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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5423 | 1 1月7日23点50分，长沙市救助管理站大厅，一名老年流浪者躺在担架上，无助地看着记
者。
2012年12月下旬，在长沙雨花区一桥下，一名流浪者冻死;今年1月3日，长沙开
福区一桥下，另一名流浪者冻死。
短短数天，两起人命，他们缘何拒绝温暖不去救助站?
本报记者特地走近长沙流浪者，体会他们最真实的世界。
不准拘禁或者变相拘禁受助人员;不准打骂、体罚、虐待受助人员或者唆使他人打
骂、体罚、虐待受助人员
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推行。
24年不入
流浪者为何不愿去救助站
1月6日22时，长沙解放西路人流鼎沸，栾卫东也开始忙碌起来：他身穿军大衣、棉
鞋棉裤，手拎着一个大塑料编织袋在垃圾筒里仔细翻拣着。
这种在长沙深夜拾荒的生活，栾卫东已经过了近三年，此前他已在全国流浪了21年
，下过新疆的小煤窑、进过河南的黑砖厂……2009年，他来到长沙，“长沙要暖和一点
。”
三年中，志愿者、警察，甚至路边的居民都曾劝他：去救助站吧。每次他都是笑笑
婉拒。“救助站最终都把人送回家，如果我能在家生活，还出来流浪做什么?”栾卫东
说，他也曾在其它城市进过救助站，但因为感觉“像犯人一样”，就再也没去过。
本报记者连续一周在长沙调查了近20名流浪者发现，尽管他们都衣衫褴褛、食不果
腹，但几乎无人愿去救助站，宁愿在桥洞、地下通道、工地边、火车站等地拾荒度日。
救助站到底怎样?本报派出记者戴鹏，以流浪者身份全程体验。
无法接通
连续十次未打通救助电话
1月7日21点，记者与栾卫东一同站在解放西路太平街口。
此时的记者，身披一件栾卫东给的破棉衣。“完全认不出来。”一旁的栾卫东说。
很快， 途经市民发现了记者，拨打了长沙市天心区救助管理站的电话。
21点38分，市民拨打第一个电话时，无人接听。此后连拨四个电话，均是占线。第
六个电话，拨通却无人接听，接下来四个电话，又全是通话中。十个电话后，记者仍无
法取得救助。
21点44分，市民拨打110求助。
21点49分，坡子街派出所的民警打来电话问明情况。
21点55分，两名民警到达现场，认真询问情况后，和市民一起将记者搀扶上车，直
接送往位于窑岭的长沙市救助站。
三人围殴
死缚双手，死摁双脚，膝盖顶头部
22点30分左右，证实记者未饮酒后，长沙市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同意提供相应的救助。
约五分钟后，民警离开，现场气氛骤变。
“你叫什么?住哪里?”记者抬起头，发现救助站工作人员已是满面寒霜。
因为改扮的是聋哑流浪者，记者未作回答。几度询问后，因未获答复，工作人员音
调渐高。
这时，一名工作人员突然冲上前来，绕到记者背后，将记者双手死死束缚。紧接着
，另外两名工作人员冲上前来，死死地摁住记者。
眼见殴打可能升级，记者呼救：“救助站不能打人的，救助站不能打人的……”
一工作人员一边说：“不打你，不打你”，一边却突然将记者重重地绊倒在地板上。
随后，两名工作人员将趴在地上的记者双脚死死摁住，瞬间，记者无法动弹，呼吸
困难。
放弃救助
“现在想走?晚了!”
“我不接受救助了，我要出去，我要出去!”被摁在地上，记者眼冒金星，感觉几
欲晕厥，无奈告饶。
“现在想走?晚了!”用膝盖顶着记者头部的救助站工作人员出言不逊。
“按国家规定，受助者可以自愿接受救助站的救助，也可以自愿放弃救助站的救助
，救助站不能限制接受救助的流浪者人身自由。”记者说出理由后，同样遭拒。
最后，记者迫于无奈告诉工作人员远在浙江老家的父亲的电话，在父亲与工作人员
交涉要求放人后，工作人员才将记者松开。
随后，长沙市救助站工作人员拿出一份表格，要求必须在这份表格上写上“自愿放
弃救助”、签上名字、按好手印才同意记者离开救助站。
当晚11点左右，记者离开了长沙市救助站，此时距记者走进救助站还不到40分钟。
记者目击
老汉手脚被捆 救助站内呼救
23点30分，本报另一路记者进入救助站接应戴鹏，却意外发现，此时救助站大厅地
上放着一副担架，上面正躺着一名老年流浪男子。
他双手被白色麻绳反捆在背后，绳子深深地勒进衣服里;双脚小腿处被胶带绑在一
起。他使劲地想坐起来，但根本无能为力，最终只能半仰着身子，向记者呼救：放开我
，放开我!
途经老人身旁的记者赶紧蹲下身子，靠近他询问为何被捆绑，老人只是拼命哀求：
“你先把我放开，放开我的脚，让我坐起来。”
记者看到，他花白的头发、破烂的衣裳、下嘴唇处一圈血迹已经凝结成痂。当记者
问他是否挨过打时，他点了点头，眼角涌出泪水。
“我是记者，不是救助站的，没有权力放开你!”一听这话，老人家眼色顿时黯淡
下来，再也没有理睬记者。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这名老人不知所踪。
记者手记
他们为什么拒进救助站
我们为什么无法解答
一
2003年3月，公民孙志刚在收容站遭暴打离世。
十年后，下一场大雪来临前，一个求助者，在长沙救助站遭遇围殴。他是记者戴鹏。
如今，“收容”早已更名“救助”。若改动的只是词语，那芸芸众生应当权衡：如
果某天，我也流浪街头……
去年岁尾，一名流浪男子冻死在雨花区桥下;1月3日，另一名流浪男子冻死在开福
区桥下。
“他们为什么宁愿露宿街头，也不愿去救助站?”这是最大的疑问。
如果我们是一名求助的流浪者，我们将会遇见什么?这是采访的起点。
记者戴鹏，以一名流浪者的身份体验救助站，在长沙下一场大雪来临前。
我们本想替那些不愿进救助站的流浪者们，体验救助之路;我们本想看看那些温暖
的救助细节，感受温暖之路;我们本想告诉那些迷失的人们，找到回家的路。
二
当坡子街派出所的民警将戴鹏送进长沙市救助站。
没有嘘寒问暖，没有热饭热茶，没有御寒衣被。
起初是救助者皱眉品评：吸毒?醉汉?其后是冰冷拷问……
或许，这只是他们的流程;或许，这只是他们的习惯;或许，还有太多的或许。
最终，在监控视频里，一个画面将冰冷定格：两名工作人员死死地摁住他的脚，一
名工作人员狠狠地用膝盖顶着他的头部……
数分钟后，他不堪忍受高喊：“我不要救助，我要出去!”
事情由难变易，打人者收工，他离开了救助站。人民路上雪犹未融，天地依旧祥和。
这是这场体验的黑色终点。
三
面对一身伤痕，此前的悬疑追问似乎已无需再解。
流浪心酸，安睡不易。流浪，但常思家园之暖;落魄，却有血有肉有尊严。
不饮盗泉之水，不受嗟来之食。
他们不是城市的伤疤，他们考验城市的胸怀。
于之前湮没无闻的被打流浪者而言，戴鹏所遭受的虐行，一拳一脚实际上都打在每
个流浪者的生存权上。在他之前，谁能想象当另一名流浪者被送入此门，遇见了什么?
孙志刚离开后，他的墓碑上刻有：“逝者已逝，众恶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与
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主之重，法治之重，无使天下善
良百姓，徒为鱼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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