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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发帖数: 6723 | 1 四、「新时代」中国：新威权还是新极权？
FT中文网：您对中国社会今天的性质如何界定？清华的郭于华老师认为中国已经从「党
国」变成了「党社会」，党渗透入一切生产生活，与社会融在一起。您是否同意？「党
社会」是国家主义最极端的一种形式吗？
荣剑：我不大同意郭老师的这个看法。这是基于我对中国的第三重分析框架，也就是国
家和社会的关系。这是我从1983年做硕士论文以来，一直持续到今天的一个研究课题。
国家和社会存在着三个关系。一是社会决定国家，就是说国家权力来源于社会的委托，
这里的国家指的是国家政权（state）；二是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国家和社会是有各
自明确的边界；三是国家和社会的统一，是指国家权力重新回到社会，社会自治化程度
越来越高，社会把原来委托给国家的权力逐步收回来了。现在很多欧美国家都是这样，
社会高度自治了。
从中国最近40年来看，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程度的确是越来越高了。改革前，国家和社
会融为一体，国家控制着社会的所有领域；改革之后，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社
会自主的领域在不断地扩大，市民社会开始形成。国家在超常发展的同时，也创造了社
会的巨大的活动空间。一方面，党和政府的权力系统对市民社会的介入和干预，依旧司
空见惯，比如对国民思想的控制，对国民言论的控制，对国民私权利的控制，对国民人
身权利的侵犯，比比皆是；但另一方面，40年改革的一个重大成就，还是基本完成了国
家和社会二元化，主要由市场机制所支配的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独立性日趋加强。由此造
成了一个局面，国家的超常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是各自处在两个轨道里。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可以面对面地讨论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我们在酒桌上可以自
由地议论国是，我们可以自由地旅行迁徙。尽管有户口制度的约束，但是你还是可以在
全国范围内自由地流动。改革开放带来了两个资源的解放，一个是土地资源的解放——
当然土地资源的大头被国家拿走了，但还是给很多国民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还有一个就
是人力资源的解放，人力可以自由流动，农民可以进城，原来的身份限制被彻底打破了
。你或许不知道，在文革时，我到一个地方去旅行，是要开介绍信的。因此，在国家主
义发展的同时，市民社会也发展起来了。私有财产已经高度膨胀，民营企业占据了国家
财富三分之二的份额。尽管国家侵入市民社会的事件还在不断发生，包括一些恶性事件
，但市民社会的自我运行的机制已经形成了，基本的边界也有了，人身权利的安全保护
、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也被宪法所认可。
所以，在我看来，党（国家）和社会完全融为一体的情况，从改革以来，不是强化了，
而是弱化了。虽然目前出现了大规模的倒退现象，不断地出现国家权力侵入市民社会的
各类事件，比如非法拆迁、非法没收私人财产、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如果这些事件
日趋普遍化和常态化，国家权力或者党的权力开始大规模地全面地进入市民社会，完全
由权力机制来取代了市场机制，那个时候才可以认为从「党国」状态进入了「党社会」
状态，党代表国家剥夺了市民社会的一切权利，国家和社会从二元化状态重新退回到一
元化状态。这对中国而言，当然是一个灾难性的状态，但至少从目前来看，「党国」体
制或许已经形成，「党社会」体制则未必能够形成。现在「党国」要想全面侵入市民社
会，彻底恢复中国文革前实行的绝对国家主义体制，几乎没有可能。
FT中文网：虽然没有倒退到那一步，但国家权力似乎已经成功地把我们都打成了原子化
的个体，公民社会的成长空间被严重挤压？
荣剑：除了政治权利、言论权利以外，我认为中国市民社会的一些基本权利还是客观存
在的，是受法律保护的。从人身自由到财产安全，从自由择业到自由置业，包括受教育
的权利，可以出国留学——这是开发民智的重要途径，可以自由地到国外旅行，等等，
这在绝对国家主义体制下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政治权利和言论权利当然都是非常重
要的权利。你不讲话怎么行？但是在市民社会这个领域，当局对言论空间是无法彻底控
制的，比如我们今天可以做这样的讨论，比如我在出租车上可以听司机骂政府，比如现
在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调侃段子。这在文革期间也是根本没法想象的。那个时候才是党
的权力和社会高度融合。国家，或者是党，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把社会整体控制起来，
导致了在东德时期每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告密者。文革时期，你在家里也不能自由地
讨论公共问题，因为连家人都有可能会向组织去汇报。现在我们可以在饭桌上自由地讨
论问题，我们可以在出租车上讨论问题，哪怕在大街上我们骂一下国家领导人，警察听
到也不会把你扣起来，是吧？可能他心里也有这个想法。
国家主义体制之所以在中国还没有崩溃，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市民社会的发展，市
民社会从国家的控制下独立出来之后，大大分流了政治上相当一部分压力，把它们分解
掉了。90年代初期，如果说没有市场经济这一个领域被打开的话，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
政治领域，所有的社会矛盾都是政治矛盾，那执政党肯定早就承受不了了。比如说我吧
，89事件之后，学校对我的事情处理完了，剥夺了我的博士答辩资格和工作的权利，迫
使我只好在1990年7月份去了海南。当时很多人都去海南了。80年代的一批政治精英和
学术精英因为受到了当时的政治冲击，有许多人选择下海了。这个普遍性的选择实际上
把相当大的一部分政治压力给消解掉了，推动中国从政治时代进入到一个消费时代。接
下来的20年，中国为什么没出大事？就是因为这一批政治精英全跑到市场领域去了，不
在政治领域折腾了。直到在市场领域又出现新的问题时，当这些新问题又在压迫他们时
，他们才重新开始来思考这些问题，政治压力又重新聚集起来。
因此我的看法是，执政党如果不充分发展市场经济，不充分发育市民社会，只能导致它
受到的政治压力会越来越大。把市场的空间打开越大，越开放，政治压力反而越轻。一
方面，它可以由此获得政治合法性支持，经济上的发展可以换来它的政治生存空间和时
间；另一方面，从技术策略上来讲，也很好啊，至少是把政治压力消解掉了，让潜在的
政治反对派都成为商人了，政治压力不就减轻了吗？！因此，可以这么说，市民社会的
发展，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能够在一个时间里保持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种相对平衡。
对于市民社会来说，只要国家不侵入到市民社会的基本权利领域，可以保证市民社会的
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保证市民社会的教育迁徙旅行这些基本权益，市民社会可能会让
渡出政治权利和言论权利，市民社会可能会私下批评国家，但不会公开转化为一种针对
国家的政治抗议行动。
国家目前完全是在限制公民社会建设，公民社会建设究其实质，是一种政治建设，公民
诉诸的基本权利是政治权利，比如要求民主、法治和实现公民的结社、言论、宗教信仰
、罢工、游行、示威等项权利。实现这些公民权利，当然意味着党国体制的根本性改变
，由此受到极大的阻力，完全是可以想象到的事情。在所有转型国家的历史中，限制公
民社会的发展，是威权国家的天然反应，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公民社会建设在中国所遇
到的种种限制。但是，如果以限制公民社会建设的方式来限制市民社会的发展，甚至完
全消灭市民社会所应有的基本权利，那意味着市民社会只有两个选择，或者甘愿为国家
的奴隶，或者不甘愿为国家的奴隶而起来革命。
FT中文网：想请您再分析一下新权威主义的现状。它也是现在非常重要的一种思潮，而
您与它有很深渊源。80年代新权威主义首次被提出后，引发巨大争议，您深度参与了那
次争论。
荣剑：1989年围绕新权威主义的争论，是80年代中国思想界最大的一个公共事件，也是
80年代影响最大、最广泛的一个争论，甚至影响到了八九事件。争论是在我和吴稼祥之
间首先展开，时间是1989年1月16日，这一天的《世界经济导报》——当时中国最有影
响力的报纸，同时发表了我和吴稼祥的文章，吴稼祥主张新权威主义，而我则是反对新
权威主义。借助于《世界经济导报》的巨大影响力，我和吴稼祥对于新权威主义截然不
同的看法，迅速扩展成一场全国性的大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中国下一步改革究竟应该走
什么样的路径，是走新权威主义之路，还是走民主主义之路？我是坚持民主主义的，
1989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好出版了我的政治学专著《民主论》，这是中国自1949
年以来首部关于政治民主的著作，民主对我个人而言，是最重要的价值导向。施滨海曾
经告诉我，我在2012年重新出来，写了很多文章后，吴敬琏老先生对他讲，很高兴荣剑
现在回来了，他可是反对新权威主义的主干将。这或能说明，有关新权威主义的争论，
已经成了中国知识人抹不掉的共同记忆，吴先生对我的赞许，是基于中国知识人对民主
价值的共同认可。
FT中文网：在最近几年的政治气候下，新权威主义是否终于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可以
被用来解释很多高层进一步集权的动作？
荣剑：新权威主义在1989年被首次提出来时，曾经流传着一个说法，说邓小平跟赵紫阳
讲，他同意这个观点。实际上这是个谣传，邓没有说过这个话。对执政党来讲，它是不
可能在理论上承认新权威主义，公开将它作为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因为表面上执政党
是奉行马克思主义的，它怎么能搞什么新权威主义呢？新权威主义在执政党的理论谱系
中是没有合法性的，不符合它一贯倡导的政治正确。正因为此，首先提出「新权威主义
」这个词的萧功秦教授在支持重庆模式时，又创作出一个新概念「新保守主义」，来取
代新权威主义的提法。我批评他说，重庆的薄熙来怎么可能用新保守主义这个概念？他
保守什么？共产党一直以改革派自居，怎么可能愿意戴一顶保守主义的帽子？！保守主
义是一个完全西化的概念，套在中国的现实上，岂不是不伦不类？你可以说它是新民主
主义，也可以说它是新社会主义，但绝不可以说它是新保守主义。政治词汇的运用对执
政党来讲是非常敏感的，从政治正确的角度出发，执政党不可能公开承认新权威主义或
新保守主义这类概念。
在理论上不承认新权威主义，并不意味着执政党不会在实践中实行新权威主义路线和政
策，在实际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国家主义的制度安排可以用学者们所说的新
权威主义的那套标准来进行对照，看看其是否按照新权威主义所设计的路径前行。针对
当前的形势，许多学者都在问，中国当下和未来究竟是新威权还是新极权？如果是新威
权，那未来的目标还有可能转向宪政民主，新权威主义制度不过是人们可以忍受的一个
过渡阶段；如果是新极权，那新权威主义所设想的宪政民主就会变得遥不可及。
2014年，萧功秦教授在用新保守主义概念取代新权威主义概念不过三四年之后，又重新
打出了新权威主义的旗号，认为新权威主义的2.0版开始了，用我批评他的话说，新权
威主义的灵魂附体了。但萧功秦并没有说明，新权威主义的2.0版比它的1.0版究竟先进
在哪里。如果说，从邓小平强力推动改革以来，中国改革的运行都是在新权威主义的轨
道上，为何在改了40年之后，新权威主义体制还没有向民主转型的任何迹象？居然还要
升级到2.0版？这是不是意味着新权威主义以后还会有3.0版甚至4.0版呢？萧教授显然
不想回应这些质疑，事实上，他也回答不了这些质疑。
在复杂的现实面前，理论和概念总是苍白的，不管是新极权还是新威权的概念，用来分
析中国现实的制度安排时，总是会面临着理论和现实的矛盾。就新极权而言——有不少
学者认为中国现行制度的性质就是一种新极权主义，我对此并不这么看。如我前面所述
，极权主义意味着是一种绝对的国家主义体制，国家全面控制着社会的所有领域，但现
行制度并没有达到全面控制社会的程度，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仍然是主要的社会结构，
公民社会建设遇到重重阻力，市民社会却已经蓬勃发展起来。当前的制度安排，有所谓
新极权主义的要素，也有所谓新权威主义的要素，何种概念更适合用来描述现行的制度
安排，似乎都不尽然。因此，与其被概念捆住手脚，不如放开这些概念，建立起一个更
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来对现实的制度安排进行深入分析。
FT中文网：这么说来您还没有结论？
荣剑：不是没有结论，而是没有能够高度概括中国现有制度性质的概念，或者说，我反
对用新极权主义或新权威主义来定义中国的现有制度。其实，我在分析中国现有的制度
安排及其性质时，除了建立了我前述的三重分析框架之外，我使用最多和最有效的概念
还是国家主义。国家主义的两个形态：绝对的（无限的）国家主义和有限的国家主义，
足以用来说明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制度安排及其演变。现在可以判断的是，中国目前仍
然处在有限的国家主义体制中。
五、中国与外部紧张关系加剧国家主义的合法性危机
FT中文网：中国跟外部世界的关系最近变得异常紧张。很多人抱希望于这次中美贸易战
，希望它能倒逼中国深化改革。您有这种期待吗？
荣剑：通过外部压力来倒逼中国的内部变化或改革，这是许多人的一个共识。费正清提
出的「冲击——反应」的分析模式，对于当下的中国仍然是有效的。从近代以来，如果
没有巨大的外部压力，中国晚清可能还在延续，就算晚清结束也会再进入一个新的王朝
。日本也是这样，若没有黑船事件，怎么会有明治维新？东方这种社会结构，依靠的是
一个自洽的封闭的系统，如果没有巨大的外部压力，可以按照原有的轨道和原有的逻辑
一直继续下去。
中国目前面临的外部压力是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开
放是前所未有的。89事件之后，美国人担心中国会把已经向世界打开的大门重新关起来
，所以他们主动和中国恢复接触，派特使来中国和邓小平谈，不是施加压力，而是给邓
小平继续改革开放的动力。那个时候，中国很容易再把大门关起来，况且和苏联关系已
经正常化，中国重新回到旧体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外部压力越大，回去的可能性也就
越大。现在不一样了，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下，中国要回到旧体制，回到绝对的国家主义
体制，首先遇到的阻力是来自于国民的抵制和市民社会的反抗。现在中国每年出国旅行
的人数有上亿之多，出国留学的学生大概总有上千万了吧，这个时候，谁把中国的大门
重新关起来，谁就是人民的公敌。谁敢这么做？
正是因为中国对外开放已经不可逆转，中国就必须承受巨大的外部压力对内部的冲击，
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国和世界的各种各样的经济联系与交往，意味着
中国就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也是中国的一部分，现在再幻想构筑可以阻隔中国和世界
的万里长城，那是痴心妄想。面对这些逃无可逃的外部压力，当国者如何决断？聪明一
点，借助外部压力，主动因势利导完成内部改革，把挑战转化成一种发展机会，这大概
是一个比较聪明的做法。相反，如果面对压力来个高筑墙、深挖洞，重建一个封闭系统
，靠耗费内部资源来抗拒外部挑战，一定会出现难以预见的可怕后果。中国已经到了一
个临界点，毕竟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民智已经开化了，已经从一个争取民生的阶段
进入到了一个争取民权的阶段，基本的权利主张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就在过去半年
里，出了多少问题？我们可以预料，在这种巨大的外部压力下，主动变，还能掌握一些
主动权；被动地变，很难预料它的结果。
FT中文网：大概在2008年到2010年，「中国模式」的说法在国际上非常流行，当时还有
「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说法。10年后的今天，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显得相当
孤立。这次争端表面上看是贸易战，但骨子里应该还是制度之间的冲突。您觉得中国模
式还有希望胜出吗？
荣剑：中美之争从表面上看，是贸易之争，从深层上看，是制度之争和价值观之争。福
山讲过，未来的发展过程，是美国更像中国呢，还是中国更像美国？他还是很清醒的，
坚信中国会更像美国，尽管他对中国国家主义的发展模式有一种「羡慕嫉妒恨」。就国
内的各个阶层而言，对美国的偏好程度可能不一样，但我相信他们都愿意把自己的孩子
送到美国去上学，更不用说那些权贵家庭早已经完成了向美国移民的行动了。现在世界
上的制度和价值观之争，就是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展开，以前是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展开。
两大制度之争的结果是，苏联解体了，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了，中国难道还要重蹈苏
联的覆辙？
中国的国家主义的确是在2008年到2010年达到高潮。2008的奥运会和2010年的世博会是
中国国家主义的两场盛宴，当时大家都沉浸在民族主义的狂欢之中，连我自己当时也有
这样一种感觉，啊，中国真厉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拿出4万亿一下子给解决
了，充分体现了国家主义在应对重大危机时候的应变能力和高效力。我们在身临其境的
时候，会被国家主义的巨大能量所感染。现在不一样了，谁还会陶醉在国家主义所制造
出来的宏大气象中？从前年杭州的G20峰会，到去年厦门的金砖会议，再到今年青岛的
上合会议，场面极其宏大，极尽奢华，挥霍无度，但国民的反应是什么？几乎都是骂声
一片，民意已经高度不能容忍这种做法，当国者还指望用这种制造出来的盛世气象来换
发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和中国梦，那真是不知今夕为何年了！
再往回看，在2002年，章家敦说中国即将崩溃，国内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不是扯淡嘛
？当时我哥哥从美国打电话，问我有这可能吗？我说怎么可能！当时有许多美国学者也
认为不可能，哥伦比亚大学的黎安友教授，在2003年写了一篇文章，对中国即将崩溃的
观点持批评态度，认为中国的制度还很有韧性，有调适的能力。2010年是个转折点，国
家主义在这一年达到高点，之后就往下走了。一个原因是重庆模式。重庆模式的崛起与
崩溃加速了国家主义的破产。新左派由于和重庆模式深度捆绑在一起，导致他们一个重
大的学术危机，信誉被严重透支。重庆模式崛起以后，也引起了西方人的警惕，因为它
太过分了，国家主义回到了红色传统，进行红色总动员了。重庆模式破产之后，大家似
乎松了一口气，以为红色复辟不过就是昙花一现。没想到的，重庆模式并没有死掉，它
从一个地方性实验成为一个全国性现象。从2012年以来所发生的种种不可思议的变化，
表明人们的善良预期根本无法想象国家主义的恶性病变会以怎样的方式出现。
当国家主义的力量不仅试图扭转中国的改革进程，而且还试图改变国际秩序和国际主流
的价值观时，那毫无疑问的一定会引起整个国际社会的警惕。美国朝野共和民主两党，
美国左中右派，美国亲华反华派，前所未有地对中国达成了共识：要采取一切措施来遏
制中国的发展模式和中国的价值观在世界范围的扩张。邓小平原来确立的「韬光养晦」
的国际政策，为中国赢得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高速发展的20年，而美国人似乎也乐
意中国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发展，共享美国的丰富资源和经验，他们相信随着中国经济
的发展和日趋融入到世界体系中，中国会发生向民主方向的转变。但中国现在面向世界
的态度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中国非但没有转向民主，而且还要用自己的方案来改造
世界，这不能不让美国人集体警醒，他们感觉上当了，被中国忽悠了。中国在和美国的
百年马拉松竞赛中将要超越美国时，美国采取行动了。
中美20年的合作终结了？中美对抗开始了？世界新的冷战又要来了？不管怎么说，可以
肯定的是，中国将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国际形势和越来越沉重的外部压力。中国的内部
问题积重难返，中国的外部压力接踵而至，在内外交困之下，国家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如
何化解？中国的制度如何演变？
谁知道？天晓得！
六、儒学回到传统：以经术缘饰吏治
FT中文网：再请您谈谈新儒家这个阵营。最近儒家思想似乎又热了起来，新儒阵营的主
张是什么？
荣剑：新儒家有一个所谓儒学「三期说」，杜维明是提出这个说法的主要代表人物。他
们认为，儒学在历史上经历了三期发展，第一期从先秦至汉代，从孔子到董仲舒；第二
期从宋代到明代，所谓宋明理学；第三期是从梁漱溟到杜维明。这是以形而上学为建构
的儒学三期说。除了这「三期说」，现在还流行所谓「新康党」，包括蒋庆的政治儒学
。1949年之后，特别是经过文革的「批林批孔」运动，儒学在中国大陆几乎被扫荡以尽
，只在港台尚有发展余地。在港台，牟宗三、殷海光、钱穆等大儒倡导中国文化重建，
锋芒直指大陆的文化专制主义，主张儒学迎合世界民主潮流，由内圣开出科学和民主的
新王。后来余英时等人在海外依旧在做这个大功课，从80年代起至90年代，对中国大陆
学者，从儒学到自由主义，均有深远影响。90年代的中国大陆儒学的学术重建，从问题
意识、理论建构到研究方法，无不受之于海外儒学和港台儒学的重大启示。
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膨胀和所谓「中国模式」的巨大成功，中国大陆
儒学迎来了自我发展的良机。执政党将重振儒学作为建构新的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提供了复兴儒学所需要的政策支持，并通过国家基金的方式向儒学研究输送各种
资源。正是在这样背景下，中国大陆的儒学研究，学问不大，但口气越来越大，他们认
为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已经到来，儒学不是要开出科学和民主的新王，而是按照儒学早
已有之「儒宪方案」或「康有为方案」或「天下体系方案」，不仅改造中国，而且改造
世界。在儒学研究这些雄心勃勃的氛围中，甚至连李泽厚都被感染了，他在2011年宣布
：中国哲学该出场了。
从诸如「新康党」和蒋庆政治儒学的规划意图来看，他们所提供的重振儒学的计划和改
造中国与世界的政治方案，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超出汉代董仲舒的政治抱负。2010年我在
邓正来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辑刊》上发表了长达45000字的长文——《中国史观与中
国现代性问题》，其中我提出了儒学话语的三次转向。汉代儒学是对孔子开创的儒学的
政治学转向，董仲舒的政治儒学，不是研究义理问题和形而上的问题，而是为汉代政权
的合法性以及改制更化提供学理性证明。到了有宋一代，儒学才开始转向形而上的建构
，走向心性之学。朱熹学和阳明学，作为理学和心学的两个派别，都是通过形而上的建
构而走向外王之学。到了清代，儒学发生第三次转向，即从形而上学走向了朴学，也就
是走向了考据学。通过考据学，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知识学框架和一整套形式主义的话语
系统，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建立起儒学的一个「程序正义」系统，把从汉代以来的儒学
文本，特别是宋儒的文本，都置于「程序正义」系统中进行审核，以致许多被宋儒奉为
经典的儒学文本露出了不过是伪书或伪经的原形，从源头上戳穿了宋儒形而上学的虚构
性。比如，邵雍绘制的太极图是从哪里来的？是五代时期一个叫陈抟的道士伪造的。基
于一本伪书建立一个宇宙系统，不是扯吗？古文《尚书》里多少篇都被证明是伪书，包
括那个16字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所以说清代的学术正义
非常重要，它把儒学的文本系统做了一次大清理，由此彻底动摇了宋儒形而上学的学理
基础，儒学的形而上学成了无源之水了。
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谓的「儒学三期」都是围绕着形而上学建构而展开，这
个说法非常不靠谱，这样的划分是有问题的，至少是把清儒的学术贡献给有意遮蔽了。
从考据学的程序正义角度来看，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托古改制理论多是其对孔子的演
绎，在史学上站不住脚。康有为重倡今文经学，是要恢复汉代董仲舒政治儒学的传统，
但这个传统到了康有为这里就算到头了。康的学术结局和政治结局都很清楚，从康梁变
法失败后，他完全被淘汰出局，而梁启超因为理论及时转型而在民国初年仍有大影响。
在康有为之后，辛亥革命结束晚清帝制、中国开始现代转型后，儒学的政治功能基本上
已经衰竭。后来中国就是在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派别当中来回做尝试。到建国
以后就不用说了，儒家更没有位置。但是到今天，儒家突然面临一个重大机会，因为马
克思主义的学术合法性衰竭以后，执政党意识到，在重整传统思想资源时，儒学是一个
不可或缺的可以利用的资源，而且儒学在历史上长期起到了「以经术缘释吏治」的作用
。执政党重新倡导国学，为儒学复兴提供了一个重大机会。
儒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应该有一个新的发展，但怎么发展呢？是继续为现有的统治系统
的合法性提供证明，就像董仲舒在汉代所做的事情那样？还是按照港台儒学曾经做过的
那样，在儒学的现代转型中开出民主宪政的新王？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选择。我跟一些
儒学学者在讨论问题时，提出过判断现代儒学性质的三个前提。第一，你是不是认可宪
政？如果你认可，那我们就可以对话，因为在宪政条件下，所有思想都可以进行充分的
自由的交流。包括很多人都批评的儒宪，我觉得就可以和它对话，因为它倡导宪政导向
。第二，你是不是对现有的制度安排持批评的态度？是不是对国家主义持批评的态度？
如果你是持批评的态度，那就可以对话。如果你完全拥抱国家主义，那你就是国家主义
的工具。第三，你对当前所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能不能及时发表意见？如果你不能，那
你根本不具有一个公共职能。当年河南平坟运动时，秋风等一批儒学学者出来呼吁，我
当时对他们表示支持，后来他们又沦为国家主义的帮凶了。儒学如果能够在上述三个问
题上做出正确选择：坚持宪政导向，坚持批评政府，坚持在公共问题上发声，那么我就
认为它是可以对话的，是可以合作的。但现在看来，中国的大多数儒者在这三点上都做
不到，他们从宪政退回来了，他们甘愿成为国家主义的工具，他们无视现实中的问题。
蒋庆的那套东西，比如「三院制」，还提出要给孔子家族留一个天然的不可动摇的位置
，真是奇谈怪论！最关键的问题还是，现在这些风头正劲的儒者，倒是恢复了汉代儒者
的一个传统：以经术缘饰吏治。他们还达不到王安石的层面：「经术正所以经世务」；
更达不到龚自珍的层面：「凭藉经术以讥弹时政」。现在的儒学，向当国者献媚，和国
家主义全面合作，经术不正，又没有任何「讥弹」时政的勇气，孟子倡导的对独夫民贼
的决绝态度和士人所应有的浩然正气早已荡然无存。所以，现在我对儒学基本上是一个
负面评价。
FT中文网：我注意到最近「天下」的说法也比较热。在西方民主失序，中国快速崛起之
际，重提「天下」是为什么？
荣剑：实际上就是玩一些新的概念吧。我们刚才谈到过，一个学者需要依赖他的比较知
识优势，依据他的知识背景来提出他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来构造一个新的理论。当
然，「天下」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它大概就是中国一些儒者的传统再发现。西方的「威
斯特伐利亚体系」奠定了以民族国家为基石的现代世界治理体系。在这种被大家认可的
国际秩序下，民族国家之间是平等关系，以国际公法的共同约束来确保一个和平状态。
随着「中国模式」的崛起，一些中国学者觉得西方国家奠定的国际秩序需要做一些改变
，需要兼顾中国学者提出的一些新的概念，以显示中国在重构国际秩序时享有一个话语
权。
FT中文网：就是说，试图超越民族国家？
荣剑：是的。一些中国学者，比如说汪晖吧，就提出了帝国叙事和民族国家叙事之间的
对立。在他看来，民族国家叙事就是西方国家的历史叙事模式，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
另一种说法；而帝国叙事则是东方的传统叙事，代表着一种落后的即将被淘汰的历史叙
事。汪晖在谈到这两种叙事的差异时，还是羞羞答答的，他心里应该清楚，东方帝国模
式的确不能和现代性联系在一起。但在最近这些年里，一些新左学者在谈到帝国模式时
，则表现出一种理直气壮的态度，特别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里把汉代政权
视为一个现代国家制度，这对中国新左学者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一位叫郑永年的新加坡
学者——其实他一直在干着国家主义的活，就认为中国制度是「吾道一以贯之」，这个
「道」，就是帝国之道，是皇权之道，他甚至公开把中共的党权称之为「组织化的皇权
」。
既然帝国制度或皇权制度是一以贯之的，那么，和帝国相适应的国际体系就不能以「世
界」来命名了，而只能用「天下」这个概念，只有「天下」才是和帝国相配的。如果进
一步走下去，这些学者估计会重新提出「朝贡体系」。帝国居于天下之中，周边国家和
中央帝国通过朝贡体系而建立起一个天下系统。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世界新蓝图！中国
的儒者正在努力把它画出来。
「天下」这个概念在学术上不是不可以重新讨论，包括在其中注入现代性内容的可能性
是存在的。普天之下，不同的地域共同体，不同的民族共同体，不同的文化共同体，怎
么相处，的确是一个大问题。基于民族国家所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也并非是一劳永逸的
，目前正在经受着各种各样的挑战。联合国、世贸组织和其他一些国际机构，对世界的
和平建构作用似乎在不断地衰竭，解散或实际中止联合国和世贸组织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这样的态势下，中国对重构国际秩序究竟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做出什么样的新贡
献，的确需要思考。如果真的能建构一个和平的天下，那当然是好事。但是，中国学者
重新提出「天下」概念是基于什么动机呢？是中国中心主义？是朝贡体系？是夷夏之别
和夷夏之大防？如果是这些，哪个国家会认可这些东西呢？
「天下」概念的重新提出，以及对帝国概念的重新认识，都是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发生
的，这些概念肯定潜在着一种抱负，就是要建立中国在世界中的主导位置，用中国自己
的话语体系来对抗或取代西方的话语体系。我在写《中国史观与中国现代性问题》时，
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中国的学术研究是拄着西方思想的拐杖才能前行，丢掉这个拐杖就
没法走路了，包括我们现在讨论问题时所用到的基本概念，都是西方的概念。但这套概
念在中西对话的几百年时间里，应该说是有效的，是有助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沟通的。
中国按照国际公法所确定的规则，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进行各种交往，并没有损害中
国的利益，中国在这套规则的约束下实际上是获利的。所以，从目前来看，我认为「天
下」的提法很难为西方学者所接受。基于民族国家的国际秩序现在尽管遇到挑战，但远
没有到解体的程度，世界还是世界，天下只是中国的天下。
七、中国自由主义的理论成熟和政治成熟
FT中文网：我们该来谈谈自由主义了。您在上面谈到，中国的主义之争，主要还是马克
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争，儒学是被这两个主义共同边缘化了。但是，现在看来，自由主
义在中国的日子远远没有儒学这么好过，处处受到打压，包括您的言论在现实中一直处
在被限制的状态。对中国自由主义的现状和未来，您怎么看？
荣剑：中国从民国初年以来，思想和政治领域基本上被三大主义所支配：马克思主义，
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自由主义，以及自由
主义理念所主导的民主宪政实践，从民国初期的国会运动到国共之间的第三方力量再到
80年代以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践；儒学和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主义，代表着中国本土的
思想和价值重建。
我在《中国史观和中国现代性问题》这篇长文中，论述了这三大主义的竞争性关系。自
由主义从严复、梁启超开始，曾经主导了中国帝制终结以来的思想重建，中国知识人基
本上放弃了儒学这套话语体系，而转向用西方的话语体系来分析中国问题。从五四之后
，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话语经由日本传到了中国，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的推动下，
迅速在中国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核心就是阶级论、革命论、暴力论
，这套激进的话语体系比起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科学、民主和自由的观念，显然有着更强
大的动员力。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曾掀起了一场有关中国社会性质
的大讨论，当时论战的三方是国民党左派、共产党派和托派，他们都是用马克思主义的
话语参与论战。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话语成了当时思想界的主流话语，而要知道，那
时的共产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根本无法和国民党相比。马克思主义能够统摄中国左翼力
量，不是靠着暴力，而是靠着一种思想力。
1949年之后，马克思主义依靠暴力开路，完全控制了中国知识人的思想，不管是自由主
义还是儒学，在思想界都没有丝毫立足之地。直到文革结束，随着执政党思想解放运动
的兴起，自由主义和儒学又有了重新复兴的思想空间。执政党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外的思
想，有一个说法，叫「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这个概念大致反映了自由主义的
影响力。事实上，80年代中国民间的主流话语就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作为一个笼统的
框架，不仅包括自由主义者，而且也包括了后来独立出去的新左派和儒家学者。这个情
况和清末民初的思想变化很像，在儒学面临总体危机时，知识人先一股脑地跑到了自由
主义旗下，后来才发生进一步的分化。
FT中文网：按照您关于思想年代和学术年代的划分，中国自由主义是在什么时候才开始
自成一体，成为一个在理论上有着明确定位的思想派别？
荣剑：中国思想界的大分化肯定是起始于90年代初。进入了「学术的年代」，思想退场
，学术出场，并不是说思想没了，而是说思想以学术的方式展开。在80年代，自由主义
的关键词可能就是自由或自由化，而到了90年代，随着对自由主义的深入研究，人们才
知道在自由的名义下包含着不同的学理和学派。我写的《中国自由主义第三波》这篇文
章，是对一场自由主义讨论的总结和反思。所谓的自由主义「第一波」，主要就是指的
80年代以自由为导向的思想启蒙。「第二波」则是指9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学者所进行的
专门化的研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欧美自由主义的重要人物、著作、思想和派别，这些
研究让中国自由主义者对自己有了清晰的理论定位和明确的价值立场，那些信奉自由主
义理念的学者由此可以自我对号入座。比如，我就可以把自己纳入到罗尔斯或哈贝马斯
的范围里，而有些学者则成了坚定的哈耶克主义者。
FT中文网：在经过学术的年代之后，中国自由主义取得了哪些重要的进展？
荣剑：我认为，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思想和学术的概念，现在实际上已经演化为一个极其
广泛的公共概念，这是自由主义最重要的进展。一个普通人即使完全不了解自由主义的
基本学理，也不妨碍他从事一项自由主义的实践，比如，过一种自由自在生活，按个人
的意愿进行选择，尽可能维护自己的权利。刘军宁认为自由主义在90年代呈现的是「阳
性反应」，现在则是「阴性反应」；自由主义在90年代是闯入者，现在则是守卫者；新
左派的崛起是为了挑战自由主义所确立的思想秩序和社会构成，因为自由主义已经成为
了社会的「默认值」了，如果没有人出来挑战，自由主义就是社会的预设立场。刘军宁
还从当时的钓鱼岛事件中看到，网络上已经广泛地表达出理性的爱国主义或自由主义的
爱国主义，自由主义已经转化为普通民众的思想和呼声了。
这就涉及到一个重要判断，自由主义的理论成熟。理论成熟的标志可能并不仅仅是学术
界有了一些大部头的自由主义专著——理论建构的重要性无需赘言，而是说自由主义能
不能转化为国民的一种集体意识。中国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其实就
是自由主义的展开和实践。没有对私有财产的认可和保护，没有资源的自由流动和配置
，自由主义的理论建构就是无源之水。但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也不是
自发的运动，自由主义的「默认值」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由主义启蒙的产物。
FT中文网：自由主义在90年代和新左派之争，与新世纪以来的主义之争，是一个什么样
的关系？
荣剑：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在90年代展开的争论，大体上还是学术之争，包括当时的「读
书评奖事件」，是在一个学术共同体内因为对评奖规则的认识不同而产生了重大分歧，
后果可能是直接导致了学术共同体的破裂。但这至少表明，在产生重大分歧之前，自由
主义和新左派还是可以坐到一起，共同讨论一些理论问题或学术问题，尽管讨论不会达
成什么共识。进入新世纪的主义之争年代，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基本上就坐不到一起了，
即使是学术讨论，他们也是老死不相往来。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为什么有如此不可调和的矛盾？我的看法是，新左派进入新世纪之后
已经完全丧失了他们自诩的「左翼批判者」的角色，完全放弃了对现行制度安排的批判
责任，从而沦为了国家主义的积极鼓吹者。从2006年开始，「中国模式论」甚嚣尘上，
新左派积极参与到了诸如「北京共识」、「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各类理论产品
的制造中，尤其是在「重庆模式」的三五年里，新左派几乎全数沦陷，竞相奔向重庆，
最后沦为笑柄。在新左派向国家主义献媚时，自由主义学者则整体保持着对国家主义的
批判立场，自由主义的现实困境，一多半是现有体制造成的，他们对国家主义说不，自
然不能容忍新左派对国家主义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媚态。
我以前说过，自由主义原来是贵族的理论，是有产者的理论，而左派才是第三等级的理
论，是平民的理论。但在中国的现实中，自由主义者承担着为底层平民声张各项权利的
舆论工作。比如，今年初北京掀起「驱赶低端人口」运动，领衔签名声援底层群众的都
是自由主义学者，没有一个新左派。理论和实践的脱节，价值观的错位，对新左派而言
，是一个巨大的讽刺，这是他们向国家主义输诚的必然结果。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
在理论上未必能分出什么输赢，但价值观的高下之别，还是立马可见。
FT中文网：您曾经提到过中国自由主义的「致命自负」，也谈到了自由主义的几个短板
，这意味着什么？
荣剑：「致命的自负」是哈耶克对理性的批评，对计划的批评，我拿来提醒自由主义学
者需要有自我反思的精神。例如刘军宁提出过自由主义的「版本」问题，即不是要不要
自由主义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自由主义问题。我的理解是，「谁才是正宗的自由主
义者？」这个问题的提出，立意或许是为了高扬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将不属于自
由主义传统的那些思想杂质彻底清除出去，但是，这样做是否也是体现出一种「致命的
自负」或理论的「洁癖」？其实质是扩展了还是缩小了自由主义的边界？至少说，在话
语策略上是否恰当？
在2013年关于自由主义第三波的讨论中，许纪霖提到了自由主义目前面临的两个困境，
一个是民族主义，一个是民粹主义，在这两个领域，自由主义基本上丧失了话语权，处
在被动挨打的状态，而新左派恰恰是借助于国内的民族主义话语来不断地扩大其正当性
基础。当自由主义学者不屑于民粹主义的各种言行时，左派势力和重庆模式却得心应手
地大打民粹牌，用各种方式来充分动员底层民意，以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好像是
高全喜教授首先提出了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治成熟」的问题，他是不是说，自由主义的
理论成熟已经没有问题了，而自由主义的政治成熟依然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自由主义的理论在中国传播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它的价值观已经成为中国的「默认值
」，但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却一直处在失败状态，理论始终没有转化为一种政治制度安排
，其中的原因和经验教训值得自由主义学者反思。今天，在自由主义完全控制着中国思
想界的中场时，关键还是要看最后的临门一脚，只有把球踢进了球门里，自由主义才能
说具备了政治成熟。
八、走向「新时代」还是回到「二手时间」？
FT中文网：按照您的思想编年史的叙事框架，改革以来的思想、学术和主义似乎都是以
10年为一个时间段，每一个时间段都有一个关键词来集中表达它们各自最鲜明的特质。
第三个时间段即「主义的年代」似乎终止于2010年。那从2010年以来直到现在，又过去
了8年——接近10年了，您对这段时间怎么看呢？它是「主义的年代」的延续？还是说
真的进入了一个所谓「新时代」？
荣剑：10年一段的编年史叙事，套用马克思的历史学概念，不过是历史的逻辑叙事方式
，也就是把历史放在其最典范的形式上进行把握，而历史实际的上下文关系并非是截然
分明的。我们不能说在学术或主义的年代，思想的生产停止了，但主导80年代的思想启
蒙的确停止了。按照中国古代修史的传统，当代人不写当代史，可是在克罗齐看来，一
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究竟谁的史观更正确呢？我的看法是，中国的现代性叙事首先是一
种历史叙事，你看冯天瑜、秦晖、雷颐、张鸣、马勇、沈志华、金雁、朱学勤这些学者
，写的书都是历史，但都指向了中国现代性问题，充满着对当下的现代关切。
2010年可以被视为一个重要的时间之窗，国家主义在这一年里达到了高潮，全民几乎都
陶醉在国家高速发展所带来的荣耀中。但2011年在温州发生的动车事故，让国民开始警
醒，他们开始反思中国高速发展后面所存在的大量问题。当时网上流传着一个说法：中
国，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2011
年的动车事故，是一个标志，标志着国家主义的发展模式开始走下坡路了。重庆模式是
在2011年达到其高峰，在2012年因为王局逃馆事件而实际宣告破产，国家主义发展模式
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受到了沉重打击。随后就是最高权力的交替，国民充满期待的一个新
的10年开始了，至少我是期待，从2012年开始的10年将是80年代延长的10年。如果真是
这样的话，这10年是不是可以称之为80年代的2.0版？
现在可以做出判断了吗？从2012年开始的10年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年代？前些天朱学勤教
授在天则所做了题为「四十年和二手时间」的学术讲座。他把「二手时间」解释为新的
统治者只能在前任统治者的时间里运行，不敢或不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手时间，由此
判断，邓小平的改革开创了属于他自己的一手时间，但改革在1989年便已终止，以后在
改革名义下所发生的种种变化都不能称之为改革，只能算是邓时代的二手时间，至于当
下，那是毛的二手时间。朱学勤教授从「二手时间」这一独特视角来观察改革以来的历
史进程，是不是一种「时间政治学」叙事？我在对他的演讲做长篇评议时认为，时间的
改变或重新定位，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问题，涉及到一个新的统治体系形成的合
法性，所谓「改元纪年」是新的统治者上台之后要做的头等大事。因此，「新时代」的
提出，表明新的领导人想创造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时代，他想走出前任的二手时间。
FT中文网：朱老师的这个讲座，我去现场听了，讲得非常精彩，您对朱老师讲座的评议
也非常精彩，有您对「时间政治学」的独特看法。现在大家都非常困惑的是，「新时代
」究竟能不能创造一个新的时间，还是按您说的那样，中国还将长久地生活在二手时间
里？
荣剑：说实话，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对2012年以来的事态和趋势倍感困惑。我在美国和
美国学者讨论问题时，他们也倍感困惑，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手里拿着一把好牌不
打，反而要屡屡打出烂牌？按照任何的分析工具去分析当下的状况，你都会觉得这种状
况是无法正常维持下去的，如果这种状况还能维持下去，它的支持性条件究竟是什么？
那天在讨论朱学勤教授的演讲时，李楯教授提到了他的一个看法，中国的「人种」问题
，与之相似的是「苏维埃人」的问题，指的是特定制度安排下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国民
性。这或许就是一个解释。我的看法是，中国的国民性经历了两次大的灾难性炼狱，一
次当然是文革，第二次就是最近40年里在没有制度约束、法律约束和道德约束的市场化
进程中所形成的国民性扭曲。中国的道德系统已经整体性崩塌了。有这样的国民性，中
国还会有新时代？
FT中文网：那您说该怎么办？
荣剑：怎么办？我开不出药方，惟一可以做的事情，是自己搞清楚问题。那天，我和冯
天瑜教授在微信上讨论他有关明末清初三位大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相关思
想。冯先生指出：「科学、民主乃普世价值，并非专属西方，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包含这
类资源，我们不应忘却，而应将其作为与输入的德赛二先生相互比配、相互支持的内生
资源。那种民主制度、民主思想全然是西方舶来、中国自在其外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实
际。这种说法由两个极端发出：一者力主向西方学习，一概抛弃中国传统；一者意在阻
扰民主在中国实行，认为君主专制（现代表述乃『新权威主义』）是『中国特色』，中
国人只有承受此种特色的宿命。发掘并弘扬黄顾辈的新民本思想，是今日的一项有针对
性的工作。」
冯先生大病未愈，在病床上仍在思索中国之前途，为国人观察中国当下走势提供历史之
镜，其心拳拳，其言眷眷，令人感佩。我回复冯先生：「黄顾王三位大家的反思，在皇
权时代，达到最高峰了。顾说亡天下，是指人伦礼仪尽毁，这是蛮族统治的结果，而今
整个道德系统溃败，也需作如此观。黄氏待访，等待了三百余年，迄今仍未有大改观，
令人唏嘘。其实黄也不指望有人来访了，学者自己搞清楚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对后人
有一个交代。冯先生的理论著述代表着当今知识人的良知和良心，难能可贵。」
时代不管是处于盛世还是衰世，不管是处在一手时间还是二手时间，知识人惟一可以尽
心的是，不停止自己的思考。犹如韦伯在谈到以学术为志业的使命是：「单靠祈求和等
待，只能一无所获，我们应当采取不同的行动。我们应当去做我们的工作，正确地对待
无论是为人处世的还是天职方面的『当下要求』。」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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