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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K 发帖数: 10202 | | a*****y 发帖数: 33185 | 2 王焱
学者
古希腊的柏拉图认为,国家与个人要想得到幸福,只有让哲学家当王才行。而钱钟
书先生则狂胪文献,证明在华夏文化中,哲学家的理想职业是——厨师。钱先生说:“
伊尹是中国第一个哲学家厨师,在他眼里,整个人世间好比是做菜的厨房。”
伊尹是夏末商初时代赫赫有名的人物,在甲骨卜辞中被列为“旧老臣”之首。华夏
文化的历史中,他首开以美食取譬言说政治的先河。《史记》中说:伊尹“负鼎俎,以
滋味说汤,致于王道”。说的是伊尹背负着全套的做饭家伙,以烹饪之道为譬解说天下
大势,劝汤承担灭夏兴商的大任。“他将最伟大的统治哲学讲成惹人垂涎的食谱。这个
观念渗透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意识,所以自从《尚书•顾命》起,做宰相总比为‘
和羹调鼎’。”(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
此后,烹饪与政治就结下不解之缘。比如《论语》中“政”字出现了41次,而“食
”字同样出现了41次。从伊尹到孙中山,很多政治人物都是美食的鉴赏家。孙中山还专
门写作过美食学的论文,载在他的《建国方略》中。这在其他文明圈里是鲜见的。
伊尹是华夏文化中的先知、宰相、帝王师,最终也是华夏文化的厨师之祖,“割烹
要汤”的故事也长久传播。伊尹之所以以制作美食譬喻政治,乃因“鼎中之变,精妙微
纤,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阴阳之化,四时之数。”换言之,政治如烹饪
,是一种精妙的艺术,而非书本上明言的理论。如果说希腊人主张哲学家为王,而要做
哲学家就先得牺牲口腹之欲的话,那么中国人主张哲学家应当做厨师。言下之意是,你
要是说你的哲学好,就先做一桌菜给大家尝尝,然后再来说别的吧。
尽管英国诗人吉普林说“东方与西方永不相遇”。但到了20世纪,我们终于看到一
位谈论政治与政治哲学、也喜欢以烹调为譬的西方政治学家。他就是英国学者奥克肖特
(Michael Oakshott)。奥氏关注的是一种作为行为传统的政治。这种传统并不是凝固
的、僵化的,而是始终变动不居的。他反对将政治视为一种只是由工程师挑选适当技术
来解决问题的事务,因为那是将政治下降为一种行政管理。奥氏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知识
:一种是技术知识,另一种是实践知识。在他看来,烹调是一项具体的活动,一个人,
光凭上好的食材和一本烹饪手册,并不能做出美味佳肴来的。它并不足以成为烹调的起
点,因为那不过是以前某些人的烹调技艺的不完全的抽象而已。
没有人会认为仅凭借一本烹饪手册,就会成为一名好厨师,因为厨师的技艺仅仅存
在于实践过程之中。实践的知识作为一种知道“如何去做”的知识,体现在习惯的或传
统的做事方式中。理性主义的谬误在于,他们企图将经验的复杂性完全化约成技术知识
,而政治知识本质上却是一种实践知识。这意味着政治在本质上并不是单依靠书本就能
习得的知识,而是依赖于实践经验的默会致知。有些人过于迷信烹饪手册,其实这种手
册里的政治不过是一种理论政治,是一种缺乏政治经验的人的政治。
奥氏不以柏拉图的哲人王为然。在他看来,哲学与政治并非同物。哲学是一项激进
的事业,它要求放弃任何无法进入绝对融贯的经验世界的东西,奖励给人们的只是“空
洞的抽象之物”。而在政治领域中,“不存在可以想象到的最高宗旨或者可以被认知的
不变方向,这里没有可复制的模式、待实现的理念或供遵循的规则。”从奥氏的角度看
来,哲学是离开实践生存的逃逸,一种对生活的规避。而政治追求的则是实践性的真理
,是我们可以依靠其来生活并依靠它来行动的真理。奥氏心目中的政治哲学,既不是规
范性的也非谴责性的,而是解释性的。这就意味着,做一个哲学家,并不是前知五百年
、后知五百年的半神半仙,而是密纳法在黄昏时节才起飞的猫头鹰。比起希腊人,奥氏
或许大大降低了哲学家的地位,所以他说,“我们最不能指望的事情,就是让哲学家变
成国王。”
已故新加坡政治家李光耀,曾在他的《谈世界》一书说:“我的人生不是依靠某种
哲学或某些理论指导的。我把事情办好,让别人从我的成功之道中总结理论或原则,我
不会搞理论。相反,我会问:怎样才能做好这项工作呢?如果我在查看一系列解决方案
后发现某个方案切实可行,那我就会努力找出这个解决方案背后的原则。因此,我未接
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人的指导,我只对在现实中行得通的事情感兴趣…
…”。
李光耀懂得烹调的技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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