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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版 - 宋鲁郑:中国强力反腐的外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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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鲁郑:中国强力反腐的外溢效应
2014年08月05日
随着“你懂的”变成周永康,相信再没有人怀疑中共的反腐决心和毅力。
中国反腐的外溢效应
正如中国的崛起一样,这一场空前无比的反腐同样具有巨大的外溢效应。
首先是中共执政地位的合法性更加稳固和增强。中国传统上,政权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执
政绩效的基础之上。所以反腐败在中国才会上升到政治安全的高度。
其次,这场反腐尽显新一代领导人的执政能力。也同样向世界展现了中共人才培养和选
拔机制的生命力。长久以来,不少海外汉学家和自由派人士,否定中国制度的一个理由
是所谓的人才逆向淘汰。美国学者裴敏欣十八大前在美国《外交》杂志撰文阐述:中共
为什么无法选择优秀的领导人。显然,十八大后中国领导人不到两年的表现,是对这些
理论最好的回应。
外媒关注中国反腐,图为美国《华尔街日报》7月29日对周永康案的报道
第三,拥有稳固合法性的中共可以更有效地应对内外矛盾和冲突。从国内的角度讲,在
中国改革进入所谓的深水区后,改革将会加速和深化,改革面临的难点和瓶颈也将会被
突破。对外,一个更加团结、政治更加稳定的中国也将同样震撼和中国有领土冲突的国
家,如日本、越南、菲律宾。对于努力重返亚太、遏制中国的美国,也同样是一个清晰
的信号。
第四,反腐也让公务员这个一度令人羡慕的职业开始日渐失去光环。不仅国考人数大幅
下降,更出现了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的另一波公务员下海潮。这一溢出效应效果如
何,现在还难下定论。从积极的一面看,人才有了更多的选项,而更多的领域特别是商
业领域也将拥有更多优秀人才。重官轻商一向是中国的传统,在市场经济下,人才都是
跟着资源走的,这或许有助于人才的合理分配,有助于人才的纵向、横向流动。从消极
的一面看,一向以吸纳了全国最优秀人才而著称的公务员队伍,恐怕将难再现昔日的盛
景,其治理能力难免会受到影响。
最后,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周期下行阶段的到来,海外一片唱衰中国之声。甚
至不少学者充当起了算命者,认为中国将在十年到十五年崩溃。其理由竟然是苏联共产
党执政极限是75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71年,中国不可能打破这个极限。如此逻辑和推
理,可见西方这些汉学家的学术水准,他们的学术被主观的立场所绑架。现在随着徐才
厚、周永康等超级大老虎的落马,这些人的学术成果又必将成为世人的笑柄。
中国腐败的成因
周永康的落马,让笔者一下想到了曾任职于哈佛商学院的黄亚生教授。就在此前,他曾
信心满满地说为什么看好印度、看衰中国。因为印度民间可以成立“我行贿了”网站,
揭露印度的腐败。而在中国却行不通。可是黄亚生先生不知为何忽视或者回避一个事实
:今天的印度远远比中国腐败(据德国“透明国际”组织历年腐败排名)。我还真期待
黄亚生先生给出一个解释:何以一个既民主又司法独立,还有新闻自由,民间还可以建
立“我行贿了”网站的国家,远远比中国腐败?
确实,根据西方的理论,只要不是多党竞选的社会,由于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和制约,
将无法治理腐败。看来中国又一次挑战了西方的理论。
其实,西方太多的理论拿到中国后都出现了显著的失灵现象。比如它们声称市场经济只
能和西方的民主制度兼容。但邓小平就不信这个邪,认为市场和计划都不过是手段而已
。结果三十多年来,中国市场经济的表现居然还优于西方。当然,昔日的印度也不信这
个邪,在“民主制度”下搞了四十多年的计划经济。
不仅中国的反腐败挑战了西方的理论,中国的腐败也同样挑战了西方的理论。西方一向
认为,腐败会扭曲市场信号,错置资源和损害公平,必然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可是中国
三十多年来,腐败一直很严重,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却一直很高速。尤其特别的是,越是
经济发达地区,腐败越是严重,查处的官员越是众多。以至于美国学者魏德安写了本专
著《双重悖论》,来解读中国特殊的现象。他的结论也很有趣,中国的腐败属于发展性
腐败,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腐败日益商业化,这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刺激作用。而有
些国家则是掠夺性腐败,蚕食了国民经济。不过魏德安的另一个结论也很重要:由于中
国政府的反腐措施已发挥一定效力,使腐败得以控制而不至于对经济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这不由令人想起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时,支持西方的学者们不断向世人重复一个词:
创造性破坏。这大概和发展性腐败有一拼吧。
然而解读中国的腐败,不仅需要放眼人类共同的发展历史,还要回视自身的特殊因素。
确实,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在经济起飞阶段,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阶段,
都发生了严重的腐败现象。十九世纪下半页的美国被称为“盗窃横行的时代”,政治体
制充斥着唯利是图的企业主和政客。参选各方都需要依赖街头恶棍威胁选民、贿赂、舞
弊。政治人物胜选后,立即给予回报。魏德安的结论则是: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似
乎更类似于镀金时代的美国”。针对中国,还有更奇特的结论。美国《华尔街日报》中
文网发表题为《中国腐败程度不及美国当年》的署名文章。文章引述经济学家卡洛斯·
拉米雷斯的研究成果称,剔除通货膨胀和物价差异,中国目前腐败程度可能跟同一发展
阶段的美国差不多。按2005年的不变美元价格计算,在两国人均收入2800美元时(中国
1996年,美国19世纪70年代初),美国腐败程度达到中国的七到九倍;到两国人均收入
7500美元时(中国 2009年,美国1928年),两国腐败程度大致相当。
这种共同的历史现象并不难理解,转型期缺乏规则,工业化带来的巨大财富也给腐败创
造了条件。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腐败的成本增加,同时再加上法律的完善,腐败
终于被控制到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程度——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令腐败绝迹。
事实上,腐败的根源在贫困。根据“透明国际”的排名,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
一个国家越贫穷就越腐败,廉洁国家都是富裕国家,这和制度无关。不管是廉洁还是腐
败国家的行列中,什么制度的国家都存在。
这个结论同样可以解释中国在“透明国际”的排名一直处于提升状态,这和中国的经济
快速增长态势是一致的。这同样也是为什么“透明国际”认为中国是这个排名发布以来
进步最快的国家。
然而除了腐败的共性因素,中国则还有其特殊性:超大规模和文化。
看一下德国透明国际的排名,就会发现,富裕国家中,国家(地区)规模越小,清廉度
越高。比如排名前十五位的丹麦、芬兰、 新西兰、瑞典、新加坡、瑞士、澳大利亚、
挪威、加拿大、荷兰、冰岛、卢森堡、德国、香港、巴巴多斯。这些国家人口要么只有
几万、几十万、几百万,过千万的只有德国和加拿大。
之所以如此,就是规模越大,治理腐败的成本和难度越高。中国是拥有十三亿人的超大
型国家,而且还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所
以中国出现大量的腐败,并不令人意外。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在“透明国际”排名中是最廉洁的国家,仅次于巴西。从中也可见中国反腐败的有
效性和打击的力度。
文化上的原因则要归于人情社会。人情社会不仅放大了腐败的程度,而且增加了反腐败
的难度。许多贪官在自诉中都提到迫于人情而不得不受贿的心态。这一点,如果观察一
下台湾这个号称唯一一个华人民主社会的地方,或许有更清楚的认识。根据西方的理论
,贿选一般都发生在贫穷国家或地区。但台湾却是一个例外:即使台湾早已是发达经济
体,但贿选却仍然十分普遍和严重。这里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情社会这一文化因素导
致的。
可以说,发展阶段、超大规模以及人情社会,是中国产生腐败的三大根本原因。
中国有效反腐的原因
在西方看来,中国是一个非民主国家,然而却能够有效的打击腐败,其表现甚至远远优
于很多民主国家,实在无法理解,可谓又一次挑战了西方的定律。大家可能还记得新兴
民主国家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就非常羡慕中国的反腐败能力,认为中国可以将罪犯
绳之以法,而乌克兰只能清谈,束手无策。
中国能够有效反腐,首先要归于中国的政治传统。即“民本主义”(民为贵,君为轻,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和“天命”理论。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为民和执政的有效性,一旦
违背,其合法性即丧失,被取代就是合理的。如果看一下中国政治发展史,这个理念一
直是主线。反观西方政治学史,强调的是国体、政体的划分,何人执政,主权在谁以及
三权分立、制衡等等。
西方之所以要三权分立,要实行民主,是和专制为祸之烈有关。而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
类似的政治现象,则和民本主义的政治传统有关。中国没有产生,是因为没有必要。东
西方分别有写给帝王如何执政的专著。中国的《资治通鉴》强调的是吸取历代教训,更
好的治理国家,如何赢得人民的爱戴。而西方的《君主论》则是注重的帝王之术,其名
言是令人恐惧胜过令人爱戴。东西方政治传统的区别可以从这两本书得到充分的表现。
有许多学者把西方的道路视为普世价值,显然没有看到西方出现这种政治现象和发展的
背景。
此外,这一轮反腐的深度和广度远胜于往昔,其原因有二。一是今天的中国正进入“三
期叠加”:经济下行周期、结构调整期以及刺激政策的负面影响期。此时的中国社会对
腐败的不满更为强烈,更难以接受。也直接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和中国的政治稳
定。二是中国今天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已经具备了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这一阶
段,发展和效率已经不是最为迫切的。相反公平、公正和消除社会消极现象已成为现阶
段的首要任务。而且反腐败虽有成本,现在的中国已完全可以承受这样的成本。
随着周永康的落马,西方又开始解读中国的反腐败能走多远以及反腐前景。且不管西方
这种瞎人摸象式的解读,我本人还是非常乐观。这不仅仅是由于此次反腐令人意外的“
刑上常委”,更是由于中共本身对反腐败的清醒认识。主导此轮反腐败的常委王歧山,
在行动之初就已经声明先治标,再治本,以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而治本的方法就在即
将举行的四中全会上。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以依法治国为主轴的全会。显然,中国
不仅有反腐败的决心、能力和清醒的判断,更有正确的反腐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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