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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978 | 1 摘自《苹果血汗工厂真相:曾有员工一整月未说话而失语》
http://www.umiwi.com/2012/0412/67336.shtml
2011年3月，大学生徐光走进重庆富士康大门时，厂房楼都没有盖好，但已投产：三四
层还在施工中，一二层就架上了生产线。在经过考察四肢是否健全、有无纹身、证件检
查、常规体检和70题心理测试之后，徐光通过招聘，成为富士康重庆厂区的一名普工。
富士康在大陆不同地区可随意征调工人，以“某地专案”的名义调配，在招聘地和工作
地之间选择薪水基准较低的城市作为标准，来支付工人工资，这很难让人不质疑其加薪
的实际落实情况。应聘时，看到一辆辆巴士把刚录取的重庆工人像货物一样成批运上绿
皮火车拉往江苏昆山，徐光很怕自己也被这样运走。
进厂以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军训，以便让工人习惯长时间站立的工作方式。这种军训也是
待岗的变种，哪里需要就派去哪里救急。这期间，徐光去生产线帮过忙，一天搬过六百
台电脑;也打扫过卫生，一台机器一天擦几十遍。等新生产线落成，他才逐步被安排固
定岗位。
徐光做的流水线是在一个模具车间。每29秒，就会从流水线上掉下来一个模板，工人要
很好地配合这台“定时吐物”的机器。在这29秒中，徐光要先用气枪把模板上的灰尘吹
净，再用抹布把油渍擦净，最后用小刀把模板边缘比头发丝还细的毛边刮掉。头发上身
上全是细小的塑料碎屑，“如果没看到人就远远闻到很重的塑胶味，那一定是我们车间
的”。
接模板;拿气枪、喷灰尘、放气枪;拿抹布、擦油渍、放抹布;拿小刀、刮毛边、放小刀;
把做好的模板递给搭档，然后去接新的模板：这十二个动作，徐光要在29秒内全部完成
。动作慢了，新模板掉下来砸到旧的，两块全部报废，会被线长(流水线长)骂。没有时
间喝水和上厕所，吃饭要和搭档轮班去，因为任何短暂离开都会导致积货。午饭积压的
货，在下午要一边赶新活一边补旧活，中午的旧活补完就到晚饭时间了，这意味着新的
积货。
工厂有时为了赶进度，会把流水线的速度从29秒/个，调成22秒/个。十二个单调重复的
动作，以二十几秒为一个单元，在永不停歇的流水线上，切割着徐光一天的12个小时，
一个月的28天。
“在这里，空间和时间的概念都被解构了”。宿舍是工厂生产空间的延伸，累得根本无
力说话，睡觉是为了恢复以后再工作;车间总是灯火通明让人忘记时间，好在有一扇小
窗能在运气好的晴天投进些许阳光。“当阳光照到胸口那个位置时，我就知道再过半小
时就可以吃晚饭了。我对时间的概念就来自那扇窗”，徐光在入厂笔记里这样写到。他
说他总有一种强烈的一睡不醒的愿望，“我不是想自杀，不想醒来，是因为醒着的唯一
目的就是干活。”
对于董雨晴来说，那个失语的女孩对她触动很大。她无法想象非病理失语的产生。 “
你为什么不进来做做看，进来做做看你就明白了。 ”工友说。就这样，2011年11月，
董雨晴在富士康深圳龙华厂区应聘成为一名普工。先是做目检，在白炽灯下仔细端详产
品有没有划痕;后来因为要求星期六休假，被线长驳回后“擅自旷工一天”，被罚一天
搬3000个箱子，做了十天。第一天搬完后，董雨晴的胳膊肿了，疼的睡不着，但还是硬
着头皮撑过了余下的九天。
后来她被定岗去流水线上夜班。80名工人，从一开始不熟练日产只有200件，到后来狂
飙到3800，只用了几天时间。要完成一件电子产品，董雨晴需同时操作六台电脑，六个
屏幕都在闪，动作必须异常麻利。产品流到眼前，不捡起来会被骂，捡起来就得把它做
完——捡与不捡，都是问题。
这个面容清秀、身材娇小的湖南姑娘，记得自己如何被线长骂：“你怎么这么蠢啊!这
个放在后面你不知道吗?你是故意跟我过不去吗?我现在就让你给我写检查!先写检讨明
天这个时候就要交给我!你再出错就给我滚啊!你这种猪不要在这里做你知道吗?”“我
每天不知要听多少次。我其中一个搭档有一天就受不了了，把产品一扔，说，妈的，老
子不干了。”
董雨晴觉得这里好像有“骂文化”：工厂如此残酷，没人瞧得起你，说话都是吼。“我
以前想象的作为人的尊严——别人应该怎么对我说话——那个时候完全没有了。自尊完
全没有了。”
车间为保持机器低温，在冬天仍开冷气，加上连周夜班休息不足，和许多工友一样，董
雨晴终于病倒，进厂一个月的最后一周身体和精神濒临极限。请假算旷工，得不到加班
费。两周休一天、工作三周的加班时间有80小时，比起微薄的1500元月薪，加班费不可
谓不可观。为了讨薪，最后一周她不停在辞职、投诉。某天讨薪的路上，忽然下起了雨
，董雨晴没有带伞。在那段通往员工关爱中心的40分钟路途上，她终于也像同寝的每一
个女孩子一样哭了起来，坚持不下去了。
潘毅对徐光、董雨晴这样进厂体验的学生会遭遇的认知和情感冲击，早有预料：每天12
小时、日复一日做重复的机械动作;变成流水线上可被随时替代的一个零件;去被架空几
乎所有可能的社会支持;去过睁眼就为了干活、累到无力交流的生活;甚至，去被冤枉、
被辱骂、被摆布、失去自由和尊严。
徐光体悟了潘毅的用意，他从连接厂区和市区的隧道离开生产世界、进入商业世界时，
唏嘘其间的天壤之别：消费如此光鲜，但工厂实在丑陋。“没有人愿意来了解一下，可
工作在这里的人很可能就是你的小学同学，初中好友，甚至家人。”现在，他再去农村
看到满地跑的小孩，仿佛一眼就能看到他们十二三岁时的境遇：去类似富士康这样的工
厂打工，要么忍下去，要么回乡，可回乡以后还是会再去打工。“游离在城乡间的徘徊
是注定的，没有人改变的了这个群体的命运”。
董雨晴出厂没多久，就有工人在她曾经每天经过的车间里上吊自杀了。她终于明白潘毅
在课堂上提到的“命运共同体”是怎样的含义：“我进过富士康，就会一直牵挂那里”。
然而，这样的体验也并非完全没有问题。潘毅强调保持抽离感，才能客观观察问题，但
学生们易从客观中立的学术研究态度，一下子完全认同工人的立场来思考问题。所以在
撰写调研报告时，潘毅会格外用心订正他们的用词和语气：“绝望”、“宿舍像垃圾场
”确是工人原话，但报告还是要用主流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写，不宜过激。
徐光和董雨晴的先后进厂，分别属于2011年3月~5月针对富士康西迁的调研，和2011年
11月针对富士康大量使用学生工的调研，对之后相继出版的调研报告《西进——富士康
内迁调研报告》和《富士康，你改过自新了吗》均有贡献。截至今年3月底，这场持久
调研的成果，以三份报告的形式全部问世。综合了三份报告之精华的作品，欲命名为《
我在富士康》，已在香港出版，目前正努力争取大陆出版中。虽然每位参与调研的大陆
教授都积极帮忙联系过不止四五家大陆出版社，但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都没能敲定出
版事宜——内容敏感，不好出。 | 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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