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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064 | 1 http://hx.cnd.org/?p=120088
摘要
人究竟能不能被改造，灵魂究竟能不能被阉割，一部东方知识分子的“苦难的历程”，
如一柄尖利无比的探头，扎进时代、社会和我们身体的根部。翻开“束星北”这部大书
，我们该想些什么呢？这样的悲剧，我们还会演多久？
2015年10月8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传遍中华大地：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理由是她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
率。她成为第一位获得科学类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在屠呦呦引起国人轰动的时候，很多中国人不知道，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就有
一位最有希望向诺贝尔物理奖冲刺的科学家，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玻尔对他极
为器重，他的天赋极高，他是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的老师。李政
道曾经多次说过，没有他的这位老师，他就不会成为世界一流科学家。
他向物理学的前沿发起过一次次冲刺，但是，他的美梦被一次次的政治运动碾得粉碎：
他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极右派，被管制分子。他被整整改造了20年，他写过无数次检查
，他拉过平车，修过水库，打扫了厕所许多年。
他的名字叫束星北。
1972年，毛泽东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降温的迹象。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
班人林彪却在头年9月13日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给了毛泽东猛猛的一击。
天下大乱要走向天下大治，这是中国社会各界的呼声。
此时的中国，到处是敌人。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北方的苏联重兵压境，磨刀霍霍，随
时有爆发战争的可能。国内的敌人还远远没有消灭干净。国民经济一片凋蔽。我们还要
“备战备荒为人民”，“解放全人类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任务艰巨啊！
穷途末路之际，毛泽东开始琢磨怎样向美帝国主义抛出橄榄枝。
这个时候，久居美国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李政道博士回国来了。
10月17日，在人民大会堂，李政道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接见过程中，堂堂一国总理向李政道求援说，希望李政道能为解决教育人才“断层”做
些工作，如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来中国讲学等等。
李政道直言不讳地向周恩来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
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得到使用，比如他的老师束星北。
他还说，他这回想见到他久久想念的老师束星北，他在哪里？他在做什么？
对束星北，周恩来也知道，但他沉默了，他没能满足李政道这一小小的愿望。
此时的束星北在哪里？
正在青岛医学院里接受劳动改造，头上还有历史反革命分子和极右派两顶帽子，他的一
举一动都要接受所在单位的监控，他经常做的事是打扫卫生、检查汇报。
一、束星北其人
2004年，刘海军先生出版了他写的《束星北档案》一书，披露了发生在束星北身上的一
个个曲折离奇的故事。
束星北，生于1907年，卒于1983年，江苏南通人，其父束曰璐毕业于江南陆师学校，清
末曾任官家的参领，辛亥革命后引退。民国时期任全国水利局的主事，与其兄束曰官（
张謇的女婿）办理经营盐业与纺织业。民国初年，两人实际上已成为江南著名实业家张
謇的左膀右臂。家里祖上留下来的上百亩水田，由妻子郭氏一人料理。在束星北八岁那
年，父亲带着他的新太太回家，母亲一气之下，带领束星北从家里出走。束星北跟着母
亲来到姨母家。
为了衣食和学费，束星北开始一边打工，一边上学。从江都县大桥镇的小学起，到杭州
的之江大学、山东的齐鲁大学，所有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靠自己的双手解决的。1926年
束星北来到济南市齐鲁大学的第二年，先行公派赴美留学的朋友来信约他到美国读书，
他不假思索就答应下来。在美国，经同学引荐，他考进堪萨斯州拜克大学物理系。最初
，他要拿出很大一部分精力来做工助学，洗车、修剪草坪，发送报纸、修建铁路、修建
码头、装卸货物，他都干过。
1927年7月，年仅21岁的束星北离开美国来到日本、朝鲜，又从满州里来到苏联，他在
莫斯科中国大使馆谋到一个文秘的差事，一面工作，一面对一个新政权进行考察。他本
期望着从这个新型的国家与社会中能获得一些启示和借鉴，可是革命成功后的苏联给他
留下了很坏的印象：“最初我从报纸广播里了解到取得新政权的红色苏联在一系列的改
革之后，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取得了按劳分配、各取所需、安居乐业的欣
欣向荣的景象。可是眼前的一切却让我失望，我所看到的几乎都是肮脏的黑市、摇摇晃
晃的酒鬼、昏昏欲睡的车夫和失去廉耻的妓女。为了巩固政权，几乎天天都有枪杀。”
深感失望的束星北很快就离开了苏联，来到欧洲的科学中心德国。走了十几个国家，到
处都是战争、饥饿、内乱、贫穷，他对社会体制与制度的探索和考察至此结束，他重新
确定了自己的位置和方向。他不再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而劳心费神，他开始心神专注
地钻研思考真正属于自己的事情了。
离开德国后，经同学的介绍，他来到英国爱丁堡大学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惠特克和达尔
文博士的身边。在他们的指导下，进行系统的基础物理和数学的学习。惠特克和达尔文
博士当时已称名世界，惠特克的理论物理更让他心醉神迷。惠特克的分析力学被圈内人
士奉为经典。束星北在两位大师门下受到严格的训练，学业的提高有如神助，仅用了一
年多的时间就以一篇《论数学物理的基础》获得了爱丁堡大学的硕士学位。
1930年2月，由惠特克和达尔文博士的引荐，束星北来到著名物理学家狄拉克所在的剑
桥大学，从师于著名的理论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博士。爱丁顿毕业于剑桥大学，历任母
校教授和天文台台长。曾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天文学会会长和国际天文学联
合会主席。爱丁顿还是恒星内部结构理论和变星脉动理论的创始者，他发现了恒星的质
光关系，在恒星大气理论、恒星运动、相对论、量子论等方面都有重大贡献。但在多数
人眼里，他对人类最突出贡献是利用日全食验证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尽管束星北
对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心仪已久，可是拨开积云，让阳光落下来的还是爱丁顿。
1928年，也就是在束星北在爱丁堡大学学习的这一年，物理学界发生了一件大事，世界
著名物理学家狄拉克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结合起来，提出了电子的相对论运动方程，即
著名的狄拉克方程。这一方程后来被物理大师称为：用最简练的文字概括出的一幅最美
丽的世界图画的方程。这个方程奠定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基础，赋予了真空以新的物
理学意义并预言了正电子的存在。这个天才的理论很快就引起了世界科学界的轰动，也
引起了束星北的导师达尔文的极大的兴趣。达尔文以他敏锐的目光和雄厚的实力最先在
科学界取得了对狄拉克方程的解。束星北几乎目睹并学到了导师对狄拉克方程全过程的
推导。
为了继续深造，1930年8月，已渐显才华的束星北被爱丁顿推荐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
研究生和助教，师从著名数学家特罗克教授。1931年5月，束星北完成了硕士论文：超
复数系统及其在几何中应用的初步研究。这篇文章使他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理学硕士
学位。他的这篇文章思路新颖，实际上已超越了导师爱丁顿。他把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在
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物理期刊》上并将它寄给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很快回了信，对他
的论文提出了几点意见。束星北巧妙地把引力场和电磁波结合起来，得出了一些很有意
思的结果，在当时，不能不算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尝试。
束星北本打算在麻省理工学院多待些日子的，对他来说，很多课题和想法刚刚开头。可
是母亲却让他回家与葛楚华结婚。1931年9月，束星北离开麻省理工学院回到战乱纷扰
的国家，从此再没有出去。
回国之后，束星北走了几个地方，最后来到浙江大学。他有幸遇到了慧眼识真才的竺可
祯。
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时是束星北最为得意的时光。作为一位知名气象学家，竺可桢
在出任此职时，曾向蒋介石提出三项条件：1.财源须源源接济；2.用人校长有全权，不
受政党之干涉；3.时间则以半年为限。可是，后来，他却在这个位子上干了13年。他将
浙江大学办成了全国最好的大学，被美国人李约瑟称为“东方剑桥”。
竺可桢选聘一流教授的决策作出之后，束星北又返回浙江大学，并被委以重任。
教授是大学的灵魂。竺可桢本着这个宗旨，聘请名师，倡导“求是”学风，一大批国内
外名教授纷纷而至。在竺可桢营造的浙江大学环境中，束星北如鱼得水。此时的浙江大
学，因躲避日本人的侵略而迁到广西、贵州、云南一带。作为那个时候的物理系学生，
许良英、周志成、程开甲、李政道等一批后来的精英人才，都深深地感叹束星北老师的
授课使他们终生受益匪浅。
此时，束星北与同在浙江大学任教的王淦昌，都对科学事业有一股执着与严谨的精神，
在专业上，两人虽各有所长，一个擅长理论物理，一个擅长实验物理，都是中国现代物
理学界的领军人物。
两个才华非凡而又个性迥然不同的人在浙大遭遇后，遂成为“对手”和至交，他们既能
相互冲撞启发，又能相互吸收弥补。他们在课堂上常常是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形同
两军对垒，。在湄潭时期，两人曾为大学四年级专门开设“物理讨论”课程。课程分甲
乙两种，甲是由全系教师和四年级学生轮流作学术报告。乙主要是由束星北和王淦昌就
物理学前沿课题作学术报告。学术报告实际上是两个人和全体学生共同的讨论和争论。
两个主角无论是谁登台做主讲，另一个一定会不断地在下面“拆台”，不断地提问插话
，诘问“抬杠”，常常使讨论变成了近乎吵架的争论。有时候，两个人竟像顶了牛的小
孩子一样，头对头，喊叫着，争得面红耳赤。大教授竟像孩子样地论争，让学生们颇感
惊异新奇，而一些学术问题也在这样非常的争论中日见深邃。
在科学研究中，两人也是须臾不可分离的伙伴，尽管各有所专，却每有新的题目或思想
时，必到一起探索讨论。学生或同事有疑问或新发现，王淦昌一定要将他们引到束星北
那里。他常说，束星北鬼点子太多了，你们去讨吧。束星北也是如此，他称赞王淦昌的
语言是：他肚子里的货很多，你们得盯紧点。有时两人也就共同关注的题目进行研讨，
如核裂变和Bohr的色散理论或β衰变理论等。据程开甲讲，40年代初，两人已开始讨论
研究如何击破原子核了。两人的研究已完全进入国际物理学的先进行列了。
束星北与王淦昌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物理学大师，他们不但在科学研究上成果卓越，
还一同创造了中国物理学的一代学风，建立起中国理论物理与实验物理的基础，同时也
造就了一大批闻名中外的人才，如吴健雄、李政道、程开甲等。
这个时期，束星北踌躇满志，雄心勃勃，即使一些老耋称誉他“天下第一才子”，他也
欣欣然，既不自谦，也不觉为过，心里本来就有这样的感觉，“我28岁就成了名教授，
自持有大才，恨不能把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比低下去。”
他自觉追逐的目标并不遥远，爱因斯坦、玻尔等大师的脊背清清楚楚地在眼前晃动着。
这样的念头，早在1937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就扎下了根。
1937年5月20日，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玻尔来到中国，他访问了上海，受竺可桢之邀，专
程到浙江大学作了原子核的学术报告。束星北就是这个时候有缘与这位量子力学大师相
识的。大师在杭州游览讲学的几天里，束星北与王淦昌几乎与大师寸步不离。束星北同
他探讨了原子核的复合核与液滴模型思想以及他本人与爱因斯坦的争论；王淦昌同他探
讨的是宇宙线中级联簇射的原因等问题。两个人特别是束星北与大师之间，不仅是请教
、探讨，更多的是争论。束星北给玻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玻尔回去后，不断收到上海
几所大学和浙江大学师生的信笺，多为探讨物理学上的有关问题，也有些师生向他请教
，询问到国外深造学习的途径，有的则直接让他帮忙介绍，对于这些要求，玻尔的回答
千篇一律：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习
物理呢？
50年代初，玻尔还在向拜访他的中国科学家打听束星北，却没人能告诉他束星北的去向。
二、爱认死理的束星北
对束星北来说，三四十年代的浙江大学是他辉煌的坐标，此后，他每况愈下，再也不曾
回到那个高点上。
倒运首先是因为他的个性。他的个性太鲜明了，疾恶如仇，表里如一，这样的人走背运
，在1949年之后的大环境下屡屡被盯、被踩、被整，似乎是注定了的。
这种个性似乎又是他母亲给他的遗传基因，在他母亲独自撑持一个大家的时候，就是这
样一种个性。人称“束大嘴”的束郭氏，当年高大丰硕，性情刚烈，她会出其不意地出
现在那些偷懒耍滑的佃户地头上，若是哪个不幸的主儿给她逮住了，可就倒霉了，她会
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他的祖宗八代拖出来理论一番，要是哪个不识趣的再敢无理纠缠的话
，束大嘴就会扬起她那个让所有佃户都畏惧的手，劈头盖脸地扇下去。可是，束大嘴又
心慈如佛，若逢灾年，不但主动减租，还会捐资募化，赈灾衣食，每到枯冬春荒，束家
都要发寒衣，施面粉，村里的人都说，束大嘴是刀子嘴，豆腐心，有慈悲心肯做好事。
如果说，在中国农耕社会尚能容忍束大嘴的独特个性的话，而处在1949年之后整齐划一
的集体主义社会里，束星北的走背运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他是个彪形大汉，身高体宽，犷武魁伟，大概只要用一个手指头就能把人提起来；他又
是个生活在沉思中的人，无论上课、走路都在沉思，说的话又那么发人深省。造物主真
奇怪，把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大力士和哲学家揉合在一起了。
在学术和教育方面，束星北和多数老一代科学家一样，严谨认真，从不暧昧苟且，只要
发现问题，不管对方是谁，一定要当面指出。与他打交道，若是没有实力底气，是架不
住几个回合的。在学术报告会上，无论主讲人名气多大，学问多深，一旦发现下面坐着
束星北都禁不住心惊胆战。他会提很多问题，常常会将报告人问得张口结舌，惊慌失措
。当然回答不出是常事。但是有人往往用书上或某人这样说的，用引经据典的方法来回
答问题。对这样的回答束星北从不放过，总要问报告人自己是怎样看的，如果理解并同
意引用的观点，就可以用讲道理来回答。否则，某某人某某书的提法，不能代替回答问
题。
他的学生于良回忆说，在学术上，束先生的做法与众不同，他身上有一种“霸气”，这
当然与他深厚的专业基础和出众的才华有关。他不分场合，不讲方式，也不分对象，常
常弄得人下不了台。
1952年，中国的教育制度开始按照苏联的模式全面改造，一场全国性的高等院校的“院
系调整”轰轰烈烈地展开来。已有7个学院的浙江大学进行了一番调整后，仅剩下一个
工业大学。这所在中国教育史上书写了无数辉煌并享誉中外的综合性大学，宣告解散，
作鸟兽散的浙江大学的教师、教授开始在上海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和厦门大
学重找归宿。束星北也面临着选择。远在北京的王淦昌向老朋友伸出了手，他极力催促
老朋友到北京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任职。然而，束星北却因为中国科学院有一些令他不舒
服的人，他认为这些人属于“政治学者”，他谢绝了王淦昌的邀请，选择了山东大学。
他是在1952年下半年来山东大学的，他到学校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事，让人们彻底认识
了这个早闻其名而未见其人的“束大炮”。
这年年底，在学校大众礼堂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学术报告会，主讲人是中国最著名的热力
学家王竹溪先生。王竹溪也不是一般人物，他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福勒的学生。王先生
介绍了国内热力学的学术状况，也谈到了国际上的最新成果和发展前景，当然更多的是
他的认识和成果。他一边讲着一边随手在黑板上写出一些公式和重要的概念。在讲了将
近50分钟的时候，坐在前排的主持人问，用不用休息一会儿，王先生说不用。他正准备
继续讲下去的时候，一个身穿蓝色长袍高大魁梧的先生走向讲台，他也不作任何解释或
开场白，在人们疑惑的目光里，他将双手撑在讲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
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
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几乎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着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这
就是束星北。
最难受的是王先生，他呆呆地立在一边，看看半路杀出的“程咬金”，又求援似的看看
台下，上也不是，下也不是，会场主持人也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拿眼使劲地瞅校长华岗
和其他领导。会场发出了一阵阵骚动。束先生好像根本就没有看到人们的情绪反应，也
不在乎别人是什么样的感觉，一味在那里“正本清源”，束先生一口气讲了大约40分钟。
王先生是周培源的大弟子。据说他回到北京后，曾到周培源面前哭诉。山东大学的有关
领导也认为此事有损王先生的面子也有损山东大学的名声，专门找束星北谈话，束先生
却说，有些东西他没从根本上讲通，我自然看不下去，过去大学都是这么做的，堵得领
导没脾气。
此后，这位“束大炮”也让校长华岗领教了几回。
此前，山东大学刚与华东大学正式合并，由华岗担任校长。华岗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杰
出而优秀的才子，他是1925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1928年5月曾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
大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还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少
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38年1月16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华岗担任了总编
辑。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华岗被专门召至重庆，担任中共代表团顾问，
参加谈判。全国解放前夕，华岗就召从香港搭船回来，路经青岛，被留在青岛担任山东
大学校长。在党内，华岗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他写过中共早期的党史等一系列重要著
作，也有同旧知识分子打交道的经验，被认为是接管后的山东大学最合适的校长人选。
在华岗这样一路从革命道路走过来的老布尔什维克看来，大学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培养目
标的问题，要培养适合形势需要的治国人才，必须以新的教育体系代替旧的教育体系，
因而首要的问题是解决思想、世界观的问题。对旧知识分子的“洗脑”成为大学的当务
之急。华岗在大学建立了学习委员会，在各系设立分会，要求在全校范围内开展辩证唯
物主义的学习，他亲自担任主讲，每两周报告一次，讨论一次，他每次讲三个小时，一
年讲三十五次。
很多人显然对这种“政治氛围”颇不适应，特别是“过来人”，束星北对此反应更为强
烈。他时常在在一些场合发表自己的不满：“学生不是政治家，大学不是党校，谁要做
政治家，就应该去专门培养政治家的学校”。束星北还曾联合过一些教授到党委去提意
见，可是教授们临阵退却了。一次偶然的机会，束星北与华岗遭遇了，两个皆恪守信念
与原则的人，将两种不同的观念、思想的交锋演化成一场轩然大波。
应该说，华岗校长对束星北是很看重的。束星北一来，就被安排到鱼山路26号教授别墅
大院。26号别墅大院，只有学界一流水平的教授才有资格入住。另外，束星北的薪水也
定得很高，有600多元。有一个时期，再加上束先生的兼职薪水，他一度拿到840元，肯
定为山东大学之最。
在物理系主任刘洪宾的引荐下，束星北到了华岗的家。闲谈一阵之后，华岗很快就将话
题谈到了“本行”：哲学。也就是这个时候，气氛发生了变化。束星北直截了当地对哲
学的意义表示质疑，他说，他不否认哲学和科学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哲学是哲学，科学
是科学，两者完全是两回事，所谓关系也只是方法上的关系。他说自己在德国游历期间
，曾对哲学发生过兴趣，研究过一阵子康德、黑格尔，可是最终他还是放弃了。哲学毕
竟更多的是“虚幻”的东西，当人们对自然世界的现象不能做出明确解释时，就需要哲
学出来，哲学和宗教、神学联系得更近一些。
华岗等束星北的话说完，他就开始了滔滔不绝的“正本清源”，他讲到哲学的来源，讲
到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然后讲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最后的结论是：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束星北不同意华校长的说法，他认为，不管谁的理论，都属于哲学，哲学是抽象的东西
，不能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真理只有一个，就是发现和证明，如门捷列夫的元
素周期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言地争论起来，华校长反复强调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不仅是具体的真
理，而且是一切科学的科学。束先生则认为世界上不存在这样的哲学。哲学说到底就是
白马非马，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也可以，不能解决具体问题，而自然科学如物理、化
学、数学、生物学都是很具体的，是要解决客观世界的各种问题的。两人越争越凶，最
后竟像小孩子似的，就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谁大谁小较真起来。华校长说，辩证唯物论
是一切科学的科学，自然要管到所有的科学。而束先生说，哲学就是哲学，物理学就是
物理学，各分各的账，谁也管不着谁。两人简直是水火不相容，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束星北回来后，思前想后，便将华岗同山东大学的政治气氛联系到一起。他认为，山东
大学这所以是一潭政治死水，始作俑者便是华岗。于是便将自己的认识和思想逐一列项
写了一封长信寄给华岗。
华岗不会允许有人对共产党神圣的理论进行如此不恭的理解，但他非常自信，他认为像
束星北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从另一个时代过来的，思想意识形态囿于传统的封建的旧东
西，难免会产生些糊涂认识。这些旧的东西在老知识分子中间又不是孤立的，因而，华
岗想通过对束星北的征服，来“以点带面”教育大家。于是，在以后的“大课”中，他
时常结合着形势将束星北的一些错误观点提出来理论一番。
但是华岗受到了空前的挑战。
他在“上面”讲，束星北就在“下面”以书信的方式来强调自己的观点和信念，束星北
又连续写了两封长信加强阐述自己的理论和观点：针尖对麦芒，毫不相让。
后来，华岗便以《辩证唯物主义和物理学》为题，从辩证唯物论是不是普遍真理、哲学
和物理学的特殊关系、现代物理学的新发现及其哲学意义，批判物理学中的唯心论、物
理学的发展方向五个方面，系统地进行了分析，以此来证明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的真理
”，而离开这一真理的人必定要滑向唯心主义泥坑。
华岗的文章重申了辩证唯物论的不可怀疑的神圣性，指出了使用它的人的阶级性，从而
也就认为它是有阶级性的。尤其是华岗在哲学和物理学的特殊关系一章中，对伽利略、
笛卡尔、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家做出的评述与分析，让束星北无法容忍。在华岗的笔
下，牛顿和爱因斯坦两位束星北最为敬仰的科学家，一个被贬为“狭隘的、片面的经验
论”，一个被划为“唯心论”。
束星北被激怒了，束星北也拿起笔来对华岗进行“回敬”：“哲学说到底就是玄学，我
主张理论应该有用处，而不是白马非马”。
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也好，辩证法也好，是有阶级性的，而物理、化学、数
学等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两者不存在谁大谁小，谁主谁次，谁管谁的问题，这是其一
；其二，哲学就是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而辩证法也只是一种方法，不是一切
科学的科学，也不能说离了它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就会无所作为，因而不能过分渲染
它的作用。“如果是这样的话，牛顿、爱因斯坦、玻尔，也包括华岗先生崇拜的前沙皇
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巴甫洛夫都没有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也没有用唯物主义辩证
法来武装，不是照样成为世界大科学家吗？”
束星北的文章，自然无处发表，他就用口头发表，两个人的矛盾从此大白于天下。
束星北与华岗的“论战”越演越烈，以至在一次华岗主讲的“大课”上，当他不点名地
批判了束星北的糊涂观点和认识，强调马列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时，
束星北也站起来当众喊到：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哲学第二。
可是，一脑子马列主义的华岗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竟首先当了“马列主义”的牺牲品。
1955年秋，全国开展“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肃反斗争中，华岗落马了。在全国的肃反
运动中，山东省委在康生的领导下，开展了对所谓“向明反党集团”的斗争。华岗过去
曾与向明一同蹲过监狱，有牢狱之交，解放后两人都在青岛工作，颇有接触。向明事发
，华岗因不肯昧心揭发而被划进“向明反革命集团”，并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
1955年8月25日，华岗被青岛市公安局逮捕，后改为“隔离审查”。在青岛关押了两年
。1957年华岗被押送北京，到1965年，整整审查了十年，却始终没有查清“罪证”，但
最后还是加了罪名判处了有期徒刑13年，剥夺公民权利7年，送到济南山东省监狱关押
。1972年春节，他病死在狱中。1979年，由于胡耀邦的过问和主持，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重新审理了华岗的案件。1980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为
华岗平反昭雪。
就在华岗担任山东大学校长的1954年下半年，山东大学决定对束星北展开公开批判。罪
名是“公开地反对辩证唯物论，公开叫嚷：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哲学第二；公开地
反对并抵制‘全面学苏’”。
50年代初到“反右”之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院系调整”、“全面学苏”构成
了高等院校和知识分子的生存背景。如果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一次极为
有效的的知识分子自我否定的“洗脑运动”，紧跟其后的“院系改造”和“一边倒”学
苏联，便是彻底摧毁知识分子赖以存在的基础——教育体制和旧的生存方式的运动。
全面学习是“全面否定”之后的“全面照搬”。在教学组织和教学方法上，教授导师的
个体教学制被否定后，取而代之的是苏联的组织模式：集体教学；在课程内容上，逐步
删除了欧美资本主义腐朽的内容，大量采用了苏联的材料。
这些举措，遭到束星北的反对。在他看来，苏联是个专制主义国家，科学技术远远落后
于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二战德国进攻苏联的初期，他们之所以被打得措手不
及，晕头转向就是证明，最初的代价完全可以说明他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差，当然和斯大
林的专制主义也有直接的关系。”
束星北认为，“院系调整”是急功近利，是一次破坏：“院系调整”简直就成了法律。
所有的私立学校取消了，大多数的外国教职人员和行政人员离开了中国。斯大林模式迅
速地在清理一空的中国高等院校里扎下根来。西方式的文科学院和通才教育取消了。为
了适应眼前利益，使好不容易成为通才的人再变成专家，使本来就很细的系还要再进行
划分，一些大学变成了短期培训班或职业职能训练班，这同大学宗旨体制相悖，是倒退
。他说，“苏联的科学水平是比较差的，像样的物理杂志一本也没有，科学全是抄袭德
国人的，科学家也大都是二流货色。苏联之所以不行，就是会议太多，政治学习太多”
。他认为必须向最先进的国家学习。他曾公开讲，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言论是自由的，
既不参加政治学习，开会可以随便不到，说错话甚至骂人也没有人斗你，而这个自由是
科学发展的保障，是文化勃兴的基本因素。
束星北就是这种爱认死理的角色。当他听说帮助高教部门制订中国教育大纲的苏联专家
是个副教授时，他站出来用书信直接向高教部门提出了质疑：“我听说高教部帮我们制
订教学大纲的苏联顾问是个副教授，他本来的教学经验就很浅薄，我们也得跟在他的屁
股后面转。我们为什么要这样，非得让人家当瘪三一样看？我看这是胡闹，这样下去，
有亡国的危险。”
潮流之下，束星北的声音是微不足道的，他“扭转乾坤”的企图只能招致越来越强烈的
批判和政治压力。束星北对于学校日益升温的政治学习热潮，无力阻挡，却可以在自己
的一亩三分地里，搭台子唱反调。
为了把那些躁动不安的学生拴在课桌前，他不断地向学生灌输牛顿、爱因斯坦、海伯森
、狄拉克、玻尔等等科学家成才成名的故事和经历，他不时地用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
的学风学制和学子的精神来激励他们，他说：“如果学生和老师都去做政治家、理论家
，那么，社会主义建设靠谁来搞？工厂企业谁来建？大炮坦克谁来造？量子力学，相对
论、或尖端科学谁来研究？”他不断增加测试、考试，常常是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
，弄得学生疲于奔命。
束星北的思想和行为在一定范围内“造成混乱”，不但引起了学校的警惕，也遇到了物
理系党支部书记李哲明的抵制和斗争，也许碍于师生关系，最初斗争还属内部的、地下
的，当束星北和华岗的矛盾公开后，李哲明就和束星北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
李哲明是国民党时期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新政权成立后，成为新大学的中坚力量，受
到重点培养，让他们重新“回炉”，三年的学制改为一年。一年的学业结束了，好多人
都有了解脱了的感觉，可是束星北却不想放过他们，他跑到校领导那里阻止这批人毕业
，他将这批人的水平估得很低，认为这些“回炉”班的学员，根本就不是“成品”，甚
至连半成品也不是，根本就不能“出炉”。他说这批人中间有些人连初等物理的基础都
没有打好，若是让这样的人去做教员的话，简直就是视教育为儿戏，不但误人也会误己
。他执意让校领导将压缩为一年的学期，再改为三年。
那是一个急功近利、一天等于一年或几年的时代，大学极需要有思想觉悟有革命激情的
新生力量走上教育岗位，因而，束星北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于是，这批“半成品”最终
还是按照预期的安排走上了课堂，成为社会主义灵魂工程师。
本来，这批人以为“解放”了，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没想到，束星北没放过他们，他像
是索债的债主，一路追讨过来，让一个个刚刚拿起教鞭的年轻教师个个心惊胆战。
束星北“讨债”的方式很独特。有一段时间，他几乎什么事也不做，天天在这批人上课
的几个教室门廊前溜达，他像个心怀鬼胎的侦探一样，不时地从窗户或门缝往里瞅或驻
足听听，感觉有问题了，就悄悄地进来，在后面找个座位坐下来，掏出小本来，将发现
的问题一一记下来，然后再“秋后算账”。他的所谓“秋后算账”不外是课后或周末将
一些“营养不良”的孩子提溜到教研究室，吃些小灶。礼拜天就让他们到他家里。不过
很少有人买他的账。背地里都管他叫“瘟神”。
这事让李哲明遭遇上了。那一天，李哲明一节课讲了45分钟，学生们没发现什么问题。
可是中途，束先生闯了进来，显然，进来之前，他在门外已经观察了不短的时间。进来
时，脸拉得很长，走上讲台后，二话没说，摸起一根粉笔头来就在李哲明写满黑板的公
式和重点提示上打叉。他先是在一些公式上打出一些小叉，然后又在每一个单元上打上
几个稍大些的叉，最后一个大叉几乎够到了黑板的四个角。
束星北也不管李哲明什么表情，会受到多么大的伤害，开始从他第一个打过叉的地方讲
起，李哲明退到一边，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涨得通红的脸，深深埋下。束星北一直
讲到第二堂课的铃声响起，才想到李哲明。他说，我给你们说过多次，任何事情必须首
先得自己弄明白了，搞清楚了，才能讲得通讲得明白，如果连自己都搞不懂，怎么指望
让别人听明白。
事后，李哲明跑到华岗那儿放声大哭，他认为自己当众让束星北给出了丑，失了面子，
无法再进课堂了，一定要华岗为他主持“公道”。华岗听了李哲明的哭诉后，并没有马
上表态，而是把听示范课的几个老师叫到他办公室询问。华岗之所以没有作出处理，是
认为束星北除去方法欠妥外，并无大误。李哲明就此跟束星北结了怨。
束星北越来越陷入孤立。在李哲明的策动下，物理系开始了驱逐束星北的行动。
但是，束星北却很快就在气象学上找到了感觉和位置。《高压变压计算法的建议》、《
流体力学的一个定律在气象学上的应用》、《根据基培尔基本假设的天气预报新法》、
《干空气绝热上升时是否作等熵变化》、《空气运动学研究》、《基培尔基本假设的理
论证明及对流顶压力温度试报》等一篇篇成果分别刊登在《中国气象学报》、《中国物
理学报》、《山东大学学报》等杂志上，很快引起了气象学界的关注和反响。
据束星北的老朋友王彬华介绍说，一个下雨的天，束星北来到他家，谈的就是改行的事
。他说，共产党担心我同他们争夺接班人，搞气象总该没什么问题了吧。气象学不会有
阶级性吧？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还得靠天吃饭，搞气象是大有搞头的，大道相通嘛。今
晚是来拜师的。说完就在王彬华的书架上翻，选了五六十本。不到20天，他就将这些书
还了回来。束星北一下子就抓住了要害。当初，中国因没有高等数理基础，才障碍了长
期天气预报的发展。而数理基础正是束星北的长项，他所要做的，无非是用自己的脚在
人家走过的路上再走几个来回。没料到，他很快便开始发表文章了，更没料到的是，他
的文章在气象学界引起了轰动。
据他的朋友、气象专家王彬华说，束星北一年多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最早发现了中国降水的来源。50年代中国没有卫星，因而降水一直搞不清楚，气象
学界说法多半属于猜测。有人说，降水来自太平洋，也有人说来自大西洋，没有人敢想
象它恰恰来自印度洋，因为有一个西藏高原挡在那里，人们的思维被西藏高原挡住了。
束星北在分析研究了大量资料后，一口咬定，中国的降水来自印度洋。这一观点在有了
卫星后得到了证明。
二是一个地方有一个高压另一地必有一个低压。束星北的学术水平和学术积累已经达到
了很高境界，在相关的学术领域内里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他研究气象的着眼点首
先是地球的大气压层，他把大气层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观察分析，然后再由整体到局部
。这种宏观到微观，微观到宏观的观点和方法，对于50年代的中国来说，无疑是超前的
。而在这一思想的前提下，他又进一步论证了高压与低压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的变化机
理。
三是向苏联科学院院士基培尔投出了矛枪，修正了他对中国大气理论的观点。基培尔是
出色的动力学家、气象学家，他在气象理论的研究方面很有建树。“一边倒”学苏联，
基培尔的理论被奉为金科玉律。尽管他的一些理论是对的，可是一旦生搬硬套，麻烦便
来了，如他的高空引导层理论层高为2000米左右，这个层高的标准是根据苏联的大气环
境作出的，显然没法适应中国。在中国，不但南北东西季节温差不同，即使一个地区和
一个地区的局部环境的温差也是千差万别。束星北在大量的资料分析与环境调查的基础
上，对基培尔的高空引导层作了修正与归整。他认为，高空引导层在中国不仅南方北方
不同，而且也将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甚至不能单纯地以南方北方区域来划分高空引
导层。他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批驳了生搬硬套基培尔理论的数据，提出了一整套适合中
国季节环境的高空引导层。束星北的这套高空引导层理论在中国气象界延续使用了多年。
束星北的思考是相当前卫的。最初，他考虑的最多的是30年后将引起世界技术革命的计
算机。他曾多次写信给王淦昌探讨计算机的前景。他还抱怨过王淦昌，称中国科学院第
一个五年计划制定的十一项重点，没能将计算机发展列入其中是个损失。他将自己的认
识分析写了报告，数次递交给山东大学党委，自然是泥牛入海。他还想在青岛建立一个
无线电工程企业，王淦昌表示支持，可是一个新兴产业要牵扯多少机关多少环节，很快
成为“死胎”。
束星北在气象领域的学术成果引起轰动后，中央气象局局长涂长望首先向他伸出了援助
之手。涂长望、叶笃正向教育部提请山东大学增设气象研究室，委请束星北主持全面工
作。在众人的支持下，山东大学气象研究室一起步就是大型研究室的规模，仅用了一个
月的时间，就将大气、雷雨台风、风暴潮、短期预报和长期预报等专业项目全部开展起
来，专业人员也从最初的一兵一卒迅速发展为20多个。束星北的动作也引起中国科学院
副院长竺可桢的关注，他委派中国气象研究所所长赵九章做一次青岛之行。竺可祯决定
，束星北的气象研究室在行政上辖属中科院。这让山东大学的一些领导大吃一惊。
束星北雄心勃勃，他想在三五年内将山东大学气象研究室建成全国独一无二的动力气象
研究中心。
可是，“肃反运动”降临了。自1954年8月到1955年8月，束星北主持的气象研究室仅存
活了一年便夭折了。
三、头戴紧箍咒的束星北
1955年，毛泽东亲自部署的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轰轰烈烈开始了。这一年的6月份
，《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之后，肃反运动势不可挡
。在全国，受到胡风反革命集团牵连的多达上千人，而受到这一运动冲击的人就难以统
计了。青岛市自6月开始，每个月自杀或被屈打致死致伤的就有几十人。6月10日《人民
日报》编者按口气极为强硬，断定胡风“同国民党特务早有联系”，“是帝国主义和蒋
介石的忠实走狗。”毛泽东亲自作序，以配合全国进行的深挖反革命分子的肃反运动。
山东大学在市委八人肃反小组的领导下，对旧知识分子进行了一遍又一遍的排查后，束
星北的历史问题特别是40年代在国民党军令部研究军工武器的历史被重新翻出来了。
青岛市公安局《关于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束星北情况报告》中说，束星北1944年6月曾
在国防部二厅技术室充当顾问、副主任等职，曾为国防部三厅技术室试制过小型交直流
特工电台。1945年9月回浙大教书后，反苏反共言论极为嚣张，称赞戴笠为“爱国志士
”。当国民党发动反苏游行时，该为首高呼“枪毙斯大林”、“打倒新华日报”等反动
口号，污骂我党为“吴三桂”。束星北有一学生名叫徐名冠，曾任国同党政府国防部六
厅雷达所之军统特务，解放后不久被捕，释放后在杭州浙大上学常去束家。据中共浙大
党委会反映，束表现一贯反动，对抗思想改造运动，在国防部二厅工作时与美帝驻华情
报部关系极密，从国防部二厅返回浙大时，还带了四个来历不明的人，束家藏有无线电
器材，解放后曾交出手枪一支，特务登记时又拒绝登记。根据上述材料可以肯定该系一
较高级军统特务，历史上一贯反动，解放后又拒绝登记，到山大后拉拢落后，组织小集
团，破坏教学计划，并公开发表反动谬论，对抗和污蔑领导，其反动气焰已达极点，实
应给以应得处分，但其为大学教授，究竟如何处理，待上级指示。
关于这一段史实，束星北是这样说的：1943年，我装了一个低压收音机，可以收听国外
的广播。当时浙江大学电机系一年级学生徐名冠知道了。1944年春，他对我说，这种收
音机对军事很有用途，他愿意介绍我把这个用到军事机关。我当时认为国内战场主要靠
国民党的力量即欣然同意。几个月后，徐对我说，已联系到军令部技术室主任魏大铭，
每月津贴三万元，旅费另行支付，并请介绍一两个人先去綦江军令部办的“军令部电讯
人员训练班教无线电技术。我随即介绍了物理系助教陈维昆（是我过去的学生）去綦江
。1944年7月，我和爱人去重庆，在綦江住了几天后，魏大铭即来綦江问询低压收音机
和其他有关无线电方面的问题，特别提到制造雷达的问题。谈后，由魏大铭用车接到小
龙坎伪军令部技术室。不久，陈维昆也从綦江调来技术室（在我的指导下）帮我制造了
一个低压收音机，交魏，魏又问我能不能制造一个远近电台测听器（后来由我的侄子束
慰曾完成），并让我全力以赴制造雷达。在此期间，我无职位，也无军衔。魏大铭曾建
议我就任副主任一职，并说军衔可至少将，我拒绝了。我们所有人的工资是从”器材设
备费中拨出来的。始终不“请委”，也未上任。8月份，日寇投降后，我先将家属送走
，随即向陶士珍说我要回浙江大学了。陶士珍反复劝说后，即又贴出一个布告：束教授
久未请委，其副主任一职，即日取消。并派卫兵把守我的住宅，不准我离开，这样软禁
了半个月后，1945年9月，我返回了贵州湄潭浙江大学。
就这样一段历史，成了套在束星北头上的紧箍咒。
肃反之初，束星北被列为重点，青岛市公安局和山东大学党委，专门派出了八个人的调
查小组，南下北上对束星北进行了为时数月的调查，调查结果与束星北在知识分子思想
改造运动中所写的自传没有出入，但是束星北的反革命结论早在调查之前就已经做出。
因而必须在他的“丑恶黑暗的历史”、“他与社会主义一贯对抗行为”中找到证据。这
时候，他在1953年人民代表选举中的一桩“罪恶”又被重新提了出来，作为他的反革命
有力罪证。其实，所谓“破坏选举”一事也是一桩冤案。1953年11月山东大学选区选举
人民代表时，发现了一张中英文的选票，当选人竟是英格丽.褒曼。大学领导认定这是
一桩有意图的反革命的破坏行为，认定这张选票是由束星北所为。
到了7月底，上面的结论已经较为明朗了，于是给束星北派上了“卫兵”，一个带枪的
便衣跟踪束星北并时时出没于束家附近。8月初，束星北的气象研究室经过搜查后，打
上了封条。学校由系、学院和全校师生员工参加的批判斗争大会如急风暴雨，说他是“
高级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几天以后，束星北的妻子葛楚华受其株连，遭到批斗体
罚。他的儿子在部队已被发展为预备党员也遭到批斗。
束星北在四处申辩无果的情况下给毛主席发去了电报：北京，毛主席，山东大学把我当
作反革命分子斗争已三天，请注意发展。山东大学教授束星北。
毛主席当然没有回音。
他给青岛市委、山东省委致信，也是没有回音。
他想自杀，他给他的好友王淦昌写了诀别书。这是在1955年8月29日。
1956年，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一个“小阳春”。党中央开始调整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1月21日，中国科学院各学部负责人在中南海怀仁堂分别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
、陈云、邓小平、陈毅、李富春和各部委负责人报告各学部所属研究工作。竺可桢报告
的是生物学、地学。就是在这次会上，竺可桢向周恩来提到了束星北的境遇，并将提前
写好的要求给束星北落实政策的报告呈送给了周恩来，周恩来作了批示后，马上转给国
务院副总理兼中国科协主席陈毅。
在陈毅的亲自过问下，1956年4月1日，青岛市委肃反领导小组办公室就束星北专案结案
材料向中共中央和山东省肃反领导小组作了报告，报告最后认定，束星北不应属于反革
命范围，对其采取严厉批评和耐心教育的方针，使其逐步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并摘
掉反革命的帽子，但该人不宜做大学教授工作，可调离做专门研究工作。
束星北对摘帽的态度不但没有感恩戴德，山呼万岁，反而是得势不饶人，既然特务和历
史反革命已不存在，“反党”和“反苏”的问题呢？人民代表的选票问题呢？另外还有
一些子虚乌有的罪名呢？束星北要求党委做出解释。
1956年7月20日，山东大学党委就束星北反映的问题做出答复，结论是：关于反党、反
苏问题，应该否定。我们认为，学术思想问题不应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
1956年10月17日下午，山东大学党委在山东大学大众礼堂当场宣布束星北的平反结论并
当面向束星北道歉。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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