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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57 | 1 许家屯香港回忆录：“六四事件”风云
大中小2014-10-09 07:03:12
多维历史
许家屯，生于1916年，原名许元文，江苏如皋人，抗战期间参加革命。曾任中共江苏省
委第一书记、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是中共第十一届
、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四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全国人大
常委。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他默许当时中共驻港机构支持学运。北京宣布戒严后
，《文汇报》以开天窗形式发表社论，刊登“痛心疾首”四个大字，对香港社会产生巨
大冲击。1990年4月，他获悉自己将被整肃后经《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安排出走美国
。1991年被开除党籍，并撤销全国人大常委职务。1993年著有《许家屯香港回忆录》。
以下是该书前言和第十四章“六四”风云。
许家屯（右）与杨尚昆关系不错
前言
我一向对写回忆录兴趣不大，总感觉到自己满意而又可供别人欣赏的事不多。对有些熟
人写的回忆录，自夸自大，“虚报冒领”他人成就为自己有的行为，更为反感。可是，
现在变了，要写回忆录了。
鬼使神差，临退休之年，碰到所谓“六四”事件，被卷入地方官原可置身事外的宫廷之
争。一个五十多年忠诚的共产主义的信徒，“旅游”到资本主义美国“休息”。这对中
国共产党，对我自己，都是极大的讽刺！本来想到想不到、更极不愿见到的事，竟成为
现实……。
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退休后，曾关心地对我说：“我已安全降落。你呢？”他
可能已经预感到什么，促我早日觉悟。现在看来，我的悟性太低。
不少朋友，一再鼓励我把在香港任新华分社社长和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书记六年七个多
月的经历写出来，“不发表也可以，作为历史资料存起来”。反复考虑了近一年，到九
一年四月，我才下定决心，写！（但先写了关于试论和平演进那篇文章。）
决心写的原因有二：一、留点资料，作为历史见证，供人参考；二、暂时由江泽民、李
鹏掌权的中国共产党开除了我的党籍，一时间回不了大陆，为稻梁谋，换点稿费。
我所顾虑的是：手头没有资料，全凭记忆。对于自己经历的事情，还可以说得比较具体
；但北京中央方面的文件引证，则全无可能。既然是为了提供参考资料，自然要力求准
确。但在我的现实情况下，有时很难做到。好在我是作为当事人提供的第一手资料，相
信尚有一定历史价值。在热心朋友的帮助下，我翻阅了大量的香港报刊、杂志、书籍的
有关内容，借此刺激回忆和增强准确度，总算整理出了往事的头绪，增加了信心。
我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开会不做笔记，平生没有写日记。凭脑子，记“精神”，是优
点，也是缺点。对于时间、地点，我一向大而化之，以为不具“精神”因素，不储入记
忆元件。现在要用了，可就“抓瞎”了。我只能做到力求准确，但错讹之处很难避免。
为此，若有研究者或读者发现错讹，并不吝赐教，我将万分感激——不，是十二万分的
真诚感激！
回忆录围绕中国收回香港问题的当代时间、人物，是正在进行和发展的极为敏感的话题
，感兴趣的人会很多。其中内容关系到多个国家——主要是中英两国——和地区的利害
，事件层叠，充满矛盾，冲突不断，有关各方见仁见智，各执一辞。作为曾经处于这一
历史漩涡中心的当事人，我在回忆错综复杂的香港问题时，必然要涉及种种利害、矛盾
、冲突，同时也极易引来各式各样的评论乃至抨击。而对于我的回忆录不管来自哪方面
的批评，我都欢迎。“闻者足戒”，这一点，毛泽东没有说错。
为求真实，我已将荣辱置之度外，既不轻易改变原来的立场，也不会为任何压力或迎合
某种观点而故作曲笔，相信历史自有公论。惟文中对某些中共党内及香港社会人士或有
不便之处，则故隐其名。再一点要说明的是，当时我所主管的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的工
作范围虽然也包括澳门，但一来我们授权给澳门分工委相当大的自主权，一般事务港澳
工委很少过问；二来为集中精力写好香港问题，故回忆录中对有关澳门部分略过不表。
这两点还望读者鉴谅。
回忆录的立足点是中国共产党收回香港的方针、政策：到一九九七年如期收回，收回后
在香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从共产党执行此
方针、政策的基本情况看，有矛盾，有反复，但基本一致。全文围绕三条线索展开：中
英两国的合作与斗争；香港各阶层的反应与中国领导层的对策；针对香港问题中国共产
党内部的矛盾和分歧。
香港有人评论我是“党性坚定、思想开放的共产党人”，是褒，也是贬。在他们看来，
许某人似乎集矛盾于一身。不过，现在写回忆，还只能是这个立场，当然也稍有变化。
我已不是江泽民、李鹏掌握的共产党党员了，也不是所谓“党外布尔什维克”——列宁
式的党，列宁、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已为历史实践所扬弃（我认为，即使是邓小平，
关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也有了变化）。我是一个党外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
。我愿和中国共产党内外的志同道合者，共同摸索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的模式。
我对香港的认识，是逐步加深的。应该承认，现在仍待开拓。重新认识香港以及当代资
本主义，以为借鉴，是我自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以新华分社社长身分踏入香港后不久，
即萌生的想法，在港六年多一直为此努力。自我感觉：有收获，很不够。由此才产生退
休后在深圳继续研究的设想，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未果。如今鼓起勇气写回忆录，
亦有贯彻初衷之意。
我在回忆录中对香港前途仍保持一贯的乐观态度。今后会不会发生变化，当视未来北京
领导层是能适应形式发展的弄潮手，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盲动者而定。如是后者，小
倒退、中倒退、大倒退，都有可能。但我坚信，倒退不仅港人不容，全中国人民亦不容
！故而总体来说，我对香港前途还是乐观的。文中对我退休后香港形势的发展，也做了
粗浅的评述。一方面是难以忘情，另一方面也是聊表赤子之心，希望有助于香港的平稳
过渡，常保经济繁荣，民生幸福，民主进步。
第十四章 “六四”风云
一九八九年一月，方励之致函邓小平，要求大赦、释放因西单民主墙被捕的魏京生。二
三月中，国内一些著名的文化界人士，以及一批第一流的自然科学家，分别联名写公开
信，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中央的主要负责人，表示支持方励之的建议，提出一系列民
主要求：改革政治体制、释放政治犯、取消以思想定罪等等。
这些人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还有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在国内外引起强
烈反响。海外不少著名的知识界、科学界人士纷纷呼应，发起签名支持运动，中国的政
治气候大有山雨欲来风啸满楼之势。我在香港也强烈地感觉到，一场政治风波即将来临。
我要新华分社的宣传部门收集，并整理香港和国际社会的反应，开始采取每天通过新华
社（小分社）的传真，向中央、国务院提供外界的信息，供他们参考，以期在处理这一
事件时，能注意外面的反应。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北京大学生开始走上街头，到四月廿二日，胡耀
邦追悼会那天，数万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并派了三名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前跪下，要
求中央负责人接见，可是中央没有一个人去见他们。我和新华分社几个副社长在香港电
视上看到这一情况，大家都认为这样处理不当，赵紫阳和李鹏为什么不可以出面见见学
生？自己不见，可以派个秘书去见；全然不顾影响，让学生跪几个钟点，实在无法理解
。学生是出自爱国，出自对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有什么可怕，共产党的领
导人为什么怕见群众，怕见学生呢？对于中央负责人这种脱离群众的做法，我们很不以
为然。
北京学生从游行请愿，发展到天安门静坐，从要求中央领导人接见，到要求和中央领导
人对话，都没有得到北京领导人及时适当的处理，形势发展日趋严重，外界反应强烈不
满。我忧心如焚，专门将香港记者在北京摄录，在香港播放的北京学运情况的录像，以
及香港传播界的反应，专人送给赵紫阳及中央办公厅，希望引起他们的注意，早日妥善
处理。赵紫阳看了之后，对去人的表示，比他在北京当地了解的情况要多，要求陆续给
他送去。
四月廿三日，赵紫阳离开北京去北朝鲜平壤访问。第二天，李鹏就召集和主持政治局会
议，会上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北京学运的情况，他们
扩大情况，甚至歪曲、谎报事实，使会议得出结论：学生运动是“有组织，有计划，以
反党反社会主义为纲的严重政治斗争”。会后，李鹏向杨尚昆表示要向邓小平汇报。四
月廿五日，邓小平见了杨尚昆、李鹏等人，邓听取汇报后，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和政治局
会议对学生运动的定性。
李鹏在邓小平表态后，连夜就通知北京市党政机关传达邓小平的讲话和政治局会议的决
定，并发电报通知各省市党委。他并要求胡启立组织《人民日报》撰写社论，第二天，
即四月廿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公开声称
学生运动“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同一天，北京和上海分别召开党员干部万人大会，号召全
体党员投入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我得到消息后，感到很不对头。当时分析，确实有少数外国势力、反共势力介入学运，
甚至有的在后面对学运起了一定的操纵作用，但是学生运动是爱国的。把整个运动定性
为“动乱”，是把问题看严重了，对广大学生和市民来讲，是打击了一大片，这不符合
实际情况，也是极不策略的。
社论发表后，激起广大干部、群众强烈反弹。四月廿七日，北京市高校学生近十万人上
街游行，虽然北京市委已通过各组织，严令凡在行动上支持动乱者，轻则开除，调离工
作，重则逮捕法办，但学生游行时，仍然受到北京市广大市民、干部群众的热烈响应和
支持。“四二六”以前，学生运动矛头主要是对着李鹏的，社论发表后，情况就变了，
开始把矛头直接对着邓小平。一些接近邓家的高干子弟中传出，“邓小平被李鹏出卖了
”。学生运动的“升级”，迫使袁木、陈希同等不得不出面与学生代表“对话”，他们
坚持学生运动是“动乱”的僵硬态度，不仅未能使学运丝毫趋向缓和，反似火上加油。
五月十三日，数百名学生开始绝食请愿，第二天，绝食学生就数以千计，天安门、北京
市、全国都沸腾了，哗然了，不时传出有学生不支晕倒送医院的消息，绝食的学生还在
增加，甚至有的开始绝水，这种严峻的形势，才逼使李鹏出面，与绝食学生代表对话。
在电视实况转播中，李鹏摆出大首长的架式，居上凌下，看不到一点共产党做群众工作
的影子。尤其是李鹏一方面对学生代表讲：“无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
同学是在搞动乱。”一方面又拒不接受绝食学生的请愿要求，不愿意与学生代表进行实
质性对话，不肯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李鹏还表示，他会在适当时候说自己看法，实际
是宣布不会改变《人民日报》社论对运动的“定性”。对绝食学生代表继续进行威胁，
态度恶劣，令人实难忍受。我与新华分社内一些同仁看后，反感异常，认为共产党相信
依靠群众的传统，给李鹏全部丢光了。他不出来对话还罢，出来对话后，形势肯定将进
一步恶化。
仅隔一天，五月十九日夜晚，李鹏声嘶力竭地在北京党政军干部会议上宣布：学运是“
动乱”，要反击动乱，杨尚昆宣称已调动军队进京。赵紫阳没有出席这次会议。我感到
赵紫阳可能给撵下台了，局势将会急转直下了。
第二天宣布了李鹏签发的戒严令，激发了北京、香港声势更大的反抗活动，形势更加严
重。北京百万人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撤销戒严令，“李鹏下台”的口号响彻北京，连中
央、国务院许多部门都有人打着横幅参加了游行，声势空前。
香港市民这一时期一改过去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积习，发起爱国运动，绝大多数从爱国、
爱港，支持改革、要求国家进步、共产党进步出发，参加面之广，左、中、右各方都卷
入，从大资本家以至普通市民如“的士”司机、小贩都有。有几位中年大资本家亲口告
诉我，他们参加了百万人大游行，走了一段路程。李嘉诚在记者访问时，公开表态支持
学生爱国运动。有些大商场举行了“义卖”，将收入或利润捐出，支持天安门学生爱国
活动。满街的小商小贩，也纷纷自动举行同样的“义卖”活动。那一段时候，香港的爱
国洪流，席卷绝大多数香港人及香港每个角落，史所空前。
新华分社和中资机构绝大多数工作员工，也无例外地，自动卷进这一洪流，成为运动中
异常突出的一部分，在香港新华分社和中资机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早在天安门学运开始后不久，新华分社内、中资机构内，即开始有人参加社会上支持北
京爱国学运的活动；在新华分社内，还出现签名支持爱国学运的活动。
郑华是负责党务和组织工作的，他提议应予制止。工委讨论时，我讲：“不要叫制止，
叫劝阻，假如劝阻不成，那就随他去，不要强迫！”“部长、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
无论如何要说服他们不要参加社会活动，不要去签名。”
实际上，当时几乎所有的部长、副部长都已签了名，听到工委的决定后，大部分退出了
签名，还有少数几个人坚持不退，郑华问我怎么办？我表示，不退就算了，不要强迫。
这时，新华分社一些干部，不仅去参加游行，而且把香港新华分社的旗帜打出去了，徐
海宁还在跑马场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对这些，我也嘱咐，不要责备他们。我们还决定
，左派群众团体、左派工会可以去参加游行，可以打出旗号，领导人也可以公开出面参
加游行或其他活动，我认为，在香港当前这样规模的群众爱国热潮中，如果群众团体领
导人不参加，就会严重脱离群众，群众团体就可能瓦解，不瓦解也会大大削弱力量。主
动参与，方能保持和群众的联系。后来，发展到游行中有人喊出打倒邓、李、杨的口号
，我们决定左派群众团体不要喊这种口号，我们指出，这是过激行动。
对香港左派报纸《文汇报》、《大公报》等，我们也采取同样的方针，对他们的报导，
没有加以限制，让他们客观地报导北京学运的情况，以及香港支持学运的消息。对报纸
本身的言论，也没有进行限制，只要求他们少发一些。
李鹏下令北京市戒严后，五月廿日，副社长张浚生告诉我，《文汇报》社同仁准备以社
论开天窗的方式来反应，拟在两个词内择一使用，一个是“痛心疾首”，另一个是“夫
复何言”。报社同仁讨论后，多数人主张用“夫复何言”，张浚生考虑用“痛心疾首”
，征求我的意见。我知道不可能阻挡，虽然这种处理方式，可能后果很严重，我还是点
点头，表示同意，说：“你去处理吧。”明确地示意我赞成他的意见。
第二天，“痛心疾首”四个大字在《文汇报》头版社论栏出现，引起很大震动，北京很
恼火，李鹏要港澳办追查这件事，我要他们答复北京：香港不同于内地，我们会妥善处
理的。顶了回去。后来这件事发展成一次不小的风波，我将在后文再叙述。
从我个人情绪讲，看到香港市民群众这样热情地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看到香港空前规模
的游行、集会、募捐义卖活动，心情十分复杂。五月廿日以后，香港受台风侵袭，挂八
号风球，狂风暴雨中，香港各界人士仍在新华分社门口，通宵达旦地彻夜静坐，请愿唱
歌。我在十二层楼上的卧室，看着下面风雨交加，歌声、口号不断，心中百感交集。共
产党是靠群众运动起家的，以前，为了人民群众利益，领导他们反对国民党统治；现在
，反过来了，群众向共产党示威、提要求，共产党不仅不能满足他们，还要镇压他们。
面对这个我无能为力的场景，我无法入眠，看着楼下群众在风雨交加下，不顾一切席地
而坐，听着他们悲愤的歌声和呼喊，我眼泪止不住地直流。
一九八九年四月卅日，赵紫阳从平壤访问回国，第二天打电话给我，要我去北京。我立
即动身，并把香港传媒界反映这次北京学潮的许多材料、录像带，带去北京给赵紫阳。
五月三日，赵紫阳在中南海住宅内，与我谈了近两个小时。他一开始就问我对这次学生
运动的看法。我讲：“这是爱国的运动，是支持共产党改革的运动；有些人是期望改革
能更进一步发展，有些人是担心改革会停止，甚至倒退。”
我告诉赵紫阳，我五月二日到北京后，接触了一些人，了解北京的情况，支持学生运动
的人很广泛，包括广大的党政机关干部。社会上最积极支持学生的人有两种，一是个体
户，一是企业经过改革后的主管人员，这些人在改革中获得利益，担心政策改变，走回
头路。
我讲：“这次学生运动，可以看出有水平，口号相当策略，提拥护共产党，拥护邓小平
，一方面表达出多数人确是如此之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有人在帮他们出主意，我估计
可能是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一些年轻教师、研究人员，不排除某些外国势力，以及香港某
些反共势力的介入、参与，但运动的主导是好的。”
我表示，《人民日报》四月廿六日社论，称学生运动为“动乱”，激化了矛盾，我认为
这是极为不智的。我听说北京市的广大干部和市民都很震惊，多数人表示不同意社论的
看法，骂邓小平；也有人讲，邓小平上了李鹏、陈希同、李锡铭的当。据说李锡铭、陈
希同在中央政治局讨论时报告说，学生要暴动。陈希同甚至讲，给他五万军队，可以马
上镇压下去。看来邓小平听信了他们。
我提出：“还是应该疏导、分化，不能镇压，应该争取学生的绝大多数，把极少数反共
、搞破坏的人孤立起来。”
我还提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不能再犯错误了。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搞垮了，出
现了‘三信’危机。这几年靠了小平同志。现在不能把小平同志又搞垮了。”
赵紫阳听后，表示：“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他特别强调：“我们一定要维护小平同
志的威信。我愿意出面承担责任。我们要向小平同志说明真相，改变对运动的定性。”
赵紫阳说：“事实上，《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我也有责任，我在平壤，中央将社
论草稿发给了我，征求我意见，我表示同意了的。我不要常委负责，我愿意公开由个人
承担。”
他又说：“学生们要求廉政，反对贪污，惩治‘官倒’，反对特权，这些都是我们党提
出的，现在学生和群众支持，是好事嘛。我们要通过对话，对于群众提的要求，接受合
理的部分。我准备向常委建议，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来制止、杜绝这些弊端。”
赵紫阳讲了一些他的具体考虑，如反特权，首先要从中央做起，从中央常委做起，先取
消给中央常委的“特供”（指给予中央副总理以上干部廉价食品和生活用品的制度），
岁数大的老人，可以考虑缓一步。改革常委外出的专机、专列（专用火车）、警卫制度
，几位老人可以保留，新的常委要考虑轻车简从。
对高干子弟搞特权的做法，赵讲：“我准备写一封信，向中央表示，先调查我的子女，
如有问题，就接受国法处理；如有涉及我本人，一样。”他还表示，要建议召开人大常
委会来讨论、制定反贪污、反官倒、反特权的措施。
我们还讨论了其他一些问题，如：关于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的问题，我建议，长远来说
，要考虑金融改革，目前是否可以先提高银行利息，提倡储蓄，多吸收社会游资。
我们还议论到“学自联”和“工自联”的问题，即在传统的工会、学生团体之外，现在
有了学生、工人的自发组织，应如何看待？赵紫阳表示，我们不要怕这些自发组织，可
以让他们活动，参加选举。只要我们的群众组织能代表群众利益，不要担心有人竞争。
赵讲，现在主要的问题，一是争取小平同志能同意改变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二是要征求
常委们的意见，改变决议。赵紫阳说：“请你帮助一下，你和尚昆比较谈得来，请你把
我们今天谈的意见，特别是把外界的反应和你的看法告诉他，征求他的意见。如果他同
意，再请他去小平同志那里，争取小平同志改变对运动的定性。”
赵紫阳表示，他准备自己找李鹏谈。他估计在常委里面，乔石、胡启立会同意，主要问
题在李鹏、姚依林。
我义不容辞，接受了赵紫阳的委托。
回到寓所，我即刻和杨尚昆约定。第二天，我们在杨尚昆家里见了面，我把与赵紫阳谈
话的主要内容和想法，向杨尚昆讲了，杨尚昆很爽快地表示完全同意。杨还告诉我，他
刚从人民大会堂回来，听到了赵紫阳对亚银年会代表团团长和亚银高级官员的讲话，认
为讲得很好。也碰到乔石，乔也很赞许。赵紫阳这个讲话中，针对“四二六”社论中“
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的说法，表示：“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认
为学生游行的基本要求，“正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主张”。他还表示，要通过与各阶层的
对话，来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后来，我知道，赵紫阳的讲话在中央常委会上讨论过，是中共中央常委政治秘书，也是
赵的秘书鲍彤起草的。常委讨论时，姚依林曾提出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加进去
，赵解释了一下，表示在这样的气候下，暂不强调。常委们也都同意了。
杨尚昆对我讲：“我去同老爷子（指邓小平）讲，老爷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可以
听进去，也可能听不进。你告诉紫阳，让他先这样做，假如有责任，我是第一个。”我
告诉杨尚昆：“外面传说，这次不是赵倒，就是李下台。”杨尚昆斩钉截铁地讲：“一
个也不下，赵、李都不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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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57 | 2 与杨尚昆谈话后，我打电话告诉赵紫阳，他又约我当面细谈了我同杨尚昆谈话的情况。
赵紫阳告诉我，他也找李鹏谈过了。但是他没有讲效果如何。
当时，赵紫阳在“五四”纪念会，以及对亚银官员的讲话，党内反应很好，学生、社会
的反应也很好，以致我和赵紫阳对当时的形势估计都过于乐观。赵当时对我讲：“看来
，这次学生运动还可能推动改革。”这样，我就放心地回香港了。回港后，在工委会内
部传达了关于处理学生运动的基本方针（没有涉及中常委的有关情况），并讨论了香港
、澳门的有关方针政策，专门向中央做了正式的文字报告，以配合赵紫阳在北京的工作
，报告内容共有四点，基本上体现了在北京与赵紫阳的谈话内容。
五月十三日，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学生们开始绝食了，连续几天，加上国内外媒体的连
续报导、渲染，学生绝食的形势越来越紧张，有的学生甚至宣布开始绝水。
我专门打电话给赵紫阳、杨尚昆，建议处理学生绝食活动，不能再拖延了，是否准备几
百辆大客车，腾出医院，动员医生、护士和一部分工作人员，都穿上白大褂，在拂晓时
，几个人扶一个或抬一个，把绝食学生强制送往医院，再封锁天安门广场，进行对话活
动。我担心如果有学生因绝食而死亡，矛盾就会进一步激化。他们两人在电话中都讲这
是好主意。但后来我等来等去，始终没有看到行动。大概他们那时也无能为力了。
五月十五日，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戈巴契夫）访华，十六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戈氏
时讲：“今晚你还要同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见面，这将标志着中苏两党关系实现正常
化。”但到了晚上，赵紫阳却对戈氏讲：“你今天上午同邓小平同志的高级会晤，是你
中国之行的高潮，我想这样说，你同他实行了高级会晤，就意味着我们两党关系的恢复
，我们两党关系实现了正常化，所以，我们两党实现正常化不是现在，而是上午。”接
着赵紫阳又讲：“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一个正式决定，就是遇到最重要的问题，仍需要邓
小平掌舵。”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条消息，就对几位副社长讲，这个话讲糟了，他讲这个话也许是好意
，但这个时候讲这个话，邓小平要起误解的。
果然，北京传来消息，中央常委开会，邓小平不同意改变对学生运动的定性，赵紫阳辞
职了。但十九日凌晨，赵紫阳仍去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后来知道，十八日晚上政治局开
会，一直开到凌晨，否定了赵紫阳处理学运的意见，赵在会后即去广场看望学生，含着
泪讲，希望学生停止绝食，爱惜身体，并讲他去晚了，对不起同学们。
我在香港知道赵紫阳去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的消息后，因为新华社大楼门前也有日夜静
坐、绝食的香港学生，我就决定也去看望他们。
在现场，有记者问我对学生运动的看法，我讲，我完全同意赵紫阳总书记的看法。
当天晚上（五月十九日），李鹏板着面孔宣布北京市戒严。
五月廿二日，中央来电报，要我立即去北京。我估计是关于中央改组的事，即于廿三日
到北京。在机场接我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神色迥异于往常，很紧张。他告诉我，北京市
公安警察已不能执行任务，市面上由工人、学生、居民沿途设卡，查询行人车辆，遇到
政府、军队车辆，随时有被扣留的可能。因此，现在党、政、军、机关用车，车牌一律
都换用一般市用车牌。我们从飞机场去住处，为免麻烦，须绕道而行。这位副主任还告
诉我，中央已将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调来，来时为免麻烦，下飞机后伪装称是医生。我
问他，中央调江泽民来干什么？他回答说，“不清楚”，只听说已接管胡启立主管的宣
传工作。我因赵紫阳没有参加十九日的党政军干部会议，心里已有准备，也就不再询问
了。但我没有想到，江泽民会任总书记。
廿五日，杨尚昆在中南海毛泽东的游泳池一间休息房里见我。当时，他们把北京市的情
况估计得很严重，许多负责人都搬了家。杨尚昆、李鹏搬进了中南海，他们比邻而居，
一个住毛泽东的游泳池，一个住池旁毛泽东逝世时的住宅。在我等待他们召见时，我已
经知道，此行是属于中央“打招呼”性质，全国不少省、市负责人大多已来过北京，我
属于最后几个人，至于打的什么“招呼”，不用讲，也已猜出八九分了。
杨尚昆没有和我讲到五月四日两人谈过的话题。一见面，就解释：“常委决定，因为我
和你及几个人熟悉（杨尚昆没有讲是哪几个），要我出面谈话。”又说：“经常委决定
，赵紫阳已停职。小平同志讲，已经没有路可退了，才采取戒严，动用解放军平息动乱
。希望你理解，支持中央的决定。”
我当时十分难受，一时讲不出话来。半晌才讲：“动用解放军，千万不要流血啊！”杨
尚昆当即表示：“不会的，不会的。”并说：“几位老帅，徐帅聂帅，也是这样意见。
他们也向中央提了这样的意见。”又重复了一句：“不会的。”我便问：“谁当总书记
？”杨尚昆回答：“还没有决定。”随即又补充说：“中央还没有来得及考虑。”我立
即郑重地向杨尚昆说：“不能让李鹏当啊！”杨也肯定地回答：“不会的。”
在这样的问答过程中，我激动地流泪了。
杨尚昆又问了一些香港支援北京学运，以及驻港中方机构的情况，会见约二十分钟后，
他说还有事要处理，要我去见李鹏：“你去和他谈谈香港经济方面的情况。”我想，是
不是我刚才提过对李鹏的意见，他让我去见李鹏，缓和我和李鹏的关系？
我辞别杨尚昆即去见李鹏。李的秘书说李去国务院开会，要我坐一会，他通知李鹏马上
回来。我在会客室方坐下，李鹏的老婆朱琳出现，和我打招呼，说：“你们在香港辛苦
了。”摆出一副大首长架式，我反感地苦笑以答。坐下后，朱琳立即夸耀起她的丈夫：
“我家老李，坚持正气，不怕人家反对，这阵子很不容易啊！”又说：“学生闹得那么
凶，赵紫阳还去打他的高尔夫……。”唠唠叨叨，不可一世的乞丐。我百感交集，和她
一句话也没有说，沉默以对，她只好没趣而退。
李鹏一出现，还未坐下，便责问：“《文汇》、《大公》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发生
这样的事？”我直接回答：“这是受天安门影响。”没有再作解答。他大概也有所感觉
，当时也不好对我怎么样，转而以缓和语气询问香港情况，我便叙述了香港市民激烈支
援天安门学生运动的情况。李鹏听后，要我与港英政府交涉，让港英政府出面，对运动
进行限制。他又提出，要查明《文汇报》、《大公报》事件，严肃处理。我当即向李鹏
表示，“香港情况同内地不一样，处理方法也要有所不同。”又顶回去了。李鹏听后，
怏怏不快，再也没有表示意见。我没有再按照杨尚昆的要求，向他谈香港的经济情况，
我只是再一次向他提了关于海南洋浦特区的开发问题。前文已述，我这是受海南省委书
记许士杰之托，再一次希望说服李鹏能尽快批准海南省委的报告，李鹏也重复了他按项
目批土地的一套，推托过去。这是我和李鹏最后一次单独谈话，话不投机，不足半小时
，我就告辞了。
在北京宣布学生运动为动乱以后，姬鹏飞两次让秘书打电话给我，向我“建议”（他大
概知道我对运动的倾向），处理香港有关学运的事务按李鹏决定的三条指示：一、北京
的学生运动是一次动乱；二、对机关干部和工人要进行正面教育，不参加支持学生的街
头活动，一发现情况，就要严格说服和制止；三、要坚持工作，坚持生产。
我们港澳工委讨论后决定：李鹏三条照传达，但是，如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自己的看
法，但还要按照三条执行。事实上，这是对这三条有保留的做法。与杨尚昆谈话后，我
回到香港，在工委会上传达了杨尚昆的讲话，并在机关重申了李鹏的三条意见。但大家
并未因此对北京学生运动和香港群众运动，改变看法。
六月三日晚上十一点多钟，《文汇报》副社长陈伯坚打电话告诉我：“北京开枪了！”
因为他家就住在北京木樨地，那里是北京首先开枪的地点。
从六月三日晚上起，三、四、五，连续三天三夜，我没有睡觉，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困了就躺在沙发上。这些时日来，我面前放了两台电视机、一台收音机。电视每半小时
播一次北京情况，电台每十五分钟播一次北京新闻，实际上是连续二十四小时在播送北
京的情况，以及香港和外界的反应。没有言语能够叙述我当时心情的矛盾和激愤。我想
，共产党变了，北京那些所谓的共产党人变了，他们怎么能够站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去
呢？我下决心要退休了，不干了。我想，我在香港还有一个善后的问题，不能因我走，
使香港一些机关干部受连累；另外，我想做些安排，以便退休前后，尽可能为香港的一
国两制做些实际的和研究的工作。我相信，某些共产党员不行了，并不等于共产党就垮
了，将来共产主义还是会实现的。
中共中央宣布撤销赵紫阳的职务，由江泽民继任总书记之后，我立即请人带给赵紫阳两
句话，一句是“公道自在人心”，第二句是“保持身体健康”。带信的人回覆我，赵听
后讲了两个字：“谢谢！”我想，历史上坚持真理的人，往往要受些委屈；但是，是非
曲直，历史终会还予他们公道，人民不会忘记他们，真理是不会被泯灭的。
“六四”，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开枪，群众流血了，香港人也因此空前失望了。
香港各界从九七“大限”心态出发，看到“六四”，联想到九七后，自己也可能有类似
遭遇，因而益发空前激烈地投入运动，“今日北京，明日香港”的口号，明确地道出了
香港人的九七心态，引起市民共鸣。“黑色”大静坐，“黑色”声讨会，从各种大大小
小的集会、游行，以至上百万人的大集会、大游行，牵动了全香港，打破了港人历来对
政治的冷漠，几近疯狂地参加运动。过去，《国际歌》、《国歌》为共产党、大陆人所
唱的歌，现在香港人都唱了，一曲《血染的风采》，竟成了香港当时众人唱的流行歌曲
。这种借歌发挥的心态，真使人啼笑皆非。
受这个运动影响的人数，实际还远超过参加游行集会的人数，涵括全香港左、中、右各
方面的人士。
新华分社、左派团体内部的当地员工，几乎都参加了活动。我们的基本群众：爱国学生
、工人、共产党员，包括一些老共产党员，相当多数都参加了这一活动。右派势力也举
着台湾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公开参加游行。从大资产阶级到劳动群众，政治上各种
倾向的人士，甚至少数外籍人士，都参加了活动，在香港社会上形成一种现象：谁不参
加这个活动，谁就受孤立、受歧视。
实际上，香港这一活动具有两面性。一面是广大群众表达了空前对中国爱护的热情，希
望国家进一步改革、进步，支持学生要求民主、改革的爱国运动。另一方面则表现了对
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不满、不信任和反对，以及不满共产党镇压学生，反改革、反进步的
做法。
当然，不排除一些对中国共产党采敌视态度，企望社会主义中国垮台的势力从中起影响
的一面。但应该讲，这不是主要的。
因为各种势力、各界人士都参加了运动，形成一个爱国的、反对北京当局错误政策的统
一战线，人心起了大变化，使得我们在香港多年争取人心的工作，亦即爱国爱港的统一
战线工作，受到毁灭性打击，使我们处在一种空前孤立的地位。
“六四”北京开枪后，香港市民一直处在激愤之中，不少市民以罢工、罢课、罢市，来
哀悼北京死难同胞。股市下跌一千点，市值损失二千亿港币；地产物业的市值至少也下
降二千亿港币。也就是说，仅是股市和地产，已损失了近四千亿港币。
市民在政治上的义愤无处发泄，就涌向中国银行挤兑，三天之内提走一百七十亿港币，
来势异常猛烈。在六十、七十年代，香港大学一批青年学生，拥护毛泽东思想，热爱社
会主义中国，被成为国粹派。现在，这批青年多已成为香港社会的精英，有的在外国银
行香港分行任总裁、经理，有的任职一些大公司的主管。六四之后，他们中一些人聚会
，多数人愤慨地主张，乘挤兑中国银行之机，把中国银行搞垮。这说明什么呢？一度他
们是香港最爱国、最热爱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竟然发生了这样激烈的变化！
当然，挤兑风潮对香港金融有破坏作用，受损害的，最终还是香港市民。工委经过讨论
，由中国银行向港英政府和汇丰银行紧急交涉。他们同意支持，由香港政府发表声明，
汇丰也准备调集一些资金支援。当然，中国银行主要还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调度，
大陆总行也调来资金支援，尽快平息了挤兑风潮。
六四后，香港移民又起高潮，外国领事馆外大排长龙申请移民，不少内地的外派干部拿
到香港身分的，也打算移民，公开在领事馆外排队等候。中国驻外使馆人员外逃的消息
，也不时传来。
香港的公司企业，迁册风潮又起。连一向表示不移民、不迁册的李嘉诚，也改口声称，
是否迁册，由董事会决定。
六四之前，新华分社门庭若市，就是请愿游行期间，接触面也很广。“开枪”之后，一
下子冷清下来。很多一向同中国关系较好的人士，都开始疏远；连平时和中方关系密切
的人士，也不见面了，他们也要同北京方面划清界限，保持距离。一些商人纷纷停止与
国内的生意，甚至把办事机构从内地撤回。
六四后，一些香港支持北京学运的团体，在新华分社大楼的对面设灵堂，祭悼六四死难
者。行人经过，都参加吊唁致敬。郑华很紧张地告诉我，黄文放带头搞了横幅，准备率
领社内一些干部和工作人员去灵堂祭灵。黄文放是对台工作部部长，前次部长们的签名
，也是他带领的。郑华告诉我，他们对黄文放做工作，劝阻无效，郑华要我出面再做黄
文放的工作，他去劝阻群众，我答应了。我把工委的意见告诉了黄文放，希望他不要带
领，自己也不要参加祭悼活动。黄文放不置一词，转身依然率领香港本地员工，打着横
幅，走出新华社大门，在对面灵堂前做了祭悼活动。郑华的劝阻工作，只在少数内地来
港的员工身上产生效果，他们没有参加祭悼。
四个月来，新华分社大楼，以及对街体育馆的墙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大字报和漫画。
“六四”一个多月后，我们征得港英政府同意，准备由新华分社员工自己动手洗刷干净
。由于贴大字报所用的是胶水，洗不掉，行政处就请中资机构下属的清洁公司帮助清洗
，当然也是要给钱的。但是，“左派”机构的清洁公司知道清洗的是新华分社大楼墙壁
上的大字报，坚决不肯接受。
围棋国手聂卫平要去东南亚参加围棋比赛，途径香港，与他同行的还有浙江省的桥牌队
。我邀请他们在新华分社赤柱招待所聚餐，约他们下午四点钟就到，因为我也喜欢下围
棋，想借机向聂卫平讨教。
聂卫平和其他人下午四点多就到了，桥牌队的队长须在九龙办一点事，会晚一点来。我
们一面谈话，一面等他，一直等到晚上九点，他才到。问他为什么这么迟？他讲，在九
龙叫“的士”（出租汽车），的士司机听到要去的地址是赤柱香港新华分社招待所，立
即掉车而去，不肯载他，连叫四辆的士都如此。
后来，他只好请一个过路人帮他叫车，只讲地址，不讲是新华分社的地方，这才拦到一
辆车载他回来。我和聂卫平听后都十分震动，没想到，连的士司机这样的基本群众，对
我们都持这种态度。
六四后，为争取港人恢复和中方的交往，了解北京新领导班子的态度，我积极征求港方
中上层一些肯接近我们的人士，鼓励他们访问北京。包玉刚、李嘉诚同意去北京，但只
见邓小平。我同意为他们安排，包、李也先后见到邓小平。他们回来后都和我聚会，谈
了会见情况。包玉刚谈及邓小平对英国政府持强硬对强硬的态度；李嘉诚则语焉不详地
表达了他的忧虑：“如邓先生所言做下去，非港人之福。”我懂得他指的“邓先生所言
”，是和包玉刚讲的同一内容。
其他先后有几批人也同意去北京，但条件是只见江泽民，不见李鹏。我也答应，做了安
排。他们见到了江泽民。也有人同意见江也见李，但要求见李不公开，不发新闻。我同
样接受，做了安排。只有罗德丞没有拒绝，他见了李鹏，做了公开报导。
大多数去北京访问的，不管见了谁，回港和我谈及感想，都异口同声说“北京领导人不
了解香港情况”，表示很失望。有人甚至说，“他们（指会见的领导人）把香港当敌人
看待。”我不便细问，也就很难对这些人做解释。
后来李后给我打电话说，江泽民不愿意再单独见什么人了，理由是如果他们不愿见李鹏
，他一个人不方便单独接见。这样，约好的几批人士，便迟迟不能成行，又不便将江泽
民的理由坦直回覆给他们，只好借辞拖过去。我深感香港人心变化之大，而北京又不能
也不想理解，今后香港工作实在难做了。
六四风波中，香港新华分社与各中资机构的不少员工，参与、支援天安门学生爱国活动
。六四后，工委讨论决定，不管是参加签名、游行、募捐等支援活动，“一律不咎既往
”，自己接受教训，不要求做口头或书面检查，并将决定报告中共中央。姬鹏飞很快通
知我们，表示同意工委意见。四中全会期间，我向新任总书记江泽民又汇报了这个意见
，得到他的同意，我们便向各单位做了传递，稳定了内部不安的情绪。
可是，七月间，我去北京参加姬鹏飞主持的港澳工作会议，会议上又要求工委及所属单
位对六四期间港澳出现的“问题”，作出“反思”。所谓“反思”，就是“检讨错误”
的同义词。当时，北京从市到中央，从个人到机关党委，都纷纷在做“反思”，实际上
在搞“人人过关”，大搞“秋后算账”。姬鹏飞已经通知我们，同意工委“一律不咎既
往”的意见，江泽民也同意了，现在又要“反思”，出尔反尔，我沉默以对，不表示态
度。周南见状，出面打圆场说：“反思一下有什么要紧，我们外交部党组也做了反思。
”我点点头，表示接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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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57 | 3 回港后，在工委会上传达后，我表态说：“整个六四事件期间，我不止一次说过，工委
在处理上如有什么过失，将来追究责任，你们（指其他工委委员）可以都推到我身上。
实际上，也都是我做的决定。我们对下已经宣布对六四期间发生的问题，既往不咎，现
在中央又要我们‘反思’，我考虑，我们没有犯什么错，但不‘反思’又不行，请大家
考虑怎么处理。如果要‘反思’，也只由工委‘反思’，下面是否不传达，也不要求他
们‘反思’。工委的‘反思’，如果犯了什么错误，责任还是在我，不要大家负责。”
会议上发言的很少，最后结论是：“写一个反思吧！”把“写”的难题，交给了副社长
兼秘书长佘孟孝。
我考虑了几天，和佘孟孝商量，如何“写”“反思”。佘也有个初稿。共同的意见是，
我们没有什么错误要检讨，但作为教训入手，可以“写”几点“认识”。对北京学生爱
国运动，以及港澳的支援运动，如何提法？最主要的是对关于“动乱”、“暴乱”的定
性，在“反思”中如何提，斟酌再三，采用了“北京风波”的提法。
这样，“反思”在工委通过了，报送给中央。十月，五中全会期间，姬鹏飞谈到工委的
“反思”报告，竟说：“你们的‘反思’报告，写得很好！”我真不信自己的耳朵是不
是听错了。
七、八月间，港澳办一位干部私下告诉我，江泽民在工委的“反思”报告上做了“批示
”，大意是，“看来，许家屯是‘右倾’，工作上应该调动一下。”中央办公厅将这个
“批示”送港澳办秘书处，还没有来得及送给秘书长李后，中央办公厅又派人取回去了
。什么原因，取回去的人没有解说。我相信这位干部送给我的信息。因为不久前，也是
他告诉我另一件事：江泽民用了两天时间，听了李后、鲁平的汇报。汇报的情况他不清
楚。从这位干部说话的神情看，对我不是一个好的讯息。
四中全会，江泽民正式登上总书记宝座后，曾主动找我谈了一次话，两人谈得较融洽。
他当时还同意工委的意见，六四期间，参加支援活动的港澳中方机构人员，不管情况如
何，一律不咎既往。他是党的总书记，实际上他代表中央批准了工委的决策。
从他听到李后、鲁平汇报后，他的态度有了改变。数次我去北京，我让秘书和他的秘书
联系，要向他汇报港澳情况，他的秘书是他从上海带到北京的，以往对我态度很友善，
每次接到我秘书的电话，有事随即解决；可是现在语气变了，老打“官腔”，先是说江
泽民日程排得很满，有空再通知我，随后便无音讯了。一次还罢，两次，三次都如此。
使我不仅感觉一旦官做大了，人就变了，还预感江泽民对我的看法，也有变化了。
这位干部送的信息，证实了我的感觉，江泽民已给我“右倾”帽戴，准备“秋后算账”
了。
后来五中全会时，我主动找中央组织部部长宋平，要求中央批准我退休，即缘起于此。
六四风波“稳定”后，上至中央，下至市委、各机关、部队、学校、团体，从单位领导
人以至个人，都纷纷进行检查、“反思”，大规模地进行“秋后算账”。中共虽然批准
了工委在港澳实行“一律不咎既往”，实际上又不断施加压力，进行“算账”。不同的
是，北京是全面“算账”，香港只是个别清点。
港澳办在六月底，专门通知工委，要我去北京开会，讨论六四期间，关于港澳报刊报导
问题。我和张浚生商量，汇报时，突出当时香港的社会情况，虽然两报的报导有过分之
处，但我们已经宣布一律不咎既往了，今后要“转变”过来，还是不能急，要逐步来，
着重点还是要大家接受教训。
我和张浚生一同参加会议，姬鹏飞主持，港澳办、外交部还是那几位与会。中央对外宣
传组负责人朱穆之、中宣部副部长曾建徽，专门参加了会议。
一开始，曾建徽便责问：“《文汇》、《大公》怎么搞的？”与李鹏廿五日和见面时的
责问口气几乎一样。朱穆之随即附和，指明要工委汇报《文汇》、《大公》的问题。
张浚生按准备好的提纲做了汇报。曾建徽不断插话，指责：“共产党自己的报纸，骂自
己共产党，实在不可思议！”我估计他们是带着“尚方宝剑”来的，等待他们提出“指
示”。
张浚生汇报到工委的处理原则，转变要逐步来，不能急，要容许两报员工有接受转变、
接受教训的过程，急则可能生变；并且也要让社会有个接受的过程。这是，我观察到曾
建徽不断摇头。
我还是做了补充。一开始，我用的仍是对李鹏讲的观点：不能用内地的标准来要求这两
份报纸，更不能用内地六四后的处理办法，来处理这两份报纸。六四期间，两份报纸的
做法，也是不得已，当时香港社会上与报社内部，群众激动的程度，报社领导已很难控
制。连我们工委也是如此。报社为了不被内外部群众冲垮，为了保留阵地，才做了权宜
处理。我们应设想当时报社领导人的处境。我强调，处理《文汇》、《大公》，特别是
《文汇报》，不能急，更不能用内地的办法。（当时，内地各新闻机构正在大搞“秋后
算账”、“人人过关”活动，还把大批参加支持学生爱国活动的记者、编辑，调职、撤
换以至逮捕。）既然已将中央批准“一律不咎既往”的政策宣布了，就只能在原基础上
，加强教育，逐步转变，，让他们有个接受教训的过程。
朱穆之、曾建徽经我这么说后，他们相互看看，没有表示赞同或反对。与会的其他人看
来也插不上嘴，姬鹏飞也没有表态。因为他们都没有公开表示异议，我也就认为他们同
意了。
朱穆之还是开了腔，他问：“在香港办一份《人民日报》样的党报，怎么样？”曾建徽
进一步问：“《大公》或《文汇》，改一份为党报，怎么样？”于是，姬鹏飞也加入了
讨论。
我很不以为然。在香港办《人民日报》式的党报，不可能办得成功，《人民日报》海外
版便是例证。鉴于当时气氛，不便反对，只好敷衍说：“我们回去研究研究。”他们也
同意了，算是结束了会议。
回港后，工委讨论时，请两报党员社长、副社长杨奇、陈伯坚列席，传达后，大家都感
到压力沉重，但还是坚持处理两报既要“转变”，又不能急，也不要施压的原则。“转
变”则采用逐步“淡化”的做法，使内外都能有一个可接纳的过程。要两报党内外工作
一齐做。工委决议指定由张浚生出面告知《文汇报》社长李子诵，有关北京和工委的意
见，请他谅解，支持。
说服的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文汇报》副社长陈伯坚过于
心急，往往语不择言，矛盾缓和不下来。他本人情绪也不正常，时常和张浚生起冲突。
有一次，他竟然对人说，准备随时被调回北京，开除党籍，坐牢。我为此特地找陈伯坚
谈话，我说：“你在运动中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岁数已这么大，早该退休了。看破
一点，了不起受点处分。这也许是我们这类人最后一次的考验，不要太紧张，还是把当
前的工作做好。”我和他也是老朋友了，新华总社要他退休时，是我留下他到《文汇报
》工作的。我半开玩笑地说：“我们犯了一样的毛病。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共进
退好了。”不料一语成谶，我来美后，他也被解职调回内地。不久，我从报上看到他去
世的消息，怅然许久。
陈伯坚和报社一些同仁，同社长李子诵的关系，搞得很紧张。李子诵和一些同仁对“转
变”，思想不通；陈伯坚又要求过急，报纸每天要和读者见面，特别是北京有人瞪着眼
，盯着看这张“共产党自己骂自己”的报纸，看你如何“转变”。变成几乎每天都有陈
伯坚和人冲突的消息。最后，爆发“文汇之友”事件，引起更大矛盾。
张浚生在工委碰头会（每天的例会）上表示，有人报告说，李子诵某人和刘宾雁、陆铿
、金尧如等一齐吃饭，商谈组织“文汇之友”，要《文汇报》“独立”，拉出左派阵营
。什么北京不清楚，估计可能是台湾或某国，以台湾的可能性大。他还说，“文汇之友
”已公开发表了声明，要《文汇报》“揭竿而起”，成为“笔杆子和枪杆子的桥头堡”
，情况显得很严重。讨论结果，一是要陈伯坚出面召开社务会议，争取李子诵参加，如
果情况属实，要公开声明澄清。二是要报北京备案，以防真的“独立”了，不好交代。
陈伯坚立刻会报社开会，拟了“声明”，李子诵对“声明”有不同意见，陈伯坚便召开
社委紧急扩大会，通过了“声明”。李子诵不肯参加会议，以陈伯坚越权，非法召开社
委紧急扩大会议为由，发出书面通告，解聘陈伯坚的副社长职位（陈伯坚的副社长职位
，是社长李子诵发的聘书）。
那天已经下午十点多钟，张浚生要求召开工委紧急会议，汇报《文汇报》所发生的事件
，认为李子诵断然解雇陈伯坚，证明“文汇之友”的情况是准确的，如不相应采取措施
，《文汇报》就有被“拉出去”的可能。
讨论中，有人提出改组《文汇报》董事会、社委会，开除李子诵的一切职务。其他有关
人员，也相应处理。但《文汇报》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这种做法也不合香港法律程
序。一时之间，考虑不出更妥善办法，又担心不立即处理，第二天李子诵有进一步改变
《文汇报》的行动，出现无法挽回的局面。
我同意立即果断处理，但不赞同开除李一切职务。李子诵是我们党的老朋友，“文汇之
友”活动他不是主动者，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不解除他社长的职务，已无法解决问题
，但要留有余地。我主张《文汇报》董事长职务不动，一切待遇（政治的、经济的）不
变，得到大家同意。
我们又继续讨论了几个问题，包括用什么方式宣布解除李子诵的社长职务？有人提议：
采“停止留用”的提法，较为缓和，大家同意。
其次是《文汇报》的股权如何转移给新华社指定代理人的问题。由于香港《文汇报》约
有三分之一的股权仍由上海《文汇报》所有，须与上海市委联系，请他们支持转移过来
。还有一部分由原总编辑金尧如名义拥有的，金尧如已离职，也要转移过来，以确保新
华分社所拥有的股权。
金尧如参加了“文汇之友”的活动，有人主张撤销金尧如在董事会内的董事职位。我不
主张牵连，而且必须召开董事会才能取消董事，新华分社不可能出面做这种事，因此处
理金尧如的意见，未获通过。
有人提议报北京批准。我考虑时已夜深，又不能再拖，并且一旦上报北京，他们还可能
说工委“手软”，应该要更严重的处理。我于是说，等不及了，我们报告备案就可以了。
最后，会议决定张浚生当晚代表新华社去文汇报社宣布决定。明天上午，我去李子诵家
，做李本人的工作。
第二天上午，我怀着内疚，到李子诵家去做“工作”。我能和这位爱国、正直的老人说
什么呢？我当时只能请他谅解，请他保重身体，建议他外出休息，如去内地，我愿意代
为安排一切。我真诚地表示：“李老，你仍是共产党的朋友。”（当时，我还是中国共
产党在香港的代表。）
我对李子诵很抱愧。特别是，当后来知道，“文汇之友”活动真相，不是那回事时，更
感不安。现在乘此篇幅，谨向李老道歉！
七月上旬，姬鹏飞专门召集、主持了一次讨论香港“六四”以后形势的会议，主要讨论
了关于“港支联”的问题。
香港支联会，以香港激进民主派为骨干，以司徒华、李柱铭为首，他们抓住了香港各界
市民支援天安门爱国学生运动的机遇，建立了“支联会”，取得了空前的发展。这是一
个以中右为主，综合左、中、右的统战型的组织，其领导权掌握在激进民主派手中，当
时几乎网罗了香港各方追求民主自治的团体，也包括不少原来对政治比较冷漠的中间性
社团，甚至还有部分左派组织。他们在六四事件中，对北京采取了异常激烈的斗争策略
，呼唤要“打倒邓、李、杨”、“打倒法西斯”，声明不承认“李鹏政权”的合法性，
誓不与“李鹏政权”交往。
会议上，北京认为这是一个企图颠覆中国政府的组织，是西方某些国家和本地反共势力
结合起来，企图将香港变成反共基地的工具，要求英国予以“取缔”。姬鹏飞同意李后
的观点，“对英国政府纵容港支联的做法，我们要进行交涉，要求英国政府撤销对港支
联的注册，取缔港支联。”
工委的看法有些不同，会上我们分析，据我们情报部门了解，支联会确有少数人利用这
个组织进行反对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这些少数人当中，有外国、外方势力的
代表，想把香港变成公开或半公开的反共颠覆基地，广大群众出于义愤，参加活动，跟
着喊了些过激的口号，我们应该采取分化、争取的政策--争取大多数，孤立打击极少数
。我们同意采取由英国人出面，用香港法律手段，取缔“港支联”。英国法律是禁止颠
覆英皇的。在香港公开号召颠覆中国政府，打倒中国政府的口号，我们可以向英国政府
进行交涉，但估计英国接受的可能性不大，主要还是要依靠我们自己今后的工作。
有人要把香港变成反共颠覆基地，我们认为历来就如此，现在只是一些人想利用这次运
动，把过去的秘密状态，转为公开，或半公开化。情报部门已经初步了解，内地参加民
主运动的一些人外逃，靠港支联帮助他们，不但出钱，还有专人在进行。有些外逃的人
，先住在这位“专人”的家中，然后取得外国签证，离开香港。这样一些少数人，是重
点打击对象。
会议中没有对工委的分析再进行讨论，结论是要向英国政府交涉，“取缔港支联”，并
经过其他方面的工作，逐步削弱以至取消这个组织，取消这个被某些势力利用，以香港
为基地，意图颠覆中国政府的工具。
会议还对恢复基本法起草活动，听了李后的发言。李后根据香港在“六四”中的表现，
提出在基本法草案里，须增加防止颠覆政府活动，以及紧急时期实施戒严等内涵的意见
。与会者没有异议，也通过了。
会后，外交部和香港新华分社，分别向英外交部和港英政府，提出取缔港支联的交涉。
我们还在香港进行了舆论上的“攻势”。英国政府则以港支联注册，不违反香港法律为
理由，拒绝了中国的要求。此外，我们说服了一些参加港支联的左派和中间派社团，退
出港支联。有些中间派社团，由于他们自己的原因，也退出了港支联，这对港支联而言
，只是“削弱”了一点。
七月廿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为艾中的文章，题为《一国两制，不容破坏》。我
们事先并不知道这事，感到很突然。查问后知道文章是港澳办起草的。香港社会对这篇
评论反应强烈。我感到文章有两处不妥，一是公开了少数人企图把香港变成公开或半公
开反共基地的内部分析，而且文章的措词，引导人们认为：在香港凡参加支持学生爱国
运动的人，都想把香港变成反共基地，打击了一大片，广泛树敌，这不仅不合乎事实，
而且极不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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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57 | 4 第二，几乎是公开点了李柱铭、司徒华的名字。我感到这样公开视二人为“敌”，非但
不能孤立他们两人，且会提高他们的政治知名度，增加他们的政治资本；还造成以后无
法接触这两个人，无法进行工作的局面。这两个人的立场，我们是早就知道的，做为今
后政治斗争的对手，我们应该既有斗争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六四”以后，他们
对中国形势估计错误，采用了过激的策略，当前，和他们斗争成为主要的一面，现在这
样公开点名，实际上是不留余地了，也是过激，不策略的做法。
我考虑先设法澄清第一个问题，须向香港社会做些解释的工作，设法冲淡一些《人民日
报》文章所引起的激烈反应，把多数和极少数分开，澄清“反共基地”与多数人是绝不
相干的。我立即组织人写了一篇文章，重点阐述这一观点。写完后送北京，希望仍然在
《人民日报》发表，结果李后传话来，只同意在《了望》杂志上发表。当然，这篇文章
的基本立场是维持《人民日报》那篇文章的，所以效果并不大。
“六四”后，我与司徒华、李柱铭私下有过直接、间接接触，当时目的是为了留有以后
恢复合作的余地。但北京是不知道的。他们不会赞同，并且事前可能会组织，事后可能
“记账”，如不立即批评的话。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港支联“取缔”、“取消”的策略方针是错误的，是达不到目
的的。这个错误策略，不仅“九七”之前无法达到，“九七”后也少有可能。如果届时
采强硬措施“取缔”，不仅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要进一步付出政治上的代价，也会使
特区政府处于极为困难的地位，损害港人对特区政府的信心。明智的做法是“容忍”，
争取大多数，逐步改变他们对中国的态度，随着大陆本身的不断改革开放，时间日益接
近“九七”，香港和内地关系的日渐密切，实现这一方针、策略是完全可能的。
这一错误方针、策略的制定，我是参与并同意的，我有责任。
(关岭 编辑) |
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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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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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得很好。现在的中共头目想得都是怎么捞钱，象许家屯那一辈的有点理想的几乎没有。
【在 s*******w 的大作中提到】
: 许家屯香港回忆录：“六四事件”风云
: 大中小2014-10-09 07:03:12
: 多维历史
: 许家屯，生于1916年，原名许元文，江苏如皋人，抗战期间参加革命。曾任中共江苏省
: 委第一书记、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是中共第十一届
: 、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四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全国人大
: 常委。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他默许当时中共驻港机构支持学运。北京宣布戒严后
: ，《文汇报》以开天窗形式发表社论，刊登“痛心疾首”四个大字，对香港社会产生巨
: 大冲击。1990年4月，他获悉自己将被整肃后经《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安排出走美国
: 。1991年被开除党籍，并撤销全国人大常委职务。1993年著有《许家屯香港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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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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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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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
发帖数: 8967 | 9 居然还没。
【在 k*******r 的大作中提到】
: 许家屯挂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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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
发帖数: 2257 | 10 许家屯香港回忆录：我为何被迫出走美国
大中小2014-10-13 04:17:33
多维历史
前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在《许家屯香港回忆录》中详
细讲述了他出走美国的前前后后。书中写道：周南已将我的“材料”写成报告送给中央
，联系到近几个月来的种种现象，顿使我醒悟，打破了“安全降落”的幻想，也惊醒了
回老家乡居之梦。“梁湘第二”，或甚于梁湘的“下场”，已是将面临的现实！“束手
待擒”，申辩的可能都会没有。为保有辩护的权利，为争取晚年尚能发挥余力，对社会
再做一点事，“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让现在的一切暂时失去吧。我决定“去国”，
待机再回，我并非对国家、民族失去希望，也并非对中国共产党完全失望，只是为势所
迫，方出此“下策”。我坚信，历史会以相左的事实说明，真正背离人民、背离马克思
主义，确有人在，但不是我。纵使有生余年，我不能重睹神州丰采，历尽灾难的母亲—
—祖国，会让一个忧患与共的儿子，魂兮归来！以下是《许家屯香港回忆录》第十六章
“去国前后”原文。
许家屯（右）与杨尚昆交谈
六四后，江泽民、李鹏在处理有关香港的一系列事情上，我难以接受，对江泽民从抱有
希望，迅速走上失望。
前文曾述，为了恢复港人信心，组织香港中上层人士去北京，多数人经我们一再工作，
情不可却，同意去北京见江泽民，但不愿意见李鹏。江泽民在北京单独见了几次香港人
士后，可能李鹏有不满表示，江泽民便不愿单独见了。为打开僵局，我们又专门做工作
，争取有人愿见李鹏，罗德丞是六四后第一位公开要求见李鹏的。
为了争取早日恢复胡应湘投资的深圳至广州高速公路工程，恢复港人信心，我做胡应湘
工作，他说早就有此愿望。谈及与广东省协调方面有一些困难，我表示愿去广州为之奔
走。我即去了广州，找省长叶选平商量，叶首肯予以支持。过去，赵紫阳对胡在内地进
行电厂、高速公路投资是支持的，但李鹏有异议。因此，当我动员胡应湘去北京见李鹏
时，他立即答应了，并同意见报公开。看来，胡是想乘此改善与李鹏的关系。我即发电
给北京，要求李鹏接见。连发两电，不见答复，便第三次电催答复。李后旋来电话说，
李鹏秘书告诉港澳办：“首长不见胡。”问什么原因，答不知道。我很难受，一个大国
总理，心胸如此狭窄！怎样向胡应湘交代呢？只能托人违心地告诉他：“北京尚未答复
。”
六四后，李鹏、鲁平接见汇丰董事长蒲伟士，蒲伟士一方面表示对香港有信心，一方面
又告诉他们，汇丰要“改组”，要把总部迁到伦敦去。对行将撤退的打算，进行试探。
李鹏可能出于不了解情况，毫无警惕地表示“赞赏”，熟悉情况的鲁平，竟然也没有起
应有的“参谋”作用，作任何“补救”。蒲伟士打了一个大胜仗。回港后，立即展开其
预定的撤退行动，最终宣布收购英国米特兰银行，将总部迁至伦敦，完成其所谓“改组
”的计谋。
香港有舆论指出，汇丰领导层对汇丰的“改组”，既保持了他在香港的利益，可以继续
在港以及大陆进行商业活动，又避免了九七后，中国或香港本地可能发生的因素，影响
对汇丰领导权的“失控”。此评论一针见血。
汇丰的章程规定，每一持股者不得超过百分之一，港人持有股份占百分之五、六十，但
董事会成员不由占股多少来确定。董事长按章程应有董事会选出，但实际知情者都知道
是怎么一回事。当然，幕后实际由谁来“拍板”董事、董事长人选，外界不知道。我在
港时，虽然作过调查研究，也不知悉。九七前，港英政府统治期间，这种情况会继续下
去，但为时不多了。九七后，会不会出现港人股东要求修改章程，由股东占股多少选出
董事会董事，再经董事会选出董事长？为避免这样的情况，蒲伟士对汇丰的“改组”，
使英国人成了大股东，香港汇丰成了伦敦汇丰的“子”公司，一劳永逸了。中英在策略
运用上的智愚立见分晓。
在中英另一次较量中，英方又胜，中方不但损害了自己，更损害了包玉刚。我也在这一
战役中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
赵紫阳曾提出，在大陆或香港，成立一个航空公司，以刺激中国民航改进并吸取外界经
验。“港龙”航空公司就是在此设想下，并在国务院和香港新华分社支持下，由港澳国
际投资公司与曹光彪合作，在香港创办的。开始时，曹光彪吹嘘公司的中国政府背景，
招致英国航商及港英政府注意，立了新法，限制香港新的航空公司成立。并以“港龙”
非英资，不符香港法规为由，迟迟不予批准。这样，我才出面，请包玉刚出主“港龙”
董事长，占大股。包玉刚连同曹光彪之子（英籍），两者占股份百分之五十五以上，使
“港龙”成为英资为主的航空公司，得以批准成立。
“港龙”成立后却得不到中国民航的支持，业务开展不顺利，为此，我几次去北京，并
曾与当时分管民航的副总理李鹏开会研究，支持“港龙”开展内地业务。“港龙”经营
几年，连年亏损。其间，国泰航空曾与包玉刚接触，考虑相互换股，实际上将国泰成为
“港龙”的控股公司。包玉刚征求我意见，我不便公然反对，建议他考虑中国民航的反
应，包玉刚立即表示放弃与国泰换股的打算。
在这之后，香港中信公司荣智健购进了国泰的股份，成了国泰董事。这一举动，荣智健
事先没有告诉新华分社，我估计他至少得到李鹏批准，王震赞同的。此事，对包玉刚刺
激不小，事后才知道，包当初考虑与国泰换股，国泰允许包进董事会，任副董事长。
九零年，“港龙”经营好转，已略有盈余，包玉刚将董事长让给他女婿，正准备增购飞
机，增加航线，大展宏图之际，包玉刚突然找我，告诉我他将要将“港龙”股份“让”
给曹光彪，再转让给中信荣智健。我事先毫无所闻，诧异地问其原因，方知让股之事是
荣智健主动提出的。我看包虽表示不在乎，但又流露很无奈的样子，便请他待我查明情
况后再议，包同意了。
此时，曹光彪也找了港澳国际的董事长张建华，提出要港澳国际所持“港龙”航空的股
份，“让”给中信荣智健，并告诉张，包玉刚已同意将其所拥有的股份“让”给荣智健
了。
张建华问曹光彪：“你们这样做，是何打算，新华分社知不知道，有没有经过北京什么
人批准？”
之后，张建华告诉我，收购计划是杨尚昆同意，李鹏批准的。收购后，荣会将包玉刚所
占股连同曹光彪让出部分的股，一并转让给国泰。中信保持港澳国际让出的股份，国泰
占大股。业务经营也“委托”国泰管理，增添飞机向国泰租用，国泰停飞大陆北京、上
海航线，“让”给“港龙”航行。
这样一个完整的计划，使港龙实际上成了国泰的“子”公司，不仅违背了成立的初衷，
也解决了国泰当时难以克服的难题：与中国民航在内地和香港航线上，濒临以失败为结
果的争执。至少，国泰已暂时保持了其航行特权。
我向包玉刚打招呼，请他暂不向荣智健让出股份。我立即飞北京，要求见杨尚昆、李鹏
。杨尚昆见我，表示只是听了荣智健的汇报，“我并不了解实际情况”。
李鹏不见我，要郑家华代见。郑听了我的汇报，表示理解，但不表态，他要去向杨、李
请示。隔天，郑告诉我，杨尚昆还是那局话，他是听了荣智健的汇报，但不了解实际情
况。李鹏则表示，不考虑改变。我请他们再考虑，并建议郑家华，找一些熟悉香港这一
方面情况的人多了解一点情况，看看他们对国务院的决定有什么意见。
此时，荣智健也到了北京，我估计与我此行有关。
我又要求李鹏直接听我汇报，还是不见。郑家华第三次见我，仍坚持不变，我反复说明
利害。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他先拍了桌子，我也拍桌子相对，责问他：“还要不要党的
原则？要不要照顾统战对象？”两人不欢而散。
回香港后，包玉刚可能已知道情况了，（他怎样知道的，我不清楚。）请我吃饭——也
是我们最后一次的会晤，谈了不少带感情的话。一见面，他反劝我说：“我已经将股权
让给荣智健了（名义上让给曹光彪，由曹再让给荣）。谢谢你的关心，这事就算了。”
谈着谈着，又说：“我平生只做了两件失败的事，一件是投资渣打；一件是港龙！”我
能说什么呢，他投资港龙是应我之请，我只好说，真过意不去，向他表示歉意。
张建华来请示，曹光彪告诉他，包玉刚已经让出股份了，要张把港澳国际的股份也赶快
让出。张问：“是否也让给他？”我气愤地说：“曹光彪说了不算，要让，要他们拿国
务院的文件来。”隔天，荣智健要求见我，他无事不登门，我明知道他为此事而来，仍
然见了，他称我叔叔，道明来意，我也同样告诉他，要港澳国际的港龙股份，需国务院
来通知，我会照办。果然，不多天，国务院来了通知。可见，李鹏对他是如何支持、“
爱护”。
四中全会，江泽民正式当了总书记，要中央办公厅告诉新华分社办公厅，每日报送香港
报刊，及内部编刊的有关香港及大陆的反映材料。副社长兼秘书长佘孟孝告诉我，他已
照办。总书记关心外界反映，关心香港工作，我同佘孟孝都认为对香港工作来说，是好
事。但佘反映，江泽民在上海当市委书记时，也向新华分社办公厅副主任许某要港澳工
委的材料，而许某竟没有请示秘书长，就自己办理了。事实上，工委是主动将香港及外
界政治、经济以至文化等方面一些信息和材料，提供给内地部、委及省、市委负责人参
阅的。新华分社专门为此编印了各种“参考”。许某是江泽民在电子工业部任部长时，
副部长曹维廉的秘书，后来曹维廉来新华分社任副社长，许仍随同任秘书，曹逝世后，
改任办公厅副主任。江泽民当时通过这样的关系，要工委的材料，我们感到意外，这种
做法不符党的组织原则。但事已过去，而且江泽民又当了总书记，佘孟孝反映之后，我
们相视苦笑，摇摇头，没再说什么。不久，中央办公厅又向新华分社组织部下指示，郑
华在工委会上告诉我和几位副社长，江泽民指名要新华分社提许某为办公厅主任，大家
十分诧异，有位副社长感叹：“总书记真是管得太细了，关心到一个办公厅主任！”大
家不以为然，也不肯表态，我为了“维护”总书记威信，作了和事佬，对郑华说：“刘
林（办公厅主任）正好要辞职，就让许某做吧。”后来周南上任当了工委书记后，就立
即指定许某主要负责整理关于我的“材料”。我听到后，感慨不已。
八九年七月十一日，江泽民会见基本法香港草委和部分咨委时讲：“井水不犯河水”，
在香港社会引起反感。我们在社内同仁中议论：“怎么能这样讲？这会给人认为，他们
不了解香港情况。”香港市民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是中国人，香港已面临回归，怎能将香
港人视为外人，称之“井水”，而排斥与“河水”，中国人之外呢？六四中，香港人的
爱国活动，不能视为“井水”犯了“河水”，即使有犯，也是极少数，怎能将绝大多数
香港通报，置于敌对地位呢？我当时估计，江泽民可能听了李后、鲁平的汇报后，接受
了他们不正确的信息和意见所致。
不久，又发生江泽民评论新机场事件。
港英政府筹建新机场是个庞大的建设计划，却发展成中英政治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姬鹏
飞曾问过我的看法。我说，七十年代，港英就由在赤鱲角建第二机场代替现有机场的打
算，后来因知道我们要收回香港，搁置了计划。八六年，胡应湘、李嘉诚提出比港英更
庞大的开发大屿山、香港岛西海域，建第二机场和扩展码头港区的规划，因港英政府不
支持而胎死腹中。现在，港英方面为了在撤退前争取人心，撤退后争取有人怀缅，也是
在撤退前应英商利益需要，重提所谓“玫瑰园”计划，政治上考虑多于经济上考虑，至
少是并重。
我讲，从香港经济发展以至大陆经济发展上来考虑，建设新机场，扩大海运码头，还是
需要的，从投资可能上估计，我也初步做了估算，问题不大。按港英过往做法，纯由政
府投资的可能不大，它可用社会资金，把部分工程经过投标让给商人经营。也只有这样
，才能让英商得益。即使完全由政府投资，八年完成，不按他们宣布的一千亿估计，加
一倍，以两千亿计，按港英政府近几年的收支盈余状况，及这几年财政收入平均增长幅
度，只要保持继续繁荣，每年平均拿出二百多亿，是可能的。但估计港英政府不会这样
做。我告诉姬鹏飞，已不知新华分社政策研究室进行研究，不久将向中央送出研究报告。
几天之后，江泽民在接见一批人时，突然对港英新机场建设一事表态，说：“不要你情
况，我会钞。”香港社会舆论又引起一阵反感。我想，既然已经有了看法，作了决定，
姬鹏飞为何不预先相告呢？当时，我对江泽民的讲话有意见，我会钞的“我”，是指包
括香港中国市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还是仅指大陆的人民或政府？不久前，总书记刚把
大陆的“河水”与香港的“井水”刻意分开，现在讲的“我”，使人感觉，仅是大陆人
民或中央政府的代义词。
从社会舆论反映看，基本也是这样。如果这样解释“我”，未来新机场建设超支，怎会
是大陆人民或中央政府“会钞”呢？应是增加港人负担。总书记如果以此角度，警告港
英政府，可能会获得港人好感。但也需要有待明确一种情况：港英政府将工程全部包下
，不采用社会资金，可能出现力不能负，留给特区政府一批债务和烂尾工程。现在，情
况未明。“会钞”之说，未免言之过早。显然又是误信了“参谋”之言。
后来，经济纠纷不断，是我当时未曾估及的。当时我正努力组织港人北访，试图改善中
港关系，改善港人对中央新领导班子印象，恢复港人信心。总书记却在香港具体问题上
亲自出马，频频发言，又不符合香港实际情况（至少是不完全符合），这种不留余地，
使自己形象在港人中恶化的作风，我颇不理解，也甚为痛心。
六四后，香港中外财团某些中、上层人士，出于对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的不信任，私
下酝酿一个所谓一九九七年后，向中国政府“租用香港”十年的设想。这个设想，实际
上是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初期，英国“以主权换治权”的翻版。不同的是香港主权归
还中国，如果按香港本地财团的设想，是由港人出面“租用”，仍是“港人治港”，但
已不是按基本法规定的“港人治港”，而是出钱“租用”的财团雇佣或他们自己推举的
港人“治港”；如按某些外资财团的设想，则为他们出面“雇佣”或推举什么人来“治
港”。第二个不同的是，那时是治权“无价”，这次有人“开价”，每年一亿美金，有
人开价一亿英镑。
他们纷纷要求见我，进行试探。港人财团多通过他们的中年代表，自己没有直接出面，
至少我的感觉如此。如苏海文夫妇一起来见我，谈关于“租用”问题，他当时已在报刊
公开发表了文章，提出用十亿英镑向中国政府“租用”香港十年的意见。他们夫妇向我
提出这个“建议”，我猜测可能是苏海文岳父包玉刚的派遣，或得到他同意而来。美、
日、法商界某些人士，同样也为此事要求见面，提出相同“建议”。不同的是，他们担
心香港华人财团“雇佣”治港的英国人，或英籍人士，我问他们主张“雇佣”什么样人
，他们又说不出口，支吾以对。
不论是中、外人士，我答复他们，第一：我答允将他们的要求，向北京高层反映；第二
：告诉他们，这是一个极敏感问题，中国政府接受的可能性“甚微”；第三：建议他们
不要再扩散，特别不要再通过传媒，在报刊上议论。（我担心北京过度反应，作公开批
判，增加这些人的反感。）中共四中全会时，江泽民当了总书记，找我谈话，我反映了
这个情况，我见他听得很有兴趣，反映过后，问他，要不要写一个文字的报告？江泽民
很爽快地答：“可以，你发一个电报来。”我又问：“要不要同时报小平同志？”江泽
民点点头说：“可以。”这样，我回港后给“中央常委并小平同志”发了报。
四中全会开会期间，我没有去港澳办，没有和他们谈及这一问题。不久，港澳办开会，
讨论香港工作。会议未开始前，在姬鹏飞办公室闲谈中，提及这一事件的电报，鲁平声
色俱厉地批评：“还是老一套，卖国求荣！”周南同声响应，姬鹏飞沉默不语。散会后
，我适与鲁平走在一起，便告诉他，发电报是我口头汇报后，江泽民同意的。
过了几个月，江泽民在一次会见某些香港人士的讲话中，又公开出面，表示反对此议。
我很诧异，为何久未答复，香港关于此议已见淡化，总书记为何又公开答复，后来知道
，鲁平向中央告了状，诬告我说过，因江泽民同意了这个建议，我才发报的。江泽民才
有此公开澄清。
同意发电报变成同意建议本身，江泽民不经查证，即轻信鲁平片面之词，我甚失望。
五中全会江泽民做了政治报告，李鹏也做了所谓重要讲话。他们举起“治理、整顿”大
旗，阻止改革开放。江泽民的政治报告中，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务——个体户“开
刀”，提出要使所谓非法致富者“倾家荡产”；乡镇企业要大加紧缩……在中顾委会的
小组会上，多数表态“拥护”新总书记和总理的报告，也有人不正面表态，强调要尊重
价值规律。小组长要我发言，我也只反映香港情况，没有正面表态。但对个体户的“新
政策”，我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只有政策规定，没有立法，如何区别合法、非法，建
议加快立法。私下，与会者议论不少，不少人认为江、李主张的一套，不合当前实际，
难以实施，有人问我的看法，我回答：“估计行不通，地方上会有抵制，群众也会有抵
制。会给地方工作带来不小的困难，但过一段是会恢复的。”
江泽民、李鹏这一系列的言论和做法，使我陷入难以表达的失望之中。我为香港担忧，
为中国共产党担忧！
江泽民、李鹏在香港事务处理上，只听李后、鲁平的汇报和见解，又不肯见我，听我进
言，和我距离越来越大。我估计，我和他们已不仅是“六四”上的分歧了。要改变这种
局面，已很困难，甚至不可能了。要我在香港工作下去，不从香港的实际出发，唯唯诺
诺，听从北京那几个人的“瞎指挥”，我做不到。五中全会江泽民的政治报告，更使我
失望，我决心退休，看能否争取到“安全降落”。乘宋平参加中顾委分组会休息之际，
我向他正式提出退休要求。宋平很诧异地问，“为什么？中央没有考虑你的退休问题。
”我回答说：“我已七十出头，年岁太大了，事情太忙，精神已感不足。常感疲劳，还
请中央批准。”这也是实情，但主要的理由，我想还是不提为好。同时，我提出要求：
退休后拟在深圳定居，做点力所能及的调查研究工作。宋平一面表示，“现在不是你退
休的时候，不要考虑这件事”，一面又说，“中央一时也找不到接你班的适当人选”。
我便介绍，“叶选平可以，他是广东人，对香港情况也比较熟悉，和港澳人事交往也比
较多。”宋平说：“这个想法不错，好处可能多些。”
隔了几天，仍是五中全会期间，宋平又要中央组织部分管港澳干部的副部长告诉我，不
要考虑退休问题，中央确未考虑过这个问题。又说，如果将来退休，几点要求不成问题。
期间，见到杨尚昆，我请他向中央转达，我退休的要求，杨尚昆很干脆地回答：“现在
不考虑，工作一段再说。”我坚持请他转达，他摇摇头，不以为然。为了促成北京让我
退休，我决心利用公开场合，制造气氛，也可以让港人有心理准备。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十一日，我应邀出席巨商郑裕彤的皇朝会俱乐部开幕仪式剪彩，在记者采访时，我主动
讲，已经向中央提出要求退休问题。消息传到北京，首先接到杨尚昆秘书打来的电话，
说杨尚昆有些不满意，转告我，“不要再提退休的事了。”接着，北京又有人告诉我，
中南海对新华分社人事有新决定，周南将来港接替我的工作。我很高兴，但知此消息的
同仁都埋怨我，不该公开主动讲退休这件事，“给他们机会”。
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来电，要我立即去北京，我知道此行与我退休事有关。次日
到京，当晚李鹏、宋平、还有中组部部长，在中南海召见，他们开门见山，刚坐下就宣
布：“中央决定你退休，由周南接任，有什么意见？”他们不讲是我主动要求退休，而
说，“中央决定”，我笑着回答他们：“感谢中央批准我退休的要求”，并建议，“周
南可以马上来港接替，公布的时间是否放在人大通过基本法后，刚港人有一个心理准备
，过一个平安年。”他们当时表示可以考虑。时候，却认为我这一建议是“恋栈”，要
进一步采取步骤，催我离开香港。
谈话到了“尾声”，我起身告辞了，李鹏突然转身问宋平：“老同志们那里通知了没有
？”宋平说：“先念同志是知道的，其他的秘书都在座，他们会汇报。”我知道邓小平
、陈云等都派秘书参加常委、书记处会议，以便具体了解会议讨论情况。他们的一问一
答，说明李先念已知道我和周南的任免决定（随后，又知道任命周南是李先念推荐的）
，其他老同志，大概指邓小平、陈云，他们可能事先并不知道。
次日上午，见到姬鹏飞，他似乎无可奈何地说，宋平只在某个公开集会上告诉他，周南
将来港接替我，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姬鹏飞还告诉我，他曾对宋平讲过：“周南外交
上有经验，但香港工作是全面的。”他还对我讲，“他们不了解情况，你在香港打开了
局面，贡献大。”还是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我笑笑回答说：“是你领导的好。但李鹏
他们和我谈话时，对我在港工作六年，只字未提，不知他们是怎样评估我的。”
下午，姬鹏飞派人传话，中央决定要港澳工委负责人（即新华分社的几位副社长）全部
到京开会。原来，李鹏他们对我前晚的表态不满，认为我“恋栈”，要采取措施。
十月廿五日，江泽民主持会议，李鹏约迟半小时到会。宋平、姬鹏飞、李后、鲁平、周
南都参加，新华分社全体副社长到会。
江泽民一开始便宣布中央决定我退休，调回，周南接任。不同意我和一些新华分社副社
长建议我在基本法通过后再调回内地的建议。并决定九零年一月十五日对外公布，周南
立即去港接替。江泽民在讲话中，回应了我对姬鹏飞提出的意见，表示，“许家屯同志
在香港做了大量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李鹏姗姗来迟，即对我们提的交接建议做了一
番否定的、声色俱厉的评论。
姬鹏飞自始至终没讲一句话。
宣布一个高级干部的调免，召开这样的会议，采取这一形式，领导人持这种态度，在共
产党内很不正常，我平生工作调动不少，却从未见过如此“盛大”的阵势。
我和周南的任免，党内决定后，照惯例，应有国务院向人大常委会提出，人大常委会通
过后，再行公布。可是，异乎寻常，周南到港任职的消息，是由北京新华社在九零年一
月十五日的新闻中宣布的，人大常委会对我和周南的任、免事宜，连形式上的讨论都没
有；甚至，到现今仍没有见到人大常委会公开的宣布。江泽民、李鹏他们迫不及待地调
我回内地，连表面文章都不顾及了。
十二月廿五日会议后，我即返港，立即搬出新华分社大楼，让出办公室。同仁们劝我不
要如此之急，并说李储文等调回内地，都是宣布半年之后才离港，企望我离职之后也在
港多留一些时日，我谢谢他们的好意，立即整理行装，转送深圳。我心中有数，江、李
欲我早日离开香港，看来已非一日。我退休之愿已达，早离可早脱是非，这是部分关心
我的同仁没有想到的。但当时我也没有想到，江、李并不肯就此罢手，还有“下文”在
等着我。
我打算二月九日赴汕头，参加李嘉诚捐助的汕头大学开学典礼后，十一日回港，十二日
离港去北京，参加基本法草委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我想十二日便是我正式离职离港的
日期。
驻港中方机构、社会上知道我退休离港消息后，纷至沓来，要为我设宴饯别。如果接受
，不仅时间上不可能，张扬开来，还可能引起北京某些人的反感；接受一部分，又可能
有厚此薄彼之嫌，就全部婉言谢绝了。几个主要驻港中资机构负责人不答应，一定要有
所“表示”，最后妥协，离港前一天，在华润五十楼，聚餐饯别。我只好同意。
周南二月五日到港，我和副社长们商订扩大春茗酒会，向港人介绍新任新华分社社长，
同时向港人告别。办公厅预计人数会超过以往新华分社的国庆酒会，三千人的规模，往
常租用的场所可能容不下，便租用了可以容纳四、五千人的国际贸易会议中心的大会堂
。酒会举行当天，社会各方人士，大都到会，我在致词时，特别介绍了新社长周南，为
周南“祝福”，向香港通报、中外朋友告别，感谢六年多来对香港新华分社的支持，对
我个人的支持。在主礼台上面对会堂中几千双眼睛，我思绪万千，极力控制激动的情绪
，祝酒结束，便匆匆避入休息厅。周南曾在北京致电新华分社办公厅，为他起草酒会答
辞，副社长兼秘书长佘孟孝自己动手为他拟稿，因周平时喜欢在讲话中引用古诗，还为
他引了两句唐诗，电传当时还在北京的周南，岂知周南来港后只字未用，用的，说是他
自己写的稿，讲话中一字未提许某的姓名和离港的事，置酒会的主持人“迎新”词于度
外，当场引起与会者诧异。
对此反常现象，会后，不仅社内同仁问我，“是怎么一回事？”社会上也议论纷纷，不
少人打电话，托人问社内同仁，“注意到没有？”、“为什么？”我感到这可能不是周
南个人的“创作”，背后没有“指示”，他不敢这样放肆。
二月九日，李嘉诚捐助的汕头大学开学典礼，李嘉诚早就约请我参加。周南这时已到港
履新，李嘉诚当时没有表示。我特别向李建议，也请周南参加，李同意了，补发了请帖
。我并与周南约好，一同去汕头，一同回港。
李嘉诚对国内的捐助，主要集中在汕头大学。当时他对汕大的资助，已达五亿六千万港
币，还设定了外汇基金，以便聘请外籍教授。他曾向我表示，他已准备投资汕头电厂，
将来电厂的盈利他不要，可以作为汕大的办学基金。
在创办汕大的过程中，李嘉诚同广东省经办的一些人有不少分歧，有些事，他找我反映
后，我即与北京、广东的有关领导部门交涉，提出我的看法，希望能帮助解决，减少李
的困扰，尽可能按李的想法来进行。
李嘉诚不但在资金上，而且在学校的规模、基建、教学内容上都仔细过问，他请前南洋
银行董事长庄式平在汕大做顾问，还聘请港大前校长黄丽松也作顾问。李的公司经常有
七、八个人负责有关汕大建设的事情，他连自己的秘书都派去帮助工作，可见李对汕大
的重视。他曾经对我讲：“为了把汕头大学办成名牌大学，我花了很大精力。”
汕大在建设期间，我专门去看过一次，是由庄式平陪同的。我看到汕大的规模、设备，
包括建筑造型都是现代化的，国内的大学中，是少见的。
我认为李嘉诚出于爱国爱乡的愿望，不仅出钱出力，还花了很大“心血”，应该给他支
持和鼓励。包玉刚在宁波建大学，中央给他的礼遇很高，宁波大学开学典礼，不仅国务
委员谷牧去了，人大委员长万里也去了。我想平衡平衡，“六四”前，我向中央负责人
提议，李嘉诚捐资兴办的汕头大学开幕时，国家主席杨尚昆、总书记赵紫阳、人大委员
长万里、总理李鹏四人中，最好有一人能出席到贺，他们都表示可以考虑。“六四”后
，我又提议新任总书记江泽民和总理李鹏去参加，并在开幕典礼后，顺便去深圳，与香
港各界人士见见面。结果，他们只派了国家教委负责人李铁映参加，我非常失望。
开幕式之前，李嘉诚的夫人不幸去世，李很悲痛，我特地去看望他，追悼会和出殡我也
参加了，李向我表示，夫人去世后，很伤心，但不会影响他去参加开幕典礼。我也向他
表示，届时我一定会去参加。他讲：“我专门包一架飞机请你去，然后送你回来。”我
说：“你不必注意对我的招待，还是随便一点，看看中央什么人来（那时还不知道是李
铁映）。”可是，他仍然亲自去机场接送我，并安排我住在汕头市最好宾馆的“总统套
房”里。
李对内地的捐赠活动，只要我开口，他都会考虑，如北京亚运会、香港的文化基金，他
的捐助额都以千万元计。我离开香港，只接受了他的私人送行，但也只是两人惯常的共
同午餐。席间，他动感情地同我讲：“假如你不是共产党，我们这个朋友可以做得更深
一点。”他当时已听说我打算住深圳，做些香港研究工作，因此表示：“我会常去深圳
看你，研究上有困难，我可以资助。”我当时也很感动，表示谢意。
二月九日，参加汕大开幕典礼后，第二天就与周南一起回香港，准备十二日赴北京参加
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和七届三次全国人大会议。行前，我向分社同仁告
别，表示第二天我将正式离职离港。港英政府获悉，征求新华分社意见，准备派人送行
。社内有些同仁不想我此次就正式离港，因而婉谢了。我感谢同仁们的好意，还是决心
正式离港。岂知，在北京会议期间，杨尚昆和杨思德当面向我交代：台湾某些由我负责
接触的重要关系，暂时不要向周南移交，仍由我负责。
我即转告了周南，他听后，面带不悦之色。他主动约见杨思德，并提出要求见杨尚昆，
杨尚昆没有见他。
当时，台湾正面临总统选举，形势颇紧张。我从北京开会后回到深圳，杨尚昆给香港新
华分社发电报，要我和杨思德会面，交换对台湾形势及工作方面的意见。我同杨思德通
了长途电话，他建议我去香港，便于与有关人士及时会商。为此，我先后三次去港，都
是住赤柱招待所，一宿即归。分社副社长兼秘书长佘孟孝来看我，我都请他代为向周南
报告，并问好。
哪知，我这三次因公务赴港，竟引出意外风波。
九零年四月，我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中共中央组织部通知香港新华分社副社长
佘孟孝到京谈话。抵京当天，立即召见，责备他对许家屯三次“私自到港”，知情不报
。说这是根据周南对中央负责人的报告，周南是看了香港报纸才知道许三次到港，“深
为诧异”。
通知佘孟孝立即调回北京，另有任用。
事实上，我那三次去香港，佘孟孝在报刊发表消息之前已告周南。中央对台办公室也有
电报在先，周南是看到这份电报的。
佘孟孝的反应是：“不能理解，不能接受。”谈话的人无奈，表示向中央常委汇报后再
定。
次日，又找佘孟孝谈话，讲：“中央负责人决定，调回的决定不变。”但改变口吻，称
是：“正常调动，与周南报告无关。”佘孟孝继续表示，更不能理解，如果属正常调动
，他到职仅一年多，即使按外派人员规定，也未到期限。谈话的人便抬出“组织”大帽
子，批评佘孟孝态度不好。高压之下，佘孟孝只好顺从。
佘孟孝原是乔石任组织和书记的中央政法领导小组、中央政法委员会的副秘书长，乔石
不少讲话，都是佘孟孝拟的稿，是个有水平的“秀才”。到港才一年多，便遭此不白之
冤。在北京一些高级干部中，引起公愤，认为中央某些人，置党的实事求是精神和组织
原则于不顾，颠倒是非竟到如此地步，实在令人无法忍受。有人为佘孟孝不平，去找乔
石，乔石表示，他同情佘孟孝，在常委之中为佘说话，无人听，也无法维护，我听后更
觉寒心。
接着，宋平找我“谈话”，见面寒暄几句，便正式通知我：“常委决定，你回北京居住
。”终于明确了，不允许我留在深圳。
我已经知道，周南向中央某负责人表示，不要让我住在深圳，说是会影响他的工作。因
此我有心理准备，我平静地说：“常委的决定，我理解，我不想来北京，还是让我回南
京吧。”宋平先说，他个人同意，还得报告常委同意，后又说，他将立即告诉江苏，为
我准备住房，并说：“省委会欢迎你回去的。”
宋平话锋一转，“关心”地说：“个人向你提一点意见。”组织部长关心干部，批评干
部，是正常现象，我点点头，很专注地听。宋平说：“那篇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文章，
有些人有意见，你是不是要再作考虑？”又问：“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是不是任仲夷提
出的？”他们对任仲夷也如此见怪，出乎我意料，对此，我没有答复。
八八年六、七月间，任仲夷在深圳参加中宣部主持的一次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
座谈会（那次座谈会，我也参加）。任仲夷在会上发言，明确支持我关于重新认识资本
主义的观点，而且提出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他说：“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
社会主义，我们也需要再认识……，过去，我们把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看得简单了，太
容易了。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
上，存在着很多糊涂观念和错误思想，其中有许多是空想社会主义。本来，马克思、恩
格斯经过长期的科学研究，已经把社会主义从空想转变为科学，我们却又走了一段‘社
会主义从科学到空想’的冤枉路。”（见《了望》周刊海外版一九八八年七月号）我对
任仲夷的观点很表同意，认为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
中，必需要解决的重大的思想理论问题。
至于我那篇《重新认识资本主义、自觉建设社会主义》的文章，在八八年《求是》杂志
第五期发表后不久，外交部一位司长因公务途经香港，与新华分社外事部长纪绍祥谈起
，吴学谦和姬鹏飞看了这篇文章，两人意见很大，港澳办为这篇文章专门出了一期简报
，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负责人，外交部的一些干部也看到了。据这位司长形容，简报对
这篇文章采批判口吻，用词相当激烈，连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判）的词汇都用上了。后
来我知道，中央书记处曾将这篇文章，列入会议议程讨论。赵紫阳在会议中说：“这篇
文章我叫人看过了，没有问题，不用讨论了。”就这样“保护过关”了。原来，赵紫阳
事先要鲍彤看过这篇文章。六四后，金尧如告诉我，中央常委有人组织“秀才”在写文
章批判我这篇文章。因此，宋平的“意见”，我毫不觉意外，我当即表示感谢他对我提
出警告的好意，回答说：“谢谢你的关心，这篇文章，我至今认为，个别地方用词也许
还要作些斟酌，整体没有错。”我又说：“我已听说，中央常委中有人指定专人在写批
判文章，我早就有接受公开批判的精神准备。”宋平连忙解释：“没有的事。”
我顺便提起周南歪曲事实，诬告佘孟孝，组织部竟未能为干部主持正义，仍将佘孟孝调
回的事，说了一通，表示了不平之意。宋平很有修养地听了，不作一字解释。这次谈话
，双方都不愉快。
后来，我才意识到，周南借词调回佘孟孝，是他们蓄意除去“整”我材料的障碍。我的
一些朋友问我宋平“谈话”的内容，听后，有朋友认真地告诫：“要当心啊，他们的眼
睛盯着你呢！”
这几位朋友都是比较了解“上情”的。我想，竟然对一个已决定退休的人仍如此不能见
容，回江苏后，不准备住南京了，还是会如皋县老家隐居，不问一切“世事”，你们总
可以放手了吧。天真地抱着这一幻想，放弃了人代会后去四川九寨沟旅行的打算，立即
去南京，征得江苏省委的同意，便马不停蹄回深圳，准备搬家返乡。
二月上旬，周南接任后，“怪事”不断，愈想愈和“眼睛盯着你”有关。
二月，周南便停发了我和老伴在港的工资。老伴很气愤，我一笑置之。按正常做法，工
资应在组织介绍信到达接受单位后，才由接受单位发给。我二月中旬才离职，港澳工委
给我到达单位的组织关系介绍信，尚未开出，当时也无从开出，因为我调回内地何处居
住，中央还未明确。可笑周南赶我离港，竟然如此急不可待。
周南到任前，我已搬出新华分社大楼，家当也送往深圳贝岭居（新华分社在深圳的后方
）存放。其中包括几十箱书刊、文件（主要是我在一些会议上讲话的原稿副本。这些文
件，办公厅都另有正本或记录稿存档）。我在北京开会期间，周南竟着办公厅限令我的
秘书，“清理”并取去我的文件，包括在北京“谈心会”上，我的发言底稿，及会上他
们发言的记录。秘书在电话中无可奈何地告诉我：周南等硬说这些都属于“国家机密”
文件，一定要拿去“存档”。他们一朝有权在手，我人又在北京，只好对秘书说，让他
们拿去吧。我想回深圳后再和他们理论。
三月初，分社同仁纷纷相告，周南于二月底，便以办公厅主任许某为主，成立“整”我
材料的专案组。这个组由郑华、朱育诚二人总负责（朱育诚，原任副秘书长，周南借词
将副社长兼秘书长佘孟孝调走后，升任秘书长。据云，因“整”我的材料立功，升任副
社长），已开始进行有关我在港“人、财、物”情况的“调查”。开始我不相信，不久
，有不少被调查的人直接、间接相告，我才知确有其事。按中共中央规定，对省、部级
第一把手进行“调查”，必须经过中共中央常委集体或总书记批准，方能进行。周南到
任不久，便有这一非常行动，显然得到北京高层指使或同意。我虽问心无愧，也预感：
大概不会让我“安全着陆”了。
四月廿二日，我回到深圳，第二天一大早，深圳新华分社办事处主任来贝岭居，一脸无
奈地说，办公厅转达周南的“指示”，将“社长”使用的房车下午调回香港。我苦笑说
：“调回便调回吧。”我专门设宴为司机老徐师傅话别，感谢他几年来为我的服务。事
后才省悟，此房车有牌照，可以自由来回港澳，周南是阻止我过文锦渡（香港与深圳之
间汽车通行的关卡），“私自”再去香港。
廿四日，我得到可靠消息，周南已将我的“问题”、“材料”，写成正式报告，送给中
共中央和国务院。周南办此事的“果断”和“高效率”，联系到近几个月来的种种现象
，顿使我醒悟，打破了“安全降落”的幻想，也惊醒了回老家乡居之梦。“梁湘第二”
，或甚于梁湘的“下场”，已并非不可能，而将是面临的现实！如何面对？我陷入极为
复杂、痛苦的思索中。
李鹏以中央、国务院的名义，以研究开展海南洋浦港为借口，派专机接海南省长梁湘和
省委书记许士杰去京，一下飞机，梁湘立即被软禁，失去自由。李鹏这才派出由监察部
长尉健行为首的专案组，赴海南省调查。三个月后，调查的事实表明，“六四”期间以
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政府名义向中央、国务院发电报，支持赵紫阳对学运处理方针的
所谓“反中央”事件，主要发起和负责人并不是梁湘，一些人向中央揭发梁湘的“经济
问题”也属牵强。这位部长因为没有找到李鹏需要的梁湘“罪证”，返京覆命前，曾私
下对海南省某些负责人诉苦：“无法向上面交代。”
当时，北京传说：邓小平鉴于梁湘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开辟特区有功，指示江泽民、李
鹏，对梁湘“能保，尽量保”。结果，江、李仍以“以权谋私”等莫须有的罪名，撤除
了梁湘党内、外一切职务。之后，还不肯罢休，继续派专案组在海南、深圳进行调查。
据知情人告诉我，“调查”甚至采用了土地改革时也认为是错误的，对地主阶级清算采
取的“鸡生蛋，蛋生鸡”的办法，企图清算出梁湘多年来的所谓“问题”。对党和国家
的高级干部，对参加革命多年，兢兢业业工作并卓有成绩的老同志，采取这样不顾事实
，不顾党纪国法的手段，是十足的以权谋私！党内几十年无情斗争、自相煎熬的错误做
法，不幸在“六四”后重现。使我十分痛心。
梁湘的前车之鉴，面对可能的诬陷和迫害，我终夜不能入睡。“束手待擒”，申辩的可
能都会没有；效法赵复生（赵在六四前出国不归），将失去我五十多年来的一切，会被
扣上种种大帽子，甚至会连累家小。
又经廿五日一天反复的思考，才下定决心：为保有辩护的权利，为争取晚年尚能发挥余
力，对社会再做一点事，“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让现在的一切暂时失去吧。我决定
“去国”，待机再回，我并非对国家、民族失去希望，也并非对中国共产党完全失望，
只是为势所迫，方出此“下策”。
廿五日下午，我打电话给相识多年的一位信得过的老朋友，请他立即来深圳话别，理由
是“我即将离深圳回南京”。廿六日一早他即过罗湖桥，赶来见了面，他同情地听了我
的决定，愿意为我“去国”帮忙。当天上午他即返回香港，为我向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申
请旅行签证。我要求争取廿八日成行，这位朋友向美国总领事馆申请后，电话中告诉我
：“廿八日东西买不到，需到三十日。”我很担心时间一长，如被新华分社知道，那就
走不成了。
这位老朋友还为我与洛杉矶西来寺星云大师通了电话（时星云在夏威夷），告诉他许某
人将应他的邀请，即日赴美。星云即表热情欢迎，并将请陆铿在旧金山机场相迎。星云
对我“不与任何方面接触，纯属休息”的要求，表示谅解，答应：“不会强许先生所不
愿为。”老朋友在电话中只告诉我，“朋友方面的事一切都已办妥，具体情况，三十日
再告知。”
周南来港后，老伴顾逸萍即离港，住在深圳；连日忙于搬家，决定三十日乘火车连同行
装先回南京。为免却因感情而节外生枝，也考虑时候也许可免去株连，我作此重大决定
，一直对她“保密”。随身警卫员，因他家中有事，我也乘机要他先回南京。
一切安排妥当，我决定三十日离深圳去港，五月一日“去国”赴美，老朋友已为我买了
去洛杉矶的飞机票。
廿九日晚，与老伴和深圳的女儿们“话别”，她们一点也没有察觉我离别的痛苦心情。
我对她们说：“你们以后要自己好好生活了！”她们仍未有意外之感，我又一夜未眠。
三十日下午七时左右，老伴按原来打算，乘火车回南京去了。我对她谎称：再过两日，
将乘民航回宁（南京）。思念及此，实愧疚万分！
两小时后，我离开深圳，经罗湖桥出境，上了罗湖至九龙的火车。以往过境有多人接送
，今天单身排队过海关，曾担心会引起怀疑。过关时，果然为边境警卫人员认出，竟道
：“社长回家吗？看来比电视上还年轻啊！”我含笑点头向他问好，顺利出关。
老朋友在上水（罗湖至九龙火车的第一站），用“房车”接我。因如在九龙下车，有可
能被人发现，特商请老朋友亲自驾车，半路接应。
我离国之后，因新华分社无端怀疑一些香港朋友助我出走，使他们因此受到了连累。这
个老朋友在知道我要发表香港回忆录之后，多次询问我出走将如何写，要我笔下不要出
现他的姓名，我回答绝不会以怨报德，请他放心。如果大陆政治上一旦“清明”来临，
才可能再揭露大名。老朋友哈哈大笑道，很好很好：“届时倒希望你把我的小名同你‘
去国’之事连上，给我这个凡夫俗子在青史上留下一笔。”我也笑着回答他：谨尊台命
，这个谜只好待以后再揭开了。
当夜，住在老朋友家，我给邓小平、杨尚昆、中共中央写了信，信中，我申述：此次因
北京风波，被迫“去国”，是暂时的，还会回来。对外将宣称是“旅游休息”。
我虽“去国”，但对马克思主义仍具信念；对中国共产党，仍具信念；对邓小平仍尊敬
、拥戴。只是对中常委中有些人，不能信任。
我反映了退休后，李鹏、周南等企图“秋后算账”的事例，因不愿做“梁湘第二”，才
痛苦地作此不得已选择。并提出四项保证：不寻求政治庇护；不泄漏国家机密；不公开
发表文章、讲话；不接触民运人士。
最后，我企求中常委某些人，不要株连家属，不要迫我“去国”后再作不愿的选择。
因没有办法复印，我手写三份，一份寄新华分社转送北京；一份寄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份送一位能与北京某高层接触的朋友，请其转北京。
至美国不几天，听到香港传来讯息：四月三十日下午八时三十分左右，在我离开深圳到
香港后，深圳市委副书记秦文俊奉命到我深圳住地，转达中共中央的电令，要我立即赴
北京。秦是在我离开住地两小时后到达的，见我不在，一直坐等至深夜，而后开始紧张
地到处打电话询问搜寻。这一情形证实了我当初的判断是正确的。
美国西部时间五月一日九时廿五分，飞机准时抵达旧金山机场。陆铿和崔蓉芝已在机场
等候，陆铿并随即陪同飞往洛杉矶，我就此做了星云大师的客人。他们热情、周到的接
待和安排，使我十分感激。
到洛杉矶后，我即与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马毓真联系，随即在西来寺见了面，我面告了
“去国”的原因，复述了四项保证。马毓真则已奉命劝我回国，提出保证，回国不会“
有事”。我谢了他的好意。不久，中国驻美大使朱启桢又奉命来洛杉矶见我，进一步劝
我回国，保证回国后“无事”。我能相信回国后无事吗？我回答朱启桢，我暂不回去，
会遵守四项承诺，请转告北京放心。也对北京的“保证”表示了态度：“李鹏当政，谁
能保证？即使李鹏不搞，有人起哄，谁能保证得了？”
这期间，我先后三次主动约见驻洛杉矶总领事、副总领事。朱启桢是奉命约见，非我主
动。
杨尚昆访问中南美四国期间，朱启桢转达杨尚昆从墨西哥打来的电话，希望在杨访问结
束时，能与他同机回国。还保证“会作较好的安排”。我谢谢他的好意，表示对归国后
的保证，没有信心。
一九九一年二月下旬，我约见总领事马毓真（那时我已得知江泽民、李鹏要进一步“处
理”我去国的讯息），我请马转告：“不管他们说什么，怎样做，我有公开辩护的权利
，历史将会作出正确的结论。”马毓真也许当时并不知道情况，还问我是否听到什么？
表示：“不见得吧。”
果然，江泽民、李鹏逞其一时之威，绝我归国之路了。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于二月十九日
罢免我全国人大代表；新华社三月二日、三日电讯也公布了罢免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开除我中国共产党党籍；撤销我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对此我早有预料，
也有精神准备。朋友们为我不平，主张要有所反应。我考虑再三，决定先写《试论和平
演进》，再写回忆录。
我坚信，历史会以相左的事实说明，真正背离人民、背离马克思主义，确有人在，但不
是我。纵使有生余年，我不能重睹神州丰采，历尽灾难的母亲——祖国，会让一个忧患
与共的儿子，魂兮归来！
(关岭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