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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9770 | 1 2018/11/26
09:04
短史记
文|谌旭彬
1880年末，清廷召赋闲在家的前淮军将领刘铭传进京，商议应付日趋严重的边疆危机。
刘进京之后，呈递了一份《筹造铁路以求自强折》，呼吁朝廷大修铁路，以巩固国防。
奏折挑起了巨大的争议。
早在1863年，朝廷已经否决过英美商人请造铁路的要求，给出的理由是：
“外人在中国土地筑造铁路，乃奇技淫巧，殊不合我大清皇朝祖宗成法。”
自道光时代以来，近代制度文明与技术文明，同时对清帝国施以了巨大冲击，铁路不过
是技术文明冲击的一个部分。帝国士大夫们惯用的反击路径是：努力证明本国制度文明
的优越性，进而以之为理论基础，去否定近代技术文明。
铁路的命运，可想而知。
图：刘铭传，淮军将领。1880年末，受李鸿章之意，上奏请建铁路，引发了一场高层大
论战。
中国第一条铁路的夭折
在刘铭传的奏折引发朝野争议之前，1876年，清廷曾以民意为借口，拆毁了境内已修成
的第一条铁路。
1872年，外国洋行成立了一家叫做吴淞道路公司的机构，买下沿线土地。鉴于清廷已将
铁路归为“道”所不齿的“奇技淫巧”，他们对外宣布要修筑一条自上海至吴淞的普通
马路。洋商们有些乐观：先把吴淞铁路（又称“淞沪铁路”）修起来，让清廷见识到它
的便利，最后或许可以得到认可。
1874年，公司正式着手铁路敷设。1876年1月，路基全部筑好，开始铺设铁轨。至此，
修筑铁路而非寻常马路的意图完全暴露。为避免地方官府干扰，铁轨的铺设非常迅速，
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全程的四分之三。随后，机车升火鸣笛，开始试运行，生米做成了
熟饭。
清廷的反应非常强烈。通过上海道台冯焌光，朝廷要求驻上海英国领事Medhurst中止火
车的通行。冯责备道：英商当日成立的吴淞道路公司获准修筑的只是一条寻常道路，如
今造出来的却是铁路，这是很明显的越权。两江总督沈葆桢，也要求立即中止剩余路段
的铺设。
其后的交涉过程繁复异常，不再赘言。结局是：1876年12月13日，中英两国同意以28.5
万两白银的价格，由中方购买这一铁路。两江总督沈葆桢考虑过继续自办经营，但最终
选择了全部拆除。1877年10月20日，最后一期购路款项交付清楚，铁路完全交给中方，
随之被拆，轨条被运往台湾，火车则被扔进了长江。
交涉过程中，“民意担心铁路破坏风水”这样的说辞，普遍见于清廷官员的奏折文函之
中，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和地方州县官员，都提到过这一点。
事实上，吴淞铁路在建造及试运行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这种现象。
1942年出版的《上海史话》，记载了上海居民对吴淞铁路的反应——他们不但不反对铁
路，相反，许多人满怀好奇地观看甚至追看铁路的铺设。当年的《申报》，也曾派记者
去铁路现场采访，据其报道，除了上海居民，甚至有几十里外的居民乘坐马车、人力车
、二轮车等，前来观看铁路，围观者每天达千余人，商人们乘机在铁路沿线开设商场：
“游铁路成了当时老百姓津津乐道的一件大事。一些住在城内几乎终年不出门的人也携
亲带友前来观看，停车处本来冷冷清清，竟一跃而为热闹之区了。”
1876年5月间，《泰晤士报》发表了—封驻沪记者的通讯，如此描绘当地民众与铁路的
关系：
“多少有些和预料相反，在这个区域里，没有出现中国人的反对。反而在工程进行中间
，表现出了不断增长的和友谊的兴趣。……几哩路已经完叠铺好了石碴……整个乡间洋
溢着乐趣．邻近村镇每日有成千居民蜂拥而来观看工程的进行，并议论各种事情，从小
机车到铺路的石碴。大家都十分高兴，显然他们都热心的盼望着一个愉快的日子的来临
。老头儿和小孩儿，老太婆和小姑娘，读书人，工匠，农民——代表了社会上的各阶层
。”
这与《申报》对火车第一天正式通车所做的报道是一致的：
“予于初次升行之登车往游。唯见铁路两旁观者云集，欲搭乘者繁杂不可计数，觉客车
实不敷所用。火车为华人素所未见，不知其危险安妥，而妇女及小孩竟居其大半。先闻
摇铃之声，盖示众人已必就位，不可再登车上。坐车者尽面带喜色，旁观亦皆喝彩，注
目凝视，顷刻间车便疾驶，身觉遥遥如悬旌矣。”
显然，这与朝廷所谓“民众担忧破坏风水反对修筑铁路”的说法大相径庭。
民众对铁路的这种态度，让朝廷颇为尴尬。毕竟，在拒绝修筑铁路这件事情上，“民众
利益”是朝廷行之多年的托辞。
1866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曾说过：“兴作铁路，必致扰民，有识者皆以为不可。”
1867年10月到1868年1月间，朝廷召集18位中央高官和地方大员集体讨论铁路事宜，李
瀚章的说法是，修筑铁路必将“凿我山川，害我田庐，碍我风水，占我商民生计，百姓
必群起抗争拆毁，官不能治其罪，亦不能责令赔偿，致激民变”；曾国藩的说法则是，
修筑铁路必然导致“车、驴、任辇、旅店、脚夫之生路穷矣”，会破坏这些人的生计，
他们必将群起反对。
这次讨论，确定了一条用以阻止洋人在中国境内修筑铁路的有效方法：
“（若列强说他们）自能劝导防守为辞，欲增约内；我则必以百姓抗争拆毁，官不能治
罪赔偿，等语，载入约内。”
如果列强声称他们可以劝导百姓、保障铁路安全，要求将修筑铁路一事写入条约，则朝
廷应该同时提出要求，将百姓若群起抗争拆毁铁路，列强不得要求治罪赔偿这一条，也
一并写入条约。如此，“彼族……当必废然思返”，定会知难而退。
此后，“民意”成了清廷反对修筑铁路的核心理由。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民意”，吴淞道路公司在修筑吴淞铁路期间，采取了很多友好措施
。比如，公司雇佣当地居民做工，工资高达每人每天200文；收购土地时，不惜出高价
以避免纠纷；对沿线居民祖坟细加勘查，力求避免触及破坏……如此种种，有效地赢得
了沿线居民的好感。朝廷预想中的反对铁路的群体性事件，并未大量出现。
当然，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冲突，《申报》光绪二年九月初七曾报道过一次群体性事件：
“前日，吴淞至江湾之火车，正驶行时，中途陡遇男妇老稚八、九百人前来拦阻。诘其
故，称因前日机车中之火星飞入该处附近之草屋上，致兆焚如也。管车洋人即温语慰之
，并许以当令管事者前来查看，众人方始让路。乃开行甫数步，众人中有谓何为轻纵？
前行者因复蜂拥而来，冀图拉住。后觉机器力大不能敌，遂各释手。车遂启行。”
这类零星的冲突里，民众的诉求止于自身利益的维护，而非是要拆毁铁路。
真正的敌意，来自朝廷和士大夫。早在铁路铺设初期，上海的一些绅士即酝酿阻止，甚
至打算采取卧轨自杀的方式，且一度付诸实施，因司机及时刹住火车，才未酿成事故。
直接导致铁路被拆的事件，则是一名中国士兵在铁路上自杀。
当时有很多人怀疑，这场士兵自杀，是清廷的故意安排。
比如，《泰晤士报》曾如此报道：
“在（火车通行后）一月期内，一个人被火车轧死了。……人们很怀疑他是受地方官吏
唆使的。不管怎样，这个事件是被大大地利用了。这个道台……提出了‘以命偿命’的
要求——即以火车司机的命来抵偿死者的命。这个想法当然是可笑的。……但是，英国
领事想，举行一个正式的审讯也许会使中国人满意。在他的指示下，一个由副领事承审
的误杀案的审判举行了。不用说，案件在初审法院，就结束了。这个司机立即无罪放免
，但是官吏们的敌意却没有得到缓和。
“被压死的人是一名中国士兵。调查结果是，死者既没有财产，也没有亲友。另据现场
目击者称，当事人明显是主动赴死：‘该兵当时向火车而行，司机鸣放汽笛后即离开轨
道，迨火车行近其身只六码时，忽又跨入铁道内致惨死’——故而当时的媒体认为，这
名中国士兵之死是有预谋的，而最大的嫌疑人，就是中国政府，具体来说，即上海道台
衙门。”
事情的真相已很难廓清。但这次事故给交涉带来了直接转机，清廷以之对外展示了中国
的“民意所向”，吴淞铁路最终能够被拆除，这条人命“功不可没”。
拆毁前夕，有145名上海、吴淞、江湾地区商民，联名公禀两江总督沈葆桢，请求保留
铁路继续运营。沈葆桢也明白铁路是好东西，“铜线（指电报线）、铁路，如其有成，
亦中国将来之利也”，但他绝不愿意这种好东西出现在自己的辖区，妨害到自己的仕途
，如《南亭笔记》所载：
“（沈葆桢）督两江时，适外人创淞沪铁路成。文肃（沈葆桢谥号文肃）仰承朝命，以
巨金购得。或劝仍置原处，以便途人。文肃怫然曰：‘铁路虽中国必兴之业，然断不可
使后人借口曰：是沈某任两江时所创也。’遂决意拆之去。”
图：吴淞铁路通车
有精神火车，无需实体火车
回到刘铭传1880年末请求“筹造铁路”的奏折。
这份奏折之所以震动朝野，引发大论战，直接的原因有二：（1）唐廷枢正致力于兴建
唐胥铁路，以满足运输开平煤炭之需，唐深知铁路之事不能讨论，故低调去做，但非议
之声仍然随之而起；（2）本年中、俄关于伊犁问题的交涉趋于紧张，修筑铁路以巩固
国防成为一种当务之急。
刘铭传进京上奏，是引发争论的导火索。他是军旅出身，言谈所及，也局限在军事国防
范畴。
他在奏折里说，俄国“自欧洲起造铁路”，已进逼至中国边境，“将由海参崴开路以达
珲春”，等到俄人铁路全部修成，“不出十年，祸且不测”，所以中国也要赶紧修筑铁
路，才能“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转运枪炮，朝发夕至”，拥有迅速集结全国兵力
与物资的能力，“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不但内部的地方割据势力
无法再存，外部来自俄国、日本的威胁也可以解除。
刘铭传建议清廷建造南北铁路干线：南路二条，一由清江经山东，一由汉口经河南，均
达北京；北路由北京东至沈阳，西通甘肃。
收到奏折的当天，清廷下达上谕：“着李鸿章、刘坤一北洋、南洋大臣悉心筹商，妥议
具奏。”论战遂起。
李鸿章是刘铭传上奏的幕后操纵者。在此之前，为谋建铁路，李已呼吁了20余年。朝廷
谕旨下达后，李即写了一封4000余字的长折，全力支持刘铭传。
李的奏折，颇为讲究策略。他很清楚，修建铁路最大的阻力，来自意识形态层面的“道
义”，所以奏折开篇，即努力“证明”修建铁路与圣贤之道相通：“圣人既作刳木为舟
，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修铁路，与圣
人们“济不通”、“利天下”本质相同。
紧接其后，李陈述了建造铁路的九大好处，如：沟通南北物流，于国计民生大为有利；
有利于军队输送，可巩固国防；四方军队可迅速向京师集结，可免咸丰皇帝逃往热河之
耻；于救灾物资运输大有裨益，若有铁路，丁戊奇荒断不致饿死那么多人；等等。
针对在朝廷高层极有市场的“造铁路等于开门迎盗”，方便外国军队在中国土地上来去
自如的观点，李鸿章说：“各国之有铁路，皆所以征兵御敌，而未闻为敌用”，认为这
种担忧纯属庸人自扰，铁路建造在本国土地之上，岂有本国政府无力控制而任由外敌借
此铁路驰骋之理。再者，若我不能自强，即便不造铁路，外敌岂不同样还是会在我国内
逞强？
此前，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骧曾上奏反对修筑铁路，其中一个重要理由是：铁路一开，
会导致“中国之车夫贩竖将无以谋衣食，恐小民失其生计，必滋事端”，担忧铁路会夺
了像马车夫们这些人的生计，引发社会动荡。
李鸿章觉得这是无稽之谈。他举例说：英国初造铁路时，也有这种顾虑，结果铁路造成
，沿线以马车为营生的人反而更多了，因为铁路只走大道，偏僻乡镇仍然需要马车，铁
路带动沿线城镇发展，马车的需求也自然上涨，造铁路非但不会夺民生计，反而是为百
姓谋利的好事。
对于朝野间极流行的不可造铁路使洋人觊觎内地的观点，李鸿章也深感荒谬——“若虑
远人之觊觎，而先遏斯民繁富之机，无论远人未必就范，即使竟绝觊觎，揆之谋国庇民
之道，古今无此办法也。”——为预防外敌，而让老百姓穷困潦倒，古往今来，从无这
等治国之道。
末了，这位洋务老臣如此向朝廷吐露自己的心声：
“鸿章老矣，报国之日短矣，即使事事顺手，亦复何补涓埃！所愿当路大君子务引君父
以洞悉天下中外真情，勿徒务虚名而忘实际，狃常见而忽远图，天下幸甚！大局幸甚！”
图：唐山至胥各庄铁路通车仪式，中间站立者为李鸿章
李鸿章希望“当路大君子”洞悉天下中外实情，不要仅凭道听途说、胡乱决策、误国误
民，愿望诚然是好的。但悲哀的是，对许多士大夫而言，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并不是
他们的信仰，脱离了生活的所谓“圣贤之道”才是。所以，即使他们告别道听途说，对
近代文明作一番切身的实地考察，所得出来的结论，也仍可能是荒谬的。
通政使参议刘锡鸿，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
刘曾出使英、德两国，对西方国家有切身了解。在此次论战中，他总结了铁路“不可行
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得到反对修筑铁路者如李鸿藻、翁同龢、额裕等人的激
赏。其出使西方的经历，大大增强了其反对意见的权重。
刘的反对意见，大致有六：
（1）反驳铁路有利于巩固国防。刘认为守国之道在于人和，并兼重地形之险，若造铁
路，则不惟不设险，而且自平其险。
（2）反驳修铁路搞运输可以充裕国库。刘认为：“圣朝之生财自有大道，岂效商贾所
为”。
（3）针对有人提出修建铁路，便于朝廷访查各地民情，有益于政治清明，刘认为：“
察吏之昏明，在精神不在足迹”。
（4）反驳铁路利于民生的观点。刘认为铁路确实利于人民出游，可使商贾得利，但货
物流通便捷的同时，还会导致“人心必增奢侈，财产日以虚糜”。
（5）刘认为修筑铁路将使“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
（6）刘认为修铁路将引发民乱，“盖百姓此时愤心未平，一旦创造铁路，复毁其田庐
坟墓，则众怒益甚。而伏莽之贼，遂得借共杀英人为名，因众心以作乱。”
以上意见，是有理论渊源的。出使西方期间，刘写有日记《英轺私记》，其中记载了一
则轶事，有助于理解他在此次论争中的立场：
驻英时，一位“波斯藩王”曾问刘锡鸿，中国何以不制造火轮车。刘以一种充满了哲理
智慧的幽默作为回答：“目前，我们大清政府正计划在朝廷上制造大火车，这种大火车
不用煤，不用铁轨，却能一日行使数万里。”“波斯藩王”迷惑不解，刘锡鸿带着自信
的微笑告诉他：“（根据我们中国圣人四书五经的教导）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
万民。此行之最速，一日而数万里，无待于煤火轮铁者也。”
在刘看来，四书五经所规范的意识形态，是胜过任何实体火车的“精神火车”。实实体
火车会扰乱帝国秩序，给维稳造成麻烦，惟有这列“精神火车”能给清帝国带来和谐。
刘锡鸿自己，也被自己的这番妙论所折服，他在日记中得意地写道：
“（波斯藩王）闻之亦大笑。余自到伦敦，凡出拜客，必正使（郭嵩焘）与偕，未尝向
人稍伸辩论。此次每一答驳，波斯藩王必点头不已。语毕辞去，王曰：今日领教殊快，
无怪是中国有名人。”
与刘锡鸿的自鸣得意大略同时，《泰晤士报》刊文尖锐讽刺了清廷对近代文明的拒绝：
“中国阻止进益之党，不作他事，只以禁止改变为务。毁弃铁路主议者何人？不得而知
，闻共有七人，史册内载，历来开创有七个圣人，似此可编为‘七愚’姓名，传之后世
。年来论及吴淞铁路，嬉笑怒骂，兼而有之……不料与郭（嵩焘）同来之柏林公使（刘
锡鸿），同观、同想而不同心，谓电报、铁路虽于不慊于心之夷鬼有用，于汉人全不相
宜……从前中国有个皇帝，恐民智之日滋，因而焚书坑儒，至今传以为笑。阻止铁路之
人，亦必贻笑后代无疑也。”
最终，刘锡鸿的“精神火车”战胜了李鸿章们的实体火车。朝廷下旨，刘铭传的奏折“
毋庸再议”。
数年之后，明治二十年，也就是1887，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长小川又次，向日本当局提
交了《征讨清国策案》。《策案》中称，清廷共计有军队“一百一十七万人”，其中战
斗力最强者，是“练军约十万人”加上“勇兵大约三十万人”，但这些部队不足为惧，
原因之一正是：
“以此四十万之兵员，布于我十倍之土地面积，特别是道路粗糙恶劣，交通甚为不便，
故而假令一方有事，也难以直接调遣邻省之兵。”
图：刘锡鸿
参考资料：
《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社科文献出版社；
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中华书局；
小川又次：《征讨清国策案》，米庆余/译，收录于《日藏甲午战争秘录》，(澳门)中
华出版社；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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