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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95 | 1 “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控制(续二）
关于“大跃进”时期对社会的控制，笔者在《公安工作“大跃进”》一文
（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中已经做了详细记载，这里再作一些补充。
1958年，按照经过毛泽东批准的公安工作计划要点，为了总路线、大跃进和
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发展不受干扰，要求公安机关“把应该逮捕的人逮捕起
来，把应该拘留的人拘留起来”，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下达捕人计划指标，
对那些反抗抵制人，和暂时没有反抗、抵制而将来有可能反抗、抵制的人，有可
能犯罪和潜在犯罪的人，统统关进看守所、拘留所、劳教队、集训队，不让他们
有反抗的机会。拘、捕人不再是政法机关一家的事，党委、政府、人民公社甚至
生产大队领导人都有权决定捕人、抓人，公社也可以组织劳改队。所以1958年到
1960年三年时间，安徽仅公安机关正式拘捕的人就有17万多人，集训、劳教了20
多万人，比1950年到1953年大“镇反”抓的人还要多。县里、公社、生产大队自
己办的劳改队抓的人，比这还要多得多。比如定远县，不仅县里私设劳改农场，
公社、大队也有小劳改队；全县23个公社中，就有13个公社设了劳改队，先后劳
改了2160人；县劳改队劳改了4023人，死在劳改队的就有1280人。这种无法无天
的随意关押人民群众的行为，成了“大跃进”时期进行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
“大跃进”时期对社会进行控制的第二个手段，就是对那些出身好的农民，
因抵制人民公社、抵制“大跃进”、抵制共产风、抵制吃食堂等等行为，给他们
戴地主、富农帽子不合适，于是就给他们戴上“新生的反革命”和“坏分子”帽
子。仅据萧县、砀山、五河、凤阳、无为五县在1979年摘“四类分子”帽子时统
计，就有3.7万多普通农民在“大跃进”年代被戴上“坏分子”帽子的。据安徽
省公安厅1954年统计资料，安徽省一共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33.7万多人（
那时还没有“坏分子”罪名。1956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革命分子
和其他坏分子解释及处理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把“政治骗子、投敌叛变分子、
流氓分子、品质极端恶劣的蜕化变质分子”定为“坏分子”范畴，从此才有“坏
分子”这个罪名）。到1958年底，地、富、反、坏分子扩张到71万多人。这就意
味着在合作化、“大跃进”运动中给38万人带上“四类分子”帽子。这些被打入
另册的人，在农村任人宰割，也是饿死最多的群体。到1979年中央决定为全部“
四类分子”摘帽时，安徽只剩下29万多“四类分子”，这就意味着死了42万“四
类分子”。绝大多数是在“大跃进”时期被整死、饿死的。
“四类分子”在农村是专政对象，反面教员，谁都可以任意欺辱。他们的家
属子女也受到种种歧视。为了不被戴上“四类分子”帽子，成为专政对象，农民
即使有满腔怨恨，也只好隐忍。但是，铤而走险者并不鲜见。1958年8月14日，
公安厅发出《关于当前敌情和打击措施的意见》中说：“破坏农业合作化案件逐
渐增多，仅5至7月，就杀死、杀伤社队干部41人。”11月5日，公安厅向省委汇
报的“敌情动态”上说：“阶级敌人仍然不断进行破坏活动，主要表现在：一，
造谣。利用部分群众不明政策和落后心理，大肆造谣说：人民公社化就是一切财
产都要归公（一点也不造谣，完全是真实情况——笔者），以致一些地方群众把
家禽家畜统统杀掉，有的砍光自留地里的农作物（这也属于敌情动态，是阶级敌
人进行破坏活动，要打击——笔者）；二，凶杀。全省7至9月共发生64起，其中
有对社队干部不满杀害干部的15起15人；三，纵火。全省7至9月共发生针对人民
公社纵火34起；四，投毒。7至9月，针对人民公社食堂投毒的12起。”
1959年、1960年这类案件继续发生。仅1960年12月到1961年2月两个月时间，
全省发生哄抢、盗窃国家粮库粮食事件847起，损失粮食、山芋180万斤。据对淮
南、芜湖、马鞍山三市和和南陵、六安等13个县调查，参与哄抢者5495人，都是
普通农民，都是因为断炊、断粮，家里都有饿死的人。1960年12月27日一天就发
生抢粮28起，在抢粮过程中杀死干部和仓库管理员26人。作案者全是农民。有个
别“四类分子”被逼急了，也要反抗。1960年1月4日，霍邱县河口公社一个生产
队长，到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刘某家搜查粮食，刘一家四口一起动手，将
他捆绑，然后将其杀死。刘家原有7口人，已经饿死3口。这个生产队长还要去他
家搜查粮食，把他们惹急了。刘某夫妇被判死刑，另2人关押期间死在看守所。
这一户人家死绝了。
“大跃进”时期对社会控制的第三个手段，就是把社员死死控制起来，让他
们无可逃遁。按照“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原则，让他们从
事农业生产、大炼钢铁、兴修水利，干部严格管理，劳动场所有民兵看守；有的
地方男女分开住宿，夫妻不能过正常生活，稍有不满者，即遭到批斗，甚至戴上
“反革命”、“坏分子”帽子，或送到劳改队。公社社员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行
动自由。公共食堂普及后，社员家里锅碗盆勺被没收，或拿去炼铁，稍有反抗行
为，动辄不给饭吃，逼得他们不得不就范。也有被逼急了铤而走险进行犯罪活动
的。仅1959年8月到1960年1月，安徽省就发生食堂投毒案46起，有17人中毒死亡，
公安厅为此发过3次通报，要求保卫人民公社食堂安全。另外发生9起凶杀案件，
社员饿极了，到食堂抢饭吃，遭到阻拦，杀死15位公共食堂管理员、炊事员。
“大跃进”时期对社会控制的第四个手段，就是广设收容审查站，把逃难的
群众拦截、遣送回来，不让他们有逃生的机会。
从1958年到1960年底，国务院、公安部先后发出4次通知和1次电话会议，要
求全国各地，做好收容遣送工作，不要让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
等大城市，影响国家形象。安徽省委、省政府、公安厅，发过6次通知，1次电话
会议，提出严格要求，对此项工作抓得不力者要受处分。这样，安徽就在全省城
乡、边沿结合部，先后设立100多个收容遣送站；全省公安派出所随时发现外流人
员随时扣留，送收容审查站收容遣送。据38个县市不完全统计，三年中先后收容
遣送40.8万人。有的人被收容后，没有立即遣送，而是给收容单位干活、做苦力。
被收容的人吃不饱饭，还要做重体力活，加上打骂、虐待，不少人死在收容遣送
站，而没能回家。仅宿县1960年在收容审查中就扣押3005名外流人员，长期不放，
无偿劳动，死在收容所的237人。1960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安徽省委
转来一封“探亲记”的人民来信，反映他1960年10月9日到合肥探亲，被合肥市胜
利路派出所莫名其妙抓进收容所，尽管他百般说明自己是来探亲，而且提出亲戚
家庭住址、门牌号码，收容所就是不放人，直到11月8日，他才趁看管人松懈，逃
跑出来。接到中央转来的信，引起省委、公安厅重视，派专人到合肥收容遣送站
检查，据对照花名册的24300名被收容审查的人员了解，有6527人不该收容，占总
数26.8%（其实99%都是不应收容的——笔者）。其中有2314人是外出必须路过合
肥的，1950人是到合肥探亲访友的，809人是到合肥看病的，554人是到合肥购物
的；还有的人就是合肥市的机关、学校职工、学生，因晚上看戏、到澡堂洗澡回
去较晚，被当做外流人收容审查。大蜀山收容点对不服收容、申述理由的人进行
体罚，打死3人，非法没收被收容人员现金2537.53元，金戒指8个，公债券50元。
除了收容审查外，安徽省对社会控制还有一条“死招”，就是不断地搜山，
把人民群众为了活命的一线希望也给掐断了。安徽省西部和南部都是山区。在饥
饿、死亡面前，不少人逃往山区，去找野生动、植物充饥。省委指示公安机关，
要不断搜山，把逃亡的“地富反坏”抓回来接受改造。1958年5月，徽州地区8个
县抽调2800人次，进行搜山行动，查出6700外流人员。1958年7月12日省公安厅
向省委报告说，1月至5月全省36个山区县共查出外流人员25613名。7月19日公安
厅发出简报称：据15个山区县市统计，在198个乡镇，71个（边沿）结合处，11
个新建村，76个山凹，115个山洞，查处外来人员72817人，其中有地富反坏分子
2914名。
1960年安徽人口大量死亡，政府不是想办法救人，而是兴师动众，继续组织
人员大规模搜山。4月1日，“皖南地区第一季度清山（搜山）工作总结”称：“
共组织基层干部、民兵、治安积极分子等60余万人，计搜查山头448个，山洞2426
个，山洼7607处，山冲447处，孤庙417处。”动用这么多人，“战果”如何呢？
“扣审反坏嫌疑分子1606人，经查实有地主23人、反革命12人，盲目外流人员300
余人。”
出动60余万人次，搜查出所谓1000多“反坏分子”嫌疑人，结果只有23个地
主，12个反革命，他们没有现行破坏活动，为了活命，为什么不能到山里找活路？
而那1000多群众不是饿急了，谁愿意到深山老林去风餐露宿？
“大跃进”时期安徽饿死了那么多人，同不断进行以“镇压反革命”为名而
野蛮进行社会控制，密切有关。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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