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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22 | 1 从1950年冬到1952年底，继“老解放区”实现土地改革以后，“新解放区”也完成了土
地改革的任务。斗争与处决地主，划分阶级成份，制造广大农民与地主、富农之间的阶
级对立，是土地改革运动中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为此，毛泽东钦定了揪斗地主的指标
。据中共1948年规定：“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8%、农民总人
口10%。”按这个比例算，土改中就要打出3千多万个阶级敌人。后来确定把打击面缩小
到3%，不包括富农。以当年3亿农民参加土改计算，至少也要斗争出9百万个阶级敌人来。
在土地改革过程中，毛泽东将数以百万计的地主打倒在地，其肉体遭摧残，其人格受侮
辱，其生命被消灭，其财产被剥夺，其子女受株连。同时，将农村人口划分为雇农、贫
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贫雇农是依靠对象，中农是团结对象，地主和富农是打击、专
政对象。从此，中国农村的阶级阵线分明，出现了一个下等阶级，即地主和富农。
1947年开始土地改革，极左的潮流在全国流传起来。江浙各地土改迅速开始出现乱捕、
乱斗、乱打倾向。据中央政策研究室报告：从12月初华东局宣布放手后，运动马上蓬勃
展开，但仅仅半个多月，不少地方就“出现了乱抓乱打的过左现象，如苏南奉贤、浙江
嘉兴等地都有一些被吊打罚跪的情形，或者把大批地主不必要的看管起来”。无锡一县
遭跪、冻、打的有872人，青浦县龙固区几天里就打死了17人。奉贤县5个区被斗的245
人中，被打的218人，被迫下跪的75人，被棒打的35人，被吊打的13人，被捆绑的18人
，被剥光衣服的90人，每人大都受多种体罚。宜兴县强迫斗争对象跪碗底，把猫放入斗
争对象衣服里面，剪掉妇女的头发和眉毛，常熟县还发生了割掉被斗妇女乳头的事情。
苏南各县（市）土改期间召开村或联合村斗争会16841次，乡以上斗争会13609次，斗争
人数达28234人。一个苏南区土改期间仅斗争会上就打死了数十人，并造成了293人自杀。
中原各地陆续开始土改之际，四川省尚处在退押反霸斗争中，双流县1951年初两个月就
枪毙了497人，141人因恐惧被斗被逼而自杀。郫县头两个多月枪毙了562人，也造成222
人以自杀相抗，不少地主甚至“舍命不舍财”，宁愿全家自杀也决不肯拱手交出财产。
据双流县报告，该县自杀的141人当中，“舍命不舍财”的地主就有63人之多。随着土
改开始，一些干部更习惯性地把上级号召的“政治上打垮”理解为一个“打”字，“因
而在斗争中产生放任暗示和组织打人的情况”。据报，“有的还带上打手，以捆、吊、
打人代替政治上的打倒地主，阳奉阴违，报喜不报忧，在赔罚、镇反、划成分等各个环
节上交代政策，分别对待。有的地方经领导上具体指出来的问题，亦未实际的去做，因
而在各个环节上死了一些人，结果大多报为畏罪自杀”。营山县30%的村子发生了吊打
和肉刑的情况，全县被划地主多达3760户，其中自杀了261人。荣昌县7区4个乡54个村
，共划地主663户，3376人，区领导自土改开始，便放手组织乱打、乱吊。14村共划中
小地主15户，就打死了15人，平均每家一个。土改干部林成云在斗争大会上甚至用刀割
断了被斗地主的脖子，众目睽睽下当场将地主杀死。由于地主成为受辱和死亡的代名词
，一些农户得知被划为地主后，竟绝望自尽。有地主生恐被斗，硬被拉到斗争会场后，
即用头当场撞柱而死。仅这几个乡地主富农就自杀了96人，当场斗死16人；斗争后几天
里又病死、饿死了66人，加上关押致死的12人，总共死了190人。
广东东江惠阳县潼湖区欣乐乡土改伊始就乱打乱吊地主，不但打吊，而且乱挖底财，该
区发明了20种吊打人的方法来逼底财，5月30日至6月5日六天中，就打死6人，逼死13人
。增城斗争地主中实行吊、打、绑、埋（埋至颈）、关五种办法，还动用火刑，强迫农
民签名参加吊打，否则不分果实，惠阳县因此自杀了199人。仅5至8月间，北江地区就
造成了614人自杀；潮汕专区则造成了755人自杀，兴梅专区仅5月20日至6月7日，就逼
死了202人。全省5至8月连打死带自杀，共死亡4千人左右。而全省1至8月份非正常残废
的数字更加惊人。仅一个东江地区在1951年上半年土改开始的几个月时间里就斗争了
5698人，其中地主成分者2567人，富农成分者1047人。镇压了其中的3642人，另有2690
人因绝望和恐惧自行了断了生命……
地主、富农的生产资料被强行剥夺了，他们的“阶级成份”自然也随之而改变。因为，
他们也跟农民一样，是从事农活的劳动者，而不是所谓“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的
剥削者。根据当局宗奉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生产关系的原理，地主、富农理应是地地
道道的农民。可他们却被戴上了一个无形的枷锁──地主分子、富农分子的帽子，在干
部群众目睽睽的监督下从事最艰苦、最繁重的农业劳动；未经批准不能外出；逢年过节
要写守法公约；动辄被强迫做义务工；凡是外出服劳役，地主、富农则“优先”派出，
除了不修“万里长城”之外，修水利，开运河，修渠道，铺公路，上“三线”，无不由
地主、富农一马当先。在工地上，他们的担子挑得最满，跑得最快；运动一来，地主、
富农就成了批斗的“下饭菜”。中央大人物来了，住在铁路附近的地富分子还要“退避
三舍”。贫下中农闹分田到户或反对合作化、反对人民公社，地富分子就被污蔑为煽风
点火的黑手，有的成为“替罪羊”。
地富分子的生命是没有保障的，“打死地主一百，死不了一个雇贫农就不要紧。”这是
广东土地改革中一个土改工作队干部的名言。据弗兰克‧迪科特《毛时代的大饥
荒》记载：“大约200至300万名受害者仅仅因为一些极为琐细的过失而被折磨致死或草
草处决。被控不努力劳动的人们被吊起来暴打；有时候，他们被绑起来扔进河里。针对
非常微小过失的惩罚措施包括将犯错者打成残废，或迫使其吃屎。”其中当有一大批是
地富分子和坏分子（所谓“坏分子”，实际上大多是出身于农民而对现实不满的人，但
把他们归于地富分子则说不过去，于是就给他们量头戴帽，制作了一顶“坏分子”的帽
子。当然，“坏分子”中也有刑事犯罪分子，但不是主要的）。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
有的地方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把地富分子成批地活活打死，就更不用说了。在平时
，地富分子是不声不响地劳动着、生活着，他们远离是非之场，远离口角之争，几乎是
在无声无言中过着没有声音的日子。古罗马的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中国大陆的地富分
子则是虽会说话而实为哑巴的工具。他们可以随便被人打骂而不能顶嘴还手，否则，就
犯了“阶级报复”的天条。地主富农是没有丝毫人权可言的，他们干的是农民的活，却
没有做农民的资格；他们虽然在法律上不是农奴，但实际上却胜似农奴──“现代农奴
”。
在土地改革中，一些地主被枪决了，或斗打死了，对剩下的地主、富农，当局不可能把
他们都投入到监狱，也不可能像苏俄那样把地富分子扫地出门，于是就“划地为狱”，
让地方干群把他们就地管制起来，美其名曰群众专政。于是，千百万地富分子就在所谓
群众专政的名义下，被圈入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社会大监狱中。社会大监狱没有高墙电
网，没有审讯、监管系统，没有专职的警官狱卒，但却用不着担心“犯人”越狱逃跑，
因为不论逃到哪里，都在东西南北中的社会大监狱之内。在高墙电网的监狱里，犯人进
行劳动改造，牢方要供给犯人衣食；圈入社会大大监狱的人，则自食其力，自衣其衣，
自住其屋，并为当局提供税源，为社会创造财富，当局无须投入分毫资金，却获得了无
本之万利。关进高墙电网监狱的犯人，绝大多数是有刑期的，刑满则释放；而圈入社会
大监狱的人，在实际上是没有刑期的，当局曾说，地主富农3年后改变成分，但实际上
，地主富农的帽子一戴就是30年，他们的家属和子女也被株连了30年。
全国的地富分子有多少，前面说的地主分子9百万，是指“新解放区”的，如果加上“
老解放区”的地主分子，再加上新老解放区的富农分子，除去已处决的以外，全国的地
富分子少说也有3千万。这就是说，这3千万地主富农分子都成了圈入社会大监狱的“现
代农奴”。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据此，自
然也可以说，“农村这个社会大监狱，也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不过，这里说的“大有作为”，是指除了管制了3千万“现代农奴”外，当局历次
政治运动中还制造了戴上各种色样帽子的分子，如数以百万计的现行与历史反革命分子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统称“五类分子”，文化大革命中谓
为“黑五类”。到改革开放以后的1979年，全国还剩下4百万地主、富农分子。当局这
才给他们一律“摘帽”；因为在一部分先富起来的群体中，随后就产生了不少新生的地
主、富农分子。如果不给土改中划成的地主、富农“摘帽”，那么，怎能面对新生的地
主、富农分子呢？而新生的地主、富农比过去的地主、富农还要富十倍、百倍、千倍，
而且很少没有跟政府官员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欺压或漠视百姓的。
其实，共产党曾经对开明绅士是非常“尊重”的，这缘于这些开明绅士对革命的“巨大
贡献”。山西省兴县刘太白拿出一半家产办起兴县农民银行，给共产党解决经费，他本
人由王若飞、安子文介绍加入共产党，他的子侄九人中有7人参加革命（他的“革命意
识”绝对强于不少普通贫下中农），他和另一个开明绅士牛友兰先生办起两所高级小学
，还筹办了一所高中学校，为革命培养人才。牛友兰给贺龙的一个团供应服装、粮食，
他本人任二高校长（在县城）。这一事实证明：不是所有富人都是“反革命”，“革命
”对象指向富人就是错误的。当然，不是所有富人都是赞成“革命”，正像不是所有穷
人都同情“革命”一样。
其实，地主在那个社会不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本身有许多积极因素。绝大多数地主
们青少年时期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读的是四书、五
经，“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新一代或者上新式大学，或者到外国留学，有的儒家思想深入骨髓，有的民主自
由思想铸造人格，成为新的绅士，95%以上的具有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
、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
戏等）的善举，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他们带头发起、热
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经过较好教育进入官场、文坛、教育界、商场
、工厂等上层社会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
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那些读书不多无意于仕途的
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学问，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
，掌握着村、乡、区的地方事务的管理权。而当年的政府（县级以上）是那样软弱，既
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
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的肩头上。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
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
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
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
“地主”这一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
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
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要素。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有恒产者
，始有恒心。”这话的意思是只有财产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
财产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绝对不会乱来。当年，地主阶层
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起
着稳定社会的砥柱作用。
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杀了两百多万地主。每一位被杀的地主，都是坏人吗？都
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吗？对于“土地改革”和“阶级斗争”国内外早
有看法，美国学者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合著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中说：
“土改中的残酷行为破坏了农村的团结，在这种恐慌的背景下，报复心极强的人在地方
政治中当上了领导。传统文化中的丑陋部分强化了教条主义不合理政策中的残酷性。”
菲力普•肖特在其所著《毛泽东传》中写道：“毛泽东逐步推行的土地改革，‘
土豪劣绅’们被拖拽到群众大会上公审并处决。农村的阶级关系被人为地激化了，其目
的是把农民中最贫苦的阶层赶上架，逼他们与共产主义事业共存亡。”学者胡适指出阶
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恶果时说：“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恨心，不但使劳动者
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恨
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
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需有的惨剧。”中国共产党
的创始人陈独秀在《革命与作乱》一文中说：“政治革命是要出于有知识有职业的市民
，社会革命是要出于有组织的生产劳动者，然后才有效果。若用金钱煽动社会上最不良
的分子（无职业不生产的流氓、地痞、盗贼）来革命，这种无目的之革命，不能算革命
，只能算作乱。……革命是神圣事业，是不应该允许社会上恶劣分子冒牌的呀！”邓小
平在西南局搞土地改革时，就指示参加土地改革的人要警惕那些为掠夺财产、报私仇的
“勇敢分子”投机谋利（在“四人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此指示作为罪状提
出）。正是流氓、地痞、盗贼这些在“土改”中跻身“干部”队伍，使农村基层领导彻
底恶质化。
对革命作过贡献的人，也难逃劫难。在土地改革中，曾对革命作过巨大贡献的刘太白的
亲弟弟被残酷打死，参加革命的侄子被清洗，他自己也被斗争，还挨了打；牛友兰则受
到残酷斗争和拷打后被逼绝食而死。尤其野蛮的是把他们认为有剥削的人家划为地主、
富农后，打死男人分掉他的妻子给贫农做老婆，刘少白的亲弟弟被活活打死后，他的弟
媳分给贫农做老婆，当时还有许多地主的女儿、儿媳分给贫农做老婆的事，甚至富裕中
农冯万礼的女儿也分给贫下中农当媳妇。这是土地改革中的酷虐，假如只此为止，也算
结束了历史的“革命”。
可是，革命胜利后的掌权者总觉得地主会心存报复之心。于是，在“文革”中，借打击
“走资派之机，更想把地主斩尽杀绝”，掀起新的打击的酷虐更加令人发指：“1966年
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从此，斗打、乱杀事件日益严重……由
开始打杀‘四类分子’本人，到乱杀家属子女和有一般问题的人，最后发展到全家被杀
绝。自8月27日至9月1日，该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死‘四类分子’及其家属
共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38天，有22户被杀绝。在‘文革’中，广西许多地方流
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最野蛮暴行。仅在广
西武宣县，被吃的就达100多人，其中被吃后砍头的1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
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肉都被吃光）的18人，生割活剖的7人。”还有湖南的道县和
其他的县，都发生了这种比法西斯更加野蛮残暴地对“阶级敌人”的残杀，著名作家韩
少功写过这类残酷场面，这就是中国富人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命运，他们所遭受的
“专政”比当年他们无意识地对贫下中农的“经济剥削”要惨痛多了。这可能是中国富
人被指斥为“不道不仁”的根本原因，极左统治时代对富人的酷虐极大地伤害了中国许
多靠勤俭持家、发家致富的小地主和富农的心，这种30年的严重伤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
消除的，况且我们从来没有认真承认过是对他们的“伤害”。
有论者说：乡村地方领袖第一次恶质化，是从晚清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开始的。由于
大家都没了功名，谁都可以当地方领袖。三教九流之辈见有机可乘，便凭借土地、资本
、祠堂、武力、公产、宗教和个人关系……纷纷钻了进来，这些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形成派系小集团，忙于争权夺利，置贫苦农民于不顾，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
约束，不受政府控制，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加上人口暴增，人多田少的矛盾突显出来
，从此，农村社会开始动荡不安了。第二次恶质化是“土改”利用“流氓无产者”（扒
手、小偷、地痞、恶棍、无业流民……）打冲锋，斗垮地主、富农后，这批“苦大仇深
”的“土改根子”纷纷入党做官，趾高气扬地成为“书记”、“委员”、“主任”、“
乡长”、“村长”……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这些人大多一字不识，居然洋洋得
意上台作报告，开口第一句便是：“我是个大老粗，只晓得三担牛屎六箢箕……”不因
没有文化感到羞耻，反以为荣！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马，伪装积极，拉帮结派，任
人唯亲，欺下瞒上，惟命是从……他们能力低下，不懂生产，却指手画脚瞎指挥，常常
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农村领导权落在这样一帮没有文化、素质低劣、目光短浅的人手里
，生产怎么能搞得好？再加上领袖头脑发昏，“土改”后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
、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到1960年前后，农业生产全面崩溃。
假如当时不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地主又打又骂地施以残酷的斗争，让他们在新的条件
下和贫下中农一块劳动致富，不搞过左的阶级斗争和残酷的专政，那么，中国早已进入
发达国家之列，而我们的民族也不会有这么多仇恨、矛盾和创伤，我们的道德与文化不
会遭到毁弃与破坏。可悲的是“革命作家”写的“土地改革”却是一片赞扬之声，充当
了阶级斗争的吹鼓手和应声虫，由于他们的“努力工作”，许多《半夜鸡叫》那样的作
品深入人心，使人们还认为“斗争就是幸福”、“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天下乌鸦一
般黑”，许多穷人还在以穷为荣，还把致富希望放在平分富人财产上。1978年以前，主
流教育就是：“谁穷谁光荣，穷人就是革命。谁富谁罪恶，天下乌鸦一般黑，富人就是
反革命。”“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哪管寸草
不生，也要狠抓革命！”就是这样的言论，以“革命”的名义强烈地向国人灌输30年。
许多人在1978年前都认为所有富人都是坏蛋；所有穷人都是革命英雄，他们对财产视如
粪土，对权势藐视如清风。等到推荐大学生的时候来了，他们自己的儿女也争先恐后地
去念书，有个脱离农村的机会，争得你死我活，对财产的贪婪胜过中农与富农。“文革
”中的打、砸、抢、烧、抓、杀，就显示了某些穷人的残忍和专横，贪婪与无耻，他们
就是陈独秀所指出的“流氓、地痞、盗贼”，在无产阶级各种运动中，不少这类渣滓充
当了“革命者”，给国家与人民造成很大灾难。
来源: 博客
作者: 颜昌海 |
a**e
发帖数: 8800 | 2 无聊。
来。
【在 O***2 的大作中提到】
: 从1950年冬到1952年底，继“老解放区”实现土地改革以后，“新解放区”也完成了土
: 地改革的任务。斗争与处决地主，划分阶级成份，制造广大农民与地主、富农之间的阶
: 级对立，是土地改革运动中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为此，毛泽东钦定了揪斗地主的指标
: 。据中共1948年规定：“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8%、农民总人
: 口10%。”按这个比例算，土改中就要打出3千多万个阶级敌人。后来确定把打击面缩小
: 到3%，不包括富农。以当年3亿农民参加土改计算，至少也要斗争出9百万个阶级敌人来。
: 在土地改革过程中，毛泽东将数以百万计的地主打倒在地，其肉体遭摧残，其人格受侮
: 辱，其生命被消灭，其财产被剥夺，其子女受株连。同时，将农村人口划分为雇农、贫
: 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贫雇农是依靠对象，中农是团结对象，地主和富农是打击、专
: 政对象。从此，中国农村的阶级阵线分明，出现了一个下等阶级，即地主和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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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
发帖数: 30882 | 3 土改是非常必要的。
正是土地改革，为此后中国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铺平了道路，再也不必考虑私人宅基
地的赔偿问题。使得国家能够集中起力量来办大事。
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应该继续坚持土地和房产全民所有的机制。
地主被打倒活该。 |
l*********u
发帖数: 2323 | 4 老将的逻辑：干活的是蛀虫，不干活吃闲饭的是救星；靠自己双手创造财富的是小偷，
靠偷骗抢拿到钱的是大英雄；
【在 O***2 的大作中提到】
: 从1950年冬到1952年底，继“老解放区”实现土地改革以后，“新解放区”也完成了土
: 地改革的任务。斗争与处决地主，划分阶级成份，制造广大农民与地主、富农之间的阶
: 级对立，是土地改革运动中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为此，毛泽东钦定了揪斗地主的指标
: 。据中共1948年规定：“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8%、农民总人
: 口10%。”按这个比例算，土改中就要打出3千多万个阶级敌人。后来确定把打击面缩小
: 到3%，不包括富农。以当年3亿农民参加土改计算，至少也要斗争出9百万个阶级敌人来。
: 在土地改革过程中，毛泽东将数以百万计的地主打倒在地，其肉体遭摧残，其人格受侮
: 辱，其生命被消灭，其财产被剥夺，其子女受株连。同时，将农村人口划分为雇农、贫
: 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贫雇农是依靠对象，中农是团结对象，地主和富农是打击、专
: 政对象。从此，中国农村的阶级阵线分明，出现了一个下等阶级，即地主和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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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
发帖数: 15629 | 5 很多所谓的“地主”“富农”就是你所说的靠自己双手创造财富的农民，非常辛苦、非
常节俭。他们唯一的原罪就是在解放前给自己买了一块土地。
很多土改中的中坚力量，就是农村的懒汉、地痞无赖、流氓无产者，他们在土改时有血
债，其中不少人在三年饥荒岁月，作为干部，对人民又犯下了新罪。
【在 l*********u 的大作中提到】
: 老将的逻辑：干活的是蛀虫，不干活吃闲饭的是救星；靠自己双手创造财富的是小偷，
: 靠偷骗抢拿到钱的是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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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
发帖数: 7469 | 6 80%以上的小地主其实就是富农。共党搞得太过火，把富农当小地主处理的情况很普遍
。共党自己也是承认这点的。
【在 c********g 的大作中提到】
: 很多所谓的“地主”“富农”就是你所说的靠自己双手创造财富的农民，非常辛苦、非
: 常节俭。他们唯一的原罪就是在解放前给自己买了一块土地。
: 很多土改中的中坚力量，就是农村的懒汉、地痞无赖、流氓无产者，他们在土改时有血
: 债，其中不少人在三年饥荒岁月，作为干部，对人民又犯下了新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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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
发帖数: 15629 | 7 这些事情都是历史了，大家没必要为了立场而不顾事实。
我个人感觉土改还是有必要的，只不过中国的大的社会变革，太血腥太惨烈。
【在 f****m 的大作中提到】
: 80%以上的小地主其实就是富农。共党搞得太过火，把富农当小地主处理的情况很普遍
: 。共党自己也是承认这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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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
发帖数: 7469 | 8 其实土改真不算惨烈了。民国时期饿死了多少人，土改死个几万人连零头都不够。炮党
渣军在江西屠村屠城，死者又何止几十万？
【在 c********g 的大作中提到】
: 这些事情都是历史了，大家没必要为了立场而不顾事实。
: 我个人感觉土改还是有必要的，只不过中国的大的社会变革，太血腥太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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