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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57 | 1 中国最早进行自我反省的人
大中小2014-11-24 23:14:36
多维人文
巴金是中国著名的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巴金1904年11月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封建
官僚家庭里，五四运动后，巴金深受新潮思想的影响，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了他
个人的反封建斗争。1923年巴金离家赴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
纪的文学创作生涯。巴金在文革后撰写的《随想录》，内容朴实、感情真挚，充满着作
者的忏悔和自省，并因此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北京时间11月25日是巴金先生诞辰110周年的纪念日，一系列纪念活动上海陆续举行。
据东方早报报道，11月22日上午，纪念巴金诞辰110周年系列活动暨第11届巴金学术研
讨会开幕式在上海图书馆举行，作家王安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都从“理想”
的角度表达了对巴金的缅怀。下午，巴金学术研讨会举行的同时，作家李辉在思南读书
会做了一场名为“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讲座，他从《随想录》的创作角度讲述巴金和
1980年代文化老人的重要性。
11月22日，观众在参观拍摄展出的巴金收藏的证件等展品
王安忆：将巴金先生纪念日当做检讨的机会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纪念巴金先生的日子。这一年里我们做了些什么，是向巴金先
生的期望接近了，还是落后了？我们应当将这个日子当做一个检讨的机会，这一年里我
不认为我们更让巴金先生满意。”上海作协主席王安忆开幕式上发言的主题是检讨，晚
年巴金先生在《随想录》中的一个主题即是“忏悔”。
王安忆在发言中检讨自己和同行，虽然写下和出版的文字更多，“扫扫又是一大堆”，
“可其中的价值真不敢说。”王安忆在发言中说，这个世界的物质是更多了，每天有许
多物质在消费出去，从可贵的资源转换成排泄物，“我希望其中不要有，或者少一些文
字的制品。”对于未来，作家王安忆的期许和自我要求是，“节约纸张、笔墨、文字和
思考，在节制消耗中安静下来，也许能听见巴金先生在对我们说什么，以他的心告诫我
们，如何与时代保持文学的关系，这关系不是从现实而是从理想出发。”
陈思和：写《随想录》的冲动是理想主义
“理想主义”同样是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的发言关键词， “巴金先生是崇高的
理想主义者，他自称自己是五四运动的产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他如饥似渴
地学习西方社会主义思潮中的各种理论，积极投入反对军阀强权的社会运动，加入了先
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真理、寻求民族解放的伟大行列。”
陈思和馆长认为，巴金先生对理想的追求，几乎贯穿了一个世纪的漫长人生。“他晚年
写作《随想录》仍然贯穿了对理想的实践，我愿意把《随想录》称之为一部上世纪80年
代的中国思想解放过程的全记录。巴金先生用一个老人的迟暮生命，身体力行地参与了
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没有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没有后来相对宽松的文化
环境，没有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就不可能带动如此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
陈思和把《随想录》称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历史文献，帮助人们来理解那个伟大而无比
复杂的时代。巴金先生创作《随想录》的时候已经74岁，这部对“文革”的反思之作，
他连续写了8年，从1978年写到1986年，从74岁写到82岁。陈思和馆长说，这8年期间，
疾病和衰老紧紧缠绕着巴金先生，使他付出艰难力量才完成这部讲真话的书，他这样做
的动力就是来自于他内心的巨大冲动，迫使他不得不把心中的话说出来，而这个冲动就
是巴金的理想主义。
李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
陈思和馆长把理想主义与巴金先生晚年的最重要作品《随想录》联系在一起，而《随想
录》同样也是陈思和的同学、作家李辉在思南读书会讲座的主要内容。李辉在思南读书
会上的讲座主题是“一个人和一个时代：巴金对八十年代文化老人群体的影响”。
1978年，还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的李辉和陈思和开始做巴金研究，也就是在这一年底
，巴金开始写《随想录》第一篇，并开始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李辉说，“我们跟着
巴金的《随想录》发表成长，当时文章在《大公报》发表。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每个礼
拜到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抄巴老的《随想录》，做成卡片。”而当时，在资料室工作
的是已故学者贾植芳先生，当时他还不能回到教室上课。
1977年5月，巴金先生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一封信》，这是“文革”结束
后，巴金先生的首次露面。“‘文革’对那一代人尤其是巴金先生，是心中之痛，他有
责任进行总结和反思，希望不要再出现这样的浩劫。”在“文革”刚刚结束时，巴金那
一代文化人重新回到生活和工作中，巴金先生开始写《随想录》，“而当大多数归来者
还在懵懂中时，他率先写作。《随想录》开时代之先。”对“文革”，巴金有很深痛的
经历，在上海，他是被批判最多的作家。上海曾经电视直播批判巴金，还在报纸上做提
前预告。批判后，他到干校劳动，妻子没有得到有效治疗而去世。写《随想录》之前，
他说自己是人云亦云，白天写批判《不夜城》（作者柯灵）的文章，晚上去找老朋友柯
灵聊天。
李辉说，一直到1977年时，巴金先生还写过官样文章，但到了1978年底他开始认真思考
“文革”，这就是《随想录》的出现。李辉认为，1978年代开始写《随想录》的另外一
个动因可能是巴金先生带团去法国访问，回到当年留学的地方，当年写《灭亡》的地方
。李辉认为，“这段访问，激活了1920年代的记忆，这些记忆让自己重新思考自己，反
省自己。”
1920年代，巴金在巴黎是无政府主义者，宣扬牺牲自己和平等，但为什么他自己后来做
不到？李辉认为，回到巴黎期间，他是有反省的。所以写《随想录》就是他对社会现实
的思考和干预。
1978年，“文革”刚刚结束，民国过来的一批文化老人集体劫后归来，当大多数人还在
控诉“文革”，讲述自己伤痛的时候，《随想录》开时代之先，开始谈忏悔。李辉说，
“那个时候，归来一代，主要是诉苦为主，但巴金虽然受苦，那么多人批判他，但他的
文章里，没有一篇是谈这些事情。哪怕是出卖过他的朋友，他也几乎不谈。反倒是谈自
我忏悔。他说，‘文革’，我们难道没有责任吗？ ”
那个时候，巴金先生主动写文章说自己在1955年写文章批判过胡风和路翎，但在李辉看
来，这种忏悔现在反而成了所谓“罪状”，“很多人就指责巴金落井下石。但对我们这
些研究者来说，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他是最早进行自我反省的人，但这是悲剧。”
巴金先生通过《随想录》来忏悔，更主张个人思考，反复强调讲真话。“1980年前后，
讲真话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有人说，怎么可能句句真话？还有人批评说，讲真话水平
太低，是小学生水平。所以讲真话是最低标准也是最高标准。那时，萧乾、季羡林他们
回应巴金说，‘我们尽量讲真话，坚决不讲假话。’”
李辉说，现在也有人批判《随想录》太简单了，但他认为，这些文章是一个76-82岁的
老人写的，“他只是用最简单方式和语言，进入读者的心。”
除了巴金之外，回归老人们的写作出现了高峰，杨绛 《干校六记》、 季羡林《牛棚杂
忆》 、梅志《往事如烟》、李锐《“大跃进”亲历记》、 于光远《“文革”中的我》
等，关于“文革”，有不同的叙述方式，有惨烈也有荒唐。
李辉认为，现在谈1980年代，如果不谈那些老人的写作，那是不完整的。“大家都在谈
1980年代，谈的都是1980年代的过来人，当时的年轻作家和读者。但1980年代的老人，
他们几乎都不在了，他们做的事情，现在都不谈了，这是不公平的。”李辉认为，“历
史不是孤立的，年轻人的成长离不开老年人在前面挡风遮雨。”
(吴桐 编辑) | 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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