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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
发帖数: 12067 | 1 1957年中国大地一场政治寒流过后，数十万知识分子被戴上了“帽子”，我也难逃
厄运，成了
这数十万“分子”中的一分子。1958年3月，我和我的全家，都被撵出上海，押送到皖
南山区上海市
公安局所属的白茅岭农场接受“改造”。在那里，我“有幸”认识了陈歌辛先生，原来
在那场政治寒流
中，陈先生也不幸成了“罪人”，终于和我成了“同学”(在改造农场里，“分子”们
是不能称“先
生”的，也不能称兄道弟，更不能称同志，彼此只能互称“同学”)。
陈歌辛先生生于1914年9月19日(农历七月三十日)，上海浦东南汇人。原名陈昌寿
，因希望
自己能为人民大众服务，改名歌辛。是30年代著名音乐家，一生创作歌曲二百余首，被
人们誉为歌
仙，中国的杜那耶夫斯基。1931年，20岁的陈歌辛在玻璃电台邂逅小他3岁的播音员—
—一位貌美
灵巧的富家少女金娇丽，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就堕入爱河，坚定地走到一起。他还为娇
妻谱写了一
首表达两人心声的《永远的微笑》，经金嗓子周璇一唱而传遍大江南北。
40年代初，陈歌辛创作了中国第一首走向世界的爵士风格、伦巴节奏的《玫瑰玫瑰
，我爱
你》，他创作的《蔷薇处处开》以及《渔家女》等等，我青少年时就会唱。更因为我也
是来自文艺
界，和陈先生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虽然我们过去互不相识，年龄相差悬殊，他年长我13
岁，但在那
特殊的环境里，不期而遇，我们显得格外亲近，终于结为忘年交。
关于陈歌辛先生被划为“右派”一事，贺绿汀先生生前曾在一次会议上说过：“这
顶‘右派’帽子
本是归我戴的，后来陈毅保了我，就由陈歌辛‘顶替’了。”他就是在这样一言未鸣、
一语未发的情
况下，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写到这里，不禁使我想起陈歌辛的坎坷遭遇。其实，陈
歌辛是一位正
直爱国的热血青年。在上海“孤岛”时期，他组织创办了“实验音乐社”，积极传播苏
联歌曲和抗日救
亡歌曲。抗战胜利后，满怀胜利激情的陈歌辛，创作了被誉为上海市歌的《恭喜恭喜》
歌。由于他
和一些左翼文化人士交往密切，又有许多爱国和反内战的言论，因而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入狱。出狱
后，在白色恐怖的上海陈歌辛已无立足之地，他便和一些爱国文化人士去了香港。新中
国成立后，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回到上海，想不到陈歌辛“左”“右”都不逢源，却成了“右派”分
子。
我们到了农场之后，不久即遇上三年困难时期。改造农场的物质生活条件原本就难
以想象的贫
乏和艰苦，更何况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大都市里的文化人，一旦置身在山区的蛮荒环境
中，又为
了“脱胎换骨”而被迫从事难以承受的体力劳动，在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力下，每个人
的生命安危都
时刻受到无情的挑战。
到了1961年，改造农场口粮锐减，每天一干一稀，“罪人”们在饥饿中艰难地挣扎
着。当时农
场中流行一种怪病，发病前无明显症状，只觉得四肢无力，日渐消瘦，最终导致恶性贫
血，临近死
亡时又突然全身浮肿，浑身皮肤肿胀得发亮。此病发病率高，死亡率也高。陈歌辛先生
在农场，水
土不服，饮食生活不能适应，幸亏上海亲人不断接济一些食品和营养品聊以维持生命。
但改造无
期，天长日久，毕竟生存维艰，求生不易，一旦得病，也就在劫难逃了。
在农场，“罪人”们住的是茅草屋，睡的是通铺，几十号人乃至上百的“分子”分
小组一排排同室
同铺并肩就寝。实际上，这里就是“分子”们的家，吃饭、睡觉、休息、学习(洗脑筋)
，除了白天上
山下地劳动外，所有时间就在自己的床铺周围转。一天早上，大家都按时起床，但陈先
生却睡在那
里毫无动静，和他邻床的一位“同学”便走到铺前叫他起床，没见反应，便用手推他，
仍无反应。一
时急了，便掀开盖被，俯首一看，不对了，只见陈先生脸色惨白，停止了呼吸，不知什
么时候已离
开了人世。那一天是1961年1月25日，一代著名音乐家陈歌辛先生，就这样撒手人寰，
无声无息地
走了。
上海市公安局所属白茅岭农场，地处皖南丘陵地带，横跨郎溪、广德两县，下属十
几个分场，
散落在连绵起伏的荒山野岭中。白茅岭农场的改造对象分两类：一类是属于敌我矛盾的
劳改分子;一
类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劳教分子。在那饿殍遍野的年代，在白茅岭改造农场，天天有
人饿死，被
抬到荒山野岭去草草掩埋。而这掩埋饿殍的任务就落在劳改犯的身上，而那些劳改犯同
样挣扎在饥
寒交迫的死亡线上，自身难保。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饿殍抬到荒山坡上，也只能草
草掩埋，这
些尸体很快就成了狼群的美食。我是亲历其境的过来人，曾经挣扎在死亡的边缘。我有
时曾想，有
些事情也绝处逢生，因祸得福。我在“反胡风”、“反右”后，两罪并罚，不仅把我送
到白茅岭农场去
改造，而且株连家属，全家扫地出门，撵出上海，随我到农场“安家”。这样一来，或
许因为我身边
有亲人的同情、照顾和安慰，使我坚强起来，大难不死，捡回一条老命，活到今天。可
怜陈歌辛先
生，就只能遗恨终生，饿死在农场了。事后他夫人闻讯赶到农场，寻遍荒山野岭，只见
遍山累累白
骨，哪来一具完整的尸体?
三中全会之后，我和奇梦石、司徒阳、姚福申等大难不死，先后回到了上海。80年
代初的一
天，陈歌辛之子陈钢教授到上海作家协会看望李子云同志时，我也在座，交谈中他曾向
我打听他父
亲在农场的情况，我当时只是含糊其辞地应酬了几句。因为，一来我经历了21年的磨难
刚脱离苦
海，离开改造农场，心有余悸，不敢吐露真情;二来我也不忍心把他父亲的死因和后事
谈得太具体，
以徒然增加他心灵的创伤。
往事并未如烟。正如少奇同志所说：饿死人是会记入历史的。作为亲历者的我，应
该拒绝遗
忘，抢救记忆，为那个历史时代留下生命的见证。对我们的后代，应该怎样去避免曾经
发生过的那
场人间悲剧的重演，或许有所启迪。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来源：《炎黄春秋》2010年第8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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