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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结构的核心是“家”。这种“家”文化的结构可以用“忠”、“孝”、“仁”
、“义”四个字来概括。
这四个字之中又以“孝”为根本。“孝”维系了家庭与家族的基本伦理；“孝”的向上
延伸和扩展成为“忠”，整个国家是一个大家族，帝王就是头号大家长——不忠不孝是
十恶不赦的重罪，人人得而诛之；
“义”是家族伦理的横向扩展，“四海之内皆兄弟”——结党营私，结党夺权争利，是
儒家文化官场的传统文化；
而“仁”则是君主官吏或家族长辈对下的恩典，君主官吏或家族长辈被儒家当作圣人，
是永远伟大、光荣和正确，出了问题都是小人（即下级）的过错和责任。
“忠”、“孝”、“仁”、“义”是搭起中国文化结构的四根支柱，上下纵横互为支撑
，形成一个不可拆散的完整框架，衍生出中国文化中大部分意义、价值、伦理与道德的
体系。所以社会公德是不受重视的，自私自利衍生为团体、血缘和地域利益的亲疏，远
近，轻重和高下。所以任人唯亲是儒家这种文化的延伸；而强权就是真理，有权有钱就
有地位，只要有了地位，对于小人（劳动人民，下级和后辈）就会永远正确。
儒家构建的传统腐败文化的根源就是胜者为王，王者为圣，小人卑贱，败者为寇。
儒家文化对于公平和正义的蔑视是根子里的，对法律至上是万分敌视的，这就是中
华民族全民腐败的根源。
儒文化的劣根
改革打经济起步走，目标是建立现代社会。这就要政治、思想文化、国民性等各方
面统统地去旧图新朝前迈，哪一方面跟不上趟，现代社会建立之难就难于中国男足举起
世界杯。
尽管咱们的立国指导思想是泊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传统
文化的主流却是儒文化，而儒文化跟“平等、自由、博爱、创新”的现代社会基本精神
格格不入，必须被坚决清除。可事情很奇怪，清除的号角不光迟迟没吹响，这几年儒学
反借国学之名火起来了，孔老头这把“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李大钊语）又被涂抹得
金壁辉煌、花枝招展。这无疑大大地加大了清除的艰巨性、跟迫不及待。
咱们来说说儒文化的主要问题。特别是缔造者孔丘的问题，好打根儿上看清儒家到
底是什么。
一、极力弘扬等级观念，维护等级秩序，以君为本，媚上欺下。
中国的奴隶、封建社会都把人分等分级分门别类。除了大致分统治者跟被统治者（
官、民，贵族、平民，主、仆）外，还细分有十几个等级。儒家老大孔丘活在奴隶制要
玩完、封建制粉墨登场的大变革时代，原先森严的等级秩序那会儿有些松动，一些下级
也用上级才能用的礼、乐举行仪式、享受生活、负该上级负的社会责任。孔丘认为“是
可忍，孰不可忍？”说这是乱世，要治乱世只有一个药方就是“克已复礼”。意思是每
个人都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瞅瞅清自个儿的身份、地位，完了，严格照古礼法规定的
自个儿这一级的规范说话办事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谁
也不挣脱礼教的枷锁，社会就OK了。跟“克已复礼”类似，孔丘还提出“正名”的主张
，要为政者首先摆正大伙儿的名份，划分清等级，大伙儿都要严格遵守各自的名份，不
许违礼犯上。
“克已复礼”及“正名”是儒家核心政治主张，孔丘不光满世界宣扬，还言行一致
地亲自践行。在官运亨通前，做为鲁昭公的亲信幕僚，虽说自个儿没资格上朝，却替昭
公制定了一套可繁琐的大夫上朝下朝的礼仪。昭公强按着大臣们的头皮做了一阵儿，在
费时费力的折腾中，叫昭公显摆足了君威，叫大臣强化了自个儿的臣属意识。后来，孔
丘飞黄腾达当了县长，（那会儿国下面没省、市，县上头就是中央，县长是封疆大吏，
高干的干活）上任头件大事儿就是大修衙门，以树官威，以别民居，这种做法儿到今儿
还被可多领导学习。第二件事儿是在全县严查违反礼法的行为。严禁兜里趁钱儿但头上
没乌纱、没封号的群众出门象领导样坐马车，只许坐牛车；挂了只许用一个棺材，不许
象领导样棺材外再套个大棺材；吃饭不许用雕刻了繁华花纹的器具，不许欣赏八人及以
上表演的歌舞；穿衣料子不能太贵；身上不许佩戴够级别才能戴的贝呀、玉呀啥的，等
等。再后来孔丘调鲁国中央工作，青云直上历任司空（似农工水利部长）、司寇（公安
司法部长、警察总监）、大司寇（主管政法的副总理）、摄相（代总理）。满朝文武，
数他对国君、上官的礼最多、腰最弯，恭敬到了半真半装的战战兢兢、哆哆嗦嗦的地步
，叫同僚大呼恶心，但国君跟上官却很开心。身居高位，身处各国纷争的战争年代，他
不想着咋样礼贤下士、不拘一格招揽人才，以及锐意改革进取好赶紧富国强兵、保土卫
民，却仍把精力花在违礼纠察上。他发现鲁国世袭实权三大家族“三桓”的封县垒的城
墙都太高太厚，严重超标，跟京城城墙似的，人称“三都”，就调唆国君、迷惑“三桓
”，悍然发动“堕三都”的军事行动。结果引发三场内战，多少生灵涂炭，多少人民流
离失所，国家政权差一点儿被颠覆，城池差一点儿被齐国趁乱占领，国防实力大大削弱。
尽管孔丘重视以亲情为中心的人情世故，但在维护等级秩序上却到了不近人情的地
步。颜回是他公认的德行最高的**，淡泊名利，团结同学，记人好不说人恶，吃苦在前
，享受在后，搁社会上跟同学中广有贤名，威望大大地高，是事实上的学生班长。英年
早挂后，同学们剧烈要求稍稍厚葬，以彰其德，以寄哀思。可老头儿死活不叫，说颜回
同学一辈子没当过官儿，再贤也不过一介草民，贤而不贵只能薄葬，厚葬只有贵人才配
，哪怕他可坏蛋。他这话不得人心太，先前老唯他命是尊的学生这回没搭理他，硬给颜
回的小棺材外又套了个大棺材。老头儿就对着颜回的死尸哭着说：“乖呀，你地一辈子
守礼，死了死了地却违礼一回，使你德行地有亏。乖啊，这事儿你地甭怨老师，要怨就
怨你的同学吧。”搁他的老眼珠子里，等级远重于德行，最好的德行就是服从等级秩序。
儒家后来靠皇权撑腰，成为封建社会统治思想后，对等级的推崇越发起劲儿，使得
中国封建社会越往后等级越森严，平等越不提一词。等级观念越往后越深入人心，到今
儿，搁华夏儿女的脑海中依然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尽管嘴上已有时嘣出“平等”字眼
儿了。
在等级秩序中，君主是最高一等，是等级的核心，礼仪的极致。儒家的“三纲五常
”中最主要的是以君为纲、臣为目，纲举目张，一张大网就跟逮鱼样罩住了人民群众。
君是君主制国家的主人，唯一的主人，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
臣。”君跟民是主仆关系。君是一切礼法的原始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也是文化精英们关
心的中心。比方历来被做为重视民众标榜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语、的重心其实
在舟不在水。说这话的人最关心的是咋样叫水好好载舟，保证舟的安全才是目的，必要
时调节一下下水流甭使它太急了、堵塞了只是个手段，完全是为了甭叫水把舟弄翻了，
以便能舟行万里，舟行万年。这里舟才是主位、本位，水是次位、客位。亦即君是本位
，民是客位。
君主既然是一国唯一的主人，忠君便是所有的仆人对君主一个人的忠诚、敬仰，一
切人听命于一个人。对君主的个人崇拜，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而与时俱进地不断发展：
春秋战国时，国君、大臣还能围在一个榻榻米上商量事儿；到汉时儒生叔孙通制定了朝
仪，比孔丘当初定的严厉了可多，叫皇上成为一种大大庄严、大大肃穆、大大恐怖的权
威，君主高高在上，大臣见皇上时，有卫士在旁监视，甭管谁态度不合规格，比方偶尔
抬下头，胡乱放个屁啥的，就要被处罚，这使君主远离了大臣，更远离了人民，不过这
会儿宰相跟年老体弱德高望重的大臣还可坐着跟皇上说话唠嗑；到宋时，座位也撤了，
统统地站班、跪禀，常有体力不支的昏倒在朝堂上，成为一道政治风景，但这会儿大臣
还可自称为“臣”；到清时，不光要跪了，王公大臣也得口称“奴才”。大臣尚且如此
，更甭说普通人民了。总之，君主越来越高大、神圣，臣、民越来越矮小卑贱。
好不容易推翻帝制，建立了民国，没了皇上，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说“天下为公”
，不归一人一家私有，一劈头想发扬民主。可革命果实老被人抢，就又体味到忠的必要
，要求党员宣誓效忠他个人。完了，蒋中正也强调“忠于领袖”，搞党国一体，在国**
专制，在党个人独裁。完了，共和国开幕，咱们一度无限忠于毛主席，跟臣民喊皇上样
喊“毛主席万岁”，终于导致了“文革”浩劫。截止到今儿，最后一个被忠于的个人应
该是“英明领袖华主席”。直到改革开放、破除个人崇拜后，才只提忠于党和人民，不
再提个人。这是个可不小的进步，进这一步花了几千年，费老鼻子劲儿了。
君本主义助推个人专制、中央集权及国民奴性。皇权无限，一元独裁，民权不见也
不争，是中国灾难重重，举步维艰，终于落在西方屁股后头可远的第一原因。
跟以君为本并行不悖的是以官为本。官既是君的统治工具，很多官尤其一把手在自
个儿的一亩三分地儿里又是一个小君，在自个儿的天地里，自个儿的利益高于一切，啥
事儿自个儿说了算，要求下属跟群众忠于自个儿。如今正经的君本位没了，但官本位仍
市场广大，想清除不费九牛二虎之力恐怕不中。
为维护等级，弘扬君本，儒家宣扬愚忠，认为民对官、臣对君、下级对上级只能服
从，不能反抗，不配监督，甚至不能批评。孔丘说他特恶心在下位的说在上位的坏话。
如果上头实在坏蛋了太，一个有良心的人，应该温柔并尽可能婉转地劝谏一下下（孔丘
反对直谏，那可能直斥上非、强加于上，涉嫌僭越），上头不听，良心又不允你同流合
污，就只能拍屁股走人，而不能张扬上恶鼓动把上头掀翻。即便恶如殷纣——孔丘远祖
微子的弟弟，吃人肉喝人血了，孔丘仍然对伯夷、叔齐俩人拦住造反的周武王的骏马，
反对他以下犯上，等周武王革命成功后俩人不吃周朝粮活活饿死的行径，大加称赞，树
为忠臣标兵。这是赤条条地宣扬不辨是非善恶、只遵守名份等级的愚忠。孔丘认为周武
王有原罪，虽然同时又提倡承认既成事实，服从新的领导，以免新的革命，新的以下犯
上。至于恶人治下受煎熬的百姓，孔丘会充满同情地叹息，完了说那是你的命不好，命
该如此，认了吧，对这样的领导，该忠还得忠。
等级制度、君（官）本位必然导致社会不公，越往上权利越大越多义务越少，越往
下权利越小越少（直至无）义务越多。历代礼法都保护上层利益。撇开君主的权力跟利
益没边没沿不说，在臣民中，上等人能得赏赐的土地，下等人得不到，下等人要服劳役
，上等人不用。要是犯了法，依“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下等人当刑必刑，没得
商量，上等人除了极恶必刑，还可用钱赎，用罢官降爵、流放代。下等人杀上等人死罪
难跑，上等人杀下等人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搞一刀切。如果下等人是上等人的奴
仆，又有错，杀了大多白杀，如果不是奴仆，又没错，则处罚也轻于以下杀上及同等人
互杀，很少偿命。要是遇到民告官、奴告主、子告父、下官告上官，受理的人必须不问
青红皂白先把民、奴、子、下官打一顿或骂一顿再审，一旦有丁点儿不实，就是诬告，
罪加一等，即使定了被告的罪，赢了官司的原告，也有可能因犯上而被流放。
不光在实利上护上欺下，儒文化在态度上也媚上歧下。孔丘认为上智下愚，又说“
君子（上等人）之中，不仁的人是有的罢，但小人（下等人）之中却不会有仁人。”那
会儿的“君子”、“小人”主要指身份、地位，后来才指德行。还说“贫穷而没有怨气
很难做到，富有而不骄傲容易做到。”明显拍富贵人的马屁。可事实上，大多穷人是忍
气吞声地活着，大多富人是骄横拔扈地活着，孔丘的话整个一颠倒黑白。几千年中华文
明中，歌颂皇上、王权、上官的文章、诗词歌赋、曲、杂剧、京剧多如牛毛，一直是文
化的主旋律。儒家颂扬帝王说：“天子一人做件好事儿，就可福荫天下。”就连杜甫这
样关注民生的好诗人也写过不少阿谀奉承的诗。今儿皇上、王权没了已，但歌颂它们的
电影、电视剧、戏剧、书籍、乃至广告仍满眼都是，触目惊心。而上官仍在，唱颂歌的
仍如牛毛。
二、一元专制，禁锢思想。
孔丘有幸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思想解放，学术繁荣。
可他一旦掌权，就立马容不得他花他家。当上代总理第七天，老头儿就把法家少正卯先
生的脑袋剁下了，还命令在大街上暴尸三天。以后的儒生，也极尽排斥打压他家之能事
。汉代大儒董仲舒要求皇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成为封建思想的正统，
2000年不许任何人质疑挑战。儒生极不宽容，习惯我是你非，一是众非，不许人争辨，
谁的牙缝里嘣出半个不字，谁就是异端邪说，一律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利用他们掌握
的权势，除功名，断仕途，下监狱，砍头抄家，啥手段都使，实行思想文化上的白色恐
怖。鲁迅先生评论董仲舒的这招，比秦始皇焚书坑儒还要阴险毒辣得多。“百家罢后无
奇士，永为神州神祸胎。”此后，中国封建社会拜拜了“学术自由”、“思想解放”这
俩词儿。
儒家之所以能获专制政权的支持，一“花”独放，“香”飘2000年，是因为它的东
东符合专制政治的需要。专制独尊的思想文化跟专制独裁的政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狼狈为奸，使中国人跟西方人比起来，在专制的黑暗中呆得时候更长，更少民权、人权
。李大钊说儒文化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一点儿错的没有。事实上，2000年来的
精诚合作，已使鼓吹政治专制、一元的儒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很霸道的文化，而成为政治
的一部分，儒生不仅仅是思想门派，更是政权的骨干。儒文化是个政治文化。
当统治者用孔孟之道、孔孟之德治国，把国治理得每每哀鸿遍野、动荡不已时，儒
生仍不许非议他们的学说。他们把政治分为“理”跟“势”两部分，“势”指具体的政
策制度、人事等，“理”则是在“势”后支撑并制约“势”的一套理想模型、意识形态
跟文化价值观念，即孔孟之道。儒生认为“理”高于“势”，是万古不变的绝对真理，
社会走坏只是因为“势”没跟“理”完全吻合，批评者顶多只能说说“势”的坏话，唾
沫星子绝不许喷到“理”上，对“理”只能迷信、崇拜。这样，尽管中国政局不断变幻
，社会不断动荡，却始终掀不翻儒学的统治地位，没法打根本上彻底去旧迎新，没法新
生。且历次改革统统地败北，哪怕只是针对“势”，因为事实上“理”、“势”密不可
分，不革“理”的命，也难革“势”的命。
三、重政治，轻人文、人道。
孔丘出身官僚。没发迹前，好到处跟人说自个儿是“殷人”，而不说是“鲁人”，
意思是卖弄自以为高贵的血缘，可以追溯到殷天子。殷朝倒数第二个天子的儿子中，微
子打偏妃出，纣王打正宫出。后来微子叛国降周，被封为宋国开国国君，以后同族子孙
世代国君、高干的干活。为了分清支派，其中一个叫孔父嘉的大司马（军委主席）以孔
为氏。氏是姓下的分支，姓还是宋国君的姓，宋国君跟殷天子同姓，姓子，微子叛国时
没有叛姓。完了，孔父嘉在宫廷斗争中头被“咔嚓”掉了，他儿子逃到鲁国，后来这支
就姓了孔。到鲁后姓孔的身份打公室贵族降为一般贵族，几经沉浮，到孔丘他爸孔纥时
仍当了大夫。孔纥在鲁国首都曲阜城外有片封邑，他在那儿建了孔府大院，养活了一妻
二妾，九个小姐，两个少爷。孔丘是他老年纳小妾生的最后一个娃，是他的掌上明珠，
打小锦衣玉食，三奴五仆地伺候。孔纥挂后家道渐败，但孔丘心中早已把自个儿认同为
统治阶级的一员，早有凌云志要当大官光宗耀祖，重振雄风。
打少年起孔丘就屡叩官门，并做过几个小官儿，管过户口，收过租税，当过大贵族
的家臣。但到三十多了没啥进步还，老基层干部的干活，长叹息怀才不遇后不得不办了
所学校。当老师压根儿不是他的志愿，是他遂不了心愿后的一种现实选择：一来收学费
补贴家用，养活媳妇、儿子、闺女、牛马、仆人；二来传播自个儿的思想，扩大声名，
以期以社会贤达身份当大官儿，“曲线救国”，还可以此结交权贵。他事实上的第一个
学生南宫子容大夫（办校前结识的，没举行拜师仪式，但可折服他的口才一直叫他老师
，对他尽学生对老师的义务）就是鲁国当政家族“三桓”中孟孙氏的第二号人物，他娶
宋国大夫的闺女当媳妇也是这人保媒拉纤。在这人的强烈引荐下，孔丘早早就搭上了鲁
昭公的线，复礼的理论被昭公欣赏，常进宫唠嗑，陪吃陪喝陪娱乐，也能出出主意，编
个朝仪啥的，并常得赏赐。他去洛阳请教老子时，鲁昭公赏了他一辆马车，两匹马，两
个童仆；他喜得贵子时昭公特地送了条大鲤鱼作贺，“鲤”“礼”同音，孔丘立马给儿
子取名孔鲤，以谢君恩，以表推礼之心。可惜昭公只是个名义上的国老大，国老二、“
三桓”中季孙氏总理不待见孔丘，才使得他的愿望无法得逞。完了，昭公挂了，季总理
挂了也，定公继位，小季总理当权。南宫同学再向定公、小季总理剧烈推荐，加上孔丘
声名日盛，使他终得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五、六年打县长爬到代总理，实际主政鲁国
，真真地大权在握，炙手可热。然而他政绩平平，靠礼治既不能富国也不能强兵，又心
胸狭窄，滥杀政敌学士，惹得群臣反感。完了，定公跟小季总理也不再待见他，孔丘终
于在一月黑风高夜偷偷跟鲁国不辞而别，跟林彪出逃似地慌张。到外国后，老头儿也是
一直游走在高层，坚持不懈跑官要官，几度差点儿得手，又几度告吹。但各国大抵都把
他当名人、老干部待，官不给俸禄给，还可多，长期比照副总理级，应该说他跟各国当
权者的关系也算融洽。老了回国，被尊为国老，仍照副总理级关晌到死。在孔丘当官、
要官的同时，他的学生也或靠他的推荐，或靠自身能力纷纷从政。他在朝堂上放屁很响
时，儒门竟有五、六人当了县长，另有当总理府总管啥的，搁鲁国政坛形成了儒派。他
的得意**子路同学官儿做到跟从的马车达上百辆，家里存粮上万钟，最后死于宫廷政变
，子贡同学曾当鲁、卫俩国的总理。
老头儿挂后，鲁主亲自吊唁，流着眼泪鼻涕致悼词，叫他“尼父”（孔丘字仲尼）
，称他“圣人”，给他批了孔林，建了孔庙。有了墓、庙后，鲁国当地官员凡新到任的
，都要先来拜拜这死老头儿，完了才能处理政务，跟拜码头似的。汉以后各朝各代政权
都无比尊贵他，打刘邦起皇上们排着队祭他，直到不叫皇上但依旧独裁、终身的蒋介石
。唐时封孔丘“文宣王”，之后甭管皇上咋走马灯地换，他的王位不变，成为中国唯一
一个千年王。不光他，他爸在元时也被封为“启圣王”，他妈跟他媳妇都被封为诰命夫
人。他的嫡系子孙汉时已封侯，隋一度封公又降为侯，唐初封侯后升为公，宋封“世袭
衍圣公”，以后一袭几个朝代。袁世凯复辟时，曾让国给衍圣公，衍圣公不要，就加封
他为郡王，孔门到此已有三王。民国没王没公了，蒋介石又叫十五岁的小毛孩孔德成当
“至圣先师孔子奉祀官”，同特任官（政府部长及以上官员）待遇。一直到人民翻身当
家作主后，毛泽东认为孔丘反动透顶，大坏蛋一个，才没再给孔丘后人封官，也不去祭
孔。但这几年祭孔又死灰复燃了，先民祭后官祭，只是一把手还没去，千万甭去。
可见，孔丘的生前、一生、死后都跟政治、政权、政府打得那个火热，水乳交融，
他绝不只是个所谓的教育家、思想家，他首先是个政治家或叫政客。
孔丘除了亲身为政治服务，他的学说也主要为政治服务。他的主要言论，儒家经典
的主要内容根本就是在讲授统治术、驭民术，在勾画统治秩序以及为政府培养乖乖仔的
顺民。所以，老头儿才被政权如此青睐。隋唐以后，更拿“四书”、“五经”做为选拔
官员的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使儒生成了封建政权的中坚。历代莘莘学子信奉“学而优
则仕”，读书就为当官儿，混迹政坛。可以说，儒文化打形成起，就跟政治融为一体，
以后越融越密，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文化，而绝不只是个思想学术流派。
做为政治文化、官场文化，其主旨是为统治提供依据跟培养顺民，不重视人文、不
关注人性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孔丘从没鼓励人思想自由，个性解放，反老是教人克己，
循规蹈矩。尤其到了宋明理学猖狂时，更是公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彻底撕掉了
儒家裹着的“仁政”的遮羞布，赤裸裸地残害人性、鄙视人道主义。所谓“天理”，就
是封建道德、行为规范，即“三纲五常”那套，所谓“人欲”，实际上是人们正常的生
活需要。在一个历来强调忠孝服从，统一集中的国度里，到这会儿甭说身心自由、个性
张扬、人道关怀了，连基本的生存权都被打压、甚至剥夺了，人们被残害的程度再一次
大幅提高。这时的儒文化彻头彻尾成了统治工具。
宋明时“天理”具体是啥哪？举俩例子：一是宋起大力鼓励、后来就强迫女人缠足
，生生把脚扭弯、脚指头扭断；二是明皇命活人陪葬。这就是“天理”，这就是咱们这
个文明古国的进化，谁要解放女足，谁敢反对给皇上殉葬就天理难容。就这样，理学还
要带个“学”字，理学家的脸皮真比城墙拐弯还厚，后代进步思想家直斥他们“以理杀
人”，统统地刽子手，理学就是把血淋淋大刀。
四、重人治跟道德说教，轻法治。
古代有种观点，胡说人德行的高低跟他社会地位的高低（在官本位时代，主要由官
爵体现）成正比。儒家深信此胡说，广为鼓吹。他们主张“仁人政治”，就是由有德行
的仁人当统治者，最有德行的人亦即最仁的人当最大的统治者，反过来，谁当了最大统
治者，谁就是最仁的人，万一不是，就要想方设法教他成为最大的仁者，当天下德行的
榜样。在“仁人政治”的模式中，首先剥夺了广大下层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当家作主的
权力，因为孔丘说“小人之中不会有仁人”；完了，也不讲监督制约。一来所谓监督一
般是没权的、权小的对有权的、权大的人的监督，可这些没权的、权小的人比不上有权
的、权大的人仁义，他们不配监督，只要服从仁人的领导就OK了；二来以下监上非礼，
非礼即为不仁，“仁人政治”中容不得不仁的东东。这样，事情的关键就是找一个以及
一帮高尚的仁人当头儿，告他跟他们说只做好事，甭干坏事就结了，而不是用法律、制
度、民主监督啥的制约头儿，叫他、他们不得不高尚，不能、不敢干坏事。“仁人政治
”为后世人治猖獗、法治淡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基于这种认识，每当王朝昏乱、腐败风行时，一些有良心的“有识之士”就要站出
来痛斥社会道德沦丧，要求领导及大伙儿多读圣贤书，提高觉悟，见贤思齐。道德叫嚣
的作用搁当时是湿湿碎，搁长远是负的，为虎作怅。因为越强调道德就越忽视法治。因
为封建道德本身说到底就是维护少数权势者的利益的，这道德中有太多的上尊下卑、不
平等、歧视，叫人安分守己、听天由命，不许革命，不许批评领导，否则就是不道德，
而清廉仅仅是道德中的一朵小小浪花，等级、奴性、服从才是道德的核心。
这么一来，以权代法、以言代法、因人施法就没法不长盛不衰。法律常被束之高阁
，虽然这法律本身已经对弱势群体不公，偏向权贵富人了，实行中的长官意志凌驾于法
，更没了百姓的公道。这就难怪“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没权）别进来”的观念
，一直流行民间了。
完了，民主更是天方夜谭，搁“仁人政治”跟儿，道理上都说不过去。
五、顽固守旧，嫉创新如仇。
儒家打出世就有复古保守性。“儒”原是祭祀中的一个工种。正规祭祀可麻烦，除
主、副祭要上香、许愿、叩拜、献祭品，乐队吹打弹唱外，还有“史”协助主、副祭，
并记录过程；“卜”解卦；“巫”代向鬼神祷告；“祝”向鬼神歌功颂德。后来，又打
“史”“卜”“巫”“祝”中分出个“儒”，本职工作是报下程序，有点象司仪，有时
也肩负其他工种的责任。祭祀的对象除了天地，就是祖先、古人。孔丘打小就特喜欢祭
祀，他家离鲁国搞大型祭祀的太庙可近，那边儿音乐一响，他一滋溜就跑去看热闹了，
那边儿没动静时，他常组织小朋友玩祭祀的游戏。走上社会他的头一份工作就是当祭祀
乐队的吹鼓手，不久就为贵族人家当“儒”。完了，他的学生也不少人战斗在“儒”的
岗位上。“儒”这一古老的职业形象，活灵活现地标示出儒家的一些基本嘴脸：为达官
贵人服务；重仪式、讲排场；面孔呆板严肃，缺乏激情活力；粉丝古代，尊重先人，中
规中矩，厌恶创新。
儒家纲领性口号“克己复礼”的“复”是恢复、复辟，要恢复、复辟的是“礼”是
将要被当时的时代抛弃的殷和西周的礼法。孔丘从政、当政时，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维
护旧礼法，反对顺应时代潮流的土地租税改革等“非祖宗之法”。挂前编修的《诗》、
《书》、《礼》、《易》、《乐》、《春秋》，除了《春秋》在以《鲁春秋》为蓝本，
记录历史时，有自个儿的语言，曲折而不直接表达了点儿自个儿观点，算半编半著外，
其他基本是纯编辑的工作，就是古文献的删核、汇编，没自个儿的新东东。孔丘自鸣得
意地标榜他这种作法叫“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是传旧，“作”是创始，孔丘
只传旧，不创造。后来儒生都把“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奉为古训，谁要不述而作，怀
疑古人古文，就是离经叛道，大逆不道大大地。
孔丘还要求“君子有三畏”：一畏天命，要甘受命运摆布；二畏大人，即地位高贵
的人，做好奴才；三就是畏文王、周公等老爷爷传下来的典籍训诰，即圣人言，不可轻
易篡改加添。又说：“不踩着前人的脚印走，学问、道德就修养不到家。”后人对前人
只能亦步亦趋。到东汉时规定，知识分子辩论，发表文章，统统地不许超出他老师教他
的范围，这叫“师承”，超出了，不光学说成立地不能，还违犯法条，要打要罚。宋明
理学也剧烈强调尊古复古，以周公、孔孟为不变真理。凡此种种，使得文化人热衷于对
经典的注释、考证、汇编，不热衷于各抒已见。尤其在文禁最严的明清，成就了许多的
“全书”、“字典”、“大典”啥的。这种态度，扼杀人的思考力、想象力，叫人僵化
，文化成了一潭死水。这样做，有力保障了封建思想、封建文化代代传承，在中华大地
屡屡掀起复古热，阻碍思想文化推陈出新，及政策、法令随时代而变。几千年里，只要
时代跟古书不搭脉，就说时代错了，谴责“人心不古”，压根儿没与时俱进这一说。正
是在这种氛围中，王安石先生一句“祖宗不足法”才如石破天惊，变法才引来无穷大的
阻力，并最终玩完。不光他，历史上搞变法维新的找不出哪个有好下场的。
崇拜祖宗、厚古薄今深深溶入国民性中。连可多象阿Q这样最底层的草根都喜欢竖
起大拇指，晃着小瘦腿跟人吹：“想当年，俺祖宗……。”从个人到民族都好跟人夸历
史夸祖宗。悠久的历史中的确有有价值的遗产，可更有大量该淘汰的糟粕，给人负担。
毛泽东就认为一张白纸没有负担，才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我们
负担地太重了，减负地大应该，轻装地大应该。历史有时跟一个人的恋爱经历似的，越
多越缺少激情、活力。过份在意从前的厚重，常常使今日难以轻快前行。
六、鼓吹“亲亲”，重小团体利益，轻公共利益，重人情，轻正义。
中国人一直少博爱精神。尽管孔丘吵吵过“仁者爱人”，听上去挺美，可紧接着他
又说“爱有等差”。就是说仁者的爱并不是一视同仁地洒向人间，而是要分亲疏尊卑远
近：先爱君主、父母及老师等地位比自个儿高的；再爱兄弟、老婆孩子、族人、亲戚，
及地位跟自个儿相当的人；再爱朋友、邻居、老乡，及地位低下的人；再爱同国的人；
最后还剩余有爱，才给毫不相干的天下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是说在敬自个儿老人基础上，再推及别人的老人；在爱护自个儿的乖乖的基
础上，再推及别人的乖乖。是有顺序跟程度不同的。不能简单理解成“象敬自个儿老人
样敬别人的老人；象爱自个儿孩子样爱别人的孩子。”要那样该这么说：“老人老，如
同吾之老；幼人幼，如同吾之幼。”把爱分三六九等，跟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上人分三六
九等合拍。
“爱有等差”基本上是围绕自个儿向外划圈，离自个儿越近越爱，越远越不爱，爱
不同，对人对事儿的态度就不同，实际生活中自然而然地“亲亲”，即亲爱、维护自个
儿的亲属。“亲亲”是儒家提出的另一爱的主张，跟“爱有等差”相类，更强调家庭、
家族。为了落实“亲亲”，儒家提倡一家人不光要一团和气，互敬互爱，要是谁犯了罪
危害了社会还要互包互庇，才显得抱团儿。才好保持家庭稳定。孔丘周游列国时，在叶
县叶公曾跟他显摆自个儿家乡人民巨正直，说有个小伙儿的爹偷人家的羊，他是非鲜明
地站出来告发、作证，使偷窃者受到应得的惩罚，丢东东的找回了财产，实现了社会正
义。孔丘听完呲牙一冷笑，说：“我家乡正直的人跟贵家乡不一样大大地，我们那儿父
亲为儿子隐瞒罪恶，儿子为父亲隐瞒罪恶，正直就表现在这里头了。”后世法律依孔丘
的意思，明文规定亲属之间互相隐瞒犯罪事实的不论罪或减刑，而该隐不隐则要处罚，
谋反、亲属间互害除外。就是说君亲不能害，害别人随便、不管。公开鼓励人们自私，
为顾小家庭、小团体利益可以不搭理社会公义。
“亲亲”鼓励以人定是非，人情大于法，叫人多关心个人、家庭利益，少、不关心
他人、社会利益，做家庭人，不做社会人。这使得国民重私利轻公利，缺乏同情心、理
解心，也缺乏对公共事务的兴趣跟热情。可见，咱们的公民意识打老早就缺乏，就被刻
意地不培养了。难怪西人说咱们是个人情社会，不是个是非社会，难怪咱们处处裙带翻
飞，常常因情废法，每每不讲公德，难觅合格公民了。
实践中“父子相隐”的重点是“子为父隐”。当家的揭孩子的短尚说得过去，不构
成犯罪，当儿的揭爹的短就大逆不道了，必绳之以法。这里还是有个等级问题，还是不
能以下犯上。跟“子为父隐”类似的还有臣为君隐、徒为师隐、贱为贵隐、穷为富隐、
不肖为贤隐等等。“长者虽有罪，一夫敢生恨？”不光违法犯罪行为要隐，品行、才智
、健康、出身等各方面不好的地方，儒家都要求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儒家
认为必要的向亲不向理，向上不向公，必要的牺牲部分人（惯常是弱者方）的权益，必
要的牺牲社会正义、良知，是维护秩序应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搁他们眼里，秩序比
正义重要，人情比良心重要，尊严比真相重要，家庭比社会重要，狭爱比博爱更实惠。
当关注下层，关注公义，胸怀宽广的平民思想家墨子提出“兼爱”，号召不分血缘亲疏
地位尊卑平等爱人时，被儒家老二孟轲破口大骂为“禽兽”。因为他觉得人跟人一旦平
等，君、父的至尊统治地位就没法维持了。回望历史，这些为贵族服务的自诩为“正人
君子”的思想家，把“禽兽”思想家排挤出社会舞台后，其作为、后果，客观地说的确
不能把他们也骂为“禽兽”，应该是“禽兽不如”。
“亲亲”在破坏社会正义的同时，也使社会诚信缺失。要求人们为上位者隐，为亲
属隐，为名流贤士隐，就是明要你甭说真话，真话都不能说，何谈诚信？诚信总不能建
立在谎言的基础上吧？所以，可知儒家虽然有时也吵吵诚信，都是很局限的，必须服从
等级、亲亲等各种秩序，是为秩序服务的。这样的“诚信”是建立不起诚信社会的。
七、提倡愚孝跟男尊女卑，摧残人性、人生。
封建社会的核心等级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家的核心道德是忠孝。儒家宣
扬的孝道跟忠君相连，为忠君服务，由孝及忠，封建的家长制跟封建君主专制相辅相成
。孝道跟等级相连，为秩序服务，是奴性训练的一个重要方面。孔丘的学生、因为尊容
象他而在他挂后一度领导儒家的有若，曾直言不讳、洞若观火地说：“做人孝父母、敬
兄长，却喜欢触犯上层人物，这种人少有；不喜欢触犯上层人物，却喜欢造反作乱，这
种人是没有的。”
跟今儿的敬老在人格平等基础上的互帮互助、互敬互爱不一样样，儒家的孝完全不
管子女的人格完整，剧烈损害子女的正当权益，直至生命权，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
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孝”、“忠”都成了杀人的刀子。
来看几个传诵千古的故事。
孔丘的学生闵子骞同学打小没娘，后娘恶心他。冬天，后娘给自个儿亲生的俩孩儿
穿用棉花做的真棉衣，给子骞同学穿拿芦花做的假棉衣，看上去也鼓鼓厚厚的，就是不
挡风御寒。子骞同学冷得从早哆嗦到晚，也不找亲爹告状，不跟后娘的可恶行为做斗争
，不维护自个儿的合法权益。
有天他爹坐车出门，叫子骞同学搁前头赶马牵驴。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子骞
同学冻得拿不住牲口的缰绳，一会儿一掉，把他爹掉恼了，一马鞭抽他身上，瞬间芦花
打破的衣缝中纷纷飞出，跟雪花在空中纠缠。他爹这才大吃一惊，骂儿子蠢，为啥要忍
受摧残，不报告爹哪？子骞同学说揭露娘的恶是不孝，不孝是大恶，比娘虐待他还恶，
他不能作恶。他爹说回去就休了那坏女人，子骞同学忙跪雪地上拦住说，有她在，就他
一人挨冻，撵走她，俩弟弟也没棉衣了。
闵子骞被树为孝子标兵。可他这么做不光牺牲自个儿的合法权益，还不分是非正邪
，姑息养奸，置正义、善良于不顾，对恶行一味投降、包庇、纵容。
晋朝一叫郭巨的，一劈头也是有钱人家后生，爹挂后，他托大把家产平分给俩弟弟
继承，自个儿要个老娘来养活。后来，日子越过越紧，直到添了个宝贝儿子。瞅瞅白发
苍苍的老娘，瞅瞅快见底的米缸，郭巨摸着儿子红朴朴的小脸蛋，跟媳妇说杀了宝宝吧
，省下粮给娘吃。他媳妇超三从四德，忍着撕肝扯肺的疼，随丈夫到外面挖坑埋儿。搁
今儿郭巨杀人犯的干活，但先前他一直当模范。
儒家的“孝”还剥夺了子女的自主性，使其身心不能健康生长，人格不能独立、健
全，成人儿童化、依附化。孝子的婚姻、事业、置业等等大小事儿都要听从父母安排，
即使父母上天堂或下地狱了，也要“三年无改父之道”，也提倡遇事儿跟父母牌位请示
。著名的老莱子，七十了因爹娘还在，就事事顺从二老，且依然象小孩儿样承欢膝下，
穿娃娃的彩衣，摇拔浪鼓，躺地上蹬腿儿装哭撒娇。搁父母跟子女永远不能成长成跟父
母有同样权、责、同等人格尊严的独立的个体，父母老是要管辖、控制、或说统治子女
，父权扼杀了子权。
人们在家因“孝”丧失了自我的主体意识后，出了家门在国就很容易因“忠”使臣
民对君、下官对上官儿童化，依附于上，奴性于上，缺乏独立见解，人格跟心智残疾化。
跟老尊幼卑一样样，男尊女卑也为维护皇权专制跟等级压迫做出了卓越贡献。孔丘
一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为把女人打入被压迫阶层提供了依据。他当县长时，就
采取了男女分道而行的禁锢、圈养女人的措施，那会儿男人是社会活动的主性别，将女
人隔离于男人，就事实上剥夺了她们参与很多社会活动的权力。尽管历史上西方的女人
也被当做第二性，但跟她们比，中国女人受的歧视、压迫、残害更烈。多女共事一夫，
缠足叫西方歧视妇女者相形见绌；节烈牌坊，“男女授受不亲”更是害了一拨又一拨女
人。比方熟读“圣贤书”的著名清官海瑞，因他5岁的小小闺女肚肚饿了，随口咪西了
男仆递上的一块饼，就逼她绝食7天，活活饿死，叫人拍案叫惨。完了，女权运动咱们
也比西边开展晚，且开展之初也得益于西方文化的冲击。总之，中国女人的火坑比西方
同性既深，跳出来的又晚。
八、倡导愚民政治。
一般地，教育家是开启民智的，孔丘顶着道教育家的光环，说他愚民估摸可多人会
替他喊冤，这就首先得说说他的“教育”到底是啥玩意儿。
春秋前学校大抵官办，是真正的免费教育，不光不象今儿的学校样巧立名目乱收费
，还倒贴一顿午饭，不过只收贵族子弟，是实打实的贵族学校。课程是教授士大夫要具
备的六艺：礼（礼法）、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书（书写）、数（算
术），教材主要是《尚书》、《周礼》、《易》、《诗》等古文献，教育的目的很明显
就是培养后备统治者。孔丘做为贵族子弟，接受了正规的贵族教育，吃了好几年免费的
午餐。以后他自个儿办了学校收了学费，可说是开了民办教育跟教育产业化的先河，但
他的教育却不是为民而是为官的。他虽提出“有教无类”，叫富而不贵人家子弟也能上
学，扩大了受教育的范围，可教育的内容、目的却跟官校一丘之貉。仍是官校的课程、
教材，仍是为统治者培养后备军，学以致仕，只不过相对扩大了统治者的阶级基础而已
。而且，由于有学费的门槛，广大无钱无闲的劳动人民的娃娃仍然进不了教室。总之，
孔丘的教育实践并不能真正提高人民尤其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也不能给他们的生活带
来福音。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孔丘拿过教鞭就认为他一定不主张愚民。
事实上，对广大民众，孔丘主张不必要教给他们太多知识。他的一个县长学生在治
下大力普及礼乐教育时，他说“杀鸡焉用宰牛刀”，讥他使劲儿过了，应当“礼不下庶
人”。庶人没必要懂得太多，知道太多，多了不利于统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他反对晋国铸刑鼎，把法律条文完全公之于众的做法，认为百姓不配跟领导掌握相
同的信息，级别不够。这种态度有助于中国的暗箱政治，阻碍政务公开，有助于专制，
阻碍人民参政议政。
愚民政治的另外表现是通过忠孝奴性训练、等级秩序、文化政治上的尊古、专制等
方法，最大限度压缩个人空间，泯灭个体的主体性，使个体成为无思想少主见的工具，
以便奴使。正如尼采先生所曰：“不能服从自己的，就将会被命令。”这方面，儒家做
得超级棒。
九、重文轻理、轻武，重脑力轻体力。
孔丘他爸武将的干活，士大夫“六艺”中“射”“御”二艺顶呱呱。孔丘不似乃父
，虽说个头跟他爸一样“小巨人”，可甭管上学还是教学都偏科礼乐。他挂后，儒生把
《诗经》、《尚书》、《礼仪》、《易经》、《春秋》跟音乐，称为“新六艺”，开除
了原先“六艺”中所有非文科项目。以后，儒学当道，学生们的课程主要是“六艺”加
“四书”。军事、体育、自然科学不登大雅之堂了，搞得书生及打书生上去的士大夫越
来越文弱、发酸。文史以外的学问、技艺被叫做细枝末梢，雕虫小技，为人不屑，这些
方面突出的人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跟巍峨如泰山似的文史书籍比，咱们的军事、经济
、自然科学的书，只能在山脚下堆个土包。文史之滥，无疑对汉民族打仗常败给他族乃
至他国、及科技落后误国、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缓慢，贡献大大的。
话又说回来，尽管跟理工军经比，咱们的文科发达，可正经的哲学思辨，逻辑推理
却又欠发达得很，远落后西方。在毛泽东全面移植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前，中国几无
大哲学家。儒生们拿手的是道德说教，只教人服从，不教人思辨、推理。
传统文化在不能平等客观地对待文理军工经的同时，也不能平等客观地对待脑力劳
动跟体力劳动。儒家看不起劳动人民，认为“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
人”。从理论上就剥夺了劳动人民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力，只赋予他们被治理的“权力”
。孔丘曾骂跟他请教种庄稼种菜问题的樊迟同学是“小人”，说“君子”是不屑干这种
活计的。后来，他在周游的路上则被“小人”骂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
劳动人民也看他不起。
千百年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脑力劳动不论在地位、名誉、报酬上都
比体力劳动优越。直到今天，体力劳动者仍然没有获得与脑力者同等的尊重和人格尊严
，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仍没被正确认识，劳动价值仍被严重低估，他们从社会得到的回报
普遍小于他们为社会的付出。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被扭曲，脑力劳一得二（与权力结
合的脑力劳一可能得十、得百……），体力劳一得半。甚至，他们的国家主人翁的地位
也在事实上受到了挑战，他们得不到跟脑力者同等的话语权。对体力劳动者的歧视，长
期、并仍在破坏社会的公正、公平、和谐。
十、轻信仰、重俗世。
儒家信天命不信鬼神。他们认为人外有天帝，老天爷主宰国家、君主、及每个人命
运，主宰万事万物。皇上做为天帝的儿子代表他管理世间，天子的权力既然受命于天，
更变天子也只能由天不能由人，这为帝王统治提供了堂皇的依据，有利其江山万代。做
为一般人，儒家说人的命，天注定，“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要求人们“畏天命”。
特别希望穷人贱人安分守己，甘于贫贱，甘于不平等，甘于被剥削压迫，反抗的不要。
但人挂了也就完了，人死如灯灭，没有来世，没有轮回。人们既不期盼上天堂享永
福，也不怕下地狱受永刑。跟咱们不一样样，西人大都相信人死了不算完，这辈子干的
好事坏事到挂时一块儿算总账，好人上天坏人入地，今生在可大程度上是为来世做准备
的。这样，他们行善多了种动力，做恶多了种恐惧。尽管唯物主义认为天堂地狱是虚构
出来的，但在人们的觉悟还未提高到极高程度时，这种说法的确起了些扬善止恶的作用
。而咱们只信今生不信来世，少了种行善的动力，少了种做恶的恐惧。人们只重今世的
安逸，淡薄理想、未来，缺乏忏悔精神。
当然，宗教的硬伤也可明显，比方其整个体系是建在唯心、非科学基础上的，不真
实性终将被人们认识到；易导致狂热、偏执，当宗教跟民族问题搅和到一块儿时，更叫
人不冷静，如咱们西藏的问题；还有其上层也跟世俗权贵一样常将权力利益化，欺压剥
削下层民众等。宗教是把双刃剑。
儒学之恶不止上述，还有散布中庸，鼓励人不敢为天下先，繁文缛节泛滥，过重婚
丧等仪式浪费钱财，叫人好面子，说话办事好绕弯不直率扎实，文过饰非等等。
总之，正如陈独秀所说：“别尊卑、重阶级、事天尊君，历代民贼所利用之孔教”
，是导致民族衰弱的“物事”，“其害无穷”，“要拥护德先生（民主）又要拥护赛先
生（科学），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鲁迅也说“中国国粹”“等于放屁”，“
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
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今儿“国学”者们，不知是“可恕”的，还是“当得永远的诅咒”的。“国学”的核
心说到底是腐臭的“四书”“五经”，尽管一些“国学”倡导者结合时代对其进行了些
“新开发”，但换汤难换药。比方对《论语》，有人刻意张扬其中的做人智慧，搞得《
论语》跟碗心灵鸡汤似的。姑且不说孔丘的可多议论并不是针对所有国人，而主要是针
对上流人士所发，将其引为针对一般人是种误读，掩盖了其中的阶级性，更主要的是，
只要受到煽动一读《论语》，大多数人就难免受其追求的封建政治、封建道德的影响，
因为这才是《论语》的中心价值、主要内容。对主张现代精神，致力建设现代文明的人
们来说，读经所得者甚小，所失者甚大，是一桩赔本生意。
李大钊曾说“自由的敌人”，“惟皇上与圣人而已”。笔者觉着，不光自由，几千
年中国最大的祸害，前进最大的敌人，“惟皇上与圣人而已”。请大伙到啥时候也甭忘
了“五四”先锋吴虞的话：儒家思想“祸国殃民，为祸之烈，百倍于洪水猛兽也。”陈
、李、鲁、吴“打倒孔家店”的喊声犹在耳，他们未竟的事业急需进行到底。
当然，尽管做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国粹的主体的儒文化地地道道是奴性文化、
专制文化、吃人文化、亡国文化，但中华文明绝非一无是处。好多不受或少受儒家束缚
的人们书写了灿烂的篇章，对中国的进步及世界文明做出了大大地贡献。比方思想上的
老子、墨子、韩非子、王充、李贽、黄宗羲、戴震、龚自珍、邹容、李大钊、鲁迅、毛
泽东；文艺上的陶渊明、李白、关汉卿、汤显祖、吴敬梓、曹雪芹、蒲松龄、吴道子、
徐悲鸿、郑板桥、周星驰；科技上的祖冲之、张衡、郭守敬、郦道元、僧一行、毕升、
沈括、宋应星、徐光启；革命上的方腊、钟相、洪秀全、孙中山、秋谨、方志敏、董存
瑞；还有孙武子、张骞、郑和、文天祥、雷锋、王进喜等等。我们的四大发明、中医中
药、瓷器、丝绸、茶叶、围棋、中华武术、相声、剪纸、泥塑、杂技等民间艺术、敦煌
壁画等等，都是人类的魂宝。
今天，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决抛弃腐朽传统文化的同时，咱们还应扔掉狭隘的
民族观念，放开眼界跟胸怀，面向世界，实行拿来主义。不只是经济，政治、思想、文
化各方面都应开放。民族的精华是属于世界的，反过来，世界的精华也应当被各民族充
分汲取。一切人类皆兄弟，兄弟的好东东自然应当拿来为我所用。实际上，共产党应该
是最拿来主义的政治力量，因为不拿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拿来主义需要魄力。瞅准了就痛痛快快地拿来，不要肉肉叽叽地想
再搞啥中体西用那套，那套已经被历史证明不中。因为所谓中体是君（官）体，而现代
社会是民体，二者水火不溶。
不同的文化适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人们对社会的影响力及彼此关系的平等程度
看，人类社会大致是照这么个循环走的：早期个人时代（氏族部落以前；每个人对社会
的作用大致相当，各人以个人为中心，人跟人平等；是横向社会。）——早期平民时代
（氏族部落时期；除少数被剥夺者外，大多数社会成员共同决定社会走向，大致平等；
是以横向为主的社会。）——早期精英时代（部落联盟、城邦共和国、奴隶制早期；少
数领袖主导社会，有明显的阶层，贫富贵贱差别明显；是以竖向为主的社会。）——君
主时代（正式国家建立、奴隶制后期、封建制时期；一人一家主导天下，阶级等级森严
，贫富贵贱极其悬殊，社会极不平等；是竖向社会。）——精英时代（资本主义、初期
社会主义时期；是以竖向为主的社会。）——平民时代（社会主义时期；是以横向为主
的社会。）——个人时代（共产主义时期，这时个人最自由，人人最平等，是高层次的
横向社会。）今儿世界上除少数国家还在君主时代外，大多国家在精英时代。
咱们也在精英时代中，并正向平民时代发展。传统的儒文化产生于、很适合、很服
务于君主时代，加强了中国君主时代的残酷、腐朽，并在一定程度上拉长了君主时代，
阻碍了精英时代的到来，到今儿已完全过时、腐朽、反动。如果死抱住不放，必将拖缓
社会向前的脚步。同时，可以预见，儒文化的复辟，必将失败，跟螳臂当车似的。
为啥改革之初没人提孔老头跟儒家这碴，到改革快30年了，硕果累累、形成了一些
新的利益集团时，忽如一夜风雨来，儒学沉渣突然泛起哪？翻翻历史画卷就知道，这事
儿其实并不奇怪，类似的一幕曾多次上演。孔丘身处社会变革时期，因为主张守旧一劈
头老不被当权者用，后来好不容易当政了但政策误国误民，不得人心，不久就下台了，
完了到各国也被创新图变、奋发竞争的各国弃。直到汉皇一统天下后，才请他出来当维
护统治的法宝。以后，每当社会大变革时，革命者（比方各朝开国皇帝、农民起义头头
等）都不感冒孔，把他扒拉到一边儿凉快先，但革命一成功，江山一坐上，就又抬出他
来，请儒文化当立国的指导思想，以保既得利益。因为他们都明白儒家“无革命之力，
有维护之功”（五四时批孔语）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因此，咱们要擦亮眼睛，瞅清儒
文化的危害，警惕一些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在弘扬传统的幌子下攫取改革的成果，以尊
孔之名，行阻碍深入、全面改革之实，以免改革半途而废，以使现代社会早日、扎实地
建设起来。
外儒内法养猪狗——自由主义漫谈选段
文/专烤填鸭
先秦时的文化遗产
在此首先申明：对古代所有思想家，笔者都持尊敬态度，所有的批评只对思想不对
人。
再看先秦时的社会文化遗产。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给后世留下了《论语》等四书五经
；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给后世留下了治国谋略《商君书》。而秦以前，孟子说：“杨朱墨
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虽然这话可能有些夸张，但足以证明，
那时的确是百家争鸣的社会氛围，然而儒家并不入流。
而秦国，自商鞅以后，以法家治国方略，取得了横扫六合的成就，所以，夺得天下
之后，秦国焚书坑儒，使其他学说，在秦国的政治舞台上基本绝迹了。然而，仅仅十五
年，法家所建立的家业就破产了。也就是说，诸子百家的帝王之道，都不足以维持帝王
政权的稳定，都不能使帝王的江山万年红，都不足取。
所以，灭秦以后，西汉吸取了秦王朝的经验教训。在汉初大力推行“黄老之术”，
与民休养生息的利民政策。但是，在“君弱臣强”的形势下，使诸侯王的势力急剧膨胀
，对汉皇权构成了极大威胁。于是，欲采用儒家学说。然而，汉朝统治者，也认识到单
纯以儒家学说来治理国家也是行不通的，虽然独尊法家的秦亡了，但秦横扫六合的业绩
是法家创造的，是不可否认的，只有用儒家配合法家的严刑峻法才能富国强兵。于是，
董仲舒在强调法制的基础上，把儒法两家揉合为一体，既主张“以教化为大务”，又主
张“正法度之宜”，其实质就是儒法结合，即“外儒内法”。
外儒，给统治者披上一层仁德的外衣；内法，则为统治者的专制统治提供了血腥的
后盾。从而，为统治者提供了一条软硬兼施的政治手段。然而，历史还告诉我们，即使
外儒内法，软硬兼施，统治者的江山也没牢固，汉朝也随着统治者一起灭亡了。
然而，让现代人不解的是：
为什么后来的王朝，明知“外儒内法”保不了江山而且会断子绝孙，却依然前仆后
继，屡蹈覆辙呢？
下面我们先看看法家都有些什么东西，使历代统治者如此着迷
前面提到过，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利出一孔”，使天下只能有一种民，“入使民
壹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民壹则农，朴则安居而恶出。《算地》”，就是说，使民
即能种地又能战争，使其愚昧安居而恶出，用户籍制度将他们控制的农田里，即能为统
治者创造财富，又能为统治者保江山，只能听从统治者摆布。
我们来看看法家是怎么做到的。
《商君书》开篇便说：“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
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更法第一》”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场景：三位大夫侍
奉在孝公的面前，探讨着变法的原则，寻求着“驱使人民”的策略。从后续的文章里我
们可清楚地看到：国，是君主的家国；所有法律都是为了君主的利益，人民仅仅是国君
驱使的某种动物！
1、愚民：
《说民篇》曰：“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
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辩慧，乱之赞也
。”由此看，《商君书》认为思想、学术、文化不利于富国强兵，甚或导致亡国。究其
原因，是因为，民众受了教育，就有了思考的能力；有了思考的能力，就会对政策产生
质疑，如此则会损害君主的权威和尊严，破坏统一的政治格局。所以，必须愚民。
2、利用流氓、流氓政治
《说民篇》曰：以良民治，必钆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白话是说：利用善民
来治国，国家必乱，终至于削灭；利用奸民来治国，国家必治，终至于强大。可见《商
君书》这种权术必造成流氓政治。以流氓来压服良民百姓，以小人的勾心斗角来实现互
相的纠察，这就是专制君主用官的方法。以奸民制，百姓就会只反贪官，不反皇上，所
以：“以奸民治，则民亲制。”
3辱民、弱民、贫民
《弱民篇》曰：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
民，则轻死。故战事兵用曰强。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治民羞辱以刑，战
则战。民畏死、事乱而战，故兵农怠而国弱。白话为：人民地位卑弱就会崇尚爵位，怯
弱就会尊敬官吏；贫穷就重视赏赐。朝廷用刑法统治人民，人民就遵从；用赏赐来奖励
战争，人民就会轻视死亡。因此临战严整、士兵全力以赴，就叫强。民众有自以为荣的
尺度就轻视官爵，鄙视官吏；人民富裕就看不起赏赐。治理民众，以刑法使他们知道何
为真正的羞耻，战争时他们才会出战。民众贪生怕死，政治纷乱，而去与别国交战，兵
众与农民都会怠惰，国家力量就弱。
4、制造恐怖社会
《弱民篇》曰：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
。故民之所乐民强，民强而强之，兵重弱。民之所乐民强，民强而弱之，兵重强。故以
强，重弱；弱，重强。王。以强政强，弱，弱存；以弱政弱，强，强去。强存则弱，强
去则王。故以强政弱，削；以弱政强，王也。白话为：政策建立人民所憎恶的东西，人
民就弱；政策建立人民所喜欢的东西，人民就强。人民弱，国家就强；人民强，国家就
弱。人民所喜欢的是人民强；如果人民强了，而政策又使他们更强，结果，兵力就弱而
又弱了。人民所喜欢的是人民强；如果人民强了，而政策又使他们转弱，结果，兵力就
强而又强了。所以实行强民的政策，以致兵力弱而又弱，国家就削；实行弱民的政策，
以致兵力强而又强，就能成就王业。用强民的政策攻治强民和弱民，强民是仍然存在；
用弱民的政策攻治弱民和强民，强民就会消灭。强民存在，国家就弱；强民消灭，就能
成就王业。可见，用强民政策统治强民，国家就会削弱；用弱民政策统治强民，就能成
就王业。
5、统治者的流氓手段
《去强篇》曰：“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富者贫，国强。”。
如此，想叫谁富谁就富，想让谁穷谁就穷，在这穷富折腾期间，君主的权威就显现出来
了。君主大权独制，使百姓如握掌上，以君主来控制政治及社会的一切，令百姓及官吏
的富贵之途皆出于君主之手。例如商鞅用法律手段设些圈套，废除世卿世禄制度。规定
除国君的嫡系以外的宗室，没有军功就取消其贵族身份。更显现：国，是君的国，“以
一家制万家”，万家必须低贱，以-“利出一孔”达到：“入使民壹于农，出使民壹于
战”。
以上是《商君书》几万言里的几个小段。
而《商君书》如此直白“愚民、贫民、弱民、辱民”，“利用流氓、和流氓政治”
，“制造恐怖社会”的手段，比比皆是通篇随处可见！
然而，这些统治章法，秦以后，并没有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统治者的法律上。但是，
知道一些历史和近代史及现实的，都可以在统治者的行为上，随处看到。
看完这些统治秘诀，我们已经出离愤怒了，那么，暂且消遣一下。
你养过狗么？你看过别人养狗么？你知道怎样训练出一条听话的狗么？
哈哈，如果你看过《商君书》就会无师自通。而且，非常简单。
1、愚民：狗天生就是“愚”民。
2、贫民：狗天生很“穷”，所以你只需保持它穷的现状，有吃的就行，切忌，不
能给狗设立存食物的库房。
3、弱民：狗由于“愚”和“穷”缺少食物，天生怕主人
4、辱民：狗在不听话和不懂话的时候，打它、骂它，再教它，它会更崇拜你。
5、利用流氓：狗本身就是没有是非观念，是仅仅听主子口令的流氓，主子即使在
强奸妇女，只要让狗把门，它也会赤胆忠心。
6、流氓政治：狗本身就有流氓本性，想让它只听主子的，就不能设立长期有效的
法律，设立了，它也没记性，球都不顶，主子完全可以指鹿为马信口雌黄，朝令夕改，
一意孤行。
综合以上六点，养狗很容易，只要不让狗有存款，有存食物的库房，即使它的猎物
，也一定要充公，让它每天都为食物犯愁。不然，你手上的诱饵，就不起作用了。不能
让它有属于自己的家，它就会把主子的家当成它的家誓死保卫，你在家可以随便干坏事
。这些如果你都照做了，你管理成千上亿的狗，对你只会有利，不会有害。我们可以推
断：法家人物，从管子，商鞅，韩非，李斯，大概他们都曾是养狗天才。
我们还应看到，法家的“法治”与西方的“法治”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
。西方的法治，其基本的理论是天赋人权，而法家的法治，其基本是针对西周而来的礼
治。西方的法治与民主相联，以自由为基础，并以法治来捍卫自由；而法家的法治是以
君主专制独裁为主的中央集权，法律的权柄完全操持在君主手中，是君主实行专制统治
的工具与手段；西方的法治以权利为核心，它的作用是用来保障公民的权利，而法家的
法治是以惩罚为核心，是辱民的手段，是要达到把人训成狗的目的。
笔者曾伦说：“帝王之道，就是以一家，制万家的流氓手段”。就是说，《商君书
》就是“把人训成狗”的秘诀而已。
下面我们再看看儒家的帝王之道。
儒家是怎样“以一家制万家”的呢？
儒家干脆地认为“君权天授”。和法家一样，认为家即是君子的国，国即是君子的
家。儒家的思想，就是治理家国的方法。
在《孔子家语；郊问》篇中，鲁定公问道：“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
？”子曰：“万物本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
，圣人则之，效所以明天道。”孟子曰：“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
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荀子曰：“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
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在这些文本中，“天”以万物之源的姿
态出现，一切尊卑贵贱是天定的，非人力能够左右，君主的权力有上天赐予，其地位不
可动摇。在此“君权神授”的基础上，儒家更提出了三纲五常的伦理支撑。
儒家确立了君子至高无上的领导权之后，怎样听从君子的领导，就是说它的核心思
想是什么？那就是“仁政”，百姓怎样服从“仁政”呢？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
也就是说，克己为首要，克己为了复礼，克己复礼就是仁的表现。
那么礼是什么呢？
“礼”就是社会制度，就是道德与法律
“礼”的内容很宽泛。粗线条就是：三纲五常。“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
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
、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纲纪关
系，其表现为：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
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
可见，“礼”，三纲五常。就是国家的政治架构。遵守了三纲五常，就是“仁”的
行为。“成仁”既是国家的政治思想，也是人民的行为准则。
从纲纪方面看，儒家的理想封建社会秩序是：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要求
无论皇家、官家、还是庶民家的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都要符合他们在家族内的
身份，及社会、政治地位。《礼记》曰：“以之居处有礼故长幼辨也，以之闺门之内有
礼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礼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以之军旅有礼故
武功成也。是故宫室得其度……鬼神得其飨，丧纪得其哀，辨说得其党，官得其体，政
事得其施”，可见其范围之广。《论语》中有34处记载孔子论礼。他从理论上说明礼的
重要性，立身治国都非有礼不可。
可见，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行为规范就是礼。一方面是说：见什么人行什么礼；另
一方面是说，自己是什么人，就行什么礼。这样一来，礼数纷纭复杂，难怪秦国人宁可
接受“把人训成狗的”法治。
可见，礼，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差别性。所以古人指出礼的特征为“别异”（《荀
子；乐论》）或“辨异”（《礼记；乐记》）。春秋、战国和汉代论礼的人，一致强调
礼的作用在于“维持建立在等级制度和亲属关系上的社会差异”，这就是礼的涵义和本
质：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以纲纪维系君子的绝对权威。
那么，“礼”究竟有多厉害呢？
我们看些案例就知道了，《礼记；王制》曰：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政，杀；
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
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而非泽，以疑众，杀；
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
此四诛者，不以听。
所谓“不以听”，既不必经过正常的由下而上的诉讼程序，杀。公元前496年，以
仁义道德君子自称的鲁国大司寇孔子代行宰相之权，“杀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史记
；孔子世家》。问：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
人有恶者五：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而
非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
这是中华历史上有案可查的第一例因思想犯罪性质的大案。咔嚓，少正卯因思想言
论，被杀，人头落地。
到公元前119年，大农令颜异因币制改革问题，对武帝提了一些意见。武帝怀恨在
心，令张汤关照颜异，张汤奉旨，调查得知：颜异曾与客人交谈，客人说起朝延政令多
有不便，颜异“微反唇”。“微反唇”既一言不发，嘴唇动了动。张汤据此上奏，说颜
异身九卿，见政令不便不向朝延反映，而私下“腹诽”，心中诽谤。于是，咔嚓，颜异
一言不发，仅因“微反唇”这种类似本能的表现，表达了思想，人头就落地了。这两个
“四诛”例子足以说明儒家的“礼”多么残酷，比法家的“严刑峻法”有过之而无不及。
儒家还给“礼”这个君权统治架构设计了一系列细则，用细则渗透臣民生活的方方
面面。“刚、毅、木、讷近仁。”，仁德的五项标准，即：“恭、宽、信、敏、惠”。
通过孝、慈、恭、顺、敬、和、仁、义等，束缚人们的思想，限制人们的行为，把人们
变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仆，以达到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目的。也就是说：臣民遵守了这
些细则，就遵守了三纲五常，就是克己复“礼”了。
而高高在上的统治者，通过臣民遵守“忠、孝、忍、隐、讳”，牺牲个人本能的幸
福追求，就实现了“一家制万家”帝王之术。
行文至此，我们再消遣一下
你养过猪么？你看过养猪么？你想养猪么？
如果你了解了儒家文化，还不会养猪，发不到财，真的很愚笨！
哈哈，请看：
你就是养猪卖肉的屠夫
1、“礼”就是“猪栏”，把各种猪分门别类
2、“仁”就是让猪自己遵守规矩，自己出去找食。
3、“德”就是让猪自己建猪栏，自己去找食，自己进屠宰场，自己割肉。
4、“义”就是守“礼”的猪们，会主动杀掉不守礼的猪。
可见，儒学大师们，深淫此道，但没有建猪栏的地，都是守礼的，连孔大司寇也不
过如此。他一生，领着弟子到处游说，指望着能有一块建猪栏的地，实现养猪发财的梦
想，但帝王们都不认可，终不得志，“惶惶如丧家之犬”。
我们还要看到：儒家认识到的“天理”，并不是“人的天赋本能必须获得自由才可
以幸福”，而是“天生的父权”引申的宗法制度，通过国君对天地对祖上的祭祀，类比
想象出的“君权神授”，达到“天子统治”全权目的。所以，他们并没有把本能的需求
视为“个人的天赋权利”。而是用各种礼法残害人的本能需求，所以，儒家走向了自由
的反面，没有丝毫捍卫自由的民主观念。
以上，我们分别介绍了“法家”，“儒家”的文化。
现在，我们看看这两种文化综合后的“外儒内法”是什么样的。
在董仲舒的操办下，“存天理灭人欲”就成了汉朝的政治纲领。于是伦理的法制化
，将一切专制礼教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触犯礼教，得到的不再是道德的评判，而是
法制的制裁。从某种意义上讲，专制宗法社会的结构形态，正是“外儒内法”统治术的
必然产物。专制残酷的律条，都披上了一层“外儒”的仁德外衣，使一切法律都找到了
伦理依托。
翻开历朝历代的律书，可以发现，开头都冠冕堂皇地戴着一顶仁德的伦理样式的帽
子。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可以为统治者的包庇纵容犯罪留下后路，又为律条向每个
社会细胞延伸提供了方便之门。只要是统治者不愿惩罚的人，皇帝或者地方官吏都可以
轻松地宽恕“宥”之，给予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么做，不仅不会有“枉法”的责任
，反而显示出统治者的宽厚仁慈，体恤下情，使法律漏洞冠冕堂皇。
当出现统治者恨之入骨，或排除异己时，便可以罗织“欺君犯上”罪名，堂而皇之
的大开杀戒。所以统治者又可以将某个家族成员的罪刑放大为整个家族的罪刑。以族内
未能很好地执行礼教，以致出此败类为名，堂而皇之的灭其九族。于是连座等酷刑都可
堂而皇之地成为统治工具。“满门抄斩”就是以此为依据得以执行起来的。
与此同时，这种儒法结合的统治方式，还可以延伸到封建宗法社会的每个细胞组织
之中，特别是集权统治的后期，国家将法制“下放”到宗族，族长有权采取法律的手段
惩罚族人，而法律这时保护的不是族人的利益，而是宗族制度的稳定，及社会的稳定。
只要族长认为有错，就可以到宗祠里对族人实施惩处。统治者之所以支持这样做，还在
于族人的不满，最多对抗族长，不会对抗皇权。所以私设公堂在专制社会之所以不是犯
罪，原因正在于儒法结合所提供的合理性。
还应该看到，“外儒内法”后，儒生完全放弃了口头上的“安贫乐道”，也走上法
家“利出一孔”的跑官之路，与“耕战”农民相同的是：终其一生，忙碌在统治者为其
准备好的“八股文”里，“不敢越雷池一步”成为没有思想，只能背书的动物。要么，
学习礼教传承礼教，做一头贡献自身的猪；要么，考得功名，进入体制，做一条统治者
的狗奴。
至此，“外儒内法”的魅力完全展现出来了。
大家也该明白：被这套政治架构逼反了的农民，为什么抛头颅洒热血坐上了江山后
，依然用这套政治架构。哈哈，猪狗是现成的嘛。
然而，必须告诉大家是：“礼制”是自上而下的压制，是人治的权谋系统，是只认
亲疏远近，没有“公法”，没有“正义”的辨证系统。无论多大的官员，向上看，都是
青面獠牙的主子的主子的主子。向下看，都是夹着尾巴的狗奴的狗奴的狗奴。这是一套
没有回流的单向系统，底层的愤怒民情被层层阻断，甚至统治末年，高层情愿装聋作哑
，因为，重整“纲纪”，会遭到体制内的强烈抵制，盘根错节的利益帮派使整个系统“
礼崩乐坏”，已经无力回天。
历史也反复的证明，这套系统的官员，自上而下的贪欲和上层为了挟制下层，有意
放纵下层内斗的权术，势必造成官员道德低下。
还应该看到，儒生们在这套系统中，只能被称为狗奴，已经失去了孔子、孟子探索
知识的胆量和环境。并随着一次次的改朝换代，不断地给自己增加绞索来求得生存，也
使得各个朝代越来越黑暗，越死越快。到了满清，儒生们连狗都不如了，他们为了升官
，大肆屠杀同胞竟然在家书里津津乐道，狗奴之欣欣然，跃然纸上。
所以说，儒文化流传的土地，没有自愈自救的功能，只能越来越黑暗。
处世箴言：《论语》读解--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来自中国孔子网
【原文】
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译文】
孔子说：“只有上等的智者和下等的愚人是不可改变的。”
【读解】
一方面，“性相近，习相远。”
另一方面，“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这两句话是密切相关的。“性相近，习相远”是对我们一般人， 或者借用孔子在
《雍也》篇里的词语，叫做“中人”（“中人以上， 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
语上也。”）而言的。所有的中人天赋都差不多，只是因为后天的放养习染不同而相差
很远了。但“上知”与“下愚”的人却是无法改变的。因为“上知”就是“生而知之者
，上也，，一类的人，是天才，生来就有某种天赋才能，而 不是靠后天教养才取得的
。而“下愚”则是“困而不学，民斯为 下矣”的人。即便在生活与工作中遇到困难了
都还不愿意学习，这 样的“下愚”，你有什么办法去改变他呢？
所以，中人是性相近，习相远。而唯有上智和下愚的人是不可政变的。
附录：后世对这个思想的发展
【人分三六九等】
儒家思想得到了发展：东汉史学家班固（公元32至92年）把古今人物归入其《汉书
·古今人表》的九品量表之中，分为上（上智）、中（中人）、下（下愚）三等。在每
个等级中又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以及下上、下中和下下三等。
这也许就是后人分三六九等的来源。
【野蛮的元朝对人等级的反动分法】
然而，反动野蛮的元朝有另外一种分类方法，把人根据贵贱分为十等：一官、二吏
、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儒生排在娼妓之后与元
朝不重视儒家有关。
告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勿忘历史的教训
李新 2008-05-27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于这句话做为一名中国人应该都不会陌生。此话出自张
之洞《劝学篇》那个时代正是中国是一个动荡不堪，内外交困时代。王朝的末路带来是
风雨飘摇的国家命运。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检验了在中国轰轰烈烈推动三十年
自强运动（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是国人茫然不知所措。中国应该怎么办？中国走向
何方？为什么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两个国家，所推动的改革开放的结果，出现了不同的
答案。带着诸多疑问，中国当时的一批仁人志士为了国家民族的命运，当时国人在接受
西方现代民主宪政思想，用全新思想推动清王朝最后一次和平改革的机遇，政治体制改
革。这段充满血与泪的历史也拉开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中西政体的大冲撞。 100多年后
今天中国的执政者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对于西方记者提出关于一系列中国社会存在的
问题。今天执政者用决不会照搬西方现代化政治制度在中国实行改革做为回答。而这些
问题却在100多年前的中国曾经发生过，面对这样的回答也给我更多的思考，也不由是
我想起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至今仍然被今天中国的执政者，做为中
国社会转型时期标准来运用。为什么一个国际主流趋势在古老的中国难以推行和生根发
芽呢？打开那段充满血泪的历史，也许我们能够找到答案。
1840年是近代中国与传统中国一个重要分界线，代表西方工业化强权打败传统农业
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中国遭遇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正如李鸿章
在奏折所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
。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
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
里;军器机器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
有之强敌”。面对如此强敌早期改良派曾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口号，那时的
国人也许对于西方毕竟了解不多，***大国的架子，世界中心的思想并没有改变。 1860
年圆明园惨痛教训，终于是当时一些开明人士
开始清醒，开始向西方学习，反对顽固守旧。拉开自强运动的序幕，然而改革结果
是三十年自强运动是打不过罪尔小国日本。一些改革维新派人士在反复思考终于掀起政
治改革的风暴，认为中国不但应当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更要效仿它们的议院制，
改革君主专制制度。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下诏变法百
日维新开始，当守旧势力和改革势力激烈对抗之时候。张之洞以《劝学篇》中提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从表面上看是“新旧兼学”，实际上是站在旧学、中学一
边，反对接受西方现代民主宪政制度学说。其主要内容，“中学为体”是强调以中国的
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社会命运的根本，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维护三纲五常的儒家学说
。 “西学”只能为“中体”服务。 “西学为用”，是主张采用西方民主宪政国家的近
代科学技术，效仿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武备、律例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举办洋
务新政，张之洞强调“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就政治
法律制度来说，西方的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三权分立、天赋人权等都与“中体”相违
，都应予以摒弃；要坚持维护纲常名教为本的旧法律、坚持宽猛相济、刚柔结合；用不
变质的方法整顿旧法律。揪其原因本人认为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此举是在扼
杀改革维新思潮，视民权无一益而有百害。维护特权利益集团。
而在今天世界主流趋势发展，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而“中学为体，西学为
用”成为制约中国走向强胜的原因。
一个难题如何看待“中学”（一）
西方现代化文文明带来的，自由、法治、民主、人权、三权分立新政治观念。为何
始终无法进入古老的中国。在经历了100多年西方现代文明无论是何种方式，至今无法
唤醒今日依然在昏睡的中国人，是中国始终无法融入国际主流社会。
中国人惯于在字面上做文章，语言含混模糊，无论什么中学、西学、都可以作出不
同的解释。直到今天的执政党对于西方现代带来的改革无论是什么样的价值观依然可以
做出相违背的解释，我想这也须正是中??国人正常思辩方式。何为“中学”本人以为儒
家学说三纲五常、圣人之道、权谋之术、……。可以说是“中学”中学的基础。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把专制社会等级制度、政治秩序神圣化为宇宙的根本法
。坚持五常之道，就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和谐的关系。董仲舒言专制皇权来源于天
，鼓吹皇帝代表“天意”的绝对权威，宣扬君权神授与皇帝至尊，从神学上证明君权高
于一切，主张统治和教化等一切权力都要集中到皇帝手里。儒学由与专制有着密切的联
系，主要表现在：主张“君权天授”、“君权神授”，维护专制权力来源的合理性；宣
扬等级论，宣导不平等论，维护等级制度，扼杀平等；主张“天道不变”，维护专制统
治秩序的永久性；奉行思想霸道，扼杀思想自由。儒学从不怀疑、挑战专制权力来源，
而是对之由衷地认同，宣导、支持与??捍卫。为帝王君主的统治地位辩护，主张“尊卑
贵贱”、“上下有别”、“君臣各位”。而“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更是对专制等级的
明确阐述与规定。成为专制度合理化、神圣化、绝对化说明。论证人类社会等级结构的
必然性和合理性，最终巩固、强化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不平等，
从而维护等级森严、毫无平等可言的专制社会，保证专制统治的稳定、长久。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所用口气写下“臣光曰”和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使
用的“传国玺”上面刻着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可谓抓住了中学传统文化的
要害。从这里也能看出天命、天子、天下、成为了专制皇权安身立命的基础，也是***
王国合法性的根源。延续千年的专制文化认为能够保持中国稳定的社会结构是，天、子
、三公、诸侯、卿、大夫、士、庶人，这样的等级分布如同一个金字塔有上而下。而这
座金字塔始终是自上而下的灌输无论是在思想和行政命令。。。。。。等等社会的运行
方式始终未能改变。每当天下大乱时候金字塔模式的结构就会完全破坏掉，而高高在上
统治者丧失他们的地位与特权。细究天下大乱的缘故，却又由于这权力带来利益实在太
诱人了。近代共和革命先驱孙中山在面对西方现代化文明和中国文化对比后更是用几十
个文字说出中国文化弊端之处：“四书荼毒生灵，五经钝化人心；三纲生产奴才，五常
捆绑性情。这是文化之病。普天下之大众，食不能裹腹，衣不能暖身，而王爷大官骄奢
淫逸，盘剥不止。这是经济之病。所有这些病症都是一个总病根，那就是政治之病：华
夏四千年的封建专制之病。 ”孙中山说，他一开始就主张共和，用西方民主宪政方式
来结束延续千年的改朝换代的历史规律，彻底打破一个专制思想文化。孙中山在对当时
对国人讲解他的三民主义就说过： “民族主义就是民有主义，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
非一二所可独占；民权主义就是民治主义，天下者人人皆有治之之责，亦应负治之之责
；民生主义就是民享主义，天下既为人人所共有，那天下之利权，亦自当人人所共用；
最终目的就是用至公至正的三民主义去战胜至歪至私的专制主义。 ”
从孔老夫子开创的儒家学说后，经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宋代程朱理学将
儒家文化异化。通过一代代教育让人们自觉地去维护这个专制制度。这种教育不限于老
师给学生讲课，已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日常生活中，可谓无所不在，
而其效果是显著的，能使人潜移默化地在精神上成为奴才，孙中山先生曾经形容到：“
大清国人人有病，愚昧之病。被奴役着却以为自由著，从来不知道平等为何物，不知自
爱且不懂爱人，一句话，奴才不知道自己是奴才。”这也充分表明了中国人在这种专制
政权文化薰陶下已经丧失了独立思考的精神。能在不管受到如何不公正的待遇时，仍能
安分守己，逆来顺受。 。 。 。当居于底层一无所有连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就剩下
一条命的时候，也会起来舍得拼死一拨，正所谓逼上梁山。两千年前老子说：“民不畏
死,奈何以死惧之。”当百姓连死都不怕的时候，那么金字塔模式的结构从下到上变革
就会发生。而这种变革就演变成了革命，敢把专制（皇权）政权掀反。但马上又会有专
制（皇权）政权，各个台阶上又是那样一级控制一级，虽然会换上些新面孔，但这个金
字塔的运行的格局并没有改变，高高站在金字塔上的仍只是少数人。因此在轰轰烈烈折
腾了一番后，人们才发现绝大多数人或已成成功的枯骨，或者还是只能铺垫在底层。但
是谁也没有想到去打碎金字塔模式。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大凡一个朝代建立时候，上上
下下都是朝气蓬勃，显出一片奋发进取的精神和气象。到后来，就慢慢衰颓下去，问题
越积越多，知道这个王朝灭亡。这是因为中国旧王朝领导者是家族世袭的，一个家族代
代掌握政权，而家族成员除了开国的一两代外，从没有经历过风雨，见过世面，不了解
社会，其代代退化是必然的；而专制王朝的官员只接受上对下的控制，不接受社会的监
督，他越来越糟糕就是自然的。专制王朝自己无法从内部更新，这也是它的体制决定的
，所以中国没有王朝能够长命百岁。到了再也无法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时候，非要打碎
这个旧王朝，将官场彻底更新，这样的局面才有根本的变化，但新的王朝没有改变根本
的制度，于是又沿着旧王朝的老路走下去。由此看来在古代的中国人不知民主为何物，
以为舍此君主集权别无他法，宁愿失去自由以换得社会的稳定与自己的生存。也不难看
出中学无所不在。
太多的教训，国人何时醒来（二）
在鸦片战争中领教了西??方现代化工业文明带来的威力后，中国人当然不肯束手就
擒。中国当时一些有识之士要求发奋图强，积极回应西方列强。但是当时国人对于西方
之强大仍停留在物质文明，认为它不过是先进制造工艺和科学技术带来的巨大变化。
当时清政府在面对内有人民造反外有列强局面下，终于提出富国强军口号。于是一
场轰轰烈烈的自强运动迅速在古老的中国发展起来。洋务派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
棠、沈葆桢、张之洞等先后创办第一批现代化工业，安庆军械所（1861）、江南制造局
（1865）、福州船厂（1866）、同文馆（ 1868）、招商局（1872）、磁州煤铁矿（
1875年）、开平煤矿(1875)、兴国煤矿（1876年）、广济煤矿（1876年）、开平矿务局
（1877年）、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年）、峄县煤矿（1880年）、天津电报总局（1880
年）、唐胥铁路（1881年）、上海电报总局（1884年）、津沽铁路（1887年）、漠河金
矿（1887年）、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1887年）、汉阳铁厂(1890)、华盛纺织总
厂（1894年）等一系列民用军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军事装备等各行
各业。与此同时，派遣留学，翻译西方各类书籍。 1868-1907年间江南制造局共译出
159种1075卷，其中半数以上是工程技术、军事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由此来看，基本翻
译书籍没有西方现代政治体制的书籍。这也充分表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
。应该来说当时中国人通过翻译西方现代化书籍所获得的工业、科技、工程技术、等物
质文明生产力，进行改变中国命运可谓是呕心沥血。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始，也曾派人到中国购买翻译成中文的西方书籍。这也充分
说明当时中国人对于西方认识不完，回应西方的行动也不迟。也表明当时中国兴建这些
现代化工业所取得成就在当时应该来说在亚洲是首屈一指。 1865年徐寿造出中国第一
艘小轮船，取名“黄鹄号”当时西方报纸记载，小轮船重二十五吨，长五十五华尺，长
江试航顺流时速二十八节，逆流时速十六节，虽不大，但这是中国也是东亚第一次造出
的轮船。 1868年江南制造局，造出了第一艘铁甲轮船惠安号，载重600吨，1870年江南
制造局造出载重量为1,000吨的威靖号，随后又造成两艘2800吨级的战舰海安号和驭远
号。福州船厂在1869年造成第一艘轮船，到1880年，累计造出9艘载重1000吨以上的战
舰。而日本唯一的海军造船厂横须贺造船所，到1871年才造出铁甲轮船，载重量740吨
，直到1900年日本造船的总量是5,000吨。 １８９０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开工兴建汉阳
铁厂，至１８９３年全部竣工，年产生铁140,000吨的能力，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厂,
该厂设备先进，所生产的铁除了供应本国外，还曾出口到美日等国。而日本是在中日甲
午战争后，得到中国的赔款，才于1897年开始大型钢铁企业八幡制作所的建设，1900年
的生铁产量是19,000吨。这些可以说明当时中国和日本是在同一起跑线上，有些方面起
步还要??早一些。三十年的经济改革(自强运动)。中国近代矿业已开始用机器采煤。
１８８５年，各省都架设了电线，总长度达到一万数千里，连福建和台湾之间都架设了
海底电缆。轻工业也在此期间得到大力发展。 １８８０年，左宗棠创办兰州织呢局，
成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鼻祖。同年，李鸿章也派人创办了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近代
纺织业从上海、宁波、镇江、武昌等地向全国蔓延开来。近代化的机器缫丝、轧花、造
纸、印刷、制药、玻璃制造等民用工业和军用工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
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两个具有相同经历的国家（都是被西方列强武力打开国门）
同时学习西方物质文明后，进行了一次较量。交战的结果是三十年中国改革运动付之东
流，这说明单就物质条件讲，中国任何一个条件比日本优厚许多。面对这样失败的教训
我们可以总结许多出来，但是我想只有一条可以解释出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失
败的根源。因为当物质文明改变后一在拒绝政治改革，必将导致社会一系列问题。
1875年美国《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文章更是直接说明中国自强运动由于在没有一个政体
变革前提下进行其结果必然是失败告终。其中诸多失败原因本文只论述其中之一：“现
代化的武器装备、防御工事以及铁路的引进一夜之间给大清国的官员们带来了大量的侵
吞公款的机会。只要外国的公司引诱他们或者对他们进行贿赂的话，再怎么老掉牙的枪
支或再怎么陈旧的弹药他们都会购买。”而同时操办洋务运动官员在没有政治改革前提
下由于体制原因造成改革无法进行时也发出诸多无奈的声音。正如李鸿章感慨说道：“
惟中国政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可悲也。日本盖自其君主持，而民一心并
力，则财与才胜而不穷；中土则一二外臣持之，朝议夕迁，（早作晚辍)，固不敢量所
其终极也。”郑观应在《盛行危言序》说的更清楚，“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
尽在船坚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
上下同心……此其体也；轮船、火、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带来的灾难，汉阳铁厂是被精通中学张之洞一手创办的，
在当时外国人眼中张之洞脑子里充满了东方人的智慧。而它的失败便很能说明问题。在
兴办汉阳铁厂前曾经有人提出要先化验矿石、勘察、仔细论证等等，让而自大的张之洞
以中国之地大物博，何所不有。没有接受友人的建议，于是张之洞这位具有强烈的民族
自尊和崇高的民族感情湖广总督，做了让我们每个爱国者都感到扬眉吐气的决定。而正
是这个愚蠢的决定是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汉阳附近铁矿石含磷多，本应用碱法炼钢
设备，却买来了酸法炼钢的设备。同时焦炭只好远到开平乃至英国去买，而价格比英国
自用的高了三倍。 1893年工厂大体建成，1894年5月开始出铁，但高炉吃不饱，两个只
开了一个；吃饱了也不行，因为成本太高，生产得越多越亏。看起来这些事情是因为具
体分工没有加细造成的，但如追起原因来，就是拿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标准造
成的让一个，没有现代化科学头脑人建设了亚洲第一铁厂。自大和愚昧无知带来的灾难
直到今天不依然在发生么？
在这个方针下，即使有的人学掌握了“西学”，也不能展其所长，因为他没有得圣
人之道，所以严复在英国学习回来，就不的不去参加了科举考试。怪不得日本首相伊藤
博文为严复这位在英国留学的同窗遭遇感到惋惜。 1905年12月21日清廷立宪考察团到
达日本，伊藤博文在于清廷立宪考察团交谈时曾感慨说道：“我国之开放较之贵国为晚
，我国大兴教育汲汲然全盘西化，保留我打日本武士道精神。更重要的是我们当即就实
现君主立宪，所有法律必须经过国会决议。君主裁定，然后公布。总之我国是一个法，
是立宪明君之法；贵国是一个君，专制主义之君；其不同乃尔，我国不赞成“中学”“
西学”的提法，认为谁学到谁就能改变民族国家命运，何必计较是学谁的呢。这与贵国
一些人开头反对学西方，抗不住了便贬低它为形而下者，只当作技艺来学。故甲午之战
我国战胜贵国乃必然之势。”由此来看，对待西学不同态度和认知，必然造成两个不同
的结果一个走到王朝的末路，一个走向了帝国的强大。
一条难以逾越鸿沟(三)
沉重的教训必将推动造就新的革新思潮，但是改革目的如果依然是为了维护统治者
自身的权与利，那么也必将形成难以逾越的鸿沟。洋务派官员在经历中日之间一场较量
后，虽然输的如此惨痛，但依然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1898年康有为、梁启
超宣导下光绪皇帝下诏变法，在百日维新中废八股，办学堂，练新军，修铁路，开矿藏
，鼓励民办工商业，……提出许多设想，下过不少诏书，确在力求革新，以一种全新的
政体来推动中国的前进。但是依然没有摆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宣布变法明定
国诏中依旧提出了“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作为变法的根本。当然我们不能说光绪
还是一个为了维护专制政体和一既私利而变法的皇帝，毕竟光绪生活环境一出生就决定
了他与外界的隔离，也决定了他的变法只能跟着感觉走。但是他做了一件他的祖宗没有
一个人敢做的事，废掉了祖宗王法，甚至可以说是打破延续几千年专制皇权制度。试图
建立一种新的政治体制，仿造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慈禧曾经夸奖光绪好学。那个时候
，她也许没有想到，正是这种好学的精神，是光绪在??深宫中接触了大量的新思想。光
绪在亲政后第一年，就向翁同和索要冯桂芬《抗议》一书。冯是第一个认识到中国政治
制度落后的，第一个跳出中国传统文化框架探求西方民主政治理想的人。随后陈炽的《
庸书》、汤震的《危言》等西方现代化思想带来主张相续进入光绪书房。当时光绪不但
仔细阅读这些书籍，而且挑选其中经典装订成册，题签交阅。翁同和曾在本人的日记中
写下了，??“足见留意讲学，可喜”的文字。这些带来的思想也成为日后光绪变法的基
础。
无论光绪，还是康有为、梁启超在他们思想深处，对中国儒家学说依然欣赏的，他
们认为中国的物质??文明固然落后于西方，精神文明还高于西方呢。试图通过儒家学说
来强化国民意识，殊不知西方崛起恰恰是突破了这种传统思想对于人的控制，是独立的
思想，人性的解放。而这些才是产生西方世界先进的科学文化与技术的基础。正所谓思
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 1898年，康有为在著名的公车上书中，虽也看出了“同此
兴作，并为至法，外夷行之而致效，中国行之而益弊者，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也
。”并根据“先王之治天下，与民共之”的道理，提出为了上下沟通，建立议院形体备
朝廷顾问的建议。但强调的还是“富国强军”为其根本。所谓设议院建议实际是建立一
个广开言路、沟通上下之情的机构，与西方议会体制并不是一回事。这也说明光绪和康
有为接受大量西方思想对与西方世界的了解还是没能逃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框架
。不容怀疑光绪，康有为、梁启超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推动中国进步的心情。但是在
没有透彻了解西方近代强大原因基础上，而盲目进行改革，即便其变法成功，然其命运
最终注定也是失败噩运。据说康有为很赞赏被称为铁血宰相的俾士麦，也许当时的中国
实在是国事太弱了，也许是病急乱投医吧。我们不能怪光绪，怪康有为、梁启超他们，
试想如果他们不打起中学的大旗，托古以求改制，他的变法设想，何以能到庙堂之上。
再着他从中学中孕育出来，能跨出这前人未曾走过的一步，已属非凡，怎能对他们要求
的太高。孙中山曾经说过：“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我想今天
的国人应该更能感受到这句话的含义。不管怎么说，康有为能有治天下与民共之的思想
，是比洋务派进了一大步。但面对一群利欲薰心，不能正确把握国际和国内形势的专制
者的怠慢和抵抗下，最后还是未赶上孙中山主导的革命步伐，而被革命的炮火埋葬了。
这应怪罪谁？革命者吗？不。因为革命也是要牺牲生命的，除非迫不得已，是不会被民
众支持和采用的，既然专制者自私到连改良这种双赢的做法都不能接受，那么民众为了
生活得象个人样，也就只好出此下策了。所以，戊戌变法失败的最大的责任还是要归罪
于保守的专制者。
通过这些说明，只要中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存在于广大人群的头脑中，金
字塔的结构自上而下运行结构没有改变，尽管没有皇帝了，中国社会还会按传统专制秩
序运作，就不难理解“无皇帝之名但得皇帝之实，”这句话的含义了。看下今天的中国
，张之洞等等洋务派官员比比皆是依然在试图通过经济改革来挽救王朝的命运。有人曾
经说过清王朝不是亡于腐败，而是亡与激进改革。看到这里我不禁的想笑，难道100多
年我们先贤梁启超的对于当权的警世是他们忘记了沉痛的教训。梁启超曾经精辟的总结
了清王朝灭亡的根本，“革命党何以生，生与政治腐败”而政治腐败恰恰是从经济腐败
中滋生的。而另一个方面不是亡与激进改革，而是亡与改革的目的不对，因为改革者还
是套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基础进行改革。还是李鸿章看的更透彻些，因为在经
历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终于走出国门去西方了解其强大的原因，给他带来全新的思
考。也许正是这种全新的思维，是这位被西方称作东方俾士麦的李鸿章。在即将步入已
知天命之年的时候，面对自己的命运感慨对梁启超说出：“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
。”我想今天的国人对于李鸿章这句话感受颇深，这句话不但包含着，为后人铺路种树
含义，更寄托着后人能够超越他，超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带来的框框架架改变中
国命运的心情。也许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引用梁启超编写的《李鸿章传》里的评语则更能
说明问题——对于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以成败而论，自是伊藤胜于李鸿章；然以
个人而论，李鸿章优于伊藤博文也。高才高论，洞若观火。其高论，正在'假如二人易
地以处'这八个字，伊藤不才然何其幸哉，能驻足日本之地，此乃立宪之国，且举国人
才辈出；李鸿章大才，然何其不幸，为政于中国之地，乃绝对专制之地，故而有才而化
无才，举国之人才，一遇专制俱为奴才。李中堂若读德此论，当含笑冥府，而竟以有才
败于无才，岂非又死不冥目？直到今天好像在也没一个日本领导人如此尊敬中国领导人
，李鸿章可谓第一人。也许真的也是最后一个。因为李鸿章创造的辉煌成就，同时也成
后人难于逾越的鸿沟，而造成这样的事情恰恰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这样框架
里边任何人也无法在创造一个奇迹出来，因为李鸿章已经把它发挥到了最高水准。思想
的僵化与改革行为的制约，已经是后人在无法在创造一个新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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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拿来出新 时间：2013-05-12 11:29:56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何不能融合(四)
中国传统文化为何与西方现代物质文明难于融合，清朝末年进行的自强运动为什么
学习西方物质文明为什么不能够像西方那样走向帝国的强大。揪其原因在于政治体制阻
碍原始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的很多工业技术在自强运动发展，很多仍然
停留在胚胎阶段。清朝末年（自强运动）的中国，政府垄断了一切大规模有组织的活动
，包括政治，军事，企业，大型工商业，技术发明盐，铁，火柴等大型生产活动都被政
府垄断，中国不但没有结社自由，也没有自由企业。任何大型生产活动是不可能在没有
与官府的特殊关系及批准，和监护下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官府由于对反政府的地下政治
活动的敏感，严格禁止自由结社，也影响到自由企业的发展。而自由企业的发展恰恰是
现代化技术革新和创造的前提而在西方国家自由企业制度不但可以发展还可以获得政府
奖励，个人创造意识，人性的解放，自由结社，大大发展是其能够，人尽其才、地尽其
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通过一些例子可以说明在中学西用，是中国近代变革最大的
障碍。
清朝自强运动特点是官方对大工业的垄断，也表现为亦官亦商，官商勾结。商人成
功的首要条件是与官府搞好关系和得到庇护官商合办，官督商办是没有严格定义的概念
，就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而言李鸿章作为官员是企业的
老板，他使用合股公司的形式从私商筹到资本，任命有捐纳的官衔或半官方地位的人做
经理，很像政府有控股权或控制权的企业。这类企业的最大问题就是老板既是制定游戏
规则的政府官员，又是参加游戏的主要成员，其双重地位造成的利益冲突使得国家机会
主义制度化，公平和健全的市场秩序不可能建立，私人企业不能发展起来。官督商办企
业有官僚机构的所有弊病，裙带风盛行，官员滥用资金，贪污成风。几个私营铁路公司
的例子都很能说明问题，政府一直保留撤换这些所谓私人公众公司的总办，及其它干涉
的权力，这些干涉加上公司治理经验不足导致问题时，政府又借机实行国有化。其特点
是政府利用其政治垄断特权追求其私利，不惜损害社会利益。政府利用手中特权与民争
利。没有成立私人企业的自动注册制，私人企业需要有权官负的监护，批准，政府也利
用其任意侵犯私人企业财产的特权从与官府勾结的商人处索取各种利益。这种官商勾结
是原始资本主义无法向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这种现象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公，整个经济主
要是为官府和特权阶级生产，列如清末税收的非制度化，不透明，及事实上的累退税收
制(越富和有权势的人交的税率越低，制度化的贪污，行贿及官商勾结盛行)。清朝成立
企业需要官府特许的制度，及官商关系和政府对一些经济活动的垄断，它有效地扼杀了
地方和人民的创意，就政策层面而言，中国是个政治制度极不发达，政府能力极低的国
家。清朝政府能力低下，还表现在地方政府没有良好的制度化的税收和公开的政府财政
检查机构，地方官员及办事人员主要靠制度化的贪污和受贿维持生计，其中包税制和各
种陋规就是不健全的税制与贪污的一个混合体。由于政府权力没有民意支持的合法性，
所以只能奉行所有成功的专制政府执行的薄斌轻徭政策，这个运动是在政治法律制度意
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因此以坚持清朝政府的政治垄断，没有司法独立
和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为基础。清朝末年落后是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而造
成这样情况恰恰表现了，传统的中国社会体制的运行。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这场自强运动（洋务运动）改革中清政府做为改革推动者，
还是既得利益者，又是改革带来物质享受最大受益者，长此以往在缺少制约和监督情况
下就会形成特权利益集团高于国家利益，至国家民族利益与国民利益与不顾。而这些运
行的模式也正是金字塔从上向下运行的模式。中国自强运动改革，清王朝以政治权力垄
断拒绝分权和权力制衡提法，因为王朝的权力合法性来源于上天，而不是来自契约和被
治者的同意，没有关与国人参与国家社会运行模式。没有给出国人怎么参与并同意执行
某个影响深远的目标的指示。这就产生了关与中国权力的合法性问题。所有国人权利是
由专制皇权给与的，清王朝对权力的垄断来自上天，“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成为意识
形态，而不需要正当的理由。而同时代的日本的改革不但抛弃了许多自身许多的弊病，
全盘接受西方理论，当即实现君主立宪，在其宪法中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且
全面模仿英国，德国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除了在人民不知企业为何物时，办过几
个模范工厂外，基本上不办国营企业。因此政府可以发挥公平司法，执法的第三者仲裁
功能，私人企业得以蓬勃发展起来。加上日本模仿专利法，公司法，使得私人企业可以
利用剩余权保护推广西方专利的收益，所以西方的技术得以广泛在日本发展，日本人开
始利用专利制度大量发明创造新技术，这使成功技术通过私人企业的剩余权，经由购买
专利的公司很快变成大规模商业化生产。不耻效人，不轻舍己。成为日本改革的开始。
在一个几千年专制文化下，试图与西方文明融合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专制政权有
太多了国家机会主义，而作为权力的拥有者有没有制约和监督控制，必将导致为所欲为
，是的国家利益变成个人利益。
正如1905年清王朝立宪考察团在考察世界民主宪政国家后载泽针对朝廷内部反对立
宪的言论上密折陈述更是一针见血指出：“立宪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独不利于官
。宪法即立，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其其权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忧，
于是设为疑似之词，故作异同之论，以阻扰与形。彼其心有所与朝廷也，保一己之私权
而已，护一己之私利而已。”而这个模式如同是座金字塔而中国的运行规律是自上而下
，西方也是一个金字塔而运行自下而上。两种不同的模式从根本上来看就是一个难以融
合的。总之，从心理结构到行为方式，甚至外貌神态几乎方方面面都表现出互为不同的
性格特征，形成如此巨大的差异。而产生了荒诞不经，不可理喻的矛盾冲突。 “中学
为体，西学为用”也许真的是永远无法融合的。
结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有些历史现象的出现，看起来是偶然的，但并非可用偶然来解释。就像历史事件固
然不会简单重复一样，但是往事却真的很难如烟。假如慈禧没有拿海军军费用去修颐和
园，甲午战争的结局就将改观；假如戊戌变法成功；假如清末专制统治者君主立宪式真
心的，不是继续糊弄国人；太多的假如就像北洋舰队失败后丁汝昌发出的感慨一样，中
国岂不是另一种局面。实际上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体，出现的历史场面或有
不同，而中国对日本的失败是必然的。
要变革这中国祖传的圣贤之道，确是一种痛苦抉择，因为那是抛弃祖宗。昔日汉唐
盛世，康干盛世带给中国太多的荣耀。***上国的架子世界中心的思想，已经牢牢的占
据中国人大思想，成为人们心理上的沉重负担。不肯正视外部的世界的变化的表现，不
断展现出来，从乾隆朝英国时节马戛尔尼访华，清朝官方对其称呼为蛮夷和坚持跪拜礼
节，不难看出这种思想的表现，直到今日这样事情不也在发生没？虽然没有了蛮夷的称
呼和跪拜礼节，但是从骨子里中国人自大的表现，依然不断的展现出来。承认西方现代
化文明创造的新技术的优越性，肯去学习是难得了，现在要承认人家也有形而上的道，
并比我们的高明，更是难矣哉。日本的改革没有像中国那样背负历史包袱，所以跑得比
我们快，跑到我们的前面。但是也不能说已完全摆脱了过去的影响，日本专制强权出现
带给亚洲灾难，就与他们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关。德国的俾士麦，自然是德国人推崇的人
物，而这种推崇潮流也让德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世纪中叶中国所面对的西方国家，已经不再是中世纪那样被看成是由上帝设立并
由皇帝和教会维持的制度，也不再是专制主义时代那样，被看成是统治者手中的一件工
具，甚至不在是启蒙运动时期那样，被看成是通过自由人的自愿联合而产生符合目标、
代表某个特定地区居民多数利益的法治组织------民族国家，而是在经历工业革命之后
，产生的超越民族国家范畴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的新形势。面对这样一个局面无论清
王朝采取何种对策，都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本身存在的合法危机；如果正视现实，承认外
部世界，勇敢地接受西方的挑战，那无疑等于放弃自己存在的基础，其结果必然引发全
面的危机。如果逃避现实，拒绝承认外部世界，竭力躲开西方的挑战------事实上，清
廷也正是这样做的----结果仍然会爆发全面的合法性危机。因为外部世界不仅是客观存
在的，并且已不再世各守一方，而是形成了巨大的现代化世界潮流，任何一方都不可避
免地最终卷入这一巨大潮流中。正如天演论中说的那样，天地之间，万物竞争。优胜者
生存，国家民族也如此。今我中华民族若不奋起，将为人类历史所淘汰。 。 。 。 。
。 。 。正如今天国人说的那样我改变不了社会，我必须适应这个社会。孙中山先生
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关键这个潮流是什么，经济一
体化是潮流，现代宪政民主也是潮流。 。 。 。 。 。 。毛泽东更说过：“历史的发
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我们不抛弃中学西用的方式，那么我们依然要输的
更惨，历史的教训是不会简单的重复。
100多年的走向共和历程，我们交的学费太多了。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
框架我们始终未能打破。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我们必须打破传统文化的束缚，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好的一面，经过现代科学的审视观，必将得到发扬光大，普及
世界。而其中不可忽略其中专制思想异化，经过改头换面，仍然可以堂而皇之的存在。
今天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是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程。然而是否还应该“中学为体，西学
为用”却一直在无休止的争论。甚至为了它的合法存在寻找诸多借口，而这些维护“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也正是在维护一已之私利。而这样的结果就是埋下了炸弹。清
王朝在轰轰烈烈推动了46年的改革后，而结果是社会矛盾与王朝合法存在的危机不断加
深，四川一场轰轰烈烈的护路运动，直接点燃了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今天改革开放的
道路如果还是不能超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许100多年前结局，会再次上演。
俄国思想家赫尔琴曾经说过，向后看就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看。回顾历史就是为了更
好的向前看。同时历史也是一部记述特权利益集团很少主动放弃其特权利益，最终演变
成说不尽的悲惨故事。历史的教训已经证明，我们也应该醒来了。告别，“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不要忘记我们先贤曾经走过的艰难道路。因为我们已经跌到过一次……
“孔儒文化”是中国“汉奸”倍出的思想渊源
黎鸣
通观中国的历史，中国人基本上是一个在不断“亡国”的历史故事之中艰难地生存
到了今天的民族。换言之，中国的历史，基本上是由少数民族的“君主”来统治“大汉
民族”的历史。这是中国历史之中最真实的状况，看不到这一点的人们，绝对只能是面
对中国历史的“瞎子”。也正是因为如此，每逢“亡国”的时机，中国必然是“汉奸”
倍出，而且更是“大汉奸”倍出，因为正是在大量的“大汉奸”的帮助之下，少数民族
的“政权”才可能在“大汉民族”之中建立起“威权”，并进而对“大汉民族”实行“
有效”的专制统治。
不要说远，仅仅说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汪精卫的汉奸政权即纠
集了八百万“伪军”，以此来帮助日军侵占中国，而真正日本人在中国的军队全部加在
一起也就只不过三百万；更不要说，中国抗日的国、共之间也时时刻刻都在伺机企图消
灭对方，或甚至有意借助于日伪的帮助来消灭对方。蒋介石还说得振振有词：“攘外必
先安内”（谁能说在最危险的时刻，他们不会成为汉奸，而且更可能是大汉奸呢？）。
说得实在一点，中国人之所以没有再一次“亡国”，那是因为历史的“侥幸”，刚好碰
上了日本人自身的愚蠢（根本就丧失了应有的大战略的智慧），以及全世界范围内反法
西斯的大联盟。中国人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那真就是彻头彻尾人类历史的“瞎子”。
为什么每逢“国家昏乱”，中国即必然涌现大量“汉奸”，特别是“大汉奸”（当
然，同时也会出现少量事实上无济于事的“忠臣”）？这个问题才是中国历史之中一直
都未能获得解决的最重大最真实最关键的问题。今天我来给我亲爱的同胞作出回答，我
深信，这绝对是最真实最合理最本质最符合中国历史内情的回答。
我的回答非常简单：中国孔丘的儒家文化本身即是货真价实的“汉奸文化”。
首先，我们来解析，什么是“汉奸”？顾名思义，“汉奸”即“大汉民族”的“内
奸”，严格地说，应该称“国奸”（因为国内汉族占大多数，故有此称，我相信少数民
族兄弟不会见怪）。什么是“内奸”？即“吃里扒外”，严重不忠于本国、本民族最基
本利益、最基本人格、最基本尊严的内部的奸贼。
为什么说孔丘的“儒家文化”其本身即是货真价实的“汉奸文化”？
问题的关键，即在于孔丘的“儒家文化”究竟要求中国人“忠于”什么，以及为什
么“忠于”什么？（换言之，即在于问：“儒家文化”涉及了“忠于”中华民族“最基
本的利益、最基本的人格、最基本的尊严”的问题吗？显然没有。不仅没有，反而反其
道而行之。）
孔丘的“儒家”教导中国人要忠于“礼乐”，要忠于“亲亲尊尊长长”，要以“礼
乐”和“亲亲尊尊”的“理由”去“忠于”君主、“忠于”长官。孔丘的“国”是“君
主”的“家”，孔丘的“民族”的利益是“君主”按照“礼乐”所安排的统治者们的利
益；孔丘的“民族”的“人格”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要求的（礼乐的）“人格”
（三“畏”四“勿”）；孔丘的“民族”的“尊严”是“亲亲尊尊长长”的“礼乐”的
“尊严”，而绝对不是作为平等的中国人的“人”的“尊严”。很显然，孔丘及其儒家
既缺乏老子的遵行“自然”的“道德”（公道公德），也缺乏希伯来人的遵行“上帝”
信仰的神约的“道德”，更缺乏希腊人的遵行“理念”的真理宪法的“道德”。说白了
，孔丘的“国”仅仅是一个小小亲族部落的“家”，孔丘的“天下”仅仅是某个私人集
团的“亲亲尊尊”的“家天下”，孔丘的“礼乐”全都是为了某个私人集团的“家”和
“家天下”服务的“天命—大人—圣人”的完全（反自然—平等、反自主—民主、反自
由—尊严的）人为（伪造）的文字安排。
请问，孔丘及其儒家为中国人所安排的所有这一切，能够成为中国人终生为之真正
效忠的“对象”么？显然不能，因为孔丘及其儒家的“安排”完全无视了作为“民族”
的最基本的利益，完全无视了作为“民族”的最基本的人格，完全无视了作为“民族”
的最基本的尊严。所以，除非“傻子”或故意装扮傻子的“骗子”，才能够真正相信孔
丘及其儒家的这种完全人为的肆意践踏“民族”的最基本“利益”、完全无视“民族”
的最基本“人格”和最基本“尊严”的“安排”。
“傻子”是谁？老百姓；“骗子”是谁？大大小小的“官员”，以及“儒家文化”
的假装“忠心”虔诚的徒子徒孙们。正是因此，一遇上“亡国”的时机，老百姓们，傻
子们全“乱”了；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孔丘儒家的“徒子徒孙”们，“骗子”们则
顺势而“叛”了。“大汉奸”永远都出现在大大小小的“官员”们之中，特别出现在那
些所谓的“大儒”们之中，他们不仅知道中国的内情，更知道统治者应如何统治中国广
大老百姓的“门道”。正是因此，聪明的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们，绝对会厚待这些“大汉
奸”们，虽然同时也会暗中防范他们。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们清楚，没有“大汉奸”们的
帮助，仅靠他们的少数人口的“家族”是绝对统治不了偌大的“大汉民族”的。“大汉
奸”们帮助骠悍的少数民族的入侵者，灭掉了旧中国人的“国”，又建立了新中国人的
“国”，这样的历史故事始终都在中国的大地上重重复复地发生，两千多年来一直到了
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还仍旧在继续发生，中国的儒家文人们为什么全都瞎了眼看不
到这一点呢？他们依然在卯着劲儿歌颂过去历代皇朝的历史，吹嘘这个“盛世”、那个
“之治”，似乎那就是他们家里的“光荣”，说得那么“亲切”，这是为什么呢？这是
因为他们所接受的“文化”从来就教导他们，只要时机到来，他们就可以随时随地随心
所欲地准备充当“汉奸”，除此之外，还能有其他什么解释么？
上面所述中国历史之中不断以同样形式“亡国”的“悲剧”，其中最深刻的根源，
实际上全都在于孔丘“儒家文化”的“教育有方”：大家都去成为“奴隶”吧，或者就
是，大家都去成为“汉奸”吧！君不见孔丘的名言：“凡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以文德以徕
之，既徕之，则安之。”何为孔丘的“文德”？何为他的“既徕之，则安之。”？最关
键的即是《论语》之中的四个字：“修己安人”。说白了，而且中国的历史也确实已经
充分地证明了，即是永远要“修”汉人，“安”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他”人。一个世世
代代永远如此“修己安人”的民族（也即永远“修”掉自己人格“自我”的民族），她
能够自己强大起来么？绝对不能。这个民族的出路只能有两个：要么永远地去当“奴隶
”，要么永远地去当“汉奸”，惟一永远当不了的正就是中国人自己的“主人”。两千
多年来的中国“汉人”什么时候成为过自己“国家”的“主人”呢？有过么？这就是中
国“儒家文化”的“伟大的”教育成果，这也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千真万确的“本质
”——促使所有的中国人尽快地自愿或不自愿（逼迫）地丢掉自己人格的“自我”，而
这实质上即是永远地为“奴隶”和“汉奸”培养“文化”的“好苗子”。
同胞们，千万记住啊！孔丘的儒家给予了你们多么好的“教育”啊，真值得你们“
永远地”去“继承”和“学习”呀！？活着成为“中国人”是完全没有必要去创新的，
只要有了永远的“儒家文化”的大量“成见”，就有了永远方方便便地成为“奴隶”或
“汉奸”的一切了，这是多么“伟大”而“美妙”的“文化”传统呀！？
然而我的回答却是：“儒家文化”简直就是中华民族永远“苦难”、“愚昧”、“
邪恶”的“万恶之源”。
儒学治国特色：外媚内压
外媚内压，是儒学特色。此乃一种理念、一种文化自觉。
外媚内压当然是统治者的一种心态或统治行为，出现在满清末年，其时社会产生了
这么一个“怪圈”——官员怕洋人，洋人怕民众，民众怕官员。中国的外媚内压曾在
1949年的革命胜利后一度消失。彼时因为与世隔绝，外国人基本都是敌对分子或可疑分
子。一个人或家庭，与外国有联系，就如今日与本 拉登恐怖分子有联系一样。非常不
幸的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儒学价值观在中国的复苏，满清的外媚内压又死灰
复燃。并且清末的“怪圈”也再度复活。
本文力求遵循韦伯先生的价值中立、价值无涉的原则，本着实事求是的实证精神来
研究外媚内压这一奇怪现象的来源与特性。
中华民族一向有内外有别的观念，外人是宾客，在外人面前不可丢面子，家丑不可
外扬等观念形成了中国人的礼的观念。中古时期，中国周边的蛮夷自然没有这些礼的观
念，他们可以在外邦面前为内部事务斗得不可开交，全然没有家族、部落、邦国的整体
观念。深究下去，我们会发现内外有别、家丑不可外扬这些礼的观念与集体主义、而非
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有关。因此，外媚内压的第一个来源是家族、集体主义价值观。
但外媚内压最重要的来源是专制主义中的集权制。专制主义可以有两种形态，一种
是封建制、一种是郡县制，只有郡县制这种集权体制与集体主义这种价值观结合，才会
形成奇特的外媚内压。
中古时期，专制统治是各民族的普遍政治组织形式。每个君主、诸侯，都想利益最
大化，因此其内部组织最易形成一种金字塔结构。一个大王要征服天下，必然会在行动
前向其跟随者许愿、在胜利后兑现诺言。分封封建制是最能调动下属积极性的方法。于
是阿拉伯、奥斯曼、蒙古这些帝国先后出现。在封建制的体制内部，不仅将军的积极性
被调动了起来，就是基层的团长、连长、百夫长的积极性也被充分调动起来了。于是帝
国的疆界无远弗届。因此，封建制又是一种分权制。在分权制的情况下，不可能有外媚
内压的现象产生。
郡县制不是分权制，而是集权制、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的条件下，各级官员都是皇
帝的雇员，在皇帝面前一律平等。严格来说，郡县制的组织结构不是金字塔形的，而是
点面形，即皇帝一极点，面对臣民一大面。当然，实行起来，官吏不免要捞要贪，各级
官吏依据手中权力大小，形成事实上的金字塔结构。皇帝对下面的官吏贪腐不是不知，
但要驱使人家为你卖命，就不得不默许其存在，实际是变相的分封制。反腐败不过是帝
王南面之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腐败，任何一个中央集权制帝国都是“不可不反，不
可全反”。但在农业社会，郡县制无疑要比封建制更合理、更具有可持续性。
在对外的征伐掠夺上，封建制要强于郡县制，因为从士兵到将军，每个人的贪欲都
被调动了起来，因而会出现阿拉伯、奥斯曼与蒙古这样的疆域辽阔的大帝国。而郡县制
的情况下，对外扩张的欲望只皇帝一人有，顶多再加上些高级将领。中下层的军官只是
拿俸禄的雇员，对于拿自己的生命去博取功名利禄，远不及皇帝与将军积极。因此往往
会向上级强调客观条件的困难。而皇帝虽然想建立霸业，也要顾及成本与长远利益。所
以在一番衡量后，其贪欲会受到合理性的限制，表现出一定的克制。帝国疆域的扩大与
皇帝要付出的辛劳成正比，帝国疆域扩大却与带给皇帝个人的边际效益成反比，因为皇
帝个人的享受是有限的，而且纳贡、掠夺及开疆拓土带来的物质与精神上的愉悦逐步递
减。所以，郡县制更能减少战争、更有益于社会的和平。而封建制只会带来无休止的杀
戮。
由于郡县制的中国基本只有一个人的贪欲是合法的，而且这个贪欲受到地理自然与
人力等一系列条件的制约，因此中国历朝历代的对外扩张都是有节制的，整个帝国的对
外政策，一直有一种和平主义的传统。严格说来，近代以前，中国人并无欧亚大陆上其
他民族的国家观念。中国人有的只是天下的观念。天下可以有许多邦国，但中国皇帝是
代表上天来统治天下所有的国家，而天子居住的国家位于天下的正中，故谓之中国，有
中央王国的意思。天子不仅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同时也是天下所有邦国的统治者。华
夏中国有天下最发达的文明，四方诸国只是未开化的番夷。皇帝对四方番夷并无领土要
求，只是要求他们能称臣纳贡，领受仁义的教化。所谓纳贡，也非皇上要占番夷的物质
便宜，而是一种要他们表示臣服的礼仪。实际上为显皇恩浩荡，皇上在接受贡品之后的
赏赐，价值远远高于贡品。
集权的郡县制在中古时期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也曾存在，但实行得最彻底、延续时
间最长的，只有中国。这显然与大河流域的农耕生产密切相关。因为是大河流域的农耕
生产，因此集权制在上古时代就成必须，否则无法协调大河上中下游各地的水利。而集
权制发展到取郡县制的具体形态，也与这种依赖自然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反过来，中
央集权的郡县制又促进了这种农耕生产的稳定发展，使其达到了工业文明诞生之前生产
力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有人以为中华民族能一脉单传、绵延二千多年而不中断，关键是儒家学说起了决定
性的作用。实际上，第一位的作用是独特的地理条件，第二位的作用是集权的郡县制，
儒学的作用只能是第三位的。如果没有秦始皇创造的郡县制，中国一直实行儒学崇尚的
周朝的分封制，中国也会如欧洲一样，分裂成20-30个小国。当然，起源于分封制的儒
学，也成功地支撑了郡县制的帝国。但不是如一些人所认为的是阴法阳儒或儒表法里（
类似现在的打左灯，向右拐），儒学对郡县制帝国的成功是实实在在的，并不仅仅是为
了骗人。这就是儒学的“仁理性”。
所谓“仁理性”主要分为三个方面：1）统治集团内部强势集团与弱势集团之间，
不是强势者通吃、把弱势者赶尽杀绝，而是分清主次尊卑的前提下，双方共存共荣；2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不是行暴政、苛政，而是行仁政，在上尊下卑的秩序中和谐
相处；3）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具体说来就是汉族对少数民族的两手政策：一
是武力征服，一是和平安抚。武力中有消极防守（筑长城）也有积极进攻（征服、驱赶
、遏阻）；和平安抚中以和亲方式最为普遍，如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等，这是
一种低成本、也是较武力更多被采用的手段。但无论是武力征服还是怀柔和亲，都不是
为了对外扩张，而是为了阻止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掳掠。
因此，外媚内压的第三个来源是儒学。有学者据此总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有对外和
平、宽容的传统，以为这是中国文化高于西方文化的一大优势，其实这只是中国文化这
枚硬币的一面，它的另一面则是对内残忍，合起来形成外媚内压。
集权郡县制是前工业文明的产物，在工业文明诞生前，一直具有先进性与优越性；
但在工业文明诞生后，其反动性、腐朽性立现。这种统治方式扼制人性（无论人性中的
善恶）遏制自由，阻碍发展。仁理性的统治实际就是黑格尔所称的“普遍的奴隶制”。
在初次接触这种文明的西方人（如利玛窦）看来，它确实显现了和平宽容的一面，但在
此背面，却是残忍暴戾。在本系列文章的《西化后的中国之二：东南亚》中所引的西班
牙人在菲律宾屠杀华人的史料，就是对内残忍的证据。
儒学不是讲究仁理性吗？怎么会对内残忍呢？儒学缺乏西方的人文主义与基督教的
价值观。它是一种建立于经验主义、实然主义基础上的伦理哲学。儒学根据人在社会中
的实然差别，把人分为君子与小人（精英与草根）两个阶层，主张由君子来统治小人。
所谓仁理性不过是在这种差序格局中，君子小人各自的权利义务，这就是“礼”。亚圣
孟子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民本主义思想，但民为本毕竟无法与人是目的的民主主义相提
并论，也无法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观相比。仁理性不过是强调统治者要爱民如子
，要像农夫爱护耕牛一样爱护人民。但农夫绝不会让耕牛成为自己的主人的。统治者对
人民施仁政是有条件、有前提的，这个条件、前提就是人民不能犯上作乱，不能主张自
己的权利，否则就要严厉镇压。满清前期的统治者对于来华传教的西方教士，总体而言
是宽厚得体的，但对自己的臣民却相当严苛，文字狱即是一例，这是令西方传教士无法
理解的（西方人认为犯罪要有故意，文字狱中的受害者大多却是无意的）。在实行仁理
性的帝国内，臣民对于皇帝而言只是奴才，只是工具，因此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
道德律令。而这即使在同样专制的穆斯林国家，也是不能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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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拿来出新 时间：2013-05-12 11:38:50
外媚内压在洋人凭武力打过来之前，并不取外媚的形态存在，因为当时的中华帝国
不需要对外谄媚。当时朝廷对外国、外人基本持平等热情的态度，因而表现出和平、宽
容的面貌，以显示中华为礼仪之邦、***上国。但到了清末国力衰退之时，平等热情变
成了谄媚——洋人是上等人。也因此出现了“官员怕洋人，洋人怕民众，民众怕官员”
的怪圈。
外媚内压的高潮在帝国崩溃前夜，表现为满清统治者的“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
统治信条。满清为一小撮少数民族。为了维持“家天下”的统治，他们知道，洋人只是
要钱要地，并不要他的权；而汉人作为家奴（严格来说，旗人是奴，汉人连称奴的资格
也无，汉人只是“臣”），要的是满清的天下。因此他们宁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
之欢心”，也不肯虚君共和、让出天下”。所以，专制、腐败、卖国，必然是三位一体
，是一种制度造成的结果，而非某个人的邪恶品德。而造成这种制度的，是将国家这种
公器私有化的结果。
专制集权的另一恶果是国民性的堕落与不开化。外媚内压这种对内对外的两副嘴脸
，也造就了国人喜好“窝里斗”的无耻特性。华人在海外，一向有“一个华人是条龙，
三个华人是条虫”的口碑。虽说华人奉行集体主义的文化观念，但相比于海外的其他少
数族裔，华人是最不团结的族群。一遇外人欺压，华人很少团结一致、共同对外的。可
怜的是，这种喜好“窝里斗”的劣根性至今未被国人抛弃，反而大吹大擂，恬不知耻。
19世纪70年代，满清重臣李鸿章在出使德国会见俾斯麦首相时，大肆吹嘘自己在镇
压太平天国与捻军中的功绩。其时俾斯麦也是刚击败奥地利、统一德国。不料俾斯麦的
一席话令李鸿章羞愧难当。俾斯麦说，我们德国人认为，屠杀自己的同胞（奥地利也是
德语民族）不是一件值得夸耀之事。
俾斯麦主张的是一种民族大义，而从外媚内压文化熏陶中成长起来的愤青，整天为
自己前辈的“窝里斗”业绩欣喜若狂，他们不想想，60年前被杀的那些人不都是自己的
血肉同胞吗？
这种不懂民族大义、喜好“窝里斗”的现象说明了什么？又与外媚内压有何关系？
实际这正是专制统治的结果。如果说外媚内压是统治者表现的丑态，那么不懂民族大义
、喜好“窝里斗”就是被统治者的丑态。
集权专制的统治下，民众最根本的道德就是忠（不知忠君就是野蛮人），或曰顺从
。忠是从孝发展过来的。但其骨子里实际就是奴性。虽然中国人的文化是集体主义的，
但与此专制主义结合，形成的却是利己的集体主义。为何没有形成利他的集体主义观念
呢？这就与集权专制有关。
原来在集权专制的统治下，民众个人的对外责任只有对君与朝廷的，对社会或他人
，作为一个臣民，他是没有责任的（顶多只是对宗族乡亲的责任）。社会或他人的事，
自有官府会管，轮不到升斗小民操心。因此，中国民众离开官府，都极端自私自利，必
然呈一盘散沙状。海外华人社会为何不易团结？除了缺乏利他主义的传统外，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没有让大家臣服的官方权威。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革命的条件下开展的，基本是革命压倒了启蒙，因而理性极度缺
乏。理性不昌的现代化，必然是一锅“夹生饭”。外媚内压与缺乏民族大义这种前现代
的现象盛行，正说明人文理性启蒙之急迫。
***
200多年前的一个英国人就看透了中国
“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做官。”
这是200年前英国公使马戛尔尼说的一句话..
【1】
乾隆仅仅为了自己的面子就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说劳民伤财太轻，简直是祸国殃
民。
当时的中国正值”乾隆盛世”，中国人是好面子的，乾隆帝更是好面子的。...
据估算，英国人一行使北京花费了五十多万两白银，即十七万三千多镑白银。折成
今天的币值，为一亿零三百八十万元人民币。这其中当然不包括皇帝赏赐的礼品，这些
礼品价值要远远高于此数。
【2】
英国人对于”乾隆盛世”的感受。
1、
盛世下极端贫困的中国人。
马可?波罗惊叹中国是“尘世可以想见的最繁华的地方”。十八世纪末来到中国的
英国人却惊讶地发现，与黄金遍地的传说相反，中国的大部分普通人都生活在穷困之中。
英国人把一些死猪死鸡从“狮子号”上扔下了大海。岸上看热闹的中国人一见，争
先恐后跳下海，去捞这些英国人的弃物。...中国人一向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乐于以
任何食物为食，即使是腐烂了的也不放过。
还有随处可见的弃婴..
2、
比经济上的贫困更令英国人惊讶的，是政治上的贫困。
“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他们每天吃几顿饭，每顿都有荤菜许多道。
”“中国有一句名言：‘富者甲第连云，贫者无立锥之地’……但这句话在其他国家并
不适用。”
“做官便譬如他的宗教”。
“在中国确切地讲没有世袭贵族。”
3、
中国人精神文化上的极端贫困让人震惊
...“在任何场合，只要他们（中国官员）认为恰当，就以父权的名义，立即用板子处
罚，无需预审或调查。”
【3】
世界对中国的重新认识
1、偷奸耍滑成性
在英国人到过中国以前，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基本上是正面的。中国人被认为是
“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莱布尼茨说：“他们服从长上，尊敬老人，无论
子女如何长大，其尊敬两亲犹如宗教，从不作粗暴语，尤其使我们惊奇的，中国农夫与
婢仆之辈，日常谈话或隔日会面之时，彼此非常客气，其殷勤程度胜过欧洲所有贵族…
…”歌德说：“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道德。”伏尔泰通过
《中国孤儿》这样表达他对中国人的看法：“我们的国朝是建立在父权与伦常的信义之
上的，是建立在正义、荣誉和守约的信义之上的。孝顺忠信礼义廉耻是我们立国的大本
。”
与传教士所描述大相径庭，那些伺候他们的中国人给英国人留下了这种印象：“撒
谎、奸诈，偷得快，悔得也快，而且毫不脸红。”“他们一有机会就偷，但一经别人指
出就马上说出窝藏赃物的地方。有一次吃饭时，我们的厨师就曾想厚颜无耻地欺骗我们
。他给我们上两只鸡，每只鸡都少一条腿。当我们向他指出一只鸡应有两条腿时，他便
笑着把少的鸡腿送来了。”
2、
官本位
英国人注意到，在没有官员的场合，中国人的表情十分正常。一旦有官员出现，立
刻就变了..
“这些事例再清楚不过地昭示了中国人自夸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其高压手
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
3、
专制
“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灭于无形
。”
英国人回国之后，西方人的中国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中国从天上掉到地下，
从文明变成野蛮，从光明变为阴暗。..
【4】
黑格尔对中国的结论让人害怕又脸红
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黑格尔仔细阅读了当时他所搜集到的全部有关中国的文字，
得出了以下结论。
黑格尔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是分阶段的。他认为，中亚文化代表了人类文化的少
年时期，人类文明最早在那里发源。希腊文化则是青年，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活力。罗马
文化是壮年，而日耳曼文化是成熟理性的老年。
那么，中国文化是什么呢？黑格尔说，是幼年。中国人在官府面前的逆来顺受给了
黑格尔极深的印象。黑格尔认为，造成中国的落后的原因是中国人内在精神的黑暗，中
国是一片还没有被人类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在那里，理性与自由的太阳还没有升起，
人还没有摆脱原始的、自然的愚昧状态。“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都离它很远”。
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得出这样结论，这是一个彻底的、奇特的、最具东方性的
东方国家。“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 ‘家庭孝
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在家庭之内，他
们不是人格，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
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
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因此，中国是一个只属于空间的帝国。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读这些的时候我不得不把“乾隆盛世”真实与当下联系起来
，想必“乾隆盛世”在国人和乾隆看来也是“和谐社会”吧。
参加过中国盛会的外国人是不是在表面赞扬中国的同时，暗地里发出和英国使团一
样的感慨呢？
上海大火和北京大火都在冥冥之中警告我们：脱离现实的过度奢靡和炫耀必将遭天
谴和报应。乾隆、慈禧等无数的超级败家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现在，这个名单
还在不断扩大。
重复看了无数上演的历史大戏后，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的结论：
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
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千百年来在广阔的土地上重复庄严的毁灭，而又在本质上毫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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