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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1村个体农民生产消费看近代中国农村变迁
2004-12-31 魏宏运 李金铮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3，中国经济史论坛扫校
从11村个体农民生产消费看近代中国农村变迁
从11村个体农民生产消费看近代中国农村变迁
——评侯建新《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
魏宏运 李金铮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300071；河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071002)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学术界曾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进行了讨论，结果似乎
并没有取得广泛的共识，尤其对20 世纪前半期中国农村的发展与不发展，这个在半个
世纪前中外学者就争论不休的问题，仍有扑朔迷离之感。显然，必须进一步挖掘资料，
特别是个案分析资料，首先搞清“是什么”。近年，又有不少新成果、新观点推出，其
中侯建新教授是比较突出的一位。他的新著《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
与英国乡村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以下简称《农民》)，正是一项颇为
珍贵的、以20世纪上半叶冀中11个村庄为剖析对象的个案研究成果。该书研究的主要地
域是冀中清苑县，以老一辈学者陈翰笙等人当年调查的11村资料为中心，结合其他文献
以及作者90年代两次实地考察，对个体农户的生产、交换、消费和积累等诸方面进行了
开拓性的再现和分析。这是一项微观实证性研究成果，同时，作者有强烈的整体史意识
，总是将11村研究的每一项指标都置于华北地区乃至全国的宏阔视野中，为读者提供了
广阔的鉴别与思索空间，使得该项成果具有了“从个别出发是可以接近整体”的价值①
。更难能可贵的是，由于作者深厚的西欧史特别是英国史研究背景，从而将20世纪前半
期冀中农村经济与工业化前的英国农民经济在相应范围内比较。作者探寻的目光没有局
限于商品流通层面，也未过分瞩目农村雇佣经济的多寡与成败；亦不同于颇为流行的“
过密化”经济说或《大分流》所主张的海外殖民和资源决定说。侯建新教授自宏观而微
观，自群体而个体，并且深入到个体农民家庭的生产生活过程，得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
见解一一“个体农民生产消费说”尤其引人注目。这是一般单纯从事中国史或外国史的
学者难以做到的。也正因为此，作者的研究具有十分突出的方法论意义。
如果说前近代中国，城乡之间是一个渐进的统一体，尚无截然的区分，而到近代以后，
两者越来越显示出根本性的差异。就表面来看，在城市，新式的摩天大楼、工厂、银行
、商店、汽车、电影交相辉映，这里成了所有近代事物的集中地；而农村则似乎没有发
生什么变化，以至被视为传统地区以及落后、停滞、愚昧的典型。于是，有些学者将这
种现象概括为“二元经济”。显然，二元经济是客观事实，但以此否定二者间的联系，
并将农村视为完全停滞的区域，也不一定合适。侯建新教授指出，就20世纪上半叶的冀
中乃至华北农村而言，尽管“变化相当缓慢，可从整体上讲还是在发展，并非完全停滞
，毫无作为；尤其是随着国内外市场的开拓，农民经济结构有所调整，农户相当一部分
产值已在耕地外实现，表明了小农家庭经济顽强的生命力和适应能力”(第334 页)②。
上述结论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观点可谓有力的支持，当然它完全是建立在作者的
实证研究之上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一一个人的经历》，《读书》1990年第5期。
② 以下文中注明页码者，均引自本书。为了节省篇幅，其他关于冀中和英国的资
料，不再注明。
在农业生产中，生产条件和生产技术是农民进行土地经营的基本前提，也许以往人们更
多地关注生产关系，故迄今并未对此给予应有的关注。《农民》辟专节探讨这一问题，
显示了对这一生产要素的重视。作者将此分为耕地灌溉、农业工具、挽力和施肥、选种
等方面，并评价说“似乎有理由认为，尽管农具等没有出现较明显的突破和革新，但整
个农业生产手段还是处于缓慢改善的过程中……显现了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交汇”(
第105页)。事实的确如此，譬如在农地灌溉方面，经过清光绪初年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
的凿井开渠，清苑的深井数量和水浇地面积有了明显的增加，1930年代初清苑的农田灌
溉率达到17％。这一研究结果，比徐秀丽所估计的河北农田灌溉率7％和珀金斯所估计
的冀鲁豫三省灌溉率15％都要高①。在农具方面，也不是一点变化都没有。三四十年代
清苑县较大型农具的数量有所增加，特别是水车的数量增加1倍有余。在畜力方面，
1930年代与10年前相比也有一定的发展，骡、马、驴、牛少则增加39％，多则增加120
％。此外，30年代改良农作物品种和引进良种的活动也取得一定成效。国民政府设有县
立农业推广所，1934年成功地引进和推广了脱立斯美棉，当年就使全县的植棉面积比上
年增加2000余亩。可见，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政府的介入因素不可忽视。
以往学术界多强调经济作物的种植及其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其实，传统粮食作物的种植
结构也发生一些变化。《农民》表明，该时期冀中小麦以及抗旱高产的玉米和番薯的种
植面积稳中有增；而高粱、大麦和一些杂粮的种植面积在缓慢减少。作者断言：“有理
由认为，20世纪前半叶清苑以及中国北方粮食作物的种植结构在向合理化方面发展，人
们口粮构成似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善”(第117页)。经济作物的种植也呈上升之势，1930
—1946年间，清苑经济作物占总耕地的比例由4．65％增至8．3％，其中主要是棉花种
植：由植棉1 276亩增至2 720亩，占总耕地面积的比例由3％升至6．6％。
农业总产量和亩产量历来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农民》表明，1936 年冀中作物亩产
量比30年代初有明显提高，由115．6斤增至120斤。与以前的研究有所不同的是，一般
认为，经过八年抗战，农业总产量和亩产量肯定大大下降，但《农民》认为，总体的变
化不很明显，到1946年，亩产量虽然有所下降，但也不是全都下降，玉米和薯类就有一
定增长。这一结论，应当说丰富了我们对该时期农业产量的认识。
工副业是支撑中国农家经济的另一重要支柱。近年来，学术界突破了以往认为农村手工
业趋于破产的传统看法，认为兴衰互见。② 《农民》关于工副业及其占农家经济比重
的研究，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评估这一时期的乡村工业与经济。作者以第一手资料表明：
1930年清苑一个中等农户的家庭收入中，农作物产值占75．3％，工副业产值占26．74
％，也就是说，“有1／4以上的产值在耕地之外实现”。与此相关，作者同时推算出“
当时农村有将近三成的劳动力从事工副业生产并非夸大之谈”(第276、277页)。譬如家
庭织布业，包括清苑在内，形成了中国最大的织布中心之一——高阳织布区。生产工具
和生产方式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织布工具已由传统的木制扔梭机，发展为拉梭机
，到20世纪初开始使用铁轮机，不仅工作效率高，而且实际上已是机器，非手工工具。
由此，作者对英国学者伊懋可(Mark Elevin)关于家庭手工业规模狭小，势必阻碍社会
分工、排斥新技术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家庭手工业“容纳社会分工发展和生产技术进
步的程度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狭小”。所以“这种条件下的‘耕织结合’，不能与中
国传统的耕织结合完全简单的等同”(第145—146页)。这些都是颇为精到的分析。与此
相关，另一个引入注目的变化指标，是农民与市场的关系日趋密切。一是市场分布密度
加大，二是农产商品率提高，据统计，一个中等农户农产品的商品率已接近 60％。这
一切都表明“生产者的生产生活过程越来越密切地与市场联系在一起，从而出现生产规
模和生产者社会交往范围不断扩大的可能趋势”(第164页)，并认为这是20世纪上半叶
冀中农村经济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标志。当然，作者同时指出，乡村工商业的发展是在
中国近代特有条件下产生的，例如农民家庭的高商品率与低生产率、低储蓄率并存等问
题，下面还要论及。
“发展”是一个方面，《农民》认为，就主体而言，20世纪上半期的冀中农村，“还没
有从根本上走出传统农民家庭的经济模式”(第315页)。
先看农业生产。尽管出现了新的生产要素，但作者指出，“不能忽视，也不能估计过高
”，“总体上仍处于传统农业阶段”(第105页)。如农业生产工具，大约数十种，几乎
都是因循简陋，改进乏善可陈。即使这些传统工具，仍然得不到满足。拥有犁的农户仅
占7％。畜力尤其不足。1930年，调查所及的500农户中没有耕畜者占68％，骡马尤其缺
少。从挽力与田场面积的比例关系，也可看出畜力之极度缺乏，平均48．7亩才有一头
耕畜。众多小农在田间不得不胼手胝足地劳作。农田灌溉面积虽有所扩大，但也未超出
传统的水利活动，抗灾能力相当薄弱。相比之下，中国农业直到20世纪上半叶远没有达
到工业革命前英国的农业生产条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徐秀丽：《近代河北省农地灌溉的发展》，《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
；(美)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85页。
② 史建云：《论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兴衰问题》，《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
期。
判断农业生产效率的主要标准应该是单位时间劳动者的平均产量，只有它才能反映经济
的质的增长。马克思就曾指出，“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
础，并且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①那么，以什么标准来判断单位时间劳动者的
产量呢? 《农民》认为，由于农业生产周期较长，可以采用年度为单位时间；劳动生产
率按其计算范围可分为个别劳动生产率和社会劳动生产率，前者又包括个人劳动生产率
和单位劳动生产率。冀中农业生产基本上仍然是以农产为单位进行的，家庭人口又大抵
相当，有较强的可比性，因此宜以农户为单位进行考察。我们认为，这一标准比较符合
中国传统农业的生产状况，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据《农民》推算，冀中清苑县，到20
世纪上半期，亩产量为154．05市斤，一个中等农户占地面积为18．7亩，所以每户粮食
劳动生产率为2 881市斤。
当我们用此标准来衡量农业生产效率时，就显示出中国与英国的明显差距．英国13 —
14世纪农户每市亩生产粮食70市斤，当时一个中等农户大约耕作60市亩，如此算来，每
户粮食劳动生产率为2 100公斤。到16世纪，英国每市亩产粮110市斤，同时随着劳动力
不断向外转移，农产经营面积进一步扩大，典型农户年粮食产量约达到5 000公斤，比
中世纪中期明显提高，更比20世纪上半期清苑农民的粮食生产率高出3倍。此后，英国
的农业进步更为显著，到18世纪下半期每亩产粮148市斤，即便农户没有增加耕地面积
，农户粮食产量也达到6900公斤，为清苑粮食生产率的4．8倍。更值得注意的是，中世
纪晚期和近代早期，英国等西欧国家的人口数量基本处于增长之势，不过它未能抵消农
业增长的成果，17世纪后人均产量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口增长速度，由此在世界上第一次
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经济增长，超越了“马尔萨斯危机”，取得了日后进军工业
社会的首张入场券。
再看工副业。中国与英国乡村工业一样，都是从以农耕为主的产业结构向第二、第三产
业转移，而且很长时间都是围绕农产品加工、深加工进行。另外，乡村工业最初都是作
为农民家庭生产的副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与农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问题
是英国乡村工业在16 世纪以后得到了长足发展，不仅有包买商制度的出现，更产生了
具有一定规模的手工业工场，开始由分散的家内制进人工场手工业阶段，形成工业革命
的前提。而中国，尽管也有手工业作坊的出现，但直到20世纪上半叶大多工副业仍是低
收入农业的补充。从总体来看，种田越多的农户，从事副业的户数和副业在总收人中所
占的比例越小；相反，种田少且经济困难的农户，从事副业的户数和副业所占比例越大
。这说明，农民选择工副业，大多是迫于土地产出不足的压力，显示了冀中工副业有安
置剩余劳动力和追求温饱的性质。与资本主义生产相距甚远。
商品市场及其复杂性，是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值得注意的现象。如果简单化
地分析中国市场，中国早就该进入资本主义了，因为中国一些地区农产品商品率向来不
低，20 世纪上半期冀中农户产品的商品率已接近60％。但事实上，中国农村始终处于
小农经济的水平。问题就在于，中国农产品商品率的高昂大多是一种表象。真正的商品
经济，应该建立于产品剩余、富裕及其交换的基础之上，而中国农村的很多情形恰恰与
此相反。诚如作者指出，冀中农产商品率的提高，尽管有国内外市场的刺激作用，但在
更多的情况下仍具中国传统市场的特征，农民往往是因为贫困被迫走向市场。他们经常
是在收获之后价格最低的时候将产品出售，以纳捐、还债或购买其他生活必需品；到青
黄不接、等米下锅之时，又借钱以高价到市场购粮，从而形成“卖粮还债一一借债买粮
”的恶性循环，饱受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剥削。作者将这种交易称为“掠夺的市场”、“
饥饿的市场”，可谓一针见血之论。正是这种掠夺和饥饿的市场，在相当大程度上膨胀
了商品率，但因贫困而推动的商品化与富裕农民通过市场谋求利润、从而扩大再生产的
商品经济，有着本质区别。我们经常把经济作物的种植作为商品化提高的标志，事实上
它的确给农民带来了利益，但也不能不说农民种植经济作物，主要迫于生存的压力。耕
地越是不足、生活越是贫困的农户，种棉的比例越大，这一反向选择与上述工副业的状
况一致，与真正的商品经济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有的学者以20世纪上半期华北农村为例
，说明华北乡村经济已经具备了一般形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①我们认为正是
忽略了上述区别。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85页。
最后能够证明近代中国农村经济不发展者，则是农民生活的贫困。1930 年代费孝通指
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了不足以维持最低限度
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②《农民》对冀中的研究，深化了这一结论。作者在仔细研究
农家收支的基础上，为我们展示了一张1930年清苑中等农户收支表(第297页)，这可以
说是全书的结晶式成果。由此表可知，一个中等农家全年收入229元，支出250元，亏空
21元，即负储蓄率为9．1％。中农尚且如此，中农以下的贫困户将何以堪?再看恩格尔
系数。以饮食费占总生活费用的比例而计，清苑农户的恩格尔系数平均为79．2％，属
绝对贫困型。当然，不同阶层的恩格尔系数有所不同，按《农民》统计，地主为63．4
％、富农为 76．6％、中农为80．8％、贫农为81．6％、雇农为81．4％。令人惊诧的
是，即便地主、富农，生活水准竟也都属于绝对贫困型(50—59％之间者才为勉强度日
型即温饱型)。与此相联系，在饮食消费中，占比例最大的是粮食，其他副食品很少。
不用说吃肉，一般农民连吃葱蘸酱都非常难得。在食粮消费中，即使家境较好的农户，
大约也是七成高粱面或甘薯、高粱面，二成玉米面，一成白面。地主富农的粮食消费也
是以粗粮为主，粗粮大约占70％。有人曾经指出中国只有大贫和小贫之分，虽有绝对之
嫌，但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相比而言，工业革命以前的英国，农民家
庭普遍都有一定的剩余和购买力，大部分农民的生活比较稳定，一般的生活需求基本能
得到满足，而且衣、食、住等方面的生活质量在不断改善，一部分人开始进入享受型消
费。其他阶层暂且不论，就拿农业雇工的生活来说，北安普顿郡农场雇工一日三餐的消
费情况是这样的：早餐有腌肉、奶酪，午餐为面包、啤酒、烤肉(或煮肉)和布丁，晚餐
和早餐大致一样，加少量啤酒。雇工生活当属英国农民生活的较低层次，但与中国农民
哪怕是地主、富农的生活相比，都已不可相提并论。总之，正如作者所说的，“冀中是
糊口农业，甚至是不能糊口的农业”(第298页)。在这种绝对贫困型的生产生活方式中
，农民家庭连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为继，更谈不上持续的剩余和积累，以及普遍地投入
和扩大再生产，由此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市场经济。《农民》对清苑的定量研究，充分证
明农民生活的贫困，对地主、富农生活水平的分析更是一大贡献，此点显然被以往的研
究忽视了。
如作者指出，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开始融人现代生产要素，而且逐渐与国内外市场发生或
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所以20 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可以影响到中国农村
；至于生活状况，认为“自19世纪下半叶至七七事变前，农民生产生活略微有所改善，
至少还没有完整的数据说明其在不断恶化”(第243页)，从而为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破
产论打上一个十足的问号。另一方面，中国农村与市场的联系不是建立在农民普遍富足
、普遍发展的基础上，因而与市场的联系不是稳定的、健康的，尚未打破传统的自然经
济主体，产生出新型的经济力量和阶级力量，步人现代化起飞的轨道。至此，关于20世
纪上半叶华北乃至中国农村发展水平的评估，也就有了基本结论。中国的托派在30年代
便提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的论断，因此，中国“大可以做非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
，追随先进的欧洲以驰驱于打倒资产阶级的战线之上”。《农民》一书从一个地区出发
，极为实证地叙述和分析了该时期中国农村的发展水平，不仅质疑农村完全破产说，对
托派远离中国现实的乌托邦式的论断，也是一个有力的否定。
什么是中国农村发展的核心问题?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此做了
大量研究，但言人人殊，有的说是人口与土地关系问题，有的说是家庭财产继承问题，
有的说是农业技术和经营方式问题，近年又有“过密化”经济和《大分流》所主张的海
外殖民和煤炭资源说。《农民》则坚持“个体农民的生产消费说”。作者指出，“必须
承认，所有制问题，雇工经济的发展即有效率的生产组织形式问题，人口问题，以及农
民负担问题，都是中国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不过，他们都不能孤立地发生作用，而要
通过生产者主体，这就是以劳动生产率为核心的农民生产、消费、交换和再生产。……
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农民，在种种条件的作用下。正是这个核心因素普遍得到稳定而扎实
的发展”，打造了农村现代化的基础(第333页)。也就是说，作者认为，个体农民的生
产和消费水平，是我们观察和判定中国农村发展与不发展的基本层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慈鸿飞：《20世纪前半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中国社会
科学》1998年第1期。
② 费孝通：《江村经济一一中国农民的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
200页。
作者的这一观点来自于冀中11 村的实证性探索，也有其自身的学术渊源。侯建新教授
13年前出版的《现代化第一基石一一农民个人力量增长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一书，
就是从英国个体农民生产与消费水准人手，分析英国现代化的启动，并与中国明清农民
和农村进行了比较。该书以一系列翔实的数据论证了，最终是个体农民相对的普遍富足
和普遍积累支撑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反小生产者贫困化与资本主义工业化之间传
统的逻辑关系。《农民》一书主要从冀中农民的生产消费人手，进行个案剖析，进而分
析整个中国近代农村的发展与不发展，并与工业化前的英国农民比较。时隔13年问世的
两部专著如同姊妹篇，体现了作者一贯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以往国人的认识里，关
于“三农”(农民、农业、农村)与工业化关系的这一段历史，多有盲点与误区。正如作
者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所指出的那样，以英国为例，人们往往看到原始积累中的暴力和
掠夺，而没有充分重视原始积累的基础，即作者所说的“前原始积累”，比如，“关于
英国圈地运动一类的原始积累，以往过多强调了对农民的剥夺，而无视此前农民普遍的
积累、普遍的发展，并由此奠定原始积累的基础；片面夸大暴力的作用，将原始积累的
暴力现象本质化，以为一种新的经济体制完全可以靠暴力确立，而无视原始积累深刻的
经济和政治属性。……殊不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是暴力积累，同时也是市场积累，更重
要的是开辟了市场积累的道路”①。显然，农民和农业不是工业化的祭品，恰恰相反，
个体农民的发展是“现代化第一基石”。尽管工业革命前的英国耕地上，没有拖拉机、
化肥等一类新的生产要素，也谈不上有什么重大发明或发现，但传统生产要素的供给越
来越充裕，并得到了普遍的改善和更新，使农业生产力获得空前提高，并孕育着一场革
命性的飞跃。农民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剩余，为市场提供越来越多的商品，是市场经济的
基础；农民富裕起来，购买力不断提高以满足自己多方面的需求，形成广阔的消费市场
，亦是市场经济不断拓展的基础条件。
只有在个体农民普遍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一批富裕农民。他们不是个别人，少数
人，而是如同英国约曼(Yeomen) 那样在农民总数中占有一定比例的富裕农民群体；他
们不仅经济上富足，精神上也充满自信，不仅有经济地位，也有社会地位，一部分人可
以成为乡绅，甚至进入下院，成为第三等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反观中国，《农民》认为
不存在这样的群体，从来不存在，作者通过生产和消费的总估算得出了“中国没有约曼
似的富裕农民群体”这一结论。他认为，富裕农民群体的形成和出现，是我们观察和判
定中国农村发展与不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层面。
从冀中11 村的情况看，所谓的富农，只是相比较而言，不仅数量上不具规模，本身发
展也颇为有限，如作者所言“富农不富”矣!前已述及，11村一般农民的农具和挽力极
为短缺，可地主富农的状况也不比他们强多少，据统计，地主、富农合2家以上才有一
头骡子、4家一头牛、6家一匹马，所以作者发出这样的感叹：“似乎有理由说，清苑的
所谓富农实际上并不富，而地主也是缺牛少马的地主”(第100页)。恩格尔系数至今是
说明生活状况的重要指标。11村地主和富农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63．4％和76．6％，按
规定连勉强度日的温饱型都达不到，与其他村民一样，皆属绝对贫困型。中国农村普遍
贫穷，没有出现稳定的富裕农民群体，而 “没有富裕农民群体，就不会有资本主义”
①，农村现代化也就失去了载体。
冀中农村富裕农民和富裕农民经济没有发育起来，所以农村雇佣经济发展受到了根本的
局限。1930 年11村调查资料显示，拥有最大田产者，不过200余亩，而且只此1家，而
90％以上的农产所占有的土地都在1—50亩特别是20—50亩之间，表明了清苑以中小农
为主体的土地占有特征。据黄宗智研究，在华北农村，以雇工为主要劳动力的经营式农
场一般在100亩以上。③以此衡量，冀中农村显然没有实行经营式雇工农场的土地规模
条件。不仅如此，土地甚至有进一步分散的趋势。作者指出，直至20世纪上半期，冀中
农业生产仍以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见《侯建新教授访谈录》，《历史教学》2003年第10期。
② 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欧洲与中国》，济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183页。
③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8—179页。
耕农经济为主体，以雇佣劳动为补充，租佃制比重甚小而且逐渐缩减。如果以土地数量
及其比例表示不同经济份额的话，清苑农业中的自耕农经济或者说小块土地所有制经济
可占85 —90％。新的农业雇佣经济模式已出现，但数量少，规模小，雇农阶层在劳动
力中仅占5．56％，即便加上零散的临时短工，也不会增加多少。况且，农业雇工远未
具备现代雇工的特征，其工资收入只占其总收入的51％，大部分雇工还要靠副业及其他
收入才能维持生活。总之，没有出现一批面向市场的、有实力、有地位的资本主义农场
主，同时也没有形成一大批独立的、自由的雇工队伍。也就是说，20世纪上半叶冀中农
村没有形成和出现富裕农民群体，而在17世纪末英国富裕农民已达到相当大的规模，占
英国农村人口1／3左右，成为英国农村现代化的“脊梁”。
那么，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富裕农民群体?或者再向前推一步说，为什么中国个体农民
的生产和消费始终在低水平陷阱里徘徊?《农民》没有给读者更多的解释，至少没有给
与系统的解释，这不能说不是本书的一个缺憾。
也许我们的期望值过高。一本不到30 万字的书，能回答一个地区发展和不发展的问题
，一个扑朔迷离、颇有争议的悬案，并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华北地区的农村现代化水平
，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了。况且，作者始终把握住个体农民生产和消费这个基本层面
，以此为出发点描述和剖析农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使这样的描述和剖析实证可
信，而且具有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难怪有人评论说，“其实，该书的最大特点不在于
其资料的丰富，而在于其论证与分析。在书中，作者从生产、消费、交换、盈余及再生
产投入等方面分析了华北地区20世纪上半叶的小农经济状况，并与工业革命前几个世纪
的英国农业进行比较，应该说这种比较是富有启发的，它有助于纠正了人们在中国农村
经济研究中的某些常识性错误”①。其实，在许多情况下，不论某种事实的揭示，还是
思想的表达，其价值不在于说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在何时、何地、以何种姿态而说，或
针对什么问题而说。《农民》显然是把搞清楚“是什么”的问题放在首位。在该书“后
记”中，作者特别批评了在我国史学界曾盛行一时、至今也未决绝的 “以论带史”的
偏向。那样的史学往往先确定一个“正确的观点”，然后在宽泛以至漫无边际的范围内
选择“史例”，甚至不惜剪裁史实，以证明自己的观点。过分意识形态化的或狭隘民族
主义倾向的史学，误导民众，同时损害历史学自身的形象。作者认为，“真实是历史学
的根本属性，失去真实，史学也就失去生命。所以人们可以容忍枯燥，却不能原谅失实
”。《农民》倾心于“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历史学家就怎样叙述”的学术原则，以写实
求真见长，不过并非就事论事，“个体农民的生产消费说”分析框架的提出就是以这样
的思想内涵为基础的：生产者个人是社会发展的标尺。普通生产者发展起来了，才会产
生近代意义上的分化和分工，即富裕农民及其新型生产方式的兴起。因此，这样地实证
研究本身就具有理论意义，这样的个别研究可以走向一般，而且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反
映了一般。
对于个体农民的生产消费水平的背后原因，虽没有作过多追究，但还是有所提示。《农
民》在“余论”中，批评和澄清了所有制、人口和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在中国近代农村
研究中的误区，继而提出个体农民生产消费异同之原因。作者认为，农民负担和产权关
系的确定，政府的有力扶植，和保障市场公平竞争的法制环境，这三大要素是促进农民
生产、消费、交换和投入再生产发展的深层原因。
农民负担的不确定性向来是要害问题。以中农户而言，就1930年的资料计算，平均
每家负担9．71元，占年度收入4．2％，从表面来看，这一比例似乎不高。问题是，其
一，农家收入原本就很低，往往人不敷出，正如美国学者斯科特(James．C．Scott)所
说的，“在农民发现自己已经濒临绝境的时代和地区，任何赋税都被看做是完全不正当
的，更不要说重税了”②。其二，即更为重要的是，最后究竟从农民口袋里掏走多少，
是一个谁也说不清楚的数。赋役名目、次数和数量几年一变，一年一变，乃至朝令夕改
。官府既是赋役征收机关，也是司法审判机关，不受任何机构的监督，中国农民面对层
层盘剥的官衙，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抵抗手段，而这对农民个人财富的有效积累不能不
造成深远的影响。正如作者所言“在当时社会与经济条件下，即使像作物品种优化一类
技术性的改良取得一些进展，也不可能取得大面积的普遍实效。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非
技术因素显然重于技术本身”(第105页)。《农民》表明，在社会动荡、天灾频仍、法
治缺失等社会条件下，即便有一定剩余的上层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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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中国农村研究网·读书论坛》2002／11／25。
② (美)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第122页。
也不敢投入。于是，大部分剩余换成银元，埋藏在地下，进入所谓“沉淀状态”，其他
小部分则放高利贷。土地改革时，各村都挖出大量的银元，就是明证。这样，出现了极
度矛盾的病态：一方面，一片赤贫，生产和生活急需资金；另一方面，资金沉人地下，
既不流通又不使用。1930 年105家的样本调查表明，地主的年度剩余为总收入的30．29
％，每年出借占剩余资金的22．3％，即1／5左右，其余4／5有相当部分进入“沉淀状
态”，既没有用于农业投资，也没有用于生活消费。显然，经济活动中的法律保障机制
①是个体农民、农村社会发展的头等大事，这是侯建新教授近年来一贯强调的观点，可
惜，作者未能就该话题在这里进一步展开。此外，我们还发现该书其他不尽如人意之处
，如对英国乡村资料未做系统的介绍等。
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农民》极高的学术含量。作者利用翔实的史料，利用
个案研究，再现了20 世纪上半期冀中个体农民生产生活的真实世界，并从中英比较的
独特视角提出了中国近代农村经济发展与不发展的个人见解，反映了作者不凡的学术智
慧。从经济一社会史领域看，毫不溢美地说，该著是近代以来国内乡村微观研究的上乘
之作，而作者的“个体农民生产消费说”理应在学术百花园中占据一席之位。著名学者
朱寰先生说，该书“中西融会，多所创新，实实在在推动了我国历史比较研究，推动了
经济一社会史与农民史的研究”。信哉斯言1 2000年，美国加州大学的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出版了《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对18世纪前后
的中国(主要是江南)与西方国家的经济进行了比较，得出了 1800年“大分岔”的结论
。一时间，引起美国有关学者的争论．在中国史学界，除了个别学者做过简略的述评外
，尚未见深入的批评。我们相信，侯建新教授关于20世纪上半叶冀中农村和工业革命前
英国乡村的比较研究，对这一讨论无疑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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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是作者近年来一贯强调的观点，见侯建新如下作品：《西方法律传统与资本
主义的兴起》，《历史研究》1999—2；《西欧与中国社会转型比较初论》，《史学理
论研究》2001—4；《廿载不变的追求：侯建新教授访谈录》，《历史教学》2003—10
；以及《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和中国》，济南出版社2002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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