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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064 | 1 第十五章铁路的筹建
一、对列强觊觎铁路修建权的抵拒
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铁路修建权的觊觎，几乎与他们在中国架设电线同
步进行；清政府也常常把外国资本主义觊觎铁路修建权之事，同洋商在中国
架设电线一事联系在一起，并加以反对。
早在1862年，被李鸿章称为“外托柔和，内怀阴狡”的英国翻译梅辉立，
即在广东“倡为由粤开铁路入江西之议”。但经勘察，因“工程过大，事遂
中寝”。①接着，1863年正当中外反动派携手进犯太平军占踞的苏州时，以
英商怡和洋行为首联络英、法、美三国27家洋行，通过上海关道转请江苏巡
抚李鸿章索要修筑上海至苏州间的铁路权。他们认为乘此苏州即将克服之
时，提出这条“建筑铁路权利的要求，实为一适当之时机”①。并随即筹设“苏
沪铁路公司”。李鸿章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总理衙门作了“铁路与发铜线，
事同一律，万难允许”的指示。李鸿章对此认识得更深刻和更严重些。他认
为以俄国为开端的请架设电线，只限于天津通商口岸②，英、法、美“三国所
觊觎者，在苏州未通商地方，竟以开路为主；其用意似有深浅之殊，其关系
亦有轻重之别。”他并怀疑，“三国同声造请，必有为之谋者，未必尽出于
商人”。①他怀疑是从广东来沪的梅辉立所“唆使”，这也就是说，这些洋行
呈请筑路与他们的政府即官方意见有关，故必须给予重视和关注。后来历史
发展表明，李鸿章的担心并非多余。
1864年，怡和洋行又邀请了在印度从事铁路建筑的英人斯蒂文生来到中
国。斯蒂文生为了适应英国在华推行殖民政策的需要，抛出了一个所谓综合
铁路计划。这个计划主要内容：以汉口为中心，东行至上海，南行至广州，
西行经四川、云南等省直达印度；又从“东行”线之镇江北行至天津、北京。
这样，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四个主要商业中心口岸，就将由铁路沟通了
起来：不仅内省腹地与沿海乃至海外联系了起来，而且与西南方向的当时还
是英国殖民地的印度也联系了起来。从而“打开进入中国后门”。这理所当
然地引起中国当局的疑虑，总理衙门将此计划置之高阁。斯蒂文生本人也只
得快快地离开了中国。
然而，西方列强并未随着斯蒂文生离开中国，而打消其侵夺中国铁路修
建权的企图。1365年英商杖兰德擅自在北京宣武门外，铺设了一条小铁路，
目的是开风气，宣扬铁路之利，以便减少阻力，达到侵夺路权的目的。此路
不使用机车，是以人力推动的，但在当时仍引起轰动，当即被步军统领“饬
令拆卸”②。同年，英商在上海亦有筑淞沪铁路之请，关道应宝时以“七不可”
③加以拒绝。
如果说60年代前期，主要是斯蒂文生、杜兰德等外国商人以及铁路建筑
①《清史稿》卷130，第3859页。
①李鸿章《致总署函》，见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一），第4页。
②见《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一），第4页。
①俄国首先提出架设电线的列强侵夺电线权利事，参见本书第十章第一节。
②李鸿章《致总署函》，《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一），第4页。
③李岳瑞《春冰室野乘》，第204页。
师和洋行老板等人，奔走在谋建中国铁路的前列，那么，60年代中期以后，
欧美各国政府及其在华代理人，已从幕后走上前台，直接策划侵夺中国的铁
路修筑权，或劝说清政府自行筑路中外共同使用，而实权仍操于外人之手。
这以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和威妥玛的《新议略论》为其开端的标帜。
1865年11月6日（同治四年九月十六日），总税务司赫德向总理衙门
呈递《局外旁观论》，次年3月5日，英公使馆参赞在其公使阿礼国授意下
向总署呈递《新议略论》。两文涉及到新政改革诸多方面的问题，其中关于
铁路修筑问题，两文认为这是清政府“应学应办”的重要事情之一。一则说
“做轮车以利人行”，对中外都有利益，再则说“各省开设铁道飞线，..
各国闻之无不欣悦”。④因为在中国“添设铁路和电报，..对于在华自由发
展外国贸易具有重大意义”①。正因如此，所以列强侵略者在1868年“修约”
期届之时，更加紧了活动，企图将其攫取铁路修建权的阴谋塞进“修约”条
款之内。总理衙门奕忻预见及此，于1867年上奏清廷说：“明岁更议条约，
彼必互相要结，强欲增入约内，..应若何先事规画”，使其达不到目的，
以社后患，饬“有地方之责者，请共商之。”②接着各有关督抚大臣对此发表
了见解。
其实，在此次之前，已经有过两次讨论。第一次是同治初年洋商请筑沪
苏、淞沪铁路和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修建一条小铁路之时，总署曾饬沿江海
各将军督抚对洋人筑铁路之请，严加防范和峻拒并对此发表意见。总署认为，
“山川险阻，皆中国扼要之区，如开设铁路，洋人可以任便往来”，这与“尽
东其亩”何异！④苏抚李鸿章说：“铁路费烦事巨，变易山川”，中国“断
不能允”。③其他如赣抚沈葆桢、粤督毛鸿宾多从有伤民间庐墓、夺民生计和
怕引起伏莽滋事影响社会治安等方面反对之。
第二次是清廷于1866年4月将《局外旁观论》、《新议略论》饬下有关
督抚和通商大臣“专折密奏”所引起的议论。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说：“兴作
铁路，必致扰民，有识者皆以为不可。..目下处以镇静，..徐图善策。”
①湖广总督官文说：“轮车电机等事，论者不一，其显而易见者，则垄断牟
利也；其隐而难窥者，则包藏祸心也。”所谓“包藏祸心”，即以火车埔轮
船之不足，以网尽中国之利权。②江西巡抚刘坤一说：火车“益令彼之声息
易通，我之隘阻尽失”。有利于彼，不利于我是显然的。“断不可从其所请”。
④江督马新贻颇有危机感地说：“轮车铁路者，是欲广通其路于中国也。以中
国之中，而皆有该夷之兵，皆有该夷之民，皆为该夷任意往来之路。轮船所
不能至，轮车皆至之。使无地不可以号召，无地不可以冲突，以重怵我百姓
之心。”中国将至于无力收拾的地步。①督抚们议论的角度各有不同，其警惕
洋商掠夺中国铁路修建权则是一致的。
上述两次讨论，仅几个督抚大臣参加，规模不大，只能说是讨论铁路问
题的序幕。1867年秋—1868年初，为了应付“修约”而发起的讨论，与前两
④应宝时的“七不可”之说在当时颇有影响，原文未见。
①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0。
②《阿礼国致麦华陀函》，见《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一），第33页。
③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50，页33。
④⑤《海防档·电线》（一），第5、8页。
①②③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1，页28、42、44。
次大不相同，参加的人数多，规模大，谈论问题也较为细致深入。与议者约
为18人，除总理衙门外，有：陕甘总督左宗棠、盛京将军都兴阿、山东巡抚
丁宝桢、总理船政沈葆桢、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西巡抚刘坤一、三口通商大
臣崇厚、湖广总督李鸿章、两广总督瑞麟、江苏巡抚署鄂督李瀚章、粤抚蒋
益澧、福州将军英桂、闽浙总督吴棠、浙江巡抚马新贻、福建巡抚李福泰、
湖北巡抚郭柏荫、署直隶总督官文等。起自1867年10月12日（同治六年九
月十五日）迄于1868年1月16日（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经历了近
三个月时间。兹将他们的意见综述于下。
第一，强调“民情不便”以相抵制。所谓“民情不便”是多方面的：一
是妨碍风水重地，二是影响民间生计田庐，行之必犯众怒。都兴阿、李瀚章
均持此说，而以李瀚章讲得较为全面，他说：“凿我山川，害我田庐，碍我
风水，占我商民生计，百姓必群起抗争拆毁，官不能治其罪，亦不能责令赔
偿，致激民变”。如果列强说他们“自能劝导防守为辞，欲增约内；我则必
以百姓抗争折毁，官不能治罪赔偿，等语，载入约内”。这样，“彼族..
当必废然思返”，我则达到不将修筑铁路事载入新修条约之内的目的。第二，
突出“就小民生计与之理论”。他们认为铁路之议果行，则犹如一条吸血管
那样吸吮着小民之鲜血，它“譬人一身，膏血既尽，则躯命随之，尚可待异
日补救乎？”①曾国藩对此讲得最为干脆，他说：“若..听其创办电线、铁
路，则车驴任辇旅店脚夫之生路穷矣。..自洋人行之，则以外国而占内地
之利；自华人之附和洋人者行之，亦以豪强而占夺贫民之利。皆不可行。”②
应“竭力相争”。其他如马新贻、吴棠、官文等均持此说，主张“内外臣工，
协力同心，持万不可行之定议”，决不迁就载入约内。第三，讨论中大臣们
中间有认识到铁路于民有利可以自办的问题。这可以沈葆桢、李鸿章为代表。
沈氏以秦筑长城的“当时以为殃后世赖之”为比喻地说：“铜线、铁路，如
其有成，亦中国将来之利也。且为工甚巨，目前亦颇便于穷民。”只要不载
入条约，“果能别创一法，于民间田庐坟墓毫无侵损”，做到“百姓退无后
言，朝廷便当曲许，否则断难准行。”④其实要办到“百姓退无后言”是不可
能的，因此，沈氏之意是不准洋人在中国修建铁路，但他能认识到铁路将为
“中国将来之利”，却是难能可贵的。李鸿章对此讲得更为坦率具体，他借
着“或谓”的口吻且加以论证说：
“或谓用洋法雇洋人，自我兴办，彼所得之利，我先得之。但公家无此财力，华商
无此巨资。官与商情易隔阂，势尤涣散，一时断难成议，或待承平数十年以后。然与其任
洋人在内地开设铁路电线，又不若中国自行仿办，权自我操，彼亦无可置喙耳。”李鸿
章的意思很明确，那就是铁路不让洋人办，由中国自己来办，利不与人而“我
先得之”。后来的历史表明，电线也好，铁路也好，基本上是按李鸿章的思
路发展的。这实际上就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尽可能吸收引进以为我所用，以利
国家和人民的思想。
④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5，页46。
①上引文见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55，页13。
②刘坤一语，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54，页13。
③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54，页2。
④马新贻语，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55，页27。
⑤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53，页5。
由此可见，60年代清政府关于铁路问题的三次议论，有一个共同点，即
都认识到铁路这个先进技术很利害；但前二次与第三次讨论有一个显著不同
点，即前者更多的从国防上考虑，洋人造路有利于他们对中国的侵略，后者
则进入到经济生活方面，要在修筑铁路上与洋人争利；如果说第一、二次讨
论中流露着对铁路惧怕的心情的话，第三次则由惧怕而产生要利用铁路这一
利器以为我用的思想萌芽了。总起来说，也就是从军务、商务两个方面来考
虑铁路的修建和利用问题了。
二、自办铁路的认识和尝试
洋务派之所以对铁路有如上所述的认识水平，绝非偶然，是有其历史渊
源，是和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影响有关的。这里要追叙到林则徐，魏源等人
的思想。
1840年林则徐主持编译成的《四洲志》中说：美国“其不通河道者，即
用火烟车陆运货物，一点钟可行二、三十里，其车路皆穿凿山岭，砌成坦
途，..究省人力。”①但《四洲志》对于首创铁路火车的英国反无只字谈及。
这说明林氏对铁路的认识是模糊的不全面的。但当时距火车发明仅10多年，
他仍不失为中国人最早对铁路有所了解的先进人物。接着，1842年魏源初刊
的《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到修订的六十卷本和1852年刊行的一百卷本中均
提及火车，且不断有所修正，达到比较近乎实际的记述：美国“火轮车可住
千人，一时能行百八十里，故国内多造铁..辘之路。”②书中并第一次附有铁
路火车图。其他与之同时代的徐继畲、梁廷枬等思想家，在其《瀛环志略》、
《海国四说》等书中也提到铁路火车事。但都没有说到中国要修建铁路。正
式提出中国自己兴办铁路者当推在“处洋多年，见识甚广”的太平天国领导
人洪仁：槭显谄859年春所著《资政新篇》中，充分肯定轮车铁路这些
“有用之物”，为“正正堂堂之技”，倡言“兴车马之利”，“倘能造外邦
火轮车，一日夜能行七、八千里者，准自专其利，限满准他人仿做”。他计
划“先于二十一省通二十一条大路，以为全国之脉胳”。①这是一个很大胆的
设想。尽管从其关于铁路的叙述看不一定准确，但却开创了中国人想自建铁
路的先河，也启迪后人为寻求“与番人并雄之法”而奋斗。此后不久，一些
新型知识分子不断地提出兴铁路之利的意见、例如，1867年容闳通过苏抚丁
日昌向总理衙门提出派学生出洋留学的条陈，其中即有在矿区至通商口岸修
筑铁路的建议；常住上海并与传教士理雅各等接触的王韬，在60年代中期，
即大声疾呼中国必须兴办机械铁路火轮车等先进事业，才能自强，才“足与
诸西国抗”，他“渴望豪杰之士及早而自握此一变之道”；②1870年王氏游
欧回国后又曾上书丁日昌，劝办铁路，俾夺西洋之利③。王韬期望中国人对于
科学技术的发展“握此一变之道”的感情是真切的。容、王等志士的兴办铁
路的条陈、舆论和呼吁，不可能不对当权的洋务派产生影响。就从人事关系
①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55，页13—14。
②《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四洲志》。
①《海国图志》卷61，页1。
②引文均见洪仁蹲收缕贰br />
③王韬《答包荇洲明经书》，《弢园尺牍》卷7。
说，甚力开明的丁日昌，是与李鸿章共事多年的密友，容闳对办铁路等事的
意见，必然会传到李氏那里；王韬在上海曾上苏抚李鸿章书，他们有过交往。
洋务派受到这些知识分子的影响是情理中的事。这样，在列强筑路要求的逼
迫下，在清政府洋务派千方百计进行抵制的情况下，在中国国防上有此需要、
经济日益发展要求“分洋商之利”的形势下，轮船、电线和铁路均日益成为
必不可少之物了。以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从峻拒洋人强求筑路转变为主
张自己兴办铁路，就成为时势之必然了。
历史车轮进入19世纪70年代，中外双方都把兴办铁路提到实践的日程。
洋人以修建淤沪铁路为开端，中国则自筑台湾基隆矿区铁路为起始。两者修
铁路的目的有某些差别，洋商更多的从经济利益上考虑，兼及军事；清政府
则更主要地从军事国防方面着想，经济利益仍置于次要地位。
清政府正式谈论修建铁路事，始于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后的“海防议
起”，但思想酝酿却在此前几年。如果说60年代的三次讨论，是清政府害怕
列强修筑铁路会破坏我国防和经济生活而加以坚决抵拒的话，70年代则是为
了加强防务而主张自筑铁路。前者为消极被动防范，后者则为主动修路以自
强。显然这一次修路之议，是前三次讨论的继续和发展。它是针对日本的崛
起而发生的。兹以在1868年那次讨论中主张以“自行仿办”铁路的李鸿章为
代表的言论来加以论述。
还在1871年1月21日（同治九年十二月初一日），李鸿章就在其《遵
议日本通商事宜片》中说：“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它近些年来
学习引进西方机器等技术，又仿造铁路，“其志固欲自强以御侮，究之距中
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④李氏警告国人说：
“日本颇为西人引重，其制造铁厂铁路练兵设关，一仿西洋所为，志不在小。”
我中国不能再“因循虚饰”了！在此“数千年大变局”面前，“识时务者当
知所变计”。①否则无能与东西洋对峙。“变计”的内容很多，在当时最主要
的是建电线、铁路及与之关联的煤铁矿等，李鸿章慨乎言之地致书志同道合
的丁日昌说：
“电线由海至沪，似将盛行。中土若竟改驿递为电信，车为铁路，庶足相持。闻此
议者勘不咋舌。吾谓百数十年后，舍是莫由。公其深思之！..俄人坚拒伊犁，我军万难
远役，非开铁路则新疆、甘陇无转运之法，即无战守之方。俄窥西陲，英未必不垂涎滇
蜀，
但自开煤铁矿与火车路，则万国蹜伏，三军必皆踊跃，否则日蹙之势也。”这里除对
电线、铁路将大行于中国的先见之明外，李鸿章把一般人惧怕洋人要求筑路
以破坏我国防的心理，一变而力争取自我筑路以为巩固国防的重要手段。在
上述思想认识前提下，一年多以后“海防议起”中，李鸿章更为明确地论述
铁路对于军事上的作用说：
“有事之际，军情瞬息变更，倘如西国办法：有电线通报径达各处海边，可以一刻
千里；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尚不至于误
事。”
很明显，李鸿章将铁路视作调兵运饷藉以胜敌的得力工具与手段。所以他后
来又曾有过：中国“富强之势，远不逮各国者，察其要领，固由兵船兵器讲
④王韬《上丁中丞书》，《弢园尺牍》卷8。
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7，页54。
①李鸿章《复王补帆中丞》，同治十年十月十三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1，
页27。
②李鸿章《复丁雨生中丞》，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一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2
，页26。
求未精，亦由未能兴造铁路之故。..若论切实办法，必筹造铁路而后能富
能强。”③其欲建造铁路的紧迫心情，溢于言表。其他督抚亦有与李鸿章相似
的见解，例如，丁日昌就说过：“铁路亦将来之所不能不设者，否则恢复新
疆转运艰苦，抽调兵勇行走岂不迟缓。”④但他又认为铁路建设“须设在我海
防已有可恃之后”。这与李鸿章所说“今尚非其时，似须俟诸数十年之后”①
的话，同样表示出修路在当时还没有可能。
然而，历史发展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就在“海防议起”不久，当外国侵
略者在中国试探性地修筑淞沪铁路之际，洋务派也将筑铁路事付之于行动，
那就是台湾基隆矿区铁路，和接着不久开平煤矿胥各庄铁路的修建。可以说
中外双方在筑路上基本上是同步的。兹分别加以叙述。
早在1865年，英商即组织了淞沪铁路公司，请筑上海至吴淞约30里的
铁路，被上海道应宝时所拒绝。英商并不甘心，过一段时间又向新任关道沈
秉成含糊提出修通至吴淞道路的请求，以此诓骗上海道。沈氏以既非铁道而
是一般修路，当即允准，但明确表示购地事由英人自行解决。修路之请得到
允准，英人马上着手修筑铁路。在风气未开的沪郊地区，土地要价既昂，风
水庐墓问题尤多，工作进展缓慢，终至陷于停顿。大部分股票落入怡和洋行
之手。兹后又几经周折，始于1875年招足股金，在英国购铁轨与机车，并起
运到沪。工程于1876年1月间开工，进展顺利，2月中旬即铺轨达四分之三，
由名为“引导”号的机车进行试车，这是在中国土地上第一次行驶火车。这
轰动了乡里，并引起上海道冯焌光的关注，随即他照会英领事麦华陀，声言
“先诓准租路，忽兴此举，由欺伪勉强而成。”②要求禁止。往返争执多次，
麦华陀允许暂时停止行驶一个月，候北京英公使指示。据新发现的李鸿章手
札云：淞沪“铁路已成，火车试行，竹儒（冯焌光字——引者）设法阻扰，
谓将卧铁辙中听其轧死，威（妥玛）、梅（辉立）等目为疯人。”③于此可见
沪道与英方争执的激烈程度了。
英公使馆派汉文正使梅辉立赴沪与冯道谈判，过津与李鸿章面商，李主
张买归自办，梅当面虽亦以为然，但到沪与冯焌光面议时，却坚持中国买回
后仍交怡和洋行承办。双方意气颇盛，形成了僵局。一方面梅氏愤而北回，
另一方面淞沪路公司加紧筑路，以造成既成事实。于6月30日全线通车，7
月3日正式营业。当营业的第十一天即7月14日那天，火车辗毙华人一名，
而被迫停驶。这给冯焌光实现中国方面主张的一个极好机会，威妥玛、麦华
陀的态度也趋于缓和。这时，李鸿章与威妥玛正在烟台举行“滇案”谈判，
顺便议及淞沪路事，李鸿章声明：“务在保我中国自主之权，期于中国有益，
而使洋商亦不致受损。”威妥玛则面称：“租界以外断不许英商办理。此事
如将来中国以铁路为有益，仍听中国自主。”①李鸿章随即于9月14日派烟
台滇案谈判随员朱其诏、盛宣怀赴沪会同冯焌光与英方代表梅辉立谈判。结
果由中国以白银28.5万两买回。南洋大臣沈葆桢始主自办，继则决定拆除。
③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页
22。
④李鸿章《复醇邸论铁路》，光绪七年正月初四日，《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2，
页2—3。
①丁日昌《海防条议》，见葛士濬《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01。
②李鸿章《复醇邸论铁路》，光绪七年正月初四日，《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2，
页2—3。
③参见李鸿章《致冯卓儒观察》，光绪二年三月十六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6，页11。
①李鸿章《致丁日昌函》，光绪二年三月十二日，《丰顺文史》1989年第二辑，第96页。
铁轨设备运台湾交由丁日昌，准备在台湾修建铁路时使用。
洋务派不仅在淞沪铁路的交涉上与列强针锋相对，且在筑路行动上也是
与洋商同步进行的。大约就在英人修筑淞沪铁路的同时，台湾基隆矿区于
1876年秋建筑了一条轻便铁道②，利用海岸坡度由矿井滑行至海岸边。虽未
用机车牵引，却是中国自己的第一条铁轨道。应认为是一个良好的开端。1876
年初被授为福建巡抚的丁日昌，乘机拟订了一个发展台湾铁路的宏伟计划。
他亲赴台湾进行考察，于是年冬向清廷上了十害、十利和七不必虑的奏折③。
那就是：轮路矿务不兴有着“道阻信艰”、文报难通、敌兵随处可以登
岸、我驻兵撤兵进退两难、兵多饷需糜费等十害；轮路矿务兴办有着“军情
可瞬息而得”、军队可“朝发夕至”使敌人有“迅雷不及掩耳”之感、日本
看到台强有如“芒刺在背”时存忌惮之心..狡谋自息”等十利；轮路矿务
并举、工商发达，自不愁经费不足等七不必虑。具体建议先开办台湾前山自
基隆至极南之恒春约近千里之铁路，将来经费足条件成热再兴办后山铁路。
丁氏慨乎言之他说，对台湾而言，“轮路矿务，奏功之鍼石也”。另在附片
中说：台湾“必须办轮路、电线、矿务，而后始能一劳永逸”①。这得到李
鸿章、沈葆桢等大臣疆吏的响应与支持。李氏说：“铁路、电线相为表里，
功用最大”；沈氏声称：“铁路一端，实为台地所宜行”。总理衙门作出“举
办轮路为经理全台一大关键，尤属目前当务之急”的结论上报清廷中枢，“请
饬下丁日昌审度地势妥速筹策，务当力为其难，俾安内攘外，均有裨益。”
总署惟恐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故特别强调“台湾海岛孤悬，迥非内地可比”
④，以减少阻力。清廷并同意自光绪三年七月起，粤海、潮州、闽海、浙海、
山海等五关，并沪尾、打狗二口之四成洋税，暨江海关四成内二成洋税划出
半分之半，批解福建巡抚兑收；其每年酌提江苏、浙江、江西、福建、湖北、
广东厘金，亦自本年始以一半批解福建丁日昌兑收。台湾修火车路的经费有
着落了。看样子，清政府对于台湾筑铁路的决心是很大的。
然而，工作进展很不顺利，主要原因是款项缺乏。在清廷决议下达之初，
丁日昌就呈清清廷将规定解福建之款仍归南北洋大臣提收，因为他认为“此
款若由臣催收，必致百呼而无一诺”①，筑路经费一定会落空。后果不出丁氏
所料，各关各省根本不按规定交兑，以致工程无法进行。丁日昌虽曾拟借丽
如银行50—60万两先筑府城至旗后口80里铁路。后以丁日昌病免而作罢。
奕回忆此事说，当年丁日昌建议台湾须修铁路，“因经费无措，迄未果行。”
③台湾修铁路在当时虽未果行，但意义却很重大。主要的一条就是冲破了不许
筑铁路的禁区。在1874年海防议起时，以李鸿章为代表“沥陈煤铁矿必须开
挖，电线铁路必应仿设”时，“廷臣会议皆不置可”，有些大臣还“痛诋之”。
后在煤铁矿的开采乃至电线敷设上虽有突破，但当李氏向奕“极陈铁路利
益，请先试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转输”时，奕虽亦以为然，但仍“谓无人
敢主持”，乃至于“遂绝口不谈”①修筑铁路事。可见其艰难程度了。时隔仅
②李鸿章《致威使》，光绪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6，页23
—24。
③参见本书第十一章第四节。
④光绪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丁日昌奏，《洋务运动》（二），第346—353页。
①②《洋务运动》（二），第346、356、358—359页。
③光绪三年五月初四日丁日昌奏，《洋务运动》（二），第371页。
①光绪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奕奏，《洋务运动》（六），第193页。
仅两年有余，在修建铁路问题上有如上所述的突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所谓台湾“非内地可比”，那不过是饰词罢了。应该认为，这是时势之必然，
也是对列强侵略者觊觎中国铁路修建权的一个挑战和示威。
三、80年代前、中期两次论战与唐胥、津沽铁路建成
淞沪铁路买回拆毁和丁日昌在台湾建造铁路的停止，几乎发生在同一时
间。此后，一方面，中国自造铁路的舆论并未因台湾铁路停造而终止，相反
更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外国侵略者因淞沪路被拆毁而寻求新的对策，他们
打算像电线电报那样，在他们控制下，由中国人兴办，中外共同使用。因而
在修筑铁路问题上的议论和主张，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清政府各派从共同反
对洋人在中国修路，一变而为中国人自己要不要修铁路的争论。这种修路与
反修路的论战，在19世纪80年代有过三次，本节先叙述前两次论战。
第一次争论是在1880年12月3日到1881年2月间，发起者为曾任直隶
提督的淮系将领刘铭传。唐廷枢于1880年10月间开始兴建唐胥铁路以应运
输开平煤炭之需，于是议论铁路之风波又起；与此同时，中俄关于伊犁问题
的交涉日趋紧张，与商务军务密切攸关的铁路修建问题很自然地又被提到议
事和实践的日程。当时“自解兵柄，养疴田园”的宿将刘铭传被召入京，他
毫不含糊地上了请速修铁路以自强的奏折。如果说“海防议起”中修建铁路
的议论是日本侵台事件引起的话，这次却主要是针对俄国的侵华野心而发动
的。刘铭传说：“用兵之道，贵审敌情。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又
将由海参崴开路以达珲春。此时之持满不发者，非畏兵力，以铁路未成故也。
不出十年，祸且不测。”至于东邻日本，近年来师西人长技，恃有铁路，“亦
遇事与我为难”。他慨叹他说：“失今不图自强，后虽欲图恐无及矣”！②
危乎殆哉！怎么就能自强？练兵造器固宜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
他说：“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
于用兵一道尤为不可缓之图。”为什么？刘铭传说：
“若铁路造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裁兵节饷，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
炮，朝发夕至，驻防之兵即可为游击之旅，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
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②不仅如此，铁路营业收
费还可以养兵，“则厘卡可以酌裁”，“裕国便民之道无踰于此”。“若一
旦下造铁路之诏，显露自强之机，则气势立振，..不独俄约易成，日本窥
伺之心亦可从此潜消矣。”正好在这一年李鸿章奏请架设电线，刘氏说：“电
线须与铁路相辅而行，省费既多，看守亦易。”①刘铭传还提出造铁路干线的
设想：南路二条，一由清江经山东，一由汉口经河南，均达北京；北路由北
京东至沈阳，西通甘肃。先办清江至京一条，以与议设之电线相表里。应该
说，刘铭传的建议是及时的可行的。清廷于当天即下达了“着李鸿章、刘坤
一北洋、南洋大臣悉心筹商，妥议具奏”的上谕。
在李鸿章、刘坤一未及复奏时，顽固派代表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骧首先
提出反对意见。其基本理由与当年反对洋商在中国造路相类似，不过这时更
具体化并有针对性地描准刘铭传的建议。张氏提出造铁路三大弊端，除所谓
②李鸿章《复郭筠仙星使》，光绪三年六月初一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7，
页13。
①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二日刘铭传奏，《洋务运动》（六），第137—138页。
影响民间田亩、房舍、坟墓等之外，就是清江开设铁路，洋人“借端生事，
百计要求”前往这个未开埠的城市，“则将何以应之”；“铁路既开，则由
上海、汉口入京者，大半归于陆行，天津码头即将从此而衰，..招商局数
百万款项弃于一旦”，是“耗费巨资以求不可必得之利”，必不可行。②清廷
亦于当天批交李鸿章、刘坤一，着将张氏奏折与刘铭传奏折一并复议具奏。
李鸿章于张家骧上奏后10天即具折声援刘铭传，他在《妥筹铁路事宜
折》中首先列举欧美各国之所以日臻富强的原因，是“有轮船以通海道，复
有铁路以便陆行”，并阐述了铁路有易于集兵、利于运输以及军饷、通讯、
救灾、拱卫京师等九利，其中“国计、军谋两事，尤属富强切要之图”。李
鸿章极力赞成刘铭传的修筑铁路和先修清江一路的建议；并针对张家骧的“三
弊”逐一予以驳斥。①与此同时，李鸿章又致函醇邸奕申述奏稿中的论点，
对于奕各项疑问一一予以说明，希望得到支持。至于刘坤一的意见，李鸿
章虽有“妨民间生计”、“内地税厘将归乌有”等“过虑”，但基本倾向如
其所说“刘铭传所请，适与臣意相符”，表示了支持的态度。
然而，顽固派不甘示弱，他们疯狂反扑。通政使参议刘锡鸿赤膊上阵，
声言：“火车实西洋利器，而断非中国所能仿行”，提出“不可行者八，无
利者八，有害者九”，耸人听闻地叫嚷“若造铁路，则不惟不设险，而且自
平其险，山川关塞，悉成驰骤之坦途，重门洞开，屏障悉撤，一夫奋臂可直
入室矣。”②这实际上是10余年前反对洋人在中国筑路时所谓“尽东其亩”
语言的重演，并无新意，如果说有什么新意的话，那也只是以之对付侵略者
的武器拿来对付刘铭传罢了。其他如降调顺天府府丞王家璧、翰林院侍读周
德润等也迫不及待地出场扮演反角，陈述不宜筑路的陈词滥调。
经一段时间的争论，清中枢于1881年2月14日（光绪七年正月十六日）
下达上谕：“铁路火车为外洋所盛行，若以创办，无论利少害多，且需费至
数千万，安得有此巨款？若借用洋债，流弊尤多。叠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
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著无庸议。”①这宣告了这场争论以顽固
派胜利而告一段落。
然而，就在洋务派与顽固派争论的时候，出现了非常矛盾的现象，那就
是洋务筑路派在口舌之争中“败诉”之际，却在筑路的实际行动上取得胜利
——庸胥铁路建造完工。②该路于1880年10月间开始建造，1881年春夏之
交建成，先用马拉，是年6月9日（光绪七年五月十三日）始用机车牵引，
机车名“中国洛克号”，后虽因言官弹劾，说什么机车行驶震动东陵，行驶
不久即被查禁，但却是中国使用机车牵引火车之始。值得奇怪的是，唐胥铁
路建造之际，正是顽固派坚决反对中国自己修筑铁路之时，也是清廷下达对
刘铭传修建铁路之奏“著无庸议”之时。这种矛盾现象如何看待和理解？这
与奕的指导思想有关。奕在双方争论时曾对李鸿章指示：铁路“试行于
煤铁之矿、开垦之地，以及屯军设防之一二口岸，俾见闻习熟，渐推渐广。”
李鸿章许之为“权衡至当，深协机宜”，并作了“鸿章亦索有此意”的表示。
②③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二日刘铭传奏，《洋务运动》（六），第138页。
①以上引文均见光绪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张家骧奏，《洋务运动》（六），第140页。
②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页20—26。
①光绪七年正月十六日刘锡鸿奏，《洋务运动》（六），第163页。
②见《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一），第102—103页。
③这样，上述矛盾现象就可得到答案了。这种情况，就预伏着下述两种征兆：
一是洋务派虽在筑路的口舌之争中“败诉”，但终有一天会“胜诉”的；二
是从历史上看铁路在中国确是“渐推渐广”的。如果说70年代中期还在晓晓
不休他说铁路只能行于孤悬外海的台湾，不能行于内地的话，时隔四五年却
开始行于内地了，并且就在清朝的心脏地区京津一带了。因此，唐胥铁路对
于冲破不许筑铁路的防线的意义，远超过台湾筑路所造成的影响，在不远的
未来铁路建设必将有较大的“推广”和“突破”，这可从唐胥路展筑和津沽
路建成得到说明。
第二次争论从1883年到1888年。争论的直接动因是由于法国侵略越南
和中国。
第一次关于铁路的争论，由于上谕刘铭传修路的建议“着无庸议”而暂
时告一段落。但并非僵旗息鼓，而是双方均在伺机行动。1883年，法国向越
南进兵日急，中法关系日趋紧张，李鸿章向奕建议，除催促向德国定造的
“定远”铁舰赶快回华、加强弁兵的电线电机等训练以准备迎战法军挑畔外，
又提出急修铁路问题，他说：“火车铁路利益甚大，东西洋均已盛行，中国
阻于浮议，至今未能试办。将来欲求富强制敌之策，舍此莫由。倘海多铁舰，
陆有铁道，此乃真实声威，外人断不敢轻于称兵恫喝。尚祈主持大计为幸。”
④1884年中法战起，漕粮海运恐有资盗之虞，河运则有阻滞之难，于是议修
铁路者渐增。反筑路者乘机起而进攻。内阁学士徐致祥、山东道监察御史文
海、陕西道监察御史张廷燎、太仆寺少卿延茂等上奏清廷，力陈修建铁路之
害。他们的发言，大都为陈词滥调，什么“以千余万之资，不以治河，而以
便夷民”①啦，铁路一开“开门揖盗”，“关山尽失其险”啦，必使“小民失
业者不可胜计，往往挺而走险流为捻匪”②啦，等等谬论，是经不起一驳和缺
乏说服力的。
正在铁路论战第二个回合进行之际，发生了有利于洋务派的三件事：一
是光绪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谕谴责徐致祥所奏，“并不平心论事，辄敢肆
行訾诋，殊属诞妄，著交部议处”③，受到“降三级调用”的处分。这无疑是
对顽固反筑路派的一个打击。二是1885年夏左宗棠临病逝前写下遗折，力主
先造清江至通州铁路，“以通南北之枢。”他指出：外洋各国建造铁路“民
因而富，国因而强，人物因而倍盛”的情况，其“有利无害，固有明征。”
认为“天下俗论纷纷，究不必与之辨白。”①三是中法战争结束后成立了海军
衙门，任命奕为总理海军事务大臣，李鸿章、曾纪泽为帮办大臣，铁路事
务划归海军衙门掌管，而上述三人均是积极主张加快修筑铁路的，尤其是奕
为光绪帝生父，权倾一时，是铁路建造的一位有力推行者。第一次论战因
一道“着无庸议”的上谕而告一段落，筑路派明败而实胜地修建了一条唐胥
铁路；第二次论战虽没有谁来作定论，却以展筑唐胥铁路和修建津沽铁路的
③唐胥铁路修建事参见本书第十一章第三节。
④李鸿章《复醇邸论铁路》，《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2，页5。
①李鸿章《论法兵渐进兼陈铁舰铁路之利》，光绪九年六月二十二日，《李文忠公全书
“译署函稿卷14，页25。
②徐致祥《论铁路利害折》，光绪十年九月十三日，《洋务运动》（六），第167页。
③光绪十一年十月初五日延茂奏，《洋务运动》（六），第180页。
①《光绪朝东华录》（二）总1862页。
事实，来回答反筑路派的攻击，从而宣告铁路问题的论战，洋务筑路派没有
“明败”而是“实胜”者。
1886年秋冬间，李鸿章在对士大夫之“毁谤铁路”者的：有碍庐墓论、
夺民生计论，“我能往寇亦能往”的“尽东其亩”“开门揖盗”论，一一予
以驳斥②的同时，与奕讨论如何展筑唐胥路和造津沽路的问题。并着手先筑
胥各庄至阎庄65里铁道。这条铁路是1886年8月间，由开平矿务局商董，
以运河浅阻，“矿内积煤日多，欲运煤而路不畅”③为由，而请求修筑的。为
此，成立了开平铁路公司，招集商股资本25万两，其中一半为开平矿局股本。
随即于是年秋开工，因地势平坦，进展顺利，工本费用亦较轻。这就是商本
商办的开平铁路。
胥各庄至阎庄铁路开工以后，1887年1月1日（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八
日）奕与李鸿章筹划展筑阎庄至大沽一段铁路，并建议“由海署奏明由贵
处（按指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引者）筹筑为调兵运军火之用，名曰试办。..
徐为扩充。”④奕之所以把从阎庄到大沽一段铁路定为军事国防之用，并强
调“试办”和“徐为扩充”，这是为减少阻力之故。于此可见奕与李鸿章
在造铁路上的志同道合和默契的程度了。
李鸿章当即照办，他复醇邸函云：“铁路试办，拟即遵来谕，由阎庄至
沽、由沽至津，令官商妥议，复到即咨请海署会奏。但招股多少、迟速，俱
难逆料，凡官可以为力之处，自无不竭力助之。沽北之路作为官商合办。”
①然而，工作进程迅速，过一个多月，海军衙门奕、李鸿章、曾纪泽联名上
奏清廷，充分说明了筑开平至大沽、大沽到天津铁路对军事国防和官商之利，
说：“开平铁路若接至大沽北岸，则出矿之煤，半日可上兵船；若将铁路由
大沽接至天津，商人运货最便，可收取洋商运货之资，藉充养铁路之费。”
建议归开平铁路公司一手经理。②公司随即着手招股100万两，还以开平铁路
赢利情况为例，以吸引投资者。称：“运煤一宗每年准保得银三万两，有盈
无绌；灰石杂货等项，可得银一、二万两；搭客等费亦得银万余两。”除去
养路等开支费，股银足有五六厘至一分之息。”③这并非夸口之词。④然而，
招股没有如愿完成，仅得108500两。不得已借拨天津海防支应等局16万两，
并先后以北洋大臣名义向英怡和洋行借款63.7万余两，向德华泰银行借款
43.9万余两。⑤
津沽路工程进展亦很迅速，1888年10月3日即全线竣工。9李鸿章亲往
查验，并第一次乘坐火车直抵唐山，甚为满意。他于10月13日致函奕，
极力主张速建律通路说：“煤矿商人及铁路各商，均以铁路便益，力求由天
津接造至通州。”李氏抱着支持的态度说：“鸿章查看情形，通州铁路似不
②《交通史·路政编》第1册，第38页。
③见《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卷2，页19。
④《开平商董致李鸿章请展筑铁路禀》，光绪十二年六月，《中国铁路史资料》（一）
，第126页。
①《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卷2，页25。《醇邸来函》，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八
②李鸿章《条复四事》，光绪十三年正月初十日，《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卷3页2。
③光绪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奕等奏，《洋务运动》（六），第187页。
④参见《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一），第133页。
⑤参见前引书第128页开平铁路通车一年客货运收入情况表。
能不就势接做，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关系非浅。”⑥
正当北方展筑唐胥路和津沽路的时候，南方新建的台湾省的第一任巡抚
刘铭传，也在那里筹办铁路。这位于1880年上奏清廷请修建铁路，从而拉开
第一次铁路问题论争的刘氏，在8年后的今天，并不因清廷曾有“着无庸议”
的上谕而改初衷，力主先造由台北大稻埕到基隆的一段铁路，并于1887年春
动工，并身体力行地亲率兵勇修造10余里的路基以为楷模。但山阻工艰，1891
年始工竣通车，1893年台北新竹段完工，时刘铭传已去职，继任巡抚邵友濂，
以经费不足未将工程继续下去，于是年2月停工，这时已接近中日甲午战争
了。
上述南北呼应的修筑铁路的行动，是给顽固反筑路派一个最好的回击，
显示了第二个回合的铁路论战洋务筑路派的胜利。这种“胜利”虽没有谁来
作文字上的结论，却是事实的回答。历史趋势是抗拒不了的！
四、第三次大论战及洋务派内部的争论
80年代洋务派与顽固派关于铁路问题的三次大论战，第三次是规模最大
涉及人数最多的一次。这是围绕津通铁路的筹办而展开的。上节已经谈到，
1888年津沽铁路竣工通车后，李鸿章致函海署，提出由津“就势接做”到通
州之议。之所以不接做到北京，想系怕遭反对者非议。海军衙门随即请办，
其理由：“现造铁路出息抵用养路经费则有余，抽还造路借本则不足，如接
造天津至通州铁路，既可抽还造路借本，并可报效海军经费。”①实际上更主
要的是从军事上考虑的。与此同时，洋务派为光绪帝大婚准备的贡礼，京城
一条7里长的小铁路的路轨建成，机车和车箱共为7节，用银6000两（据李
鸿章说承办该路的法商德威尼赔贴不下4万金）。①这件事影响颇大，它可使
慈禧、光绪皇帝乃至大臣们亲眼看到火车的优越性。然而修津通路和京苑小
铁路两件事凑在一起，却引起了轩然大波。那就是顽固派的群起攻击。
本来，顽固派从未停止过攻击，有谓海军衙门假报效之名滥售实缺者；
有说李鸿章进奉小铁路，是以西洋淫巧诱惑皇上者。到1889年1月起爆发了
一场很大政治风波。御史余联沅首先发难，接着是御史屠仁守、吴兆泰会奏；
御史张炳琳、林步青和给事中洪良品会奏；御史徐会澧、王文锦、李培元、
曹鸿勋、王仁堪、高钊中会奏；尚书翁同龢、孙家鼐会奏；礼部尚书奎润与
九卿言官等21人会奏。此后续有仓场侍郎游百川、内阁学士文治、大学土恩
承、尚书徐桐、侍郎孙毓汶等人的弹章劾疏。他们反对的理由，除“资敌”、
“扰民”、“夺民生计”和铁路可试行于边地不可遽行腹地等老调外，强调
通州“密迩京师”“漕运重镇”万不可建造铁路。“若置铁路其间，尽撤藩
篱，洞启门户，风驰电走，朝夕可至。”②危险啊！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
和压倒一切之概。
洋务派处在上述形势面前没有被吓退，他们迎头应战，以李鸿章为首对
⑥数字见《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卷3，页29。
①李鸿章《海军照章定议并筹津通铁路》，光绪十四年九月初九日，《李文忠公全书》
海军函稿卷3，页9。
①《海防档·铁路》第39页，第12号文。
②李鸿章《陈述病状并赏匠筹捐》，光结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李文忠公全书》》海
军函稿卷3，页10。
之进行反驳，李氏接连书写了：《议铁路驳恩相徐尚书原函》、《议驳京僚
谏阻铁路各奏》③等长文，逐条予以批驳，说理既甚透辟，措辞亦颇激烈。兹
举数例：其一，对于余联沅所说：“铁路一开，即有数十百万生灵绝无生计
非饥即盗”的论点，在摆事实讲道理之余，用讥讽的口吻说：“其平情之言
乎？抑过当之论乎？议论朝政可如是之危言耸听乎？殆亦惑于道路之浮言而
不察耳！”①其二，对于徐会澧所说“外国设铁路以通远方，中国设铁路以迫
禁近”的论点，进行批驳说：“外国铁路皆必由都会繁盛之处起手，由近以
通远，中国议设津通铁路意亦犹是。今原奏不曰由近以通远，故倒其文曰设
铁路以迫禁近，实不解其所谓！”③其三，对品位最隆的翁同龢、孙家鼐的
“铁路宜于边地不宜于腹地，边地有运兵之利，无扰民之害”的论点，也毫
不留情地批驳说：“所贵铁路者，贵其由腹之边耳，若将铁路设于边地，其
腹地之兵与饷仍望尘莫及。且铁路设于腹地，有事则运兵，无事则贸迁，经
费方能措办。若设于荒凉寂寞之区，专待运兵之用，造路之费几何？养路之
费几何？无论中国外国焉得此不竭之财以供铁路之用耶！”②以上这些驳论，
或讥对手的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或讽其对于铁路作用的无知。于此可见论
战的激烈程度了。
接着，海军衙门、军机处会奏，把反筑路派的奏稿观点归纳为“资敌、
扰民、夺民生计”三端，并对之进行批评，请皇上将各原奏发交有关将军督
抚复议，清廷下达上谕，著曾国茎、张之洞、刘铭传、王文韶等10余督抚对
于修津通铁路的各种意见，“各抒所见迅速复奏”。复奏结果，多数人都主
张继续兴办铁路，先办边防漕路，津通路亦可试行。在复奏中冒出的新意见，
那就是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奏请缓办津通路，改建卢汉路的意见。这就引
起了津通路与卢汉路孰轻孰重、孰缓孰急之争，这使第三次论战从洋务筑路
派与顽固反筑路派之间的争论，转而为洋务派内部围绕东路与中部南北干路
的争论了。
被奕誉为“别开生面，与吾侪异曲同工”③的张之洞，他把建造铁路的
功用，密切地与振兴经济联系起来考虑。他奏称：
“今日铁路之用，尤以开通土货为急。盖论中外通商以后之时局，中国民生之丰歉，
商分之息耗，专视乎土货出产之多少，与夫土货出口较洋货进口之多少以为断。近数年
来，
洋货洋药进口价值每岁多于土货出口价值者，约二千万两，若再听其耗漏，以后断不可
支。
现在洋货洋药之来源无可杜遏，惟有设法多出土货多销土货以救之。..中国物产之盛，
甲于五洲，然腹地奥区，工艰运贵，其生不蕃，其流不广。且土货率皆质粗价廉，非多无
利，非速不多，非用机器、化学不能变粗贱为精良，化无用为有用。苟有铁路，则机器可
入，笨货可出，本轻费省，土货旺销，则可大减出口厘税以鼓舞之。于是山乡边郡之产，
悉可致诸江岸海壖而流行于九洲四瀛之外。销路畅则利商，制造繁则利工，山农、泽农之
种植，牧竖、女红之所成，皆可行远，得价则利农。内开未尽之地宝，外收已亏之利权，
是铁路之利首在利民。民之利既见，而国之利因之，利国之大端则征兵转饷是矣。..故
利国之与利民实相表里。”张之洞的观点与一般论者不同的是，从利商出
③《洋务运动》（六），第208页。
①上二文见《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卷3，页10—22页，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二十八日。
②见《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卷3，页15。
③④见《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卷3，页17—18。
①《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1，页16：《醇邸来电》，光绪十五年四月初九日。
发而及于军事防务，不像多数人是从军事上立论，故他将筑铁路的地点选在
腹地，他认为铁路“宜自京城外之卢沟桥起，经行河南，达于湖北之汉口镇，
此则干路之枢纽，枝路之始基，而中国大利之所革也。”他说，这条路有着
“无引敌之虑”、却有征调之便和贸易必旺、饷源必旺等八利，“将来集资
推广续造”，向东、南、西、北延伸，“以次推行，惟力是视，二十年以后，
中国武备屹然改观矣。”②张之洞提出办卢汉路的同时，同意一些大臣的“缓
办津通”的意见，但认为从津沽接续筑至山海关后，“通接关东”是必要的。
奕对此反映除称张“别开生面，与吾侪异曲同工”之余，认为“西果行，
东必可望，但争迟早”③。李鸿章尽管有着“通州、卢沟同一近畿，未必通州
则谣诼纷来，卢沟则浮言不起”①的对缓修津通有抱怨情绪，但对于先办卢汉
路，还是与奕一起作了：“两头并举，四达不悖，以为经营全局之计，循
序渐进之基，庶几有益于国，无损于民，事出万全，决可毅然兴办。”②的肯
定表态。
写到这里，要剖析一下李鸿章、张之洞关于津通、卢汉之争都是为了本
集团的利益的说法。学术界多年有一种说法，认为李鸿章要筑津通路和向山
海关、东北展筑，是为了扩大淮系集团的势力，张之洞坚主筑卢汉路，是为
了扩大张氏集团的势力，因此，津通、卢汉之争，本质上是李鸿章、张之洞
维护和扩大自己集团势力之争。这种论点忆测成分者多，缺乏说服力。津通、
卢汉之争，始于张之洞修建卢汉路的提出，在张氏提出此建议的1889年4
月1日（光绪十五年三月初二日），张之洞是两广总督、署广东巡抚，同年
8月8日（七月十二日）始有调督两湖之旨，这是因为张之洞系修卢汉路发
起人，在作出“缓建津通，先修卢汉”决定之后，调张氏总督两湖用意是很
明显的，诚如张之洞所说：“洞调两湖，自为创办铁路”③。张氏事先根本无
意于两湖、也不知清廷有调张督两湖之意，何来修卢汉路是为了扩大“张氏
集团”势力的想法呢！至于李鸿章的以唐沽、津沽路为基点向通州和山海关、
关东延筑，从地势和形势看，从军务、商务两方面看都是必要的，即使有扩
大本集团势力的意图，也是与国家民族利益有一致性的。历史学家论历史上
人物事件，是置于历史规律中考察，是以客观效果为准进行分析做出结论；
如果论及人们主观的东西，那也主要是政治家们制订的路线政策方针和思想
家经过加工的思想，某些个人的主观动机决不是史学的研究对象。
这个问题澄清了，可以将卢汉和关东铁路筹建情况作一简要叙述。
修建卢汉路，张之洞本意分为四段进行，清廷决定先从两头试办，南由
汉口至信阳，北由卢沟至正定。张之洞造铁路的根本指导思想，“不外耗为
本，计利便为末，储材为先，兴工为后”。因此，他主张不借洋债，不买洋
轨，因为这是巨大的“外耗”，他认为：“洋款、洋铁两端，皆必致坐受盘
剥，息外有息，耗中有耗。”如果那样做，这不是与我张某所提：“销土货、
开利源、塞漏巵”的宗旨相违背了吗？因此，张氏筹建铁路的次序是：“积
②光绪十五年三月初二日张之洞奏，《洋务运动》（六），第251页。
③《洋务运动》（六），第255页。
①《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1，页16：《醇邸来电》，光绪十五年四月初九日。
②李鸿章《详陈创修铁路本末》，光绪十五年四月二十日，《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
卷3，页28。
③光绪十五年八月初一日奕、李鸿章等奏，《洋务运动》（六），第261页。
款、采铁、炼铁、教工四事为先，而勘路开工次之。”④既然不借洋债、不买
洋轨，上述次序是正确的。款从那里来？张之洞的意见是：“干路专归官办，
以一事权；枝路留待商股，以便招徕”。那就是说，卢汉路干线的用款由官
筹措。按当时估算每造一里铁路需款一万两计，卢汉路共需用款2000—3000
万两。“积款”置于第一位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不买洋轨，中国自己在当
时尚无铁厂，大量钢轨所用的钢铁还无来源。于是张之洞拟将他在广东筹建
的铁厂，随他移建于湖北。这就是后来的汉阳铁厂①。但铁厂从建成投产到生
产出钢轨须要几年时间，所以张之洞又提出：“储铁宜急，勘路宜缓，开工
宜迟，竣工宜速”②的十六字方针。可见，张氏将款与铁看作造卢汉路的关键
和前提，这是对的。但款与铁完全靠自己，而且都是官的力量，丝毫不求于
外洋，不一定是恰当的，这实际是自给白足封闭思想的反映。照他这样做法，
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开工呢！按张之洞估计：“前六、七年积款、积铁，后三、
四年兴工修造，两端并举，一气作成。”③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从1889年
动议到1896年由盛宣怀督办的铁路总公司成立的七年间，款根本没有积起
来；铁呢，自1893年汉阳铁厂投产以来，出铁不多，钢含磷大多易裂，不宜
千造铁轨①。从盛宣怀接办铁厂和修造铁路之任后，款主要是借了比利时洋
债，路轨主要是盛氏逐步解决“含磷易裂”技术难题后才用自造的钢轨。可
见，张之洞顾虑用洋款、洋轨受人盘剥的想法是可取的，但因此而绝对拒绝
借洋债、用洋铁，就不一定可取了。因此，学术界有人对于张之洞上述思想
和做法予以表彰和肯定，我对这种评价是不能苟同的。
正当张之洞因款、铁问题在建卢汉路上作长期打算的时候，日本势力对
朝鲜侵略日益深入，沙俄加紧修筑西伯利亚铁路以作为东侵的工具，日、俄
均对中国东北威胁甚大，清廷因而作出缓办卢汉路先建关东路的决定。显然，
这是为了防御俄、日而经营东北并支援朝鲜的战略决策。这个决策是对的。
出于俄、日均对朝鲜虎视眈眈，大有通过朝鲜入侵东三省之势，于是总
现衙门于1890年3月31日（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十一日）奏陈整顿朝鲜事宜：
“精练水陆各军”、“东三省兴办铁路”等六条，同日，即得到清中枢“整
顿练兵、兴办铁路两条均合机宜”②的旨准。按照李鸿章与奕商定的计划：
关东路以营口为起点经吉林而达珲春。李鸿章于4月16日即派吴炽昌率同工
程师金达秘密前往勘路。吴、金均认为营口为起点，颇不方便：一是营口每
年有5个月封冻期，运输不便；二是营口须建码头，水运至天津起卸亦难。
时间上经济上都不合算。主张由津唐北端之林西接造至山海关，再出关续造。
最后决定出关取道锦州直达吉林；另由沈阳造支路通营口。吉林至珲春段暂
缓。线路既经确定，李鸿章即于1891年在山海关设了北洋官铁路局，并随即
兴工。1893年筑至滦州，次年修抵山海关，甲午中日战起时，修至关外中后
所，出关约120里。筑路的进度是缓慢的。缓慢的原因之一是经费太少。从
1891年奏准拨归关东铁路专款起至1895年共为600万两，其中1894年因慈
④《张文襄公全集》电牍卷132，页28。
①光绪十五年九月初十日张之洞奏，《洋务运动》（六），第266—207页。
②参见本书第十二章第五节。
③《洋务运动》（六），第269页。
①《洋务运动》（六），第270页。
②参见本书第十二章第五节。
禧太后六十寿庆挪用了200万两，1895年因中日战事而把筑路经费拨归军
饷。于是筑到中后所只能停工了。
综观洋务运动中修筑铁路的历史，阻力重重，步履维艰。从清政府各派
政治势力一致反对洋人侵占中国筑路权，到清政府内部顽固守旧派反对洋务
派筑路，到一致认识到修建铁路在军事上商务上的必要性；等到没有人反对
筑路了，却又在筑路地点上挑剔，从而发展到洋务派内部在津通、卢汉路缓
急先后上的矛盾。总的看，虽然进展缓慢，却是步步前进的。因而取得了一
定的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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