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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875 | 1 1927年国共决裂的时候，蔡元培作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是力主清党的十几人之一。
蔡元培后来还担任过上海清党小组的副组长，不能说手上没有中共的血。他后来因为什
么缘故与蒋疏离，开始同情中共呢？ 而且1949之后，宣传上只说他在北大的日子，基
本不提后面的清共事迹。但是我揣测，蔡元培如果活到1949之后留在大陆，估计是逃不
掉被斗倒的命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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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1077 | 2 死得早也是本事，你悲愤没有用。
别说蔡元培了，刘少奇跑了没有？林彪跑了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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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810 | 3 蔡元培与中国共产党 (1 of 3)
张家康
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于是，马克思主义在北
大可以作为学术自由讨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启蒙者从而在此聚首，中国共产党
的创立便是由这些人担当的。后来，蔡元培虽然和中国共产党也曾有过“过节”，但是
，他在晚年主事民权同盟、投身全民抗日救亡运动时，又与中国共产党声应气求。他一
生救助过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历史应该铭记。
卓 见
蔡元培曾给大学下了最精辟的定义：“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他
相信各种思想都有其存在的理由，而不应对其存有偏见。他认为，一个有远见的思想家
和教育家，应该为各种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提供宽松的环境，以营造一个多元的思想、
学术发展的空间。他任校长前，北京大学仍传承晚清封建衙门的旧习，可谓陈腐不堪，
改革旧北大已成为当务之急。北大改革千头万绪，文科改革理应率先垂范。可是，文科
学长久乏其人，此事令他着急犯愁。当他走访北京医专学者汤尔和与北大教授沈尹默时
，他们都一致推荐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并以10多本《新青年》相赠，称陈独秀“确
可为青年的指导者”。
蔡元培和陈独秀有过交往，他们都曾是爱国协会会员，同在上海的一家实验室做过
炸药实验，试图以暗杀和暴力的手段，推翻满清反动政府。陈独秀的“毅力和责任心”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怀着求贤若渴的心情，登门拜访，聘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
长。1917年1月4日，他正式就任校长，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
可见他对陈独秀之倚重，对文科改革之期望。
于是，激荡旧中国的思想文化革命，便由陈独秀和《新青年》以文学革命为突破口
，在北大以锐不可当之势兴起狂澜。在北大可以自由办报办刊，自由讨论各种学说和主
义，一向封闭、僵化的校园，顿时洋溢着开放、自由的清新空气。蔡元培对北大的文科
改革是满意的，时隔多年，还说自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后，北大“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
空气，遂大流行”。北大之所以能出现如此民主自由的生存空间，得益于蔡的“思想自
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蔡元培逝世后，陈独秀在忆及往事时，还极富感情地说，
蔡元培“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
方人中实所罕有”。
蔡元培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却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知识，可以在北
大进行研究和讨论。1920年3月，北京大学学生罗章龙、邓中夏等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
研究会，为扩大影响、发展会员，罗章龙草拟一启事，请他批准在《北京大学日刊》发
表，他当即同意。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时，他应邀出席并发表演讲。当他得知研究会
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时，便让校务处腾出两间房屋，一间当办公室，一间当图书室。这
样做立即遭到非议和责难，有些人径自向他说：“今后学校不得太平了。”马克思主义
从诞生的那天起，便不能见容于当时的主流学说，一直被作为异端邪说受到排斥和压抑
。可是，蔡元培却能力排众议，使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北大自由讨论。
这种容纳异己、兼容并包的思想行为，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恫吓。北洋安福系机关
报《公言报》撰文说：“蔡元培氏自长北大以来，引用非人，败坏士习，有目共睹。蔡
氏夙隶国民党，比年复借教育家之美名，实行灌输社会革命、无政府等等邪说，阴为破
坏举动，而己则肥遁鸣高，聚群不逞之徒为之羽翼。”他们将北大出现的新思潮视为洪
水猛兽，京师警察总监朱深曾告诫同僚：“诸君不可视蔡元培为一书生，当视为十万雄
师，吾人不可不以全副武装对付。”在军阀森然可怖的刀刃面前，蔡元培没有退缩，他
针锋相对，为新思潮辩言。他在《新青年》发表《洪水和猛兽》一文，说：
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相像，他的来势很勇猛，把旧的习惯冲破了，
总有一部分人感受痛苦，仿佛水势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受他，就泛滥到岸上，把田
庐都扫荡了。
……
猛兽，恰好作军阀的写照。……现在军阀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奢
侈的（得）了不得；别种好的作（做）工的人，穷的（得）饿死，这不是率兽食人的样
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猛兽的
派头么？
众所周知，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作为身体力行的革
命家，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为阵地，在北大集聚了一大批倡导科学与民主的青
年知识分子。而李大钊则是在中国最早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他的
理论和实践活动也是在北大进行的。1917年11月，李大钊被聘为北大图书馆主任，后又
被授予经济、史学系教授。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都是在北大任职时发表的。
青年毛泽东也曾受到过蔡元培的关照。1918年9月，长沙新民学会的一些成员决定
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肖瑜、熊民楚、章根弟4人来到北京。毛泽东没有赴法勤工俭
学，准备留在北大一边工作、一边读书。他原想找份清洁工就可以了，没曾想为蔡元培
知晓。蔡元培没有让毛泽东去当清洁工，而是写信给李大钊，安排毛泽东在图书馆当助
理员。青年毛泽东再也不为在京的生活犯愁了，更重要的是，他有了自学读书、结识名
流学者和有志青年的机会。毛泽东由此而结识陈独秀、李大钊，从而为他的早期政治活
动奠定了基础。为此，毛泽东极为敬佩蔡元培，恭恭敬敬地称其为“夫子大人”，并以
晚生弟子相许。
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已在酝酿之中。1920年8月，陈独秀已在上海组
建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北大学生张国焘带着李大钊的口信，来上海与陈独秀联系
。恰在此时，蔡元培也因事来到上海，住在西藏路一品香旅社。张国焘出于师生情谊前
去看望，并告诉蔡元培自己现在住在陈独秀家，很受其影响，愿意追随共产主义运动，
特来聆听校长的教诲。张国焘回忆说：
一向信仰无政府主义的蔡先生表示：看来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无政府主义
者始终没有组织，这是一个弱点。马克思主义者要有作为，就应该赶快组织起来。蔡先
生平素是很客气的，不愿对人浇冷水，但对自己的学生们则很直率，他这次赞同我所采
取的途径，显然不是敷衍式的客套话。
蔡元培对社会主义有着自己的理解和阐释，他为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所作的
序说，社会主义“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意义，且含有男女平等主义。”罗章
龙生前在《追忆蔡孑民校长》一文中说：
蔡先生不聘请李大钊、陈独秀等到北大工作，那么共产党的活动就不会在北大开展
；北大不会成为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不会成为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
、最早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地方。
追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建党初期的五十几个党员中，北大的共产党员就占了相当
的比例，如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陈公博、谭
平山、谭植棠、高君宇、何孟雄等，还有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毛泽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北京大学之所以成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发源地，与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的宽松环境和蔡元培博大宽阔的胸怀雅量有着重要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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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810 | 4 蔡元培与中国共产党 (2)
张家康
过 节
蔡元培是个著名的民主主义者，在寻求救国的方式时，选择的是科学救国、教育救
国的道路。当其理想破灭时，也知道是军阀专制、政治腐败所致。然而，他却不能接受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走的依然是一条改良主义道路。1922年5月，他领衔发表
《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好人政府”的改良设想。“好人政府”的设想落空后，又
提出辞职的要求，并发表《关于不合作宣言》，认为：“我国近年来许多纠纷的事情，
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酿成的。”他甚至天真地认为，如果好人都退出政府，那么，这个
腐败政府也就自然倒台。
中国共产党不同意他的改良主义思想，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上发表文
章说：“蔡校长为恶浊政治的空气所逼，愤而辞职，且正式发表宣言，历数政府国会之
糊涂、堕落、无人格，他这种高尚洁己的品行，我们当然要承认他比一班仍在北京‘供
职的小人和庸才’高明得万倍。”但是，作为“贤者”的蔡元培恰恰有着“消极”和“
非民众”的“两个观念的缺点”。文章认为对待恶浊政治的态度，“必须彻头彻尾采取
积极苦战恶斗方法”，必须发动“全国有良心、有能力的士、农、工商大民众”。而“
好人政府”和“不合作主义”却“走到了退避怯懦的路上去，不啻为恶浊政治延长生命
”。
中国共产党的警示和老友的劝告，并没能使蔡元培觉醒过来，他还是深信不合作主
义。1923年10月10日，他在比利时沙洛埃劳工大学讲演时说：“现在世界最大的问题，
是劳工与资本的交涉。在俄国已经执行最激烈的办法，为各国所恐怖。也有疑中国的鲍
尔希维克化的，但中国决用不着这种过虑。”“决用不着马克思的阶级战争主义，绝没
有赤化的疑虑。”
不到两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爆发，他竟在致北京大学的电文中说：“间闻过激
，颇滋疑虑。请纯用不合作主义促对方反省。……言论上务以平等、公道为标帜，避去
偏激名词。”显然，他对五卅惨案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磅礴于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心
中多有疑虑，感情上也难以认同。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陈独秀和李大钊便同孙中山等商谈国共合作问
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孙中山执意要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
党。虽然，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了北伐革命的伟大胜利，但是，两个性质迥然不同的政
党，在实行党内合作的实际操作过程中，确实遇到了一些技术性的问题。陈独秀对这种
与国民党“捆绑成夫妻”的做法，一直持怀疑的态度。他在与张国焘的一次谈话中，甚
至以推己及人的态度说：“中共如果遵照国民党的意见，取消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
这无疑是将我们的组织溶化在国民党内，没有独立性了，这是我们做不到的事。但要国
民党默认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存在，也是做不到的。”他甚至感慨地说：“如果我是
国民党人，也要反对中共这种党团组织的办法。”
国民党内的一些人，对共产党这个富有朝气的政党历有成见，总想将共产党溶化在
自己的组织中，吴稚晖便是最为典型的一个。1927年3月6日晚，吴稚晖和陈独秀相会，
吴问陈，中国实行共产主义须若干年？这位率直的中共领袖竟不假思索地说，尚需20年
。于是，吴稚晖便以此造舆论说，共产党要在20年内消灭国民党，以求得蔡元培等国民
党元老，对其清党反共提案的支持。3月21日，邵元冲告诉蔡元培，蒋介石已决心与共
产党分离。
半个月后，蒋介石在上海相约邵元冲、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等，讨论
与共产党分裂的实施办法。中国共产党已察觉到国共分裂的暗流。陈独秀为防止老友卷
入这一历史是非的漩涡之中，曾约蔡元培相会于亚东图书馆。临别时，陈独秀诚恳相告
：“防止党内的‘左’倾，防止党外的右倾”。显然，“党外的右倾”，指的便是萌芽
中的清党反共的倾向。
遗憾的是，蔡元培没有听从老友的忠告，而是身不由己地往邪路上滑行。1927年4
月2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举行会议，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古
应芬等出席，由蔡元培主持会议。吴稚晖提出《请办覆党卖国之共产派党员案》，这个
议案指出：“公推蔡元培为主席，由吴敬恒提出共产党联结容纳于国民党之共产党员，
同有谋叛证据一案。……姑将所开各人及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就
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致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蒋
介石正是利用这一议案，于10日后，发起充满血腥气的弥漫上海滩的反革命政变。国共
合作终于破裂，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丧身在枪弹刀棍之下。
在人们印象中，蔡元培乃一至善贤者，国人的历史陈述中对其难有清党反共的心理
预期。然而，无情的事实是，他作为一位国民党元老，从维护国民党一党一派的狭隘利
益出发，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已呈勃然气势时，他已是心有余悸，再加上吴稚
晖等人的蛊惑、怂恿，他终于招架不住了。况且，他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是一直
持怀疑和排斥态度的。
1934年1月9日，蔡元培读到香港《平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文章在谈到清党运动时
，着意为他解脱，而将责任全诿于吴稚晖。他阅后在报上批语曰，此文“于我多恕词，
而于稚晖多责备”。柳亚子是他的学生，师生情谊亲密，在《纪念蔡孑民先生》一文中
，对这段“过节”毫不回避，文章说：
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但在民国十六年上半年，却动了一些火
气，参加清党运动。
当然，他的清党分共的本意，无非是两党分家。他还试图以“法治”的方式清党分
共，全然没有料到蒋介石会大开杀戒，酿成惨祸。他是一个忠厚长者，决不忍戕害和杀
戮青年。可是，眼前所见的桩桩血案，已是惨不忍睹。他唯一能做的是尽其所能，保护
青年。“四一二”清党开始，有人向他告密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朱宜权是共
产党员，他立即派亲信通知朱宜权离开上海。这样，朱宜权才免遭毒手。
国民党清党后，各省都成立了清党委员会，蔡元培是浙江省清党委员会委员。浙江
的清党一开始便十分严厉，凡涉嫌者，抓到便杀。4月16日晚，仅从陆军监狱提出的20
多人，便在片刻间被杀尽。蔡元培对此惶惶不安，第二天，便将专司此事的人找来，很
严肃地说：
我们万不能随便杀人！昨天那样办，太草率，太不好了。此后必须审慎！抓人，必
须事先调查清楚，始可逮捕；定罪，必须审问清楚，证据明白，才可判决；杀人，必须
其人罪大恶极，经会议决定，始可执行。青年误入歧途的很多，必须使人有个反省的机
会才好。
他毕竟是个重“法治”的人，一向主张保障人权，当然反对“随便杀人”。正是受
他的影响，浙江成立了特别法庭和反省院，以防止乱捕滥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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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810 | 5 蔡元培与中国共产党 (3)
张家康
楷 模
1931年6月15日，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以所谓共产党嫌疑的罪名，逮捕了国际共产
主义战士牛兰（Noulens）夫妇。牛兰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秘书，公开职务是“泛太平洋
产业同盟办事处”秘书，暗地担负组织和资助中国工人运动的任务。牛兰夫妇被捕后，
在狱中四次绝食，生命垂危。蔡元培与宋庆龄闻讯后，多次过问此事，并且致电国民政
府，“请求特赦牛兰夫妇”。不久，陈独秀等人也被捕入狱。蔡元培等又给国民党当局
去电报，要求“开其自新之路”。没想到这一纸电文，却遭到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的警告
，称蔡元培等“电请保释，系徇情蔽护，为反动张目”。蔡元培并没被吓倒，竟两次去
监狱看望陈独秀，并为再版的《独秀文存》作序。
在参与营救牛兰夫妇、陈独秀、邓演达等的实践活动中，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
准备酝酿成立一个组织，动员国内外一切进步人士参与行动，共同营救政治犯，以保障
人民民主自由的权利。1932年12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式成立，总会设在上海，
主席宋庆龄，副主席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12月30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举行中外记
者招待会，蔡元培在会上发表演说。他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服务宗旨是保障人权，
“既同是人，就有一种共同应保障的普通人权。所以，我等第一，无党派的成见”，第
二，“无国家的界限”，第三，“对于已定罪或未定罪的人，亦无甚区别”。
蔡元培和宋庆龄等已将营救政治犯的私人行为，逐渐扩大成为社会知名人士参与的
有组织的社会性行为，并产生出具有影响的作用力。牛兰夫妇、陈独秀、许德衍、侯外
庐、刘煜生、廖承志、丁玲、罗登贤、陈赓、余文化、陈广、陈淑英等人，都曾不同程
度地得到民权保障同盟的营救和关心。可蔡元培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行动，为国民党
当局所不容。1933年2月12日，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执委做出决议：“蔡元培、宋庆龄等
擅组民权保障同盟，发表宣言，保障反革命及共党要犯，实破坏本党威信，逾越中委职
权，应请中央解散该团体，并于蔡、宋等以警告。”反动派不惜采取卑劣的特务手段，
对民权保障同盟的主要领导人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恐吓威胁，恫吓不成，便真的
下了毒手。6月18日上午8时，杨杏佛为国民党特务所暗杀。蔡元培知道后悲痛愤慨，在
去殡仪馆处理善后时，对《申报》记者说：“杨先生为一文人，遭此非常变故，人民生
命毫无保障。”杨杏佛遇害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迫停止活动。人权保障活动刚刚出
现的一点星光，就被专制独裁的国民党政权掐灭了。
鲁迅说：“打死杨杏佛，原是对于孙夫人和蔡先生的警告，但他们是坚决的。”蔡
元培不畏强权，仍为保障人权而斗争。10月，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被查禁，蔡元
培连发两电，要求国民党解禁。次年3月，何香凝之婿、共产党员李少石被捕，蔡元培
又给最高当局去函去电，要求无罪开释。1935年2月，瞿秋白被捕后，他受鲁迅之托设
法营救。在国民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出：瞿秋白很有文学天才，中国不可多得，
应网开一面，惜护人才。但是，却遭到戴季陶等人的坚决反对。浙江最早的共产党员徐
梅坤，1927年7月在萧山县被捕后，关押于杭州陆军监狱长达9年，这年冬，由蔡元培出
具保状，徐梅坤才走出牢房。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已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可是，时为行政院外交部长的汪精卫
，却暴露出明显的亲日倾向。作为多年的老朋友，蔡元培多次劝其改变态度，投身到全
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一次，汪精卫在南京请他吃饭，席间，蔡元培说：“我们应
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去抵抗，我们的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说话间
，两行热泪潸然而下，泪珠滴入汤盘中，他竟和着汤一道喝了下去，举座无不感动。
蔡元培已近古稀之年时，身体日渐衰弱，加之患有多年足疾，确实难以承负繁杂的
社会工作。于是，他发表启事说：“虽承各方体谅，不以奔走权门，创捐巨资相责，而
文书画诺，会议主席，与及其他排难解纷、筹款置产之类，亦已应接不暇，衰老之躯，
不复堪此。”然而，只要是抗日的社会活动，他还是要拖着疲弱之躯，勉力担当。抗战
爆发后，他担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与各大学校长联名致电九国
公约会议，呼吁国际社会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他还领衔发表全国大学校长、
教授宣言，控诉日本破坏我国文化机关的罪行。
1937年11月27日，他由丁燮林及妻弟周子竟陪同到香港养病。在香港期间，他仍为
全民抗战而奔波操劳。次年5月20日，保卫中国大同盟和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举办美术
展览会，他参观后，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讲，他说：
“抗战期间所最需要的是人人有宁静的头脑，又有强毅的意志。‘羽扇纶巾’，‘
轻裘缓带’，‘胜亦不骄，败亦不馁’，是何等宁静！‘衽金革，死而不厌’，‘鞠躬
尽瘁，死而后已’，是何等强毅！这种宁静而强毅的精神，不但前方冲锋陷阵的将士，
不可不有；就是后方供给军需，救护伤兵，拯济难民及其他从事于不能停顿之学术或事
业者，亦不可不有。”
9月23日，他又领衔与郭沫若等致电国际联盟大会主席，要求国际社会对日本帝国
主义实行制裁。
中国共产党十分关注蔡元培的抗日言行，由衷地敬佩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主义
气节。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致信国民党中央并转全体国民党员信，提出在抗日的
大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9月22日，毛泽东即给蔡元培发来一函，再提中
国共产党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创议，信中说：
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独于当权在势之衮
衮诸公或则曰不可行……八月二十五日，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虽旧策之重提，实救亡之
至计，先生将何以处此耶？……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欣
者，更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毫无疑义也。
蔡元培虽然没有给毛泽东复信，但是，对国共两党的抗日态度，却有着自己的独立
思考。他对前来探望的刘海粟说：“现在大片国土沦丧，人民流离失所，当权者对救国
大业是包而不办。”不满情绪已溢于言表。反之，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却是心驰神往
。1938年4月23日，吴玉章由欧洲回国，道经香港，前来拜访，两人亲切交谈。吴玉章
重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话题，他听后尤为高兴，为国共两党能化干戈为玉帛、共赴国
难、同抵外侮而欣喜鼓舞。他对吴玉章说：“国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国难，为国家民族
之大幸也。”
鲁迅生前曾对冯雪峰说：“其实像蔡先生也还是一般地赞成进步，并不反对共产党
而已。到底共产党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他就不甚了然，他甚至于悲愤地说：国民党为了
想消灭政治上的敌人连民族的存亡都可以不顾，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可知他同情革命
者，也不过是为了民族而已。”确如鲁迅所说，蔡元培对共产党的革命不甚了然，正是
因为不甚了然，所以，他才想多了解一些共产党革命的真实情况。1939年8月，已过古
稀之年的他，在病中阅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其夫人韦尔斯的《续西行漫记》。他
读得很认真，在日记上记下了每一章的标题，还特别记下“其第三章中有‘共产党基本
政策，’‘论对日战争’等节，述毛泽东的意见，颇详”。“第五章之等到他醒来的时
候，对于中国前途的希望，说得甚为恳切”。他对毛泽东论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为
关注，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前途充满胜利的信心。
中国共产党始终敬仰蔡元培的高风亮节。1940年2月5日，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
会在延安成立，毛泽东和陈云等出席会议并讲话，公推蔡元培为名誉主席。半个月后，
延安举行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毛泽东出席会议，并作著名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的演说，会议又通过蔡元培为名誉主席团成员。3月5日，蔡元培病逝于香港。3月7日
，毛泽东即发去唁电：
香港九龙奥士甸道蔡孑民先生家属礼鉴：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
山，震悼曷极，谨电驰唁，尚祈节哀。
3月9日，中共中央又发去唁电，并派廖承志专程前去吊唁。4月14日下午，延安各
界千余人在中央大礼堂举行蔡元培、吴承仕二先生追悼大会。会场悬满挽联，周恩来送
的挽联是：
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
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这是对蔡元培一生精确、崇高的历史评价，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缅怀和纪念这位为民
族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哲人和先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