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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87 | 1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京)2000年02期,第50～57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河北大学历史系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喻大华先生《〈清室优待条件〉新论
》一文中所及《清室优待条件》产生的原因和作用，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溥仪叛国原
因诸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作者指出，《清室优待条件》无积极意义可言，冯玉祥将
其修正并驱逐溥仪出宫也无可非议；而溥仪叛国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更是其一心想恢复
“大清江山”的阶级本性决定的，我们不应该以任何理由为其出卖国家与民族利益的失
节行为辩解。
《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 期刊载了喻大华先生《〈清室优待条件〉新论——兼探
溥仪潜往东北的一个原因》(以下简称《新论》)的文章。该文对《清室优待条件》、冯
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和溥仪叛国原因等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拜读之后，笔者认为该文不
仅观点陈旧，而且在一些问题的论述上、尤其是关于溥仪充当日本帝国主义工具原因的
看法，涉及到一个十分严肃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即如何评价某些对国家、民族犯有严重
罪行历史人物的犯罪原因。为此笔者也试就该文所涉及的上述三个问题略陈管见，与喻
先生商榷并就教于方家。
一
关于《优待条件》的产生，《新论》否定了学术界对此的传统观点。学术界普遍认
为《优待条件》是由袁世凯等炮制，是中国资产阶级对封建反动势力的又一次妥协，清
王朝结束统治后其皇室受到优待是极端荒谬的。而《新论》则认为首先提出《优待条件
》的是革命政府代表，并对其做出了高度评价。他称《优待条件》的产生“具有历史必
然性”，“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而且有其积极作用”；“正是《优待条件》的提出，
使清皇室发生了分化，并使之尽快退出历史舞台。中华民族在保持了国家统一、民族团
结和尊严的同时，迅速地进入了共和时代。”(注:喻大华:《〈清室优待条件〉新论》
，《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以下凡引本文时不再注明出处。)在此， 做为辛亥革
命副产品的《优待条件》，被拔高成为加速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原因。对此，笔者不敢苟
同。
实际上，此论实为旧说，决非喻先生首创。1924年11月，在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后
不久，唐绍仪就对上海《字林西报》的记者发表讲话说:“当时清帝逊位，缩短革命时
间，保全人民，颇与民国以建设机会，故民国亦承认此优待条件以报之”(注:长沙《大
公报》1924年11月13日。)。唐是辛亥革命时期代表袁世凯参加南北和谈的首要人物，
也参与了与清室商谈《优待条件》。从肯定自己的历史出发，他替《优待条件》唱赞歌
是可以理解的，其观点与《新论》大同小异。所不同的是，《新论》把《优待条件》产
生的作用拔得更高。
《优待条件》的产生确有一定的社会原因。辛亥革命是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经济政
治发展还不成熟、中外反动势力相对强大的背景下发生的。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
性质，也没有给予封建的政治势力及经济基础以致命的打击。资产阶级革命派最终向反
动势力妥协，从而将政权交给了袁世凯并最终保留了清室。这是由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
性所决定的，也就是“历史必然性”。
但是，《新论》所说的“历史必然性”并不是上述的经济政治原因。喻先生认为产
生《优待条件》的原因有两点:(一)“险恶的国际环境迫使南北双方优待清室，以尽快
地完成政权更替，避免招致列强干涉。”(二)“国内秩序混乱、财政危机的局面迫使南
北双方必须优待清室，以尽快建立民国，早日拨乱反正。”
为了给上述原因寻找根据，《新论》极力夸大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危险及清室
的力量，认为:“假若革命进一步拖长并发生较大的混乱，则难免为俄、日干涉提供机
会。”这个观点倒可名副其实地称为“新论”了。到目前为止，所有研究辛亥革命、且
有一定权威性的学术专著，都否认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可能性，帝国主义列强在华
矛盾重重，并对腐朽的清王朝已不抱希望，故以扶植袁世凯来干涉中国内政。这已是不
争的事实。固然，日、俄帝国主义最初确曾有干涉、分裂中国的阴谋，但由于害怕中国
的革命力量，并碍于和英、美、德等帝国主义的勾心斗角等原因，被迫中断了其罪恶企
图。英、美、德等帝国主义出于在华利益的考虑，没有如庚子年间结伙武装干涉中国革
命的打算。这是中国革命大势及帝国主义矛盾斗争的结果，与《清室优待条件》何干？
《新论》还特别强调指出:清室“接受《优待条件》，留在北京，就使得日本军阀
的满蒙独立计划失去了借口，潜往东北的肃亲王善耆也难以打着清室的旗号进行活动。
……日本政府不得不命令川岛等人暂时停止满蒙独立活动。可见《优待条件》对保障国
家统一起了多么大的作用”。这里，喻先生为极力美化、拔高《优待条件》的作用，已
全然不顾历史事实了。
《新论》所谓的满蒙独立活动(史称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分满洲独立(即让清东
三省总督赵尔巽、统领张作霖拥立肃亲王善耆在满洲“独立”)和蒙古举兵(即唆使、资
助内蒙古喀喇沁王、巴林王等蒙古族王公在内蒙举兵起事)两部分。清室接受《优待条
件》后，日本并没有停止满蒙独立活动的策划与实施，2月22日， 日本政府也仅是决定
中止满洲独立的策划。其原因也并非清室接受《优待条件》，而是赵尔巽、张作霖在袁
世凯极力笼络下，一反以前效忠清室、依靠日本的立场，表示拥护共和，使日本策划的
满洲独立失去了基础；再加之英国政府于2月16日照会日本政府，要求立即停止策划满
洲独立。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碍于英日同盟关系，决定中止满洲独立的策划与实施
，也就在所必然了。可是，对于蒙古举兵，日本政府非但没有因清室接受《优待条件》
而停止，反而更加紧锣密鼓地进行。一直到3月下旬， 日本参谋本部才训令暂时中止举
兵，改为在内蒙训练军队、贮存武器弹药，以待时机。5月下旬，日本提供的武器弹药
经大连运至公主岭， 由日军大尉松井清助负责运往喀喇沁和巴林，6月8日在途中被中
国军方截获，武器弹药全部被烧毁。至此，蒙古举兵的策划才宣告破产。(注:详见王树
才《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首次尝试——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4期。)上述史实说明， 《新论》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假若
《新论》的观点成立，那么，又该如何解释日本帝国主义于1916年(其时《优待条件》
依旧，溥仪仍居宫中)策划、实施的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呢？显然，喻先生不能自圆其
说。
更为离奇的是，《新论》还把垂死的清王朝的力量说得十分强大。在作者看来，不
仅革命的力量，甚至连袁世凯的北洋武装都抵挡不住清王朝的垂死挣扎。《新论》声称
:“清室一旦决定撤回东北，袁世凯根本无力阻挡。当时北京警察中满人居多，数量达1
.2 万人的禁卫军虽改为由冯国璋统领，但多数士兵和下级军官仍为满人。而北洋军则
已开往前线，与革命军对峙。所以，清室一旦孤注一掷，南北双方想极力避免的国家分
裂就可能出现，那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悲剧。”
《新论》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通篇的结论都是建立在假设的前提下。我们姑且不
论历史能否假设，即以事实论，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室已经丧胆。1912年2月26日， 京
津同盟会员彭加珍的一个炸弹更使得皇族作鸟兽散，最顽固的宗社党连吹大话的胆量都
已丧失，还谈得上什么组织反抗！须知，清皇室没有一个敢于“孤注一掷”的挑大梁的
人物；其在北京的军事力量，实际上根本不值一提。军警算不上正规的武装力量，历来
也不是野战军的对手，这是起码的常识。《新论》所说北京“汉人害怕满人报复而出走
，满人害怕将来的下场而出走，两个月内避离北京的人数达40万”，这已经表明，北京
军警连起码的社会秩序都维护不了，怎么还会成为清皇室的救命军？清廷的“禁卫军”
虽然是一支正规的军队，但其组成人员八旗纨绔子弟居多，贪污腐败惊人，战斗力极差
。连清朝重臣世续都承认“兵无斗志”。可见，“禁卫军”怎么可能成为与革命及北洋
军对抗的“王牌”呢？实际上，“禁卫军”已为袁世凯的心腹冯国璋所掌握，清廷已失
去了对其的控制。《新论》以此来宣染清皇室的“实力”，实在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必须指出，在革命爆发后，京畿各界人民对于民主共和无不向往。“即满人中亦居
多数赞成”(注:“何宗莲致孙中山电”，《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8号，南京大总统府
印铸局1912年编印，第309页。)，清王公宗室及顽固派官僚虽然想勾结陕甘总督长庚和
署理陕西巡抚升允反对革命，一些蒙古封建王公也图谋回归本部武装顽抗，但兵饷俱无
，故只是虚张声势，空言塞责而已。
袁世凯的北洋军并非如《新论》所说，已全部派往南方与革命军对峙。当时，北洋
第六镇在石家庄，第二十镇在滦州，北洋第二混成协、第三十五混成协在东北，北洋第
五镇在山东，第三镇、第一镇就在北京。此时，完全听命于袁世凯的姜桂题的“毅军”
也驻扎在京郊。我们不把由旗人组成的北洋第一镇算做袁世凯的力量，仅就其它诸部而
言，京畿和东北也完全在北洋武力控制之下，清皇室哪里有什么反抗力量！
实际上，武昌起义后革命者的真正对手是袁世凯，清王朝能否存活下去也取决于袁
世凯。袁一石双鸟，他成功地借革命力量震慑清皇室，又以北洋军事实力向革命党人施
压。革命派所担心的不是清皇室，而是袁控制的北洋武装。1912年1月上旬， 革命党人
与袁世凯的南北和谈达成了秘密协议:袁世凯逼使清帝在优待条件下退位，同意建立“
共和政体”，然后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让给袁世凯。(注:章开源、林增平:《辛
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第382页。)《优待条件》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出
笼的，南方代表伍廷芳也是在与张謇及袁世凯集团秘密商谈之后提出的。《新论》首先
强调伍是始作俑者，继而又承认袁世凯方面提出的对清室优待条件高于革命党人的事实
，已说明了历史的真相。袁世凯之所以如此，是为了避免招致“欺侮孤儿寡母”的“逼
宫”之嫌，并不是心怀对清室的仁慈。1915年袁世凯帝制自为，还假惺惺地在《优待条
件》上亲笔题道:“先朝政权未能保全，仅留尊号，至今耿耿，所有优待各节，无论何
时断乎不能变更，容当列入宪法”(注:《民国人物小传》，传记文学社第74卷第1期。)
。《优待条件》的提出， 只不过是袁世凯实现个人野心的手段与结果而已。
值得提出的是，《新论》绝口不提资产阶级革命派曾反对优待清室这一事实。黄兴
在1912年1月19 日特致电伍廷芳说:“和议愈出愈奇，殊为可笑。第一条仍保存大清皇
帝名称及世世相承字样，可谓无耻之极！”(注:观渡庐(伍廷芳):《共和关键录》第一
编，著易堂书局民国元年本，第77页。)据当时外电报道，“南方革命党之激烈派于保
存太后及皇上名称极不满意。然平和派势力甚大，足以抵抗之也”(注:《欧报对于中国
革命之舆论》，丛刊本《辛亥革命》(八)，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510页。)。 革命党人是在妥协倾向占上风的情况下才接受《优待条件》的。
这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伍廷芳、汪精卫等人。他们认为对清室优待是“枝节”，“共
和目的已达，其它枝节似可从宽”(注:观渡庐(伍廷芳):《共和关键录》第一编，第80
页。)。革命党人之所以接受优待条件，是为了换取袁世凯逼清帝退位，建立共和国。
此时，革命党人与袁世凯方面都没有对外国干涉的恐惧，更没有对清室“孤注一掷”的
担心及为避免民族分裂等策略的考虑。所以，《优待条件》的产生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
的软弱，封建势力及封建伦理意识强大所决定的。其中，袁世凯个人的意志占了相当大
的成分。
所以，《清室优待条件》是辛亥革命的副产品，并不是什么使中国“迅速地进入了
共和时代”的动力之一，更没有、也不会在保障国家统一方面起重大作用。革命后，民
国的首都保留了一个封建小朝廷，不仅散发腐朽臭气，还日夜图谋复辟，使其成为引起
民国政治动乱的一个根源。基于此，《优待条件》实无什么“积极作用”可言。
二
《新论》不同意学术界的一般看法，即《优待条件》为国内外的野心家留下一个制
造中国变乱的傀儡工具，认为此论“说服力不强”，“因为即使不给清室以优待，只要
不把清皇族斩尽杀绝，他们就会有成为野心家制造动乱工具的可能性，这和是否优待关
系并不大……”。然而，喻先生接着又说:“小朝廷的合法存在的确会对复辟势力产生
一定的鼓励作用。”既然如此，怎么又肯定使小朝廷合法存在的《优待条件》呢？又怎
么能说清室成为野心家制造动乱的工具与《优待条件》关系不大呢？喻先生承认小朝廷
存在的反动作用，同意其为复辟势力“精神中心”的提法，但又称其与《优待条件》无
关，显然是矛盾的。
为了美化《优待条件》，喻先生说:“世界上很少存在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物，关
键在于执政者懂得并会运用趋利避害这个道理。《优待条件》会使复辟势力受到一定的
鼓舞，但也会使其在活动时有投鼠忌器的顾虑。”所以，他得出结论说:“民国政府可
以利用该条件的存废来影响和制约复辟派，同时借优待条件来控制清室。”接着，《新
论》不惜笔墨论述了民国政府对封建势力的姑息纵容，从而得出结论说:“主要是民国
政府而不是《优待条件》鼓励了复辟。”
这就太离奇了。就好像盗贼偷盗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其有贼性，而主要是警察缉捕不
力。这种逻辑恐怕不会为人所接受吧。《优待条件》是革命力量向封建势力妥协的产物
，北洋头目与清统治者在阶级实质上又没有大的区别，且全系清朝旧臣，故民国政府对
清室的非法活动及对复辟势力的包庇、纵容是必然的，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喻先生
仅仅问罪于民国政府，而对清室的阴谋活动只字不提，显然有失偏颇。大量史实证明，
清室的复辟活动一天也没停止过。
张勋复辟就证明了由《优待条件》而存在的逊清小朝廷对共和制的威胁。对此，《
新论》仅仅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逊清皇室接受了复辟这也是事实”，而绝口不谈清室
的责任。张勋复辟被平息后，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头目为清室开脱罪责，认为是被
胁迫。这早已被证明是谎言。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就认为，清室既便是被胁迫参与复辟，
也是对民国的犯罪。冯玉祥在“主张处分清室通电”中说:“此次张逆叛乱，国本动摇
，固张逆之不法，然非清廷之酝酿，何以至此，是倡乱虽在张逆，而祸本实在清廷……
。”(注:“主张处分清室通电”，《冯玉祥政治要电汇编》，北平东方学社1933年11版
，(政)第6页。 )可谓一针见血。
溥仪被驱逐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故宫养心殿溥仪居室发现了大批证明清室阴
谋复辟的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材料有:康有为述游说复辟经过函；金梁二事折；金梁条
陈四事折；江亢虎请觐溥仪函；金梁为江亢虎请觐折；升允等谏阻移居颐和园折；陈夔
龙谏阻出洋折等。(注:《民国日报》1925年8月7日。)
这些文件，以金梁的密折最具代表性。金在密折中为溥仪制定复辟计划，要他以“
密图恢复为第一，恢复大计，旋转乾坤，经纬万端，当先保护宫廷”；并建议清理皇产
，保护宫殿文物等。其中在图恢复条目下，提出“恢复方法，务从机密”；“求贤才，
收人心，联友邦，以不动声色为主……”；“至于恢复大计，心腹大臣运筹于内，忠贞
之士则命于外，成则国家蒙其利，不成则一二人任其害……。”康有为在其致庄士敦函
中说:“所致游说，天佑中兴，望以所历代奏，先慰圣怀。”(注:《民国日报》1925年8
月8日、《晨报》1925年8月23日。)
上述文件是图谋制造国家内乱的罪证。溥仪将其密藏，业已充分表明了自己的政治
态度。他与金梁、康有为等均是图谋颠覆民国的罪犯。
清室善后委员会公布了上述文件后，溥仪还全然否认，称其:“多属捏词伪造而来
，令人至可哂可鄙。”其于此， 清室善后委员会于1925年8月14日将复抄的上述材料函
送京师地方检查厅，要求立案起诉。(注:《晨报》1925年8月20日、1925年8月15日。)
但是，在段政府的包庇下，国务院会议决定令地方检查厅不予受理，其理由是该文件所
涉及虽属犯罪行为，但因段政府上台后已宣布大赦，故让司法总长杨庶堪以私人名义出
面，与善后委员会代表李石曾面商调和办法。因此，此案不了了之。尽管如此，清室图
谋复辟的阴谋大白于天下后，为溥仪出宫叫屈的声音也立渐平息。
喻先生既然对清室的罪责视而不见，但却又说，在张勋复辟后“如果民国政府修正
《优待条件》，加强对清室控制的话，不但能顺应一般的民意，而且中外旧势力都没有
干涉的理由”。这就奇怪了。假如清室仅仅是“被胁迫接受复辟”，又有什么理由修正
《优待条件》呢？ 1917年修正《优待条件》既然可行，那么冯玉祥在1924 年修正《优
待条件》又有什么值得非议的呢？
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新论》一面肯定及美化《优待条件》，一面又指责民国对
逊清皇室的“无原则的优待”。既然《优待条件》能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的团结，又能
限制复辟势力的活动，那民国政府为保证该条件的执行，对清室一些违法的行为视而不
见，采取“宽大”态度又有什么不对呢？那不是对国家的根本利益更有利吗？《新论》
不能自圆其说。
三
《新论》第三部分全面否定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及黄郛内阁修正《清室优待条件》
。喻先生首先否认此举的合法性，认为:“此前民国政府一直把该条件视为‘缔结条约
性质’的法律文件，只有国会有权决定其存废。摄政内阁的这一举措是明显的越权违宪
行为。”
此说更是陈辞。最先跳出来持此说的是逊清皇室。北京政变后，孙中山先生应冯玉
祥之邀北上，到京便接清室于宝熙函，称冯之此举违法，清室不能认为有效，请他“主
持公道”(注:刘汝明:《刘汝明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社1973年8月版，第55—56页。
)。 康有为此时致电段祺瑞，大骂冯玉祥，并诘问“条约可随意而废？”(注:长沙《大
公报》1924年12月5日。 )唐绍仪也喋喋不休地说:“前既曾同清帝订立庄严条件，则惟
有遵守之”；“在未商订新办法前，决不能有所变更也”；“中国人民若因政治上及他
项理由，认为此项条件有更改之必要，亦当以合法之程序表示其意。一个人之横暴恣肆
行为总不可视作全国人之意愿”；“张勋复辟之时，民国曾有取消清优待条件之动机，
当时民国未尝要求更改，今日尚有更改之理由？……”；“此破约背信之举亦为军阀专
制之一例”(注:长沙《大公报》1924年11月13日。)；胡适在致王正廷(时任外交总长)
的信中也说:“我是不赞成保有帝号的。但清室优待乃是一种国际信义条约的关系，条
约可以修改，可以废止，但堂堂民国，欺人之弱，弃人之丧……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
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注:《晨报》1925年11月9日。)
与此同时，社会上掀起了一阵反对冯玉祥、替清室叫屈的鼓噪。段祺瑞执政府召开
“善后”会议时，有所谓正谊书社者，集刻了一本要求保障清帝“权利”的通电，向“
邪氛民国”的执政府、善后会议会场如雪片般的分发，对执政府施加压力。该书所辑通
电列名者有所谓“满蒙协进会”、“满族同进会”、“旗族互助同进会”、“京师总商
会”等名目及逊清遗老、复辟分子骨干等，其余不具名而标出人数有433人。该书称“
凡属血气之伦，均抱不平之感”，“民情惶惑，舆论沸腾”，“中外震骇，大动公愤”
(注:《民国日报》1924年2月25日。)。 其主要论调就是攻击冯驱逐溥仪出宫之举为不
合法。
相反，进步力量则对冯玉祥的举措给予坚决支持和高度评价，北京各界还成立了“
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1924年11月11日，孙中山致电冯玉祥，嘉奖他废除清室帝号，
称此举大快人心，并高度评价说:“复辟祸根既除，共和基础自固，可为民国前途贺”
。章太炎也致电冯玉祥、胡景翼称:“念自六年复辟以后，优待条件，当然消灭。”叶
楚伧在《民国日报》上发表评论说:“鹿钟麟勒兵隆宗门，唤令溥仪出宫，将一片中华
民国领土还给中华民国，这一阵功烈实不在回师倒曹之下。(注:《民国日报》1924年11
月14日、1925年11月13日、1925年3月4日。)
就攻击冯玉祥此举不合法的论调，进步人士也给予了有力的批驳。《优待条件》确
是在1912年2月10日得到南京临时参议院的通过， 但此后已被清室破坏。孙中山先生在
1925年1月6日嘱秘书处给清室的复函中已明确指出这一点:“自建国以来，清室始终未
践移宫约，而于文书契券，仍沿用宣统年号，对於官吏之颁，给荣典赐谥，亦复用弗改
，是以民国元年优待条件及民国三年优待条件善后办法中，清室应废行之各款，已悉行
破弃。逮民国六年之举，乃破坏国体之大毒。优待条件之效用，更是完全毁弃无余。虽
清室於复辟失败以后，自承斯举为张勋胁迫而成，斯言若信，则张勋乃清室之罪人，然
张勋既死，又予‘忠武’之谥。实为奖乱崇叛，明示国人以张勋之有大造于清室，而复
辟之举实为清室所乐观。事实俱在，俱可复按。则民国政府对于优等条件势难再继续履
行。吾所以认11月间摄政内阁之条件，及促清室移宫之举，按之情理、法律皆无可议…
…。”(注:《民国日报》1925年8月10日。)
当时，《现代评论》杂志还发表了署名周鲠生的一篇文章，专门论述冯玉祥修改《
优待条件》的法理问题。文章指出:“《优待条件》不是一件国际条约。清室不是一个
国家，它和民国没有对等之地位。《优待条件》也不是与外国政府订立的，也没有受外
国列强保护。虽然这条件曾由中华民国政府照会各国驻北京公使，然此不过是片面公告
的形式，并非构成国际保障。所以，民国关于该项条件之履行，毫无国际义务可言”。
文章进一步阐述《优待条件》的性质，认为该文件也不是私法契约。因为“契约必是双
方或多方的协议。《优待条件》如属契约，应是经民国政府和清室双方签订的文件”。
“民国政府虽然在事前曾就条件内容与清室磋商，然而最后还是经民国单方面名义，以
一般法令形式公布的，并未与清室构成私法契约的关系。实则《优待条件》不过是民国
政府在新旧交替情况下，为政治善后的权宜办法，对于国中一姓人给予一种特典。这是
片面的恩惠，而不是双方的协议。这项特典之法令，既不能超出法令之上，而其永久性
又没有特殊的国际的或宪法的保障。民国以主权之资格在法律上自有修改或取消之权利
。”(注:《民国日报》1925年8月10日。)
所以，根本就不存在关于修改《优待条件》的法理问题，段祺瑞是反对驱逐溥仪出
宫及修改《优待条件》的，他闻此事后，曾气得将身边的痰盂踢翻，大骂摄政内阁，并
打电报给冯玉祥，说如此“何以昭信天下乎？”(注:那志良:《宣统皇帝出宫前后》，
台北《传记文学》36卷第1期(1980年1月)，第95页。)但是，他上台执政后，并没敢利
用手中权力贸然恢复《优待条件》。这固然与惧怕冯玉祥有一定关系。但主要也是深知
冯之此举有理可依，并深得广大人民与进步力量的支持，故也只得承认既成的事实。帝
国主义各国对冯玉祥的行动也深为不满。事发后，列强驻京公使曾由荷兰公使欧登科出
面，召集紧急会议，一致认为冯玉祥对清室的处理“殊反人道主义，遂决定向中国外交
部予以警告”(注:《晨报》1924年11月7日。)。但是，各国也仅此而已， 也没有提出
法理方面的指责。之所以如此，是冯玉祥此举并无违法之处。
所以，《优待条件》和民国政府颂布的一般政令一样，其废止并不一定需要国会讨
论通过。事实上，冯玉祥回师北京，猪仔国会已被解散。其后一直到1947年蒋记国大召
开，中国就没有所谓的国会，民国一直就没有真正的法治。喻先生在此指责冯玉祥的行
动没通过国会，似有强人所难之嫌。
实际上，《新论》肯定《优待条件》、否定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的根本用意恐不在
于上述事件本身。因为文章十分明确地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产生的危害实际上比
以前还大”，“客观上使日本帝国主义有机可乘，去笼络控制溥仪”。他虽然抽象地承
认:“溥仪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工具有其本质上的主观决定因素，并且也可以说这是主
要的”；但具体又说:“中华民国的失误是导致溥仪决心孤注一掷的一个原因”。这句
话是此篇文章的点睛之笔。
上述说法也绝非喻先生首创。早在60年代，台湾学者沈云龙就曾指责冯玉祥为“不
识大体之辈，群相造作，使溥仪走向极端，供人利用，无形都负对不起国家的责任”(
注:颜惠庆:《颜惠庆自传》，台北传记文学社1973年版，第13页。)。喻先生只不过是
重复这个论调而已。
修正后的《优待条件》规定:“大清宣统皇帝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
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力。”这已经给溥仪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当时的进
步人士也对溥仪等人的前途命运发出警告。1925年3月，徐谦等253个著名人士，联合发
表一意见书，反对恢复一姓尊荣，扰乱民国，并就一些复辟卖国分子与日本勾结，指出
:“若辈怂恿溥仪，逃入日使馆，反陷溥仪於不能为民国人民之绝境，若再有其它举动
，更予溥仪以莫大之危险……”(注:《民国日报》1925 年3月9日。)。但是，溥仪顽冥
不化，一心想恢复“大清江山”， 这是他最终走上卖国道路的思想基础。而喻先生通
篇想说的只有一个意思，既溥仪卖身投靠乃事出有因。喻先生的结论看似是历史逻辑推
理，但实际上是建立在假设(溥仪如果不被驱逐出宫就不会“孤注一掷”)基础上来立论
的，是站不住脚的。在此，我们也不妨假设一下，如果不修改《优待条件》，溥仪仍当
小朝廷的皇帝，谁又能保证他在“七·七事变”之后不当日本人的工具呢？
历史上的任何大是大非的事件都可以找出一些互为因果的因素。若依照喻先生的逻
辑，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是由于刘宗敏掠去了其爱妾陈园园；而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则成
为汪精卫“孤注一掷”的重要原因……。这样，历史还有什么真理与正义可言呢？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后，不少民族败类就是在政治失意的情况下，抱着东山再起的罪
恶目的而卖身的，如王克敏、殷汝耕、齐燮元、梁鸿志之流。但是，我们不能以其政治
失意的前因而为其当汉奸的后果辩护。同样的一些北洋失意要人，在日本帝国主义百般
威逼利诱下，却能保持了晚节。清室的成员也没有悉数潜往东北。任何人，不论其身份
地位如何特殊(《新论》强调溥仪地位的特殊性)，个人前途的抉择与国家民族的利益不
应是相悖的。做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在任何时候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国家与民族利益这
一大节。所以，我们不能以任何理由为出卖国家与民族利益的失节行为辩解。
总之，《清室优待条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可言，冯玉祥将其修正并驱逐溥仪出宫
也是无可非议的。笔者所述绝非“新论”，愿以此就教于喻先生及学界同仁。 |
K**********n
发帖数: 10466 | 2 "冯玉祥将其修正并驱逐溥仪出宫也是无可非议的"
撕毁条约，还有理了。
君主立宪就这么被兵痞无赖给毁了。 |
x*****z
发帖数: 787 | 3 张勋复辟算不算撕毁条约在先？
【在 K**********n 的大作中提到】
: "冯玉祥将其修正并驱逐溥仪出宫也是无可非议的"
: 撕毁条约，还有理了。
: 君主立宪就这么被兵痞无赖给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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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
发帖数: 10466 | 4 那找张巡去。
幌子还是得打的。
【在 x*****z 的大作中提到】
: 张勋复辟算不算撕毁条约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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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z
发帖数: 787 | 5 可是溥仪及皇室接受了张勋的拥戴，是不是就是至少默认了废除条约
当然冯鹿等的确是兵痞，北京政变中不知有什么必要干这件事
【在 K**********n 的大作中提到】
: 那找张巡去。
: 幌子还是得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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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z
发帖数: 9503 | 6 优待条例和君主立宪两码事吧。
【在 K**********n 的大作中提到】
: "冯玉祥将其修正并驱逐溥仪出宫也是无可非议的"
: 撕毁条约，还有理了。
: 君主立宪就这么被兵痞无赖给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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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
发帖数: 10466 | 7 你这就是瞎扯淡了。
溥仪不去，张勋可以逼宫，这时候谁有枪谁就是皇帝的代言人，溥仪总不能自己上吊吧？
这事儿是张巡自己先破跳跃，皇室没什么错误。
所以冯家奴如果杀了张勋五花大绑张巡都合理，皇室是不能轻易动的。
【在 x*****z 的大作中提到】
: 可是溥仪及皇室接受了张勋的拥戴，是不是就是至少默认了废除条约
: 当然冯鹿等的确是兵痞，北京政变中不知有什么必要干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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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
发帖数: 10466 | 8 建立君主立宪有个过程。
皇上就像民主自由，也许只是个幌子，但是后面连幌子都不打，更无法无天了。
冯玉祥最后被烧死，说明了这事儿天理不容。
【在 d****z 的大作中提到】
: 优待条例和君主立宪两码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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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发帖数: 89031 | 9 被老蒋暗杀了
放火是想消除证据
【在 K**********n 的大作中提到】
: 建立君主立宪有个过程。
: 皇上就像民主自由，也许只是个幌子，但是后面连幌子都不打，更无法无天了。
: 冯玉祥最后被烧死，说明了这事儿天理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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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
发帖数: 1275 | 10 张勋复辟 不是溥仪复辟，溥仪当时只有十岁出头。你让他承担责任？
【在 x*****z 的大作中提到】
: 张勋复辟算不算撕毁条约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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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8
发帖数: 7463 | 11 张勋复辟就是民国为了剥夺皇室优待政策设的局
★ 发自iPhone App: ChineseWeb 8.7
【在 m*******3 的大作中提到】
: 张勋复辟 不是溥仪复辟，溥仪当时只有十岁出头。你让他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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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
发帖数: 10466 | 12 你不读书，还不会百度？
是船上烧死的，不是家里。
老将总不能把美国船也烧了，就为了灭口一个三姓家奴吧？
【在 h***i 的大作中提到】
: 被老蒋暗杀了
: 放火是想消除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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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发帖数: 87 | 13 Agree.
皇上就像民主自由，也许只是个幌子，但是后面连幌子都不打，更无法无天了.
【在 K**********n 的大作中提到】
: 建立君主立宪有个过程。
: 皇上就像民主自由，也许只是个幌子，但是后面连幌子都不打，更无法无天了。
: 冯玉祥最后被烧死，说明了这事儿天理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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