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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1396 | 1 从文革看“为真理而权力”
1．真实的文革
2．真正的民主
3．真正的“为真理而权力”
4．不以一时成败论英雄
1．真实的文革
网友“一枝清荷”写了《一位80初女子对毛泽东的评价》，引来一堆质问。从其中
若干可知文革是这样被灌输给如今的年轻人的：
——像章、毛选、红宝书语录、标语、大字报、讲用会、学习班、早请示晚汇报--
-这些是什莫？个人迷信、崇拜的结果是劳民伤财、民不聊生。
——如果有人冲入您家，打砸抢烧您的一切，拖您的父母出去砌墙堆砖，而且毫无
理由，就如同文革时一样，您是否认为这是一个更好的社会？
——您是否同意，在毛泽东时代也有“惨绝人寰”之事？还是您认为，如果有那样
的事，也都是“资改派”的恶意诬陷？难道打死老师、亲人告密、殴打被认定为“黑五
类”的人、枪毙坚持不同意见者都是编出来的？
……
鲁迅说：“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
，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
“翻着筋斗”写文革的不仅有“小资产阶级”，而且有大骗子。如今许多年轻人自
以为知道的文革，其实是一个当年被蓄意歪写、如今被拼命写歪的神话“文革”、鬼话
“文革”、谎话“文革”。
就以上述向“一枝清荷”发难的一些问题所涉及的若干历史真相为例：
⑴．个人迷信、崇拜
毛泽东1970年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这样说——
毛泽东：那个时候（注：1965年）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
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
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
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
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
概辞去。
毛泽东：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斯诺：听说进城前夕开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曾经通过一项决议，禁止用党的领导人
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
毛泽东：这个现在都没有，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
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红卫兵一闹、一冲，他不
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anti-Mao！
……
毛泽东与斯诺的这个讲话一清二楚地表明：
第一，毛泽东不赞成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
第二，当有人借口“反个人迷信”从毛泽东手中篡夺了党政宣传大权时，毛泽东也
决不会被“反个人迷信”的“紧箍咒”捆住手脚不予反击。
第三，当毛泽东粉碎敌人的阴谋之后仍然坚持反对个人迷信的原则，所以说“现在
没有必要，要降温了”、“什么‘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
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
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毛泽东与斯诺的这个讲话当时传达到全国大陆基层所有单位。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
国人不可能不知道毛泽东的真正态度，不可能不知道历史真相。明明知道真相却故意向
今日的年轻人灌输毛泽东“个人迷信、崇拜”，正是“为权力而‘真理’”的特色——
按需要编造。
⑵．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
毛泽东从来没搞过这一套。文革中下令禁止了这一套的是江青。确切地说，是1969
年4月“九大”开幕之后江青有一个讲话，说“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这一套不是
宣传毛泽东，而是丑化毛泽东。当时康生还插话，说这是强迫人民用宗教迷信的那一套
庸俗化毛泽东思想。这个讲话以文件的形式传达到各单位，从此“早请示、晚汇报、忠
字舞”成为历史遗迹。
当时我朋友的单位先传达了。我听说后就跟自己的领导说既然有这么个文件，那咱
们是不是就不“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了。领导说我也听说了，但文件还没到，什
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执行，咱们现在还是继续跳。于是我们又多跳了三天。这足以证明这
个文件当时传达到了中国大陆每一个人，也就是说，当时每一个大陆的中国人都知道这
回事——否则“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怎么会突然全部自动停止？没这个文件，说
不定有人会一直“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下去。
跟如今的年轻人大肆渲染文革“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这一套的人必然是文革
的过来人，不可能没听过传达这个文件，不可能不知道当时只有制止这一套的文件、没
有叫搞这一套的文件，不可能不知道这一套根本不是毛泽东搞的。明明知道这一历史真
相却故意不说，只用这一套为例说明毛泽东搞文革如何如何荒唐，无疑是蓄意撒谎编造
历史、用编造的历史丑化毛泽东——“为权力而‘真理’”。
⑶．毛泽东像章、塑像狂热
文革中反文革的惯用手法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以文革的名义反文革”，对毛
泽东像章、塑像也不例外：在以“拥护毛主席”的名义下像章越造越大、用料越来越贵
。谁反对，谁就是“反毛”；不反对，那正好利用像章热大量耗费国家资源，给经济建
设制造难题，由此丑化毛泽东、丑化文革：看，把资源都用于造像章了，所以经济困难
都是文革造成的。
制止了这个歪风的是毛泽东——大约在1968年毛泽东有个批示：像章退回，我要飞
机（另一种说法是“还我飞机”）。像章热从此煞住。
文革中有一个流传甚广的周总理巧妙处理塑像陷阱的消息：某些蓄意陷害周总理的
人（与今天“学者的良心”吴敬琏当年加入的“五．一六兵团”是志同道合之辈）故意
向周总理提出申请，要用某种极贵重的金属材料试制一座特大型毛泽东塑像。如果不批
，那就可以名正言顺给周总理安上个“反毛”的罪名。如果批了，那就会给国民经济带
来极大的财政负担，正好借此为指责周总理没把经济搞好提供炮弹。周总理当即问：需
要多少钱？答曰多少多少。周总理说：可以，批准你们试制。如果失败了，你们要承担
丑化毛主席形象之责。如果成功了，塑像要收归中央。这样贵重的毛主席塑像只有中央
才配有。对方顿时傻了眼：成功了自己没份，不成功自己要担责，里外里不合算，只好
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记得1966年底中央有一个通知，禁止在城市农村搞那种把房屋街道大街小巷全刷上
语录画像的“红海洋运动”。
上述种种说明文革中劳民伤财的“个人崇拜”荒唐之举根本不是毛泽东搞的，而往
往是反对毛泽东的人借力打力，以文革的名义干坏事，一方面掩护自己，一方面丑化文
革，丑化毛泽东。所有这些蓄意的荒谬事当年很快就被毛泽东制止了。如今喋喋不休用
这些荒唐事证明文革荒唐的人从来不说明这些荒唐之举是谁搞起来的，又是谁制止的，
完全是“为权力而‘真理’”。
⑷．“有人冲入您家，打砸抢烧您的一切，拖您的父母出去砌墙堆砖，而且毫无理
由”、“打死老师、亲人告密、殴打被认定为‘黑五类’的人、枪毙坚持不同意见者”
、血统论、打砸抢烧、破四旧、工厂停工闹武斗……
上述种种确有其事。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类事是谁干的？怎么干的？什么情况下干
的？迎合了谁的需要？
是毛泽东吗？毛泽东一直强调文革要整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1966年8月8日通过）——那些“黑
五类”、那些挨斗挨打的老师、居民等等打砸抢受害者是“当权派”吗？
毛泽东是军事大师，不可能不懂得“集中兵力对付要目标”。既然重点是“整党内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党内，是当权派，那怎么可能放弃主要目标而对准党外
、对准群众、对准整个社会胡来一气呢？别说毛泽东那样善于用兵的统帅，就是稍微有
点常识的人也能明白：放着大敌不管却到处乱打乱杀眉毛胡子一把抓给自己四面树敌是
犯蠢——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逻辑上讲得通吗？
毛泽东一贯强调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十六条”特别强调“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
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
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
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
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方法”
、“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在
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
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
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
员，应该加以保护。”“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
可粗心大意。”——翻遍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讲话规定，哪一条赞同过打砸抢
？毛泽东历来连俘虏都不准打骂侮辱，何况对人民群众？
如今流行的“文革罪恶”种种，没有一桩是毛泽东主张的，没有一件是毛泽东指使
的。把不是毛泽东主张、不是毛泽东干的事硬安到毛泽东头上，这符合什么人的需要？
道理非常简单：文革的关键和矛盾焦点其实就一条：“整党内走资派”与“不准整
党内走资派”——“矛头指向党内”与“矛头指向党外”。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一切原
来似乎不可理喻的荒唐立刻一目了然。
毛泽东：“阶级敌人就在党内”。文革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矛头指向党内。
刘邓：“阶级敌人不在党内”。“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矛
头指向党外。
为了权力，就必须禁止“矛头指向党内”，就必须“矛头指向党外”，就必须证明
“阶级敌人不在党内”，就必须证明在党外、在社会上存在着大量“阶级敌人”，就必
须没有敌人也得造出敌人来。但在已经实现了公有制的中国社会无法根据人们的经济来
源划分敌我。硬要从普通群众中抓出大批“阶级敌人”，就只能想方设法鸡蛋里挑骨头
，吹毛求疵找差别、挑岔子，结果就是查家庭出身，查平日言行，找生活差错。后果就
是“血统论”、“文字狱”、“生活问题”、“穿一样的衣服”、“人人自危”——毛
泽东刚下令广播北大大字报搞文化大革命把矛头指向党内，刘邓马上派出工作组搞“二
次反右”。工作组一到，立刻人人自危，全国学校的老师和校长都受到冲击。有人统计
，工作组仅在首都24所高等学校里就把1万多个学生打成“右派”，把两千多名教师打
成“反革命”。1957年反右还是先让人说话，说完了再说这个话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的话。1966年6月工作组往往不等人说话，而是先翻档案。谁的档案有问题，谁就是“
监控对象”，结果是连说话机会都没有就被揪出来了。1966年6月9日，刘少奇说：“这
次文化大革命，要比1957年反右派的规模还要声势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数要超过1957年
。学校单位的夺权斗争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要涉及到中学。”刘少奇批过一个
的报告说，在中学生中间和在大学生中间要抓百分之一的右派（当时中国中学生好几千
万，大学生150万。百分之一是几百万——超过“反右”的55万）。所有这些其实就为
了证明一条：“阶级敌人在党外不在党内”，所以必须把文革变成又一次镇反、又一次
反右——“为权力而‘真理’”
为了“矛头指向党外”，就必须证明“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
就必须在党内当权派权力受威胁时出现社会动乱、出现一切想得到和想不到的荒唐事，
不荒唐也要造出荒唐来：
——在群众中制造对立
因为“阶级敌人不在党内而在党外”，所以有了“二次反右”，所以有了个划分敌
我的问题。当权派“以我划线”划分敌我——不听话、提意见的就是“敌人”，用听话
的监控不听话的，用一部分群众整另一部分群众，用群众搞“二次反右”、“抓阶级敌
人”。这就把本来并无利害冲突的群众分成了你死我活的对头，非把对方搞垮不可。群
众的分裂对立就此形成。
1966年7月25日至28日“中央文革小组”分别宣布撤消刘邓派出的一切工作组，号
召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1966年7月29日，刘少奇在人大会堂接见首都中学生代表时宣布：“保护少数”包
括保护主张“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人。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以写信支持与工作组对立的“红卫兵”的方式公开表态支持
成立群众组织与刘邓派出的工作组对抗。
各学校工作组依靠的学生立即摇身一变成为“红卫兵”和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用
“红卫兵”对付“红卫兵”，用群众组织对付群众组织——你不靠工作组靠群众组织，
我给你来个“真假孙悟空”。
工作组“挑动群众斗群众”、依靠一部分群众整另一部分群众导致群众的严重对立
。成立了群众组织后，群众由个人的对立变成有组织的对立对抗。双方都拼命证明自己
“革命”，都竭力证明对方“反革命”，都自觉不自觉地遵循“阶级敌人不在党内而在
党外”的思路千方百计挑对方人员的一切毛病：出身、言行、生活问题……“血统论”
、“文字狱”、“生活作风问题”等等从此变成整个社会关注的问题——你用出身不好
的人，就证明你“组织不纯”，就证明“阶级队伍不纯”，就是“招降纳叛”，就是“
反动组织”；你文章演讲能“鸡蛋里挑出骨头”，就说明有“反动内容”，就证明是“
反动组织”；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严重，就证明是“阶级异己分子”，就推论出“反动
组织”……所谓“文革‘极左’”浪潮就这样愈演愈烈。由此产生了一系列荒谬：对立
、谩骂、武斗、破坏……这反过来又成为“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的
证据——谁让你搞文化大革命的？谁让你“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
——挑动群众打人。
1966年6月我亲耳听到工作组传达毛泽东关于一些单位出现群众打人事件的指示：
如果是坏人，那么打了你活该；如果是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如果是好人打好人，那
是误会，不打不相识嘛。——据我所知，这次传达是全国统一传达的。这条“最高指示
”一传达，全国各学校顿时打人成风：毛主席都批准打人，谁说“黑帮”打不得？“革
命不是请客吃饭！”
然而时隔很久我才知道，毛泽东当时严厉批评了这个“传达”：为什么偏偏删掉了
我最关键的最后一句话：“今后不准打人”？！
这正是“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这一理论的需要。
第一，各学校打人成风，岂不证明了“没有工作组就要大乱”、广播北大大字报就
是“敢动党内‘当权派’，就必然天下大乱”？
第二，通过打人一事让群众产生错觉：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类可以
不算数，只要“出于革命义愤”，那就“情有可原”，不必计较——从此对毛泽东的主
张可以“各取所需”。
第三，在受害者及家属心里种下对文革、对毛泽东的仇恨种子。
第四，把群众的注意力吸引到打人，不再关注“党内走资派”。
第五，在群众中丑化文革。
此例一开，尔后的暴力事件便层出不穷，如洪水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从打人骂
人到各种各样的人身侮辱：戴高帽、挂牌子、剃“阴阳头、坐“喷气式”……现在人们
所见所闻有关文革的种种劣迹，无不源于此次“传达”。
尽管之后公布的“十六条”规定“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但“二次反右”已经造
成了群众的严重对立，歪曲传达的“打人指示”已经先入为主，暴力之风已形成。“要
用文斗，不用武斗”等规定在文革中几乎无人理睬，形成的怪逻辑是：不折不扣按毛泽
东的主张办、讲政策、守规矩倒成了“保守”、“条条框框多”，无视毛泽东的三令五
申才“革命”，才体现“造反精神”——“造反”落实到对抗毛泽东的三令五申上，还
说这叫“最忠”。
——煽动血统论狂热，开打砸抢先河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刚刚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代表，8月20几日立
刻开始闹起了打砸抢抄抓、毁坏文物、肆无忌惮把矛头指向社会群众的“破四旧”，同
时“血统论”风靡一时——“血统论”以强调出身为名，把“红卫兵”解释成应该以干
部子女为主的组织。而“干部子女”其实就是“党内当权派子女”。由“党内当权派子
女”组成的“红卫兵”显然对到社会上“破四旧”、落实“阶级敌人在党外而不在党内
”比认同“阶级敌人在党内不在党外”、“把矛头指向党内”积极得多。当时这些“红
卫兵”都是年方十来岁的中学生。如果没有老谋深算的人暗中唆使支招，这些过去从未
接触社会不喑世事的小年青哪里会想得到跑出学校到社会上去大闹？那些“有人冲入您
家，打砸抢烧您的一切，拖您的父母出去砌墙堆砖，而且毫无理由”、“打死老师、亲
人告密、殴打被认定为‘黑五类’的人”、血统论、打砸抢烧、破四旧之类暴行全都是
这个时候发生的，即最需要破坏毛泽东“矛头指向党内”的文革重点的关键时刻发生的
——这其实是反文革力量直接“将”毛泽东的“军”的极巧妙的一记毒着：你毛泽东依
靠“红卫兵”闹文革把矛头指向党内，我来个“四两拨千斤”，用“血统论”唆使“红
卫兵”把矛头从党内引向社会。“红卫兵”到处乱砸乱打，你管不管？管，那你就不能
指责我派工作组镇压学生不对——我派工作组不就是“管”吗？你不是刚刚宣布撤消工
作组、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吗？你说我镇压学生，你不是也得镇压吗？只要你宣布
“管”，那所谓“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指责立刻不攻自破，我不但立刻翻案，而且
立刻就坡下驴，把这群“红卫兵”连同一切群众组织统统取缔镇压下去，看你文革还怎
么搞。如果不管呢？那正好激起全社会老百姓对文革的反感，离间毛泽东与人民群众的
关系。
——煽动武斗，全面破坏捣乱
为了权力，所以必须“矛头指向党外”，所以必须证明“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
就要天下大乱”，所以要唆使“红卫兵”闹“血统论”、“破四旧”、打砸抢，以此证
明只要“矛头指向党内”就要引起大乱。这一套没有动摇毛泽东“矛头指向党内”的文
革方向，可见乱得还不够，还需要升级，于是一系列荒唐疯狂举动接踵而至：掀起“怀
疑一切、打倒一切”思潮、破坏文物、批斗著名学者专家、抢档案、炮打中央文革、冲
击公安部、大规模武斗、动枪动炮、全面内战……
所有这些疯狂破坏表面上看杂乱无章，实际无不一是想方设法把“矛头指向党内”
扭到“矛头指向党外”——千方百计证明一条：“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
乱”：一切破坏、荒唐、苦难都是你搞文革“矛头指向党内”造成的。要制止这些就必
须停止“矛头指向党内”，就必须“矛头指向党外”。坚持“矛头指向党内”就必然怨
声载道，天下大乱——所以不能动我的权力。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如果退缩就上了大当：只要被“社会动乱”吓住、不问青红皂
白盲目“维稳”，那就必然放弃“矛头指向党内”，必然“矛头指向党外”，结果必然
是又一次反右、又一次镇反。而在群众已经被分裂、情绪严重对立的、好人坏人混杂、
没弄清谁是真正的坏人情况下盲目搞反右、搞镇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由当权派“以我
划线”不分青红皂白大开杀戒，后果可想而知——大规模逮捕，大规模镇压，大规模冤
假错案。
毛泽东洞若观火：群众斗群众、武斗、破坏之类都是党内走资派挑动的，普通群众
上当受骗的是多数，坏人是少数。但好人坏人混在一起，一时区分不出来。在群众对立
情绪严重的情况下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见了乱子就盲目镇压，必定伤及无辜。毛泽东的
做法是冷眼旁观一段时间，让好人自动退出，坏人充分暴露，那时就可以有的放矢，就
不会冤枉无辜。
例如清华大学的武斗，打来打去最后参与的只剩下几百人，多数群众都厌恶这套，
退出不干了。也就是说，坏人孤立了，暴露了。这时毛泽东才出手：1968年7．27工宣
队进驻制止武斗。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
宾5人说：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
少数大专院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
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人也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
数。——毛泽东的这些话深得人心，全国武斗从此杜绝。
文革中大规模武斗发生在1967年中的几个月。零星武斗自1968年7．27之后全部制
止。全国范围内的动乱不到一年。把不到一年的动乱说成“十年动乱”是胡说八道，“
为权力而‘真理’”的需要。
毛泽东并不是为斗党内走资派而包庇放纵社会上的犯罪。混在群众中干坏事的人后
来在“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时差不多都受到了惩处。（其实武斗盛行时许多
人已经看透了形势：闹武斗破坏之类可是明明违背《十六条》和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不
会有好下场，所以流传一句话：“别看今天跳得欢，当心秋后拉清单”。我所在的中学
有一个学生在外地参加过武斗开过枪，征兵时因此没通过政审——说不清是否有人命。
）毛泽东只是在好人坏人混杂在一起分不清时冷静观察了几个月，等坏人充分暴露之后
才下手，同时给受蒙蔽的好人以改正错误的机会——象闹“血统论”、“破四旧”的中
学青少年，明摆着是受人唆使，所做所为要达到的效果就一条：“禁止把矛头指向党内
”——“血统论”、“黑五类”、“破四旧”、抄家打砸抢等等哪一条属于“矛头指向
党内”？其它群众受煽动闹武斗搞停工也为的达到同样效果。对受蒙蔽受挑拨受唆使上
当受骗的群众，是按照刘邓“二次反右”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全部逮捕，还是等背后教唆
的罪魁祸首暴露了再打击首恶、教育大多数？毛泽东选择了后者。这如同警察在弄不清
谁是真正的罪犯时不盲目抓人，而是“欲擒故纵”，等犯罪分子从普通群众中区分出来
、拿到确切证据时再逮捕。能因此说警察故意保护罪犯吗？同理，能因此说毛泽东故意
纵容包庇那些所谓的“文革罪行”吗？又比如发现有人监守自盗要追查，罪犯见势不妙
便放火烧仓库，能因此说这火是追查罪犯惹的祸、所以根本就不该追查罪犯吗？
如今指控文革的一切罪恶，如打砸抢抄抓、血统论、人身侮辱虐待、“破四旧”、
破坏文物、批斗迫害杰出人才、武斗破坏、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等等全部发生在
1966年8月到1968年7月之间，发生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矛头指向党内、党内当权派的权
力受到威胁、迫不及待需要变“矛头指向党内”为“矛头指向党外”、迫切需要“事实
”证明“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的时候。等“全国一片红”、各级革
命委员会成立后，上述一切荒唐、一切暴行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当当权派还有权、但这个权面临威胁时，就发生了上述种种暴行。当当权派不再有
权、权力被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取代之后，上述一切暴行就销声匿迹。事实说
复杂很复杂，说简单很简单：有权而面临危机时便乱象丛生；等没了权了，什么乱子都
没了。大是大非一目了然——开关一开，灯就亮了；开关一关，灯就灭了，不用说开关
与灯是连在一起的。要打倒的当权派在要打倒还没打倒、手里还有权时就出现了武斗、
破坏、打砸抢抄抓；等打倒了、没了权了，武斗、破坏、打砸抢抄抓也全停了，不用说
这些要打倒的当权派与武斗、破坏、打砸抢抄抓是连在一起的——只要不是“为权力而
‘真理’”，只要脑子还会思维，根据这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明白所谓“文革罪行”全
是毛泽东的对手为保住自己的权力蓄意制造出来的——“权力高于一切，为了权力不惜
一切”。制造一切“文革罪恶”的罪魁祸首不是毛泽东，而是毛泽东的文革要打倒的敌
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其实这不只是文革特色，而是权力场的铁规律。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当“为权力而
‘真理’”的当权者的权力受到威胁的时候或权力有需要的时候，为了权力，什么惨不
忍睹血淋淋的残酷事件、什么匪夷所思的荒唐事件都会发生——“权力高于一切，为权
力不惜一切”。
——赵高的权力受到了威胁，就“指鹿为马”。
——赵构的权力受到了威胁，就“十二道金牌”、“风波亭”。
——如《明朝的那些事》所描述，官兵没能力打胜仗、面临上级责罚、自己的权力
受到了威胁，就抓老百姓杀掉冒充战果——杀良冒功（不仅元朝官兵如此，明、清、民
国官兵亦如此。如今的“钓鱼式执法”也是如此。）
——刚当上总书记，需要用政绩巩固自己的权力，就“按指标抓右派”，搞得人人
自危，从此“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再也没人敢对自己不敬。
——刚主持第一线，需要用政绩巩固自己的权力，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穷
过渡”、“一县一社”、“一平二调”、“亩产万斤粮”、粮食放卫星。
——大跃进“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威胁了自己的权力，为了不被当白旗拔掉，就
虚报产量搞浮夸。
——为避免虚报粮食产量的谎言被揭穿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就剥夺农民口粮，饿死
人在所不惜。
——为了避免自己阳奉阴违头脑发热搞浮夸的真相被毛泽东发现威胁到自己的权力
，就封锁毛泽东、架空毛泽东——“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
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
——为了逃避瞎指挥搞浮夸造成经济大挫折的责任、保护自己的权力，就用“三分
天灾、七分人祸”把一切责任全往毛泽东身上推。
——为了用政绩巩固权力，就不顾老百姓负担，加码征粮“提前还债”。
——为了否定“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就大搞“形左实右”，把矛头指向基层干部
群众。
——为了扭转“矛头指向党内”的文革大方向，就必须证明“阶级敌人不在党内而
在党外”，就必须证明“不准碰当内当权派，否则天下必乱”，社会就必须动乱，就有
了“二次反右”、血统论、“破四旧”、打砸抢抄抓、破坏文物、打倒一切、武斗动乱
、工厂停工、“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像章热……
把历史上所有那些坏事、怪事、荒唐事跟当时的权力需要联系到一起，规律性一目
了然。
所谓“文革血腥恐怖”、“破坏文物”、“打砸抢”、“血统论”、武斗破坏之类
全部都是为抵制破坏毛泽东文革而精心策划煽动出来的血腥政治阴谋。真正的罪魁祸首
不是毛泽东，而是对抗毛泽东、千方百计保护自己权力的党内走资派——“为权力而‘
真理’”，权力高于一切，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为权力不惜牺牲一切。为权力什么伤天
害理惨绝人寰的事都干得出来。为权力什么离奇荒谬牵强附会的借口都编得出来。（如
今仍不例外。不信请看 “临时性强奸”、“推坐”、“嫖宿幼女”、“不知是未成年
少女不算犯罪”、“异性洗浴”、“躲猫猫”、“自行从高处坠下死亡”、“用纸币开
手铐、用鞋带上吊”、“俯卧撑”、“情绪稳定”、“访民都是精神病，必须强制监禁
”之类“故事新编”。）
毛泽东在文革中顶住一切压力、坚决制止了“第二次反右”、更大规模的“按指标
抓右派”、“按指标镇反”。不是毛泽东，许多人早变成了牺牲品，成为“为权力而‘
真理’”的当权派为证明“阶级斗争不在党内”而制造的证据被干掉了，根本活不到今
天，连一把鼻涕一把泪控诉文革的机会都捞不着。这些人把一切罪恶赖到毛泽东头上实
在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当年残暴整他们的人，正是毛泽东要整的人——
“党内走资派”。这些人“权力高于一切”，为权力不惜牺牲一切，一见权力受到威胁
便不惜一切嫁祸于人，所以制造动乱，所以宣传“血统论”，所以制造打砸抢抄抓“破
四旧”，所以制造武斗……牺牲这些人、制造各种暴行都为一个目标：“矛头指向党外
”。如果得逞了，让毛泽东屈服了，把文革变成又一次反右、又一次镇反，那就不仅仅
是简单的冤假错案受迫害问题，而是人头落地的问题。
污蔑毛泽东残暴的人自己才真残暴——说文革抄家打砸抢，那如今的暴力拆迁呢？
整个房子整个地区全都给你掀了夷为平地，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扫地出门，什么都
不给你留下，“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抗议自焚死了都不饶，都算有罪，连家属
都抓起来。相形之下文革中的打砸抢抄抓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谁残暴？
文革中的抄家打砸抢暴行都是反毛泽东的人自己搞的，不是毛泽东让搞的，是毛泽
东坚决反对的，见之于《十六条》。毛泽东不仅反对打砸抢，而且反对强制拆迁：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
，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
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
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
——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
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４月第１版，第313--329页）
毛泽东反对打砸抢抄抓、反对强制拆迁都有明文证据。说毛泽东搞打砸抢，有何凭
证？而如今的暴力拆迁倒是都有官方明文规定，是针对老百姓有目的有组织有系统的暴
力——谁“惨绝人寰”？谁“民不聊生”？谁残暴？
邓小平两次被打倒，两次生活待遇不变，没遭逮捕用刑，没受任何人身虐待侮辱。
江青则一下子就被抓进监狱公审侮辱判了死刑死于非命——谁宽宏大量仁至义尽，谁心
狠手辣野蛮残暴？
毛泽东的文革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谓“整”，就是撤职
罢官，不给权力，但给生活出路，生活待遇不变。即便有的地方自行扣了工资，到后来
也全部补发了。
“给生活出路”是毛泽东一贯的政策：“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
”“根据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
和人民解放军，对于国民党的旧工作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不是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
的分子，一概予以维持，不要裁减。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已被裁减而
生活无着者，收回成命，给以饭吃。国民党军起义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则，一律收留。
凡非首要的反动分子，只要悔罪，亦须给以生活出路。”“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
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毛泽东对
俘虏都优待，对敌人都宽大，而口口声声骂毛泽东残暴没人性的人大权在握后可曾给普
通老百姓以生活出路？下岗、买断工龄、自谋生路、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
养不起老……死活没人管——谁没人性？谁“惨绝人寰”？谁“民不聊生”？谁残暴？
张宏良教授指出：“就拿60年代波及世界的文革风暴来说，至今仍然被知识界妖魔
化的中国红卫兵，充其量也不过是贴贴大字报、搞搞大串连、开开批斗会，可是他们在
西方发达国家的同行战友，则无所顾忌十分潇洒地掀起了真正革命：法国‘五月风暴’
大学生把机关枪架进了校园；意大利的红卫兵则更是潇洒，干脆把国家总理拉出来一枪
毙了；美国黑人运动更是放火烧了全国数十座城市……而所有这些国家革命后的复辟只
是恢复了旧有秩序，并没有任何国家发生对参与者的清算行为，无论是美国知识界还是
欧洲知识界，都没有发生对本国‘文革暴行’的妖魔化控诉，美国没有清算黑人运动，
法国意大利没有清算学生运动，唯独中国三十年来一直在控诉在清算，并且清算范围之
广，镇压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被清算者命运之惨烈，可谓是旷古未有，仅一个人
口规模不大的浙江省，被镇压被清算者就有四百多万人。直到今天全国上下都在喊，民
主自由具有普世价值，然而这个普世价值可以普及到任何人头上，就是不能普及到红卫
兵造反派头上，不仅不能普及到红卫兵造反派头上，即使没有造反的左派也不能享有普
世价值，今年四月份上海一家官方刊物就公开发表文章声称，替老百姓讲话的左派不享
有宪法规定的各种自由。” ——谁没人性？谁“惨绝人寰”？谁残暴？
——中国文物普查：近20多年2万余登记在册文物消失（北京晨报2009年11月29日）
——复旦大学的研究结果：中华文物真正浩劫的二十年（2008年6月21日）
——文保专家谢辰生：中国文物最悲惨时期是90年代
谁毁灭文物？
但为什么那么多人会以为文革中的一切恶行都是毛泽东的责任呢？
一是“为权力而‘真理’”当权派的长期以来的大肆宣传，导致三人成虎，众口烁
金。
二是毛泽东的党内对手对抗毛泽东的手段极其刁钻。以一言蔽之就是“打着红旗反
红旗”，打着毛泽东的旗帜反毛泽东，用拥护毛泽东的名义整毛泽东。不仅文革中如此
，早在文革前的大跃进时就已经如此。
例如，前副总理谷牧有如此回忆：
——“1959年7月21日上午，总理主持召开全体会议……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讲了一
段话，使我们的心灵深为震撼。他说：‘主席对大家的谈话，有时是启发性的，有时是
征求意见性的。大家听到以后，不加思考，就以为件件都是主席的决定，就照样传达执
行，这样一来，以后主席就不好随便给大家谈话了，那主席的日子还怎么过法？见了面
只好今天天气哈哈哈，或者只有考虑成熟了，一开口就宣布命令。那党内还有什么民主
呢？！这实际上等于封锁主席嘛！’接着，他又指出，去年的1070万吨钢，本来主席是
提出来问问的，我们没有经过多少调查研究，全党就行动起来，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总理讲这番话的时候，神情很严肃，也显得很激动。”
由此可见“打着毛泽东的旗反毛泽东”的手法有多刁：一是阳奉阴违，笑里藏刀——以
“拥护毛泽东”的名义把毛泽东调查研究协商讨论的话歪曲成命令指示，从而剥夺了毛
泽东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的机会，达到实际封锁毛泽东的效果。二是极“左”极右来回跳
。比如那个“学者的良心”吴敬琏，说左就“左”到了家，教训老婆不许坐沙发，说无
产阶级都坐凳子，你为什么要坐沙发？“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连往铅笔
盒、橡皮上写名字都不行：“不要把这么一点点小东西都变成‘私有财产’”。一说右
又右成了“吴市场”，口口声声“春运火车票不涨价违反市场规则”，还一边当国家证
券委的评审委员一边当推荐公司上市业务的券商董事……总之要么全部，要么全不；一
说冷就扔进火炉，一说热就丢进冰窖；一说涝就弄成沙漠，一说旱就弄成泽国。拿破仑
说过，真理过头一步就是谬论。这些人就是用专门走极端的办法把真理落实成谬论，名
正言顺地变着方地捣乱，就是不让毛泽东的真正意图得到贯彻落实。把事情弄砸了，还
让人们以为这就是毛泽东的意图，就是毛泽东的责任。这使许多不明真相的人接受了“
文革中的一切罪恶都归咎于毛泽东”的说法。
把文革说成“十年浩劫”是“为权力而‘真理’”的需要——为了权力，需要妖魔
化文革，需要把当年自己干的一切罪恶全推到文革头上。所以假话谎话不厌其烦，胡说
八道不厌其多。根据虚假的信息只能得出荒谬的结论。而对跟“为权力而‘真理’”无
关的普通老百姓来说，荒谬的结论毫无意义，历史的真相、真实的文革才有意义。
2．真正的民主
⑴．民主与造反
张宏良教授说：“西方国家的民主法治社会，是由西方民众的造反精神维系支撑的
，这本来是一个十分简单的事实，更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如果没有老百姓的造反精
神，即使制度再好能由谁来建立？即使建立起来又由谁来维护？”
中国“精英”现在一听“造反”二字就要跳。美国人倒不那么忌讳这个词。著名小
说《战争风云》就用赞许的口吻把“造反”跟“民主”联到了一起——“罗斯福倒是把
世界的造反精神融化到立法中去了。”（Roosevelt has absorbed the world revolt
into legislation.）
民主意味着“精神造反”——用和平的方式挑战当权者的“为权力而‘真理’”，
挑战权力，监督权力，控制权力。而没有造反精神，何来精神造反？没有造反精神就没
有民主。没有造反精神的“民主”，规章制度再好也没有用。即使制度再好，由谁来建
立？由谁来维持？民主是强者的游戏。只有强者才能制定规矩。只有强者才能实施规矩
。只有强者才能不必动武就使对手知趣识相，规规矩矩照章办事。没本事强行执法、使
人人都认同“不守法就得倒霉”，法律就是废纸。没本事强制民主、使当权者都认同“
不民主就得垮台”，民主就是废话。民主的前提是所有的人，尤其是掌权者，认同老百
姓是强者，不得不按老百姓意志办事，否则就得垮台。没有这种现实的威胁，再好的民
主也是空谈。如果不守法也能混得好好的，那为什么还要守法？如果不民主也能混得好
好的，那为什么还要民主？
西方民主是怎么来的？造反造出来的。用王公贵族们的脑袋换来的。西方民主的前
提——“民是强者”的共识，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结果，是通过血淋淋的暴力造
反实现的。美国民主来自对法国大革命成果的继承，本质同样属于“造反民主”。民主
是造反的产物，和平是暴力的产物，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是西方资产阶级暴力革命的产物
——用暴力造反或暴力造反的威胁逼着统治阶级认同：老百姓能够推翻我，老百姓有权
推翻我。既然如此还是放聪明点，与其被暴力推翻，不如按民主规矩和平办事，免得敬
酒不吃吃罚酒。所以民主也意味着“先礼而后兵”。民主的背后是造反。民主是造反的
结果，不是当权者心血来潮的明智与恩赐。“文事必有武备，敢战方能言和”。民主意
味着和平，但是靠暴力取得。民主意味着秩序，但是靠造反为后盾。
今天中国“民主精英”言必称美国民主。但美国历史上一贯坚持的、跟民主格格不
入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是怎么从法律上被禁止的？不是“精英”突然良心发现恩赐的
，而是斗争斗出来的——不仅有非暴力的斗争，而且有暴力或以暴力为后盾的斗争。不
仅有美国人的努力，而且有中国人的支援，尤其是毛泽东的直接支援。
1950年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中国第39军通过战场喊话，使美军第25师第24团一
个黑人工兵连全连一百一十五人集体战场投降。
结果：美军不得不从此改变建军以来近二百年的一贯传统，不敢再按肤色编队。这
就是说，美军的种族隔离结束于抗美援朝，结束于中国人之手，结束于毛泽东之手。美
国军队开了个头，意味着美国建国以来一贯坚持的种族隔离从此被打开了第一个缺口，
从此走向崩塌——“民主意味着和平，但是靠暴力取得”。
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对美军战俘按照“不分种族肤色阶级，一律平等”的原则管
理，彻底打破种族隔离，严禁种族歧视。这使美军战俘中的黑人头一次尝到“不分种族
肤色阶级，人人平等”的滋味。随着战争的结束、战俘的遣返，反种族隔离、反种族歧
视的意识便如种子被毛泽东通过这些人传播到了美国，潜移默化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
形成美国黑人六十年代如火如荼的反歧视、争平等的民权运动助了一臂之力。美国黑人
第一次领略“人人平等”、“禁止种族隔离、种族歧视”，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碧潼
战俘营——“民主意味着和平，但是靠暴力取得”。
1963年8月8日，毛泽东发表《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
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指出：“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
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
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必
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北京随即在人大会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援美国
黑人斗争的群众集会。
结果：不到一年，1964年7月2日，美国总统约翰逊签署1964年民权法案，禁止在雇
用人员、公用事业单位、工会会员资格以及联邦出资项目等方面存在种族歧视。美国的
种族隔离、种族歧视从此在法律上正式被禁止。
美国的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在法律上的灭亡跟毛泽东有直接关系，跟毛泽东的支持
有直接关系。
抗美援朝之后，美国人对毛泽东再也不敢掉以轻心。毛泽东的一言一行对美国人往
往比对中国人更有份量。
1960年中苏分歧表面化。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
赛、全民国家、全民党）的理论与毛泽东暴力革命的理论针锋相对。《毛泽东选集》第
四卷出版，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从此世人皆知。毛
泽东公开支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用武装斗争统一国家。
美国人由此认定毛泽东企图通过支持民族解放战争输出世界革命，立即全力反击。
《毛选四卷》出版仅仅几个月后的1961年，肯尼迪上台，立即进行战略调整，从单纯针
对苏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变为包括针对中国的“灵活反应战略”，把越南南方做为
用“特种战争”对付毛泽东式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试验场。美国从此陷入越南战争的
泥潭，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越战恶梦。
1963年毛泽东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时，美国正处于在越南南方的“特种战
争”节节失败、军事上大规模卷入越南战争的前夕。美国国内黑人争取民权的斗争正兴
起高潮。毛泽东的声明强调“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美国黑人斗争
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这在美国当权者来看
等于毛泽东要在美国搞“民族解放战争”，要把越南战争打到美国来，必须全力防范。
毛泽东发表声明之后不久，美国“非暴力”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组织了“百万黑人华
盛顿和平大进军”活动，发表了《我有一个梦》的著名演说（华盛顿从此变为“巧克力
城市”）。美国当权者认定：如果不能使美国黑人接受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主张，那
就要面临他们接受毛泽东的暴力革命理论在美国搞“民族解放战争”的前景。如果连马
丁?路德?金的非暴力和平民权运动都不接纳，都暴力镇压，那就不敢保证美国黑人会听
毛泽东的走暴力斗争之路。在美国即将制造“北部湾事件”、在越南大规模军事升级前
夕，面对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关系，美国理所当然要想到必须防止毛泽东利用美国的种
族歧视在美国国内制造武装斗争，理所当然要迅速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未雨绸缪，防患
于未然——越南战争大打出手在即，岂能允许后院起火窝里反？无论如何得笼络住人心。
“两害相衡取其轻”——鲁迅说：“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
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
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毛泽东暴力革命的理论、毛泽东的“民族
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的理论、毛泽东的民族革命民族解放战争的理论、毛
泽东通过抗美援朝战争打出的国威军威、毛泽东在越南南方造出的大局势使美国当权者
对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不敢掉以轻心，不敢不全力以赴，结果就是迅速通过
民权法案，正式在法律上结束了美国长达数百年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毛泽东造出
了大势，看准了大势，并在关键时刻果断出手发表声明雷霆一击，为“压垮骆驼”增添
了最后一根稻草，为美国的民权法案催了生——“民主意味着秩序，但是靠造反为后盾
。”
美国统治者还挺绅士，民权法案通过之后只在落实上做手脚，法律上倒没赖帐，不
象“永不翻案”那样白纸黑字照样说赖就赖，而且赖个精光。
美国通过了民权法案，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在法律上从此站不住脚，从此一路下坡。
美国带头，西方各国效仿，海外华人都跟着沾了光，如今的“海外民运”、“裸体官员
”送到海外的子女亲属同样沾光。如果美国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局面照旧，海外华人
的日子好过不了，“海外民运”和“裸体官员”送到海外的子女亲属的日子同样好过不
了。能少受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的罪是沾了美国民权法案的光。美国民权法案的通过有毛
泽东的功劳。海外华人不管自觉不自觉、承认不承认，事实上都沾了毛泽东光——当美
国黑人闹民权争民主时，全世界那么多国家元首领袖，只有毛泽东公开支持，不仅口头
支持，而且造势支持，一贯支持，从抗美援朝迫使美军取消种族隔离开始就用行动支持
，最后关键时刻又发表关键声明直接为美国民权法案催生。美国左右了世界，毛泽东改
变了美国——美国的越南战争是被毛泽东吓出来的。美国的民权法案是被毛泽东逼出来
的。毛泽东为美国民主做过实实在在的事，而言必称美国民主、口口声声骂毛泽东不民
主、反民主的人们为自己大吹大擂的美国民主做过一点哪怕起码的实事吗？沾了毛泽东
的光还要骂毛泽东，骂着毛泽东还要沾毛泽东的光，纯粹一群道貌岸然的流氓。
回顾美国的民权法案、美国反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民主运动与毛泽东的作用，恰
好应了毛泽东的一句名句：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从中笑。
西方民主能够实现“用和平方式挑战权力”，是因为西方当年的资产阶级暴力革命
证明了“老百姓是强者”，奠定了民主这个“强者的游戏”基础，使西方民主得以变成
现实；确立了西方民众的造反精神，使西方民主体系得以持续运转。没有这种经历和条
件，仅仅机械模仿、东施效颦照葫芦画瓢，民主就只能变成半拉子民主，夹生饭民主，
徒有虚名的民主。
中国要实行民主，就必须奠定同样的“强者的游戏”基础：使当权者认同“老百姓
是强者”、“老百姓能够推翻我”、“老百姓有权推翻我”，与其“敬酒不吃吃罚酒”
，不如“识时务者为俊杰”。做不到这点，就没有资格玩民主这“强者的游戏”。
要奠定这样的基础，就必须做到：
——领导老百姓用暴力取得政权，证明“老百姓是强者”。
——当权的同时代表老百姓承认“老百姓能够推翻现政权”、“老百姓有权推翻现
政权”。
——付诸实施，开创“老百姓和平推翻现有政权”的先例。
回顾中国历史，真正这样做的只有一人——毛泽东。
——毛泽东领导老百姓用暴力建立了新中国——证明“老百姓是强者”。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百姓能
够推翻现政权”、“老百姓有权推翻现政权”，开创“老百姓和平推翻现有政权”的先
例。
古往今来中国历代统治者顶多能有限地承认“老百姓是强者”——“水能载舟，亦
能复舟”，但从不承认“老百姓有权推翻现政权”。惟独毛泽东通过文革开创了最高当
权者公开支持“老百姓有权推翻现政权”的先例。文革在中国老百姓中第一次普及了“
精神造反”，这就为民主奠定了基础。文革才是真正的民主。
中国的“民主斗士”口口声声民主，但从来不肯做实事，从来不为奠定民主的基础
——证明老百姓是强者、老百姓能够推翻现政权、老百姓有权推翻现政权做任何贡献，
总是指望等别人暴力革命成功之后把权力白白交给自己，自己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皮
之不存，毛将焉附”，“民主精英”们总是附在权势者这张皮上摇唇鼓舌乞讨民主。向
中国的统治者乞讨不到，就跑到外国乞讨，指望靠外国“民主解放军”扫平中国、送来
民主，自己坐享其成。既然有求于外国人，那就不惜付代价——中国的主权。于是就有
了焦国标这样“当兵要当美国兵”的“民主人士”。
对当权者来说，这样的叫化子民主、哈巴狗民主、汉奸民主很容易打发。第一，没
什么可怕。这种人对老百姓的利益毫无兴趣，一心希望别人拼命自己坐享其成，除了躲
在一边说风凉话没什么能为，永远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完全脱离群众，不买帐也掀不
起大浪。第二，各怀鬼胎，分化瓦解轻而易举。这种人是为自己而非为他人争“民主”
，争的是能够参与分赃的“精英民主”——分赃有我一份就行。满足全体老百姓没门，
满足几个“精英”很容易，给点甜头就打发了。只要对识相的赏个一官半职、对不识抬
举的一顿乱棍就立刻如鸟兽散，软硬不吃的剩不下几个，没什么作为。第三，你告洋状
，我“以毒攻毒”：你想用利益打动外国人帮你实现民主，我现在就能用更大的利益打
动外国人认同我的不民主——“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国际接轨”、“负
责任大国”……让外国垄断资本财团觉得我在台上对他们更有利，再也不把“共产党一
党专政”之类真当回事，这就把你的靠山彻底釜底抽薪。既然我不民主照样滋润，凭什
么民主？
文革是毛泽东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的一次实践。言必称民主又大骂文革的人都是
“叶公好龙”——叶公爱的是似龙而非龙的东西。言必称民主又大骂文革的人爱的是似
民主而非民主的东西。否定了文革，就否定了“老百姓是强者”，否定了“老百姓有权
推翻现有政权”，否定了民主与造反的辩证关系，否定了民主的基础。否定了文革就否
定了造反。否定了造反，就只能苦苦哀求人家赏赐民主。如此民主就成了水中月，镜中
花，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家完全可以不买帐：“吃硬不吃软”，你毫无威胁，没
本事使当权者认同“不民主就得垮台”，人家凭什么听你的？既然毫无威胁，人家不民
主照样混，而且混得挺滋润，那何必搞什么民主？
只知民主而不知民主来自造反，是对民主缺乏起码的常识。要民主而骂文革，要的
不是真民主而是假民主。
⑵．大民主是真民主
民主是相对的。有资格参与决策的就觉得民主，没资格参与决策的就觉得不民主。
能保护自己利益就觉得民主，不能保护自己利益就觉得不民主。皇帝礼贤下士从善如流
对皇帝来说算民主，对小民百姓来说就不算民主。董事会开会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对资本
家来说算民主，对普通工人来说就不算民主。富人俱乐部表决通过决议对富人来说算民
主，对穷人来说就不算民主。“下岗分流”、“买断工龄”、“教育产业化”、“医疗
产业化”等决策都没有允许涉及的群众参与，这对有话语权的“改革精英”算民主，对
普通老百姓就不算民主。
“精英”理想的“普世价值”的西方民主被舆论左右。舆论被新闻媒体左右。新闻
媒体被钱左右——归根到底谁有钱谁说了算。这种民主对有钱人来说算民主，对无钱人
来说就不算民主。
民主是相对的。民主的相对性在阶级社会表现为民主的阶级性。不同阶级有不同阶
级的民主。
杨继绳在2009年9月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人民”？要“人”，不要“民
”！》，宣布“‘民’，是一个不好的字眼”、“‘民’一般泛指君、臣（官僚）、民
三大社会等级中处于最下层的那一部分人。民被称为‘黔首’，排斥在政治等级之外。”
“精英”的“普世价值”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为什么偏偏容不得一个“民”
字，“要‘人’不要‘民’”？简单得很：单纯的“人”是人就有份，而“民”则有阶
级性。“民”是相对于“官”、“精英”、“权贵”、“富人”而言。既然“要‘人’
不要‘民’”，那“民主”就不是“民主”而是“人主”。谁有资格当“人主”？当然
只有“人上人”的贵族、“精英”、富豪。这就给“精英”的“民主”做了最精辟的解
释——“精英民主”=“人主”，即贵族、“精英”、富豪作主。普通老百姓只能全部
“排斥在政治等级之外”。可见“精英民主”对少数人算“民主”（不，“人主”），
对多数人不算“民主”，是少数人才有资格参与的“上等人的游戏”。
这就不难理解“XX新政”为什么要把“以民为本”改为“以人为本”：“民”意味
着不是官，不是吏，不是仕，不是贵族，而是“处于最下层的那一部分人”，即绝大多
数人。“以民为本”，富人、“精英”、贵族们怎么办？可见“以民为本”有阶级色彩
，要不得。“以人为本”就灵活多了：是“人”就有份，富人“精英”权贵们全包括，
可以名正言顺地为富人服务，为权贵服务。既然人跟人不同，富人与穷人、权贵与百姓
的价值不同，服务的程度当然也可以随心所欲，全看具体需要。需要，“黑社会老大的
人权也要保护”。不需要，“屁民”的死活没人管。可见“以民为本”进化成“以人为
本”是对杨继绳们从善如流，与时俱进的结果。
这顺便反衬出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这一提法的准确和周密。“以民为本”没有
把自己也摆在“民”的位置中的含义，而是站在“民”之上，是一种贵族的口吻，“人
主”的口吻，居高临下恩赐的口吻——“民”是我的财产，是“会说话的工具”，我得
象一个精明的理财家那样好生管理自己的财产奴隶，所以“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
”则把自己摆在“人民”的位置中，把自己当成人民的一部分，从完全平等的角度来说
话，没有丝毫居高临下的含义。
“精英”对文革恨之入骨，因为文革的大民主破了“精英”对“民主”（“人主”
）的“专利”垄断，端掉了他们招摇撞骗混饭吃的家伙，所以“是可忍，孰不可忍”。
“精英”的“民主”靠钱运转，只有少数“精英”有资格参与。
文革的大民主由全民运作，不靠钱运转，不受钱的左右，不需要资格学位经历，不
需要论资排辈，不需要预先审查，没有中间环节，没有“被代表”的限制，每个人都直
接发表自己的见解，所以能直接反映民意，所以说是真正的民主。
当文人垄断文字的时候，老百姓不管是写信还是写状子都得求文人。写不写、怎么
写、写成什么样全由别人说了算，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
当“精英”垄断民主的时候，老百姓不管有什么诉求冤屈都得求“精英”代表。代
表不代表、怎么代表、代表成什么样全由别人说了算，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
有了大民主，老百姓便能有话直接说，不再受制于“精英”。
难怪“精英”对破了自己垄断的大民主恨之入骨。难怪“精英”要“证明”“精英
作主”才是民主，老百姓作主的大民主是“无政府”，可恶之极——这是“为权力而‘
真理’”的需要。
“精英”有“精英”的逻辑：我放火可以，你点灯不行。“精英”推荐上大学可以
，工农兵推荐上大学不行。我决定你的命运可以，你决定你的命运不行。你下岗买断工
龄生计无着可以，我反右受了委屈不行。“要人不要民”的“精英人主”可以，老百姓
人人有份的大民主不行。“精英”本身就意味着“高人一等”、“与众不同”、“不平
等”。既然不平等，哪还容得以平起平坐为前提的民主？民主与“精英”根本对立。有
民主就容不得“精英”。有“精英”就容不得民主。
文革的大民主通过大字报来实现。大字报的本质是人人直接参与的信息交流和思想
交锋，不经过任何旁人之手。如今的互联网大体相当于现代化的大字报，能近似实现人
人直接参与的信息交流和思想交锋。（但要经过网管编辑之手，这点还比不过大字报。）
毛泽东发动文革时还没有互联网。但毛泽东发明了“土互联网”——“四大”（大
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使中国老百姓超越了时代，在互联网技术尚未发明之前
便提前用上了没有互联网的土互联网，提前实现了大民主。这是毛泽东划时代的创举。
“人人直接参与的信息交流和思想交锋、不经任何旁人之手”是大民主最有价值的
东西。没这一条，一切传播的信息实际都不过是符合编辑等有“话语权”的人的私利的
信息：只让对自己无害的信息通过，不准对自己不利的信息生存。比如平面媒体，编辑
老爷不喜欢的东西再受欢迎也决刊登不出来，编辑老爷欣赏的东西再味若嚼腊也会登头
版头条。不但普通老百姓受不了这个，连封建皇帝也受不了这个。武则天设铜匦，康熙
、雍正设密折，都无非是让信息“直达天庭”，防止信息被人中途作弊：“封、卡、拖
、改、掉包”。可见自古以来拥有“信息转播权”的人利用信息作弊有多厉害。
只要涉及多数人的信息的发布权、传播权垄断在少数人手里，所谓“民主”就是笑
话——垄断了信息和信息的评论权就垄断了舆论，垄断了舆论就控制了老百姓的精神食
粮，控制了老百姓的精神食粮就能左右老百姓的思维，能左右老百姓的思维就能让老百
姓按自己希望的方向思想，得出自己希望的结论——把人家的头脑思维都劫持了，还谈
什么民主？“民主精英”们口口声声要“民主”，要“言论自由”，却对大民主咬牙切
齿，对网络舆论咬牙切齿，开口闭口“网络暴民”、“网络红卫兵”、“网络暴力”、
“要顶住互联网”，关键就在于网络舆论信息饶开了他们这一关，他们没办法再垄断，
没办法对他们不喜欢的言论一手遮天，所以破口大骂。理解今天的互联网和官僚、“知
识精英”们对互联网的厌恶，就不难理解当年的大民主和官僚、“知识精英”们对大民
主的厌恶，因为二者本质相似。
毛泽东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
、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毛泽东搞文革，用大民主实现了“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
发我们的黑暗面”。
如今的“网络论坛”近似于今天的大民主。如今中国的网民正是通过互联网这个近
似的大民主“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就
是文革大民主的精髓在。要取消大民主，就得取消网络。
没有文革，没有大民主，中国人现在还在“自觉地当党的驯服工具”：只许乖乖听
话，不许说半个不字，敢对党员、对领导、对上级、对“理论权威”有不同意见就是“
对抗组织”、“反党”、“反革命”——这是文革前千真万确的现实。那时谁敢想象能
象现在网上这样揭露这个评论那个？（当然，现在国内网上的“言论自由”有限得很，
不准碰“敏感人物”，不准有“敏感词”，甚至能把在网上写文章冒犯自己的人抓进监
狱。但相对于文革前“绝对不准犯上做乱”的状况已经很了不起了）——文革的大民主
彻底粉碎了这一切，使中国人真正解放了思想，破除了一切政治迷信。这些历史事实现
在全被人故意隐瞒了，以至许多青年人根本不知道即便现在的这点“言论自由”也全是
文革带来的，是毛泽东的“造反有理”带来的，是大民主的产物。没有文革，中国人根
本就不敢想象能怀疑来自“上面”的东西和一切“权威”，更不用说表达自己的不同意
见了。有人一边骂毛泽东时代“言论不自由”，一边骂毛泽东的“造反有理”，这简直
令人哭笑不得：正是毛泽东的“造反有理”才打破了“不准犯上作乱”等“言论不自由
”。享受着文革的成果大骂文革，荒唐不荒唐？
民主是相对的。对于“精英”来说，一切由他们作主的“人主”是真民主。对于老
百姓来说，象文革那样每个人都能直接参与、不受“精英”把持、不受钱权左右的大民
主是真民主。
⑶．克制“权力结构癌症化”的唯一途径
认识“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不难，难就难在如何解决。
鲁迅说：“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
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
一气。”
中国历史就是这样一个轮番争夺旧椅子的历史。从古到今虽然每个政权建立时都绞
尽脑汁搞出一整套法律法规，希望权力单元象“生物细胞”一样循规蹈矩。但所有这些
努力都是白费，所有政权到头来都改变不了“权力细胞”按照“吃硬不吃软、认实不认
虚”的行为规律发展，最后都因权力结构“癌症化”而灭亡。
不能说历朝历代没努力去制止权力机构的“癌症化”。但所有努力都是自上而下的
以硬件制约硬件：以官制约官、以组织制约组织，以官僚机构制约官僚机构、以权力制
约权力……
这种努力必然失败，因为有致命的缺陷：
①．治标不治本
“为权力而‘真理’”是权力单元的癌变基因。只要“为权力而‘真理’”的大前
提不变，以权谋私的根本内因就不会变，权力癌症化的自发趋向就不会变，一切企图通
过外因制止权力单元癌变的努力只能是抽刀断水，缘木求鱼。
②．利益冲突
对最高统治者来说，江山是自己的。官逼民反危及江山，损失是自己的，所以不能
不制约权力反腐败。对大大小小的官员来说，江山不是自己的，利益是自己的。如果反
腐败危及自己的利益，那就不合算。制约者与被制约者对腐败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可
能对立，也可能勾结。制约腐败者自己随时可以变成腐败者。靠权力制约权力改变不了
权力“吃软不吃硬、认实不认虚”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使试图制约以权谋私的一切规
定命令必定遭到形形色色的抵制，贯彻不下去。
比如《明史》卷九有这样一段记载：明宣德七年，明宣宗对礼部说，他认为农民赋
税太重，所以下令减去三成。但是后来却发现户部并不执行诏令，往下一级更不听从，
以致百姓不能得到实惠。为此他重申：“自今令在必行，毋有所遏”。在这段话旁边，
毛泽东用浓重的笔墨写下了“今犹存此弊”几个字。
③．监督不过来
自上而下的监督是少数对多数，有限对无限，明的对暗的，实际根本顾不过来——
即便极端认真，一个人看几个几十个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时，能看得
过来吗？能个个都到处跟着吗？别的不说，就连自家孩子都别想这样看住——想想如果
孩子存心想瞒着家长做点什么容易不容易？（或者想想自己小时候存心想瞒着家长做点
什么容易不容易？）
难怪朱元璋感慨：“我诸事无不经心，法不轻恕，尚且有人瞒我。张九四（士诚）
终岁不出门，不理政事，岂不着人瞒!”
既然监督不过来，那就没办法消灭漏洞，就免不了“瞒上不瞒下”、“上有政策下
有对策”。权力“吃硬不吃软”，没看住的地方就没办法用“硬”来制约，就可以做手
脚。这如同癌细胞，手术刀割不到的地方它就疯长。
④．无人可信
用权力制约权力，就必须赋予某人制约其他权力的权力，又必须对这“赋予了制约
其他权力的人的权力”保留制约。而拥有“其他权力”的人可以反过来利用这种保留的
制约反制，反咬一口、倒打一耙，把水搅混：你说他贪，他说你才贪，说你制造冤案，
说你贼喊捉贼，说有人在用反间计……都有权力，都可能“以权谋私”，都可能说假话
，信谁的？
权力“吃硬不吃软”，没有权力就制约不了权力，要制约权力就必须有更大的权力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暴力只能用
暴力来镇压，权力只能用权力去制约。发现某个官有问题，只能用权力更大的官去收拾
。但用权力制约权力立刻就有了一个谁来制约这个“制约权力的权力”问题。这就如同
碰上一个打不死的魔鬼：没有力量，你对付不了它。有了力量，你就变成了它。
这就决定有权力的人都不可信：不管是制约者还是被制约者，都有可能以权谋私，
都有可能因私利说假话，都有可能别有用心，都不能绝对相信。依靠少数人监督多数人
，如果多数人串通起来众口一词指责监督者不公就难辩是非。依靠官僚机构制约官僚机
构，如果两个机构互相指责打成一团也能把水搅浑。
这种体系不可能当真反腐败——谁反腐败太认真谁就要在体制内犯众怒，大家齐心
协力与之作对孤立之，使之处处碰壁。更有甚者官员们群起而攻之，甚至栽赃陷害。既
然官场谁都不可绝对相信，受到官场一直抵制被孤立的人也不例外，迟早站不住脚。所
以古往今来官场的潜规则是“难得糊涂”。坚持原则“为真理而权力”的往往没好下场。
⑤．力不从心
“为权力而‘真理’”来当官的根本目标是谋私。逼着“为权力而‘真理’”的去
“为真理而权力”比逼着老母猪奔月还难。逼大大小小的官员放弃以权谋私的措施必然
遭到官场上的一致抵制。比如消极怠工不给你好好干，看你的笑话。如警察看见作案故
意装看不见，能一天办的事拖上几年。又比如故意刁难，如文革中制造武斗、抄家；办
手续故意吹毛求疵百般刁难。更厉害的是勾结起来换老板——政变。
私有制体系下皇帝虽然名义上是最高统治者，但离不开各级官员的拥护。理论上皇
帝可以杀掉撤换任何一个官员，但不能杀掉撤换所有的官员。如果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反
对皇帝，那皇帝就算当到头了。所以即便贵为至高无上皇帝也不能违反“众怒难犯”。
这就决定皇帝反贪程度有限，彻底不了。
这一切决定靠自上而下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硬碰硬”对付“权力结构癌症化”必败
无疑，就象用手术对付扩散的癌症必败无疑一样。
毛泽东的文革是解决“权力结构癌症化”的唯一出路。
①．抓住了根本
“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本质是要破“为权力而‘真理’”，立“为
真理而权力”。“为真理而权力”意味着真理指导权力，与权力的“吃硬不吃软”针锋
相对。这就等于去除权力单元的癌变基因，代之以抗癌基因。这就抓住了最跟本的东西。
②．势不两立——监督者必须与权力的腐败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不能从腐败中得到
好处，无法被收买。能做到这条的只有广大老百姓——老百姓与腐败只有势不两立，没
有共同利益。你能收买一个两个监督者，能永远收买所有老百姓吗？
③．多数人监督少数人——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监督各级官员，成百上千双眼睛盯一
个人，别说一天有二十四小时，就是有四十八小时也照样能看住，想瞒天过海没门。
群众监督简便易行，人人都能参与，没有门槛，没有先决条件，休想用学历、资历
、金钱设置障碍。
④．绝对可信——人民群众最可靠。人民群众能够做到“既制约权力、自己又不会
变成权力”，不需要另外的权力来制约。这就彻底解决了权力这个“打不死的魔鬼”造
成的最大难题。
权力“吃硬不吃软”，只要有空子就“癌变”。要想权力不“癌变”，就得用刀架
着，随发现随割除，这就必须有“一发生立即发现”的能力。这只有发动群众监督才能
做到。做到了，就产生了威慑，使“权力细胞”知道“言出法随”、“癌出刀随”，即
便刀不架着也不敢癌变，这相当于改变了“吃硬不吃软”的规律。换句话说相当于肌体
细胞具备了癌变识别能力，一旦出现癌变能及时发现，及时革除。
⑤．力量无穷——人民群众力量无穷。坚持“为真理而权力”彻底反腐在官场的孤
立、众怒难犯，发动了群众就不孤立，众怒难犯的形式立刻彻底颠倒，难犯的是老百姓
。发动群众反腐就没有力不从心的问题。
“民主精英”鼓吹民主，却绝不容忍毛泽东的大民主。他们的民主是“精英民主”
（“精英人主”）——必须通过“精英”“自由组党”、“多党制”、“自由竞争”、
“自由选举”来实现的“精英”垄断、“精英”操纵的独裁寡头民主。这种“民主制约
权力”跟封建王朝集权制的权力制约没什么本质区别：
——都是“为权力而‘真理’”、“为利益而‘真理’”
——都是以硬件制约硬件、以权力制约权力
——都是一种私心制约另一种私心，用一种贪婪制约另一种贪婪
——都是少数人监督权力
——都高居于群众之上
——都不允许绝大多数老百姓直接参与
——都是以少数人的利益为最高利益
——都要维持少数人的特权——“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
知之”，不准老百姓怀疑权力，依靠奴隶主义统治。
所不同的一个是以官制约官，一个是以“精英”制约官——以“储备官”制约“现
役官”；一个是自上而下的监督，一个是彼此平起平坐的监督，对老百姓来说没什么本
质区别。
“精英民主”的“民主”是夺权的工具。没权时才喊“民主”。有权时必定不要“
民主”要“稳定”。
“精英民主”试图用分庭抗礼、牺牲集中、牺牲行政效率为代价的办法监督权力。
当面临强大的外来干涉时，当国内阶级矛盾激化时，“精英民主”与分裂国家是一回事。
“精英民主”的权力制衡是靠腐败实现廉洁，靠自私实现公正、靠贪婪制约贪婪，
等于靠贼管贼，根本不切实际——贼可以管贼，但更可以狼狈为奸——只要更合算。“
精英民主”的一切都是利益买卖，一切都从“精英”的私利出发而不是从绝大多数人老
百姓的利益出发，一切取决于对自己有利无利、利大利小。对“精英”有利、对广大老
百姓不利的事决不制衡，而是勾结——“精英”对反右哭哭啼啼了几十年不带歇气的，
而对“清算三种人”、“不搞运动的运动的严打”造成的无数冤假错案从来不吭气。对
工人农民普通老百姓搞下岗、买断工龄、强迫拆迁、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产
业化时，“精英”们只见拍手叫好，不见挺身而出。而一旦要对“精英”实行“绩效工
资”，立刻鬼哭狼嚎吵翻天——如此自顾自，岂能让老百姓相信他们肯为老百姓的利益
搞权力制衡？
实践早已证明“精英民主”扭转不了“吃硬不吃软、认实不认虚”的规律，“为权
力而‘真理’”的“道德的血液”在利益面前一文不值。靠“精英民主”制约权力制止
不了腐败——“唯贪官与文人为难养者也。纵之则猖獗，束之则怨。”
知识分子只有把自己的命运跟普通老百姓联系在一起才可能为老百姓监督权力。以
“精英”自居不代表老百姓利益，当然不会为老百姓的利益监督权力，所谓“精英民主
”只为自己利益监督权力，总是变成内幕交易。没上台都对老百姓的死活漠不关心，有
了权更不在话下。市井无赖的打瞎子、骂聋子、踹寡妇门、挖绝户坟与“精英”的以文
欺人没什么本质区别，都是欺负没有反抗能力的人。
毛泽东的大民主是自下而上制约权力的人民民主，“以民制官”，绕过一切官僚体
制，不经过任何“民运精英”的垄断，由广大人民群众对国计民生的一切问题直接发表
意见，直接反映问题，让一切“政治二传手”、“政治掮客”统统下课。否定了文化大
革命，否定了四大，就堵死了民制官之路，堵死了民主之路。
3．真正的“为真理而权力”
文革是毛泽东“为真理而权力”合乎逻辑的结果。
毛泽东毕生坚持“为人民服务”。对毛泽东来说，人民的利益就是真理。为了实现
真理——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所以要权力——用权力扫除实现真理的障碍，包括权
力本身——所以要推翻妨碍真理的旧政权，所以要闹共产党，所以要夺政权。争权力是
为了用权力捍卫真理，用权力实现真理，“为真理而权力”。
如果是“为权力而‘真理’”，那毛泽东一生有的是机会到旧政权混个一官半职，
根本用不着流血拼命提着脑袋在刀缝里过日子。
如果是“为权力而‘真理’”，那毛泽东就决不会声望如日中天大权在握时自愿退
居二线——独裁者只有集权集权再集权，“卧塌之侧，岂容它人酣睡”，惟恐大权旁落
，惟恐属下尾大不掉，决不允许别人有机可乘。世界上哪个独裁者会日子过得好好的却
无缘无故忽然把实权拱手让人？
如果是“为权力而‘真理’”，那毛泽东没必要发动文革——说“毛泽东发动文革
是为了争权力当皇帝”逻辑不通：毛泽东既然有力量发动文革，那就有力量不发动文革
便罢免任何政治对手——我连房子都能掀翻，何况房子里的桌子？既然掀翻桌子就能解
决问题，那为什么还要掀翻房子？这不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吗？掀翻房子比掀翻桌子
的难得多，风险大得多；发动文革搞全国造反除掉政治对手比运用手中的权力直接除掉
政治对手难得多，风险大得多。如果真是为自己的权力地位着想，要达到同样的效果是
越难越好还是越容易越好？是风险越大越好还是风险越小越好？一声令下就能当皇帝，
为什么还要冒得罪整个官场、惹得大小官员对自己离心离德的风险大动干戈？这不是跟
自己过不去吗？用为个人谋私利来解释文革根本说不通。而编造这种谎言的人也根本不
在乎通不通——“为权力而‘真理’”，为了否定文革，需要丑化毛泽东，需要编造谎
言，包括任何逻辑不通、低级拙劣的谎言。
有真理才有原则。坚持真理才坚持原则。毛泽东坚持为真理，所以原则如天，执法
如山，决不用原则做交易，决不徇私姑息。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爱将黄克功逼婚杀人，毛泽东“挥泪斩马谡”，坚决依法判决
黄克功死刑，并特别指出：“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
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
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赦
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
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正因为他是一
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
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建国初期，功劳卓著的老干部刘青山、张子善堕落成贪污腐化的罪犯，毛泽东亲自
决定判死刑。老百姓迄今都说刘青山、张子善的两个人头换来了共产党二十多年的清廉
，挽救了一大批功臣。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为真理而权力”是大势所趋，即便有人心里“
为权力而‘真理’”也没多少机会表现，只能“跟道走”——“为权力而‘真理’”=
损害群众。损害群众=脱离群众。有敌人这个反面教员把关，谁脱离群众谁站不住脚。
共产党夺得政权之后情况立刻变化：公开的敌人没了，反面教员没了，“为权力而
‘真理’”的表现条件成熟了。
夺得最高政权的毛泽东仍然继续坚持“为真理而权力”、坚决禁止任何人用权力欺
负老百姓，这就必然与这些要“为权力而‘真理’”、以权谋私的共产党同路人发生尖
锐矛盾。毛泽东说：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
，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
解决问题。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
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
，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
，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但毛泽东的这些话对这些遵循“为权力而‘真理’”、“吃硬不吃软”的规律的人
只能是耳旁风。他们坚持要当李自成，总以为毛泽东说“不当李自成”是刚进城时的权
宜之计。而毛泽东坚持的是不仅是刚进城不当李自成，而且永远不当李自成，永远不许
官员持权抢劫。这就使毛泽东对当代李自成们建立的官僚机器体系造成的脱离群众、无
视群众利益的必然后果的不满越来越强烈。毛泽东一开始只把官僚主义当成一种毛病来
批评教育，但越来越多的事实使毛泽东认识到官僚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小问题，不是个
别人的缺陷问题，而是一个体制性问题，越来越从根本的体制上认识问题。终于与坚持
“为权力而‘真理’”的当代李自成们公开分道扬镳，彻底决裂。
这种决裂的结果就是“两个司令部”——毛泽东说：“我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
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
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
“第二司令部”使毛泽东捍卫老百姓利益的每一个措施都会遇到一个针锋相对的反
措施，力图把毛泽东的本意架空或扭曲。例如：
毛泽东：社会主义公有制。
反措施：保护私有财产、剥削有功。
毛泽东：“集体化”、“合作化”——“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
，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
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
反措施：“反冒进”。
毛泽东：“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
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反措施：一说“民主”便煽动无条件“鸣放”、“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导致右派
猖獗公开煽动推翻共产党，迫使毛泽东不得不反右。一待反右，反措施立刻变成“按指
标抓右派”，把右派认数从五千扩大成五十五万，从此不容任何不同意见，以至人人自
危：“只要是上级或中央通过和决定了的，就要服从，就是不对也要服从，……不管多
数和上级或中央对与不对”、“总之所有一切附有条件的服从都是不对的，应该是无条
件的绝对的服从”、“自觉当党的驯服工具”、“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
由此彻底破坏了毛泽东主张的政治局面。
毛泽东：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
一条，就是联系群众”。
反措施：封锁毛泽东，让毛泽东几乎没有机会深入群众，没有机会直接接触第一手
信息，没有机会了解事实真相，不得不通过官方渠道获取各级权力单位按照“为权力而
‘真理’”需要加工过的信息。
毛泽东：大跃进——“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
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
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
反措施：“亩产万斤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穷过渡”、“跑步进
入共产主义”、“一县一社，县、社合一”、“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一核算，统一收
支，共负盈亏，贫队和富队一齐拉平；实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给制，实行十六包；实行
消灭家庭，搞男女老少分别编班，分开做事，分开居住”、“一平二调”、“共产风”
、“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写的…
…要破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为了掩饰虚报诈骗的
劣迹，便剥夺农民口粮当余粮，宁可饿死老百姓也不肯承认自己有过失；当无法掩饰时
便把一切责任全部推卸给毛泽东。（“有权就不认错，认错就没有权”。）
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
反措施：先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然后“舍车保帅”：“阶级敌人在党外不在党
内”——为了证明“阶级敌人在党外不在党内”，就必须在党外抓出足够多的“阶级敌
人”来。为了在已经实现了公有制、不可能根据人们的经济来源划分敌我的中国社会中
硬从普通群众中抓出大批“阶级敌人”来，就必须吹毛求疵鸡蛋里面挑骨头地找差别、
挑岔子，结果就是从家庭出身、平日言行、生活细节中找岔子，后果就是“血统论”、
“文字狱”、“生活问题”、“穿一样的衣服”、“人人自危”
……
回顾建国到文革前那段历史，可以发现“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不是虚幻的神话
，而是实实在在的客观事实。毛泽东为真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做的每一件事几
乎都会遭到来自权力机构内部“为权力而‘真理’”的势力的顽固而巧妙的干扰破坏，
甚至根本贯彻不下去。特别是“反右”和“大跃进”被彻底扭曲，给中国老百姓造成了
空前的伤害。出了这么大的事毛泽东当然不能不认真查找原因，总结教训。结论就是“
为真理而权力”与“为权力而‘真理’”已经你死我活，水火不相容，必须从根本上找
出对策。
毛泽东面临着一个极大挑战：如何继续“为真理而权力”，避免自己亲手建立的政
权走向自己的反面，从为人民谋利益蜕变为压迫人民为自己谋私利，从“为真理而权力
”癌变为“为权力而‘真理’”。
毛泽东的解决办法：用“为真理而权力”驱除“为权力而‘真理’”，用文化大革
命、用大民主对权力实行自下而上的制约，力图使权力单元具备抗癌变能力。
有人用“连国家主席都打倒”来指责毛泽东。这是用“为权力而‘真理’”来指责
“为真理而权力”——这是把权力置于真理之上的逻辑：只说多大官位，不说有罪无罪
。如果不是国家主席而是平民百姓，那么“连……都打倒”的指责岂不就不成立了？从
“为权力而‘真理’”的角度看，权力即真理，有权即有理。所以当了国家主席就不该
打倒，打倒就是罪。而从“为真理而权力”的角度看，破坏真理的权力管你是谁都该打
倒——满清政府有权力却破坏真理，该打倒。国民党政府有权力却破坏真理，该打倒。
国家主席有权力，但如果破坏真理，照样该打倒——权力大不过真理。整个政权尚且如
此，何况个人？“为真理而权力”，只认真理不认权力。
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的前提是大目标一致。当矛盾变成敌我矛盾时，那就不
再是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而是闹不闹革命的问题。不承认这条，坚持不论当权者如何
都不能反对，那闹共产党本身就是“违法”、“犯罪”。毛泽东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
数的原则只有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前提下才适用。一旦变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
争，就必须服从真理而不服从权力——“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该无条件服从，而
应该坚决抵制”——这是当年闹共产党的理论根据。“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是
同一个司令部内部的事。不同司令部之间不存在“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
毛泽东的文革用“三结合”（军代表、干部、群众）组成的权力机构取代传统的权
力机构，这是一种中国式的“三权分立”：权力构成一分为三，军、干、群相互制约。
群众代表是群众选举的，代表群众利益，属于自下而上的监督。干部代表负责权力的正
常运转。军代表是任命的，代表自上而下的监督，对干部代表和群众代表既起协调监督
作用，又起裁决平衡作用。军代表是外来的，临时的，与当地没有深入的利害关系，地
位超然，容易秉公办事，公信力强。所以当时群众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
，干部看军服”。这套机构又是一元化的权力机构，既能保证效率，又能比较有效地制
约处理日常工作、实权最大的干部的权力，权力制约与权力效率都兼顾到了。这既区别
于历代封建集权自上而下的“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模式，又区别与“精英民主”平起平
坐的“以‘精英’制约权力”的模式，彻底颠覆了传统，是毛泽东在中国确立“老百姓
有能力推翻现有权力”、“老百姓有权力推翻现有权力”的史无前例的尝试。这才是真
正的中国式特色“三权分立”、中国式特色权力制约，中国式特色民主。
与此同时，毛泽东组织力量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批判刘少奇建立的等级森严的
官僚体制，提出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并指出：“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
，就是联系群众”。
这一切足以证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与传统的官僚体制彻底决裂。毛
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彻底坚持“为真理制约权力”的必然结果。只有从“为真理而权力
”与“为权力而‘真理’”的根本原则之争的角度才能理解文化大革命，才能认同文化
大革命。
4．不以一时失败论英雄
从表面上看，从一时看，毛泽东的文革失败了，被“彻底否定”了。但从本质看，
从长远看，文革的失败是暂时的，而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思想理论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
按照辩证唯物论“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浴火重生，重新磅礴。
道理很简单：存在决定意识。客观规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为权力而‘
真理’”必然导致的权力机构癌症化的规律同样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其恶果越
来越显著，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感受、所认知。
当年毛泽东犹如扁鹊，在人们毫无察觉时就已经发现了致命的病因，发出了警告，
试图防患于未然，但为人们所忽视和不解。如今毛泽东的一切警告都言中了，不由人们
不服。
如今中国人对无孔不入日益猖獗的贪污腐败已经深恶痛绝又束手无策。只要不按毛
泽东的文革办法搞大民主，直接依靠群众根治“为权力而‘真理’”，即便有一两个权
威发狠雷厉风行一下也决无回天之力——历史上朱元璋反贪不遗余力，最后仍然徒劳。
如今的权威权力大大不过朱元璋，狠狠不过朱元璋。朱元璋做不到的，他们更做不到。
朱元璋时代还有一套完整的伦理体系维持部下的忠诚，如今“为权力而‘真理’”、“
为利益而‘真理’”横行无忌，什么伦理道德都崩溃瓦解，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
益关系什么都没有，下级对上司并不比婊子对嫖客更忠诚，维系权力全靠威胁利诱。要
保住权位就必须给部下好处，必须认同官僚集团是特权集团，必须维持官僚特权集团的
特权利益，必须小心翼翼不得罪特权集团的大多数。因当真反腐得罪大批权力中人，必
将权位不保。所以不搞文革的“反腐”“打黑”一听就知道是假的，做做样子的，无力
当真实现的——不尊毛泽东，不搞大民主，不搞“为真理而权力”就休想逃脱“吃硬不
吃软、认实不认虚”的规律的摆布，休想扭转权力单元癌症化的进程，一切用权力制约
权力约束贪污腐化的努力必将在官僚特权集团上上下下各级官员的一致抵制面前不了了
之。权力机构癌症化的进程必将不可挽回地愈演愈烈，迟早会迫使中国人二择其一：文
化革命，还是武装革命。
文革思想理论完全正确，但因为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谁都没经验，谁都不知道该怎
么掌控，不知道形形色色的阻力如此巨大，如此狡猾，力量对比如此不平衡，破坏防不
胜防，让敌手钻了那么多空子。更重要的是文革远远领先于当时绝大多数群众的觉悟程
度——我当年就对文革百思不解：共产党的干部还不清廉啊？比国民党官员强不知多少
倍，比哪个国家都强，怎么还不满意？还要这么狠整？为这耽误了生产发展不是让敌人
高兴吗？想来想去觉得文革多余，得不偿失。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才真正开始领略
毛泽东当年的高瞻远瞩和英明伟大，才真正理解毛泽东为什么把文革与打倒国民党建立
新中国相提并论。我对毛泽东如此崇拜，对文革的领悟尚如此愚钝，别人可想而知——
人民的不理解才是力量对比不平衡的真正关键。
文革的暂时失败验证了毛泽东的一个论断：“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
，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
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後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
。”
毛泽东曾如此评论长征：
——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
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
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
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
毛泽东评论长征的话改一改同样可以拿来评论文革：
——文革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文革是宣言书，文革是宣传队，文革是播种机。
——文革又是宣传队。它向全中国人民宣布，只有文革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
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知道世界上还有文革这样一篇大道理呢？文革又
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全国，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
“为真理而权力”是人间正道。文革是“为真理而权力”的产物。以文革一时的成
败论英雄，经不起实践检验和历史检验。 | l*s
发帖数: 6372 | 2 我转过好几次了，这篇文章起码可以分成十段摘录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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