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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0028 | 1 “公开官员手机号码有个模糊区间，是否构成个人信息侵犯，取决于官员自己的态度。如果官员个人同意了，那就不构成侵犯，反之就涉嫌侵犯。”
一位学者表示，这种做法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侵犯官员的隐私权，而在于上级的权力指挥棒在面对下级官员和公众时，往往不受约束，随心所欲。
山西省委组织部称，公开官员手机并非作秀，而是为了防止换届选举时期的不正之风。 （CFP/图）
决策内情“不便透露”
手机用了十几年，李义祥第一次不敢随便接听。
3月19日，山西省委组织部和山西省纪委在《山西日报》公布该省260名市、县（区）组织部长、纪委书记手机号码和电子邮箱，作为严肃换届纪律“12条”措施之一。
按照山西省委组织部对外的说法，此举是为了全程监督换届期间的干部选拔，“严肃换届纪律，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然而，身为山西汾阳市委组织部长的李义祥，至今也没有接到关于换届监管问题的电话，反倒是推销、广告、活动邀请和媒体采访的电话响个不停。
“一般有问题也不会直接给组织部长打电话的，会具体找相关部门来解决。”李义祥说，群众要真反映问题，电话里说不清楚，面谈或上交材料才是有效的办法。
这个临时性措施，让李义祥有些烦恼。当初山西省委组织部要求260名相关干部上报手机号码和邮箱时，没告知将要公开，否则他会单独设一个工作手机。“号码公布出来也就相当于永远执行了”，他的手机号码用了十几年，一换号，可能会和很多人断了联系。
李义祥没接到公开手机号码的通知，运城市盐湖区纪委书记严惠琴和翼城县纪委书记董跃明却提前知道公布手机的事儿。太原市委组织部长侯安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领导很重视这个事情，曾经开会、发文件传达过有关事宜。我知道要公开自己的私人电话，也对可能会被骚扰有过设想，但还是上报了。”
此前有媒体报道，公开干部手机号码是前山东省副省长李兆前出任山西省纪委书记后烧的“第一把火”。不过，山西省纪委知情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指出，这事由山西省委组织部监查处牵头，纪委只是“配菜”，联合发文而已。更进一步的信息，多名知情人士不肯透露，称决策内情“高度敏感”。
260名官员的私人电话大白于天下，一时间媒体记者轮番“骚扰”，上级部门也不时监督检查，不少人不堪其扰。但主导这一公布手机行动的山西省上级部门，却没有这种烦恼。南方周末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山西省委组织部和纪委领导，并没有加入公开手机号码的官员行列。
南方周末记者致电山西省委组织部，工作人员表示，“有关负责人去下乡了，近期无法接受采访”。同时，他以“省级领导的电话没有对外公布，不能告知”为由，拒绝了记者要相关联系方式的要求。
南方周末记者同时也致电山西省委干部监督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电话公布后，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定期的检查监督，都是有人负责的，不过他没有告知负责人的名字和机构。在记者的追问下，他干脆推说自己不了解具体情况。此后，该处电话要么占线，要么无人接听。
中国特色的信息公开
上级领导硬性要求官员公布私人电话，履行自己的公共职责，这实际上是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行为。央视评论员白岩松在评论中表示，这种做法，“在世界各地还真找不到……看样子是中国的一个发明”。
但山西公开干部手机，创意其实一点儿也不新鲜。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发现，13年前，手机刚刚开始普及的时候，就已经有地方领导使出了这一招――
1998年，时任四川青神县委书记孟光安，为消除“群众对干部的不信任”，于当年3月9日，由县委发文件，29名领导的手机号码登上了当地报纸，并在本地电视台滚动播出。
今天的孟光安是四川眉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那个时候，“领导电话保密，连办公室电话都保密。”手机公布后，和山西省官员电话被频繁骚扰完全不同，电话那端的老百姓都“特别客气”，第一句话多半是“孟书记辛苦了，想了好久好久，不想打扰你”，第二句说“反映一点小事”。没有一个骚扰电话，连说俏皮话的都没有，并且一般晚上都不打，“很体谅领导”。
对公开手机的干部，孟光安没有分文补贴，还要求他们24小时开机。次年初，青神县把公开手机范围扩大到140多名全县各乡镇书记、局长和主任。
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当年6月，四川眉山市在媒体上公开了包括市委书记、市长在内的91名领导干部的手机，要求公安局局长、招商局长等6人24小时开机，其余干部晚上11点前不得关机。
当年8月1日下午，很多江西省群众收到政府的一条短信，上面是省长吴新雄、副省长史文清以及南昌市市长胡宪的手机号码。
2009年4月2日，10位中共承德市委常委和4位副市长在当地媒体公开自己的信息，包括手机号码、座机号码、电子邮箱及所负责的工作等。
2008年3月，山东菏泽市政府公布了67名“一把手”手机号码。还包括中央、省驻菏单位、部分国有企事业单位一把手，随后两次更新电话号码。
上述地方都是直接公布官员的手机号码，和他们相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反而显得保守了。昆明在2008年只是公布了全市副县以上领导干部的859个办公电话，要求每个工作日的上午9时到下午5时必须有人接听。
“实际上弊大于利”
公布手机号码后，要求干部24小时，或到晚11时后才能关机的有四川青神县和眉山市、山东菏泽市和山西省等。对此，孟光安说：“上班是领导身份，下班后仍然要掌握民情，只有闭上眼睛睡觉才跟老百姓一样。”
事实上，在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中，几乎没有官员对下班后还得接工作电话表示异议。“这个问题应一分为二地看，有负面作用，但不告诉你。”菏泽市林业局局长、党组书记潘信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南方周末记者在3月28日晚上9时30分采访眉山市公安局局长马宏时，能听得出他的困倦。他声音嘶哑地说：“两年多了，每天上百个电话，眉山的不多，外地的多，几乎每天如此，工作和生活肯定受影响。凌晨打来的电话也常有。但这是工作的一部分，必须服从、执行，逐步适应了。”
媒体对山西官员的电话采访也显示，几乎没有官员对上级的做法表示公开反对，包括后悔没另报一个手机上去的李义祥，更没有官员认为上级的此举侵犯了他作为公民的隐私权。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官员本身具有自然人和公众人物的双重属性。“官员的手机，也是政府信息的一部分，是公私融合的领域，也是用来处理公共事务的。公开手机号码是否构成个人信息侵犯，取决于官员自己的态度。如果官员个人同意了，那就不构成侵犯，反之就涉嫌侵犯。”
在央视的评论节目中，白岩松问道：“谁给了更高层这样一个权力？”对此，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说，从行政法理上讲，上级领导规定其管辖的干部要公开手机，是可以的，也没有要求要征得下级官员同意。但从民主程序上讲，能事先征求意见更好。“官员有双重身份。如果只有一部手机，那么在上班8小时内是应该接的，但8小时之外就有点侵犯官员私人领域了。作为领导，要充分考虑适当性和合理性，不能为了自己的政绩，就匆忙决策。”
他个人不太同意公布官员私人电话。“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上是弊大于利，作秀成分多于实际效益。”他说，原有的渠道和方式其实不少，但未有效运行，只要能加以完善，比如办公电话公布且有专人接听，能定期反馈，这就很好了。
一位学者表示，这种做法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侵犯官员的隐私权，而在于上级的权力指挥棒在面对下级官员和公众时，往往能不受约束，随心所欲。上级对下级的要求越过公与私的界限，作为承受者的下级官员，一方面会暗地抵制、化解工作的正面效果，另一方面，同样也容易在工作中延续这一作风，不受约束地去使用权力。
“这两年的工作重点不是这个”
目前还无法预知山西省纪委公布电话到底能起到多大的监督作用，但从之前各地推行情况来看，这种行为能否持续，很大程度取决于主导领导，一旦决策者思路转换，或者出现调动、换届，这一手段往往也难以持续。
南方周末记者拨打眉山2008年公开的108个官员电话，在一些人离任、调职的情况下，本人接听的有49人，转电话语音留言系统的3人，通话中3人。6个24小时接听的电话，一部电话无法接通，另外5个都是机主本人接听。
目前，四川眉山政府与群众的沟通渠道已转向网络问政和市长热线。眉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廖仁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网络问政效果更好。“你处理得好不好都会被人看到，比单纯公布电话更有效些。”至于已公布的领导电话号码，他说，近期并没有打算更新，“要看新的领导怎么打算”。
河北承德公开电话后，维持时间不长。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发现，14个电话能接通到本人的只有原宣传部长刘学军，其他的电话3个是空号，3个无法接通，3个称打错了，2个关机，1个无人接听，1个直接被挂掉了。
尽管“承德近几年领导调整比较多”，但承德市委却没有公布更新的领导手机。《承德日报》总编办一位人士说，承德市委、市政府领导在日报上公开电话只有2009年那一次，以后就没有了。承德市作风办一位干部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每一年都有工作重点，这两年的工作重点不是这个，就没搞了。
山东菏泽2010年更新的65个“一把手”电话，南方周末记者拨打发现，有20个无法接通。
相较而言，江西省运作得更成熟。有专门的接线员接听三位领导电话，交办相关部门，并摘报省长。昆明仅仅公布办公电话，要求干部在办公时间接听，但从实际效果上看，却得到了更好的执行。南方周末记者拨打昆明的电话，市里的多是官员秘书接听，无人接听的电话则有语音服务，如仇和本人的电话和市委书记办公室电话，仍然可反映情况。
回过头来再看山西。260名公开手机号码的干部中，许多人已从应对媒体“轰炸”和上级不定期“查岗”的忙乱中恢复了过来。3月30日下午一时，南方周末记者随机打了其中15个电话，其中有10个电话无人接听，一个说打错了，一个电话说在外地学习，还有一个电话，则永远处于占线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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