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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9656 | 1 ◇ 逃离旋涡
走出峡谷后的长江并没有以一泻千里之势划出一条笔直的河道，而是仿佛被突如其
来的自由弄得不知所措，在坦荡的平原上恣意地迂回和旋转。
第四天，在接连几个急转弯后，汉口码头周围的建筑终于隐约可见。
在汉水和长江汇合处的江面上，百舸争流，汽笛声声，依旧可见九省通衢的气派，
但融合欧洲古典建筑风格的江汉关大楼似乎已失去了往日的风采。据说，顶上的大钟除
报时外，每隔一刻钟会奏出英国“威斯敏斯特钟曲”的主旋律，肃穆而神圣。但我不记
得在等待下船时是否听到过任何旋律，在文革的暴风骤雨中，这支带有西方色彩的钟曲
应当已经停奏或被《东方红》乐曲所取代。
从辛亥革命武昌首义起，武汉三镇多次成为政治旋涡的中心。蒋介石叛变，大革命
失败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曾云集武汉，让这座城市又重温了一次“中心”的
美梦，虽然短暂，倒也喧闹过一阵。
一九六六年九月底的武汉，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已经冲过江边的堤坝，涌向城中每一
个角落。虽然是照样喧闹，但它要再次成为旋涡中心，还得再等将近一年的时间。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这喧闹终于到达了它的顶点。史称“武汉７２０事件”的
发生使这座城市再次成为旋涡中心。当持枪的大兵和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的群众包
围东湖宾馆时，毛泽东穿着拖鞋逃离宾馆内的“梅岭一号 ”别墅，差一点成了“西安
事变”中逃离华清池的蒋介石。在喧闹的旋涡向外延伸、扩展后，全国各地出现了更加
惨烈的武斗局面。
当我们下船走到街上时，只见到处都是“南下一小撮滚回去”的大标语和熙熙攘攘
的人群，伴随着高音喇叭的吼叫声和激昂的革命歌曲。旋涡的形成已端倪初露。
如梦如醉的“长江三日游”结束了，我们又回到了文革的现实之中。
我们并不知道这座城市发生了什么事，但被勒令滚回去的“一小撮”肯定是指南下
串联的北京学生，这意料之外的见面礼让我心惊肉跳。
文革期间每听到“一小撮”三个字我都会觉得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在一所中学住下后，我蛰居屋中，而姚永宁外出侦察“敌情”。很快，我们便对当
前的形势有了一些了解。
“红八月”后的北京。当我们在重庆和长江三峡“流窜”时， 借助于党的八届十
一中全会批判刘少奇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契机，另一股以大学生中的平民子弟
为主体的红卫兵组织正在北京各高校崛起，如清华大学的井冈山兵团、北京地质学院的
东方红公社、北京师范大学的井冈山公社和北京航空学院的红旗战斗队等。这些新成立
的学生组织虽然沿用“红卫兵”的名称，但和尚未退出舞台的清华附中等各中学“老红
卫兵”已分道扬镳。随着大批老干部被打倒，“老红卫兵”们振臂一呼“造反有理”后
，很快变成“保爹保妈”派。
在我们到达武汉前，两股红卫兵人马借着全国大串联之机云集这九省通衢之地，双
方正在激烈较量之中。
在京城名不见经传的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赵桂林，因为传递了北京高校批判“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的经验，炮轰湖北省委，而在武汉市声名大嘈。
当时，这种“北京一条虫，出去一条龙”的现象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这些由“虫
”变成的“龙”在各地大造其反，炮轰各级政府机关和领导，加速了天下大乱，并使得
大串联日后大背恶名。
当然，这也正是毛泽东的浪漫之处，他要通过天下大乱来达到他心目中的天下大治。
当武汉的学生在赵桂林的鼓动下在省委门前静坐，高喊“打倒 湖北省委”的口号
时，老红卫兵们出于他们先天性的政治敏锐站到了湖北省委这一边。大名鼎鼎的清华附
中红卫兵领袖卜大华和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明星”宋要武亲赴武汉，力挺湖北省
委和省委书记张体学，并严词谴责南下学生中一小撮“狗崽子”反对共产党的“混蛋”
行径。
宋要武，原名宋彬彬，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上将的千金。她因在天安门城楼
上为毛泽东带上红卫兵袖章而名扬天下。
众目睽睽之下，她尊毛泽东为红卫兵的红司令，毛以革命不能文质彬彬为由赐名“
要武”。
皇恩浩荡，普天同庆。“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老红卫
兵们用铜头皮带演绎了“要武”的真缔。
放牛娃出身的张书记也是个性情中人，而且显然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以至于在
大会上控诉赵桂林时涕泪纵横。
老革命和老革命的后代在武汉组成了“神圣同盟”，共同对抗毛泽东的“革命路线
”。
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见到的都是秀才哭诉封疆大员。金圣叹主演的“秀才哭庙”
一案便是几千名秀才一起哭诉江苏巡抚朱国治。
毛泽东在延安看了京戏《逼上梁山》后写信给编剧说：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
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合，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
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因了毛泽东的这段话，“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成了文革中的时髦用语。
封疆大员哭诉秀才一例也算是文革对历史的再颠倒。
在尘埃落定后的今天，我们当然知道最后的胜利属于张体学和宋彬彬们的“神圣同
盟”。湖北的老百姓至今还怀念着张体学这位“布衣省长”，可见他当年的政绩并不属
于打倒之列。但在记载历史时，却不能因此而“宜粗不宜细”地否认当时赵桂林之流炮
轰湖北省委的作为不过是响应了伟大领袖毛泽东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号召而已。
赵桂林之流归属于后起的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或因文革
初期被工作组或各级党组织打成“反革命”，或因追求真理而投身运动，但在毛泽东的
文革理论指导下和中央文革的操纵下，他们很快成为全国各地揪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当权派”的主力。在文革结束后，他们连同那些跟着造反的工人被统称为“造反派
”，其头面人物因乱党、乱军和武斗等罪名受到了清算。
清算当然是必要的，特别是对那些“官愤”极大的造反派头头，不关不足以平官愤
。但这类审判往往因要维护毛泽东的威望，对他们的反革命犯罪情节“宜粗不宜细”后
显得有点滑稽。
那些最早呼喊“造反有理”，制造“红色恐怖”的中学红卫兵的头面人物因为很快
被迫退出文革舞台和有着显赫的家庭背景，在文革后倒是个个身居要津。
这种命运的反差除了因为家庭背景的不同，还和彼此“造反”的对象不同有关。同
文革中历尽磨难的“当权派”们相比，在中学红卫兵制造的红色恐怖中受难的人或死去
的冤魂不过是些无足轻重的人物，无非是“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狗崽子”罢了，至
多也就是一些中学校长和普通教师而已，如北师大附中的女校长卞仲耘。
文革后，小人物受难的故事自然被列为文革题材，被“宜粗不宜细”的筛子筛选掉
了。老红卫兵们早已不约而同地遗忘或自愿放弃了他们当年的丰功伟绩，也就不需要他
们再“说清楚”了。只有那些海外的学者和非学者们至今还在不识大体地去追寻这些“
红色恐怖受难者”的亡魂，诉说着“我虽死去”的冤屈。并在对比两类红卫兵不同的命
运后，不时提出一些关于历史真相和历史是否公正之类的学究式疑问。
和官愤相比，民愤有时是无足轻重的。
赵桂林之流当然无法预见他们日后的命运，在一九六六年九月那段日子里，他们正
陶醉于自己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勇行为”。我未曾见到或不记得那些火热的场面
，留在我记忆中的唯一镜头是赵桂林坐在窗前埋头读着毛选。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您有方向，黑夜里想您照路程。”
当青年学生唱着井冈山时期的民谣，在各地省市委大楼前静坐示威大造其反时，他
们天真地以为自己就像当年革命根据地的老百姓在追随毛委员闹革命。
两军对垒，武汉三镇气氛紧张，街上到处张贴着通令，要求逮捕赵桂林。南下的“
虫”们已成众矢之的。卜大华和宋要武声名显赫，金口玉言，他们口中的“南下一小撮
狗崽子”被温文尔雅的武汉人简化为“南下一小撮”。
“狗崽子”不用当了，但“滚回去”还是必须的。
真是冤家路窄。我为躲避中学红卫兵的追杀而逃离北京，却又在这里撞到了他们鼻
子下面。
尽管我们和赵桂林等北京学生素不相识，也未参与他们任何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活动
。但倘若我被人发现，绝对会坐实南下学生中有一小撮“狗崽子”和“混蛋”的指控。
当面临落网的危险时，连毛泽东都选择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和姚永宁自
然也只有出此下策。两天后我们便逃离了旋涡中的武汉。
临走之前我们匆匆去长江大桥合影留念和寻访武汉大学所在的珞珈山。这珞珈山也
是我少年时代梦中的绿洲，而且也是起因于书中一句十分平常的话：“珞珈山的春天是
迷人的”。
但一九六六年秋天的珞珈山并不迷人。仅仅一个月前，武汉大学校长李达被迫害至
死。这位中共一大代表临死前的哀求之声：“主席，我有难，请救我一命。”一定让山
河失色。
珞珈山笼罩在惨云愁雾之中。
当年，李达和他的夫人在上海、南湖两地奔波，为中共一大找到了开会的场所。但
在他临死前，却连求一治病的场所而不准。
国家主席刘少奇三年后在开封惨死的照片日后也让世人不胜唏嘘。党内斗争弄到这
种惨烈的地步，恐怕已是天理难容了。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在评论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白皮书时说：“阶级斗争，一些阶
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来的文明史。”
在我看来，中国的文明史更像一部“不文明史”，是整人整过头走向反面的历史。
蒋介石企图将共产党人斩尽杀绝，结果自己逃到了一群小岛上，毛泽东将一大批“
右派”、“走资派”搞得家破人亡，结果自己也几乎成了孤家寡人。
文革中此起彼伏的各派政治力量也无不都在反复地验证着整人整过头而走向反面这
一真理。
蔡州褒信县有道人善棋，凡对局，率饶人一先，并有诗云：“自出洞来无敌手，得
饶人处且饶人。”下棋如此，或许玩政治也应当如此，得饶人处且饶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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