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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9770 | 1 我和费孝通先生没有关系。我们是两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现在更是人鬼殊途的人。
（费先生于2005年以95岁高龄辞世。）
如果我有兴趣写一写费先生，那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学科兴趣—社会学。
说起来，我第一次接触「费孝通」的名字，是在香港一份杂志里。该杂志叫「人物」，
是份自由知识分子的刊物。当时「人物」曾连续许多期每期都选载费孝通一篇旧文，是
关于美国人的性格和社会的。我读了十分佩服。当时，（上世纪的六十年代末期）我正
在中文大学修读社会学，所以这一系列的文章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同时，杂志编者对费
孝通先生的介绍，誉为中国社会学的开山祖师，又叙述他在大瑶山作调查研究时不慎掉
进捕虎陷阱中，其妻王同惠女士召人救援时跌下溪涧丧生，读后不胜唏嘘。更由此觉得
费先生对学术的追求真是全个生命投入的，崇敬之情不禁油然而生。然而费先生的背景
如何，当时身在何处，我却一无所知，亦无暇寻求，只是觉得费先生十分遥远，高不可
攀。（其实，当时费先生在大陆，作为大右派正被下放到干校接受农民再教育。）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中文大学和美国匹斯堡大学的两个社会学系有合作计划，由后者派
来教授主持我们的社会学课程。他们的教授真是不同凡响，使我们眼界大开。我记得有
一位教授，上课时就是滔滔不绝的讲。假如你能够做速记，把他的说话一字不漏地记下
来，就是一篇好文章。
这些教授中最独特的一个，是杨庆堃教授。
杨教授的名字，一看便知是华人，而且他是广东人。他说有意尝试用中文教社会学，而
且是用广东话教社会学。当时我们用的教科书全都是英文的，他在美国教书当然也是用
英文，所以可称是大胆的尝试。但无论如何，他在整个学期里坚持下来，虽然讲的时候
不免吞吞吐吐，时有困难。
杨教授让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告诉我们他是费孝通先生的大学同学，而且还是宿舍里的
同室好友，一个睡上格床，一个睡下格床，而且有数年之久。这把我在迷蒙中的费孝通
一下拉到现实来。起码，我面前对着的杨教授，是费孝通的同学，那么年纪应该不相上
下了。可惜，那时中国仍是消息封闭的竹幕国家，杨教授和费孝通先生也已断绝消息多
年了。（他们直至中国开放，费先生访问美国时才再度见面。）
他不知道费先生正在「抛妻弃子」，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干校「不务正业」。
自此之后，费孝通的名字便深植在我的脑海中，虽然大学毕业后，我已经和社会学绝了
缘，也没有靠它生活。中国开放改革后，费先生又在社会界和学术界活动，我有时看到
关于他的报导。再之后，在书店中也看到了他的新写的文章的结集，例如《行行重行行
》、《从实求知录》等，知道他又恢复了他的老本行的社会研究，我有说不出的高兴。
对他努力不懈的从事学术的追寻，也十分敬重和佩服。从报章上看到他的相片，总是挂
着开朗的笑容，我直觉这是一个「老好人」。
事实上，费孝通先生给我的印象是这么的好，我曾经尝试把一本书送给他。事缘我移民
美国后，有机会结识了一位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高教授，倾谈之下我表示
现在已退休，希望能够做一些有意义的事，而以我的条件来说，做学术研究是太迟了，
但翻译也还可以。他说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有意出版一套古典名着丛书，他回北京
后会与有关方面商讨，看是否需要我的帮忙。
这位高教授回到北京后，果然不久联络我，说他们决定让我翻译马林诺斯基（
Malinoski）的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我非常
乐意地接受了，特别是因为马林诺斯基是费孝通先生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老师。同时，我
也萌生了译好这书送给费先生的意念。这书篇幅庞大，我日以继夜的工作，并把全文打
进电脑里，穷九个月之力完成。我把全稿寄往北京，可是许久都没有收到回音。我本来
打算收到他们的消息后，写一篇序，（这是我每译完一本书后的习惯）再写几个字把本
书呈献给费先生。
我把马书译竣后，随即开始翻译另一本书。我并不担心马书的编辑和出版，因为这是北
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出版计划，应该不会出乱子。我一心等候他们的回复，然后把
序文和献辞送上。谁想不然，出了大乱子。书是出版了，但书的封面竟然多了一个叫梁
永佳的翻译，而且他的排名还在我的前面，变成他是主译，我是副译。我十分惶恐，去
信找姓梁的一问，问他翻译了哪些篇章。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他花了很多时间修订文
字。这人当时是博士生。他还说，加进他的名字不是他的意思，是他所里一个叫王华华
的教授的决定。我依稀记得该研究所一个姓王的教授曾被指控抄袭他人著作，不知是否
此人？一查，竟然正是。是则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弄虚作假，是有前科的了。最
后梁说他同意出第二版时，把译者的次序调换一下，我第一，他第二。这真是不知什么
话!
还不止此，梁还分了我四成的稿费。
这本书搞得这样不愉快，是一个遗憾。而我送不成这本书给费孝通先生以表敬意，也是
一个遗憾，因为再没有机会了。
我写本文的一个导因，是因为我刚读完了费先生的文集《人生漫笔》。这书是由他的儿
子（和媳妇?）辑成的，内里包括费先生各个人生阶段（由青年期到老年期）的各类文
章（论文、散文、杂文和书信）。从这本文集看出，费先生不仅是个学者，还是个文人
。他一生笔耕不绝，可称著作等身。费先生文笔细腻典雅，叙事清晰，推理如抽丝剥茧
，举重若轻，讲人生遭遇不温不火，怨而不怒，有极高的涵养。
我由费先生的文字联想到一个较为广泛的问题，一个关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众
所周知，在中共治下，特别是头三十年中共的治下，知识分子吃尽苦头，愈高级的则苦
头愈多。假设是学术权威，则能够苟全性命已属不错。那些没有吃苦头的，则噤若寒蝉
，或按中共的官方路线作文、说话，又或充当中共的探子，举报或陷害同僚。思想窒息
，与外国断绝来往，几无交流。这对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来说，确是最大的惩罚。他们
在这个政权底下浪费了三十年的青春，这是他们最精壮的时期，也是学术生命最丰盛的
时期，这不啻是夺去了他们的生命。照理，他们应该对这个政权并无好感。他们应该批
判、诅咒、鄙弃这个政权。
然而，当一切平复后，这些知识分子又被「解放」后，他们许多只是额手称庆，高兴风
潮已过，自己又渡过一个险滩。复出后他们许多依然故我，有些甚而又对政权歌功颂德
，好像全无反省的样子。这不像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是有反省力
的，有批判力的，有独立思考的。我对这个现象大惑不解。
费孝通先生属于这类知识分子。论知识、论学养、论人品，费先生无疑都是上上的。他
有独立思想、科学态度、客观精神，这是不容怀疑的，你读他的学术文章便可知道。但
是，为什么他复出后对这个政权又再亲和接受，好像完全没有事情发生过呢？不要说自
己，就看中共建国后前三十年中国人受的苦难，中国文化的受到摧残，中国文物的受到
破坏，都是他们眼见的，为什么视而不见呢?
费先生的言论，凡谈到中共的劣政，都轻轻带过，不敢说一辞。为什么这样呢？我想找
出一个解释。
像费先生这样表现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实在不少。事实上，费先生已不算太差了，起码
在我读到的资料中，他没有怎样歌功颂德。前不久「国宝」季羡林过世，我便觉得在修
为上他不及费先生，因为他讲自己的学术成就时十分「谦虚」，但他也有一些吹捧政权
极度肉麻的话。
但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怎么可以看到中共这么长时间的胡作非为，而视若无睹呢？我
们在海外，只是间接地知道中共的罪恶，便已「怒发冲冠」了，他们在国内深受其害，
为什么没有自省呢？是不能吗？不见得，因为他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当然，自省是大有人在的，每一次运动过后，都有人觉醒、反省，认为共产制度是不行
的，而中共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我的问题是，像费孝通先生这样的大知识分子，竟然不
能觉悟，复出后还为这个政权卖力。为什么他不把精力用在向当权者进谏方面，甚而向
他们力争呢？（他们是有条件的，因为他们能够接触当权者。）
前些年当钱钟书先生逝世的时候，有些人便在「盖棺论定」时批评他，说他过于「明哲
保身」，对中共恶行视而不见，完全没有尽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可见你是一个出名的
知识分子，人们是对你有要求的。
当时我觉得这未免对钱先生求全责备。学问出名不是钱先生的责任，是人们加给他的名
誉而已。在他自己，在中共治下，是宁愿寂寂无名的。钱先生是聪明人，深知生活在中
共的淫威下，不要当「出头鸟」的道理，所以他埋首于故纸堆中，光做学问，对现实生
活种种不置一辞，做「避世者」。我们不应该对他深责，他没有害人，也没有出卖朋友
，这在当时的社会，已是不容易做到的了。我曾翻译过一本张申府的传记。张也是高级
知识分子，他是最早和陈独秀、李大钊讨论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人之一，并是周恩来的入
党介绍人。他后来退党，49年之后在北京图书馆当研究员，隐姓埋名，不问世事。可是
就是他，在反右的时候还是被迫出来揭发朋友。他感觉无奈，但是当时不表态不行。所
以对于钱钟书先生，我们毋宁应该同情他，诅咒他生活的那个社会，没有给他机会发出
更多的亮光。
费孝通先生则不然，复出后他非常活跃，在做着中共允许他做的事。他配合政策，和钱
钟书的「不求闻达」不同。费先生是不甘寂寞的，他说要追回失去的时间，但却没有深
究，是什么让他失去那些宝贵的时间?
他有没有思考一下，或做些什么，以使他自己，以及许多其他的人们，的宝贵时间再不
会失去呢？看来是没有了。
他是贪生怕死吗?
他是害怕那些当权者吗？他是要追求名利吗？都有一些吧，但这是不足为奇，也不应责
难的。谁能免俗呢？贪生怕死等等，都是很自然的。我们不能要求人们不怕死，不怕有
权势的人，不追求名利。但是中共犯了弥天大错，干了滔天恶行，而你仍能和共干们把
酒言欢，妄加奉承，中共一招手便如蚁赴膻地扑身而上，忘记过去一切，那真是不可思
议。（我在香港的时候，在公务和活动上，有许多机会和左共分子握手。每次握手，我
都觉得不是握着一只人手，而是一条毒蛇，浑身疙瘩，感觉非常不舒服。）
我想了许久，以求对这个现象找出一个解释。有人说是人性，我不以为然，因为不是人
人都这样。和费先生相反，有不少的中共信徒觉醒了，忏悔了，甚而走到反面，对共产
主义和共产党口诛笔伐。那又怎样解释呢？这不是人性吗？不是代表善良那一面的人性
吗？如果这又是人性，那又是人性，这样空泛，实在不能以之解释社会现象。
我最后想到，是了，这些知识分子虽有独立思想，却没有独立人格。没有独立人格，因
而不能顶天立地，而要时常依附一个主子，即握有权势的人或组织。缺乏独立人格的人
，不能寂寞，（由此表现出来是不甘寂寞）
因为让他一个人的话，他会感到空虚，没有安全感。换句话说，这些人任何时间都要有
一个「码头」停泊。因此有些人虽然给中共整得要生要死、不生不死，但事情过去后，
中共向他一招手，或给他一个媚眼，他便急不及待地又「投怀送抱」了。
费先生正是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人。我想到六四。在学生静坐高潮的时候，费先生曾联
同一些社会名人上书当局，希望当局接纳学生的意见。但枪声一响，费先生便不敢再作
声了，甚而按中共的口径说话了。费先生没有想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对手无寸铁
的纯真的学生开枪屠杀。
我说费先生「没有独立人格」，丝毫没有贬意，（我仍然是尊敬费先生的）也没有责难
之心。我这的语不属价值判断。有些人就是这样，就是要找一个有力的依傍，以「安身
立命」，如此而已。他没有害人，在中共的社会里，我们还祈求什么呢？
来源：《冀朝铸回忆录》《北京之春》2013年7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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