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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县农村的住房情况一般较为宽裕。尤其茂林、黄田、溪头、陈村、厚岸、包合等
地，历史上文风兴甚，经济发达，读书识字乃至经商做官人较多，盖起大片大片的厅堂
楼舍。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地主富农资本家被打倒，田地被瓜分，房屋也被瓜分，贫
苦农民都分到住房，居住较为宽敞。黄田村空房很多，谁来住都可以，根本不用租金。
住长了，也就变成他的房了。“洋船屋”这组大宅院，占地4200平米，建筑面积3700平
米，“土改”时除留给原房子主人四间房、一间堂屋和一间灶屋以外，其余分给了七、
八户农民。就是说每户大约分得近500平米空间，其中建筑面积就达400多平米。足足抵
得上如今一幢别墅，有过之而无不及。
城镇居民的住房就紧张多了。机关干部一律由单位或系统安排住房。单身汉数人一
间是很正常的事情。1961年我在城关小学当教师，住的是四人一间的民房和两人一间的
披厦。次年到文教局，与人同住一间。1962年到潘村中学，住在大门口厢房内，约6平
米。房内只容得下一张床、两张课桌和一条方凳。1963年到文化馆，三人同住一间大约
十多平米的房间。以屏风隔成内外两个空间，王静山住里间(他先来)，我与潘德平住外
间;二人各一张单人床，床下面各一只破箱子。1967年结婚的时候，文化馆给我半间房
，好在是独立空间，约八、九平米。除一张双人床以外，岳母给了我们一张六仙桌和两
张椅子。自己又买了个煤油炉，似乎有点象个样子了。后来，文化馆建了一路平房，每
人一间(有房者不安排)，约十五、六平米。那时候我的孩子已经出生。“文革”中一度
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终于在文化局领导的关照下，批给我二千五百元(后来突破了一点)
，在大会堂一块空闲地上盖了两间极其简陋的平房和半间厨房。待买得起房，真正改善
居住条件，则已是改革开放之后——已经不是本文记述的范围了。
已婚的人可以分得一间房。如果有家属(配偶、父母、子女)随住，房间会大一点，
尚可腾出小块地方作厨房。都没有“卫生间”，一律上公共厕所(那时候没有“卫生间
”“洗手间”这样的词汇，直呼“厕所”“茅房”)。我常去县委会葛兆铣、吴宗庆等
人家。他们住的是老式民居，四周皆木板，缝隙多大。户与户之间一点都不隔音，睡梦
中翻个身隔壁人家都能听得真切。城关小学也多为这种民居。我的同学H某在那里当教
师时，与一位女教师合住一间——中间以木板隔断，分别走两个门进出，相安无事。房
顶上只搭了一方竹帘，实际上是通的，用他的话说：一根针落在地上都听得见。那女教
师有个相好，情投意合，一度间如胶似漆，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一天夜里，相好
的进了她的房，H某睡在这边床上一动不敢动，大气都不敢出，用被子将脑袋捂得严严
实实……
街道居民的住房有两种情况：一是祖上有房，而房子又不多，仅够一家人居住。故
此居住状况必不太好，旧民房，狭窄，潮湿，阴暗，一家人十个八个挤在一起。这种私
有房产是不允许多的，一旦多了，权力者就要把你的房子无偿劫走——谓之“没收”。
“土改”时这样做了，“土改”以后在城市里还搞过所谓“私改”——私营工商业改造
，“没收”多余房产。我的朋友曹远芳，他父亲五十年代在南街开书店，有一些房子，
后来“私改”时就把他家房子“没收”了。二是无房户，租住“房管所”公房。也是民
居，也是阴暗潮湿，也是狭窄闭塞;又陡又仄的楼梯;有的仅一斗天窗，采一线光亮而已
。一家三代蜗居在一个十几平米的房间，吃喝拉撒无所不包。老老小小全部上里弄巷道
内的公共厕所。各家各户自备一马桶，或一痰盂，平日装屎盛尿，满了则拎去厕所倒掉
。因此每日清晨必为公厕最热闹的时候，男女老少你攒我挤。趿着鞋子者，拎着裤子者
;吭哧吭哧痰咳不爽而气喘吁吁者，唏溜唏溜抽劣质香烟而言语不清者;扶老携幼，大呼
小叫……为市井一观。
各家各户多无单独厨房，而是一大间里集中了若干炉灶，较为均匀地遍布各个角落
;与之配套的常有水缸，碗橱，柴禾，及锅碗盆勺。早先烧柴禾，尔后烧煤球，使用煤
气则已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三户五户，乃至十户八户人家挤在一个空间煮饭烧菜，
叮叮当当，磕磕碰碰，既嘈杂又热闹。你家吃什么好的，我家吃什么孬的，一览无遗。
如果大家相处通达和谐，也可以互相帮助互通有无。烧了好吃的，大家分点尝尝，通融
人情，增进友谊。今天借你一升米，改日必堆满一升还你;细声细语，一团和气。如果
“阶级斗争”之弦绷紧了，那是不敢多言多语的，不声不响把饭菜烧好，赶紧端进自家
房间。没有自来水。各家备一担水桶，到西门口大河挑水。也有人以挑水送水为职业，
十分辛苦。
夏天，泾县奇热。每年总有那末一段日子，夜里热得不能睡。于是将凉床竹椅搬到
外面乃至街边路旁，似坐似靠似睡。折腾半夜待微微合眼，东方即发白了。那时候没有
空调，用得起电风扇的人家都是少数。
冬天奇冷，常常冷到零下七、八度。于是深秋时节即去附近农村弄些稻草，反复晒
干，梳理干净，厚厚地铺于床上，再铺上垫絮、床单。老伴说她上大学之前从未睡过垫
絮和床单，只铺稻草，稻草上铺张草席，上面盖床棉被。草席一旦破损常划伤皮肤。我
说“那不冷?”——“开始是冷，睡睡也就不觉得冷了。”老伴家住四川，少数民族地
区，看来比我们泾县还要穷苦。冬天洗澡是一难题。全城仅一南门澡堂，又老又旧又小
，远不能满足百姓需求。“饮服公司”下大力气，终于新办一堂浴室，在荷花塘畔。仍
然十分拥挤。尤其大年三十前几天，澡客盈门，排队等候，洗上一个澡得花几个小时。
女同胞更难，根本无处洗;多半是在家支起“澡帐”，大盆沐浴——房间里生一盆炭火
。有一次不慎一氧化碳中毒，幸亏救治及时，才没有造成恶果。
我的同学Z某，在一次聚会时谈及她侄子无房结婚，想买“经济适用房”又找不到
人，结论是“还是毛主席那时候好”。我不服，与之争辩。毛治下，她也是弱者。她家
成分虽然不坏，但母亲是“一贯道”，“反动道会门”，属于“坏分子”，“地富反坏
右”名列老四。她前半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自不必说，就是衣食住行也颇为艰难。改革
开放以后，她有了自己的“房改房”，三室一厅一厨一卫，一个人住绰绰有余。儿子当
教师，有两套住房。毛治下，她能有这般日子?为人要实事求是，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
。其实，Z某不是邪恶，不是无知，而是大脑意外“短路”;造成所储存的资料缺失，“
程序紊乱”。晓之以理，拒绝遗忘，是可以恢复正常的。
行
对于县城乃至农村人来说，行，主要就是徒步，俗称“起旱”。干部下乡，徒步;
学生上学，徒步;走亲访友，徒步;迁徙搬家，更是徒步。那时候的人特别能走路，一天
走上六七十里不在话下。汽车站最早在县城北门，几辆木厢汽车，两边很小的窗子，后
面开门;有点象囚车，也有点象邮车，还有点象装猪的车。只开往芜湖、繁昌、南陵，
班次也不正常。后来在苏红广场做了个新车站，比较象样了，开往外地的班车也多了一
些。到芜湖是一元二角五分，到合肥是二元四角。1958年之前，青弋江上没有桥，汽车
出城要过轮渡。有一艘铁质摆渡船，方形，俗称“铁乌龟”。汽车开到渡船上，两岸工
人以绳索拉动，渡船便象乌龟凫水一样，慢慢地到了对岸。公路为砂石铺成，路况极差
，坑坑洼洼;发大水的日子，不能通行。跑趟芜湖至少要半天，杨毛埂一段特别乱糟糟
，经常出事故。跑合肥则更难。过长江须轮渡。此轮渡进步一些了，机动，也大得多，
可以同时摆渡几辆汽车。届时，旅客必须下车，随车站立于轮渡上。轮渡很慢，苍茫的
江水之中如一只甲虫，随波逐流。因此，两岸等待轮渡的车辆总是排起长长的队伍，望
不到尽头。过了轮渡，必在附近小饭馆吃午饭，是运输公司指定的。饭菜很差，且贵，
裹腹而已。全是砂石路，万般难行。汽车象个老年病人，“哼哧哼哧”地“哼”到合肥
，常常是夕阳西下，夜幕将临。
要去上海，必须先坐汽车到繁昌一个什么火车站，那里每天有一班开往上海的火车。
泾县崇山峻岭，公路里程甚少，缘于修筑之艰难。交通问题一直是困扰人们的难题
。王乐平在泾县任领导多年，是个想干事的人，为泾县的公路建设动了不少点子，出了
不少力。苏红公社的桃岭公路就是在他的规划与领导下建成的。这地方穷乡僻壤，山高
路险，盘山绕道，实非易事。
县城无公交，更无出租车。只有帮人运送行李物品的挑夫，和拉板车的工人。及至
三轮车、“达雅机”出现，已经是后来的事情。
还有“鸡公车”——乡间常用的一种独轮车，既是运输工具，也可用作交通公具。
小时候在榔桥，经常看见从县城来的车队，一行十个八个，“吱吱呀呀”，觉得很壮观
。车子系质地紧密的木料制作，大大小小的榫头结构而成。一实心木轮，上面锒裹着铁
片;用长了，铁片磨得雪亮。最前端还有一个很小的轮子，谓之“鸡公嘴”，是过沟过
坎时临时作过渡支撑用;也可以穿起绳索由人在前方拉动，上坡时帮助前行。推车人在
后面把握两边的车柄把手，同时掌握平衡，用腰上的力推动车子。很讲究技巧。中间有
隆起的木结构“隔断”，将车分为两半，是承载重物的地方。可以将要运输的东西，如
几袋稻谷，数根木料，砖瓦石灰，柴禾家具，捆绑牢定。也可以载人。人坐在上面，斜
斜地依靠在“隔断”上(一般须垫上被子)。脚力不济的老人小孩，走亲戚的小媳妇，常
坐这种“鸡公车”。我多次见过，觉得很有风味。也有人说，这就是诸葛亮发明的“木
牛流马”，恐怕是穿凿附会。
自行车是颇受人们欢迎的代步工具。一般单位都要努力弄一辆乃至几辆自行车，或
购买(要票证)，或上级发放，或通过别的途径弄来旧车。早先文教局有二辆自行车，都
是上海永久牌。其中一辆公用，谁下乡、谁有公事，谁用。晚饭后总有人将车推出来，
在门口空地上骑玩。我就是那时候学会的。因为这辆车用的人多，坏得也快。还有一辆
车归郝局长专用。那时候没有轿车，领导专用一辆自行车，大家觉得正常。郝局长上班
下班，乃至下乡(譬如去潘村中学)，都骑自行车。他车技很好，不但能一只手把握龙头
上车下车，还能作短暂停车，还能在很窄的田埂上骑行，过小沟小坎时居然不下车——
先将前轮拎一把，再将后轮拎一把，就过去了。叫人看得发呆。我就差多了。在潘村中
学时，有一次骑公家车子往县城，行至山口铺一段下坡，我得意忘形了，不慎摔倒，膝
盖处摔成一大创口，鲜血直淌。赶紧到县医院包扎医治。那时候县医院在“天主教堂”
，也就是后来的“人武部”。
上海永久牌自行车是万众瞩目的名牌。还有“凤凰”、“飞鸽”，都很好。一部自
行车的价格大约150元人民币。那时候工资低，一般仅够维持一家人吃饭;甚至寅吃卯粮
，月月亏空，要多长日子才能攒够这么多钱?而且要票证。自行车票不是长年发，而是
偶尔一次，数百人中难得一张。于是托关系走后门则不言而喻。
出门办事，到外地出差，住宿问题常令人困扰。那年月控制人们出行，旅社甚少;
且都是国营集体，官商作风十分严重，大都不作为或不想作为，诸多不便常令住宿人尴
尬不已。无论去哪个城市，无论多晚到达，必须去“住宿接待站”排队登记，然后持单
到指定的旅社住宿。一个城市，多半在东南西北各处设立几个“接待站”，不常出门者
难以找到。各旅社不得自行接待住宿。如果信息讹错，指定的旅社住满了，没有空位，
还得折回接待站重新分配。我就遭遇过这种折腾。旅社多为统铺，十几个人一大间。即
便二人间三人间，乃至单人间，房门都是不能从里面拴扣的，旅社职工可以不经旅客许
可随意打开。房门上有一块小小的长方形玻璃窗口，可以直接窥视房内。那是“阶级斗
争”的产物，以防旅客在里面搞“反革命活动”。
经常住不上旅社，而不得不住澡堂。住澡堂也得由“接待站”分配，得等到晚上十
点钟以后才能入住。这时候洗浴的人走光了，澡堂职工略事整理，搬出又脏又潮的棉被
，一个铺位上放一床(下面有一块厚垫)，就是今晚的睡具了。有一次我去蚌埠出差，也
是住的澡堂。回家不几天，一家人其痒无比。小儿子尚不会说话，身上抓得指痕累累，
夜不能寐。我们感觉不对劲，第二天认真翻查，发现染上了虱子。于是全家彻底翻腾，
从床单、盖被、蚊帐，到内外衣物，全部用“666粉”浸泡，开水煮，太阳晒……经数
日折腾，才将虱子灭绝。留下深刻记忆。
我们也特别忙碌。忙于政治运动，忙于“义务劳动”;忙于“斗私批修”，忙于 “
兴无灭资”，忙于整肃别人或遭别人整肃;忙于“弃小家顾大家”，忙于“支援世界革
命”，忙于“解放全人类”……我们被权力者以“革命”的名义“绑架”了，以至无力
顾及家庭，无力顾及家人的健康与安全，无力尽到自己应尽的家庭责任。一年夏天，农
村“双抢”季节，机关学校、商店厂矿的干部职工，乃至街道居民，都得无偿地去生产
队邦助割稻。我们不敢怠慢，更不敢提出困难。一天，我与妻子天未亮即奔往田间。儿
子才一岁多，让他独自睡在床上。儿子醒来后发觉大人不在，大哭，赤脚跑到门口嘶叫
。然而门锁了，好心的邻居也打不开，只得隔着窗口安慰他。直到十点多钟，我们回家
以后，儿子还在抽泣不止。今日记起还觉得后怕：如果孩子出了事故，岂非终生悔恨?
而当时却不，以为割稻比孩子安全重要，以为我等之徒就该积极参加，不得讨价还价。
只能寄希望于侥幸。好在孩子只是受了委曲，没有酿成苦果。
有的人家则遗恨终生。邻里一户人家，夫妻俩都上班去了，幼小的儿子睡于床上未
醒。大人遂以被褥枕头挡住床沿。以为这样可以安全。谁知小孩翻落到水泥地上，撞击
脑袋，三日后夭折。还有一户，丈夫在县委机关工作，妻子是教师。都要上班，都很忙
。遂将幼小的儿子以布带绑在椅子上，嘱其自己玩。妻子以为上完一堂课即回，不会有
大碍。谁知儿子连椅带人摔倒，也是撞伤头，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人性常常是脆弱的。既然谎言重复一千遍可能成为“真理”，本来的人性也就渐渐
被扭曲了。乃至于那样的麻木不仁，那样的漠视生命，以为一切都是那样的天经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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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计划经济年代的票证
“票证”这两个字，现在人们的理解：“票”——应该是钞票、邮票、电影票、门
票等等;“证”——应该是身份证、选民证、工作证、学生证等等。总之，在现在的人
们看来：“票”是代表价值的;“证”是证明身份的。现在只要有钞票，就可以买各种
货。只要是公民，就理所当然的有各种“证”，来证明你的身份。然而，在改革开放前
的计划经济年代，各种“票证”的概念与现在是不完全一样的。那时的各种“票证”，
对每个人和每个家庭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日常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
那时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票”和“证”。“票”就有：粮票、油票、布票、
棉花票、豆腐票、肉票、肥皂票、糖票等等。以上这些票是按人定量每月(年)发放的，
而且是定点供应的。还有一些紧俏物资的票，既不定量也不定时，如手表票、缝纫机票
、自行车票等。还有逢年过节，根据物资的多少，临时发一些酒票、香烟票、香菇票、
木耳票、粉丝票等。以上这些票多数是发给有城镇户口吃商品粮的居民的，农民能发到
的票只有其中小部分，如布票、棉花票、肥皂票等。
“证”主要的是购粮证和购货证。购粮证是和粮票同时使用的，去粮站买粮食缺一
不可。购货证主要是买盐(盐也是定量的，每人每月1市斤)。购货证还可以购买临时分
配的食品和生活用品，购货以后，要进行登记，以免重购。购货证也发给农民，让他们
买盐和其他由供销合作社凭计划供应的少量的食品和工业品。
民以食为天，吃饭是人们的第一件大事。因此，粮票是最重要的票。粮票按年龄和
工种进行定量。当时的粮食定量分得很细，比如：县机关干部、教师、医师每人每月27
斤，区乡干部33斤，居民24斤，大学生33斤，中学生22斤到24斤，儿童15斤。工人按工
种：特殊工种45斤，重体力劳动工37斤，一般体力劳动工30到33斤，轻体力劳动工27斤
等等。在每人的定量里包括熟食票每人2斤。用熟食票可以买大饼、油条、包子和饼干
等副食品，可以到饮食店买面条和米饭，也可在省内流动使用，因此当时的熟食票是很
宝贵的。
如果出差到外地，要用定额的固定粮票，到粮管所去换省内流动粮票和全国流动粮
票。出差和下乡每人每天有半斤粮票补贴，到农村付给搭伙的农家每天1.25斤粮票。出
差到食堂去吃饭，都要用流动粮票，购买饭票才能用餐。
缺粮的农民使用农村返销粮票和农村购粮证。还有饲料票，专门供应畜牧场和少数
的养猪专业户。对投售农副产品的农民，按不同的产品、数量进行粮食奖售，发给奖售
粮票。
军队也使用“军用价购粮票”。部队凭此粮票，可以直接到任何地方的粮站去购粮
，而且不用给钞票。由粮食部门凭此粮票向有关部门结账。
油票和布票以及其他的票，也是很重要的票。这些票都是按人头发放的：油票每人
每月0.25斤，布票每人每年3尺1寸，棉花票每人每年0.5斤，肉票每人每月1斤(1斤肉票
可以买1斤鸡蛋)，豆腐票每人每月3斤，肥皂票每人每月1块，糖票每人每月0.25斤。在
1960年至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各种定量都进行了削减。比如：粮票每人每月减2斤
，布票减到1尺7寸，肥皂票减到半块。其他票供应的物资也不同程度的削减。总之人们
都过着紧巴巴的日子。
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是当时人们追求的高档商品。由于物资极度的匮乏，因此，
很少有票发，一个单位一年只能发到一二张票。发给谁?使当时的领导很伤脑筋，于是
要大家发扬风格，互相谦让，或者照轮。有的单位实在分不下去，为了避免矛盾，就采
取抓阄的方法，谁抓到就归谁去买。我1962年结婚时，爱人的单位分给她一张缝纫机票
，买了一台西湖牌缝纫机，在当时它是我家最奢侈的工业品，现在还完好无损，成了我
家的传家宝。遂昌中学的一位老师，当年凭票买的一辆永久牌自行车，直到如今还在骑。
逢年过节的副食品票，是发给单位的，一般居民和农民是没有的。虽然在单位里工
作的人都有，但数量少得可怜：一张香菇票、木耳票，只能买1两。有时还有糕点票，
也就是一张2斤。还有酒票和烟票也是逢年过节发一点，“烟客”和“酒鬼”平时只好
熬瘾，或者抽旱烟和想办法搞一点酒精兑水喝。
有一年中秋节发月饼票，一张票2个月饼，农民也有。于是县食品厂连夜加班加点
生产，尔后用汽车运到各区乡的供销社，再由农民凭购货证购买。
由于当时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各种票证，票证也就成了命根子，所以也就非常宝贵了
。当时人们工资都不高，基本上没有多余的钱，但每家每户都从牙缝里节省下来，节余
一些熟食票和流动粮票，以备急需。比如家里有了婚丧等喜事白事，可以派上用场。亲
戚朋友之间互相包红包，除了钱还要包上几斤粮票，这是最体面的。在当时粮票可以卖
钱，可以换鸡蛋、换茶油、换布票等。所以粮票成了“有价证券”，虽然不合法，但有
的人在暗地里是这样做的。
票证的故事还有很多，为了一张票，有时人们争得脸红耳赤;为了一张票，有的家
庭夫妻不和;甚至有的人铤而走险，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所有这些，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成为历史。为了使自己和后人不忘记这
段历史，我整理了这一材料。 （车震亚）
来源：共识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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