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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82 | 1 几年前，易中天和成君忆两位学人，有过一次争执。争执的起因，是曹操的功罪是非。
今天，当时间冰释了不快，我们不妨以最大的善意来看待这场“成易之争”：这是文学
与史学之间的一点龃龉。易中天先生打量的是历史，所以曹操的恶行，不在道德评判的
范畴里；而成君忆先生所持的，是一种现实的忧虑：现实社会里还没有足够的善之果，
来容纳一枚恶之花。
对于曹操，历代的文人多做差评。从元稹到苏东坡到孔尚任直到罗贯中，都用笔墨敲打
过曹操。
这些学富五车的传统文人，为什么要和一个曹操过不去？答案是：在曹操身上，他们看
到了一种危险，一个幽灵，一个流氓政治的幽灵在中国大地上徘徊游荡。
20世纪初叶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走向现代的历程。新文化的主将们，用
淋漓的笔墨围攻、砍伐一棵传统的大树。这棵大树的名字叫做：礼教。
封建的道德礼教是束缚社会的，是束缚人的，这一点毋庸质疑。不过，礼教的另一面，
却是常常被忽略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是束缚权力的。今天我们知道权力是需要用制
度的笼子来约束的。但是，在千年的历史上，我们没有约束权力的体制，却有约束权力
的文化。礼教在神化权力的同时，也在深化权力的责任：一个帝王掌握国家行政权力，
不是过家家，不是占山头，不是肆意妄为的。
当然，礼教的弱点是明显的。但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没有约束权力的制度的笼子
，就需要约束权力的这一根文化的绳子。有这根绳子牵着，权力就不会脱轨太甚，滑落
太远。这根绳子用细弱的声音时刻提示着君权：要讲仁义道德，要言而有信，要正大光
明，要讲廉耻……
曹操为什么可怕？
今天我们看曹操，是以历史旁观者的身份欣赏表演：曹操看到了礼教的虚弱和虚伪，然
后戏谑的把这绳子把玩在手里，任意屈伸，高兴的时候，还拿出刀子来，比画一下……
而对于传统的文人来说，他们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当事者，所以，他们看到的是巨
大的危险：当权力挣脱了唯一的约束，当一个掌握最高权力的帝王不讲仁义不讲道德不
守信不要脸无所谓无所畏不择手段不计代价——即，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市井化、流氓
化，后果会怎样？
我们把时间切换到明朝。
明太祖朱元璋是叫花子出身，不过，叫花子出身的朱皇帝，对权力的架构却格外敏感—
—玩弄权术，本身就不需要什么雄才大略，只要一点世俗心机就足够了。朱元璋皇帝通
过一系列血腥的清洗，废除了传统的宰相制度，建立了内阁制。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制
度设计，它的特征是：皇帝处于权力的中心，高度集权；而在这中心的周围，是分权—
—这样的制度设计，最大限度的保障了个人专制。
今天我们知道，朱元璋所创立的，是一个极权制度的雏形。之所以说它是一个雏形，因
为：这样的极权，依然是一种有限权力。明朝的民众在上缴了皇粮国税之后（明朝的税
赋长期是30税1，即3.3%）,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所以明朝人有经济的自主权利，皇权对
于社会的控制，依然是有限度的。
1917年，俄国“革命一声炮响”，列宁斯大林等人建立了一个“新”制度。新制度在政
治架构上，和朱元璋同志的模式类似，不过名字很好听：民主集中制。到这里，极权不
再是雏形了，它已经发育成熟。因为，它有一个致命的法宝叫做：公有制。
公有制是一个动听的词汇，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它几乎就是优越性的代名词。不过
，公有制的可操作性却值得商榷：财产是公共所有的（国家所有的），这当然不是坏事
。具体到操作上，由谁来管理掌握这公共财产呢？是政府。那么谁来监督和约束政府？
答案是：当政府掌握了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同时又完全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只有它来监
督你，你哪里还有什么机会监督它？所以，前苏联的政权模式，被叫做极权政治，因为
这样的权力，是无限的，它完成了对社会、对个人的完全控制，无处不在无孔不入。这
样的权力会膨胀，而且有可能失控。
如果——我们只能说：如果。如果一个传统的文人，如苏轼如罗贯中，站在20世纪的俄
罗斯模式面前，他会有怎样的惶恐和惊问：如果权力挣脱了文化的约束，如果权力不受
社会约束并且能够完全的约束社会，如果权力无限度的膨胀甚至失控，如果一个曹操掌
握了这样的权力——结果会怎样？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潜伏着一股暗流。这股暗流，叫做：反智主义。
今天，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历史台阶上，我们知道：我们的社会要发展富强，我们需要
比尔•盖兹，需要洛克菲勒，需要松下幸之助之类的企业家；我们需要爱因斯坦
、牛顿、爱迪生这样的科学家，同样的，我们需要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雨果等文化巨
匠——这样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财富而不是罪恶，是我们应该珍惜保护的对象而不是
打倒或杀戮的对象，他们是人民的一员而不是人民的对立面。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传统里，“学而优则仕”，知识指向官僚权力。当官僚权力腐败并欺
压社会时，权力和知识一并成为底层民众仇视的对象，这是传统的缺陷导致了的隐忧。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缺陷所在：它庇护权力有余，庇护社会和民众不足。中国历史
上的革命，从黄巢到李自成张献忠到洪秀全，不同程度的把屠刀挥向了文化和知识分子
。但是，中国传统文明的强势也正在这里。每一次，当革命的暴力危及到文明的根基时
，就会遭遇到强力的反弹。反智主义的暗流虽然时有涌现，但是却始终没有破坏中国社
会的文明底限。
再来说“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进行了大规模的口诛笔伐，这是对传
统文明的伤害吗？不是，而且，恰恰相反，这是对传统文明的一次修整和巩固，对文化
的反思，是另一种形式的继承。笔墨和口水不会伤害一种文化和文明，刀枪和血腥才会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的大树一番砍伐，不过是起到了修枝理叶的作用。所以
，“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也是国学开始复兴的时候。如果能够按照这样
的趋势发展下去，新文化和旧文明，传统和现代，在不断的碰撞和互相梳理中，将携手
走向复兴和崛起——
可是，世界大战，日本的侵略，却使得这一伟大的进程被迫中断。多年之后，虽然我们
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国社会，第一次来到了一个可怕的历
史断层边缘：旧文化已经衰弱，新文化蹒跚起步；古代已经无法复原，现代却根基浅薄
。中华文明，此时到了一个最虚弱的时候，她极有可能迎来一次历史沉疴的总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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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82 | 2 我们这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有一个深刻的“毛泽东情结”。
在我出生的小山村里，村民用上电灯之前，村口就安上两个高音喇叭，宣传毛泽东思想
。每隔几日，乡电影队来放映一场电影，进行革命教育。这是中国乡村和工业化的最早
接触，不过，这初级阶段的工业化，不是用来普及科学和文化，而是普及个人崇拜。这
种早期的启蒙教育，在一个人的心里打下的烙印，也许一生都无法消除。
我上学的时候，已经是70年代末。但是，毛氏教育的阴影，并未淡化。毛泽东诗词是教
材的必背内容，毛的老三篇，仍然是学习的重点。小时候，我因为记性好，能背诵一本
毛泽东诗词，着实牛了一把。我经常被点名到台上去，背诵毛诗词，台下一群学生，包
括老师，必恭必敬的聆听——多年之后，当我终于知道什么是新文化，什么是旧学，什
么是诗歌的时候，我的孩子已经在蹒跚学步了。
我们几代人的教育，就是陷在这样的一个怪圈里：你十几年教育所学到的知识，不是你
思想成长的一个台阶。相反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地牢。只有从这样的地牢里跳
出来，你才能站在常识和理性的地平线上。而很多人，终身未能完成这样的自拔。
毛泽东是谁？翻开毛泽东时代的一页历史，或者，过来人可以翻开这一页历史的记忆，
就可以知道：毛泽东，是核心，是导师，是舵手，是灯塔，是旗帜，是天才，是顶峰，
是救星，是太阳；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哲学家，文学家，诗人……
旧时的皇帝，受到的吹捧常常是一句：皇恩浩荡。但是毛泽东的“恩情”——“比天高
，比海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毛泽东选集》发行近4亿册，这还只是国家统一发行本的数据。《毛泽东语录》这本
“红宝书”，发行50亿册，译成30多种语言。当时世界的总人口，是35亿。1966年——
1970年间，仅印刷毛著的纸张，用去65万吨。
除了毛著之外，还有毛像章。在我出生的贫寒农家，当年至少有上百枚毛像章。此外，
毛画像、毛塑像、毛瓷像更是家家必备的。在城市里，毛雕像和毛语录牌坊通常是最高
建筑。那时候的街头没有商业广告，不过处处是政治广告——当然，代言人只有一个。
今天的左派朋友，声称热爱领袖。其实，你们“爱”得远远不够。当年的人们是怎样热
爱的呢——要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晨祝，晚祷，跳忠字舞，唱语录歌。
那时候的文盲率很高，但是有几个字大家是一定要认识的：“毛主席万岁”。那时候外
语教学被取消了，但有一句是很多人学过的：Long live chairman Mao！
当时毛泽东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每当最高指示发布的时候，人们要敲
锣打鼓的庆祝。
与权力的神化同步的，是权力的庸俗化、无赖化。
1955年，毛泽东亲自定性，成立“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专案小组”，胡风夫妇同时被逮捕
。到案件终结时，共2100多人遭到清查。自此，毛泽东时代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迫害，
拉开序幕。（林蕴晖. 《1949-1976年的中国：凯歌行进的时期》. 人民出版社.）
1957年，反右派运动，毛泽东号召党外人士提意见，随后公然食言，而且宣称：这是阳
谋。50多万知识分子遭到迫害，本来已经噤若寒蝉的中国知识界，受到了一次狂风暴雨
般的清洗。
1959年，大跃进的恶果初步显现。但是在“反冒进”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为了整肃彭
德怀，把反冒进变成了“反‘反冒进’”——“敌人赞成的，我们就要反对”。毛式的
翻云覆雨的后果是：其后的大饥荒，3000多万公民非正常死亡……
前文我们设问：如果权力挣脱了文化的约束，却没有受到来自制度的约束时，后果会怎
样？当权力无限膨胀，掌控了全部的社会资源时后果会怎样？当这样的权力市俗化、流
氓化之后，后果又怎样？
对这些问题，毛泽东一步步的给出了答案。
1966年，毛泽东悍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中共党内孱弱的民主体系，瞬间坍塌。毛泽东
不惜中断正常的社会经济建设，把整个国家拖入腥风血雨之中。
“与人斗，其乐无穷！”
今天的文革研究者，常常感到困惑的一个现象是：文革期间的群众运动。为什么中国的
民间，潜藏着如此巨大的反社会反文化的力量？
对这个问题，长期潜伏的反智主义的暗流是一个答案，极端权力对社会的裹胁是一个答
案。
中国民族曾经是幸运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里，权势者不择手段的权斗的同时，却小心
翼翼的不把宫廷的权斗扩展到民间。从刘邦曹操武则天到朱元璋甚至慈禧，他们都克制
着不把宫廷政治蔓延到社会。因为，当整个社会参与权斗的时候，后果是灾难性的。
但是，这点责任感，毛泽东是没有的。或者说，他是没有意识到的。
于是，毛泽东的文革，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宫廷的权斗政治与世俗沉渣的第一次大联欢
。在无限神化的神圣的权力舞台上，一场庸俗化、市侩化的表演拉开了大幕。
台下，是无数理解的期待的狂热眼神...... | T*********2
发帖数: 82 | 3 1949年，在大军渡江的隆隆炮声里，两名学者，钱穆和钱基成（钱钟书的伯父），做了
一次颇具意味的交谈。钱基成劝钱穆留在大陆。钱穆说：“君治古文辞，看军队渡江的
那篇文告，可有大度包容之气象？”基成不语。
此后钱穆游走港台，学术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而留在大陆的众多学人，倘若能在历
次运动中保存性命，已属万幸。
钱穆的敏锐使我们惊叹。今天我们重读这一页掌故，更须惊叹的是：1949，当军队刚刚
取得战场上的优势，毛泽东的骄横戾气，已然在他的文字间崭露无遗。
钱穆读到的，还只是毛泽东的过江文告。如果他读了此后（1949年8月）的《别了，司
徒雷登》一文，只怕去意更决。
1949之前，毛泽东一直是一副民主、中庸的姿态面向世界的。但是当军事上的胜利迫近
，毛泽东陡然撕下温和的面具。其翻脸之快，竟在夙夕。
今天研究毛泽东的学者，常常被毛氏的复杂嬗变的“性格”所困惑。事实上，把对毛的
研究完全学术化，是找不到根本症结的。毛泽东身上体现最多的，不是领袖气质，而是
浓郁的市井气息。
今天的研究者常有感触：毛泽东所力行的，还是一套帝王权术。然而我们通观毛泽东时
代的政治轨迹，却不得不面对一个痛苦的结论：毛所行使的，竟然不是帝王的专制政治
，而是山头政治，黑道政治。
中国传统的皇权政治，在唐宋两代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模式。所谓唐宗宋祖，在建政和
施政上，曾充分体现了皇权礼法体制下的宽和中庸，即钱穆所谓的“大度包容之气象”
。而在毛泽东的身上，作为一个政权的奠基者，我们看到的是极端主义的狭隘和决绝。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即在汉初，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文官制度。同样是市井出身的汉
高祖刘邦，深信：马上可以得天下，马上不可以治理天下。而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不
但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更相信枪杆子可以运行政权。所以毛终其一身，实施的是一
种军事专制制度。一方面，他用枪杆子集权——剿灭他的战友同僚；另一方面，他用枪
杆子驾驭社会——毛时代所谓的群众运动，不过是一个集体投降的仪式。
在传统中国社会，皇帝对文化教育虽然有控制，但是在基本的人伦、礼义、道德教化上
，遵守基本的文明和道德准则，并不胡来。而毛泽东在他的治下，公然用国家体制的力
量，传播仇恨和斗争。并在这种病态的仇恨上，种植病态的热爱。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皇权是有限权力，这不仅体现在经济文化等的相对自由上（没有公
有制），更体现在它有一个强大的士大夫阶层。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总不缺少耿耿直
言，冒死进谏，到明朝，已经有了制度化的“言官”——专门想皇帝提意见。古时的皇
帝，犯了错或遇到天灾人祸，要下一道“罪己诏”，向公民道歉。而毛泽东，后期却听
不得半点意见，对提意见的人，横加迫害，甚至致死。这使得毛泽东和毛泽东手中的权
力，肆无忌惮，从而酿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和浩劫。
严复评价中国传统，曾说：中华之弊端，始于作伪，终于无耻。其实，在中国传统社会
里，政治虽然离不开大话谎话，但是这类自诩和欺瞒还是有限度的。而且由于皇权仍然
是“有限权力”，政治、社会的真相都能够得以保存。而在毛泽东时代，由于仿照朱元
璋模式建立的集权体系，由于仿照苏联模式建立的极QUAN体系，权力掌握了政治经济文
化教育宣传等所有社会资源，从而可以动用最大化的国家力量进行欺骗粉饰自诩，公众
得以完全被阻隔在真相之外，在制造愚昧盲从的同时，也为权力的荒诞腐败提供了最大
空间。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毛时代是个公平清廉的时代。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觉？这是因为：在
毛泽东主政的岁月里，一方面，传统文化的余荫还在，另一方面，革命的理想还在燃烧
，人们用传统的勤劳、忠诚和革命的狂热、理想拥抱着政治——这本来是人类最可珍贵
的感情。而正是由于毛泽东的倒行逆施，他毁灭了传统亲手葬送了革命，更把政治变成
一团狗屎——
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
因为极权一词是敏感词，所以我在打字的时候，经常把它打成：极圈。这个无奈之举，
其实却也传神：因为极权体制本身，即是一类圈子政治。当年，围绕着最高权力的圈子
，享受着普通人看不到想象不到的优渥奢靡。在圈子里，你应有尽有；出了圈子，你就
该死了。当年的毛泽东坐在圈子中心，拉这一派，踢另一派，玩得不亦乐乎。而且，为
了维护圈子，当年的体制设置了近乎病态的、严格的保密纪律，偶尔经过圈子的人，什
么不能看，什么不能说，违反了纪律，后果不可想象。
在战争期间，中共党的保密制度是非常严密的，而在和平建设时期，保密更严厉——斗
争比战争残酷得多。
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了腐败——圈子扩展了。
毛泽东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毛本人的人格缺陷负有责任，更是历史、时代合力的结
果。当我们用革命来埋葬传统的时候，我们不但断送了革命，更一跤拌倒在传统的门槛
上。这使得我们的现代化进程，格外艰难，也格外漫长。
毛泽东是处在现代与传统断裂的一个区间里，这个区间，我称之为历史的中间地带，并
且曾作过如下陈述：“……今日（21世纪）之‘盛世’，最大的特色之一，叫做：裸官
。”
这样的特色，我相信是前无古人的。很难想象，在皇权时代，一个甚至一群官员，把子
女玉帛转移到敌国去，然后在本国的庙堂上公然指画。这样的官员如果不被皇帝抄家砍
头，那皇帝的脑袋就是被驴踢了。
这样特色，我相信也是后无来者的。因为在现代民主政体下，这样的一类官员，先是在
选民的怒吼声里狼狈下台，而后独立的司法机构迅速介入调查。裸官先生们今天被检察
官传唤，明天被廉政公署搜查，左支右绌……
裸官会出现，而且高枕无忧，是因为裸官同志们出现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样的时
期，我愿意称之为：历史的中间地带。
这样的一个地带，由来已久。
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末，一代知识分子落入地狱。因为，“伟大领袖”放开怀抱，欢迎知
识分子来提意见，并声明，决不秋后算帐。此后，领袖翻脸，把意见分子一网打尽。对
此，领袖解释说：这叫“阳谋”。
如果是在以前，“阳谋”的事情不会发生，因为皇帝是“金口玉言”，是为王国的信誉
负责的，所以不能出尔反尔。如果是在以后，这样的事情也不会发生，因为批评政府，
是知识界的天职，只有他们玩领袖，而没有领袖敢玩他们。
“阳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它出现在历史的“中间地带”。毛泽东的后半生，有皇帝
的特权，却没有皇帝的责任；有共和的字号，却没有共和的实质；有造反者的随意，也
有守业者的惴惴，这样的亦官亦匪、亦王亦盗，是毛氏所有荒唐暴虐的源起。毛的后半
生，是尴尬的不伦不类的半生，因为他处在一个尴尬的历史地带里。
在帝制之后，在共和之前；古代已逝，现代未开；传统的痼疾还没有痊愈，不幸又感染
了新潮疱疹，向前有羁绊，向后有顾忌——历史的中间地带，就是处于这样一个尴尬的
位置上……”
这是历史的一个断裂带。毛泽东曾站在这个断层边，他曾有机会带领一个民族实现伟大
的跨越。然而，历史的包袱，体制的弊端，合力把他抛进裂谷中，越陷越深。这个历史
的中间地带坑陷了毛泽东，反过来，毛泽东也加深、延长了历史的中间地带。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甚至几代人，都有一个深刻的毛泽东情结。懵懂时候，听着
《东方红》入睡；少年时代，通俗压韵的毛诗词是我的最爱；即使到青年时代，历史的
真相已经逐步裎现，我依然把毛奉为楷模：他是自强奋斗的典范，是5000年难得一见的
“平民英雄”。而多年之后，当我了解到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毛，我不得不痛苦的承认
：一个背离了基本的文明准则和人道底线的人，不是英雄，而是彻头彻尾的罪人！
今天，中国社会迎来转型的又一个历史时机，开始了又一次从历史泥潭里的艰难自拔，
并由此连接传统和走向真正的现代文明。但是，官僚集团仍然报紧了毛泽东这只浮标，
以图谋取更大的腐败利益。为了维护不受制约的权力神坛，不惜再次树起毛的神像——
这是在加深毛的罪孽，更把体制向死路上推行。
今天，毛泽东仍是中共政治的一个最重的包袱，不抛弃这个包袱，政治改革将永远在历
史的泥潭里深陷，下一步，也许就是灭顶之灾。
但愿，这只是危言耸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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