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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862 | 1 党史透露：残暴施政导致中央苏区人民大规模逃亡
《社会科学研究》 2005年06期 逃跑与回流:苏区群众对中共施政方针的回应
黄道炫
【摘要】：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左”的错误影响,苏区出现信任危机
,多次发生大批群众集中逃跑事件,对苏区士气人心及反“围剿”战争的进行形成很大消
极影响。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关键词】： 中央苏区 陕甘苏区 查田运动 土地革命
【分类号】：K264.4;
【DOI】：CNKI:SUN:SHYJ.0.2005-06-026
1933—1934年，中央苏区出现创立后少有的群众集中逃跑事件，这一现象的出现，和当
时“左”倾中央实施的一系列“左”的*、社会、经济政策有密切的关系，它直接影响
到第五次反“围剿”的进行，在中共政权建设史上留下沉重的一笔。与此相对应，长征
到陕北后，由于中共在陕甘苏区逐渐纠正“左”的错误，实行切合实际、符合群众利益
的社会、经济政策，苏区原来逃跑的群众出现回流现象，甚至国民党统治区民众也流向
苏区。两种政策、两种结果，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历史借鉴。
一
苏区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民革命的重要成果，由于土地革命的开展、红军纪律的严明
、广泛的基层政权对民众的组织渗透及民众参与*空间的空前加大，中共在苏区得到人
民的普遍了解与支持。中共中央军委巡视员欧阳钦1932年检查中央苏区后报告，由于“
群众得到了土地革命的利益，又被敌人摧残，斗争情绪当然好，对红军是极端拥护”[1
]。多次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将领万耀煌回忆，他率部“围剿”鄂豫皖苏区时
，群众在山顶树立竿子为红军通风报信，“如果国军前进，他们则竖起双竿，派人去搜
，百姓则弃竿而逃。如果我们军队少，则用此种竖竿办法来指挥匪军，进攻我们。许多
部队往往因此而失败”[2]。苏区人民对中共和红军的支持有时甚至到了无私的程度，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时，“在池江和水口战斗中，天气炎热，仗打得异常激烈，
粮食一时供应不上，随军的担架民工就把自带的粮食让给部队，保证了战斗胜利”[3]
。
但是，中共和民众间的良好关系随着“左”倾错误的发展受到了损害。1931年中共六届
四中全会后，由于实行一系列越来越“左”的社会、经济政策，苏区在经济建设，对人
力、物力的利用与调配，-形势的判断及肃反等问题上，发生忽视群众利益、教条化、
公式化、扩大化的盲目倾向，直接影响到民众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1933年后中央苏区
的群众大规模逃跑现象，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
群众逃跑在根据地初创时期也有出现。当时或是出于国民党长期负面宣传影响下对中共
和红军的不理解、恐惧，或是对国民党军可能的报复行为的担心，加上苏区建设过程中
出现的盲动、过激倾向，苏区或多或少出现过部分群众逃跑的现象。赣东北根据地初创
时，“因经济发生恐慌，常有逃亡”[4]；井冈山根据地1928年在国民党军进攻及经济
困窘的双重压力下，也有大批农民“逃出境外”[5]；尤其是肃反的错误，曾造成群众
短时期的恐慌和逃跑，1932年湘赣根据地报告，上犹县“营前一区逃跑了三千余群众到
白区去”[6]。但是总的看，根据地稳定并进行土地革命后，广泛涉及各种成分群众的
大规模集中逃跑的事件十分罕见。
中央苏区群众集中逃跑始于1933年下半年，首先从边区的万泰、于都、连城等地开
始。出现这一问题，查田运动中“左”的错误是导火索。时任粤赣军区政委的何长工根
据其在粤赣工作的经验谈到，由于“在地方工作中，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限制中农发展的错误的土地政策，使部分群众发生动摇，根据地边沿地区出现了一个短
时间的部分群众‘外逃’的现象”[7]。同时，“左”倾领导下实行的一系列过左的施
政方针、政策更加剧了这一现象。
1933年年中开始的查田运动是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为清查地主、富农隐瞒成份，进一步
在苏区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政策而开展起来的。运动一开始就对苏区阶级
关系作出过于严重的判断，认定苏区仍然存在地主富农的强大势力，而这些势力的具体
体现又主要是“那些冒称中农贫农分得土地的地主富农分子”[8]，需要在运动中加以
摧毁。由于运动目标主要针对着所谓隐瞒成分的中农、贫农，广泛开展后，迅速出现侵
害中农甚至贫农利益、扩大打击面及一味推行残酷斗争的严重偏向。瑞金踏迳区采取普
遍清查的办法，“查得一部分中农恐慌逃跑，躲到山上”[9]；“有的地方普遍查田，
甚至有专门查中农的，说中农中最容易躲藏富农（如会昌的某处），瑞金每个区都发生
把中农或富裕中农当富农打的事情……有三个区发生中农上山”[10]；建宁的城市、巧
洋、里心、安仁等区，被误打成土豪的中农、贫农有50余家。[11]
虽然中共中央一再强调要团结中农，制止侵犯中农的行为，但打击中农的现象却屡禁不
止。根据毛泽东30年代初在苏区所作多次调查，当时人均拥有6—10担谷田仅为够吃的
标准，[12]实际生活也就相当于中农的水平。但在查田运动中，人均拥有9担田、每年
需租进田地耕种的家庭也被定为地主。[13]1933年7、8、9三个月，中央苏区共查出地
主6988家、富农6638家，收回土地317539担，[14]由于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政策，这实际也就是新查出地主的全部土地及富农多余土地之和。以两个数字衡量，
考虑到其他因素，这些所谓的地主每家拥有土地平均约三十余担，仅在温饱线上。同一
时期，公略县查出地主381家（家庭总人口1181人），没收地主土地5168担，[15]新查
出的地主家庭每人平均占地只有十担左右。在这些人中，不乏丧失劳力或因各种原因被
迫请人耕种，结果被定为地主者，甚至有红军家属因请人耕种而被定为地主者。[16]有
些地区确定成份时，“拿剥削的种数，去分别地主与富农的成份。三种剥削的叫做地主
，两种剥削的叫做富农。比如请了长工，收租，又放了债，则不管他家里有几人劳动，
总之他就是地主了。”[17]
出现这些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指导方针的公式化、教条化。中央苏区土地占有情况，据
1950年江西土地改革部门对12个苏区村所作调查，地主富农人口为6.89%，占地21.06%
，贫农、中农人口占85.84%，占地59.77%。[18]另据福建上杭调查，全县43293户居民
中，地主占3.6%，占地30.5%；自耕农（实际即富农和富裕中农）占5.3%，占地5.4%；
自耕兼租种农户占88.4%，占地88.4%；佃农占2.7%。[19]上述数据表明中央苏区经济较
为落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特征明显，土地兼并受到一定限制，地主、富农发育较慢，
查田运动前清查出地主、富农人口数占总人口7%左右比例是符合实际的。[20]但是“左
”倾中央主观认定苏区还存在未发现的大量地主、富农，要求从中农、贫农中找地主、
富农，各地为完成中央要求又不得不尽力寻找靶子，以避免被扣上机会主义、动摇妥协
的帽子，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扩大化的错误。正如于都河丰区委组织部长抱怨的：“工
作团是私打地主，将来有一碗吃的人都会被打为地主的。”[21]张闻天后来也认识到：
“在查田运动的名义之下，任意没收了地主富农兼商人的店铺与商品，或是把工人当了
地主打，但没一个人敢起来纠正，甚至负责的机关也听其自然不去干涉，因为大家怕这
种干涉会遭到右倾机会主义头衔与同地主资本家妥协的罪名。”[22]
查田运动的错误倾向，造成了很大恶果。早在运动大规模展开的开始阶段，一些地区就
出现逃跑问题，寻乌、会昌等县在运动中查出的地主、富农纷纷“乘夜逃上山，实行土
匪生活”[23]。于都段屋、岭背、城市、寨下面等区“查出的地主土豪富农有三分之二
乘着天雨水涨，星夜乘船顺水而逃，浸死颇多”[24]。同时部分普通群众也开始逃跑，
胜利马安石、仙霞观、河田、曲洋区“一部分劳苦群众逃往赣州”[25]。赣县长洛、大
埠、白露、良口、大田等区“少数群众逃到白区”[26]。随着运动进一步展开，触犯中
农、贫农的扩大化现象加剧，原来的贫农、中农大批被划为地主、富农，弄得人人自危
，逃跑面迅速扩大，形成“成群结队整村整乡”[27]逃跑的恶劣局面。于都“在查田运
动中发生很多侵犯中农……致被地主富农反革命用来煽惑群众向白区逃跑（小溪等地发
生几百人跑往白区）”[28]，“岭背区特派员乱打土豪，故意将中农当地主打，造成群
众恐慌和逃跑”[29]。万泰县窑下区郭埠乡不顾贫农团会议许多人反对，强行将一人划
为富农，结果二三天内群众“就走了一大批”[30]。由于该县普遍存在“工作人员乱打
土豪，把贫农中农当做地主富农”[31]的问题，群众逃跑现象十分严重，“塘上区有群
众约六千人，逃跑的在二千人以上（一说二千三百人，县委报告是一千八百人），而且
大部分是男子。”[32]西江县“赤鹅、洛口、庄埠等地都发生了反水的事件”[33]。不
仅仅是普通群众，一些地区游击队也出现相当严重的逃跑现象，福建连城县游击队1933
年底“反水的一一三人，拖去枪枝一O六枝”[34]。红军总-部1934年初注意到：“现在
许多游击队不但很少扩大，而且日益削弱，逃跑的人数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如武西的二
三游击大队逃跑的有三分之二）。”[35]同时，苏维埃干部的反水也很普遍，“甚至有
领导群众逃跑反水的（如乐安、万太、广昌、代英、门岭、公略都发生过这种现象）”
[36]。群众的大规模逃跑，是“左”倾政策危害的集中反映，为正在进行的第五次反“
围剿”战争蒙上了不祥的阴影。
二
1933年末开始的群众大规模逃跑，除查田运动“左”的倾向造成的普遍恐慌外，错误肃
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苏区发展过程中，肃反问题一直十分复杂，一方面，在当时苏区
四面皆敌的艰难建设过程中，肃清各种敌对力量，是巩固、发展苏维埃的必然之举；另
方面，由于早期中共经验不足，加上战争环境的恶劣，各苏区在肃反过程中都存在扩大
化或完全肃错的严重错误。中央苏区反“AB”团、闽西整肃社会民主党就是错误肃反的
典型例证。肃反的错误导致许多地区“党团内已抓了十分之七八”[37]，团组织“完全
塌台”[38]。湘鄂赣肃反甚至造成这样的情形，“区委向县委报告工作是隔一个山头望
，不敢见面，怕杀掉了。隔着山头就喊，我那个地方发展了多少党员，搞了多少军队，
最后总讲一声我是一个好人”[39]。同时在肃反的口号下一些地区盲目烧杀，湘赣省的
酃县“把十六岁以上卅岁以下豪绅家属的壮丁无论男女都杀掉了”[40]，湖南茶陵庙市
乡2200多人中被杀一百余人，其中地主31人，有4家全家被杀。[41]这种肉体消灭政策
和中共的基本方针背道而驰。
中共中央领导人陆续进入中央苏区后，虽然纠正了此前肃反中的一些具体错误，但“左
”的肃反思路并没有得到完全纠正，中共中央领导人公开表示：“地主阶级在新区边区
，特别在白军与刀团匪骚扰的区域，我们不但要在经济上消灭他们，而且要尽量在肉体
上消灭他们。”[42]这等于肯定了不以事实而单以阶级划分进行肉体消灭的恐怖行动。
同时，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对法律态度轻忽，明确表示：“必须经常使用群众的暴力去与
反革命作斗争。一切法律观念是极端有害的，甚至是-的。”[43]在这一思路指导下，
执法机关出于慎重对一些案件进行的调查取证工作被指为“机械的法律观念”，“客观
上都是反革命的助手与帮凶”[44]。公略县裁判部长对案件处理较为慎重，重大案件强
调送上级批准和材料充分，即被指责为“浓厚的机械的法律观念”[45]，被作为动摇妥
协分子典型受到严厉批评。他们公开要求：“以后的案件，应随到随审，非有特别事故
，自受到案件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天，就要解决。”[46]仅仅是有“反革命嫌疑的份子
，也应即刻捉起，重的当地-，轻的押解后方-。”[47]
“左”倾中央对苏区内部的-力量对比也作出过于悲观的判断，人为夸大苏区内部的敌
对势力。经过查田运动，地主、富农人口在中央苏区已经普遍上升到总人口的10%以上
，加上被作为打击对象的商人、资本家、宗教人士、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刀团匪，
所谓敌对力量的人员空前庞大，形成处处皆敌的局面。同时，对苏维埃政权内部也缺乏
必要的信任，把查田运动、扩红运动遇到的问题乃至群众逃跑事件都归结为苏维埃内部
暗藏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分子和他们的走狗”[48]的破坏，甚至判断：“在我们党与苏
维埃机关内埋伏着的‘坏蛋’不在少数。”[49]要求在政权内部进行广泛的检举、清查
运动。
在“左”倾中央夸大估计敌情，贬低法律作用，同时动辄以机会主义、右倾对不同意见
者相威胁的背景下，许多地方宁“左”勿右，盲目肃反。时在闽赣省工作的方志纯回忆
，他当时见“部队食盐十分困难，每元苏票只能买到三钱盐，而每块银圆可以买到四至
五斤食盐，为此，我就给机关、部队批了—百块现金（银元）去购买食盐，结果被扣上
了破坏苏票的罪名 ……在被关押期间不断受到审讯，有时还被吊起来拷问，日的是要
我们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50]。1934年5月，西江一县在“下半月短短的半个月中
，即捕获了几百名反革命分子，只判处死刑的即有二三百名（城市区在红五月中共杀了
三十二名反革命，破获了AB团、暗杀团、铲共团、社民党、保安会的组织，共捉了四个
暗杀团长、两个AB团长、数十名连长、排长、宣传队长等）”[51]。如此众多的形形色
色的“反革命”和反革命组织集中出现在仅有数万人口的小县，这本身已极不正常，而
这种做法还作为正面典型受到鼓励。肃反扩大化的问题，正如张闻天所反省的：“一些
地方，赤色恐怖变成了乱捉乱杀……对于肃反中的恐怖主义，那更是没有人敢讲话，因
为恐怕批评这种倾向时，人家就会把他当作反革命的同道者看待，而性命难保。”[52]
由于不能正确估计-力量对比，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左”的做法
无孔不入。对待干部“普遍的只讲成份，不讲工作，只要是出身坏，不管他有怎样长久
的斗争历史，过去与现在怎样正确执行党与苏维埃的路线政策，一律叫做阶级异己分子
，开除出去了事。”[53]尤其是知识分子在革命阵营中受到歧视，1933年5月，中央苏
区开展红五月征收党员活动，一共征收党员20254名，知识分子党员仅40名[54]。具有
很高革命热情又具理想精神和专业素质的知识分子党员不能更多进入党内，对中共干部
队伍及政权建设都是很大损失。在对待逃跑群众问题上，一些地区也采取过火的打击政
策：“五六两月发生的许多干部和群众逃跑的严重现象，甚至东坑乡主席竟敢带枪反水
。后来想了许多办法，把逃跑群众争取了二十多名回来，而后区苏又把他们全部捉起来
关禁闭，吓得逃跑群众不敢回来。”[55]
在“左”的方针指导下，高指标和-威胁相结合，各级政权形式主义和强迫命令成风，
进一步伤害了群众的感情。在公债销售和粮食收集中，苏区群众曾表现出很高热情，尽
力支援红军和苏维埃政权，但苏区毕竟地域狭小，物质资源有限，经过税率提高及多次
借谷、公债认购后，地方供应已十分艰难，而苏维埃中央在战争形势下，仍不断推出高
额公债及征粮指标，且常常以机会主义、动摇倾向指责没有完成高指标者，造成各地为
完成指标而强迫命令。瑞金、长胜等地都发生农民因缴不起粮食而自尽的事，“引起中
农的恐慌与一般群众的不满”。[56]信康县牛岭区工作人员拿公债“挨屋挨户去摊发，
使得群众不满意……少数落后的贫苦工农分子，跟着富农去反水。”[57]如当时中央所
总结的：“群众逃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苏维埃政府领导上的错误。我们许多区乡苏
维埃的工作人员，不论在推销公债，扩大红军或收集粮食方面都采取了严重的摊派与强
迫命令的办法，任何宣传鼓励、解释说服的工作也没有。”“坐禁闭，罚苦工，差不多
是这些工作人员对付群众的唯一办法”[58]。固然，基层工作人员素质、水平不高是导
致强迫命令的直接原因，但“左”倾中央本身脱离实际的指导其实也难辞其咎。
充分反映“左”倾中央片面追求高指标、不切实际领导作风的是扩红运动。由于苏区人
力有限，合理调配人力十分重要。早在1933年初，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曾提出：“机
械的规定……要扩大多少红军，这是不好的”，强调：“地方武装顽强的斗争，对整个
发展的配合与对主力红军行动配合的力量，胜过出三百红军送到前方的主力。”[59]这
是针对根据地实际并集数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经验之谈。但罗明的建议被作为“罗
明路线”受到猛烈批判，大规模扩充主力红军的行动有增无已，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
中旬扩大红军达到11.2万多人[60]。巨大的人力需求和苏区人力资源形成极大反差，为
完成高额的扩红指标许多地区不得不采取强迫的办法，有的地方“不去当红军的就封他
的房子（瑞金云集区有个乡苏封了不当红军的十人家）”[61]，胜利县“硬要全体干部
去当红军，结果‘你不去我也不去’，以至走到‘连干部都上山躲避逃跑甚至个别的自
尽的严重现象’”[62]。万泰县“冠朝区在一个会议上强迫一个反帝同盟主任报名，不
报名就罚苦工当伙夫，第二三天就跑了一批。某一区在一个会议上关起门扩大红军，结
果二十几人都不见了。”[63]强迫扩红的结果，既不能保证红军的质量，也难以稳定队
伍，“长汀模范团因为是被欺骗加入工人师，到瑞金集中时只剩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开
小差走了。”[64]“西江庄埠五一报名一O四名，逃到白区去三十余名。”[65]
随着反“围剿”战争的进行，苏区不断被压缩，人力供应更形困难，而“左”倾中央还
是一味要求大力扩充主力红军。1934年9月，面对苏区日益缩小、人力已基本耗竭的状
况，仍提出一个月内扩充3万红军的目标。[66]面对这样奇高的指标，基层为完成任务
，除强迫命令外实在难觅他路，而这更加剧了群众的对立情绪，逃跑现象有增无减，在
红色首都瑞金已有“群众大批逃跑，甚至武装反水去充当团匪，或逃到白区去。瑞金河
东区和长胜区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67]为躲避扩红，于都新陂区密坑乡“精壮男子
完全跑光了”[68]。扩红运动中发生的种种极端行动造成干群间关系的严重紧张，瑞金
白鹭乡“二十余名模范队员举行反动暴动，捆去区委人员三个，杀伤一个”[69]。宁化
县群众除以逃跑表示消极对抗外，还有公开反抗的行动，以致上级派出的突击队“吓得
不敢出乡苏门口”[70]。盲目扩红，既削弱了地方武装，使红军不得不独任巨艰；又自
毁长城，损害了苏维埃政权与群众的关系，实在是得不偿失之举。
1933—1934年苏区出现的群众集中逃跑现象，是在“左”倾错误影响下发生的。查田运
动、肃反、发行公债、借谷及扩红运动中的一系列错误造成了苏维埃政权与群众间的紧
张关系。当时“左”倾中央领导人缺乏在政权、集体、个人间寻求利益平衡点的意识，
一味强调无条件服从，夸大思想斗争的作用，推行“残酷斗争”，使苏维埃政权的群众
基础受到很大破坏，最终无法挽救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命运。
三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长征到陕北后，随着中共在失败的痛苦借鉴中认真反思，
加上-国际对中共指导更强调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各项政策开始逐渐摆脱“左”
的影响，向着更实际、更符合民众利益、更能团结多数人的方向迈进。早在1935年9月
，红军总-部发出的新苏区工作指示中就强调：“发动群众首先重的是保护群众的利益
，争取群众的利益，要群众参加斗争，群众首先他就看是否对他自己有利益。”[71]这
一文件将群众利益作为工作重心的观念和苏区中后期的-高调有明显的区别，体现着中
共新领导的务实思路。指示还强调：“必须立即建立新的秩序安定群众的生活，恢复各
种生产和商业，建立有秩序的新的生活。必须立即采取改善群众生活的具体办法……群
众生活改善愈快，则群众接近苏维埃也就愈快。”[72]这一指示似乎预示中共即将开始
的政策转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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