正如微信群的某个群友所说：“有为政府力
推TD SCDMA作为国际3G标准，从基站建设到终端采购，投入的是可能达到万亿元的成本
，结果呢?而崇尚市场和自由竞争的华为，没有一分钱补贴，也抢占了5G标准先机。”
5.林毅夫给出的有为政府定义一味地排除了政府的无为，从而无法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
作用，导致市场另外一种形式的失灵，而有限政府不是要政府不有为、不作为，而是排
除有为政府在经济活动中过位、过度有为。
林毅夫在《论有为政府和有限政府》一文中对什么是有为政府给出了和王勇不同的定义
，他写道：“在中国的语文用法中，‘有为’是和‘无为’及‘乱为’对应的，只有一
个行为主体所为的结果是好的，符合社会预期的，这样的行为才是‘有为’。”
这个有为政府的定义虽然排除了政府事后乱为的可能，比笔者批评王勇既允许也排除政
府事后乱为具有明显矛盾的有为政府定义，有了改进和对有为政府的范畴有所退缩，但
仍有两大问题。一是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不会犯错误、天使般的有为政府存在;二是林
毅夫以上的有为政府定义也是将“有为”与“无为”对立起来，互相排斥，对比他文章
的题目，本来讨论的是有为和有限，就知道他在文不对题、偷换概念。
如前所述，这种一味排除“无为”的有为政府使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中提倡的“有效市
场、有为政府”存在着内在不相容性，是自相矛盾的，并且使得林毅夫和王勇定义的有
为政府的最大问题就是其边界几乎是无界的，同时又排除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应该无为
的至关重要性。
即使谈政府的类型，我们知道在经济学文献中有许多种政府类型，如有最小政府(
minimal government)、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战略型政府(strategic
government)、强力有的有限政府(strong but limited government)、发展型政府(
developmental government)、企业家政府(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等许多种混
合型政府，但基本都属于有限政府的范畴，都是为促进市场的效率，使之发挥更好的作
用，而只有林毅夫及其学生现在所给出的有为政府的边界是无界的。相较而言，有限政
府的行为边界更加清晰。政府的定位必须恰当，市场失灵时，如果政府仍然缺位，必然
导致坏的市场经济;同样的，由于政府过位也可能导致市场失灵，市场不能发挥好的作
用，也会导致坏的市场经济，但关于这点谈论得相对就少，特别是强调有为政府的学者
一般不太谈。
而提倡有限政府并不是像林毅夫等人理解的那样，不是要政府不作为，而是政府做它该
做的事情，特别是在维护和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品方面，也就是多做让经济人在合法从
事经济活动时无后顾之忧的事情。还有一条标准也特别重要，就是政府发挥作用不能逆
市场而动、逆市场化改革方向而动，尽量排除有为政府在经济活动中过位、过度有为，
也就是有为政府在有限政府界定之外的那些方面不能过位，有限政府就是要让市场资源
在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为了让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有为政府只能在有限政府
界定之内的那些方面做到不缺位，即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让市场有秩序和
创造好的公平竞争、创新环境方面发挥好的作用，在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品(如公共卫
生、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生态环境保护)、减少贫富差距上不缺位，发挥好的作用，
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精神。
6.有限政府论在经济体制转型、结构变迁及市场失灵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指导性作用，
而产业政策的采用应适度，慎用。
林毅夫在微信群中对有限政府的批评和对有为政府的赞扬是：“有限政府依据的是现有
的、没有结构的理论框架，强调在此框架中，市场和政府的功能和边界。有为政府的理
论依据是在结构变迁中，除了包含有限政府在维护市场有效性的诸多功能和边界外，还
包含如何克服结构变迁中必然存在的市场失灵，以因势利导结构变迁。”
林毅夫在上面这段话中，肯定了有限政府的基本作用，这非常好，但他又提出了两点批
评：一是认为有限政府所依据的理论无法分析在结构变迁中市场失灵会以何种形态、发
生在何处，二是认为有限政府论一般反对政府采用产业政策。
笔者的回答是：首先，各个理论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各有各的功能，如基准指导作用
或现实应用作用。有限政府论就是基准理论，是基准点和参照系，因而提供的是基准指
导作用，给出了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具体怎么做和接近这个目标，则需要根据一个国家
和时点给出接近这个目标的各种改革措施和过渡性制度安排，中国的经济自由化、市场
化和民营化的分阶段改革历程就是这么做的。怎么会说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没有作用
呢?所以，我们应该也必须要将有市场化改革取向的建立有限政府的这一理性目标，和
实现此目标的过渡性制度安排的现实过程的战略战术区分得清清楚楚，才可能明道优术。
第二点，正是因为在经济发展中，特别是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还没有达到甚至还
远未接近有限政府的目标，现实中每个国家都会适当采用许多过渡性制度安排，特别是
产业政策。但并不应过度采用产业政策。
我们之所以强调要让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就是政府要尽量少直接干预经济活动、不能过
位，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样，政府就应该在有限政府界定的基本职能范畴内
有为、补位，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而在政府职能之外的地方，则让市场发挥作用，特
别是在竞争行业方面，不应有为，更不应乱为，而应该是无为。司马迁所谓“故善者因
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讲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7.讨论中产业政策内涵的随意变更，将会使得争鸣无法对焦。
上面谈到了产业政策作为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在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较大作用，应该
给予肯定，但问题是不能过度。此外，讨论问题时不能随意变换内涵和任意调整外延。
在这次辩论中，林毅夫对产业政策给出了一个特别宽的定义，认为“中央或地方政府为
促进某种产业的发展而有意识地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然而，林毅夫在后面与张维迎
的辩论中，又将政府提供软硬基础设施、政府支持基础科研等也纳入在产业政策组合中
，这种随意改变产业政策内涵和外延不确定的做法，混淆了通常的产业政策的范畴，从
而将辩论的问题搅混。林毅夫这种随意改变定义的做法在他的辩论中到处可见，使得弄
清问题的实质性争鸣无法进行下去。
相较而言，张维迎产业政策的定义非常明确，更加抓住了产业政策的本质。在张维迎看
来，产业政策是“政府对私人生产的歧视性对待和选择性干预”。我非常赞同这个对产
业政策的定义，讲产业政策的问题一定要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国家安全、基础研究这
样没有异议的问题排除出去。所以，定义一定要界定清楚，才对我们聚焦政策政策利与
弊的讨论有利，对避免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有利，否则将是否支持产业政策上纲上线到是
否注重民生、支持国家安全这样大是大非的政治高度，谁还敢讲话?
从中国的经验看，在早期的计划经济破冰时期，作为增量改革的配套，确实需要一定的
选择性、倾斜性产业政策，诸如林毅夫列举的工业园区、加工出口区等所得税收优惠、
补贴等大致可归入此类。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民营经济的逐步壮大，这类
过渡性的政策安排对于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会形成巨大的障碍。
至于林毅夫所列举的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如美国对于基础科研的资助，这显然不应被纳入
产业政策的范畴。
8.是市场化制度性改革，而不是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如果说产业政策对发展中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过程中是一个有效的政策工具，但对于一
个像中国这样既是发展中国家、更是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则更重要的不是产业政策，
而是制度性的改革配以适当的政策包括产业政策。因为仅仅靠政策是治标不治本的，而
市场化制度性改革才是标本兼治、至关重要。所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成长、成
熟，经济增长要实现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转变，失败率较大的倾斜扶持
性产业政策要少用、慎用，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变得越来越重要。
春江水暖鸭先知，企业对于公平市场环境的呼吁已经日益高涨。2014年7月14日，珠海
格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在李克强总理主持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就曾直言，“我
们不需要国家的产业政策扶持。只要有公平竞争的环境，企业自己就可以做好。”显然
，这里的产业政策意涵与张维迎的定义更加接近。
但林毅夫等人将产业政策摆到了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并将其所提出的所谓“两轨六步
法”当作是政府成功干预经济的操作指南，以及新结构经济学的应用。林毅夫认为，“
寻找特定的产业，让一国可以采用遵循比较优势的方法来进行技术和产业的升级，这是
保证经济快速和可持续增长的关键之所在”。
这一句没有明确主语是谁，也就是谁去“寻找特定的产业”，从上下文以及政府作为产
业政策的制定主体的角度来看，显然默认主体是政府去选定企业。但是，这个观点是大
错特错的，政府只能提供创新的环境，而不是指定由哪个企业来创新，从而通过补助和
扶持这种类似于垄断的去选择这个企业，这么做一定是不利于创新的(我讲的不是基础
研究)。这也构成了其六步法的第一步，如同张维迎指出的，第一步错了，后面步步皆
错。
政府的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有那么关键吗?笔者当然不认为是这样。尽管产业政
策的作用不可忽视，但它不是横向的，而是纵向的，因而作用有限，不能带来全局性的
改变。而能带来格局性改变和长远发展靠的是制度，只有好的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才
是最关键、最根本的。这些在我这次和林毅夫教授争鸣的几篇文章中有许多论述，在此
就不展开了。总的说来，在经济发展中，政府因势利导的产业政策的作用值得肯定，但
不应夸大，关键还是靠制度。
9.过多产业政策会带来产能过剩、库存过多的资源错配及贪污腐败。
政府是由一个个自利的个人组成的，他们有各自的私利诉求，因而会出现寻租行为。无
论是产业政策的实施，还是其他公共服务职能的实现，都需要充分考虑政府官员的个人
目标，使之兼容于国家和社会的目标，减少寻租的空间和土壤。
林毅夫教授将之简化为得到升迁和青史留名，问题是计划经济下的政府官员同样也有这
样的个人目标，为什么却没有很好地实现激励相容，使得他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同时实
现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利益，带来国家的进步、发展和繁荣呢?根本原因就是基本的制
度环境决定了这种激励相容机制的不存在。
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种激励相容性，其根源就是对于市场化制
度平稳转型的坚持，使得各方利益包括官员自身利益兼容于国家发展进步的大目标之下
。也就是笔者在此前一系列商榷文章中提及的坚定不移地走经济自主化、市场化和民营
化的改革道路。如果制度环境不随之完善，过多地运用产业政策、过多地依靠政府参与
经济活动，就会带来一系列扭曲问题，导致资源错配和寻租腐败丛生，走向政策目标的
反面或走弯路。
尽管产业政策是一种垂直性的政策，它影响的领域相对会比较窄，但往往造成行业性的
产能过剩，库存过度，同时官员贪污腐败现象严重。只有减少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大量
过位，才能从根源上大幅减少腐败。山西省关于煤炭行业的产业政策不可谓不多，但这
也带来了政府部门的吃拿卡要现象特别多，包括地市级领导向企业要干股钱，营商环境
严重恶化。
10.产业政策要有度，同时要对各种所有制放开。
林毅夫在辩论中也提到了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对于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保护补贴会带
来前述的后果。整体上，靠产业政策、政府直接干预来试图纠正市场失灵，往往由于信
息和激励的问题，效果非常有限，不会比通过制度安排的激励机制设计的间接方式更为
有效。并且，中国的产业政策事实上基本就是扶持国企，不像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产业政
策扶持的是民企，这也说明了，即使要用产业政策，也应该是扶持民企或者是对所有所
有制企业要平等对待。
所以，产业政策一方面要有度，比如对战略新兴产业应该进行扶持，而不是鼓励大量的
产业政策;另一方面要对各类所有制企业放开，特别是对民营企业，它们更能把握市场
及其先机，更能承受风险，也就是说市场和企业比政府更有这方面的优势。至少对中国
来说，许多行业的发展，比如互联网及其互联网金融中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具有世界
级竞争能力的企业，以及华为所引领的行业，都不是靠产业政策涌现出来的。此外，即
使涉及到公共品的提供，包括军工行业，许多国家特别是美国，不少也是民营企业通过
公开竞标政府的外包合同而提供的。
本文作者是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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