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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32 | 1 盘龙城作为黄帝，大禹，少康的全国性首都可能达千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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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32 | 2 学界曾普遍认为，早期青铜器为夏商中原王朝垄断，由都城统一生产。“盘龙城遗址联
合考古项目”联合考古队近日披露，盘龙城发现了大规模铸铜遗址，系在夏商都城之外
首次发现，这一重大发现将改变学界主流观点。
为了进一步发掘出盘龙城遗址的功能与性质，武汉大学、芝加哥大学、湖北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近日组成中美联合考古队，开
始了新一轮合作。
在未来3年时间，中美联合考古队将重点研究盘龙城遗址聚落形态和布局、手工业
生产、自然环境变迁、区域聚落形态分布与互动等。
据介绍，武汉大学、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等多家单位５年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盘龙
城进行考古发掘。考古队先采集到一个石范，即古代铸造工具用的模子，遂顺着线索往
北开展工作，后在盘龙城小嘴遗址发掘１０００多平方米，惊喜地发现了用来浇铸青铜
器的陶范。此外，又发现各个生产环节相关遗物，如铸铜原料木炭，炼完铜的铜渣，打
碎准备回炉的铜器等，及铜颗粒、坩埚等。随着考古工作推进，考古队还发现了灰沟、
灰坑、房屋等遗迹。
为增强结论科学性，考古队和北京科技大学合作，对这一区域进行了ＸＲＦ（Ｘ射
线荧光分析仪）地表探测，证实该区域为高铜含量地带。
盘龙城遗址考古发掘领队、武汉大学教授张昌平说，盘龙城铸铜遗址是目前所见唯
一远离都城的大规模铸铜遗址，其复杂程度远超想象。盘龙城不仅是曾经认为的“商王
朝南下的军事据点”，而且是有独立青铜器铸造的地方中心。
盘龙城是公元前１６－１３世纪中原文化向南扩张、在长江流域形成的中心城市，
反映了以夏商王朝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在长江流域的发展。盘龙城遗址是迄今为止，长江
流域发现的夏商时期规模最大、出土遗存最为丰富的城邑遗址，是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中
心、武汉城市之根。
自１９５４年被发现以来，盘龙城遗址经历了６０多年考古发掘，出土大批青铜器
。曾入选“２０世纪中国１００项重大考古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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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32 | 3 学界曾普遍认为，早期青铜器为夏商中原王朝垄断，由都城统一生产。“盘龙城遗址联
合考古项目”联合考古队近日披露，盘龙城发现了大规模铸铜遗址，系在夏商都城之外
首次发现，这一重大发现将改变学界主流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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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32 | 4 何为夏与商？华夏与东夷的恩怨情仇
何为夏？夏与华不是一回事，但夏与华，文化上有继承关系。
何为华？凡是继承了扶桑文化的都可以是华。最早的扶桑文化出现在湖南澧水流域，就
是三皇时代，晚期传播至夏水流域。
何为夏水，说的应该是汉水下游，其实水经注里曾经清楚地记载了夏水的范围，它的源
头在湖北荆州，曾经几度成为长江主泓，经过湖北监利仙桃汇入汉水，到达武汉，是为
夏口。所以何为夏，它最初只是一个地名，说的是江汉平原的一系列城邦国家，对应的
是五帝时代，只因为继承了来自南方澧水流域的扶桑文化，因此这个文明，就成为华夏
文明。
距今5千年前，在汉水下游的江汉平原出现了“城”。有考古学家统计，虽然目前这个
地区发现的能被确认的城大概是20座左右，但实际上当时应该有40座，最多达到50座，
并在屈家岭和石家河时期已经出现了铜器。
如此规模密集的远古城市群，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绝无仅有的，甚至两河流域也只能
望其项背。一定要坚信，任何大城遗址，史书上一定会有记载，中国史书牛逼的地方就
在这里。连埃及巴勒斯坦的文明咱国史书都没有放过，自家的历史岂能不记录清楚。
现代考古上的成果，关于湖北武汉盘龙城遗址有篇论文：從碳十四數據看盤龍城的年代
及其與二裡頭、鄭、偃三城的關係，盘龙城有石家河时期地层。盤龍城文化是從本地區
的石家河文化發展而來。盤龍城的夏代文化遺存如玉柄形器、陶觚（杯）等，比二里頭
文化同類器的特徵更加原始，...
距今3800年左右发生国家结构的演变：几个大城的神权中心变弱，包括以石家河为“中
央”的势力也衰落，而其东邻更靠近铜矿的地区，出现更大的中央集权政体，这可能以
盘龙城为代表。考古资料所反映的石家河没落而盘龙城崛起，或许正是商汤克夏故事中
所隐藏的“现实”，即盘龙城文化或为传世历史神话中所载汤商王朝的历史阶段。
碳14检测表明，二里头一至四期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750—前1530年，郑邑始建于公元前
1500年之后。盘龙城始建于四期，城濠内出土碳14标本的年代分别为公元前1711±81、
前1617±73年，其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早中期，早于郑邑，而盘龙城二期文化面貌与二里
头早期相似，年代却比二里头一期早约150年，所以“二里头文化”的发祥地应该在江
汉。
二里头文化的根在江汉，但它跟偃师商城又啥关系，据说二里头跟偃师商城文化分类上
是有区分的，唯一的解释，二里头文化是经汉水传播到偃师的五帝文化，偃师商城文化
则来自安徽铜陵阜阳地区的夏商文化。
商其实是在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夏商其实是一家，而二里头是啥？它应该是屡次被
商打败的白羌，他们文化的根在江汉平原，很可能是姜姓炎帝的殖民文化。
当然，江汉平原的石家河文化系列也不是夏代，是五帝时代。武汉盘龙城至江西吴城文
化，才是夏代，夏都斟鄩应该在江西九江。
如果夏都安邑在武汉黄岗地区，则商均的封地很可能在江西南昌。舜所葬之苍梧之山应
该在江西，而非湖南，楚人去湖南设苍梧郡是误判。是楚人犯下的错误
吴城遗址是中国南方一处规模较大的商代中晚期都邑遗址，总面积约4平方公里。遗址
内发现有陶窑区、冶炼区、居住区、墓葬区、祭祀广场等遗迹。出土陶器、原始瓷器、
铜器、石器等遗物数千件。其中烧造考究的原始青瓷器的发现，证明了这一地区即是青
瓷器的发源地之一。许多陶瓷器物上还带有刻划的文字符号。
吴城者，梧城也，这里才是舜帝死葬之所，苍梧之野，古时还没有统一文字，同一个读
音被人们用了不同的字，后来悟州被人附会到广西去，应该是秦人干的，楚人也篡改历
史，他们把一些江西地名往湖南搬，什么苍悟郡就搬郴州去了，等等，甚至丹朱也去的
不是湖南，而是在江西南昌地区。
山海经与史记都记载，舜帝所葬在一个名叫九嶷山的地方，我怀疑这个九嶷山实为江西
九嶺山之误，江西九岭山正是在江西吴城遗址的西北面。
江西南昌地区还可能就是夏时的象地，当然，象仅仅只是一个远古地名，在湖南益阳象
鼻嘴。夏时代的象地很可能己经在江西，所以舜弟象与夏帝相去的都不是湖南，而是江
西。
山海经海记载了帝舜葬于苍梧之山的南面，丹朱葬于苍梧之山的北面，如果江西吴城遗
址早期为帝舜所葬之苍梧，则丹朱所居的地方也应该在江西吴城遗址附近，而绝非湖南。
山海经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我认为它应该是一部虞朝的官方文献，最早以云梦泽为
观察角度来写，晚期则以鄱阳湖为观察角度来写的。
按大禹治平洪水的地点在江西九江，则大禹老年了可能真去过浙江绍兴。但怎么解释山
海经所记载的会稽山在大楚南这句话？可以这么解释，会稽山本是一个三皇五帝时代的
远古地名，本在湖南衡山地区，但禹时代，由于商丘被搬去了南昌，则会稽山被搬去浙
江绍兴也是合理的。
然后夏少康是虞思的女婿，假使虞思所居之地在江西吴城遗址，则少康应该也是在这附
近活动并在江西武汉之间建国，他取得天子地位后，封个儿子去浙江绍兴为禹守陵也合
理。因为以浙江绍兴良渚遗址的底蕴，当为会稽山附近的一个优良海港，分封贵族去统
治那里很有必要。
《越绝书》说大禹“过大越，上茅山。” “禹来东征，死葬其疆。” 看到了吧，禹去
浙江绍兴，是东征去的，是入侵良渚古国。看来越绝书的记载很可能全部是信史，不是
胡说八道。但是，华阳国志就有很多问题，不能当信史看待。
关于《越绝书》的作者《隋书·经籍志》认为是子贡，其实不是。此书末尾序外传记有
隐语：“以去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复之以庚。”这个隐语里面暗藏了“袁康”
两个字；又有“禹来东征，死葬其疆”。这两句表明作者是会稽人；又云：“文词属定
，自于邦贤；以口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与之同名”这几句里面有隐藏了“同郡
吴平”之名。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判定该书作者为汉朝的袁康和吴平，这两人的
生平已经无从考证。
良渚文化遗址位于杭州城北18公里处余杭区良渚镇。因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於1959
年依照考古惯例按发现地点良渚命名，是为良渚文化。1936年发现的良渚遗址，中心地
区在太湖流域，而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则在太湖流域的东北部、东部和东南部。实际
上是余杭区的良渚、瓶窑、安溪三镇之间许多遗址的总称。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聚居
的地方。年代为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000年，距今5300-4000年左右。是长江下游良
渚文化的代表性遗址。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
良渚文化毁于夏人入侵，文化向山东转移。农耕文明战胜航海文明。大禹跑良诸去，让
这群海上生意人纳贡，这群航海人懒得鸟他，划着船就跑路了。山东与良渚文明关系密
切？龙山文化有超过五成的良渚因素，可能就是与大禹东征事件有关。
可见夏王朝真的很牛逼，西面疆域可能己经到到四川成都平原，东面沿着长江下游一直
到达浙江绍兴，北面到达湖北随州，南面到达湖南衡山和江西新余。所以夏文明真的就
是长江中下游文明，跟黄河文明关系不大。
这样三皇五帝的传说在湖南湖北，虞夏在湖北湖南江西，商在安徽河南，大禹治水的起
点在湖北荆州，终点在江浙。大禹不是四川人，没有去过四川，甚至没有到过黄河流域。
少康复国后都于帝丘，这个帝丘很可能就是盘龙城，鄱阳县景德镇地区，是商汤起源的
地方，也就是东毫，商汤攻占盘龙城，在此建都，就是夏时的西亳。
夏人扩张的路线，荆州城河遗址是原点，为颛顼大帝之都，荆州城河遗址是原点，为颛
顼大帝之都濮阳，向东，石家河遗址，为帝喾之都毫，也就是帝丘。再向东，陶家湖遗
址为陶丘，门板湾遗址为唐丘，叶家庙遗址为妫汭。
再向东，盘龙城遗址为舜都蒲坂或潘城，这里也曾是少康复国后所居之帝丘，更是商汤
灭夏后所居之西亳。
再向南，湖北黄冈禹王城遗址，为尧都平阳或禹都安邑，再向北，湖北大悟禹王城遗址
，为禹都阳翟，帝尧所葬之处。禹为避商均曾都于此。
再向东，江西南昌，应该有遗址，这里为舜弟象的封地，又是舜子商均的封地，晚期，
又成为夏帝相的都城商丘。再向南，江西吴城遗址，为舜葬地苍梧。
南昌西南那座山，当为远古苍梧之山，江西鄱阳县地区应该有遗址，为商汤的发源地景
亳。
我认为，商汤的故乡景亳在江西景德镇地区，之所以放弃江西鄱阳县，是因为鄱阳县为
远古番邑目前只有文献记载，没有考古遗址证据。所以我推测，远古的番邑应该不在鄱
阳县，而应该在景德镇。
有扈氏还是应该在抚州这边，因为大禹是葬在这一带的，有扈氏是姒姓的，大禹的族姓
。夏后启侵略江西，放过了樟树吴城遗址，还是为了给帝舜后裔面子，主攻方向是抚州
这边。
史书记载，大禹对商均也是颇为礼遇的，除了称帝时尽量避开商均的地盘，甚至见到商
均，也不敢以臣礼待之。
少康复国后所建之都在湖北盘龙城，称帝丘。是以历代夏帝死后都葬安邑，在湖北黄冈
禹王城南汪家冲墓地。
少康的儿子帝杼东征东夷，占领江西九江南昌，称帝杼，就是帝豫，实际上是帝象的意
思，这里曾是舜弟象的封地，又是夏帝相所迁之地。
所以江西南昌称豫章郡，不是没有原因的，它从舜弟象到夏帝杼都做过帝都，因此一定
有大遗址。
石家河文化系列不是夏代，是五帝时代，禹是五帝之一的孙，盘龙城至安徽阜阳江西吴
城文化的早期，才是夏代。夏都斟鄩应该在江西九江，这里曾是古代浔阳，是山寨的远
古涔阳，粤语读音中，浔与涔的发音是一样的。
浔阳，今江西省九江市的古称，因古时流经此处的长江一段被称为浔阳江，而县治在长
江之北，即浔水之阳而得名。后长江改道，县治变为江南，原九江郡分为江南江北两地
，南面即今江西境内的九江市所属地区，北面包括今天的湖北省黄梅县小池至孔垅一带
，使浔阳之名仍得以延续。可以到江西九江去寻找夏都斟鄩
九江应该是九条江，九江会同的地点，江西九江正符合这个特点，远古没有洞庭湖，只
有洞庭之山，洞庭之山在九江，所以现在的洞庭湖是假的，是楚人搬过去的
禹贡：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迆北，会于汇；东为
中江，入于海。
东陵恐怕不在岳阳，而在江西，东陵在九江以下，很可能就是安徽铜陵。
云梦泽地区重量级遗址多啊，四川没有对等的遗址群。我还是倾向彩纳郭静云的观点，
商之前的文明中心在江汉地区，而绝不是河南偃师二里头。
郭立新分析指出，河南最早的城基本上是在4300年才开始出现，在青铜时代早期。当时
二里头只有石家河的十分之一大，时代也比石家河要晚千年，如何成为一个文明的中心。
而且，郭立新认为殷商实际上有两个商，汤商是早商，殷商是晚商。汤商是一个农耕文
明的王朝，而殷商是来自北方大草原的油毡民族。
大概距今3500年左右，气候又变冷，这个时候在大草原上游动的殷商王族南下，打败了
盘龙城。因为他掌握了一个军事利器，就是马车，最早的马车就是殷商王朝带进中国的
。殷商打败了盘龙城这个南商以后，把楚商的故事、文明的成就全部学过去，并逐步将
“汤商”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屈原所谓之“殷宗”政权的正统性，以及
对于本土政权的传承。自此，原本存在于江汉流域的古老文明，淹没于后世文献之中。
但郭立新郭静云们似乎有点忽略江西了，夏的版图应该包括江西，早期是夏侵略东夷，
除了大禹曾经东征至浙江，帝杼也曾征东夷。晚期，居住在景德镇地区的东夷人商汤反
攻夏，他曾纠集东夷势力反攻夏，最后占领九江与武汉地区。
看郭静云:江汉、郑洛、成都——地区间的三角关系，有点不明白郭静云只论证江汉、
成都与郑洛间的三角关系，他为何不论证一下安徽与江西呢？这些地区没有够份量的遗
址？吴城遗址不会晚于殷墟，九江，南昌，阜阳地区也有更早的遗址。
凌家滩与良渚，为何郭静云不考虑？凌家滩与双敦己经证实与高庙有联系。夏文化来自
湖北汉水，东夷文化来自湖南沅水，这两文化在三皇五帝时代曾经相遇过，
在湖北石首地区展开过大战，后来东夷人战败被赶走，于是通过沅水到达江西，来到安
徽江浙地区。
东夷人先到达江西安徽浙江山东，夏人晚一点到达江西，所以要与东夷人作战。大禹东
征死在浙江，帝相曾经征服东夷，帝杼继续进攻东夷
五帝时代的三亳，西亳北亳东亳，分别为湖北公安屯子山遗址，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
湖北武汉盘龙城遗址。
商时代的三亳，《书．立政》:"三亳阪尹。"孔颖达疏引皇甫谧曰：“三处之地，皆名
为亳，蒙为北亳，谷熟为南亳，偃师为西亳。"一说指景亳﹑东亳﹑西亳。一说指景亳
﹑东亳﹑西亳。我认为应该说的湖北武汉盘龙城遗址，江西景德镇，安徽北蒙山。
有国家就必须有都城，没有都城称什么国家？从三皇五帝到夏商，每一位古帝必须要有
对应的都城。文献记载的三皇五帝，许多如雷灌耳的名字，他们的都城都应该找得到遗
址，不可能不留下任何痕迹。所以现在考古上已知的一些大城，都应该是文献记载过的
重要都邑，我们就从澧阳平原出发，对澧水流域与江汉平原的古城遗址，作一个系统的
盘点。
湖南澧县八十垱古城，为燧人氏之都雎阳，
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为伏羲氏之都陈邑，
湖南澧县鸡叫城古城，为炎帝神农氏之陈都，
湖南安乡作唐古城遗址群早期，为炎帝家族所迁之归墟，
湖南华容刘补台遗址，为伏羲氏家族所迁之陈仓或陈留，羲和家族所迁之禺谷。
湖南安乡汤家岗古城，为羲和之国阳谷，也叫汤谷
湖南安乡划城岗遗址，为炎帝家族与蚩尤家族所居之阪泉。
湖北公安青河城遗址，为黄帝的出生地青丘，也称寿丘，后为黄帝长子玄嚣所居之青阳城
湖北公安桂花树遗址，为炎帝魁隗氏所居之陈仓
湖北公安鸡鸣城遗址，为少昊金天氏所都之武冈，后为黄帝次子昌意之昌都，
湖北石首蛾子山古城遗址，为少昊家族所居之穷桑，
湖北石首走马岭古城遗址，为蚩尤所都之阳谷，
湖北石首屯子山古城遗址，为黄帝所都之有熊，
湖北荆州阴湘城遗址，为共工氏之城幽都。
湖北荆州荆南寺遗址群，为史皇仓颉所都之阳武
湖北潜江黄罗岗古城早期，为青帝之国襄平或平壤，后为祝融氏之国芙蓉城。
湖北荆门马家垸古城，为颛顼帝的初封地高阳城，又为虞幕所国之骀原，吴回所居之禺
谷。
湖北沙洋城河古城遗址，为颛顼帝所都之商丘，帝喾所都之商丘。
湖北天门石家河古城遗址群，为颛顼帝所都之濮阳，即帝丘，后为帝喾所都之亳邑
湖北天门笑城古城遗址，为祝融子太子长琴所居之东宫。
湖北天门龙嘴遗址，为天吴所居之朝阳谷
湖北应城陶家湖古城，为帝尧之始封地陶丘
湖北应城门板湾古城，为帝尧之次封地唐丘，即尧都蒲，也是远古番禺。
湖北孝感叶家庙古城，为帝夏夸父所都之归墟，夔门，帝舜的故乡妫汭，也是远古桂林。
湖北武汉盘龙城古城早期，为帝舜所都之蒲坂或潘城，
湖北武汉盘龙城古城中期，为夏少康所都之帝丘，
湖北武汉盘龙城古城晚期，为商汤从先王所居之西亳，
湖南岳阳铜鼓山遗址早期，为夏孟涂司神之巴丘，
湖北大悟禹王城遗址，为帝喾臣后羿所国之都，帝喾与帝夔死葬之翟山之阴。
湖北黄冈禹王城遗址，为夏禹所都之阳城，或安邑，夏后羿所都之鉏城，
湖北麻城女王城遗址，为帝尧所葬之狄山之阳，禹避商均之阳翟。
湖北黄石大冶遗址群早期，为涂山氏所居之台桑，契母简狄所居之台，周契母所居之骀
原（太原）。
湖北黄石大冶遗址群中期，为夏帝予所都之原。
湖北黄石大箕铺古城早期，为商昭明王所居之砥石，寒促所都之穷石。
江西九江之浔阳古城早期，为太康与夏桀之都斟鄩，
江西樟树吴城遗址早期，为舜帝死葬之所苍梧，后为舜帝长子均的封地商丘
江西樟树筑卫城遗址，为帝丹朱所国之邾城，
江西樟树营盘里遗址第三土城，为舜弟相的封地象
江西樟树营盘里遗址第二土城，为夏时共工氏相繇之洪都，后为夏帝相所都之商丘。
江西樟树营盘里遗址第一土城，为大禹东征所筑之土襄城，夏帝杼的故乡豫章。
江西新干牛城址早期，为夏少康之初都之纶邑
江西鄱阳县应有番邑遗址，其早期，当为商汤的故乡景亳
安徽铜陵县师姑墩遗址，为商汤所葬之东陵
安徽桐城县朱家墩遗址，为伊尹桐宫放甲之桐宫
安徽阜南台家寺遗址，为商代的邰原
安徽阜阳北冡古城，为太甲家族所迁之蒙亳
河南郑州西山古城，为远古白羌所居之国
河南温县徐堡古城，为远古白羌所居之国
河南温县西金城，为远古白羌所居之国
陕西神木石峁古城，为远古白羌所居之国
山西陶寺遗址，为远古白羌所居之国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夏商时白羌所居之国
河南商丘胡襄古城早期，为仲丁所迁之嗷都
河南郑州商城，为河檀甲所迁之相都
河南偃师商城，为祖乙所迁之邢都
河南濮阳高城遗址早期，为祖乙所迁之庇都
湖南温县温城遗址早期，为南庚所迁之奄
河南安阳殷墟，为盘庚所迁之北蒙。
22.湖北孝感大悟禹王城早期，为帝喾时后羿所国之羿山，帝喾与帝舜（另一个帝夔，
即帝俊）所葬之翟山
大悟禹王城遗址面积50万平方米，文化层最厚处4米，含有屈家岭、龙山、西周、春秋
战国和汉6个时期的遗物。这个遗址也非常可疑了，这里很可能是大禹的父亲鲧的死难
之地，羽山，或翟山。
其中吕王城遗址面积约一平方公里，文化层厚达4米，清宣统元年(1909年)《黄安乡土
志》载:"吕王城，不详何代，疑南北朝立十八蛮县，有女酋据此，俗以女王呼之。"多
年来，文物工作者对古城遗址进行了挖掘，先后发现了屈家岭时期文物彩陶片、灰砂红
陶鸭咀形鼎足；龙山时期文物鼎、石斧、石镰、砂灰陶等；西周时期文物鼎足、器皿等
;春秋战国时期文物罐、瓮、板瓦等和汉代文物砂灰陶。这些文物无不展示着吕王绚丽
多彩的古文化气息，但吕王城源于何朝何代仍是历史之迷。
山海经“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山海经?大荒南经》中载:“帝尧、帝喾、
帝舜葬于岳山”,
翟山又是帝喾与帝舜（另一个帝舜，就是帝俊或帝夔）所葬之翟山之阴。他们的墓葬当
在湖北大悟凤凰山上。
23.湖北麻城红梅山村的女王城城址，为夏鲧被困殛死之羽郊，帝尧所葬之狄山之阳，
禹避商均所居之阳翟。
湖北省麻城市，近年来共发现古遗址、古城址共40多处，其中位于宋埠镇金罗家湾的新
石器中期遗址和红梅山村的女王城城址距今6000年左右，女王城城址面积达100万平方
米以上。
据悉，发现的40多处古遗址古城址中，中馆驿镇熊寨村遗址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早
期，鼓楼办事处黄固塆村遗址、中馆驿镇梅家墩村遗址初步推断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
周时期。
如果盘龙城曾为舜都和尧都，则帝喾帝舜（帝俊）帝尧的墓地选择到红安或大悟以及麻
城去就非常正常了，看看盘龙城在黄陂区，红安县就在它的北面，麻城则在它们的东面
。如果帝尧死在盘龙城，则麻城山区则会是他的墓葬的不错选择。
24.江西九江之浔阳古城早期，为太康与夏桀之都斟鄩。
夏都斟鄩应该在江西九江，这里曾是古代浔阳，是山寨的远古涔阳。粤语读音中，浔与
涔的发音是一样的。
浔阳，今江西省九江市的古称，因古时流经此处的长江一段被称为浔阳江，而县治在长
江之北，即浔水之阳而得名。后长江改道，县治变为江南，原九江郡分为江南江北两地
，南面即今江西境内的九江市所属地区，北面包括今天的湖北省黄梅县小池至孔垅一带
，使浔阳之名仍得以延续。
可以到江西九江去寻找夏都斟鄩。夏王的墓地应该主要在湖北黄冈。九江会同的地点，
江西九江正符合这个特点，远古没有洞庭湖，只有洞庭之山。洞庭之山在江西九江，现
在的洞庭湖是假的，是楚人搬过去的。
九江源于“刘歆以为湖汉九水（即赣江水、鄱水、余水、修水、淦水、盱水、蜀水、南
水、彭水）入彭蠡泽
九江，简称“浔”，为江西省地级市，古称浔阳、柴桑、江州，位于江西省最北部，赣
、鄂、皖、湘四省交界处，长江、鄱阳湖、京九铁路三大经济开发带交叉点。柴桑之山
，山海经有记载。
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乂。厥
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杶、干、栝、柏，
砺、砥、砮、丹惟菌簵、楛，三邦底贡厥名。包匦菁茅，厥篚玄纁玑组，九江纳锡大龟
。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寻阳城的遗址被人们发现。1981年和1985年，江西省文物管理部门
和省市文物专家先后两次集中对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和考古鉴定。通过考察，发现赛湖
村的马鞍洲、围嘴、玉兔山、拜台山、七里湖、鹤问赛一带均有古城遗物和遗迹，面积
约3平方公里。考古鉴定为“六朝寻阳城址”。
尽管对寻阳城还没有进行考古发掘，但是考察发现和收集仍十分丰富。所发现的遗迹中
有：陶瓷作坊遗址、陶瓷窑遗址、砖窑遗址、水井遗存、殿堂遗存（水池、太湖石等）
、大批墓葬（多为晋墓，墓中出土的器物有铁剑、铁剪、铜镜、青瓷壶、青瓷钵、青瓷
虎子、青瓷蛙形水注、盘口壶、瓷碗、瓷碟等等）。遗物中主要有：生产工具如陶纺轮
、陶网坠、石磨、石臼、瓷擂钵等等，生活用具如陶质或瓷质的罐、钵。
由于有的地方已开垦成农田，有的地方已浸没在湖水之中，加上又没有进行考古发掘，
寻阳古城肯定还有更多的遗存有待发现。
寻阳城和浔阳城不是一回事，许多人把二者混为一谈。《大清统一志》说“隋废柴桑，
于湓口故城改置寻阳县，唐因之。于是又以湓口为寻阳，而名益淆。”其实，湓口浔阳
城的地势虽比六朝寻阳城略高，但仍然属于低洼地带。正如白居易当年任江州司马时所
描写，“住近湓城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浔阳郊郭间，大水岁一至。闾阎半漂
荡，城堞多倾坠”。
所以后来的浔阳城继续东移，逐渐形成后起的“西门口“以东的德化县城（九江县城）
，并历经宋、元、明、清各代。在通常言及九江城古称的时候，习惯上人们也把它称为
浔阳城。这时的浔阳城已经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变迁了。说明浔阳城一直在东移，远
古柴桑的位置应该更靠西一点。
25.湖北黄石大冶青铜冶炼遗址群早期，为涂山氏所居之台桑，契母简狄所居之台，周
契母所居之骀原（太原）。夏帝予所都之原。
2011年，铜绿山考古重启，多项重大发现石破天惊，始采年代可推至夏早期，距今约
4000年，大冶地区矿业文明史因此提前约1000年!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于1973年被发现，1974—1985年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进行了11年的考
古发掘，已知这是一处以采矿遗址和冶炼遗址为核心的古代矿冶遗址，采冶年代始于商
代，经西周、春秋战国延续至汉代，持续时间长达一千余年。它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古矿
遗址中时代久远、持续生产时间最长的一处古铜矿遗址。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位于湖北大冶西北，是中国商朝早期至汉朝的采铜和冶铜遗址，最新
考古发现铜绿山的开采时间可追溯到夏朝早期。铜绿山里有前后两个时期的采铜和冶铜
遗址，前期属春秋时期或稍早，后期属战国至汉代。铜绿山蕴藏有丰富的铜铁矿床，古
矿井主要集中在大理岩与火成岩的接触带上。古代工匠为掘取铜矿石，开凿竖井、平巷
与盲井等，并用木质框架支护，采用了提升、通风、排水等技术。
2013年12月，湖北大冶香炉山遗址首次发现新石器时代青铜冶炼炉渣
大冶是世界青铜文化发源地，有3000多年的青铜冶炼史。考古学者目前普遍认为大冶冶
金史始于商，但最新发现于香炉山新石器遗址的更早期炉渣和蛋壳彩陶，将大冶冶金史
大大提前。
带队赴大冶金牛镇香炉山勘探的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树祥，与北京科技大学冶金
与材料史研究所教授李延祥一行，发现了几块其貌不扬的早期炉渣和蛋壳彩陶碎片。李
延祥长期关注冶炼史，从1987年起无数次赴大冶配合文物考古部门做各种研究。“我们
一行做地表考查，趴在地上找得非常仔细，当发现这些陶片和炉渣时，兴奋极了!”李
延祥和陈树祥兴奋地向记者展示考古队的新发现时说。
专家们称，这些炉渣与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常见的炉渣相比，破碎程度较高，片状较薄，
数量较少。初步判断，其年代会更早，应是人类冶炼的初始阶段。结合与其中部分炉渣
在同一地层找到的新石器时代屈家岭文化特有的蛋壳彩陶碎片，“初步可以推断，在新
石器晚期，至少是商代以前，这一带有冶炼行为。这相比目前普遍认为的大冶冶金史始
于商，提前了很多。”
下一步，考古工作者将对这些标本进行定量、定性分析，以确定其确切年代。
26.湖北黄石大箕铺古城早期，商昭明王所居之砥石，寒促所都之穷石。
大箕铺古城遗址，在大冶城关东南约10公里的大箕铺镇石家大庄屋村附近。1983年黄石
、大冶博物馆在文物普查中发现。这座古城址座落在大箕山东麓的小丘之上，它的东面
是一片开阔地，与大冶湖相连，古代交通便利。
城址呈规则的长方形，正南北向，南北长约370米，东西宽约230米，总面积约9万平方
米。四周城垣保存较为完好，残存高度3米左右，用红色粘土和卵石夯筑而成，夯层清
晰可见，夯层厚12——13厘米。城外有护城河遗迹。经勘探，护城河断面呈“U”形，
最深处低于城基2.7米，其底部存有少量文化遗物。
城内地势北高南低，现为农田和耕地。城内文化层叠压关系清楚。从采集的陶片来看，
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陶片出在城垣夯土之中，如侧扁足鼎等。其时代相当于龙山
文化晚期。中期和晚期的陶片均采自城内的文化堆之中，可辨的器形有陶鬲、陶甗、陶
豆、陶瓮等。这些器物的作风的纹饰与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的遗物如出一辙。据此，该
城的建筑和使用时代为东周。
这座古城址是鄂东南地区发现的古城址中最早的一座，而且保存比较完整。据调查，大
冶、阳新境内还发现了不少商周时期的矿冶遗址，分布在古城址的周围。这一城址是否
是当时管理矿冶业生产的中心所在地，尚待进一步发掘研究。
黄石发现从旧石器时代的至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代的遗址群，如石龙头旧石器时代遗址
、上罗村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代遗址、王家坳新石器时代遗址、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大
箕铺古城遗址、鄂王城遗址、青山场古冶炼遗址等各类古文化遗址2103处而已。
27.江西南昌筑卫城遗址，为帝丹朱所国之邾城
遗址城垣规模宏大，东西宽410米，南北长360米，周围土城墙最高的有21.8米，最低的
也有10米左右，有6个城门可以进出（其中有一进一出二个水门）；遗址总面积147600
平方米，遗址内有石斧、石铲、陶罐、陶壶等遗物和房基柱洞、方形地窖等遗迹。是江
西发掘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经北京大学和省市专家两次发掘，上文化层相当于
商周时期，属奴隶社会，下文化层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属原始社会末期，处于父系
氏族社会。
28.江西樟树吴城遗址早期，为舜帝死葬之所苍梧，后为舜帝长子均的封地商丘
舜所葬之苍梧之山应该在江西，而非湖南，楚人去湖南设苍梧郡是误判，是楚人犯下的
错误
吴城遗址是中国南方一处规模较大的商代中晚期都邑遗址，总面积约4平方公里。遗址
内发现有陶窑区、冶炼区、居住区、墓葬区、祭祀广场等遗迹。出土陶器、原始瓷器、
铜器、石器等遗物数千件。其中烧造考究的原始青瓷器的发现，证明了这一地区即是青
瓷器的发源地之一。许多陶瓷器物上还带有刻划的文字符号。
樟树吴城遗址自1973年至2003年30年时间里，尽管进行了10次发掘，新干大洋洲商墓从
1989年发掘至今也有16年，可在史学界和考古学家头脑中，仍然留下一个个谜团。诸如
吴城遗址废弃后，这些居民迁到哪里去了？大洋洲商墓墓主是什么身份？他的族属关系
如何？从出土的文物来看，与中原文化有何关系？等等。加上在江西，由于对先秦的历
史考古起步较晚，吴城的发掘实物又较少，考古学家急于寻找实物，对区域内的商周时
期文化面貌进行排比归纳，形成系统的考古年代。
20世纪70年代，江西考古学家在距新干不远的樟树吴城发现了吴城遗址，并在城址内找
到了人类居住、生产、生活的实物遗存，通过多次发掘定位为商代都邑城址。
吴城文化遗址发现的青铜器非常少,吴城遗址发掘的墓葬也不多,更不用说发掘商代大型
墓葬了。苦苦寻觅了20多年的江西考古工作者，终于于1989年在新干县大洋洲发现了商
代大墓，且出土文物非常丰富，青铜器数量、品位、纹饰足可与河南安阳的殷墟妇好墓
、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相媲美，从而彻底改写了江西在商周时期是“荒蛮腹地
”的历史定论，证明了江西这块红土地与中原大地一样，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29.江西新干牛城址，为夏少康所都之纶邑
新干牛城遗址城墙和文化分布面积都比樟树市吴城遗址大，城墙有3500米，遗址范围达
50万平方米，而且有内城。地层文化堆积十分丰富，在一些地面，布满各种纹饰的印纹
陶俯视皆是。有专家在1989年大洋洲商墓挖掘后曾预言:“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大
量青铜器决不是偶然的，在商墓周边肯定会发现方国的都城王宫旧址。”或许，尚待人
们揭去神秘面纱的新干牛城遗址，就是大洋洲商代大墓主人的“办公场所”。
30.江西樟树营盘里遗址第三土城，为舜弟相的封地象
31.江西樟树营盘里遗址第二土城，为夏时共工氏相繇之洪都，后为夏帝相所都之商丘。
32.江西樟树营盘里遗址第一土城，大禹东征所筑之土方城，夏帝杼的故乡豫章。
33.江西鄱阳县地区应有番邑遗址，其早期，当为商汤的故乡景亳。
近几年一些有识之士却对景德镇瓷器的起源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认为景德镇制瓷历史有
数千年，甚至更长，只是苦于没有实物证据来证明。后来江西省考古队在涌山遗址内进
行考古调查时，发现了一件比较完整的西周早期的原始青瓷豆，是当时‘王’者的专用
品，为景德镇所仅见，让人们知道了景德镇制瓷历史有3500年之久。为研究景德镇制瓷
历史的起源，提供了无可替代的珍贵实物资料。它的发现，有可能改写景德镇制瓷起源
的历史，将景德镇制瓷历史往前推2000多年。
为什么说这件原始青瓷豆是‘王’的专用品呢？是有资料、实物和考古发现来证明的。
”乐平市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员余庆民在接受记者独家专访时说，“因为在西周时期
，江西境内有过‘应’、‘艾’两个诸侯国。鄱阳湖东南方余干县，1958年出土一件‘
雁监甗’，铭文为‘雁监作宝尊彝’。‘雁’即应国之‘应’；‘监’可能是雁候、雁
公之名，也可能是应国的监国者。赣西北的‘艾’，与应国有同样性质。《左传》哀公
二十年（公元前475年）记载说，吴公子庆忌‘出居于艾’。此‘艾’在今修水县境。
1981年陕西扶风县出土的铜饰件上有‘艾监’二字，可与‘雁监’同等理解。此外，
2009年11月6日在浮梁县湘湖镇洞口村天子畈跑马坦出土的两件西周青铜鼎，也可以证
明诸侯国在江西，在景德镇都确实存在过，而且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在涌山遗址
内发现西周时期‘王’的用品，也就不是空穴来风了。”
景德镇远古文明的发展历程究竟是怎样的？涌山遗址的文化内涵非常丰富，涵盖了旧、
新石器时代，直至商周、先秦时代非常漫长一个时期的古人类文明发展史，发现有旧石
器时代的大量动物化石和原始人使用的工具——石英质石片打制石器和属于华南中更新
时期的“大熊猫-剑齿象”化石，有17000年以前的软陶，有3500多年历史的西周青瓷豆
，有先秦战国时期的旧兵器，还有旧石器古人类留下的划刻岩画，是破译远古文化奥秘
的珍贵实物资料。即此推论，景德镇远古文明在文化上的地位该如何判定？由此而来的
初始文明历程又如何？尔后孕育的景德镇陶瓷辉煌经久不衰与它又有何等联系？如今当
务之急是运用现代考古发现和科学技术，历史地完整地准确地研究认识和诠释景德镇文
化的新课题。
36.安徽铜陵县师姑墩遗址，为商汤所葬之东陵
37.安徽桐城县朱家墩遗址，为伊尹桐宫放甲之桐宫
38.安徽阜阳北蒙古城，为商汤所盟之北亳，太甲所居之亳都
“北冡故城”就是今之坛城，1996年被列为蒙城县重点历史文物保护单位。在今安徽蒙
城县北20公里的檀城镇北冡山麓。坛城是一座古城，有4000余年的历史，坛城山古称北
冢山。
这里曾是上古商朝的第一个都城一一汤都，汤王迁都后，于此地建诸侯国——(冡)国，
此即蒙城称蒙的由来。北冡故城有三道城墙，称外城、中城、内城，中城墙高于地平面
5米余，周长4公里余，现在内城墙仍有遗址。西周及春秋初，仍为冢国。到了战国时，
坛域归楚，楚国于此设置蒙县，到西汉时期，把蒙县改为山桑县，断续达九百余年。到
了唐朝公元742年，唐玄宗在州、郡、县区划时，把山桑县改为蒙城县，不久并把县址
从坛城迁到今蒙城县，沿称至今。所以，坛城是蒙城的根，故今蒙城源于坛城。中国历
史上最早称蒙之地“北冡故城”就是今之坛城。
“北冢故城”早在1 9 96年就被列为蒙城县重点历史文物保护单位。2O02年9月12日，
亳州市政协在坛城镇隆重召开“北冢故城文史调研会”，肯定了北冢故城的研究价值。
1989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省市政协、省市文物局、文化
部门的专家、学者多次来坛城考查，给予“北冢故城”很高的评价。认为是我国商朝的
古城址，有挖掘和研究价值。我县尉迟寺遗址是中国原始第一村，“北冢故城”—坛城
，应该是中国商朝第一城。建设蒙城历史文化名城，开发蒙城旅游业，坛城必是未来蒙
城经济发展的亮点。
39.安徽阜南台家寺遗址，为商太甲家族所居之邑。
台家寺遗址位于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朱寨镇三河村白庄自然村，是商代早中期淮河流域
的高等级聚落。流经该遗址的润河河道内曾出土两批商代青铜器，其中1957年出土的青
铜龙虎尊（现藏国家博物馆）和饕餮纹尊（现藏安徽博物院）是中国青铜时代的瑰宝和
重器，也说明了台家寺遗址的地位。2012年该遗址被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自2014年起，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组成台家寺考古队，在
台家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在3个年度的考古工作中，共发掘了16座商代房屋，273
个商代灰坑，7座商代墓葬；确定了以台家寺遗址为代表的淮河流域的商文化属于中原
商文化系统。遗址的年代自早商时代晚期延续到晚商时代早期，其中在洹北商城时期是
其最为发达的时间段。考古队发掘出了完整的方形围沟、大型建筑、铸铜遗迹遗物、奠
基坑、祭祀坑、贵族墓葬等重要遗迹，出土大量遗物，揭示了商代高等级贵族在淮河流
域的生产、生活、埋葬的场景，填补了一系列夏商周考古的空白。
台家寺遗址贵族居住区北部大型台基及3座大型建筑，属于典型的商文化建筑，在单体
建筑规模上，是整个南方地区仅次于三星堆和盘龙城的大型宫殿建筑。东部的大型建筑
平面呈品字形布局，很有自己的特点，是在商文化中首次发现。
据台家寺考古队介绍，台家寺遗址发现商代铸铜作坊、出土大量铜容器陶范，是在商代
这一时期都城以外首次确认了铜容器铸造活动，也是商代两处都城以外发现陶范数量和
铸造器类最多的。铜容器铸造技术，是商代最为尖端的技术。台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打
破了铜容器在夏商时期不能在都城以外制作的观点；同时为商代金属资源的控制与分配
、铸铜技术的控制与传播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直接资料。
考古专家认为，台家寺遗址在淮河流域的青铜文明进程中占据了领头羊的位置，同时，
其发达的青铜铸造手工业和龙虎尊为代表的优秀作品，证明了台家寺遗址是淮河流域青
铜文明的中心。台家寺遗址墩台式的布局模式，在3300年前的商代成功引领了淮河流域
和江淮地区的潮流。
40.河南郑州西山古城遗址，为远古白羌之国，河南温县徐堡古城，为远古白羌之国，
河南温县西金城，为远古白羌之国，陕西神木石峁古城遗址，为远古白羌所居之国，山
西陶寺遗址，为白羌鬼方之国。
41.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夏商时白羌所居之国
二里头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重点六大都邑之一[1]
。遗址位于洛阳盆地东部的偃师市境内，遗址上最为丰富的文化遗存属二里头文化，其
年代约为距今3800～3500年，相当于古代文献中的夏、商王朝时期。该遗址南临古洛河
、北依邙山、背靠黄河，范围包括二里头、圪垱头和四角楼等三个自然村，面积不少于
3平方公里。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里头遗址对研究华夏文明的渊源、国家的
兴起、城市的起源、王都建设、王宫定制等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学术界公认
为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古文化遗址之一。
根据测年结果，二里头遗址年代分布约为公元前1750年～公元前1500年（一说前1730年
～前1520年）。1959年开始发掘，遗存可划分为四个时期。遗址内发现有宫殿、居民区
、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窖穴、墓葬等遗迹。出土有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
角器及蚌器等遗物，其中的青铜爵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二里头遗址是二里
头文化的命名地，并初步被确认为夏代中晚期都城遗址。[2]
许宏之前写文章说大都无城，是说二里头没发现城墙？
二里头之所以还没有被正式承认，有个最可笑的地方。那就是二里头遗址的时间太短，
凑不够夏朝的年份。结果呢，没办法，就到上一个文化去找个遗址来凑够夏朝的年代。
夏朝好像是五六百年天下吧，二里头的文化断层没有这么长，二里头不是城址吧，是墓
地的可能性大点，
二里头的文化层可没有四百多年。推测仅仅是夏商交界年代贵族墓地而已，那时候商主
要势力还在安徽一带，二里头应该是屡次被商打败的白羌，他们文化的根在盘龙城，很
可能是姜姓炎帝的殖民文化。
42.河南商丘胡襄古城早期，为仲丁所迁之嗷都
古柘城是人文始祖朱襄氏栖息生存之地，地方志、文献记载可谓连篇累牍，笔者去年也
曾在本报本栏目撰写《三代炎帝朱襄氏》；亦知柘城曾属陈国辖地，然地方文史资料中
仅有片言只语。
胡襄城、傿城（远襄城）不但曾是陈国开国君主陈胡公的封地，而且是陈国两位王储犀
侯、皋羊的封地，他俩成为陈国的第二代、第三代国君，即陈申公、陈相公。陈国的第
20代国君夏征舒的父亲夏御叔封地在株野（今柘城），其墓在古朱襄城（今柘城故城）
附近；夏征舒的母亲“一代妖姬”夏姬倾国倾城，《太平寰宇记》记载其墓亦在柘城。
可以说，柘地是陈国的龙兴之地，而且其战略位置在陈国历史上也极其重要。而这些历
史文化，在以前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和考证挖掘。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唐宋以后，柘地
由原来陈国、淮阳国管辖划归梁郡、归德府管辖，大家以现行区划研究各自文化，这边
主要研究商丘宋国、梁国历史，那边主要研究周口地域文化，而柘城属陈、淮阳管辖的
研究则成了真空地带；二是没有将柘城各阶段辖属、各个有价值的文物点放到大的历史
环境中去考察，因此只能窥一斑而不能见全豹。
在胡襄集东一公里，有一个村叫老龙堌堆。在这个村里，曾有一个高大的土岗，名青岗
台。有说为奡墓，有说为胡襄墓。即使史志记载也有矛盾之处。而通过实地勘察，循迹
线索，真相逐渐清晰起来。
清康熙三十九年《柘城县志》：“奡墓，在胡襄城东二里。”奡，《春秋传》作浇，亦
作敖。夏代寒浞之子。生得豹头、狼眼、虎背、熊腰。寒浞杀死后羿，占其妻室，生奡
及豷。相传奡强壮有力，善于水战，常以舟师冲锋陷阵。受命于寒浞，率军攻灭斟灌和
斟鄩，杀夏后相，使夏朝中断。后奡受封居于过（今莱州西北近海处）。少康中兴夏朝
，奡被诛灭。《离骚》：“浇（即奡）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
厥首用夫颠陨。”《论语·宪问》：“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
《柘城文史博览》记载：“相传寒浞之子奡，曾在此（老龙堌堆村）筑高台，称弄闹台
。”对奡墓进行了否定，称此高台为奡所筑娱乐之台。又《帝王世纪》：“灭奡于过。
”过，即今淇县，相去甚远，奡不葬于柘城明矣。明代《淇县志》对奡墓有记载，今淇
县油城村有奡墓、扳倒井。
老龙堌堆村的高岗，是不是胡襄墓呢？清康熙《柘城县志》：“胡襄墓，在城东北三十
里，即懊恼冢也。”而老龙堌堆村正处于柘城县城东北15公里处。柘城当地多数人认为
此高岗为陈胡公满之墓。然而今淮阳有胡公铁墓，位于淮阳龙湖东南的南坛湖畔。柘城
又何来陈胡公墓？村民李云才称，当地老百姓又称这个高岗为懊恼堌堆，称上面建的寺
院为懊恼堌堆寺，曾出土石碑。清光绪《柘城县志》载：“而士人以襄为厢，又名其墓
曰‘懊恼’，殆无可考。”
43.河南郑州商城，为河檀甲所迁之相都
郑州商城是商代中期的都城遗址，位于郑州市管城区内，即今河南省郑州市区偏东部的
郑县旧城及北关一带。
郑州商城外城墙始筑于商代中期的二里冈期下层一期，使用到二里冈期上层二期，总面
积达25平方千米，是先周时期仅次于殷墟的庞大都城遗址，最新数据显示，郑州商城外
城墙的始建年代为前1500年左右，可以推算内城和宫城的时间年代要不晚于前1500年，
少部分学者认为此是“汤始居亳”的亳都。1959年，郭沫若先生看完郑州商城考古工地
后，随即题诗：“郑州又是一殷墟，疑本仲丁之所都……”郭沫若认为郑州商城可能是
仲丁所迁的隞都。大多数学者均认为它是商代中期“仲丁迁隞”的隞都，属商代中期。
无论如何，郑州商城的发掘，对于研究商代历史和古代城市发展史都具有重要价值。
《史记》记载：“黄帝登具茨，访大隗，命驾于襄之野，七圣皆迷，无所问途”，很多
人以为这里是黄帝及部族活动的中心地域。
但是，其实这些人是没有看清楚，按原文的原意，黄帝在这里的行为其实是到别人家“
登门拜访”，所以才会“迷”于“野”而需要“问途”，如果在自己家的地头上走动，
应该不至于“迷”和不至于需要“问途”还问不到。
其实，“具茨山”这片土地明明白白是有主的，这个主人就是“襄”，是《史记》里说
的“襄之野”，关键是要懂得什么是“襄”？但是相对来说，光凭“具茨山”一个“襄
”字，由于时代过于久远，其所保留的信息还太少，不过，幸亏后来在湖北的西北角还
有一个“襄阳”，这个“襄阳”有用的信息量相对多些。
过去不知道“襄阳”的“襄”是从何而来，“襄阳”自古就没有“襄山”或“襄水”，
没可能是按山南水北而名为“襄阳”。而现在初步发现，华夏古有“襄姓”，“襄”应
该是商系的“衣”部族的一支，“襄之野”有时也写成“襄城之野”，这也是证明了有
“襄姓”和有“襄姓”的城。
在“具茨山”之后，“襄”应该是去到了湖北，这正合了《荆州记》说的“驾山而下谓
之‘襄’”，甚至可能就是接着《史记》话题驾“襄之野”的“具茨山”而下，按照惯
例，“襄部族”以南的地域，也可以称为“襄阳”。
44.河南偃师商城，为祖乙所迁之邢都
偃师商城遗址是一处商代早期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都邑级遗址，为商汤灭夏后所都，总面
积约2平方公里。北靠邙山，南临洛水。城址覆盖在地面下1-4米。1983年春在配合基建
工程中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多次发掘。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的系列测年数据，其始建年代被推定为约公元前1600年；
偃师商城第三期早段的年代被推定为公元前1400年前后，则这座城址由兴到废经历了约
200年时间。该遗址的发现，为探讨夏文化和确认汤都西亳城址具有重要意义。
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1700余米，东西宽1215米～740米，包括大城、小城、宫
城三重城垣。城址内发现有城门、道路、宫殿、居址等遗迹，并出土大量石器、陶器、
铜器、玉器等遗物。从已发现的遗迹来看，偃师商城内既有大型宫殿建筑，又有军事防
御设施，具备了早期都城的规模和特点。[1]
“襄”字有一个特点，就是感觉跟带“开”的字形的汉字离得较近，比如，河北“邢台
市”的“邢”字有“开”的字形，而那里后来就曾有“襄国”，“邢台市”的别称甚至
就叫“邢襄”。
而“襄阳”的附近就有“荆州、荆门”，“荆”也是有“开”的字形，打开卫星地图搜
索看看，荆州市拥有“襄江村、襄河村、襄家冲”等原始地名，而“荆门市”拥有“襄
河堤、襄东大道”等原始地名。
“开”字打开了认识“襄”字的另一扇窗，商末三君子的“微子”就叫“开”，周灭商
的时候，商末三君子站在周武王一边帮手灭了商纣王。
《吕氏春秋·当务》记载：“纣之同母三人，其长曰微子启，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
，受德乃纣也，甚少矣。纣母之生微子启与中衍也，尚为妾，已而为妻而生纣。纣之父
、纣之母欲置微子启以为太子，太史据法而争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纣故
为后’”。
45.河南濮阳高城遗址早期，为祖乙所迁之庇都
上世纪60年代，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就十分关注卫都帝丘遗址，并组织人力到此进行
考古调查。以后考古工作者又对该遗址进行了多次钻探和初步发掘，发现了四面城墙等
遗迹。2005～2006年,对濮阳县高城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和钻探,并通过试掘对北墙和南墙
进行了局部解剖,出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殷墟时期、东周时期及汉代
的各类遗物。2005年的大规模试掘表明该城面积约916万平方米，城墙保存完好，是一
个由龙山时代、商、西周时代和春秋战国、汉几个时代夯筑层叠压的古城址，整个城址
平面形状为长方形，保存高度约为6—9米，城墙基础宽约70米，顶部宽20－30米，城墙
之外有一周护城壕。北墙长约2420米，中部偏东内收，形成一个近90度的折角。东墙长
约3790米。西城墙3986米，南墙长约2361米，毁坏比较严重。城址在东周之前已经存在
,但始建年代还无法确定,至汉代被毁弃。
46.湖南温县温城遗址早期，为南庚所迁之奄
在今温县城西南15公里的上苑村北岗地上，有一处古代文化遗址和古城址。文化遗址东
西长300米，南北宽100米，面积约3万平方米，文化层深约3米，发掘出土有石器、陶器
、骨器等文物，主要属龙山文化遗物，也包含有仰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类型的器物。古
城址位于古遗址的东北部并向外拓展，平面大致为东西和南北各约400米的方形，这便
是夏至三国时期的温故城遗址。2008年被省政府定名为温城遗址（夏至三国），公布为
第五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有关史籍记载和出土文物证实，温以境内有温泉而得名，最早在夏代初期，有位
名叫“己平”的颛顼后代在此建立了温国，温被商灭后成为商朝畿内地。西周建立后，
周武王将温、原、州、邢等十二邑（今焦作市、济源市全部和新乡市西半部），封给大
司寇苏忿生建立苏国，温为首邑，温城从而被称为“苏城”或“苏封”。苏国以温城为
都存在约400年，直到东周时期的公元前650年被狄国灭亡，温成为周王室直接管辖的地
方。周襄王十八年（公元前635年），发生叔带之乱，晋文公率军勤王平定叛乱，温被
周襄王赐给晋文公，先后为晋国大夫阳氏和郤氏的封邑。由于温地理位置重要，农业高
产，成为晋国公卿之间争夺的地方，先后多次易主。韩、赵、魏三家分晋后，温属魏。
公元前275年，秦攻魏，魏“予秦温以和”，温归入秦国版图，属三川郡，郡治洛阳。
西汉建立后，汉高祖重置温县，属河内郡。三国时期司马昭晋封晋王后，以家乡司马故
里安乐寨为中心修建新城，长宽各1.5公里，打算取代魏后作为国都。司马炎取代魏称
帝建立西晋后定都洛阳，遂把温县县治从温故城迁到新城，温故城就此逐渐荒废。
47.河南安阳殷墟，为盘庚所迁之北蒙。
宫殿宗庙
宫殿宗庙遗址位于洹河南岸的小屯村、花园庄一带，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650米，总
面积71.5公顷，是商王处理政务和居住的场所，也是殷墟最重要的遗址和组成部分，包
括宫殿、宗庙等建筑基址80余座。在宫殿宗庙遗址的西、南两面，有一条人工挖掘而成
防御濠沟，将宫殿宗庙环抱其中，起到类似宫城的作用。
宫殿宗庙区还有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商王
室成员墓葬，也是唯一能与甲骨文联系并断定年代、墓主人及其身份的商代王室成员墓
葬。墓室有殉人16人，出土器物1928件，包括468件青铜器，755件玉器以及564件骨器
，另有将近7000枚海贝。
殷墟宫殿宗庙区还分布着为数众多的甲骨窖穴，共出土甲骨约1．5万片。
王陵遗址
王陵遗址位于洹河北岸侯家庄与武官村北高地，东西长约450米，南北宽约250米，总面
积约11.3公顷。自1934年以来，在这里累计发现大墓13座，陪葬墓、祭祀坑与车马坑
2000余处，并出土了数量众多、制作精美的青铜器、玉器、石器、陶器等，是学术界公
认的殷商王陵所在地。其中，东区祭祀坑数量众多，排列有序，坑内有不少人、畜骨架
，是殷王室祭祀先祖的一个公共祭祀场地，现辟为M260展厅。
另外，在王陵的东边出土的后母戊大方鼎，是现今为止所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2]
洹北商城
洹北商城位于洹河北岸花园庄，城址大体呈方形，东西宽2.15公里，南北长2.2公里，
总面积约4.7平方公里。四周有夯筑的城墙基槽。洹北商城遗址的发现，延长了殷商的
历史时间，延伸了殷墟的范围。
洹北商城遗址的年代早于传统意义上的殷墟晚商文化，略晚于郑州早商文化，很可能是
商代中后期的一处都邑遗址。[3] |
w********2
发帖数: 632 | 5 少康复国后都于帝丘，这个帝丘很可能就是盘龙城，鄱阳县景德镇地区，是商汤起源的
地方，也就是东毫，商汤攻占盘龙城，在此建都，就是夏时的西亳。 |
w*****4
发帖数: 1 | 6 什么乱七八糟的。
无语。
不如说大禹的夏朝在印度好了。 |
w********2
发帖数: 632 | 7 反正不是苏南就得了。
【在 w*****4 的大作中提到】
: 什么乱七八糟的。
: 无语。
: 不如说大禹的夏朝在印度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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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
发帖数: 632 | 8 作为中国人，经常自豪的说我们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史。然而很多国外学者不予承认
，只承认商朝至今的3700年历史，即使很多国内学者如易中天等也认同这一观点。其中
最主要的原因是商朝之前的夏朝而没有出土的文物和遗址来支撑，更不用谈夏朝之前的
三皇五帝了。
这处湖北遗址终于补齐5000年历史，却暗示华夏文明起源不在河南？
三皇五帝
而中国当代学术界一般认为，夏王朝纪年范围是在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并且
认为位于河南洛阳的二里头遗址基本符合夏朝的年代，就是传说中的夏朝。二里头都城
遗址总面积约3平方公里，出土有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角器及蚌器等遗物
，包括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青铜爵。由此也认定华夏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但
是即使算上夏朝，中华文明历史也只有4100年，距离5000年历史还有900年的差距。
这处湖北遗址终于补齐5000年历史，却暗示华夏文明起源不在河南？
二里河城墙复原图
湖北天门石家河聚落考古新发现给中国5000年文明历史提出了新的佐证。石家河遗址位
于湖北天门市石河镇，是长江中游地区已知分布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延续时间最长
的史前聚落群，面积约8平方公里。
这处湖北遗址终于补齐5000年历史，却暗示华夏文明起源不在河南？
石家河城墙
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的遗址，主
要包括油子岭文化（距今约 5900—5100年）-屈家岭文化（ 距今约5100—4500年）-石
家河文化（距今约 4500—4200年） -后石家河文化（ 距今约4200—4000年） 四个阶
段的遗存。
2014-2016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天门市博物馆对石
家河遗址核心区进行系统勘探，并重点发掘谭家岭、印信台、三房湾等遗址，共计勘探
面积约3平方公里，发掘面积约3375平方米，这一次取得了新的突破。
这处湖北遗址终于补齐5000年历史，却暗示华夏文明起源不在河南？
石家河出土文物
新发掘的谭家岭城址位于石家河遗址的中心，城壕内总面积则达26万平方米。据鉴定，
其始建年代属于油子岭文化晚期，是同时期中国发现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三房湾遗址
发现一处石家河文化晚期至后石家河文化时期以烧制红陶杯为主的专业窑场。印信台遗
址是一处石家河文化晚期多次进行祭祀活动的特殊场所，也是长江中游地区目前发现规
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场所。
这处湖北遗址终于补齐5000年历史，却暗示华夏文明起源不在河南？
石家河出土文物
最为关键的是屈家岭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石家河遗址的聚落结构出现明显变化
，面积达120万平方米的石家河城址横空出世，并且以石家河城址为形成面积达8平方公
里的聚落群。
这处湖北遗址终于补齐5000年历史，却暗示华夏文明起源不在河南？
石家河城墙
对于文明出现的判定标准最重要的条件是城市的出现，所以石家河遗址完全展示她作为
一个文明社会的存在。而且，据出土文物和遗址鉴定，石家河文化是青铜时代文化，距
今约4500─4000年。
据此，以郭静云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中华文明起源新论：以石家河为代表的长江流域才
是中原文明发祥地。甚至认为：天门石家河城或为夏王朝都城。而现在二里头遗址是该
文化位于北边的一个城邦。
在石家河文化晚期，石家河 “中央”的势力衰落。在其东边同属江汉平原的武汉盘龙
城，成为新的中央集权。该学者大胆断定：盘龙城文化或为早期商汤文化，武汉盘龙城
遗址就是商朝的早期都城。石家河没落而盘龙城崛起，正是商汤克夏故事中所隐藏的“
现实”。从时间上来讲，两者也有传承性，盘龙城遗址时代区间上限为屈家岭文化（距
今5000年），下限相当于殷墟早期（距今3700年）。
这处湖北遗址终于补齐5000年历史，却暗示华夏文明起源不在河南？
盘龙城遗址公园
果真如此，那么华夏5000年文明历史没有任何争议，但华夏文明的起源就应该是湖北而
不是现在的中原河南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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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
发帖数: 632 | 9 以郭静云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中华文明起源新论：以石家河为代表的长江流域才是中原
文明发祥地。甚至认为：天门石家河城或为夏王朝都城。而现在二里头遗址是该文化位
于北边的一个城邦。在石家河文化晚期，石家河 “中央”的势力衰落。在其东边同属
江汉平原的武汉盘龙城，成为新的中央集权。该学者大胆断定：盘龙城文化或为早期商
汤文化，武汉盘龙城遗址就是商朝的早期都城。石家河没落而盘龙城崛起，正是商汤克
夏故事中所隐藏的“现实”。从时间上来讲，两者也有传承性，盘龙城遗址时代区间上
限为屈家岭文化（距今5000年），下限相当于殷墟早期（距今3700年）。 |
w********2
发帖数: 632 | 10 郭静云先生出版了新书《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发表就引起巨大的讨论，本书的
观点彻底否定了中华文明由北向南的理论，提出中华文明实际是由南往北的；
而近几年的考古也发现，中华文明是由西传播而来，这个观点也越来越多的得到了
支持；
2012年陕西石峁遗址的发掘立即成为考古界的热门，良渚、陶寺遗址都黯然失色，
目前只挖掘了冰山一角已经很激动人心了，随着考古的深入，中华文明西来说有了更多
的证据；
随着官方组织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夭折，随着学术风气的日渐自由，随着考古的一
步步大发现；
中华文明由北向南的传统认识已经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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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能把二里头爆出翔！！！事实证明夏朝都城在盘龙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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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
发帖数: 632 | 11 郭静云的《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这本书，获得了“2013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提
名奖。书的基本结论，认为中 华文明的起源，可能在长江流域，而不是黄河流域，这
和主流观点不同。她认为，五帝、尧舜、禹汤等早期神话，来自于不同文明的故事和英
雄传说，其中源自长江 古文明的成分相当高。但代表北方族群的商周政权，打败了南
方古文明，从而一切神话是经由北方族群传给后世，失败者的神史，变成胜利者的荣誉
神史。旧文明原 有的历史，汇入新文明的历史中。因此她认为，文献的历史不是表达
客观的历史，而是表达编故事者的自我认同，以及国家政策等目的。将来的先秦史研究
，应该从 一手考古资料着手，认知文献的形成立场，摆脱胜利者的意识形态，依靠事
实材料来理解历史。
郭静云女士是犹太裔，俄罗斯国家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博士学位，做学生时，对
埃及等古文明感兴趣，后来接触中国历史，从汉代时开始，一直进入到春秋战 国、夏
商周中国上古文明。2008年至台湾中正大学任教，也在广州中山大学做珠江学者讲座教
授，这本书也是由中山大学“985工程”资助。
这本书的观点，跳脱了传统的框架，当然也会是有争议的。作为一个外行，专业性
的东西没有办法评论。但在浏览这本书时，让我认识到北方族群对马的驯化、骑 马、
使用马车的重要性，这让他们更加剽悍有战斗力，还是有道理的。此外，从环境的角度
，与其它原始文明的产生进行横向对比，也是有些道理的。这是本下了功 夫的书。全
书有537页，参考文献占了62页。郭女士精通中文、法文、希伯來文和俄文。书中包括
了大量的英文和俄文文献，也有一篇德文、一篇法文文献。除 了语言上的优势，她研
究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等世界史的背景，让她在中国上古文明的研究中，拥有其
他研究者不具备的视野。
我觉得她对历史的传承和考证的看法，很有道理。更多地以考古发掘的实物，而不
是依赖文献来探讨历史。这本书也让我想起“九五”计划期间的一个国家重点科 技攻
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个花了几千万的项目，似乎没有什么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
。两相比较，让人唏嘘。真正的学术，来自于自由的心和思想，而不是来 自于无坚不
摧的钱和权力。 |
w********2
发帖数: 632 | 12 此文物出土后，一次都没有对外展出，却被认为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璀璨夺目，散发出无穷无尽的魅力。更为关键的是，我们所了解的
历史，其实微不足道。古代祖先们为我们创造的文化，我们可能连百分之一都没有领略
到。这句话并不夸张，这些年来被发掘的古文化遗址就充分说明了一切。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武汉市黄陂区就陆续发现了一些遗迹。考古工作者陆续发掘
，没想到规模越来越大。原本认为只有1.1平方公里的遗址，却被扩大到2.5平方公里，
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这就是著名的盘龙城遗址。
对于这个遗址的确切年代，一般认为不晚于商朝早期，有的人甚至认为这里是夏朝的遗
址，被专家称为“华夏文化南方之源，九省通衢武汉之根”。
目前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认为此处为早期商朝的都城，特别是三处较大
的宫殿遗址可以作为证据。但是，盘龙城遗址毕竟属于长江流域，与商朝的发源地相去
较远，因此更多人倾向认为，这里是商朝建立之后，向南方发展的一个重要据点。
从遗址被发掘的文物来看，当时的盘龙城可谓繁荣一时。它被发掘出大量的青铜器、陶
器、玉器和石器，其中有一对玉器被曝光后，引起了轰动。
那是在盘龙城遗址2号墓的发掘过程中，人们找到了一件玉戈。玉在中国古代是非常重
要的物品，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热爱玉器，对玉注入了如此多美好的寓意。
戈是古代重要的战争兵器，也是战争的代名词。
然而用玉做成戈，那就一点实战意义都没有，完全是一种礼器。2号墓发现的玉戈便是
如此，它长为73厘米，玉质为蛇纹石，通体光滑圆润，散发出几千年沉淀而产生的特有
光泽。它出土后，就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这对于商朝的礼仪制度以及玉文化起源都有着
非常重要的意义。
即使过了近四千多年，我们一直没有看到如此巨大的玉戈，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找到
的玉戈为30厘米，当时觉得尺寸非常大了。就在很多人准备以“玉戈之王”来称呼它时
，在盘龙城遗址3号墓中，却又发现了一个个头更大的家伙。
这个玉戈，通长竟然达到了94厘米，宽为14厘米，也就是说，短短时间内，这个玉戈再
次刷新了记录，毫无疑问地问鼎“玉戈之王”的称号。它通体呈现出青白色，由刃和柄
两部分组成，其中刃部也被打磨地比较锋利，而且与柄部相连的地方有一个孔，大约是
为了悬挂所用。
更令人啧啧称奇的是，它的厚度只有1厘米。试想在现代，也不是随便一个工匠，能制
作出如此纤细，如此精美的玉戈。在4000多年前的商代，这浸润了工匠们无数的汗水和
智慧。
为了保证安全，这件称为商大玉戈的文物在2002年时就被列为不可出国（出境）展览的
文物。其实，不要说出国、出境展览，大玉戈自从被发掘之后，就被列为国家特级文物
，是国宝级。虽然国宝级的文物很珍贵，但有些的还是经常展出，满足观众的求知欲。
但是大玉戈却长期被保护起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展会。
小珏也无缘得见这件国宝的真容，一直引为憾事。幸好，那件略小一点的玉戈，还曾经
有几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如果想领略它的风采，那一定要密切关注，毕竟这种文
物的展出，是会受到严格限制的。 |
w********2
发帖数: 632 | 13 然而用玉做成戈，那就一点实战意义都没有，完全是一种礼器。2号墓发现的玉戈便是
如此，它长为73厘米，玉质为蛇纹石，通体光滑圆润，散发出几千年沉淀而产生的特有
光泽。它出土后，就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这对于商朝的礼仪制度以及玉文化起源都有着
非常重要的意义。
即使过了近四千多年，我们一直没有看到如此巨大的玉戈，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找到
的玉戈为30厘米，当时觉得尺寸非常大了。就在很多人准备以“玉戈之王”来称呼它时
，在盘龙城遗址3号墓中，却又发现了一个个头更大的家伙。
这个玉戈，通长竟然达到了94厘米，宽为14厘米，也就是说，短短时间内，这个玉戈再
次刷新了记录，毫无疑问地问鼎“玉戈之王”的称号。它通体呈现出青白色，由刃和柄
两部分组成，其中刃部也被打磨地比较锋利，而且与柄部相连的地方有一个孔，大约是
为了悬挂所用。
可见，二里头比盘龙城地位低了3倍有余。 |
b*******8
发帖数: 37364 | 14 江西樟树威武！
江西九江之浔阳古城早期，为太康与夏桀之都斟鄩，
江西樟树吴城遗址早期，为舜帝死葬之所苍梧，后为舜帝长子均的封地商丘
江西樟树筑卫城遗址，为帝丹朱所国之邾城，
江西樟树营盘里遗址第三土城，为舜弟相的封地象
江西樟树营盘里遗址第二土城，为夏时共工氏相繇之洪都，后为夏帝相所都之商丘。
江西樟树营盘里遗址第一土城，为大禹东征所筑之土襄城，夏帝杼的故乡豫章。
江西新干牛城址早期，为夏少康之初都之纶邑 |
w********2
发帖数: 632 | 15 豫章故郡，红朝前都是响当当的名头！
【在 b*******8 的大作中提到】
: 江西樟树威武！
: 江西九江之浔阳古城早期，为太康与夏桀之都斟鄩，
: 江西樟树吴城遗址早期，为舜帝死葬之所苍梧，后为舜帝长子均的封地商丘
: 江西樟树筑卫城遗址，为帝丹朱所国之邾城，
: 江西樟树营盘里遗址第三土城，为舜弟相的封地象
: 江西樟树营盘里遗址第二土城，为夏时共工氏相繇之洪都，后为夏帝相所都之商丘。
: 江西樟树营盘里遗址第一土城，为大禹东征所筑之土襄城，夏帝杼的故乡豫章。
: 江西新干牛城址早期，为夏少康之初都之纶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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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
发帖数: 632 | 16 二里冈上层大型青铜容器除少数出自郑州人民公园、白家庄等地点外，大多出自三个青
铜器窖藏。1974年在郑州张寨南街窖藏坑出土2件大铜方鼎和1件铜鬲。1982年在郑州向
阳回族食品厂发现一个青铜器窖藏坑，出土13件铜器，器类有大方鼎2件、大小圆鼎各1
、羊首罍1、中柱盂1、素面盘、牛首尊2、提梁卣1、觚1。1996年又在郑州南顺街发现
铜器窖藏，出土青铜器12件，包括方鼎4件、斝2件、爵2件、簋1件、戈2件、钺1件 。
对这些遗存的年代，学界有不同看法，《郑州商城》都定为二里冈上层一期，其他学者
大多倾向于定为二里冈上层二期或更晚一些。如杨育彬先生认为，“三座窖藏坑的时代
都属于二里冈上层晚期的范畴。严格来说还可以排一个相对的顺序，即张寨南街窖藏坑
为二里冈上层晚期偏早一些，向阳回族食品厂窖藏坑属二里冈上层晚期偏晚一些，南顺
城街窖藏坑则是二里冈上层晚期最晚段，甚至还要再晚一些。”杨育彬先生的断代可信。
图四 二里冈上层窖藏铜鼎与盘龙城、吴城同类器比较
（1.郑州张寨南DLH1：2；2.郑州向阳食品厂H1：3；3.郑州向阳食品厂H1：9；
4.大洋洲标本8；5.大洋洲标本2；6.大洋洲标24）
从这些窖藏出土的青铜器中，尤以方鼎最为引人注目，三个窖藏共计发现8件，其体型
都非常大。最重的张寨一号方鼎通高100厘米，口径62.5厘米、纵长61厘、腹壁厚0.4厘
米，重约86.4千克；稍轻的二号鼎通高87厘米、口径61厘米、重64.25千克（图四：1）
。最轻的南顺街四号鼎，口长38、宽36、通高59、耳高10、足高21厘米，重20.3千克。
同类器物，亦可见于江西吴城文化，如新干大洋洲祭祀坑出土方鼎6件，其中的卧虎大
方鼎，通高97厘米，重49.2千克（图四：2）。这件方鼎除了在鼎耳上有立虎等外，其
他方面如造型、纹饰等细节，都与郑州所出非常相似。甚至两地所出方鼎的铸造工艺也
都相同，都采用全分铸再铸接成形的技术。
其他如郑州和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圆腹鼎、扁足鼎、鬲、三足提梁卣等，也非常相似，显
示当时郑州所在古国的贵族与吴城之间有过直接或间接的来往（图四：2、3、5、6）。
图五 二里冈上层铜尊、罍、卣与三星堆、盘龙城同类器比较图
（1.郑州向阳食品厂H1：3；2.郑州人民公园C7：豫0890；3.白家庄C8M2：1；
4. 三星堆（K22：112）；5. 三星堆（K2(2):129）；6.盘龙城PLZM1：9）
此外，二里冈上层出土一种带扉棱且有立雕或高浮雕牛首的圆尊（图五：1、2），类似
风格的尊在三星堆亦有发现（图五：4、5）。二里冈上层所见铜罍（图五：3）的器形
与纹饰，与盘龙城同类器非常相似（图五：6）。这应该显示，当时郑州地区所在的古
国与成都平原所在古国也有些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些关系不仅是从牛首圆尊才可以看
到，其他如在郑州二里冈一灰坑所发现的模仿三星堆文化类型的泥质灰陶老虎像，亦资
说明。
不过，二里冈上层包括这些铜器窖藏中，出土数量最多的是其他器类，如斝、爵、觚、
簋、卣和戈、钺等，都可以在盘龙城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器物。显示出郑州所在的古国与
盘龙城有紧密关系。
换言之，二里冈上层铜器群包含有盘龙城、三星堆和吴城三种类型，其中以盘龙城类型
数量最多，占最大比例。
（二）二里冈上层窖藏青铜器：从类型到年代
学界早已注意到二里冈上层铜器与盘龙城、三星堆和吴城所出部分种类青铜器的相似性
；但是，由于先验地将二里冈——殷墟认作源头并以此作为类比的标准器，而推定盘龙
城、三星堆和吴城的青铜器皆系受二里冈——殷墟影响所致，所以先验地认定盘龙城、
三星堆、吴城青铜器的时代皆相对晚出。
如果抛开这种主观认定，而从碳十四数据着手梳理上述四地青铜文化的发展脉络，则可
以发现以二里冈上层铜器窖藏的年代相对较晚，二里冈上层不可能是其他三地青铜文化
的源头。
前文已述，二里冈上层（包括一期和二期，或早期和晚期）的日历年代约为公元前1415
～前1300年，其中，铜器窖藏所处的二里冈上层二期的日历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392～前
1300年，即公元前十四世纪。
因三处窖藏的年代为二里冈上层偏晚阶段，推测窖藏的日历年代应为公元前十四世纪后
半叶。
但是，与二里冈上层相似的器物，在盘龙城四、五、六、七期都有发现，如与郑州白家
庄（二里冈上层二期）相似的铜罍（C8M2：1，图五：3），在盘龙城报告中一共发表了
6件（图五：6），其中1件出于四期墓葬（PLZM2：75），2件出于五期墓葬（PLZM1：7
、8），2件出于六期墓葬（PWZM1：2、PYWM4：1），1件出于七期灰坑（PYWH6：21）。
这种情况与前文讨论过的两地铜爵的情况相似，即二里冈上层铜器群对应着盘龙城四至
六期甚至七期的铜器。按照类型学断代的逻辑推论，或许会说二里冈上层的年代与盘龙
城四至六期相当，或者反过来说，盘龙城四至六期相当于二里冈上层（这正是盘龙城报
告的观点）。但是，前文碳十四数据已表明，二里冈上层一、二期与盘龙城六期年代相
当，也就是说，盘龙城四、五期早于二里冈上层。这意味着，二里冈上层所出的相当一
部分铜器，或许是异地早年之物。从考古层位学来说，晚期地层出土早期遗物很正常。
问题是，为什么盘龙城早年制造的珍贵青铜器物会最终流落到郑州，被当地贵族收藏和
埋葬？
如前所述，在郑州二里冈上层铜器群中，还包含有吴城和三星堆风格的铜器。以往学界
对于吴城和三星堆的年代学研究，在跨区域类型学比较的方法论框架下，在比较分析中
都以所谓的二里冈——殷墟年代序列为标杆，致使以往对于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遗址
及祭祀坑年代的推断都有偏晚嫌疑，并且，都将二里冈——殷墟认作青铜文化创新和变
革的源头，认为它们都不断受到后者的强烈影响。
笔者曾详细比较吴城、三星堆的碳十四数据，因限于篇幅，详细讨论拟另文介绍，下面
仅介绍研究结果。
吴城遗址开始于公元前十六世纪中期前后，吴城一、二期大约为公元前1550～前1400年
，相当于盘龙城四期偏后段至五期；吴城三期大约落在公元前1400～前1100年之间。其
中公元前1400年前后的吴城二期末是吴城文化势力最鼎盛的时候，吴城大方鼎大约制造
于此时。这时正处于盘龙城五期末六期初，或刚进入二里冈上层之际。据此可知，吴城
大方鼎的年代，早于郑州铜器窖藏的年代。如果说郑州铜器窖藏所出部分器物与吴城完
全相同，因此而可以认定它们有着共同来源的话，那么，这个来源只可能是吴城，而不
是郑州。
三星堆青铜器铸造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前后，衰落于公元前1300年前后。
在三星堆大量铸器之际，也正好处于二里冈上层初兴之时，所以，三星堆青铜器制造的
年代，显然要早于郑州铜器窖藏上百年。
（三）总结
本节首先指出，郑州二里冈上层铜器窖藏出土的各种青铜器，分别与盘龙城、吴城和三
星堆非常相似，其中大部分器类、器型与盘龙城相同，应考虑这些在空间上相隔遥远的
青铜礼器，同一类型者在同一地点制造的可能性甚高。
学界传统上从郑洛看四方，以二里冈——殷墟为标杆，而认为这类器物应是在郑州制造
，而后流散四方。但是，通过碳十四数据年代分析，笔者发现，发现吴城、大洋洲和三
星堆青铜器的制造年代均比郑州二里冈青铜器窖藏所处的年代早。这从时间维度证明，
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青铜器中与郑州二里冈相同的器型，不可能是从后者流传过去，
实际情况正好相反：郑州二里冈青铜器群的大部分，包括铜器窖藏中出土的大部分青铜
器如爵、斝、觚、簋、提梁卣等礼器，是从盘龙城流传而来的；少部分亦得自吴城和三
星堆，如大方鼎应是来自吴城，浮雕牛首尊、罍则是在三星堆制造的器物。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器物的辗转流传过程，以及郑邑如何获得这些器物。但从郑邑二里
冈上层铜器群风格混杂、跨越时代的情况分析，当时郑邑贵族获得这些外来的青铜器并
不容易，也特别珍视。因其珍贵和稀少，来自远地的青铜器被族刻意珍藏，世代相传，
直接最后被埋藏。这种情况在考古发掘中并不鲜见，特别是高等级墓葬和珍品窖藏中常
有之。
这些来自南方长江流域古老文明的礼器，为什么会出现在当时作为南方农耕文明区北部
边境的郑州？这其中包含什么样的历史隐情？下文试就上文得出的盘龙城时代数个最重
要的青铜文化的年代学，结合当时的历史大背景，讨论其间的关联和历史发展框架。
四、从考古年代学探索商时代的诸国历史变迁
（一）长江流域青铜时代历史背景
笔者曾对长江流域自新石器晚期以至殷周的历史发展过程做过研究，出版了《夏商周：
从神话到史实》一书，该书得出如下结论，现引述如下，以作为本文进一步讨论的出发
点。
中国原生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应在长江流域，这是稻作文化的故乡。长江中、下、上游均
为不同文明与早期国家的发源地，但在长江中游最早形成了国家大文明。该地区自旧石
器晚期以来，至新石器时代，其文化发展一脉相承至青铜时代早期；一直致力于发展稻
作农业生活方式，在屈家岭、石家河时期相继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出现了以
云梦大泽和江、汉、澧诸水为枢纽的合作、交易网络和连城邦形式的国家，从而开启了
东亚最早的文明化进程，其情形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非常相似，年代亦相同。
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长江中游地区在屈家岭文化进入铜石并用时代，而在石家河文化
已步入青铜时代早期。
天门石家河罗家柏岭（年代为距今4400年前后）“建筑遗迹内及其堆积层中多处发现残
铜片和铜绿石等遗物推测，石家河文化的手工业中还应有铸造小型铜工具的生产部门”
。石家河城内的邓家湾亦发现过人工打碎的炼铜原料——孔雀石和铜器：“在石家河文
化地层中发现不少铜矿石（孔雀石）碎块。最大块的直径为2—3厘米，有些铜矿石表面
被氧化成褐色，呈峰窝状。表面看起来似炼铜渣，经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孙淑云
教授鉴定仍是孔雀石碎末。
在地层中一直没有发现真正的铜渣。铜器仅见一件残片。标本T4(2)：11，似铜刀，为
长形薄片。残长6.6、残宽3.7，厚0.27厘米。据金正耀先生测定，其铅同位素测试结果
为：PB76（0.8543）、PB86（2.0915）、PB64（18.289）、PB74（15.624）。”孔雀石
被打碎成小块，应是为炼铜准备的；虽然从铅同位素检测分析看不出含铅比例，但可以
肯定为含铅青铜合金。这些发现表明，最晚从石家河中期开始，长江中游地区已步入青
铜时代。在此之前，或许还会有一个青铜合金技术的滥觞阶段。
大路铺遗址石家河末期地层发现铜锡铅三元合金标本，但是合金比例锡占41.34%，这种
比例肯定在当时就已足以使器物破碎（含30%以上锡料的合金特别易碎。或许为了减少
易碎的后果，该铜片多加铅到25.02%，铜只占19.84%）。从这样的成分来看，这应该不
是器物的残片，而是反映古人试验的过程，说明其时尚处于努力提升冶炼技术，铸造大
型坚固青铜器的摸索和试验阶段，铜锡铅各自比例远未达到理想状况，合金技术远未成
熟。
在这些探索、试验的基础上，石家河文化继承者——盘龙城文化掌握了铜铅锡的合金技
术，同时掌握陶范技术，所以能够制造大型坚固的青铜器。因为资料过于零散和残缺，
目前尚无法知道长江中游青铜技术趋于定型、稳定和成熟的时间，或许可以考虑盘龙城
文化一、二期左右（公元前十九、十八世纪），长江中游人们冶铸技术累积经验足以产
生巨大突破，以使青铜文化进入新的高水平阶段。
我们习惯性以为文献所叙述的历史传说，都在黄河流域发生，但仔细阅读，文献的故事
反而不能在黄河地带发生，而屈家岭、石家河文明面貌相当符合尧舜和夏王国的传说和
历史阶段，此乃屈原在描述其祖国楚的历史中的尧舜时代和夏王朝。
考古研究成果表明：天门石家河城势力大，应该就是夏王国的都城。到了距今3800年左
右发生过国家结构的演变：几个大城的神权中心变弱，包括石家河作中央的势力也衰落
，而位处其东邻并更靠近汉口和铜矿山的地区，出现更大的中央集权政体，这可能就是
以盘龙城为代表的政权。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天门石家河没落而武汉盘龙城升起，或许正
是汤克夏故事中所隐藏的“现实”，即盘龙城文化或为传世历史神话中所载汤商王朝的
历史阶段。
汤商的核心位置在江汉地带，但其所代表的文化和影响力的北界到达郑州、洛阳，所以
二里头、郑偃也属该文化的脉络，后者是先楚文明的北界城邦，而非一般所认为的“中
央”。
盘龙城文化时期，西北地区，黄河上、中游文化的国家化程度最低，虽然有本地的青铜
文化，但因族群的流动率高或其它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时，其影响力和权威才成
为主流。东北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另一系青铜文明，以发展战争技术为主要行业。
西北、东北族群都经常来江河之间的农耕中原掠夺，殷商建都前最关键的战线是在黄河
南游。郑偃城邦因此成为非常重要的边界区，也是南北贸易、行军路线常常经过之处；
它们作为南方农作区抵抗北方族群的前线而具有战略意义，也因此而获得长江中游的资
源。
前文利用碳十四数据，已对盘龙城、二里头、二里冈和郑邑、吴城和大洋州、三星堆等
各地方青铜文化在发展过程的某些重要时间节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笔者对相关
历史背景的认识，可以大体勾勒出中国南方以长江流域为主体的青铜技术发展图景和各
地历史关系地图的基本轮廓。
（二）公元前1600—1400年间：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高峰
因为资料过于零散和残缺，目前尚无法知道长江中游青铜技术趋于定型、稳定和成熟的
时间，或许可以考虑盘龙城文化一、二期左右。根据邱诗萤的研究，长江中游地区青铜
文化早期阶段是从石家河中期起，而的年代下限，不晚于盘龙城一、二期；从盘龙城二
、三期以来，冶炼技术已非常成熟，到达很高的水平，长江中游地区已无疑进入青铜文
化中期阶段。至迟从盘龙城三期开始（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600年），铸铜技术取得
明显的突破，到达了很高的水平，可以铸造大型而坚固的青铜器物。
最近在赣西北发现的荞麦岭遗址，间接印证盘龙城三期在青铜铸造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
破。该遗址的文化面貌与盘龙城文化相似，发掘者认为，后者从盘龙城三期开始对赣北
有直接影响，从四期开始影响更加深入，此时赣北已成为盘龙城文化的控制区。笔者认
为，荞麦岭遗址的发现非常重要，其能解决盘龙城时代青铜文化革命性发展的基础。石
家河时代人们还不能作大型的足够坚固的青铜器，但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方法，可是鄂东
南矿区只能提供铅和铜，石家河人也确实已学会了铅铜合金；但是盘龙城青铜器都是铅
锡铜的合金，说明在石家河文化到盘龙城文化的过渡时期，人们了解锡料的重要性，并
掌握三种成分的合金。
荞麦岭遗址的核心价值应该就在于其处在锡矿区，盘龙城人开拓荞麦岭，以获得稳定的
锡料来源。从石家河晚期大路铺、蟹子地与盘龙城二、三期荞麦岭遗址比较，可以看出
同一文化人从西往东开拓金属矿的情况，而这些石家河、盘龙城人，恰好是楚大文明体
系中夏、商朝代的人们。
至盘龙城四、五期，即大约公元前十六世纪中期至公元前十五世纪末，盘龙城文化发展
至鼎盛阶段。这时，以盘龙城为中心的楚商王朝，据文献由汤为建国之王，上承楚地数
千年来一脉相承的稻作文明成就，同时冶铸技术的突破促使其通过掌握鄂东南、赣西北
金属资源而获得巨大利益。表三统计数据显示，盘龙城自四期开始青铜礼器和玉礼器数
量大增，出现了李家嘴M2这样的大型墓葬。盘龙城五期延续这种发展趋势，是出土青铜
器数量最多的一个时期。盘龙城六期时间虽较长，跨越整个公元前十四世纪，但青铜器
数量却大为减少，表明此时盘龙城的势力可能有所减弱，这可以说是国家从高峰期逐步
老化的时段，但显然仍是当时青铜技术的中心和最大的政治势力之一。至盘龙城七期，
器物组合为之一变，兵器大增，表明有一股新的势力控制了盘龙城。
表三 《盘龙城》报告各期铜器与玉器数量
盘龙城四、五期社会文化发展至鼎盛阶段的另一个标志是信仰趋于系统化，成套的礼仪
规范已经形成，表现在礼器上，以爵和斝（稍后还有觚）作为基本的礼器组合；特定纹
饰与器型的搭配显示出很强的规律性：如在爵斝柱顶出现明纹，鬲上出现日纹，双嘴夔
龙的造型趋于定型。笔者解读这些规律，认为这时的楚商文明已经形成系统化的信仰体
系。这一套信仰体系蕴含了几个层面的形象：神兽、天象、时间、空间、人生，这些形
象在上与下、中与方的关联当中，构成一个大的系统。神龙吞吐、虎食人、十日从扶桑
升降，在商文明信仰中，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形象，表达同一件事情：生命轮回的循
环以及升天、再生的理想。自然界的十日，以及人间的巫觋为天地之间的联络者。笔者
认为这套信仰基本上是在长江中游汤商国家文明成形，同时已有多元的因素，蕴含了长
江流域平地农耕社会与山地猎战族群的理想，并且在多元的基础上，重点凸显汤商贵族
的族群信仰。
在当时的国际关系中，盘龙城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从技术来看，盘龙城人经过漫长
曲折的探索而首先青铜冶铸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使其四邻可以在此基础上通过学习
和模仿而快速发展其自身的青铜文化。从空间格局来看，青铜时代中期诸重要国家，如
三星堆、吴城、盘龙城、郑偃诸邑，三星堆在西，吴城处东南，郑偃位于北，显然只有
盘龙城居于中。
其时青铜文明的核心、枢纽或中央，就在盘龙城楚商。当时上述诸邑的青铜器虽各有地
方特色，但总体上可视为同一个大的青铜文明体系，拥有很多相似的元素，如都有神纹
，各地很多器形相似，说明各地之间存在较为频繁的交流，直接或间接受盘龙城的影响
。这种相似性表明当时已出现了一个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交换体系。这一体系将各地
上层贵族连结到一个巨大的跨越地域、跨越文化的交换、贸易、通婚、联盟的社会网络
中。在这一网络中交换和流通着当时最为贵重的物品如青铜器、金属料、硬陶和原始瓷
器和玉石器等，获得、拥有这一类物品能够为其主人带来声望和地位。盘龙城居于这一
网络的中心，而且直接掌握和控制了其中最重要的青铜器和金属料资源，拥有最大的影
响力。各地贵族竞相以获得盘龙城的礼器为荣，或在模仿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传统而努
力发展自己的制作能力，形成自身文化特色。盘龙城人借助这一网络将其青铜器造型、
纹饰的理念，以及相关的信仰与礼仪传播到四方诸邑。由于这一类只有各地上层贵族才
可以参与的声望物品的远程贸易体系的存在，使我们今天在考古学文化上，可以看到，
当时各地青铜器、硬陶和原始瓷器、玉石器等物品，在很大的空间范围内共享和流通，
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代表各地本土生活面貌的日用陶器，却仍各具特色，差异很大。
就在以盘龙城为代表的农耕文明在青铜技术领域获得重大突破、社会兴旺繁荣、信仰与
礼仪日趋规范之际，在农耕文明西北边界区域，同时也崛起另一类国家，这就是以二里
头和偃师城为代表的国家形态。前文碳十四年代分析表明，首先是二里头，大体与盘龙
城同时兴起；大约过了一百余年，到公前十六世纪中叶，偃师城的贵族们又在离二里头
不远的地方大兴土木，兴修宫殿和小城，与二里头贵族比邻而居。
二里头和偃师城兴起的背景，离不开北方游牧和游战族群形成的大背景。自公元前2000
年左右气候冷化开始，公元前十七世纪以来气候又有所回暖。黄河上中游地区的气候呈
冷、干化，不再适合农耕生活，乃逐渐形成游牧游战社会，部分族群开始南下，占据、
掠夺南方丰腴的文明，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这些南下的族群对江河平原地区带来风险
，初步形成了南方农耕文明与北方游战文明的互动交流和战争侵夺的历史格局。在此背
景下，郑洛一带扮演着相当关键的角色。该区黄河北岸有中条山、太行山，形成了一堵
自然的“墙”。冷化、干燥化时代这地方同样进入农作危机的状态。但这一带一方面是
守护着南方江河文明的北境，是后者防守北方草原游战族群掠夺的前线据点；另一方面
又会做北方游战族群的前哨，因而日益获得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重要性。所以，我们
不难理解为何在此期间郑洛区域会相继出现一系列城邑和国家，二里头、郑州、偃师三
城的历史作用莫不如此。因山脉阻隔，在青铜早期，北方族群进入江河平原的路线基本
上限于三门峡山口，从三门峡而来的寇掠是最主要的风险。其时北方族群从鄂尔多斯高
原和黄土高原出发，顺着黄河干流南下，三门峡口遂成为南北双方必争之地。二里头和
偃师城的崛起皆与此有关。
虽然从整体来说，二里头是以农作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古国，二里头的贵族应来自农耕族
群，而不是北来的占领者；但是，在二里头文化中，本土、北来、南来的因素混合在一
起，面貌模糊难认。这与二里头在南北交流中扮演的角色有莫大关系。一方面，它作为
保护南方农耕文明免受北方游战族群侵害掠夺的前线据点而受南方农耕国家的支持，同
时又在南方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游战族群之间进行交易而从中获利。
如果说二里头与盘龙城的关系或许还有些疏远，有更重的交易色彩的话，偃师城的兴起
则很可能与受到盘龙城的直接支持有关。二者在文化面貌上更为接近，同质性更高，而
且在时间上来看存在诸多巧合之处，如偃师兴起的年代正好是盘龙城三期青铜技术取得
重大突破之后不久；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盘龙城处于最为辉煌强盛的年代；而偃师城
也追随其后进入兴盛时期；这些时间上的关联性，似乎表明偃师城的兴衰起伏与盘龙城
势力的涨落有直接的关系。
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就在盘龙城最为强盛之际，在其南方赣中地区，吴城文化亦
开始崛起。吴城文化在短期内快速到达极高的水平，这种快速掌握青铜技术的情况，是
学习、吸收外来技术的指标，即从盘龙城楚商文化学到铸铜技术，并配合自己的需求而
快速发展；同时也学到硬陶技术，且依赖着自身原本就有的优质瓷石瓷土资源，更进一
步将硬陶技术发展到极高水平。
笔者认为吴城兴起的直接原因在于盐铜贸易。赣中樟树一带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盐矿资源
。该地区自樊城堆文化以来，一直盛行高三足盘。这一类器物的盘很浅，很适合用于晒
盐。所以，吴城人致力于发展盐业经济，将其与北方强邻盘龙城交换获得铜料，并向盘
龙城学习铸造技术。吴城贵族们模仿后者的精神文化，加以本地化改造而形成自己独特
的文化面貌，也使自身社会文化获得快速发展。吴城的盐业经济和盐铜贸易，能够帮助
我们理解何故吴城文化群城具有更浓厚的军事色彩，因为它们不是农耕合作而形成的联
合城邦古国，而是贸易竞争的措施；又能够说明何故吴城文化有那么多兵器，这是因为
地下盐矿原料贸易的竞争，而造成发展兵器的需求，此乃春秋时代吴国所造一流兵器的
源头。此外盐业经济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何故离铜矿较远的赣中，能够掌握那么多铜料
，制造那么多精美的青铜器，这应该是早期吴与楚之间盐铜贸易的缘故：赣西北铜矿最
初由楚文明中的商朝掌握，而经过盐铜贸易的发展，吴城文化也能大量获得铜料，制造
礼器和兵器。吴城文化的兴盛，在空间经历了一个先西后东的过程，首先发展于赣江西
岸，这应该也反映出，吴城文化中虎国贵族之所以兴起，是因为他们与盘龙城文化的商
王国有盐铜贸易关系，由此而使赣江西岸的人们能够掌握更好的贸易路线。
在公元前十五世纪，在盘龙城的西界，三星堆文明亦在其影响下趁势兴起。此前成都平
原的三星堆社会在早期已有大型城址出现，且陆续可见少量小型青铜器和玉石器等贵重
物品，这些指标表明该社会早已迈进国家的门槛。不过，在此之前，三星堆社会虽有小
型铜器，但其铸铜技术仍处于较原始的水平；而从大约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开始，突然
出现许多大型青铜器，并发展出自己独特的风格，显然也只有在借鉴和吸收盘龙城早已
成熟的青铜铸造技术并以其为基础才有可能出现这种质变和突破。从三星堆祭祀坑所出
器物来看，其时应还处于神权社会阶段，或神权与王权并重的阶段，神权在三星堆社会
生活中居于支配性地位。但同时我们也可以考虑，或许正是气候冷化等外部原因，致使
生产条件恶化，以及某种迄今所未知的内部原因，二者共同作用，造成社会压力甚至危
机。三星堆社会在危机中的表现是，不断加强神权，全力祈神保佑。这在考古学上表现
为，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前后，三星堆社会开始大规模建庙铸器祭神。从其青铜器造型
来看，他们主要的祈求对象，是与天象和季节有关的神，这一类神多与农时、季节有关
（对此问题的研究，限于篇幅，笔者拟另文加以探讨）。
在盘龙城、吴城、郑偃和三星堆四地青铜文明的互动和发展中，以盘龙城最为关键和紧
要，因为如前文所述，盘龙城青铜冶铸技术历史最为悠久、技术最先成熟，且得地利之
便而掌握铜料，并以之交通四方。当时最重要的成规模开采和冶炼的矿区主要分布于鄂
东南和赣西北的大冶、阳新、瑞昌等地，矿区遗存显示当时这些地区属于盘龙城文化的
控制范围。所以，可以说盘龙城人直接控制了当时最重要的铜、锡、铅等金属料的生产
，在当时可能初步形成了一个以盘龙城为中心的铜料交易网络。学界经常发现，盘龙城
、吴城、郑偃和三星堆四地青铜器的成份和矿料来源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比如，金正耀
等人惊讶地发现，“无论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还是长江流域的赣中（大洋洲），抑或西
南巴蜀地区（三星堆），商代的青铜铸造都相当普遍地使用了一种高放射性成因的独特
来源的铅料。”并认为三星堆和新干大洋洲铜器中的高放射性成因的异常铅属同一来源
的可能性很高。 笔者认为，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即在殷商之前，盘龙城、吴
城、郑偃和三星堆四地青铜器冶铸所用的金属料，大多为盘龙城所供给，是后者控制的
鄂东南、赣西北矿区冶炼所得。
所以，作为南方农耕区青铜大文明中央的盘龙城对南方各地青铜文明的兴衰变化有着直
接而关键的影响。由于二里头和郑偃一直是保卫农耕文明的北方前线据点，而受到盘龙
城的援助与支持，前者从后者那里学习铸铜技术，获取铜料，甚或直接从盘龙城获得铜
器。所以，盘龙城与郑洛地区青铜器本属同一体系，原本就同源，它们之间高度相似并
不令人奇怪。前文提及的在郑州二里冈上层同时包含有盘龙城四、五、六期的器物，一
方面表明盘龙城与郑邑贵族之间有着长期而持续的交往，另一方面则是郑邑贵族将来自
盘龙城的铜器视为宝物而珍藏的结果。这种情况并非罕见，历史时期高等级墓葬中经常
发现前代遗物或异地珍宝。
（三）公元前1400年：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转折与变迁
公元前十七至十五世纪前半叶大冷化中约200年回暖期后，大约从公元前十五世纪后半
叶起，欧亚、气候又开始不断变冷（这一波冷化大约在公元前900年～前700年间达到极
冷），西伯利亚和西欧因气候变冷而致冰川线南伸，西伯利亚极地森林的南界也开始向
南延伸。气候变冷迫使以前游荡在欧亚大草原上的游战族群不断南下，骚扰和掠夺南方
农耕族群。这一次北方族群南下的主要方向往东迁移，突破燕山屏障，沿太行山东麓的
华北平原南侵；而且，这些南下的游战族群中，部分势力已经掌握马车技术，具有更强
大的军事机动能力，因而其征战范围更大，流动性更高。
在此背景下，位于黄河南岸农耕区，在空间上正好位于太行山东麓南下要道（大体沿今
京广铁路）上的郑州，在军事和政治上变得非常重要，成为南方农耕族群进行防守的前
线堡垒。此即郑邑于公元前1480年前后兴起于偃师城之东的历史背景。郑邑最为兴盛的
时期约为公元前1400年前后，即二里冈上层一期之际，这时西部的偃师城已衰微，郑州
俨然成为南、北双方对垒的最重要据点和交易场所，信息、物资、人员汇集于此，其与
南方大国盘龙城的关系更为紧密，多方模仿和借鉴盘龙城的文明成就，陶器和青铜器风
格均与盘龙城非常接近。吴城和三星堆的青铜重器亦或假道盘龙城，辗转到达郑州。
目前从考古发现来看，这一波气候冷化同样对长江流域的农耕生产造成了某些困难，如
盘龙城应该会有水位上升的情况，这可能是盘龙城六期势力萎缩的原因之一，但刚始时
似乎尚不足以摧毁其社会根基。由于盘龙城在各地青铜文化发展中所处的独特而关键的
地位，使其兴衰变局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周边青铜文化的发展。虽然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说
明公元前十五世纪后半叶气候变冷对盘龙城国家造成了何种影响，从现有材料来看，盘
龙城五期和六期之际，国家势力发生过一次大的变故。经此变故后，盘龙城国家的势力
有所下降，周边吴城、郑州和三星堆，以及原本作为盘龙城附属地的湖南地区，均在不
同程度上获得一次发展的机遇，其青铜文化的发展也相继出现一个高潮。这或许跟盘龙
城放松对青铜技术或原料的垄断有关，如出现因内乱而使贵族和技术人员外流等情况。
已有学者观察到，盘龙城六期时，盘龙城文化势力有退出赣北的迹象。在南方的赣中地
区，可能正是由于盘龙城的变局，直接影响其南方传统盟友和贸易对象吴城的衰落和新
势力牛城的兴起。同时，在赣西北瑞昌铜岭古矿区出现吴城文化的东西，表明此时吴城
国家势力北上，开始染指铜矿开采和冶铸。而在湘东北和湘中地区，这里原本属于盘龙
城文化的分布区，可能受盘龙城直接控制，盘龙城五、六期之际的变局使该地区所受控
制被削弱，获得相对独立地发展自身青铜文化的空间，逐渐有出色的表现，而成为炭河
里等深具湖南特色的青铜文化的源头。
至于郑邑，则在这一变局中获得更大的自主空间和更多的交易机会，使其充分利用地利
之便而在南方的农人和北方军人之间扮演中间商的角色，大获其利，发展成为繁荣兴旺
的边境国家。盘龙城、吴城和三星堆这么广大地域范围内的重器都流向郑邑，足以说明
郑邑在南北交易过程中介入的广度和深度。郑邑出现盘龙城早年不同时期的青铜器，显
示郑邑与盘龙城有更紧密的联系，比如，郑邑是盘龙城贵族在内斗失败后逃难的去处，
亦或两地贵族之间有持续的联盟或通婚关系，并因这种关系而长期在彼此间有宝贵物品
的交换和流通。
（四）公元前1300年的大事：殷商政权毁灭楚商政权的考古遗迹
1、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商建国：楚商与殷商之区分
笔者在《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中曾将提出“多元文明与集权之滥觞”，即是殷
商上古帝国的发生，一方面基于长江流域古老农耕文明和青铜时代的诸国，另一方面是
因为草原游战族群南下而建立以军力为政权的跨国网络，才发生之后的、以黄河流域为
政治中心的殷周军权联盟。这段历史是从公元前十四世纪起，掌握马车技术的北方族群
来到殷墟建都，大约又再过了几十到百年，南下打败盘龙城而自立为“商”，并逐步将
“汤商”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屈原所谓之“殷宗”政权的正统性，以及
对于本土政权的传承。换言之，所谓“商”文明，应分为汤商，亦可称之为“楚商”或
“南商”，和殷商，这是两个来源不同的朝代。自此，原本存在于江汉流域的古老文明
，淹没于后世文献之中。殷商王族占领江河中原的历史，相当于加喜特人占据巴比伦、
喜克索斯人占据古埃及，有其共同的世界史背景。
殷商在各地文明的基础上，以多元及整体化的上古帝国文明面貌出现，形成了一个新制
度的集权大国，开启新的历史阶段，并为此后一体中国的形成奠定基础。这个同样自称
为“商”的政权，在影响力庞大楚商文明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及同化上层的文化体系
，又结合了各地信仰、文化。殷商时期，虽然很多地区仍保留其独特的文化及信仰，但
上古帝国的上层文化呈现出广泛的一致性以及深刻的同化程度，在极为宽广的地域、跨
国家的文化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同类的礼器、相近的祭礼方式等等。既使殷商周围的
国家，也深受其影响，而成为将来跨国多元文化间彼此同化的基础。
如果说长城见证了东亚历史舞台上，南方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和游战文明的互动交流和
战争侵夺历史，在这种历史格局中，总可见来自北方草原的游战族群南下侵犯南方农耕
族群。这样的故事，自公元前2000年左右气候冷化以来便开始了，其时兴起于亚州草原
地带的游战族群不断南下侵夺，而黄河中游地带正好处于这一南北界线上，二里头和郑
偃即为南方农耕文明抵卸侵夺的北部据点。但是，这一防线最终被源自北方草原、掌握
马车技术并以军权立国的殷商王族所突破。后者最终在殷墟建都，占据江河中原，开始
定居生活，并将其固有传统与南方以先楚为主的文明成就融合，借用南方原生文明已有
的部分文字符号，配合其自身语言并加以系统化，形成甲骨文字。殷商实为东亚最早的
帝国，既是东亚早期各地文化成就的集大成者，同时亦开启了东亚文明的新阶段。
过去王国维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但今天考古与甲骨金
文研究的资料皆显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商建国。西周早期政治与文化
传承自殷商。历史由胜利者写，传世文献来自西周晚期以来官方笔录者，所以表达北方
胜利者如何希望后裔看他们的伟大历史，而不是遵照史实。
在西亚地区，如果没有足够的苏美尔和巴比伦本身的文献，我们会以为苏美尔、巴比伦
的历史都在北方赫梯发生，因为赫梯将苏美尔、巴比伦的历史写成自己的。我们终未被
赫梯骗到，为何允许周人、汉帝国意识形态继续使我们误解？自然条件和一手考古资料
显示：洛阳不可能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中央，早期历史在长江流域发生，多元文化的集合
发生于殷商，此后黄河南游才成为南北多类文明结合的中央。
2、盘庚渡河南与武丁奋伐荆楚的历史意义
与郑邑大约同时或稍偏晚兴起的边境城邑国家可能还有位于南方农耕区更北部边缘，黄
河北部安阳的洹北城。洹北城同样位于太行山东麓华北平原的交通要道上。从碳十四来
看，该城可能兴起于公元前十五世纪中叶，有着与郑邑类似的功能，只不过其重要性不
如郑邑。洹北城被毁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380年，这正好是经学传统推定的殷商王年表
中盘庚王在位的年代（1401—1374），同时也是殷墟一期开始的年代。这应该不是巧合
，而是隐藏着盘庚迁殷的史实。在那些不断南侵的游战族群中，殷商王族即为其中一支
。公元前1380年前后，这一军事势力在盘庚的带领下突破燕山屏障南下，凭借其驾马战
车所具有的军事优势，“渡河南”，烧毁洹北城，在安阳殷墟成功立足，由此开启其四
处征战，最终建立殷商帝国的历程。对于这一支南下的势力来说，安阳殷墟正是理想的
建都位置。此地位于南北交界处，即背靠其北方基地，同时又可虎视南方农耕区，对后
者实施有效统治。
在安阳立足的殷商族团，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到了伟大的殷商王武丁时代（BC 1324—
BC1266），凭借其军事优势（拥有驾马战车），从安阳出发，四出征伐。大约于公元前
1300年前后控制郑邑，进而南下打败盘龙城，使后者成为殷商在南部的据点（盘龙城七
期），同时也将大量盘龙城文明的成就融合进入其自身文化之中。此举导致南方青铜文
明的大重组，盘龙城文化、二里冈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吴城文化相继没落，殷商文化崛
起，中国青铜文明自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在郑邑和盘龙城均遭受到打击和毁坏，被殷商王族占领时，南方吴文化群城（当时应自
称为虎国）并没有被毁坏，其地理位置偏远而使其避过殷商军队的攻击，所以吴（虎）
的贵族仍得以保留其独立性而延续到更晚时期。
另一方面，殷商王室打败楚商以后不能象楚商一样直接掌握铜矿，其原因在于，只有建
都在铜矿附近的王国才能直接掌握铜矿。但是，如果殷商王室居于盘龙城，他们很快就
会失去其主要的政权基础：即用马车战争的能力。因此殷商王族自然选择通过侯国的军
队掌握铜矿，而自己仍然建都于安阳。所以，盘龙城七期的贵族应该与殷商有联盟关系
。但是通过此般间接控制，并不能安全而稳定地掌握经济价值极高的金属矿。因此我们
可以发现，殷商时期虎方有更加发展兴盛的趋势。首先从铜岭遗址来看，这已不象荞麦
岭遗址那样，纯粹为盘龙城文化的遗迹，很多器物反而与吴城接近，这应该表明有一部
分虎方的贵族往北发展而占领金属铜矿。其次，湘中地区在早商时期，因为获得不了铜
料而显得落后，但殷商时期楚商的势力弱，所以湘中（以湖南宁乡炭河里遗址为代表）
也能直接获得铜料而快速发展势力。因为这一系列变化，盐铜贸易的重要性也下降，可
能有部分虎方贵族放弃参加掌握盐矿的竞争，而往湘中发展，同时可能有部分盘龙城的
贵族和技术人员也往南迁移，湘中地区的青铜文化由此而迅速崛起。
与南方虎国网络（吴国）一样，地处西方的三星堆亦因地方遥远而未受到武丁和殷商军
队的直接攻击。但是，三星堆社会所依赖的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贸易体系，因盘龙城
被征服而崩溃，而三星堆又不象南方的虎国网络一样，因离铜矿区近而有趁虚而入控制
金属料的机会。这些因素对成都平原的农耕社会产生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三星堆国家跟着没落。在没落阶段先后形成两个巨大的祭祀坑，神庙里重要的祭
器都被埋于地下，此举反映出三星堆政权的式微。成都平原的政治中心发生转移，成都
金沙崛起成为新的政治和宗教中心。
其次，新兴的金沙国家虽然在精神和文化上直接沿袭三星堆社会，其器物造型、类型风
格均与三星堆并无二致，但都明显偏小型化，恰似微缩版的三星堆器物。这种变化在青
铜器方面表现得最明显，三星堆的青铜器造型硕大，而金沙的青铜器却非常小。这背后
的原因，或许与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贸易体系崩溃，而使成都平原金属料匮乏有关。
有马才有世界史。以前，以盘龙城为核心，将郑州、洛阳、吴城、三星堆等地区古国联
系在一起的远程交流与贸易体系，尚具有相同生态和文化区域内地方史的属性。但是，
自从亚欧大草原上出现能够在大范围内快速机动的马和马车，相应地出现了游走于大草
原、依靠战争和掠夺为生的游战族群之后，通过他们的中介作用，世界旧大陆更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开始出现真正跨越地域和文化的世界性的交流和互动。大草原上的游战族
群虽然也会努力经营据点和堡垒，并某些草原南游地带的牧民、农民形成共生关系，但
总体来说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他们由各方人群混合杂处，聚散无常；各以势力称雄，勃
兴勃灭。所以，这些族团原本就具有人种和文化混杂多元的特性。
在新的世界史背景下，殷商文化开启了文化混杂和融合的新阶段。作为来自大草原的游
战族团，其自身文化并无定型故亦少成见，对其他文化抱持拿来主义的实用主义态度，
主观上愿意兼容并蓄，学习吸收各种文化的长处而为其所用。另一方面，凭借其强大军
事实力四处征战，将空间广大的地区都纳入其臣属范围，特别是打败象盘龙城这种具有
古老传统和文明的国家，客观上也为殷商吸收融合各地文化创造了条件。事实上，以盘
龙城为代表的南方楚商文明也成为殷商吸收融合并进行再创造的主要来源。只是，殷商
王朝创新后所展示的新面貌，虽然在外观上仍与以盘龙城为代表的南方农耕文明很相似
，但是，这时的信仰虽然还在，但信仰的根基已经动摇。与信仰有关的礼器造型，如各
类青铜器、玉器等，则发展到第二个阶段，形成原始宗教美术的母题与范型，并趋向于
“具象写实”的造型。
五、结论
考古年代学是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而考古层位学和类型学则是驱动考古年代学前行的
两只轮子。其中，层位学为年代学提供基础和骨架，类型学则起到丰富内涵、增添血肉
的作用。二者缺一不可。在跨越地域和文化的情况下进行断代研究，由于层位学缺失，
若只依靠类型学分析，就会象天空中断线的风筝一样，充满不确定性，各种主观的、意
识形态的偏见往往也趁虚而入。
这种情况在三代研究中颇为常见。由于种种原因，近世考古学家倾向于将那些曾经过汉
人之手编纂加工过的二手文献所记载的早期历史当作真实的历史，而将一手的考古资料
降为证经补史和配合文献的工具，企图通过考古发现和研究，在后世的中央——郑洛地
区的地下找到一元的夏商王朝史，再透过从中央看四方，将所有的发明和创新都归功于
中央，将四方视为郑洛中央区的传播影响之地。就这样，将在郑洛发现的二里头、郑偃
和殷墟等遗存，都主观地认定为夏商时期的王都，而且认定它们代表了一脉相承的王朝
；在南方发现的盘龙城、吴城和大洋洲、三星堆等，虽然不否认他们有过辉煌的青铜文
化，但无一例外地认为它们是受郑洛影响所致，其年代也晚于后者。
为克服这种类型学研究中的主观性，本文主要运用碳十四年代来确立盘龙城时代诸邑的
年代框架，在此基础上，再运用类型学比较和观察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
本文认为盘龙城二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二期前后，上限或可早至二里头一期末，下限或
晚至二里头三期偏早阶段，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十八世纪末至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
盘龙城三、四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三、四期至二里冈下层一期，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
十七世纪下半叶至公元前十五世纪早期。盘龙城五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二期，绝对
年代约为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盘龙城六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上层和殷墟一期，其绝对
年代为公元前十五世纪晚期至公元前十四世纪。盘龙城七期器物风格与殷墟二期相似，
可以将其视为殷商文明大体系在江汉地区的遗迹，其绝对年代大约从公元前十三世纪初
起。从文化属性来说，盘龙城二至六期皆属于盘龙城文化，绝对年代从公元前十八世纪
至公元前十四世纪；盘龙城第七期则属于殷商文化。
本文进一步对盘龙城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冈遗址所出陶器和青铜器进行类型学比较
，结果表明，无论是陶器还是铜器，盘龙城从一期至七期均一脉相承，连续发展。盘龙
城器物群的主导因素，无论造型还是纹饰，均系本土传承；其文化发展与演化的主流是
自我内生演化而非外来影响。与此相对照的是，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不断吸收来自
南方盘龙城的因素而变迁，后者是促使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不断发展和演化的重要
推动力量之一。
郑洛地区的青铜文化，只有到了二里冈上层时期才有显著的发展。郑州二里冈上层铜器
窖藏出土的各种青铜器，分别与盘龙城、吴城和三星堆非常相似，其中大部分器类、器
型与盘龙城相同，应考虑这些在空间上相隔遥远的青铜礼器，同一类型者在同一地点制
造的可能性甚高。
学界传统上从郑洛看四方，以二里冈——殷墟为标杆，而认为这类器物应是在郑州制造
，而后流散四方。但是，本文利用碳十四数据对对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的年代进行考
证，发现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青铜器的制造年代均比郑州二里冈青铜器窖藏所处的年
代早，从时间维度证明，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青铜器中与郑州二里冈相同的器型，不
可能是从后者流传过去，实际情况正好相反：郑州二里冈青铜器群的大部分，包括铜器
窖藏中出土的大部分青铜器如爵、斝、觚、簋、提梁卣等礼器，是从盘龙城流传而来的
；少部分亦得自吴城和三星堆，如大方鼎应是来自吴城，浮雕牛首尊、罍则是在三星堆
制造的器物。
基于年代学的观察，以及笔者对于整个历史背景的理解，本文最后将盘龙城时代的历史
地图进行如下描述：
现有证据表明，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冶铸技术至迟在石家河文化中期起步，至迟在公元
前1600前盘龙城二、三期之际取得重大进展，开始铸造大型坚固的青铜器，此后盘龙城
进入大约持续二、三百年的鼎盛时期。盘龙城的楚商王朝直接掌握鄂东南赣西北地区的
金属矿料开采和冶铸，并构建了一个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贸易体系，位于北部的郑洛
地区的二里头、偃师、郑州，位于东南部的虎国吴城、牛城和西南部的湘东北和湘中地
区，位于西部的三星堆等，都是这一贸易体系的参与者。公元前1500—公元前1400年间
吴城学习模仿盘龙城青铜制造技术而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青铜文化，快速崛起于赣中
地区。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成都平原的三星堆人也掌握铸造大型坚固青铜器的技术，
大量铸器供于神庙。
就在南方农耕文明区（以长江流域为核心）诸青铜文化稳步向前发展之际，在其北界黄
河干流区域的郑洛一带，一方面临着北方游牧游战族群不断南下掠夺和冲击的风险，另
一方面又因位于不同生态和生计区的交界区而有较多的商业交换机会。在此背景下，郑
洛一带相继出现一些重要的城邑或国家，如二里头、偃师城、郑州城。这些城的命运兴
衰同时受南北两方面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与来自南方农耕文明区的支持，特别是盘龙
城的支持力度有关；也和北方游牧游战族群南下进攻和交易的方向、强度直接相关。他
们开始时是顺黄河干流而下，经三门峡进入豫中平原农耕区；后来转而向东，沿太行山
东麓的华北平原南下。相应地，在盘龙城时代的早期，北境最重要的城邑和国家是位于
三门峡口的二里头和偃师城。二里头兴起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十八世纪末至公元前十六
世纪；偃师城与二里头比邻，兴起于公元前十六世纪中叶，进入公元前十四世纪以后渐
趋衰落。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北部的重要性下降，至公元前十五世纪中叶偏早阶段，位
于东北部的郑邑开始建城，并变得越来越重要。与二里头相比，偃师和郑州与盘龙城的
关系显然更为紧密，因而也获得更多的支持。在公元前十四世纪早期，郑州发展成为最
重要的边境城邦，南北各方在此交易，相互防卫。在此背景下，盘龙城、吴城和三星堆
等地制造的青铜重器，皆辗转来到郑州。
从公元前1450年开始的新一轮冷化周期，不断加大在亚洲大草原生存的游牧游战族群的
生存困难，迫使其一波波地南下。其中一支拥有马车的族团，在公元前1380年左右，在
其首领盘庚的带领下，突破燕山屏障，沿太行山东麓南下，凭借其拥有马车而获得的军
事优势，打破洹北城，在安阳殷墟建都立足。又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努力，其势力不断壮
大。于公元前1300年前后，在其首领殷商王武丁的指挥下，征服郑州，并南下远征，打
败盘龙城，将盘龙城的技术、人员、青铜器等据为己有。
随着盘龙城被武丁摧毁，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交换贸易体系崩溃。受此影响，三星堆
没落，取而代之的金沙古国，因缺少铜料而只能铸造非常小型化的器物。南方虎国（吴
国）网络中的吴城势力受到打击。但是，赣中牛城、湘中宁乡炭河里一带的新兴势力则
因有更多机会获取铜料而趁势兴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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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32 | 17 现有证据表明，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冶铸技术至迟在石家河文化中期起步，至迟在公元
前1600前盘龙城二、三期之际取得重大进展，开始铸造大型坚固的青铜器，此后盘龙城
进入大约持续二、三百年的鼎盛时期。盘龙城的楚商王朝直接掌握鄂东南赣西北地区的
金属矿料开采和冶铸，并构建了一个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贸易体系，位于北部的郑洛
地区的二里头、偃师、郑州，位于东南部的虎国吴城、牛城和西南部的湘东北和湘中地
区，位于西部的三星堆等，都是这一贸易体系的参与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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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3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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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32 | 19 武汉一直是华夏文明楚汉文化的中心。江陵，襄阳，南昌，九江，长沙，岳阳都是非常
牛的。现在的经济发达两角京津过去都是边疆少民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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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32 | 20 无论是陶器还是铜器，盘龙城从一期至七期均一脉相承，连续发展。盘龙城器物群的主
导因素，无论造型还是纹饰，均系本土传承；其文化发展与演化的主流是自我内生演化
而非外来影响。与此相对照的是，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不断吸收来自南方盘龙城的
因素而变迁，后者是促使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不断发展和演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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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32 | 22 我们习惯性以为文献所叙述的历史传说，都在黄河流域发生，但仔细阅读，文献的
故事反而不能在黄河地带发生，而屈家岭、石家河文明面貌相当符合尧舜和夏王国的传
说和历史阶段，此乃屈原在描述其祖国楚的历史中的尧舜时代和夏王朝。考古研究成果
表明：天门石家河城势力大，应该就是夏王国的都城。到了距今3800年左右发生过国家
结构的演变：几个大城的神权中心变弱，包括石家河作中央的势力也衰落，而位处其东
邻并更靠近汉口和铜矿山的地区，出现更大的中央集权政体，这可能就是以盘龙城为代
表的政权。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天门石家河没落而武汉盘龙城升起，或许正是汤克夏故事
中所隐藏的“现实”，即盘龙城文化或为传世历史神话中所载汤商王朝的历史阶段。
汤商的核心位置在江汉地带，但其所代表的文化和影响力的北界到达郑州、洛阳，
所以二里头、郑偃也属该文化的脉络，后者是先楚文明的北界城邦，而非一般所认为的
“中央”。
盘龙城文化时期，西北地区，黄河上、中游文化的国家化程度最低，虽然有本地的
青铜文化，但因族群的流动率高或其它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时，其影响力和权威
才成为主流。东北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另一系青铜文明，以发展战争技术为主要行业。西
北、东北族群都经常来江河之间的农耕中原掠夺，殷商建都前最关键的战线是在黄河南
游。郑偃城邦因此成为非常重要的边界区，也是南北贸易、行军路线常常经过之处；它
们作为南方农作区抵抗北方族群的前线而具有战略意义，也因此而获得长江中游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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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中曾将提出“多元文明与集权之滥觞”，即是殷商
上古帝国的发生，一方面基于长江流域古老农耕文明和青铜时代的诸国，另一方面是因
为草原游战族群南下而建立以军力为政权的跨国网络，才发生之后的、以黄河流域为政
治中心的殷周军权联盟。这段历史是从公元前十四世纪起，掌握马车技术的北方族群来
到殷墟建都，大约又再过了几十到百年，南下打败盘龙城而自立为“商”，并逐步将“
汤商”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屈原所谓之“殷宗”政权的正统性，以及对
于本土政权的传承。换言之，所谓“商”文明，应分为汤商，亦可称之为“楚商”或“
南商”，和殷商，这是两个来源不同的朝代。自此，原本存在于江汉流域的古老文明，
淹没于后世文献之中。殷商王族占领江河中原的历史，相当于加喜特人占据巴比伦、喜
克索斯人占据古埃及，有其共同的世界史背景。
殷商在各地文明的基础上，以多元及整体化的上古帝国文明面貌出现，形成了一个
新制度的集权大国，开启新的历史阶段，并为此后一体中国的形成奠定基础。这个同样
自称为“商”的政权，在影响力庞大楚商文明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及同化上层的文化
体系，又结合了各地信仰、文化。殷商时期，虽然很多地区仍保留其独特的文化及信仰
，但上古帝国的上层文化呈现出广泛的一致性以及深刻的同化程度，在极为宽广的地域
、跨国家的文化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同类的礼器、相近的祭礼方式等等。既使殷商周
围的国家，也深受其影响，而成为将来跨国多元文化间彼此同化的基础。
过去王国维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但今天考古与甲
骨金文研究的资料皆显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商建国。西周早期政治与
文化传承自殷商。历史由胜利者写，传世文献来自西周晚期以来官方笔录者，所以表达
北方胜利者如何希望后裔看他们的伟大历史，而不是遵照史实。在西亚地区，如果没有
足够的苏美尔和巴比伦本身的文献，我们会以为苏美尔、巴比伦的历史都在北方赫梯发
生，因为赫梯将苏美尔、巴比伦的历史写成自己的。我们终未被赫梯骗到，为何允许周
人、汉帝国意识形态继续使我们误解？自然条件和一手考古资料显示：洛阳不可能是上
古农耕文明的中央，早期历史在长江流域发生，多元文化的集合发生于殷商，此后黄河
南游才成为南北多类文明结合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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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借助任何其他年代参照系统，而直接将盘龙城、二里头和二里冈的陶器或铜器
进行类型学比较，然后依据类型学断代逻辑认定同器即同期的做法，势必将盘龙城各期
的年代定得比实际年代晚。若从盘龙城来看郑洛，后者青铜技术的发展与演变充满裂和
不连续性，只有到了二里冈上层之后，才突然冒出很多大型的精美铜器。其出现之突兀
，风格之混杂，或许正包含着一段历史隐情。
二里冈上层大型青铜容器除少数出自郑州人民公园、白家庄等地点外，大多出自三
个青铜器窖藏。1974年在郑州张寨南街窖藏坑出土2件大铜方鼎和1件铜鬲。1982年在郑
州向阳回族食品厂发现一个青铜器窖藏坑，出土13件铜器，器类有大方鼎2件、大小圆
鼎各1、羊首罍1、中柱盂1、素面盘、牛首尊2、提梁卣1、觚1。1996年又在郑州南顺街
发现铜器窖藏，出土青铜器12件，包括方鼎4件、斝2件、爵2件、簋1件、戈2件、钺1件
。
从这些窖藏出土的青铜器中，尤以方鼎最为引人注目，三个窖藏共计发现8件，其
体型都非常大。同类器物，亦可见于江西吴城文化，如新干大洋洲祭祀坑出土方鼎6件
，其中的卧虎大方鼎，通高97厘米，重49.2千克，这件方鼎除了在鼎耳上有立虎等外，
其他方面如造型、纹饰等细节，都与郑州所出非常相似。甚至两地所出方鼎的铸造工艺
也都相同，都采用全分铸再铸接成形的技术。其他如郑州和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圆腹鼎、
扁足鼎、鬲、三足提梁卣等，也非常相似，显示当时郑州所在古国的贵族与吴城之间有
过直接或间接的来往
二里冈上层铜器群包含有盘龙城、三星堆和吴城三种类型，其中以盘龙城类型数量
最多，占最大比例。
学界早已注意到二里冈上层铜器与盘龙城、三星堆和吴城所出部分种类青铜器的相似
性；但是，由于先验地将二里冈——殷墟认作源头并以此作为类比的标准器，而推定盘
龙城、三星堆和吴城的青铜器皆系受二里冈——殷墟影响所致，所以先验地认定盘龙城
、三星堆、吴城青铜器的时代皆相对晚出。如果抛开这种主观认定，而从碳十四数据着
手梳理上述四地青铜文化的发展脉络，则可以发现以二里冈上层铜器窖藏的年代相对较
晚，二里冈上层不可能是其他三地青铜文化的源头。
二里冈上层（包括一期和二期，或早期和晚期）的日历年代约为公元前1415～前
1300年，其中，铜器窖藏所处的二里冈上层二期的日历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392～前1300
年，即公元前十四世纪。因三处窖藏的年代为二里冈上层偏晚阶段，推测窖藏的日历年
代应为公元前十四世纪后半叶。
但是，与二里冈上层相似的器物，在盘龙城四、五、六、七期都有发现，二里冈上
层所出的相当一部分铜器，或许是异地早年之物。从考古层位学来说，晚期地层出土早
期遗物很正常。问题是，为什么盘龙城早年制造的珍贵青铜器物会最终流落到郑州，被
当地贵族收藏和埋葬？
吴城遗址开始于公元前十六世纪中期前后，吴城一、二期大约为公元前1550～前
1400年，相当于盘龙城四期偏后段至五期；吴城三期大约落在公元前1400～前1100年之
间。其中公元前1400年前后的吴城二期末是吴城文化势力最鼎盛的时候，吴城大方鼎大
约制造于此时。这时正处于盘龙城五期末六期初，或刚进入二里冈上层之际。据此可知
，吴城大方鼎的年代，早于郑州铜器窖藏的年代。如果说郑州铜器窖藏所出部分器物与
吴城完全相同，因此而可以认定它们有着共同来源的话，那么，这个来源只可能是吴城
，而不是郑州。
三星堆青铜器铸造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前后，衰落于公元前1300年前
后。在三星堆大量铸器之际，也正好处于二里冈上层初兴之时，所以，三星堆青铜器制
造的年代，显然要早于郑州铜器窖藏上百年。
郑州二里冈青铜器群的大部分，包括铜器窖藏中出土的大部分青铜器如爵、斝、觚
、簋、提梁卣等礼器，是从盘龙城流传而来的；少部分亦得自吴城和三星堆，如大方鼎
应是来自吴城，浮雕牛首尊、罍则是在三星堆制造的器物。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器物的辗转流传过程，以及郑邑如何获得这些器物。但从郑邑
二里冈上层铜器群风格混杂、跨越时代的情况分析，当时郑邑贵族获得这些外来的青铜
器并不容易，也特别珍视。因其珍贵和稀少，来自远地的青铜器被族刻意珍藏，世代相
传，直接最后被埋藏。这种情况在考古发掘中并不鲜见，特别是高等级墓葬和珍品窖藏
中常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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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盘龙城发现大规模铸铜遗址 系夏商都城之外首次发现，证实盘龙城曾经是南方
联合王国的核心
近年考古界对二里头和郑邑、偃邑三座古城遗址的年代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此前考
古界结合历史文献、考古分析和碳十四测年数据，推定所谓 “龙山时代” 的下限大约
在公元前二十世纪，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为大约为公元前1900~前1600年，郑邑始建于公
元前1600年左右。
但是，近年来，研究人员通过采集系列样品进行碳十四测年，并运用 Oxcal 程序
进行年代校正与拟合，获得若干较为准确的重要考古学年代断代节点。
如张雪莲、仇士华、蔡莲珍等先生利用新砦和二里头一至五期的系列样品进行拟合
，得到的结果为：新砦早期年代约为公元前1870～前1790年，晚期为公元前1790～前
1720年；二里头一期年代约为公元前1735～前1720年，二里头四期年代约为公元前1565
～前1530年，进而得出新砦早期不早于公元前1870年前后，二里头一期年代不早于公元
前1750年的结论，或甚至不早于公元前1735年。
他们运用同样的方法拟合得出二里冈下层一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509～前1465年。从
而推定郑邑二里冈文化的年代上限和建城年代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偃邑建城时间略早
，但不会早到公元前1600年。
整理夏商周断代工程以来对二里头和二里冈的碳十四研究成果。从中可知从二里头
一期到二里冈上层二期的年代，约从公元前1735年至公元前1300年（校正后的日历年代
），对应的校正前碳十四基础数据大约为距今3450～3050年（半衰期5568，1950），其
中绝大部分数据的中位值位于距今3400～3100年的范围，相应的日历年代主要集中于公
元前1700～1300年间
因此，二里头和二里冈文化已经属于商朝时期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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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盘龙城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严重不足，对现有碳十四测年数据的考古背景公布也不
充分，尚不足以全面系统地阐明盘龙城各期的年代问题。但在另一方面，通过对相关信
息的还原，并参照二里头和二里冈各期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我们还是可以约略窥知一二
，勾画出一个基于碳十四测年数据的盘龙城遗址各期的基本年代框架：
即盘龙城的二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二期前后，上限或可早至二里头一期末，下限或
晚至二里头三期偏早阶段，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十八世纪末至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
盘龙城五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二期，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
基于上述判断，而推论盘龙城三、四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三、四期至二里冈下层一
期，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至公元前十五世纪早期。
盘龙城七期器物风格与殷墟二期相似，可以将其视为殷商文明大体系在江汉地区的
遗迹；据下文关于殷墟二期起始年代的推论，可知盘龙城七期的绝对年代大约从公元前
十三世纪初起。相应地，盘龙城六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上层和殷墟一期，其绝对年代为
公元前十五世纪晚期至公元前十四世纪。
从文化属性来说，盘龙城二至六期皆属于盘龙城文化，绝对年代从公元前十八世纪
至公元前十四世纪；盘龙城第七期则属于殷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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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陶和原始瓷是青铜冶铸技术发展的副产品，从技术作用的硬化炼炉、陶范，到进一
步发现硬现象而用高级陶土的试验，最后创造出高级的精致硬陶；得到社会欣赏而开始
被用作宝贵的礼器以及高级贵族的用具。硬陶最早在石家河晚期见于鄂东南大冶一带的
冶铜地区，后来在盘龙城时代技术趋于成熟。
硬陶技术发明于鄂东南，发展时到达赣西北，兴盛时到达赣中，但在赣中地区硬陶
的发展没有中断，所以殷周时期江西地区的硬陶和原始瓷器非常普遍，比其他地区既多
又发达，而让人误以为硬陶技术来自南方的江西。当时鄂东南铜矿区直接受石家河、盘
龙城人直接掌握和控制的地区，是盘龙城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命脉。所以，硬陶（原始
瓷）本来就是石家河、盘龙城发明和创造的，是盘龙城文化的本土因素。以双折斜腹尊
为例，始见于盘龙城二期，续传至六期（图一：33、，43）；而二里冈上层才出现同类
器物（图一：50），当为自南方传入。
其他如炼铜的大口缸（将军盔）等乙组器物，在盘龙城出现时间早，种类和数量均
多，大家都认同为是盘龙城本土因素，二里头和二里冈同类器物当系盘龙城北传所致。
若以碳十四测年数据所建立的相对年代关系为前提，纵观盘龙城的主要陶器类型，
均有其自身完整而清晰的演化脉络；而盘龙城和郑洛地区共有的器物类型，往往在盘龙
城先出现，而在郑洛地区相对晚出。
尽管迄今盘龙城遗址的发掘面积远少于郑洛地区二里头和郑偃，但盘龙城出土的铜器
，无论种类、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超二里头和郑偃。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总数已达
400余件，《盘龙城》考古发掘报告收录351件，另有大约四、五十件分别收藏于湖北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博物馆、武汉市文物商店、盘龙城遗址博物馆、黄陂区文物管
理所等。这还不算早年出土或被盗挖的青铜器。据当地老人回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大雨过后人们提篮子到李家嘴湖滨捡取青铜箭镞之类，有时一捡就是半个篮子。此外，
上海博物院和故宫博物院部分所谓夏代和早中商青铜器，很可能源于盘龙城（如鬲形圆
腹斝）。
相比之下，二里头迄今发掘出土铜器104件，其中有一半多是小型的刀、镞等兵器
和工具，稍大的铜容器只有18件；而河南境内所谓早商铜器也只有150余件。其他二里
冈期城址，青铜器也不多见。
所以，这种现象也足以令人深思，盘龙城在早期青铜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无疑远
超出了现今学界所认定的仅仅是早商南土的定位，而应是中国青铜技术的重要源头之一
；自然铜矿的分布和开采之考古遗迹也支持盘龙城为青铜技术的源头，而否定郑洛地区
为青铜技术的发祥地。
纵观盘龙城的青铜器，类型齐全。盘龙城青铜器按器类有容器、兵器、工具之分，
器皿则有36种，其中容器12种，计有觚、爵、斝、盉、尊、罍、卣、鼎、鬲、甗、簋、
盘；兵器分为11种，计有戈、矛、钺、刀、勾刀、铍、戣、镞、鐏、镦；工具8种，计
臿、斨、锛、镢、斧、凿、锯、鱼钩；其他5种，计有菱形器、构件、泡、兽面具、铜
块等。盘龙城二期有镞等兵器，三期始见爵、斝、鬲等大型铜容器，范铸技术已经较为
成熟。据此推测，将来或许会发现更早的青铜容器。
盘龙城青铜器有着自身完整的发展演变轨迹；而从二里头到二里冈各期，并没有连
贯清晰的青铜技术发展脉络。二里头、二里冈的青铜工具都是锥、刀、凿、鱼钩之类的
小型器物，都未见臿、斨、锛、镢等大型厚重工具；总体来说，在黄河流域，青铜工具
直至西周时期到才变得普遍。这种情况间接表明郑洛地区青铜器原本是外来的宝贵物品
，虽然已有铸造技术，但原料不足，不能用来作工具；而在长江中游，无论是盘龙城或
吴城遗址，青铜工具皆颇为普遍。
而在二里头、二里冈社会里，由于青铜器属贵重宝物，经常被长期使用和珍视。这
也导致晚期地层经常出土早期风格的器物。这种情况下，其所出土单位的时代应以同出
最晚器物为准。二里冈上层的铜爵，同时混杂有盘龙城四、五、六期风格，这种情况表
明，与二里冈上层年代所相对的应该是盘龙城六期，而不是盘龙城四、五期。
铜斝出现于盘龙城三期以后各期。二里头遗址并无同类陶斝，而盘龙城则有，其所
出鬲形扁圆腹斝源自盘龙城的可能性很高；从工艺、造型和纹饰观察，二里冈期所出此
类器物可能是前代遗物。
盘龙城各期弧腹斝数量最多。仅腹上才有饕餮纹带者，见于盘龙城四、五期。盘龙
城各类斝自五期及以后在腹部出现明纹。二里头四期和二里冈下层亦见少量弧腹斝（图
二：41、44），器形与盘龙城相类，但多素面无纹，可能是受盘龙城影响。
铜鼎始见于盘龙城四期。多为圆腹锥足鼎，有少量扁足鼎。郑洛地区所见最早铜鼎
与盘龙城四期大体同时，在二里头四期所出土铜鼎，腹部饰大网格纹（图二：40）；二
里冈下层未见铜鼎，至二里冈上层方始出现，种类和数量均较多
盘龙城青铜器的器型与风格演变亦有其自身完整的发展演变轨迹；但是郑洛地区从
二里头到二里冈各期，并没有连贯清晰的青铜器发展脉络，呈现出很强的跳跃式发展的
特征：郑洛地区虽然自二里头一期开始出现青铜器，但一直数量极少并以小型器物为主
，只有到二里冈上层一期之后，突然出现较多大型青铜容器，其中不乏精美之器。由于
这些器物出现较为突然和突兀，其背景颇值得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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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资料过于零散和残缺，目前尚无法知道长江中游青铜技术趋于定型、稳定和成熟
的时间，或许可以考虑盘龙城文化一、二期左右。根据邱诗萤的研究，长江中游地区青
铜文化早期阶段是从石家河中期起，而的年代下限，不晚于盘龙城一、二期；从盘龙城
二、三期以来，冶炼技术已非常成熟，到达很高的水平，长江中游地区已无疑进入青铜
文化中期阶段。至迟从盘龙城三期开始（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600年），铸铜技术取
得明显的突破，到达了很高的水平，可以铸造大型而坚固的青铜器物。
最近在赣西北发现的荞麦岭遗址，间接印证盘龙城三期在青铜铸造技术方面取得重
大突破。该遗址的文化面貌与盘龙城文化相似，发掘者认为，后者从盘龙城三期开始对
赣北有直接影响，从四期开始影响更加深入，此时赣北已成为盘龙城文化的控制区。
荞麦岭遗址的发现非常重要，其能解决盘龙城时代青铜文化革命性发展的基础。石
家河时代人们还不能作大型的足够坚固的青铜器，但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方法，可是鄂东
南矿区只能提供铅和铜，石家河人也确实已学会了铅铜合金；但是盘龙城青铜器都是铅
锡铜的合金，说明在石家河文化到盘龙城文化的过渡时期，人们了解锡料的重要性，并
掌握三种成分的合金。
荞麦岭遗址的核心价值应该就在于其处在锡矿区，盘龙城人开拓荞麦岭，以获得稳
定的锡料来源。从石家河晚期大路铺、蟹子地与盘龙城二、三期荞麦岭遗址比较，可以
看出同一文化人从西往东开拓金属矿的情况，而这些石家河、盘龙城人，恰好是楚大文
明体系中夏、商朝代的人们。
至盘龙城四、五期，即大约公元前十六世纪中期至公元前十五世纪末，盘龙城文化
发展至鼎盛阶段。这时，以盘龙城为中心的楚商王朝，据文献由汤为建国之王，上承楚
地数千年来一脉相承的稻作文明成就，同时冶铸技术的突破促使其通过掌握鄂东南、赣
西北金属资源而获得巨大利益。表三统计数据显示，盘龙城自四期开始青铜礼器和玉礼
器数量大增，出现了李家嘴M2这样的大型墓葬。盘龙城五期延续这种发展趋势，是出土
青铜器数量最多的一个时期。盘龙城六期时间虽较长，跨越整个公元前十四世纪，但青
铜器数量却大为减少，表明此时盘龙城的势力可能有所减弱，这可以说是国家从高峰期
逐步老化的时段，但显然仍是当时青铜技术的中心和最大的政治势力之一。至盘龙城七
期，器物组合为之一变，兵器大增，表明有一股新的势力控制了盘龙城。
盘龙城四、五期社会文化发展至鼎盛阶段的另一个标志是信仰趋于系统化，成套的
礼仪规范已经形成，表现在礼器上，以爵和斝（稍后还有觚）作为基本的礼器组合；特
定纹饰与器型的搭配显示出很强的规律性：如在爵斝柱顶出现明纹，鬲上出现日纹，双
嘴夔龙的造型趋于定型。
楚商文明已经形成系统化的信仰体系。这一套信仰体系蕴含了几个层面的形象：神
兽、天象、时间、空间、人生，这些形象在上与下、中与方的关联当中，构成一个大的
系统。神龙吞吐、虎食人、十日从扶桑升降，在商文明信仰中，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
形象，表达同一件事情：生命轮回的循环以及升天、再生的理想。自然界的十日，以及
人间的巫觋为天地之间的联络者。这套信仰基本上是在长江中游汤商国家文明成形，同
时已有多元的因素，蕴含了长江流域平地农耕社会与山地猎战族群的理想，并且在多元
的基础上，重点凸显汤商贵族的族群信仰。
在当时的国际关系中，盘龙城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从技术来看，盘龙城人经过
漫长曲折的探索而首先青铜冶铸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使其四邻可以在此基础上通过
学习和模仿而快速发展其自身的青铜文化。从空间格局来看，青铜时代中期诸重要国家
，如三星堆、吴城、盘龙城、郑偃诸邑，三星堆在西，吴城处东南，郑偃位于北，显然
只有盘龙城居于中。其时青铜文明的核心、枢纽或中央，就在盘龙城楚商。当时上述诸
邑的青铜器虽各有地方特色，但总体上可视为同一个大的青铜文明体系，拥有很多相似
的元素，如都有神纹，各地很多器形相似，说明各地之间存在较为频繁的交流，直接或
间接受盘龙城的影响。这种相似性表明当时已出现了一个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交换体
系。这一体系将各地上层贵族连结到一个巨大的跨越地域、跨越文化的交换、贸易、通
婚、联盟的社会网络中。在这一网络中交换和流通着当时最为贵重的物品如青铜器、金
属料、硬陶和原始瓷器和玉石器等，获得、拥有这一类物品能够为其主人带来声望和地
位。盘龙城居于这一网络的中心，而且直接掌握和控制了其中最重要的青铜器和金属料
资源，拥有最大的影响力。各地贵族竞相以获得盘龙城的礼器为荣，或在模仿的基础上
，结合自身传统而努力发展自己的制作能力，形成自身文化特色。盘龙城人借助这一网
络将其青铜器造型、纹饰的理念，以及相关的信仰与礼仪传播到四方诸邑。由于这一类
只有各地上层贵族才可以参与的声望物品的远程贸易体系的存在，使我们今天在考古学
文化上，可以看到，当时各地青铜器、硬陶和原始瓷器、玉石器等物品，在很大的空间
范围内共享和流通，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代表各地本土生活面貌的日用陶器，却仍各
具特色，差异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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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盘龙城为代表的农耕文明在青铜技术领域获得重大突破、社会兴旺繁荣、信仰与
礼仪日趋规范之际，在农耕文明西北边界区域，同时也崛起另一类国家，这就是以二里
头和偃师城为代表的国家形态。前文碳十四年代分析表明，首先是二里头，大体与盘龙
城同时兴起；大约过了一百余年，到公前十六世纪中叶，偃师城的贵族们又在离二里头
不远的地方大兴土木，兴修宫殿和小城，与二里头贵族比邻而居。
二里头和偃师城兴起的背景，离不开北方游牧和游战族群形成的大背景。自公元前
2000年左右气候冷化开始，公元前十七世纪以来气候又有所回暖。黄河上中游地区的气
候呈冷、干化，不再适合农耕生活，乃逐渐形成游牧游战社会，部分族群开始南下，占
据、掠夺南方丰腴的文明，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
这些南下的族群对江河平原地区带来风险，初步形成了南方农耕文明与北方游战文
明的互动交流和战争侵夺的历史格局。在此背景下，郑洛一带扮演着相当关键的角色。
该区黄河北岸有中条山、太行山，形成了一堵自然的“墙”。冷化、干燥化时代这地方
同样进入农作危机的状态。
但这一带一方面是守护着南方江河文明的北境，是后者防守北方草原游战族群掠夺
的前线据点；另一方面又会做北方游战族群的前哨，因而日益获得政治、军事和经济上
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在此期间郑洛区域会相继出现一系列城邑和国家，
二里头、郑州、偃师三城的历史作用莫不如此。
因山脉阻隔，在青铜早期，北方族群进入江河平原的路线基本上限于三门峡山口，
从三门峡而来的寇掠是最主要的风险。其时北方族群从鄂尔多斯高原和黄土高原出发，
顺着黄河干流南下，三门峡口遂成为南北双方必争之地。二里头和偃师城的崛起皆与此
有关。
虽然从整体来说，二里头是以农作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古国，二里头的贵族应来自农
耕族群，而不是北来的占领者；但是，在二里头文化中，本土、北来、南来的因素混合
在一起，面貌模糊难认。这与二里头在南北交流中扮演的角色有莫大关系。一方面，它
作为保护南方农耕文明免受北方游战族群侵害掠夺的前线据点而受南方农耕国家的支持
，同时又在南方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游战族群之间进行交易而从中获利。
公元前十七至十五世纪前半叶大冷化中约200年回暖期后，大约从公元前十五世纪
后半叶起，欧亚、气候又开始不断变冷（这一波冷化大约在公元前900年～前700年间达
到极冷），西伯利亚和西欧因气候变冷而致冰川线南伸，西伯利亚极地森林的南界也开
始向南延伸。气候变冷迫使以前游荡在欧亚大草原上的游战族群不断南下，骚扰和掠夺
南方农耕族群。这一次北方族群南下的主要方向往东迁移，突破燕山屏障，沿太行山东
麓的华北平原南侵；而且，这些南下的游战族群中，部分势力已经掌握马车技术，具有
更强大的军事机动能力，因而其征战范围更大，流动性更高。
在此背景下，位于黄河南岸农耕区，在空间上正好位于太行山东麓南下要道（大体
沿今京广铁路）上的郑州，在军事和政治上变得非常重要，成为南方农耕族群进行防守
的前线堡垒。此即郑邑于公元前1480年前后兴起于偃师城之东的历史背景。郑邑最为兴
盛的时期约为公元前1400年前后，即二里冈上层一期之际，这时西部的偃师城已衰微，
郑州俨然成为南、北双方对垒的最重要据点和交易场所，信息、物资、人员汇集于此，
其与南方大国盘龙城的关系更为紧密，多方模仿和借鉴盘龙城的文明成就，陶器和青铜
器风格均与盘龙城非常接近。吴城和三星堆的青铜重器亦或假道盘龙城，辗转到达郑州。
目前从考古发现来看，这一波气候冷化同样对长江流域的农耕生产造成了某些困难
，如盘龙城应该会有水位上升的情况，这可能是盘龙城六期势力萎缩的原因之一，但刚
始时似乎尚不足以摧毁其社会根基。由于盘龙城在各地青铜文化发展中所处的独特而关
键的地位，使其兴衰变局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周边青铜文化的发展。虽然目前尚无直接证
据说明公元前十五世纪后半叶气候变冷对盘龙城国家造成了何种影响，从现有材料来看
，盘龙城五期和六期之际，国家势力发生过一次大的变故。经此变故后，盘龙城国家的
势力有所下降，周边吴城、郑州和三星堆，以及原本作为盘龙城附属地的湖南地区，均
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一次发展的机遇，其青铜文化的发展也相继出现一个高潮。这或许跟
盘龙城放松对青铜技术或原料的垄断有关，如出现因内乱而使贵族和技术人员外流等情
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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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32 | 23 盘龙城在早期青铜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无疑远超出了现今学界所认定的仅仅是早商南
土的定位，而应是中国青铜技术的重要源头之一；自然铜矿的分布和开采之考古遗迹也
支持盘龙城为青铜技术的源头，而否定郑洛地区为青铜技术的发祥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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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32 | 24 历史学者、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特聘教授姜广辉却认为，书中观点虽然显得大胆而惊人，
但并非异想天开之论，而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历史研究。
他指出，此书的意义不在于是否完全符合历史真实，而在于它突破了以往的研究思
维。“此书出版后，难免会受到批评或责难，但我相信此书必将成为一部不朽的历史名
著。在近百年的中国历史研究中，我们的学术界一直缺乏这种以绵密的资料与大思维方
法相结合来撰写的历史研究著作。在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遗址文物面前，我们不能仅将
有限的传世文献作为解读它的参照系，而应凭着历史学家的辛勤努力，为其创造新的、
有助于作可能性分析的参照系。”
作者：观点无偏向，材料本身给出答案
身处“靶心”的作者不认同许宏的批评，郭静云在邮件中称：“综观许论似乎只为
反对而反对，有着极强的非学术的目的性。进行学术批判时，读懂原文并以此为标靶，
当是应有之义。可许论却多处曲解拙著观点，树立虚假标靶，然后大加挞伐。许论貌似
摆出凭材料说话的架势，但通观迄今所见，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材料和观点，也无视拙
著所用的与其设定的观点不合的新材料。”郭静云表示，她对任何观点都无偏向，“在
一步步的摸索中，材料本身给出了答案。”
■采访手记 考古转型需要构建新视角
“幸好我没有生活在哥白尼时代，不然会被烧死。”这是郭静云在给记者邮件中写
的一句玩笑之言。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玩笑更能代表她的心声。
郭静云说：“学术界对于重新认识夏商周三代历史，已经有所准备。单一的、零散
的考古材料不会说话，所以给研究者以随意解释的空间；但是，如果将所有材料放在一
起比较，系统思考，它就会给我们启示，告诉我们一些相对确定的事实，排除很多错误
的假说。”
另一方面，撇开“南北中心说”的分歧不论，许宏研究员也向记者表示中国考古学
学科目前进入了转型期，需要构建新的视角。他说：“夏商周考古，从其定名看就具有
浓厚的‘中国特色’，这个特色就是注重‘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业内学者
已经开始反思我们既往的研究思路、方法与结论。下一步，应该超越传统思维，以考古
学为本位，构建可与全球文明史研究接轨的中国青铜时代研究的话语体系，使这一领域
的研究视角与方法随着整个中国考古学的学科转型而得到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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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32 | 25 作者还提出，在殷商之前的文明中，存在过一个先楚文明，它的规模、传统及国家
化的程度，可能是当时所有古文明族群中最高、最为辉煌的。这就是说，楚国文化传统
应当比其他诸国更加古老，尤其早于从北方南下的商周统治者传统。那么，为什么现今
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不是这样的？而原本的历史不见了呢？作者认为，流传于世的历史，
往往是由胜利者所撰写的，这就必然掺杂了立足于胜利者观点的意识形态，甚至因此而
掩盖原先历史的真相。这些传世文献撰写的时代始于周，且使用殷、周文明的文字作记
录，则必然代表殷周贵族出身的北方族群立场。从中国各个文化发展进程来看，北方族
群的发展较晚，其历史相对较年轻，从殷、周时代起才逐步将广大城邦促为一统政权，
而成为所谓历史的“胜利者”，他们也因此掌握了历史的表述权，能够撰写推扬自己势
力与“德性”的历史，并将之传世。他们借用原来南方族群古来自有的神话，将舜、禹
视为自己族群的圣王。但即使如此，在以北方为中央的正统史里，还是有蛛丝马迹，可
以让我们发现其实古代南方的文明化比北方还要早。换言之，今日我们普遍认知的神话
，虽然乍看之下似乎是一条一元发展的历史，但其实内中每一段神话故事、神圣英雄，
其原始的来源，恐怕也是许多不同族群之神圣历史交相合并、融合而成的结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