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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064 | 1 第十三章近代海军的筹建
一、水师的历史溯源
近代海军海防建设，是与以求富为目的办近代工矿企业同时提出的，同
是由于日本侵略台湾“海防议起”而于1875年提到实践日程的。显然是与鸦
片战前清王朝设水师的目的不同。这里首先叙述清政府设水师的历史渊源。
清代自康乾以还，在沿海和长江北起东三省，南至两广，西至两湖等十
二个省区没有水师，这些水师，“仅为防守海口、缉捕海盗之用”①。它不仅
“官制同于内地”，军事技术水平也与陆军一样，当然够不上海军的称号，
而且很多地方的水师还有时建时废的现象。1839年英国进犯广东，先进的炮
火船舰教训了清政府统治者们，“始有购舰外洋以辅水军之议”①。敢于面对
现实勇于接受新鲜事物的林则徐，积极筹办海防。他认识到军火技术与洋人
的差距，认识到“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的真理。乃谋赶造西洋先
进的船炮，因制造时间来不及“且不如法”，于是只好“先雇船”和“先购
买夷炮”以应急需。他在所谓“获咎之后”犹念念不忘此事说：“要之船炮
水军断非可已之务。即使逆夷逃归海外，此事亦不可不亟为筹画，以为海疆
久远之谋。”②这表明林则徐充分认识到建设先进的海军的重要性。在他的倡
导下，除“捐资仿造西船”和新式炮械之外，曾从美国买了艘1100吨级的商
船改为兵船。但由于顽固派和妥协投降派的阻挠反对，林则徐抱恨离职，未
偿其愿。40年后左宗棠在其《筹办海防会商布置机宜折》遗憾地追忆其事说：
“海上用兵以来，文如林则徐，忠而有谋，以之制初起之寇本有余力，不幸
为忌者所间，事权不属，不克竟其设施”①。
对林则徐说，虽然在船、炮设施上未竟其功，却有了一个学习先进军事
技术的良好开端，并初步形成变落后的军事装备为先进的思潮，加上清朝中
枢认为先进船炮对自己的统治有利，因此，学习西洋新式船炮的舆论，并未
因林则徐的革职而完全停止。只是对船与炮各自的重要性和作用的认识不一
致。有人主张“无庸造船，止须造炮”，因为敌人“所习者水，所恃者船”，
船靠岸用炮击我难，我却用岸上之炮击之易，所以，“以我岸上之炮制彼船
中之炮，实可占一上风。”②但多数大臣疆吏对于船的作用还是很重视的。例
如，清廷接受给事中朱成烈的建议而下达上谕说：安南人所造轧船，“两头
尖锐，头可为尾。船用二十四楫，鼓楫进退，两头架红衣以击夷船，英夷大
败”，乃命琦善详细采访，“照式仿造，以备攻剿之用”。③1842年5月清
廷接受两江总督牛■“制造水轮船只，安放炮位”以利攻剿的建议，“着严
密妥办，以资得力而助水攻”。④到这时，那种只造炮不造船的意见被否定了。
朝野上下一致认识到：外敌“恃其坚船利炮横行海上”，“内地师船大小悬
①《矿务档》（一），第1—2页
①《清史稿·兵志六》第3981页，中华版。
②《清史稿·兵志七》第4029页，中华版。·296·
①林则徐《复吴子序编修书》，《国朝名人书札》卷2，页19。
②《洋务运动》（二），第542页。
③道光二十年十月辛未掌陕西道监察御史曹履泰奏，道光明《筹办夷务始末》卷16，页
32。
④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上谕，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18，页8—9。
殊，不能相敌。..由于无巨舰水师，与之接战，其来不可拒，而其去不能
退，故一切夹攻埋伏，抄前袭后之法，皆不能用。”⑤要做到来者可拒，去者
可追，非建设水师不可，非仿造洋舰不可。吴建勋以广东水师提督的身份发
表权威性见解说：我之所以“不能远涉外洋与之交战”的原因，主要由于师
船不敌，“此时如讲求最为得力之船，必须仿照夷船式样作法，庶堪与该夷
对敌。”清廷对此作了“停造例修师船，改造战船，所办甚合朕意”的肯定。
①这就是说，要废除旧式师船，改建洋式战船。这种改变表明，水师不是单纯
为了巡缉捕盗，也不单纯是为了对外防御，而是要求做到，来者拒，去者追，
并能战于海上。这实际上是由过去的旧式水师向筹建新式海军过渡的转折
点。这个转折点，是林则徐开其端。
清政府基于“改师船为战舰”必要性的认识，继林则徐之后仍鼓励进行
仿造洋船的工作。广东绅商潘仕成“仿照夷船作法”，先后捐资造船2只。
据说这种船演放大炮，“轰击甚为得力”③。潘仕成并雇觅美国官员壬雷斯
制造水雷，作为水师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③。与潘仕成仿造洋式船只、水雷的
同时，吴建勋于1842年夏到停泊于广州的美国兵船上阅看考察，美国兵头献
赠三板船一只，吴“随觅巧匠，照该船形势，制造船样一只。”②与此同时，
广州海关监督文丰饬令十三行洋商伍秉■、潘正炜捐买美国、吕宋船各一艘，
因这种船“驾驶灵便，足以御敌，旋谕隶水师旗营操演，并谕绅商多方购置。”
上述表明，清政府在军事上“师夷长技”还是有一些积极行动的。但在
《江宁条约》签订，鸦片战争结束后，它就高枕无忧了，水师建设随即废止。
即使如定海、镇海鉴于被敌毁以致“徒有战船之名并无水师之实”的情况，
而曾从事水师防务的整顿，也主要是为“内除其奸，外御其侮”，将除“内
奸”置于首要地位，谈不上海军海防的建设。
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兴起，很快发展到长汪流域，长江中下游成为
太平军与清军交战的中心地区。水师的重要性日益显著。资本主义列强的据
点上海城，内有小刀会起义军，西有太平军的威胁。使用火轮船“助剿”太
平军成为中外反动派的共同要求。1853年4月间，署两江总督杨文定，饬上
海道吴健彰到英、法、美领事馆商谈借船“助剿”事宜。但侵略者不知太平
军的虚实，不敢贸然从事。英领事阿礼国声称，他的“兵船驶往金陵，不过
去探贼情虚实，并非入江帮助，亦不前去勾结”；法国领事以“公使未来，
不能作主”而缓辞；只有美国应吴健彰之约“即发火轮船前来助剿”，但“旋
因搁浅转回”，并声明“今将与日本国打仗不能借用剿贼”而作罢。与太平
军短兵相接据守南京外围江南大营的向荣，对借火轮船“助剿”不感兴趣，
说：“我处师船将次到齐，堪以剿捕，外夷各船，既无可借，即须停止，以
免藉事生波。”⑥两广总督叶名琛则直截了当地反对说：“此次米酋马沙利..
至上海后，因江南有向该夷借雇火轮船之说，遂觉中国转倚外国为御侮，未
⑤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9，页17。
①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上谕，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54，页38—39。
③⑤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61，页40、41。
②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61，页39。
④见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63，页16。
⑥道光二十二年一月祈■、梁宝常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64，页26；又见《清
史稿·兵志七》。
免从而生心。”①那时，清朝统治者对于使用火轮船兴趣不大，一方面怀疑列
强“助逆犯顺”，另方面认为对内镇压人民用不着建立新式水师的缘故。
1856年春，上海税务司英人李泰国游说护上海道蓝蔚雯，说：“新制小
火轮炮船，屡经攻下俄罗斯炮台城垣，著有成效。现在中国各处肆扰，正宜
买此轮船数只，扫除狂寇”，并屡以“助顺剿逆”为词。两江总督怡良、江
苏巡抚吉尔杭阿把买与雇混为一谈，说镇江等处“非该夷人船应到之地。中
国兵力足制逆贼死命，毋庸借资夷力”而加以拒绝。②清朝中枢倒是清楚的，
将雇船与买船分开，允许由李泰国经手买了铁皮火轮船一艘，由向荣调遣，
以便较为有效地“攻剿”。其目的明显的是制人民。
就在这年9、10月间，中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太平天国内江，
削弱了革命的力量，对清政府来说减轻了压力，另一方面，爆发了第二次鸦
片战争，英法军先后侵略了进来。清政府曾一度把注意力集中于外国侵略者。
在抗击英法联军的实践中，“师夷”之坚船利炮以御外敌的议论又被提到日
程。1858年两江总督何桂清有一段代表性的言论，他说：
“各该夷所恃者，船坚炮利，我之师船，断难与之争锋。惟有夺其所恃，转为我用，
方能制其死命。盖该夷等惟利是视，虽至坚至利之物，亦不难以重价购而得之。我之元气
既足，即用反间之计，以购买其船炮。弱者植之，使之助我；强者锄之，使之不敢恣肆。
则夷患平而边衅弭矣。”何桂清是主张对外妥协的代表人物，但上一段话，
却在一个时间里反映了清王朝的倾向，也就是10余年前所提的“师夷长技以
制夷”，而特别是要改变“我之师船断难与之争锋”的状态。这实际上是鸦
片战争时建立新式水师和海防的设想被重新提了出来。不仅是讲，也有行动，
例如，天津曾于道光元年、六年先后将天津水师总兵和水师营裁撤，到这时，
署直隶总督瑞麟曾有在天津“复设水师”之议，打算到闽广抽调大号战船艇
船各二只。②但这是临时措施，并非建立一支新式海军。由于整个清统治集团
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和议论，在人民起义和外国侵略之间，采取了“两害相权
取其轻”的方针，因而对外防御抵抗以建立海军的意见未被提到实践日程。
清政府把建立新式的近代水师或海军，当作要事来抓，是在1860年《北
京条约》签订之后。清朝统治者认为，洋人既“渐见信服，有暱而就我之意”，
也即中外反动派和好了，可以集中力量“剿发捻”了。他们意识到，“灭贼”
在加强陆军而外，非有得力水师不可。但所需船炮自造难臻新式，且非经年
不成，因此，非向外洋购买战舰不可。他们不赞成雇与租，因为这要受到洋
人的控制。为了不“受制于人”，故在条约签订后几个月，奕等人即“奏
请饬下曾国藩等购买外国船炮”。③“心有灵犀一点通”。英国侵略者正想利
用清政府“迅扫贼氛”的心理，助清建立新式军队并达到控制它的目的。英
驻华公使普鲁斯“时思为中国设法平贼”，公使馆参赞成妥玛“谓中国非创
立新法，不足以挽回从前之积习”。①二人都怂恿清政府购买新兵船建立海军。
1861年春，总税务司李泰国返英养病，荐赫德自代，音鲁斯把赫德推荐给奕
①以上引文见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6，页9—13。
②咸丰三年七月叶名琛奏，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6，页30。
①怡良、吉尔杭阿奏，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13，页4—5。
②咸丰八年三月何桂清奏，咸丰明《筹办夷务始末》卷20，页7。
③咸丰八年八月瑞麟奏和上谕，咸车朝《筹办夷务始末》卷30，页25—26。
①上引文见咸丰十一年五月奕等奏，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9，页16。
，由赫德经手到英国定造新船。清政府苦于经费缺乏，赫德为之筹画说：
大船每只数十万两，它“在内地不利行驶，若用小火轮船十余号，益以精利
枪炮，其费不过数十万两。”②建议增收鸦片税和其他华洋各税，来落实经费。
清政府于6月底任命赫德代理总税务司，着从速购买兵轮枪炮。
那时，太平军在浙江迅速发展，相继攻克宁波、杭州，清廷并闻太平军
“汇兑银两购买美国船炮”，担心他“乘机北犯”③。1862年初太平军开始
向上海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上下一致地主张速购外洋枪炮兵轮。奕
认为，太平军将“为纵横海上之计”，命令江浙督抚赶紧“购觅轮船，会
同堵截。”④曾国藩把购买枪炮兵轮视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号称顽固
的御史们也表示赞同。掌湖广道监察御史魏睦庭说：在此“英法各国皆愿我
迅扫贼氛”条件下，从速购买外洋枪炮，“先以火轮兵船，扫清江面，即以
炸炮火箭等器，用攻坚城，逆贼断不能守，费银不过数十万两”⑤，太平军却
能很快镇压下去。于是议论经年的购买兵船事宜付诸行动。两广总督劳崇光
受命与正在广州办理海关事务的赫德于1862年2月27日达成协议，由赫德
向英国定购中号兵轮三艘，小号兵船四艘以及船上火药炮械。赫德随即函请
在英国的李泰国办理此事。
李泰国不是作寻常贸易的掮客，而是在英政府支持下乘机干着控制中国
海军的勾当的人物。1862年6月16日，李泰国向英外交大臣罗塞尔递呈文，
要求政府批准他为清政府在英国购买舰只和雇佣官兵成立所谓“英中联合海
军舰队”。由于这支舰队成立对英国大有好处，故很快批准了这个计划。并
安排曾为额尔金伯爵驾驶“狂暴”号兵船溯长江而上到天京侦察太平天国情
况的海军上校阿斯本任该舰队司令。故又称为“阿斯本舰队”①。在英政府支
持下，李泰国很快购齐中小兵船7艘，并分别命名为“北京”号、“中国”
号、“江苏”号、“广东”号、“天津”号、“巴拉莱特”号、“厦门”号②，
外加趸船一只。于1863年开到中国。李泰国在英国“代表”清政府与阿斯本
订立合同十三款，呈递到总署，主要内容：“阿斯本允作总统（司令）四年，
但除阿斯本之外，中国不得另延外国人作为总统”；“中国所有外国样式船
只或内地船雇外国管理者，或中国调用官民所置各轮船”，统归阿斯本调度
管辖；阿斯本只接受皇帝谕旨，所有谕旨文件必须由李泰国转交“遵办”，
“若由别人转谕，则未能遵行”；舰队所用“员弁、兵丁、水手均由阿斯本
选用”；舰队“应挂外国样式旗号”，③等等。据此，英国侵略者不仅完全控
制这支舰队，而且未来海军扩充也在它的统辖之下了。清政府以与原议：“总
统由中国人担任、弁兵水手亦用中国人，洋人只少数教习”不符，未予同意。
而另提出司令应由中国人担任，阿斯本任副司令；“其行兵进止，应随时面
商，仍听中国主持”；阿斯本应尽心教习中国弁兵学习；经常费用月给75000
两，统归李泰国经理等五条。阿斯本则坚持十三条之议。
②《海防档·购买船炮》，第299页。
③咸丰十一年五月奕等奏，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9，页18。
④见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21，页1。
⑤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奕等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3，页46。
①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2，页36。
②关于“阿斯本舰队”事，参见本书第三章第四节。
③清政府定名为“金台”、“一统”、“百粤”、“三卫”、“镇吴”、“得胜”、“
广万”。
正当双方矛盾无法解决之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清军占领苏常，
陷九洑州，曾国荃说：“江路已通，江边之城仅金陵省会尚未恢复，..一
经合围，定可克期扫荡。”不必藉外轮攻战之力。④曾国藩不仅不同意“十三
条”，对总理衙门的“五条”也有保留，他认为“五条”中只说“随时挑选
中国人上船学习”，未提“用楚勇”，与原奏不符，提出“不如早为疏远，
或竟将此船分赏各国，不索原价”。委派为该舰队统领的蔡国祥，也以为“虚
拥会带之名，..终不能相为附丽”而加以反对。于是奕等人认为，“若
或勉强从事，中外将弁兵丁恐终不能相协，将来胜则彼此争功，败则相互推
诿，设一旦激而生变，于大局关系匪轻。..与其贻患于将来，不若请裁于
此日。”①乃决定遣散。经费收支情况是：船价65.5万两，变价46.75万两，
炮位、火药、军器和趸船费42万两，变价10.1万余两，中国支李泰国经办
费7000两，阿斯本赏银1万两，9个月薪工银16.2万两，舰队回英一切经
费21.3万两。合计清支出146.2万两，收回56.9万余两，共亏损89.2万余
两。于1866年6月完案。革李泰国总税务司职，赫德任总税务司。
从“阿斯本舰队”这一新式海军筹建的始末看，目标是对着太平天国的。
其始是为“迅扫贼氛”，其终是因为太平军即将败亡，“不必藉外轮攻战之
力”。清政府筹建海军出于对外御侮的目的，是70年代以后民族矛盾尖锐情
况下开始的。
二、以御外侮为目的筹建海军
“阿斯本舰队”事件，表明清政府新式海军建设的失败。但它并未因此
而停止海军的筹建。这种筹建工作大规模进行虽始于70年代中期，但其酝
酿，却是在紧接着“阿斯本舰队”完案之次年即1867年。
1868年又届修约之期，清廷又在筹划应付之方。1867年10月，奕等
奏请“预筹修约事宜”，请饬下有关洋务各督抚及熟知洋务人员对此发表意
见。这些督抚的奏议及各熟知洋务人员的条议，都主张对洋人在修约中的苛
求进行力争，并基本一致地认识到，洋人无信，达成协议只是暂时的，将来
必生风波，关键在于“自强”。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附呈吏部主事梁鸣谦条
陈说：“即事事曲从，犬羊之性，岂顾信义，果包藏祸心，我空执条约一纸，
足为金汤之恃耶？”只有“自强”才是“金汤之恃”。他慨乎言之地说：“夫
言自强之实，当不白今日始矣，及今不图，安所底止，事机之际间不容发，
一误再误，其何以堪！”②这里所讲的自强的要求和怎么达到自强，多数人并
没有明确的主张，认识到海军在“自强”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者尤其不多。
两广总督瑞麟原则上提到这事，他说：“此次修约，仍只有妥善羁縻一法，
自无听其决裂之理。..至沿海口岸修复炮台，添修战备，多买轮船，精制
火器，严密布置，联络声威，..及时预备，以固海国之防。”①山东巡抚丁
宝桢也注意到海防问题，但只笼统地说：“洋人轮船洵为利器，然东南水师，
④见池仲祜《海军纪实》。
①同治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曾国荃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20，页4。
②同治二年十月初六日奕等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21，页3。
①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沈葆桢奏附件，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53，页11。
必有能设计以敌之者，应请密饬妥议，以为预筹之计。”②对海军海防建设有
具体设想和规划者当推丁日昌。
丁日昌自1863年从广东调赴上海办理军火制造后，因功于同年6月署苏
松太道，1865年综理江南制造局。同年李鸿章署两江总督，丁被调两淮盐运
使。1867年春升任江苏藩司，次年1月即擢为江苏巡抚。关于“预筹修约事
宜”的条陈就是在藩司任内拟订的。
丁日昌于1867年通过湖广总督李鸿章呈清廷的“预筹修约事宜”的条陈
中，对“修约”的主要内容，不像一般督抚等人在请觐、遣使、铜线铁路、
内地设行栈、内河驶轮船、贩盐挖煤、开拓传教等发表什么新意见，而主要
在自强方面，“求实用之才”、“精制造而必期成效”等之外，特别强调建
立海军的重要性，并初步提出“变通旧制”的方案。他说：“自海氛搆衅，
中国水师无能御敌，是不独师船不及轮船夹板，即沿海炮台，亦呆无所用，
沿海兵制，亦散而无统。是以洋人游弋海上，厚集其势，由一路伺隙进攻，
而中国必须处处设防，不能互为援应，正犯兵家备多力少之忌。此其所以不
胜也。”①因此，丁氏认为必须变旧制为新制，这就是“制造中等根驳轮船
（即炮艇）..约三十号，以一提臣督之。分为三路：一曰北洋提督，驻扎
大沽，直隶、盛京、山东各海口属之；一日中洋提督，驻扎吴淤口，江苏、
浙江各海口属之；一曰南洋提督，驻扎厦门，福建、广东各海口属之。”三
路海军统一指挥，“有事则一路为正兵，两路为奇兵，飞驰援应，如常山蛇
首尾交至，则藩篱之势成，主客之形异，而海氛不能纵横驰突矣。”③照如此
做法，可以在海防上操主动权，克服敌人“由一路伺隙进攻”即不能应付的
被动局面，克服“备多力少”的缺陷。丁日昌这个主张，尽管有左宗棠提出
“划分三洋，各专责成，转生畛域”①的不同意见，但无论是技术和建制上，
对于海军建设都是一个跃进。
丁日昌在升任江苏巡抚的第一年所拟的《海洋水师章程六条》③中，提出
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筹建海军计划。这个章程基本指导思想与上文所述一致，
其不同处，除三洋中的北洋驻地由大沽改为天津，南洋驻地由厦门改为台湾
之外，还有：（1）洋各增大兵轮三只。上文提到，丁日昌是主张用中型炮艇
的，这显然是为了防守，要同敌人战于海上和外洋并有进攻之力，非有大兵
轮不可，他称大兵轮为外洋水师“第一利器”，甚至说：“海上争锋，纵有
百号之艇船，不敌一号之大兵轮船”。（2）沿海择要筑炮台，以“与治海水
师轮船相为表里，奇正互用。”但炮台要克服过去的弊病，做到台之式、炮
之制仿照西法，“演炮必求甚准，守台必求其人”。①其他如练陆军、精制造
等以与水师建设相配合等均有论述。
60年代后期有志之士对筹建海军的酝酿建议，并没有得到清朝中枢的重
视。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列强陈兵海上，给予清王赣极大震动，迫使清政
府对海军建设问题，不得不从60年代的“纸上谈兵”提到实践的日程，并由
②同治六年十一月瑞麟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52，页18—19。
③同治六年十一月丁宝桢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52，页30。
①②李鸿章呈《丁日昌条款》，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55，页20、21。
③见《清末海军史料》第36页。
①此件虽于1868年拟订，到1874年才由广东巡抚张兆栋呈于清廷。见同治朝《筹办夷务
始末》卷98，页
24—27。
北而南地注重海防的建设了。安徽巡抚在天津教案后奏称：“已往之失，既
已无可挽回，无所用其追咎；而未来之事，隐忧甚大，所宜早图补救。”应
加强防务尤其是海上防务的建设。②清廷随即据此加重语气说：“津案虽已了
结，而蓄艾卧薪之志，不可一日或忘。”命令沿海加强防务，由普国藩、李
鸿章分任其事。③紧接着沿海督抚们表态并行动起来。直督李鸿章说：“天津
为京师门户，各国官商往来辐辏，英、法、俄、美皆常有兵船驻泊，我亦须
有轮船可供调遣，稍壮声威。”④山东巡抚丁宝桢说：“洋人如再有侵略行动，
“天津则其必争以为要挟之地，上海则必据以为根本之图，而其中间寄屯粮
草，转运煤水，缓急可便于接济者则必在山东。”而山东的“扼要之区”则
在登州，“得之则津海之咽喉可塞，是洋人之注意者在此，即我之所必争者
在此。”⑤基于这种认识，乃着手进行海防筹建，派员赴广东购造拖缯船14
艘，并配齐洋炮军械，“以为水师根本”。其他如江督李宗羲、苏抚张树声
等也在筹备长江口吴淞等处海防。
据上所说，北洋海军海防建设70年代初期始得清廷重视，并把它付之实
行。但中国正规的、较大规模的筹建近代海军活动，是在1874年日军侵台以
后。在中日交战过程中，处于前线的福州将军文煜、闽督李鹤年和沈葆桢首
先看到日本兵舰的优越，从而想购买铁甲船以与之抗衡。他们说：
“彼既利欲薰心，未必甘为理屈。而所以敢于鸱张者，则又窥中国器械之未精，兼
恃美国暗中之资助。其已抵台南各船，均非中国新船之敌。而该国尚有铁甲船二号，虽非
完璧，而以摧寻常轮船，则绰绰有余。彼有而我无之，水师气为之夺，则两号铁甲船不容
不购也。”这是清朝官吏第一次提出购买铁甲船。清廷给予了“购买
铁甲船、水雷及各项军火器械，均着照所议行”②的准谕。但以西洋“异常利
器，不准出售”③，未能办成。不久《北京专约》签订而结束台事。但整个
1874年夏秋间，有关沿海督抚及办台事人员的“筹议海防”，成为舆论的中
心议题。
《北京专约》签订后5天，即1874年11月5日，奕等即奏筹海防事
宜，他们说：“日本兵踞台湾番社之事，明知彼之理曲，而苦干我之备虚。”
今专约虽订，日本必犹矫焉思逞，因此非大力筹办海防不可。他颇具紧迫感
地说：“今日而始言备，诚病其已迟，今日而不再修备，则更不堪设想矣！”
④于是在所提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中，尤其强调“另
立海军”，把买铁甲、建炮台等海防事宜置于首要地位。文祥也认识到“日
本..此番退兵，即无中变，不能保其必无后患”，应“将前议欲购未成之
铁甲船、水炮台及应用军械等件，赶紧筹款购买”，不得以日兵已退“稍涉
松劲”。①清廷将奕等奏所提练兵造船等六条、文样购买铁甲船的建议和张
②上引文见丁日昌《抚吴公牍》卷25。
③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9，页4。
④同治九年闰十月二十六日上谕，《洋务运动》（二），第233页。
⑤李鸿章《镇海轮船留津片》，同治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0
，页1。
①丁宝桢《预筹海防情形片》，同治十年七月三十日，《丁忠诚公奏稿》卷8，页39。
②同治十二年五月初一日文煜筹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94，页4。
③同上书，页7。
④同治十三年十月文祥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98，页41。·
①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奕等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98，页19—20。
兆栋附呈的丁日昌《海洋水师章程六条》，先后下达各省督抚将军复议，于
是朝野上下掀起了筹议海防的高潮，并基本一致地认识到建立近代海军的必
要性迫切性。下面一段话最具代表性：
“御外之道，莫切于海防；海防之要，莫重于水师。将领不得其人，有兵如无兵；
形势不扼其要，有险如无险。”有关督抚和洋务人员，共同认识到海防“为
今日全局第一要务”③。这种认识是可贵的，适时的。
在“筹议海防”中，涉及到塞防为重还是海防为重的问题，清廷采纳了
左宗棠所提海防塞防并重的意见④。在任命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桢
督办南洋海防事宜的同时，任命左宗棠督办西北军务。实际上清政府对于“海
防塞防并重”并不是不偏不倚，而是偏重于海防的，用于海防的人力、物力、
经费等远比用于塞防的为多。这种“偏重”应该说是对的。而在海防方面，
表面上南北洋并举，实际上采取“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就一
化三”⑤的方针。这在财力有限情况下也很难有所非议。向之论者常常以重海
防为李鸿章咎。说李氏是为了扩大淮系集团势力。当然，李鸿章不可能不考
虑到淮系的利益，但从当时形势看，海上空虚，其危险性大于西北。在财力、
人力、物力有限的情况下，偏重于海军建设是正确的。论史不是以某一个人
的动机目的为准，而是看其是否对整个社会发展有利。下面一部分人的认识
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清政府筹建海军的目的看，主要是为了抵御外侮，这是洋务路线由对内
镇压人民革命转变为对外抵御外侮为主的路线方针的一个具体表现。而外侮
又是以侵略扩张野心很大的日本为主，是以日本为假想敌进行海军建设的。
奕说是“隐为防御日本之计”①。内阁学士梅启照看到日本阴谋“擅废琉球”，
“窥伺高丽”，进且侵我东三省的险恶步骤，认为“防东洋尤甚于防西洋也”。
②丁日昌除认识到日本进窥东北三省的阴谋和北洋防务的重要性之外，还强调
台湾海防的重要，他说：日本眈眈虎视，“彼其志岂须臾忘台湾哉！”“台
湾为东南七省尾闾，上达津沽，下连闽浙，台事果能整顿，则外人视之有若
猛虎在山，不敢肆其恫喝。”③李鸿章也清楚地认为，“日本狡焉思逞，更甚
于西洋诸国。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④又说：
“若能添购（铁甲）两号，纵不足以敌西洋，当可以与日本角胜于海上。”⑤
可见“谋创水师”和购铁甲船，主要都是为了对付日本，历史事实证明，洋
务官吏们对日本的认识和创建海军的措施都是正确的。至于后来被日本打
败，那主要是由于清王朝政治腐朽不事改革所造成，不能以事后的胜败来论
事前为防日本而进行海军建设的是与非。
当然，不能杏认，清政府在倡办海军之初，虽其指导思想是为抵御外侮，
②同治十三年十月文祥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98，页40—41。
③同治十三年十一月江苏巡抚吴元炳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100，页43。
④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两广总督英翰等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99，页2。
⑤参见本书第八章第三节。
①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奕等奏，《洋务运动》（一），第146页。
②光绪元年六月二十三日奕等奏，《洋务运动》（二），第338页。
③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二日梅启照奏，《洋务运动》（二），第493页。
④光绪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丁日昌奏，《洋务运动》（二），第351页。
⑤光绪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李鸿章奏，《洋务运动》（二），第498页。
但又缺乏御侮的决心，有明显的妥协性。兹举几个主要人物的言论于下以说
明之。
奕说：
“若谓以此足御泰西各国，不但得数铁甲船未敢自信，就使海防一律办齐，亦无从
得有把握。但当遇事筹维，慎于操纵，非独铁甲船未可尽恃也。”⑥
李鸿章说：
“海防二字，顾名思义，不过斤斤自守，亦不足以张国威而詟敌情。”①
刘坤一说：
“海防虽不可不办，然目前似当以守为主。..若糜费巨款购买彼之现在铁甲兵轮
及铁炮台，欲与彼角胜重洋，未必确有把握。”总起来看，他们虽大力筹建海
军，但御敌的信心不足，战于大洋更觉没有把握。即使像左宗棠这位号称坚
决御外者，因不时想着人民起义的威胁，对外抵御也打了折扣。他说：“长
江各省伏莽甚多；..腹地多虞，..与其购铁甲重笨兵轮争胜于茫茫大海
之中毫无把握，莫若造灵捷轮船专防海口扼要之地，随机应变，缓急可资为
愈。”③
以上所述，这些领导者们的精神状态，决定了海军使命仅为被动防御，
不敢主动出击，这也就是李鸿章所说的“彼族以万分无礼相加，不得已而一
应之。”其命运可以预卜。
三、海军建设与北洋舰队
上文已经叙述过，中国正规而较大规模的海军建设是从1875年开始，基
本上按照丁日昌的建议分为南洋、中洋、北洋三支水师筹建的；1885年中法
战争后，清廷集中人力物力重点建设北洋舰队，中洋、南洋水师建设几于停
顿废弃。
1875年李鸿章、沈葆桢分别被任命为北洋、南洋海防大臣后，即着手进
行建设海军。李鸿章主要负责山东、天津至东北沿海地区的水师建设，沈葆
桢主要负责长江口以南至浙江、福建沿海一带的海军建设。因此，这里所说
的“南洋”，实际包括丁日昌所讲的“中洋”与“南洋”两部分。因此，李、
沈的北洋、南洋分工，实际上就是所们三洋水师。
筹建海军首先要有兵船。清政府在一开始即采取购买与自造并重的方
针，虽也有人因为买贱造贵而主张买船，但多数人认为，购买只能济暂时之
需，自造才是永久之计。其中首创制造轮船的马尾船厂的左宗棠说“借不如
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因为自造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就是了
解西洋“长技”奥秘的过程。左宗棠还不满足于仿造，他说：“执柯伐柯，
所得者不过彼柯长短之则，至欲穷其制作之原，通其法意，则因非习其因书、
算学不可。”因此，他在创办马尾船厂的同时，设学堂培养人才。④他认为这
样做，从暂时说，所费较买船为多，从长远看，却是永远之利。只有这样做，
⑥李鸿章《复沈幼丹制军》，光绪二年正月二十六，《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6，
页3。
①光绪元年六月二十三日奕等奏，《洋务运动》（二），第338页。
②李鸿章《请设海部兼筹海军》，《李文忠全书》译署函稿卷15，页29。
③刘坤一《复左宗棠》，光绪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5。
④光绪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左宗棠奏，《洋务运动》（二），第523—524页。
才能达到“以防外侮，以利民用”①的目的。1872年当内阁学士宋晋因“制
造轮船，糜贵太重，请暂行停止”时，左氏仍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说：“创
造伊始，百物备焉，故始造数只，所费最多，..迨接续造作，则各项工程
无须再造，..而经费亦日见其少。”②实际情况与左宗棠的论证相符。
可见，以左宗棠为代表的一批洋务派是很重视自己造船的。从1866年到
1874年近10年间，中国的造船数多于购船数。买船者主要是广东。1866年
它向英国买“绥靖”、“澄清”、“镇海”、“飞龙”、“静波”、“安澜”、
“镇涛”6艘兵船，以资“巡缉”、“助剿”；3年后又向法国买“澄波”、
“建威”兵船和向洋商购“海东云”（原名“五云车”）练船一只。共为9
艘。所造之船则大大多于此数：马尾船厂除小轮船10只不计外，大轮船15
艘；沪局成船5艘，两共20艘。多于购船一倍多。这些购买的兵船和自造的
船只，均为木质，马力大多是几百匹，超过一千匹马力的很少。这些小船，
作为巡缉水师船尚可，以之作为抵御外侮的海军军舰则差距甚远。所以自
1875年后建立海军，所定购的船只以适宜于海战的兵舰为主。这是由于洋务
派首领对此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们说：“跨海远征之举，莫切于水师；而
整练水师之要，莫先于战舰。”①战舰的种类颇多，如巡洋舰、炮舰、铁甲舰
等。铁甲舰为当时最利之器，清政府在“筹议海防”之初，李鸿章即建议购
买铁甲船6艘，南、中、北三洋各2艘。后“以经费支绌，迄未就绪。”官
员们围绕是否购买铁甲船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
反对购买铁甲者大多着眼于经费缺乏。奕说：“铁甲船每只价银二百
万余两及百万以外，中国现尚无此财力。”②但是，海防塞防危机的直接肇事
者日本与沙俄都拥有铁甲船作为对中国的威慑力量。李鸿章叙述此事说：“近
来日本有铁甲三艘，遽敢藐视中土，至有台湾之役，琉球之废；俄国因伊犁
改约一事，叠据探报派兵船多只来华，内有大铁甲二船，吨数甚重，被甲甚
厚，无非挟彼之所有，以陵我之所无。意殊叵测。”因此，他认为，“今欲
整备海防，力图自强，非有铁甲船数只，认真练习，不足以控制重洋，建威
销萌。断无惜费中止之理。”③李氏的见解应该说是对的。虽然他惟铁甲是恃，
无铁甲“即永无自强之日”①的话有失偏颇，但无铁甲的海军绝不能算是强海
军。
然而，事情并不那么顺利。尽管李鸿章将买铁甲船的必要性迫切性强调
得那么厉害，但意见与其相左者仍不少。刘坤一就是一位代表。他与李鸿章
论及所购蚊子船不够理想的事时说：“今复购买铁甲船，为款更巨，万一再
如蚊船之不甚可靠，则合此二项已糜费至四、五百万金。国计自有常经，讵
不益形支绌！”刘氏同意吴长庆的“以购铁甲船之金钱，制造木壳兵轮可得
十余号，于海防大有裨益”②的意见，并称许左宗棠的“海战断不可恃，铁甲
①上引文见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8，页63——64
；关于办船政办学
堂等事，参见第五章第二节、第七章第五节。
②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3，页40。
①同治十一年四月左宗棠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86，页7。
②光绪八年八月十六日李鸿章奏，《洋务运动》（二），第526页。
③光绪元年六月二十三日奕等奏，《洋务运动》（二），第337页。
①李鸿章《定造铁甲船折》，光绪六年六月初三日，《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7。页
32。
②李鸿章《议请定购铁甲》，光绪六年二月十一日，《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0，
页25。
船徒滋糜费”的话为“至当不易之论”。③这种以购铁甲船之费制造木壳船的
论调，显然是落后于时代要求的。争论的结果，清廷于1880年决定除购买蚊
船、快船、雷艇等之外，先行定购铁甲船2艘。尽管每只价在百万两以上亦
所不惜。
这里附带讲一下在购买铁甲船问题上出尔反尔的赫德。赫德以总税务司
身份，也上过关于海军海防条陈。他曾“痛诋铁甲糜费无用”④，说只要购蚊
子船即可，因为蚊船“利于攻人”，“多购八只，自成一队，可在洋面轰败
铁甲船。”但时隔不久，这位“素不以中国购铁甲为然”⑤的赫德，却又向李
鸿章兜售起铁甲册来了。赫德致李鸿章云：“前虽与中堂谈过，中国现时所
需原宜备有一尊之小船数只，似此等大船尚非所急。然此铁甲系各国水师中
各宜必备之件”。现在土耳其向英国阿摩士庄厂定购之铁甲欲以每只80万两
转让，“事属便宜，嘱为探询。可否乘势买订之处，尚希酌夺示复。”①赫德
显然有不可告人之阴谋。铁甲船既为“必备之物”，他为什么反对中国购买？
待中国订购2只铁甲船后，却又劝中国再多买？这是因为，前者是出于不欲
中国海军强大；后者的“劝买”既可推销卖不掉的铁甲船，又可借此操中国
海军之权。如此而已。
从1875年筹建海军起到1884年中法战争的10年间，清廷购买并已使用
的巡洋舰（亦名碰快船）两艘，炮舰12艘，共为14艘；自造各式兵船14
艘。连同原有舰船，虽未成军，但已是初具规模的三洋水师了。兹将南、北
洋海军舰只列表于下：
注：购买时间一般以船到华日计。
上二表可以看出，南北洋水师已具有一定规模，所以在中法战争中清廷
才有招架的能力。在海战中清政府败多胜少，主要是由于政治腐朽的原因（这
将在以后再谈），但清政府却单从军事上找原因，于是有北洋舰队的建设。
北洋舰队建军是在1885年中法战争之后开始的。三洋水师的建立，在
1882年壬午兵变、1884年甲申政变和中法战争中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在中
法战争中暴露了不少弱点：如指挥不灵、三洋不能统一调遣、技术不精、器
械不利等。又鉴于水师在海战中的表现不如在越南陆地战场上的陆军。于是
清政府提出：（1）大治水师，（2）统一调度管理。会办北洋事宜的吴大澂
说：“福建马江之败，基隆澎湖之失，皆水师未备，力难制敌之故也。惩前
毖后之计，亟宜扩充水师，筹备经费，添购战舰，经理口岸，督率精操，熟
谙水道，皆今日筹防之要务。”②清廷根据一些大臣疆吏的奏议下谕说：“上
年法人寻衅，叠次开仗，陆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张我军威；如果水师得力，
互相应援，何至处处牵制。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
①于是清政府作出两个新决定：一是成立海军衙门，统一筹建和管理海军海防
事宜；二是集中力量建成一支海军——北洋舰队。这两个决定就事论事，不
能说不对。
③上引文见刘坤一《致沈经生中堂》，光绪六年六月十一日，《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
17，页2。
④刘坤一《复刘荫渠》，光绪六年七月十二日，《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17，页46。
⑤李鸿章《复沈幼丹制军》，光绪五年八月十一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8，
页37。
①李鸿章《复李丹崖星使》，光绪五年九月初四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
页1。
②上图未刊，李鸿章《洋务函稿》：《赫德总税务司来函》，光绪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①吴大澂《条议海防折》，光绪十一年七月十二日，第一档案馆洋务档，《清末海军史
料》第48页。
还在1883年，为了统一海军事权，总理衙门即添设海防股，“掌南北洋
海防之事。几长江水师、沿海炮台、船厂，购置轮船、枪炮、药弹，制造机
器、电线、铁路及各省矿务皆隶焉。”②接着中法开仗，李鸿章情设海部，其
地位与其他各部相埒，“一切兵权、饷权与用人之权，悉以畀之，不使他部
得掣其时。”之所以要设海部，李氏讲得很清楚，他说：“中国海疆辽阔，
局势太涣，畛域太分，自非事权归一，无以联气脉而资整顿。”他称此举为
“百年不易之常经，永远自强之要策”。③在中法战争过程中，“局势太涣，
畛域太分”的弊病充分暴露。清廷为此下达了“海防善后事宜”着沿海和有
关大臣“妥议具奏”的上谕，接着根据各家议论作下述指示：“先从北洋精
练水师一支以为之倡，此外分年次第兴办等语，所筹深合机宜。”①乃派醇亲
王奕为海军衙门总理、庆亲王奕、大学士李鸿章为会办，正红旗汉军都
统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为帮办。并责成李鸿章专司其事。大权仍操于李
鸿章手中。
1885年后，“定远”、“镇远”“济远”等铁甲舰陆续造成来华，到1888
年北洋舰队初步成军。舰队编制情况：铁甲舰2艘，巡洋舰7艘，守船6艘，
辅助战守各船的鱼雷艇6艘，练船3艘，运输船1艘，共为25艘。编制主要
是用英国海军章法，李鸿章说，“此次所拟章程，大半采用英章。其力量未
到之处，或参仿德国初式，或仍遵中国旧制。”②初建的北洋舰队，李鸿章颇
不满意，打算再添大船1艘，浅快船4艘，鱼雷快船2艘，..另添鱼雷艇
6艘，练船1艘，运船1艘，军火船1艘，测量船1艘，信船1艘。共为18
艘。连原有的25艘，共为43艘。李鸿章认为这样的规模庶可称较为完备的
一支舰队。这个目标后来基本上达到了。兹将北洋舰队阵容列表（见下页）
说明。
从表中看，当时北洋舰队的船舰是比较先进的。自1888年成军之后，由
于海军经费被慈禧太后移作修建颐和园之用，故未再添置舰只和其他设备。
四、海军建设中的诸矛盾
清政府从70年代初开始筹建海军的总目的是为抵御外海，显然是正义
的、得人心的。但由于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和腐败无能，以致出现了许多
矛盾。例如：“权自我操”和对资本主义列强依赖的矛盾；引进的先进技术
设备中混入废次品的矛盾；近代式海军与封建体制的矛盾，以及舰艇设备的
大量需要和经费支绌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规定洋务派虽在一定程度上
达到了目的，却在很大程度上未能达到目的。
既然建海军的总目的是抵御外侮，海军之权当然要操之于己。早在《北
京条约》签订后购买船炮之议兴起时，洋务派就说过：“无非为自强之计，
不使受制于人。”③在成立“阿斯本舰队”时，即拟少用洋人，用“中国官为
②《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十一年五月初九日，《洋务运动》（二），第560页。
③《清末海军史料》第31页。
①李鸿章《请设海部兼筹海军》，光绪十年二月十三日，《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15，页29—30。
②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五日慈禧太后懿旨，《清末海军史料》第66页。
③李鸿章《议拟海军章程奏底》，光绪十四年六月初七日，《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
卷3，页7。
之总统”，以防“太阿倒持之弊”。①故当阿斯本企图擅权时，即予以遣散。
这些事例，都还是在以镇压人民革命为主的时候，对于水师的权自我操的表
现，到了办海军的目的由制人民转而为御外侮为主时，就更加要做到独立自
主不受列强胁制了。这里用两件事来说明胁制与反胁制的矛盾。
（一）在筹议海军海防之初，赫德即有总司海防权的企图。1879年总署
为了迅速集事，拟借材异域，有委赫德总司南北洋海防之议。不少洋务派人
物都表示反对。当时尚为洋务派的薛福成即发表了一段有代表性的言论，他
说：
“夫赫德之为人，阴鸷而专利，恬势而自尊，虽食厚禄，受高职，其意仍内西人而
外中国。彼既总司江海各关税务，利柄在其掌握，已有尾大不掉之势；若复授为总海防
司，
则中国兵权、饷权皆入赫德一人之手。且以南北洋大臣之尊，尚且划分界域，而赫德独综
其全；南北洋所派监司大员，仅获列衔会办，而赫德独管其政。彼将朝建一议，暮陈一
策，
以眩总理衙门。既藉总理衙门之权牵制南北洋，复藉南北洋海防之权牵制总理衙门，南北
洋不能难也，总理衙门不敢违也。数年之后，恐赫德不复如今日之可驭矣！”文章将赫
德的阴险丑恶形像刻划得淋漓尽致，饷权兵权被洋人抢占的危险性也讲得很
清楚，他代表了多数洋务派的见解。由于多数人的反对委赫德总司海防之议
随之作罢。
（二）清政府对于借材异国持审慎警惕的态度，以防失权。海军设施既
主要是从西洋引进的先进技术，当然要聘用洋人教习。有些人一看到聘用洋
人就说是买办性，这是不公正的。李鸿章对此认识就比较清楚，他说：“至
兵船将材，甫经创办，尤最难得。陆军宿将，强令巡海，固迁地勿能为良；
即向带年江长龙舢板之楚将，不习海上风涛，向带红单艇船之粤将，又不习
机器、测量理法，均未便轻以相委。故延西员教习学生，为培材根基，实目
前不得已之计。”③这是合乎情理之论。用其人其技不与其权，有什么不对呢？
有什么买办性可言呢？1887年向德国所买兵船雇德国管轮帮驾，清政府告以
“虽由德廷选雇，仍应归中国水师官节制。”①再以海军总教习为例，洋总教
习共为六任，第一任英人葛雷森（1880—1883年），第二任英人琅威理（1883
年3月—1884年8月），第三任德人式百龄（1884—1886年），第四任琅威
理（1886年5月—1889年初），第五任德人汉纳根（1891年8月—同年10
月），第六任英人马格禄（1894年11月—1895年2月）。英人最多，琅威
理两任相加时间最长。清政府对他们并未迁就，只用其技术，不给予行政权。
当然，由于必须依靠外国始能成军，适应列强侵略的要求一面也是存在的。
李鸿章于1879年就说过：“兹急求制胜，派西人为总海防司等名目，举船以
听其所为，亦系不得已之办法。”居然“举船听其所为”，非买办性而何！
此其一。其二，1878年“龙骧”等兵船来华后，辞去洋弁，函商赫德代延教
练，一批税务司乘机要挟，“佥谓赫以教习无权，须派伊为总海防司，始肯
尽力。”总署与李鸿章想“稍假以权”。李致书总署称：“诚如尊谕，不免
揽权，而欲令办事，似不能不稍假以权也。..谨就鄙见所及，于稍可迁就
①咸丰十一年五月三十日奕等奏，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9，页16。
②同治二年十月奕等奏，同洽朝《筹办夷务始末》卷21，页1。
③薛福成《上李伯相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书》，《庸盦文编》卷2。
①李鸿章《请设海部兼筹海军》，光绪十年二月十三日，《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15，页30。
之处，概不置议以免掣肘；于必应参酌申明之处，黏签呈核。”②总署的“尊
议”与李鸿章的“鄙见”是一致的，都打算“稍假以权”或“迁就”，都是
给予洋人以行政权的同义语。只是由于不少人的反对而未果行。
其次来谈引进的先进技术设备中混入废劣品的矛盾。要建立新式海军，
在中国尚不能完全自造的条件下，向外国购买先进舰艇、设备等是必要的应
该的，无可非议的。事实上清季海军较为先进的主要设备舰艇、大炮、水雷，
大多是从外国买来的。买来的兵船，在设备、速度、坚固程度等方面，总体
上说均超过自造。干德利说得很清楚：“中国政府需要战舰和武器，..这
时代发明迅速一日千里，所以中国的政治家们很快地觉悟到，在近代的铁甲
舰出世之后，他们的新船已经落伍了。”③洋务派欲购买先进装备的观念是对
的。
然而，技术引进与人材引进有相类似的弊端，李鸿章曾说，清廷所延聘
的西员尚系中下本领。所买艇舰也同样存在不少弊病。例如“镇远”舰有偷
工减料如“平面钢甲改用熟铁等事”；“济远”的“机舱逼窄，绝无空隙，
只身侧行，尚虑误触（前日试机已有触手成废者），..水管纡折，远达汽
锅，..下舱煤柜，只容百吨。..而炮房之药气闷人，令台之布置不密，
犹其弊之小者。”①至于所购蚊子船4艘，其弊更为显著。顽固派攻之者甚众，
这里不以为据，现举洋务派中之正派人物曾纪泽一段批评于下。
“余在天津见蚊子船有二病：一曰船小炮大，炮口向前，不能环顾左右，则不甚灵，
必须船头转运便捷，方可中的；..一曰船舱窄狭，不能载兵勇多名，船中虽列洋枪，当
有事之时，直虚设耳。盖炮兵专顾大炮，无暇兼顾洋枪，有时敌人小划逼近，恐有坐困之
势。”王韬在上述类似批评之外，特别提出速度问题。他说：“是船
名为蚊子，谓我攻人而不受人之攻，故其行贵速，一点钟必行四十五里，庶
几易避敌船之轰击。今是船一点钟许仅行三十里，过于迟钝；易为敌船所追
袭。”①李鸿章对所购蚊船的优劣的看法是有变化的，始则曰“察看该船巨
炮，实足以制铁甲”①，继则同意一般人所讲的炮大船小行驶迟缓等缺点，承
认“若恃为洋面制敌之具，未必确有把握”②，终则如刘坤一所说：“论及蚊
船一事，合肥闭目摇头，似有悔意。”③可见引进技术设备，必须注意其先进
性，必须注重其效用。对此当时人即总结了经验教训，说“嗣后当轴者再购
兵舰，当取乎船大炮轻而行速，必若此始可操胜算。”⑤吃一堑长一智。总
结教训是对的，但若因此一概他说买先进兵船不如自造，那就值得商榷。刘
坤一埋怨说：“合肥先后购买八号之多，每号约需银近三十万，真大手笔！
福建船政办理多年，糜费不少，何以竟不可用，仍须购自外洋！”④批评船政
制造业不能跟着时代前进，制造不出最先进的兵船是可以的，但如“论者谓
②李鸿章《寄柏林许使》，光绪十三年一月二十六日，《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8，页8。
③上引文见李鸿章《议赫德海防条陈》，光绪五年七月十七日，《李文忠公全书》译署
函稿卷9，页38。
①干德利《中国进步的标记·战舰》，《洋务运动（八），第440页。
②《洋务运动》（三），第398—399页。
①⑤⑦王韬《上郑玉轩观察》，《弢园尺牍》卷11，页12。
②李鸿章《勘验英厂购到四船片》，光绪四年六月十七日，《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2
，页1。
③李鸿章《条议海防》，光绪五年九月十一日，《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0，页6。
④刘坤一《致沈经生中堂》，光绪六年六月十一日，《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17，页2
，《洋务运动》（三），
第335页。
如此材质，苟在厂中自制，一切经费只需七、八万元，已为至昂”③，因而主
张自制这种落后不适用的产品那就不对了。
蚊子船是如此次货，其他军火类似者颇多。为什么会这样呢？多年任美
驻华公使要员何天爵有一段描述：“常年有许多买卖的代理人，川流不息地
从各地区和海洋上的各岛屿走向天津的总督衙门。其中有出卖枪炮的人；有
出卖水雷的人；有出卖船只的人；..有带着各时代狂想的、疯癫性的一切
‘发明’的人；有带着担保每分钟杀敌一百万人而对‘发明者’自己没有危
险的专利计划的人；还有许多不胜枚举。这些人..都说他自己的枪是最好
的。..结果，给中国增加了费用，买了许多不必要的东西。”⑥问题在于，
这些军火掮客骗术之所以得逞，根本原因在于清封建统治的腐败，导致官吏
们贪污中饱、损公肥私。因此，即使经验教训总结得再深刻，也不能改变上
述积弊。
第三来谈关于近代式海军与封建专制体制的矛盾。由于清政府办洋务的
目的是维护封建主义的“体”，这种中体西用的矛盾，必然表现于洋务事业
的各个方面，其中近代式的海军与封建体制的矛盾就是突出的一个。首先，
海军官兵在思想上的矛盾。官兵们学习的是近代科学技术，而清政府却要求
他们保持中世纪的政治头脑。他们在海军学校学习，或是到外国留学进修时，
都有“读经”课。除官兵思想上的矛盾之外的其次一个矛盾表现在组织上：
（1）统一的海军编制与封建式割据的矛盾。何天爵曾就这个问题说：“中国
政府在理论上是专制的，但在行政上却是相当灵活。这种情况，在省和中央
的关系上尤为显著。..（省）不受中央节制的自由的极点，也许要在人们
最不留意的地方看到——就是在军事制度上看到。”“每一个总督和每一个
自主的巡抚，都有他自己的军队，这些军队由他征募，由他装备，并由他自
己的行政机构节制。”①这就必然造成如左宗棠所说的“各专责成，畛域攸分”
的局面。清政府虽因中法战争中北洋等海军不积极支援福建前线一事而成立
了海军衙门来统一指挥，但并未奏效，甲午中日海战时，南洋海军照样不支
援北洋海军。（2）新式海军与旧官制的矛盾。清海军章程虽按英国海军规则
制定，但宫制仍为清朝旧制。例如，海军设提督一人统领诸舰，一舰相当于
一营，设管带一人，相当于营官。舰队的编制也基本上是旧式军制的翻版，
将各舰编为右翼、左翼、中军、右军四队，而这种旧官制和军制是不符合近
代海战的要求的。甲午海战中暴露了这一弱点。
其他如海军高层领导多为淮系将领，如李鸿章、丁汝昌等，舰上管带等
中下层官兵多为闽人，淮系与闽系的矛盾在海军建设中也不时有所表现；封
建专制体制和旧式军制使“操演多不合法，..管驾弁携眷自随，往往舍船
住岸，倡楼酒馆，征逐嬉游。大二副以下，相率效尤，漫无纪律，以致技艺
生疏，船械锈蚀，驾驶迟缓，远逊洋人。”②这些弊端难以缕述。
③《曾惠敏公遗书·日记》，《洋务运动》（三），第367页。
⑥刘坤一《复李捷峰》，光绪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7，页27，
《洋务运动》（三），第334页。
①何天爵《中国的海陆军》，《洋务运动》（八），第468—469页。
②同上书，第465—46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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