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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858 | 1 魏峰：中国崩溃的时间又得推迟了
字号:小中大2013-08-16 07:2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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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 >> 中国崩溃论唱衰中国克鲁格曼经济预测投资消费地方债经济增长
自从美国城市底特律正式宣布破产以来，在由诸多主流媒体塑造的世界里，它似乎已变
成了一个中国城市。在这些媒体的描述中，读者会毫不费力地发现，按照各家分析机构
和经济学家们的断言：底特律的破产证明了中国经济崩溃“终于”就在眼前了。虽然说
中国崩溃论年年有月月新，但最近这一波大合唱绝对是近几年声部最高的。
克鲁格曼，又一个章家敦？
在这波“唱衰中国”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时报著名的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
曼可以说是积极的领军人物之一。在最近的《中国遇上了大麻烦》一文中，克鲁格曼毫
不含糊地向读者们保证，中国模式碰壁（“而且是长城一样厚的墙”）的“这一天”终
于到了。
不过，请等等。克鲁格曼先生不是在很早以前就向读者保证过，中国经济“即将”崩溃
了吗？“现在，这个泡沫（中国经济）显然正在破灭”，是他在2011年《中国会崩溃吗
》中的原话。难道克鲁格曼先生也和那个永远预言“中国崩溃”的章家敦一样，习惯了
中国如果没能“按时崩溃”，就修正一下预言时间？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世界上
现今最著名的经济学者之一，怎么可以用这种方式做分析？
很遗憾，他确实这么做了。对比这两篇间隔近两年的文章就能发现，它们不但结论高度
一致，理由如出一辙，依赖的数据也继续是那些早被驳斥过的陈词旧句，甚至连其中刻
薄的冷笑话——“最好将所有的经济数据看成一种特别无聊的科幻小说，但是中国的数
字比大部分经济数据更具有科幻的味道”——都几乎是一词不改的照抄，唯独危机爆发
的时间被悄悄挪后了而已。
克鲁格曼大约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漏洞，于是在新文中提出，中国危机一直没有如预测的
那样爆发，是因为中国政府“通过促使货币贬值，并提供大量低息贷款来提振经济发展
”。但这种解释只能更凸显他对中国经济的观察结论，更多是基于个人偏见，而不是依
靠客观的逻辑与分析。
众所周知，克鲁格曼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就极力支持美国以及欧洲、日本的超宽松货
币和无上限的赤字财政政策，是全美国乃至全世界经济学界最出名、最极端的凯恩斯主
义者，指责中国发放低息贷款提振经济简直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而任何一个
业余的炒汇大妈都知道，近年来人民币一直处于几乎完全单向的升值中。即使存在人民
币是否被低估的争议，作为经济学家，克鲁格鲁也不可能不了解，“促使货币贬值”与
“币值低估”之间的区别，但显然，他并不在乎是否会误导读者。
其实对克鲁格曼有所了解的人，都不会奇怪他为何对中国经济前景做出如此苛评的。多
年来，他在公众中最出名的观点之一，就是对整个亚洲（东亚）战后的经济成就及其模
式，都抱持着极为不屑的态度。中国作为其中最大的发展奇迹，自然也不可能入他的青
眼。
在早期的代表作《流行的国际主义》中，他专门写了一节《亚洲奇迹的神话》，将亚洲
经济体的高速发展，贬斥为完全依赖于不断增加投资的“苏联式纸老虎”，甚至声称在
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亚洲的生产效率实际并未得到提高。并由此做出预言称，它们不
可能再保持前几年（指90年代初）的速度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不会缩小；而世界
经济的重心也不可能继续向西太平洋地区转移。今天对于中国模式的前景“判处死刑”
，不过是将这些话又拿出来重新复述一遍罢了。
但是在十多年后的今天，现实显而易见，他当年对亚洲的预言，除了专门针对日本的，
其他全都彻底破产了。以至于福布斯中文网刊载的一篇反对他唱衰中国观点的文章中，
最辛辣的讽刺、最有力的反驳就是把那些预言重新原原本本摆回到他的面前。
而这远远不是这位“经济预测大师”唯一一次大错特错的预测了。事实上，克鲁格曼在
经济贸易理论和写作上的功力确实深厚，但由于立场先行的癖好，他一对具体经济事务
进行预测，成绩就惨不忍睹。2008年经济危机后不久，作为奥巴马政府财经政策的拥趸
，他曾预测2011年美国经济就能全面复苏，结果不用多说。甚至他在公众中最著名的光
环，“亚洲金融危机的预言者”，其实也是虚幻的——与如今流行的说法大相径庭，克
鲁格曼实际上从来没有预测到亚洲金融危机（注）。
可能有些刻薄，但从概率上说，被克鲁格曼贴上负面标签，真的完全不值得担忧。
老生常谈的错误估算
这波唱衰论，除了有克鲁格曼这样的知名学者亲自出马，积极附和的机构与人士之众也
多年未见。但他们的观点和论证，却都毫无新意。依旧是那些中国经济结构中投资比例
太高，而消费比例过低，不具有可持续性；地方债务等积累过多，债务危机已经形成；
越过刘易斯拐点，意味着中国增长潜力耗尽之类的老生常谈。
以上问题在中国经济运行中确实或多或少的存在，但是每一个的负面作用都被过度、甚
至是极度夸大了。
多年来，唱衰中国论中最经久不息的一个观点，就是所谓中国的投资比例过高，而消费
比例过低，因此不具有可持续性。所谓美国的消费占GDP的70%，而中国只有35%的说法
，几乎成了一种定论，被到处引用，以向听众证明中国经济处于何等的危险之中。
但如很多经济学家，如复旦研究中心的张军教授、清华经管学院的白重恩教授，前世界
银行中国业务局局长黄育川等人都已研究指出：在经济学基本理论上，根本不存在必须
依赖内部高消费，才能促成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概念。实际上，战后成功跨入发达行列
的几个东亚经济体，在高速发展期间，也都有投资和消费严重不平衡的现象，中国现在
的情况绝非前所未见。相反，事实早就证明高储蓄高投资才是高速发展的不二法门。
同时，这些数据本身也存在着很大的疑问。以2012年为例，依据全国年度统计公报，当
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10307亿元，而GDP为519322亿，消费比例即超过了40%。而
且在住（租）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由于制度的差异和统计的粗疏，与大多数国家相
比，中国的实际消费被极大的低估了。如果剔除这些因素，中国的消费比例其实已经处
于比较合理的区间了。
根据大略测算，中国只要将计算自有住房虚拟租金的方式，从现行的折旧法改为西方通
行的市场估值法，就可以提高消费占GDP的比例多达10%以上。在医疗消费开支上，美国
是17%，中国是5%，相差了三倍多。如果在教育、铁路、电力等社会基础设施上，也以
“与国际接轨”的标准，按市场订价，再提高几个百分点消费比例同样不是问题。
但是这么做意义又何在呢？难道“均衡”投资和消费比例的办法，就是先告诉民众，他
们因为自有住房虚拟租金的大幅提高，而“被致富”了，然后让他们为同等品质的医疗
、教育以及基础设施服务，支付比原来多得多的费用？这样做就能更好的促进经济均衡
、稳定、持续的发展？显然，那是荒谬的。
不作死就不会有债务危机
地方债务又是近期炒作“中国经济要崩盘”的另一个主要热点。但无论是从规模，还是
结构来看，地方债与其说是单纯的债务问题，倒不如说是财政收入分配和金融资源配置
的问题。是地方政府事权责任太重，而相对财政收入不足，国内金融系统中政策性银行
又实际缺位引发的矛盾。各地要快速发展，就不得不依赖于利用融资平台等手段向市场
大量举债。
全国地方债的总规模一直众说纷纭，近日国家也正在布置审计署再次全面复查摸底。而
根据2012年11月到2013年2月，国家审计署对于36个地方政府（15个省及其所属的15个
省会、3个直辖市及其所属的3个市辖区）的审计报告，截至2012年底它们本级政府性债
务余额将近4万亿元，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一般估计在10万亿左右。也有人声称，
如果按照最广泛的定义，将各种隐性和或有债务也全部计算在内，除中央政府之外的政
府性债务总额，最高可能达到20万亿的规模。但即使按这个数字计算，也只相当于GDP
的40%左右。
GDP40%的债务不大吗？当然很大。但是中国国债比例很低，仅在GDP20%以下。即使出现
中央政府不得不负担全部地方债的最极端状况（实际完全不可能发生），国债比例仍然
低于公认的60%安全线，并远远低于其它所有主要经济体的负债率。例如，被认为财政
健康、偿债能力充足的德国，仅狭义国债（只包括中央政府的直接债务）就超过GDP的
80%。如果说当今世界上，哪国财政的“储备弹药”最足、发债空间最大，仍然是中国
自认第二，就没人能认第一。
更重要的是，债务是有“好坏”之分的，而且区别极大。中国大部分的地方债，并不是
如西方重债国那样寅吃卯粮，被用于维持眼下运作的开支。而是被作为资本，投入到完
善基础设施、扶持产业发展等各种促进经济发展的项目之中去了。这些项目大多要么有
资产有抵押，要么另持有债权。只要投入运营后，不出现意外情况，都能通过直接或间
接的方式，自己还本付息。真正需要公共财政代为偿还的净债务，其实只会是现有总额
中的一部分，甚至是很小的一部分，完全在可负担的范围之内。
制造出地方债危机的真正风险，也是最可能发生的意外，是中国在唱衰论下自乱阵脚，
为减债而减债，过度仓促地“去杠杆化”。由于缺少政策性银行的支持，地方债极为依
赖于商业银行的中短期融资。如果金融紧缩得太快，资金链就很容易发生断裂，让建设
到一半的项目停摆或者烂尾。那么，原来完全没有问题的债务也会变成呆账、死账，成
为烫手的山芋。这种“自我休克”疗法是欧美机构一向喜欢推荐给别人的，每次都把“
病人”整得丢了二魂三魄。以史为鉴，对这贴虎狼药实在是必须小心再小心，提防再提
防。
保八还是保七，都不如保住长期潜能
“中国遇上大麻烦”的终极证据，是中国经济增长率终于跌到了8%以下。无数唱衰者拿
着这条消息简直亢奋不已，似乎低于这个神奇的8%后，中国经济就会在连锁反应下大溃
决了。但是，理由呢？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地区，包括与中国条件类似的新兴经济体
，年增长率能超过4%，就会被称为增长强劲、形势大好，唯独中国翻个倍却还会崩盘？
世界上哪种经济理论和常识逻辑能推出这种结果？
中国过去确实似将8%设为增长底线，理由可能是综合性的。但有一点肯定是最重要的考
量——庞大的人口要求对新增就业岗位的压力。但就在2012年，根据统计，中国劳动年
龄总人口开始出现下降，加上几年前就发生并不断扩散的“用工荒”，大多数专家和分
析人士都相信，中国已经不知不觉地越过了刘易斯拐点。财长楼继伟在不久前的G20财
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就指出：“我们今年的经济增长如果按GDP算，没有去年高。但是
我们新增的就业比去年还多。”在这种影响深远的变化下，还将8%视为不可逾越的最后
底线，显然是刻舟求剑的想法。
其实，外国人现在比中国人更希望中国再推出类似2008年那样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
“中国需求”直接造就了巴西、俄罗斯、澳大利亚等资源出口国的超级繁荣期，拉动了
德国等设备出口国摆脱地区衰退。现在世界多数地区经济形式仍迟迟得不到好转，中国
却又主动放慢脚步。对我们自己来说影响还属可控，但对许多贸易伙伴来说，却是雪上
加霜了。他们都是很愿意看到中国打断调整，再次强行提高增速，正好拉他们一把。现
下唱衰论者里，意在围魏救赵的就恐怕不在少数。
不过还是引用楼财长的话：“其他的财长们都很担心，也很期望中国的经济是不是能增
长得再快一点。我告诉他们，你们别想。……你们自己的功课要自己去完成。”
不管是保八还是保七，甚至更小的数字，短期的增长率其实并不怎么重要。历史经验证
明，用两三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较低增长，换取到成功调整产业结构，理顺财政金融体系
，从而保持和加强经济增长的长期潜能，那是极为合算的交换。上世纪90年代的主动调
整，为本世纪前十年的超常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再次复制这
一段历史，那么在新一轮的经济大周期结束时，也许就能够看到几代国人梦寐以求的实
现祖国复兴的伟业。
注释：
克鲁格曼预测到亚洲金融危机的说法，正是来源于他在《亚洲奇迹的神话》中对于亚洲
经济发展模式的批评。尽管此文首次发表是在1994年，收录它的《流行的国际主义》出
版于1996年，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但与流行的说法大相径庭，克鲁格曼
在写作时，其实根本没有预想到亚洲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厘清这一点非常简单，只要查阅一遍原文就可以发现。他不仅没有提及东亚经济体在短
期内遭遇经济危机的任何可能，反而明确说明，这种情况在“下个10年或更长时间里，
只有发生灾难性的政治动乱时才可能出现”。更不用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也
与他认为的东亚经济模式缺陷没有多少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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