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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064 | 1 人民日报1977年12月23日第3版
评“四人帮”的影射史学
扈世纲
影射史学，是“四人帮”及其余党制造的一种反革命舆论，是他们篡党夺权的一个重要
工具。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不断深入，影射史学的内幕正在逐步揭开，它以极大
的鲜明性和尖锐性告诉我们，这是一场多么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明里是人，暗里是鬼
，佯谈历史，实放毒箭，耍尽了鬼蜮伎俩，这一切，善良的人们是意料不到的。现在，
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影射史学已彻底破产。利用这些反面材料，认真研究一下“四
人帮”在这方面从事的反革命活动，对于提高我们识别反革命两面派的能力，坚持把揭
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是十分必要的。
“四人帮”搞历史就是为了影射。从古代史到现代史，从中国史到世界史，凡是可以用
来影射的，他们无不加以利用，作为向党进攻的炮弹。姚文元曾对“四人帮”控制的上
海写作班子罗思鼎说：“历史是开辟道路的”，“历史的任务实在重，不要以为历史离
我们远，今天的斗争总是和历史的斗争联系着的”。这些话现在读来真是洞若观火，他
是要罗思鼎大搞影射史学，把“今天的斗争”披上一件“历史的斗争”的外衣，为篡党
夺权“开辟道路”。
“四人帮”及其余党懂得，要搞垮我们党，搞垮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就必须首先搞垮
我们党的一套干部，特别是有丰富革命经验的老干部。早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一
开始，林彪就叫嚷：“这次文化大革命，是要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一九六七年四
月，张春桥也叫嚷：“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批老干部，解决老干部的问题”。在学习无产
阶级专政理论时，他又提出要揪“到站下车派”。随后“四人帮”便提出了所谓老干部
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影射史学就是为这个反
革命政治纲领服务的。它一开始就把攻击的矛头针对敬爱的周总理。江青叫嚷要揪所谓
“现代的大儒”，以后又利用评论《水浒》，诬陷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是宋江。周总理
逝世后，华国锋同志任代总理，影射史学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华国锋同志。“四人帮”
搞影射史学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他们指挥梁效和罗思鼎抛出了大量的黑文，
批“宰相”，吹“女皇”，目的就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他们法西斯统治的“新
天朝”。
“四人帮”及其余党在理论上一窍不通，但在干阴谋诡计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他们搞
影射史学有一整套卑劣的手法。这里把罗思鼎采用的几个主要手法公布于众。
一曰“文章要有‘明靶子’，‘暗靶子’”，即用“明靶子”作为“炮弹”，来攻击“
暗靶子”。这是罗思鼎经常宣扬的一种手法，他们的所谓历史文章就都是这样干的。“
四人帮”妄图打倒周总理，他们的这个目的是不敢公开的，只能把周总理作为“暗靶子
”，通过历史人物的“明靶子”来影射攻击。一九七二年冬，姚文元在和罗思鼎的一次
密谈中，定下了《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一文的主题，重点批“宰相
”吕不韦，影射污蔑周总理是儒家复辟派。一九七三年七月，姚文元又授意罗思鼎炮制
《论尊儒反法》，重点是批“周公”。这两篇文章的出笼，敲响了“四人帮”影射史学
的开台锣鼓。批林批孔一开始，姚文元窜到上海对罗思鼎面授机宜，进一步策划影射史
学的主攻方向，他说：“书同文、车同轨，是李斯的功劳，这个观点要批判”；“讲秦
始皇打仗，归功于他的大将，这个问题要批驳一下”。他要集中力量批“相”批“将”
。在“四人帮”的策划下，梁效抛出了《孔丘其人》，罗思鼎抛出了《评〈吕氏春秋〉
》，李时抛出了《秦统一六国的决定作用是什么》。这些文章明里是批孔丘，批宰相，
批老将，暗中是反对周总理和叶副主席。一九七六年初，张春桥下达了“批托、批布”
的黑指示，“明靶子”为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暗靶子”是攻击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
。罗思鼎立即写了《回顾二十年代苏联党内的一场大辩论》，说什么“托洛茨基和布哈
林，一个固执、狂热，一个圆滑、折衷，两个人手法不同，但都是猖狂地反对列宁的机
会主义路线的头子。而后者更带有欺骗性。”“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这种卑鄙无耻的手
法，充分暴露了影射史学的反动性。
二曰“口子小，纵深大”。这是罗思鼎向别人传授的一条写作“经验”。他们说：“写
文章历史材料不用多引，有那么一两条就可以了”。因为他们写历史不过是一个由头，
一点障眼法，目的是要“触及时事”，有“现实感”，引上一两条所谓资料作为突破的
“小口子”，然后借题发挥，向“纵深”发展，大肆影射攻击。他们利用龚自珍《明良
论》中的一百三十五个字，写了一篇《台阶小论》，借骂清朝政府用人“论资排辈”，
象爬台阶那样，崇尚“资格第一，阅历至上”，恶毒攻击党的干部政策，咒骂革命老干
部。洪秀全的《地震诏》，就是那么几句诗，他们抓住大做文章，写了一篇《地转实为
新地兆》，认为篡党夺权的时机已到，说什么地震是“政治大地震”，狂叫《地震诏》
是“宣言书”，又是“声讨书”，也是“进军令”，预兆“四人帮”即将建立反革命的
“新天朝”。他们在文章中还针对江苏省的地震预报预防工作，含沙射影地攻击说：“
当时南京的统治者”，“早已惊慌失措，六神无主，……脚底抹油，溜之大吉，只求保
住自己的身家性命。”真是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
三曰“文章不要做足”。这是罗思鼎向别人传授的一个写作诀窍。“足”者，露骨之谓
也。“足”了就容易暴露他们的反革命面目，所以罗思鼎说：“有些话留给读者去想”
。例如《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捏造秦王朝经过三次复辟与反复辟
的斗争。罗思鼎为什么要强调三次反复辟斗争呢？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王张江姚“一贯
认为历史要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凑足三次，暗示继挖出刘少奇、林彪两个反党集团后
，面临着第三次反复辟的斗争。但是文章里不这样直接写，而是让读者自己去想。有一
篇未发表的《论吕后》，伪造历史，吹捧吕后和刘邦“患难与共”，在汉王朝的“将相
大臣中享有很高威望”，在刘邦死后的“十分关键的时刻”，她“出于公心”，为了“
继承捍卫刘邦的法家路线”，“挺身而出，把中央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由于文章做
得太“足”了，他们说“弄得不好要帮倒忙”，反而输了老本，提出还是“讲路线，比
较讨巧”。于是炮制了《论西汉初期的政治与黄老之学》，说什么保证“法家路线不致
中断”，要“使得中央有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鼓吹“女主称制”。罗思鼎
的这个反革命手法是极其狡猾的，它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必要时可以缩回去，溜之大
吉。
四曰“正题反做，反话正讲”。这是罗思鼎搞影射史学的惯用特技，正面题目做反党文
章，反党的话正面来讲。例如罗思鼎的《〈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攻击毛主席
对“四人帮”搞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是三十年代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恬不
知耻地以鲁迅反文化“围剿”自比，对抗毛主席的批判，说什么“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
无所畏惧的。辩论不可怕，围攻不可怕，有人被淘汰掉了也不可怕。在三十年代是这样
，在今天以及将来也还是这样。”他们利用鲁迅反文化“围剿”的战斗业绩，大做其反
党文章。一九七五年春，罗思鼎炮制了一篇《评淮西之捷》，并立即向“四人帮”推荐
：“可以看一看”。罗思鼎要他的主子看什么呢？他通过正面谈唐朝名将李诉攻打蔡州
，活捉吴元济的淮西之役，大讲反党乱军的黑话，要“四人帮”设法抓军权，使之“受
法家路线支配，并为法家政治路线服务”，同时不能忘记“征集当地民众组成新军”，
建立“四人帮”自己的反革命武装。他提出“从敌人的薄弱环节打开缺口”，多做“分
化瓦解”的“争取工作”，加紧招降纳叛，扩大自己的队伍。而在《论张良政治立场的
转变》中，更利用张良这个历史人物，扯起招降纳叛的破旗，写张良由反对法家路线，
到“接受了法家路线”，终于成为法家代表人物的过程。他们向“四人帮”献策，也向
那些想投靠“四人帮”的人招手：只要“转变”立场，就可以入帮。文章发表后，罗思
鼎又诡秘地说：“北京知识分子很重视”。确实，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他们的这一
手早有警惕，但也有那么一小撮知识分子和所谓“老干部”，“转变”立场，出卖灵魂
，卖身投靠，被“四人帮”吸收入帮。这也可算是影射史学的一种特殊作用。
五曰“又象又不象”。这是罗思鼎对影射史学特点的概括。既然是“史学”，就得“用
历史来说话”，这叫做“又象”；然而要达到影射的目的，就不能完全照历史的本来面
貌写，必须来个“七真三假”，这叫做“又不象”。一九七六年，周总理逝世后，毛主
席选定华国锋同志为接班人，上海的《学习与批判》刮起了一股“上台”风，什么司马
光上台，蒋介石上台，袁世凯上台，闹得乌烟瘴气。在《司马光登台一年》中，用心险
恶地说：“副宰相”于元祐元年“二月当上了宰相”，影射攻击华国锋同志于二月任代
总理，并恶毒攻击说，“副宰相”在打击革新派的过程中“飞黄腾达”，“俨然以真宰
相自居”，“登台后立刻劲头十足地推行废除新法、全面复辟的路线。”有一篇《梯也
尔小传》，可算是“又象又不象”的典型。它写的是一百多年前的洋人梯也尔，但是用
的语句却很古怪，什么“刮起十二级的反革命黑风”呀，“还乡复辟”、“反攻倒算”
呀，“拼凑起一个还乡团”呀，“整顿”了“反动军队”呀，还特意画了一幅“又象又
不象”的梯也尔画象，一看就知道矛头是指向谁的。文章还别有用心地伪造历史，说他
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授意下，摇身一变”，当上了政府“首脑”，恶毒攻击周总理和
邓小平同志。罗思鼎曾经不打自招地说过，搞影射史学“又怕人知道，又怕人不知道”
，这倒比较老实地说出了他们阴暗诡诈的心理状态，但也正好说明“四人帮”及其余党
搞阴谋诡计的那一套，是见不得天日的。
张春桥曾经洋洋自得地夸耀，他参预了炮制林彪那个三十个字的“活学活用”经。那是
一套什么货色呢？完全是实用主义的黑货。林彪、张春桥的所谓“活学”实际上是断章
取义，取我所需；所谓“活用”，实际上是随心所欲，为我所用。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
？他们篡改、割裂、歪曲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不就是以“活学活用”作根据的吗？
而影射史学则是他们那个“活学活用”在史学领域里的具体运用，可算是“活学活用”
的一个活标本。
“四人帮”的余党罗思鼎直言不讳地宣称，他们搞历史“就是搞实用主义，写历史编资
料都是为了实用。”他们从篡党夺权的“实用”出发，对历史任意解释，想怎么说就怎
么说，颠之倒之，反之覆之，玩弄于股掌之上，仿佛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为了他们篡
党夺权的需要而存在，否则一部历史就毫无存在的必要。梁效、罗思鼎的文章确实做到
了“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篇篇都是“立竿见影”的，他们立起“女皇”、“宰相”的
“竿”，目的要见“影”，就是要抬出江青，妄图打倒周总理。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是
十足的唯心史观，它和历史科学风马牛不相及。
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主张古为今用的，但它和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是根本对立的。
古为今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历史，揭示历
史发展的规律，作为今天的借鉴。用历史唯物主义清理古代文化，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
，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而古为帮
用的影射史学则是把历史作为篡党夺权的工具，对于历史上的政变，对于封建阶级内部
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对于耍阴谋，搞权术，表现了特殊的兴趣，统统戴上“路线斗
争”的桂冠，当作宝贝来颂扬。他们颠倒历史，歪曲历史，妄图复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
义的文化。
古为今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
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反对抽象地超
时代地看待历史。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完全不顾历史条件，到处生搬硬套。他们把两千
年前的儒法斗争搬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共产党内来，把他们要打倒的人一律戴上“儒
家”的帽子，有“复辟倒退”的儒，有“挥舞整顿大棒”的儒，有“上台一年”的儒，
有“崇洋卖国”的儒，有“半截子革命”的儒，等等。给自己挂上“法家”的招牌，什
么“法家女皇”，“法家集团”，“法家阵营”，等等，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这
种荒谬绝伦的比附，政治上极端反动，在理论上是反历史唯物主义的。
古为今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严格要求尊重历史事实，强调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而
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则是随心所欲地伪造历史。他们宣扬写历史要“合理想象”，通
过篡改、捏造，使历史完全符合他们的需要。例如他们抬出吕后比附江青，抹去吕后当
俘虏的事实，把吕后说成是与刘邦患难与共的“战友”，挖空心思把当时还在项羽俘虏
营中作为人质的吕后搬到关中，充当刘邦巩固后方根据地的“功臣”，以此来美化江青
，这就是他们宣扬的“合理想象”！影射史学根本不顾历史事实，甚至伪造历史以售其
奸，是地地道道的假科学！
古为今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法，要求全面地看问题和分析问题。
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则是“形而上学猖獗”。他们为了要“打倒一切”，可以全盘否定
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把古代文化一概骂倒，大搞虚无主义
。他们为了肯定自己，拚命美化“法家”，把法家说成是“救世主”，不惜跪倒在地主
阶级脚下，颂古非今，大搞复古主义。他们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又那样说；好就绝对
的好，坏就绝对的坏。甚至评价同一个人物，今天把他捧上三十三天，明天又把他打入
十八层地狱。罗思鼎昨天还在说，把《庄子·盗跖篇》当作史料是天大的笑话，明天主
子一声令下，立即改口大吹《盗跖篇》中的柳下跖。这些家伙在政治上是变色龙，在史
学领域里是毫无原则的游蛇，在两个片面之间左右回旋，故意搞乱人们的思想。
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是以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作为其反动的理论基础的。它不承认真
理是客观的，而是对我有用就是真理。中国实用主义的祖师爷胡适其人早已葬入坟墓，
但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反动的哲学流派是不会消失的，只要中国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
实用主义就不会绝种。林彪和“四人帮”需要实用主义，因为他们不但要欺骗别人，也
要欺骗自己，否则他们连一天也混不下去。然而欺骗是不能持久的，古为帮用的影射史
学也不过如镜花水月，逃不脱阴谋败露的可耻下场。林彪和“四人帮”的灭亡，又一次
宣告了实用主义的破产，而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则成了“四人帮”搞修正主义、搞分
裂、搞阴谋诡计的无法抵赖的罪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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