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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9770 | 1 ——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
作者：王年一、何蜀、陈昭
林彪对毛泽东的故伎重施自然有数，但林彪既不像彭德怀那样据理力争，也不像刘少奇
那样认真检讨，而是采取他独具特色的对策：一顶二拖。于是，毛泽东为了达到打倒林
彪的目的，展开了一系列“把林彪逼上绝路”的六大部署。毛泽东把林彪逼到这一步，
林彪已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彼时彼地，林彪还能怎么办？低头认“罪”显然是行不通
的，彭德怀、刘少奇不是都低头认“罪”了吗？但他们的下场如何？林彪不想“认罪”
，只想“认命”，“反正活不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
但叶群、林立果又不愿意认命，于是就有了林彪被逼出逃的“九一三”事件。
毛泽东为了获得军队的支持以推行“文化大革命”，曾把原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
树为党的第二号人物，并在1969年春天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正式确定林彪为毛泽东的
接班人。那时在全国各地每天例行的“政治祈祷”（“早请示晚汇报”仪式）中，大家
都要“颂祷”这样两句话：“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然而，
两年之后，中共中央突然宣布，1971年9月13日，林彪“仓惶出逃，坠机在蒙古”，这
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官方对此的解释是林彪“叛党叛国”。
然而，这位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接班人”林彪为什么要叛党叛国、阖家出
逃呢？
1996年10月31日，王年一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对林彪集团的
再认识”曾提出：“‘九一三’事件是给逼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是毛制造出来的。”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在蜚声中外的大作《晚
年周恩来》中也用了这个“逼”字，该书第6章的一个小标题就是“把林彪逼上绝路”[
1]本文要探讨的是，毛泽东为什么、又是如何把自己钦定的“接班人”林彪逼上绝路？
中共“九大”通过的新《党章》“史无前例”地确认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文革
”前刘少奇也曾被指定为“接班人”，却未能享此殊遇），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重点发
言，肯定了林彪在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替代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之地位。表面上看，
这次大会似乎标志着林彪的“革命生涯”正通向光辉的顶点，其实，顶点的前方就是深
渊，在“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的视野中，此刻林彪已成为毛泽东的“斗争目标
”。面对步入晚年的毛泽东，林彪滑入政治深渊的速度比当年的刘少奇更快。1970年，
中共召开了“九届二中全会”，会后林彪的遭际几可用林黛玉在《葬花词》中的一句话
来形容：“风刀霜剑严相逼”。一年之后就发生了“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
一、“九大”政治报告风波：“九届二中全会”高层冲突之前奏
1971年夏毛泽东南巡时，多次对省市负责人谈到1970年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
上所谓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其中的一方是毛自称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另一方
就是后来所说的“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林彪向来是毛的坚定支持者，又是毛钦定
的“接班人”，而陈伯达自“文革”开始以来一直是“中央文革”组长，是毛的“文革
派”主将，为什么毛认为这两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人物联合起来反对自己的“
无产阶级司令部”呢？
当时的官方文件宣称，林彪、陈伯达“一夥”的主要“罪行”是，在1969年筹备召开“
九大”期间，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份令毛不满的政治报告。对此，1973年8月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的解释是：
“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
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但是，究竟这份导致“无产阶级司令部”重
大分裂的由“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有哪些内容，却从未公布过。尽管官方
文件不断强调这是林彪、陈伯达的“重要罪行”，但对这一报告草稿的真实内容却始终
高度保密，不仅在毛泽东亲自领导、“四人帮”把持媒体全力掀起的“批林整风”和“
批林批孔”运动中未公布这一报告草稿，甚至在“四人帮”倒台后对“林彪反革命集团
”的继续批判中也不公布。这是一个反常现象。1971年林彪死亡后，为了批判林彪，毛
泽东甚至硬着头皮批准下发了尖刻批判、侮辱他的“‘571工程’纪要”，何以陈伯达
起草的“九大”报告就一定不能公布？按常理来推断，一份为“九大”起草的政治报告
草稿不可能比“‘571工程’纪要”更尖锐。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份报告提到的今
后“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比毛泽东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更得人心，若
公布这一观点的具体内容会对毛泽东非常不利。
其实，即便林彪和陈伯达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也不能说这种看
法与毛泽东的公开说法有根本冲突。1967年8月16日，毛泽东与两位阿尔巴尼亚专家谈
话时就说过：“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
年扫尾[2]，”此后他又多次作过类似表示。比如，在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
全会”上毛泽东就说过：“现在不是都讲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
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就差不多了[3]”如果毛泽东真的这么想，那么
1969年春天召开“九大”时政治报告当然就应该着重讲经济建设了。然而，毛泽东关于
“三年结束‘文革’”的说法倘若并非其真意，只是“虚晃一枪”，那么，提出“九大
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的说法当然会令毛泽东不快。不过，在当年全国上下对毛
泽东无限崇拜的政治环境里，恐怕没有人会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而无条件接受毛泽东与
林、陈之间的分歧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宣传倒是很自然的。
需要分辨的另一个问题是，林彪是否确实“伙同陈伯达起草”了这个报告，林彪在陈伯
达起草这个报告时到底起了多大作用？上文提到的1973年周恩来的报告并未拿出确凿证
据。最近，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披露：“陈伯达在领受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任务
后，撇开张春桥、姚文元二人，一个人天天往毛家湾跑，同林彪商量怎样写[4]”当年
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王保春则回忆说：“由于是林彪在党的九大会议上作报告，所以
林彪就约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去他那里（毛家湾）谈了一下，以表示林委托他们三
个代劳，报告内容由陈考虑，林彪就不多过问了。”“陈伯达回办公室后，很快拟了一
个提纲，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下列了几个小标题
，陈带着这个提纲，又去和林彪商量过后，回来改成总题目下面十个小题目……”陈伯
达还对两位秘书说，不管“上海那两个”（指张、姚），“他们和我想的不一样”，他
要自己写，并讲了他对起草“九大”报告的主题设想：“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主要的
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就是说，经过了一场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要掀起生产上的大跃
进[5]”
以上两种说法略有出入，一个说陈伯达“天天往毛家湾跑”，一个则只说陈伯达拟好提
纲去和林彪商量过后又回来修改。不过，从这些文字看，林彪应是支持和赞同陈伯达起
草的报告的。虽然说“林彪就不多过问了”，陈伯达毕竟还是“又去和林彪商量过后”
才回来修改的。
在林彪办公室（简称“林办”）秘书张云生的回忆中，却又有另外的说法。林彪在准备
“九大”报告时告诉秘书：“我向来不习惯念别人写的现成稿子，而只愿意自己顺口讲
。因此，我想搞个平行作业，既准备一个正式发表用的稿子，又准备一个讲话用的条子
。”林彪还说明：“我这次做口头讲话，还是用十二中全会讲话的那六个题目[6]”林
彪所说的“十二中全会讲话的那6个题目”是：“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文化大革命
”的胜利：“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中国革命在
世界上的作用；今后怎么办[7]若从这6个题目看，林彪对“九大”报告的设想与陈伯达
起草的“九大”报告的主题就大不一样了。两人的想法既然不同，又如何“伙同”起草
呢？后来，陈伯达起草的报告被“中央文革”否决了，毛泽东决定改由康生牵头，张春
桥、姚文元执笔重新起草。陈伯达还不甘心，又托叶群劝林彪好好看看他起草的报告稿
。叶群向“林办”秘书们吩咐：在向林彪讲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稿时，不能讲得太细，以
防林彪脑子一热，又对陈伯达的东西发生兴趣[8]这表明，林彪对陈伯达起草的报告写
了些什么其实并不清楚。
显然，根据目前已经公开的材料，无法确定林彪对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究竟起了
多大作用和抱有何种态度。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林彪对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
“九大”报告十分反感。据张云生回忆：林彪对张、姚起草的报告“根本不感兴趣”，
“始终不感兴趣，一眼没看”，只注意毛泽东的批示和修改[9]3月底，周恩来把经中央
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的政治报告初稿批送林彪审定，林彪一字未看，就在稿子上批了“
呈主席审批”，急得周恩来无可奈何[10]林彪在“九大”会议上宣读张、姚起草的政治
报告之前，并未看过报告的内容。汪东兴说：“由于林彪对‘九大’的政治报告改用张
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不满，在‘九大’上，他只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敷衍了事[
11]”林彪甚至还对叶群说：“多念错一点才好[12]”林彪对得到毛泽东肯定的张、姚
起草的报告的厌恶之情，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这件事上，无论是林彪还是陈伯达，并没有什么“
反党”主张或“反党罪行”。他们只不过是未能像张春桥那样善于理解毛泽东深藏心中
的真实想法，又对深受毛泽东宠信的张春桥有所不满而已，结果林彪与陈伯达竟因此获
罪。
二、“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所谓“八月逆流”
毛泽东在1971年夏的南巡讲话中曾挑明了他要打击林彪的真正原因：“他们名为反张春
桥实际上反我”，“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13]”在未公开的《姚文元日
记》中，姚文元提到，毛泽东称“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了“八月逆流”。“八月逆流
”到底“逆”了什么？至今未见任何相关资料公布于众，而这个钦定名称也从来没有见
诸史书。
现在来看，所谓的“八月逆流”不过是出席中央全会的代表在小组讨论中发表自己的看
法罢了。这些意见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拼命颂毛表忠，二是不点名攻击张春桥（认为他
贬低毛泽东思想，不忠）。令毛泽东动怒的原因是第二点，即他所说的“他们名为反张
春桥实际上反我”。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讲了话，会议的主持者是毛泽东。据高文谦披露，
在林彪讲话前，毛泽东问林彪准备讲什么，林彪说，听吴法宪讲，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
时发生了争论，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还说赫鲁晓夫天才
地创造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毛泽东听了说：这不是张的意见，是江青
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捣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14]林彪的讲话只是一段
又一段地讲述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好像是官样文章，只有了解此前在8月13日中央宪法
修改小组讨论会上的争吵内幕的人，才会敏感到有些话是针对张春桥的。但林彪按照毛
泽东的要求，在讲话中确实没有点张春桥的名字，而且只字未提是否设“国家主席”的
问题。总的看来，林彪的讲话显得低调。倒是汪东兴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调门高，强调要
设“国家主席”，认为党内还有“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坏蛋”。陈伯达、陈
毅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情绪也较为激烈（后来周恩来在大会上点了“二陈合流”，给陈毅
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15]）。
在毛泽东的眼里，林彪和与会绝大多数代表都把矛头对准张春桥，这就是有阴谋。其实
，“九届二中全会”上出现“反张春桥”的形势应有以下一些原因：
首先，在1970年8月13日中央宪法修改小组讨论会上，张春桥与吴法宪发生了争吵。张
春桥以宪法序言中已有类似内容为由，提议在“国家机构”一章中删掉“毛泽东思想是
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一句，后来又大讲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讲过“赫鲁晓夫
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个讽刺”一类的话[16]在“九大”前后，对毛
泽东的“三忠于”狂热达到了高潮，在这样的气氛中，张春桥的这些言论显然属于大逆
不道，于是出席“九届二中全会”的高级干部们或是认为抓到了张春桥的“小辫子”，
或是认为应当趁机表明自己忠于毛泽东的坚定立场。
其次，张春桥一贯支持造反、夺权，而第九届中央委员中的众多军队将领和老干部几乎
无不身受“造反”、“夺权”之苦之害。张春桥支持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红纵”，“红
纵”险些要了总后勤部长邱会作的命；广州军区的“造反派”“炮轰”广州军区司令员
黄永胜，使黄在广州呆不下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也曾被“造反派”逼得躲到大别
山里；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被一次次的“炮轰”、围攻整得焦头烂额；外交部长陈毅
在“九大”期间也曾遭到以张春桥为后台的上海小组的批判围攻……这些人早就对张春
桥有一肚子的怨气。
再次，按当时的观点看，张春桥历史上有“叛徒”嫌疑，上海因此发生过“炮打张春桥
”事件，“九届二中全会”的与会代表们自然都知道。
最后，林彪及许多军队将领、老干部对江青的狐假虎威、颐指气使早已忍无可忍（林彪
曾于1967年初“批判萧华”事件后的一天，因情绪失控而大骂过江青一次[17]；还有一
次他还扬言要找枪，要“毙了她”[18]！1967年1月军队将领“大闹京西宾馆”时，黄
永胜在发言中公开说：“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
的话[19]）！”，但他们因为“投鼠忌器”而不敢直接反对江青。张春桥是江青的心腹
高参，是“中央文革小组”中最富有政治经验、最老谋深算的角色，打击张春桥，就等
于是给江青一击。
总之，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九届二中全会”上各地区组都一致声讨“阴谋家”，形
成了群情激愤的气氛，在毛泽东看来“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后来康生
曾如此概括当时的形势：这次会议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陈毅跳
出来”[20]
依照中共党章，中央全会是全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一切意见均可在会上公开表达，一切
大事均应由全会讨论决定，但事实上毛泽东早就把党改造成了他个人的“一言堂”。当
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看出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对他那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
革命”的路线“很不理解”甚至强烈不满，发现继续推行他的“文革”路线的党内阻力
非常大，这样的形势不利于他的“战略部署”时，立刻大动“天子之怒”。他重施故伎
，利用个人崇拜气氛为他造就的绝对权威，公布了一份大字报“我的一点意见”，同时
揪出陈伯达以“杀鸡吓猴”。在当时毛的个人权威被推至巅峰状态的情况下，这个“我
的一点意见”几乎等同于一言九鼎的“圣旨”，众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们只有高
呼“万岁”、“坚决照办”，谁还敢再说半个“不”字？
在后来公布的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中，毛抓住“九届二中全会”上党内高层议论
是否要设国家主席一事发难。中央文件甚至声称，林彪以“设国家主席”为名要“抢班
夺权”，而这又被解释成林彪最后“仓惶出逃”的原因之一。对这个“设国家主席”问
题，王年一和何蜀已在“‘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一文中做过深入分析，这里只强调
几个要点：
首先，当时毛泽东反对设国家主席，却讲不出任何正当理由；他只是因为不想担任国家
主席一职，就反对设立国家主席这一职位。毛泽东抱持“朕即国家”的观念，完全把国
家主席这一国家主权对内对外的最高代表当成虚设的可有可无的职位，任凭自己的兴趣
决定取舍。而且，“九届二中全会”初期，毛泽东其实并未因中央委员中绝大多数人坚
持“设国家主席”而动怒，他后来抓住“设国家主席”一事发难是另有权谋上的考虑。
其次，当时党内高层除了毛泽东本人外，都认为国家主席一职只能由毛泽东担任。“设
国家主席”一议既非林彪首倡，也非林彪独撑。“九届二中全会”前夕，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讨论此事时，只有毛泽东主张不设国家主席，而主张设国家主席的却有4票（周恩
来、康生、陈伯达、林彪）。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也都赞成设国家主席。
硬把“设国家主席”一议说成是林彪个人的阴谋，并无根据。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公
开提出如果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就由林彪当国家主席的，只有一人，即江青集团的“顾
问”康生。但毛泽东却从未因此而批评康生。
再次，指称林彪赞成设国家主席就是想当国家主席，要“抢班夺权”，更无道理。周恩
来也赞成此议，而且具备担任这一职位的党内资历，为什么对他却不提出相同的指责？
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其实毫无根据，而证明林彪不愿当国家主席、甚至不愿当“接班
人”的根据却有不少[21]
林彪死亡后，中央文件说林彪把“设国家主席”作为反革命政变的纲领，完全是无稽之
谈。在这个问题上，暴露出来的只是毛泽东的一块心病。
三、毛泽东的“心病”：林彪地位上升
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指出：“毛泽东并没有真想把权交给林彪，选择林彪作为接
班人，不过是为了打倒刘少奇的权宜之计。九大后，林彪在政治上羽翼丰满，尾大不掉
，成为毛的一块心病[22]”
林彪的“接班人”本来就是毛一手安排并强迫林彪接受的。“文革”中让军队“支左”
、介入地方政治斗争，并由军队干部主持各地、各单位工作，使“一元化领导”的各级
革命委员会几乎全由军人所把持，这也是毛泽东的独创。之所以在“九大”前出现林彪
地位迅速上升的局面，完全是毛泽东自己一手造成的。据《晚年周恩来》一书介绍：“
林彪……非但基本上掌握了军队的局面，军委办事组几乎是他清一色的人马；而且由于
当时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第一把手多半是奉命支左的军队干部而在政治上的影响也
越来越大，俨然成为左右政局的一大势力[23]”《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文化大革
命”部分也有相同的看法和分析。
尽管林彪地位的迅速上升是毛泽东自己造成的，可是一旦毛觉得林彪似乎有“羽翼丰满
、尾大不掉”之势，他又感到揣揣不安。习惯于大权独揽的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大权
旁落”。当年，刘少奇是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他甚至亲自推荐并动员全党拥护刘
担任国家主席；可是，一旦他认为刘少奇对他的最高权力构成了威胁，自己的“大权旁
落”了，“接班人”在他眼中就变成了“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便要被拉下马来而且
不得好死。“九大”召开前，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才刚刚被“摧毁”，毛泽东
又一次为“大权旁落”担忧起来。他一贯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林彪这个“接班
人”是军人出身，“九大”会场上满眼都是军人，苏联当时也抨击中国是“军事官僚专
政”。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口头上称“九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心中想的却是如何对付“羽翼丰满、尾大不掉”的新任“接班人”林彪。毛后来在南
巡中就说：“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有人说军队是我缔造的，但不能指挥[24]”其实谁
也没有那样说过，“有人说”只是毛的一个借口而已，而且军权从来就被他抓得牢牢的
。但他一旦起了疑心，就“疑心生暗鬼”了。
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后南巡时，反复谈到林彪等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纲
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25]林彪死后公开传达的中央文件中，这个“要当主席”
却被改换成了“设国家主席”，可能因为实在找不到林彪“要当主席”的证据，只好拿
“设国家主席”一事代替。毛泽东真正不能容忍的，并不是“设国家主席”而是他疑心
有人“要当主席”。对于自比秦始皇的毛泽东来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毛怀疑
谁动了“要当主席”的念头，谁就是“另立中心、另拉山头、另设司令部”，谁就成毛
的打击对象。
其实，毛泽东指责林彪要“篡党夺权”，只不过是毛个人的疑心而已。林彪长期受着疾
病的折磨，连“饮食男女，人之大欲”都没有了，实际上很少过问他分管的事务。据“
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我在林彪身边工作了4年多，因为要‘讲文件’，差不多天
天都能见他一面，所以可以说，我对‘文革’中的林彪并不缺乏了解。然而我亲眼看到
的林彪，在‘文革’动乱中要么是遇事不表态，要么讲些‘绝’话，要么就是对他份内
之责‘大撒手’。”以军委办事组为例：“林彪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实际
上，他参加主持‘日常’军委工作的记录屈指可数。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
他把军委的‘日常’工作委托给了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叶帅‘靠边站’后，军内上层一
时群龙无首，亏得有个以杨成武、吴法宪为正副组长的‘军委办事组’照应‘日常’军
务，林彪则对他们的活动很少过问。‘军委办事组’改组后，黄永胜取代了杨成武。这
个以林彪的‘老部下’组成的清一色‘办事’班子，叫人一看就感到有‘搞山头’之嫌
。但那是毛主席钦定的，林又是毛可以信赖的‘接班人’，因此这个‘清一色’倒可成
为抵挡一切‘复辟’梦想的一道屏障。林彪在名义上是‘副统帅’，实际上却是靠‘抓
两头’：上头靠毛主席掌舵，下头靠有个可以办事的工作班子挡挡军内日常事务。”“
军委办事组自1967年夏成立，到1968年3月改组，再到‘九大’后正式成形，直到1970
年10月我调离‘林办’，我没见到一次林彪接见军委办事组的全体成员，没有听到他对
军委办事组的全面工作给予一次像样的指示。我甚至认为，不管是杨成武或黄永胜领衔
的军委办事组，他们在什么地方‘办事’又怎样‘办事’，林彪从不过问。”“从1967
年到1970年，林彪在住地毛家湾的会客厅只召见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四员大将
一次，谈的仅仅是怕苏联趁我国庆对北京实施突然袭击的事，而且只有20多分钟。”“
黄永胜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和总参谋长前后，林彪只见他两次。”“吴法宪可算林彪的亲
信，但自从军委办事组改组后，林彪在住地从未单独接见过他。”“……林彪与李作鹏
并无‘私交’。我在‘林办’任职四年，只是在1966年9月海军内部出现纷争，林彪偏
向了‘高举’、‘突出’、‘有干劲’的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因而
在大会堂接见过一次李作鹏夫妇。从那以后，林彪与李作鹏再无单独接触。”“邱会作
在‘文革’期间从没得到单独面见林彪的机会。”“又有人说，林彪控制‘军委办事组
’，是通过他的老婆叶群……依我看，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叶群做坏事，林彪确实有责
任。但叶群打着林彪的招牌，在外边胡作非为，林彪并不全部知情。他从叶群嘴里听到
一些，又是经叶群用花言巧语伪装了的。‘林办’的工作人员直接受叶群控制，眼见处
于病态的林彪受叶群摆布，但无能为力。”“事实上，叶群虽为‘军委办事组’成员，
但她几乎从不参加‘军委办事组’的会议。‘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出了成绩有她一份，
出了是非她不承担任何责任。‘军委办事组’天天忙于处理的‘三支两军’工作、部队
战备训练以及人事调整等问题，叶群从不参与正式讨论研究[26]”
林彪在1968年10月26日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作报告中也承认
：“……整个两年多的工作，主要是毛主席领导的，具体执行主要是中央文革，特别起
作用的是江青同志、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其他同志。而我呢，老实
讲，就是没有做多少事。我也并不是故意偷懒，就是身体不好，不能够做多少事情。所
以实际情况了解的不多，工作也做得不多[27]”即便如此，毛泽东仍然怀疑林彪要“篡
党夺权”，如此则林彪在劫难逃了。
四、林彪是如何被逼上绝路的？
毛泽东是个权谋大师，在送林彪坐上“接班人”高位之时，就已经决定尽快把林彪从“
接班人”的位置上拉下马来。熟读古籍的毛很善于运用古代帝王的欲擒故纵手法：在他
准备对林彪“开刀”之前，却当面向林彪许诺，声称自己准备两年后交班给林彪[28]这
样的把戏毛泽东以前也多次玩过。1965年毛泽东部署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这场批
判将置彭德怀于死地，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公开发表之前，毛泽
东居然还当面宽慰彭德怀，甚至说出“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这样的话[29]“文化大革命
”初期，毛泽东制订的打倒刘少奇的“战略部署”已全面展开，“炮打司令部”的号召
传遍全国，可是1966年9月14日毛泽东还在刘少奇的检讨书上批示：“少奇同志：基本
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10月25日毛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谁人
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30]”林彪对毛泽东的故伎重施自然有数，但林彪
既不像彭德怀那样据理力争，也不像刘少奇那样认真检讨，而是采取他独具特色的对策
：一顶二拖。于是，毛泽东为了达到打倒林彪的目的，只得想方设法“引蛇出洞”、“
轰蛇出洞”，展开了一系列“把林彪逼上绝路”的部署。
（一）控制中央组织、宣传大权
1970年11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
。它指出：“为了党在目前进行的组织宣传工作，实施统一管理，中央决定在中央政治
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中央组织宣传组设组长一人，由康生担任。设组员若
干人，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同志担任。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
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中
央编译局的工作，以及中央划归该组管辖单位的工作[31]”无疑，这个决定是毛泽东个
人作出的，也只有他才能作出。目的就是为了把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同时削弱和
钳制林彪。什么“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其实就像“中央文革小组”一样，还是在毛
泽东一人的领导和控制之下。
这个“中央组织宣传组”名义上的组长是康生，但康生其实自“九届二中全会”后就称
病不起，不再工作。该组组员李德生此时身兼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总政治
部主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等重要职务，此后不久（1971年初）又担任中共安徽省
委第一书记，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的这种职务安排也是毛泽东
的一大“创造”），因此他在“中央组织宣传组”纯属挂名。实际上中央组织和宣传大
权落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手中。中共中央明令把中央的组织宣传大权交给几个人，
这是中共党史上“史无前例”、绝无仅有的一件大事。“九大”后没有“中央文革小组
”了，新成立的这个“中央组织宣传组”实际上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借尸还魂”
，而且权力更大了。江青等人凭借这一大权，做了许多坏事。
（二）“大批判开路”
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通知”，掀起了全国性
的“批陈整风”运动，主要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唯心主义先
验论”。批“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告诉国人，刘少奇“司令部”倒台之后阶级斗争依然
存在，新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又出现了；批“唯生产力论”是针对陈伯达的“九大”
政治报告草稿，以打消人们以为“九大”后会结束“文化大革命”进入经济建设阶段的
念头；批“唯心主义先验论”则是批判曾得到“八届十一中全会”确认的“天才论”。
毛泽东在黄永胜等人的检讨上批注了一段批判陈伯达的话：“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
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
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32]”毛泽东过去长期任用陈伯达作自己的政治秘书，并让陈
担任为“文化大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倘若陈伯达确实早就是
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毛泽东却一直重用他，岂不是故意帮助敌人在最高决策层埋
藏“定时炸弹”？事实上，毛为陈伯达加的这些“罪名”，恐怕毛自己也不见得相信，
他只不过是为了整垮政敌而不择手段地给昔日的亲信陈伯达罗列“罪名”而已。
这一系列批判表面上针对的是陈伯达，实际上都是针对林彪的。这是毛惯用的“大批判
开路”策略。在打倒前一个“接班人”刘少奇之前，毛泽东就在全国开展了对“三家村
”、对前北京市委和中宣部、文化部的“大批判”运动。这次的“批陈整风”运动实质
上就是为打击林彪而制造舆论。在1971年4月15日至29日召开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
议”上，对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批判终于扩大成了对“中央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
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5人“政治上的方向、路线错误”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
错误”的批判。这5人都是林彪倚重的军方主要领导人，此时“批陈整风”运动真正的
矛头所向就十分明显了。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谈话中批判了林彪颂扬毛的“
四个伟大”的说法，也就等于不点名地批判了林彪。经毛泽东批准，“毛主席会见斯诺
的谈话”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0]39号）”的形式下发全党。毛藉此向全党暗示
，自己对林彪的态度变了（该文件特别注明：已经毛主席审阅）。“文革”初期毛泽东
心安理得地接受“四个伟大”的颂扬，唯恐“个人迷信”之风不烈，如今又改口说“四
个伟大”讨嫌，实在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黑是白全由他说了算。
1971年2月18日，周恩来将外交部编印的《外事活动简报》“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加西亚
访问外地的几点反映”送毛泽东阅。该简报的第（四）条提到，加西亚在井冈山参观时
对讲解员闭口不谈南昌起义和朱德率部上井冈山这两段史实提出意见，认为这样讲外国
人不容易理解。毛泽东批示：“第（四）条说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
说[33]”就在一年多以前的“九大”上，周恩来在大会重点发言中公开宣称：“林彪同
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
[34]”当时周恩来的这个发言贬低朱德、吹捧林彪，明显歪曲史实，吓得林彪赶紧打断
周恩来的话：我林彪没什么，一切都是毛主席，我如果跟着贺龙、朱德早就完了，没有
今天。为了表示自己对毛的诚惶诚恐，林彪还当场哭了起来[35]“九大”上周恩来发表
歪曲史实、吹捧林彪的讲话，当时毛泽东的态度是对周恩来的讲话报以热烈鼓掌。到了
1971年春，毛认为打倒林彪的时机快来了，于是又一反过去的态度，假惺惺地要求调整
“文革”以来贬低朱德的官方说法，“作正确解说”。
（三）削弱林彪的军事指挥权
为了打击林彪，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削弱林彪的军事指挥权。毛后来自鸣得意地
说：“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
角。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
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
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
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
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36]”
所谓的“甩石头”是要打击林彪等人的威信，把他们“搞臭”：“掺沙子”一事表明，
毛泽东完全不信任军委办事组，说“土太板结了”，就如同当年说北京市委“针插不进
水泼不进”一样：“挖墙角”（又作“挖墙脚”）则更是无中生地有把北京军区看成了
林彪的“墙角”和“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37]毛泽东最担心
的是首都北京发生政变，因此对北京军区最不放心，要设法“换马”。当时北京军区的
第一政委是李雪峰，北京军区司令员是郑维山。由于毛对此二人有所猜忌，就故意把由
李雪峰、郑维山主持的“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会议的简报钦定为“反革命的”，然后
以此为借口改组北京军区，使李雪峰、郑维山二人遭受长期迫害。
（四）“敲山震虎”，逼林彪认罪
毛除了用了这“三板斧”之外，还通过对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
检讨的批示，“敲山震虎”，刺激林彪，逼林彪认罪。“九届二中全会”后，黄、吴、
叶、李、邱都被迫写了书面检讨，毛泽东在这些检讨上作了批示并将批示下发党内，其
中一些语句广为人知。例如，毛对吴法宪检讨的批示是：“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
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38]”毛对叶
群检讨的批示是：“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九大胜利，当上了
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
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了[39]”再如对刘子厚（时任河北省革委会主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
书记，“文化大革命”前的河北省省长）所作检查的批示是：“上了陈伯达的贼船，年
深日久，虽有庐山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3月19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
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上那种猖狂进攻
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40]”此批示前边还有意味深长的一句话：“此件留待军委
办事组各同志一阅[41]”
从这些批示中可以看出，毛用的是讽刺挖苦、“上纲上线”、“揪住不放”等手法，对
黄、吴、叶、李、邱等人的态度甚至比“文革”初期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态度还要严厉
，堪称“史无前例”。而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表了与黄、吴、
叶、李、邱相同观点的汪东兴检讨的态度却迥然不同，毛信任依赖汪东兴，对汪的言行
就“轻轻放下”了。
林彪个性强，自尊心重，对毛泽东又很了解，他很清楚毛泽东的指责无非是“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对这种莫名其妙的罪名，他即便主动承认也未必有好下场。当年的国防
部长彭德怀、国家主席刘少奇不都是勉强承认了毛泽东强加的“罪名”并且一再检讨，
最后仍然死于非命吗？不过，据林彪的秘书李文普回忆，“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曾
让新调来的秘书王焕礼代写过检查[42]，内容不详，毛泽东是否就此作过批示也得而知
。这个检查显然是毛、林二人都没有当真的。1971年2月20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向毛泽
东报送学习讨论其关于批陈整风“重点在批陈”指示的情况报告，毛泽东作了措辞严厉
的批示，并且破天荒地将此件只批给“周、康阅后，退军委”[43]，而不是象以往那样
照例批给林彪。这显然也是在刺激林彪，逼林彪认罪。
（五）拒绝与林彪见面、不给转圜的余地
整人时拒绝与被整者面谈，不听申诉，不听解释，强调“只有低头认罪才是你的唯一出
路”，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手段。“文革”前毛泽东整总参谋长罗瑞卿时，罗瑞卿以为其
中有误会，想与毛泽东、林彪见面，把事情说清楚，被周恩来坚决阻止[44]罗瑞卿有口
难辩，在“墙倒众人推”的形势下被逼得含恨跳楼，自杀未遂。毛泽东对林彪还是用的
这一套，然而毛是不会承认这一点的。相反，毛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说：“对林还
是要保……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这分明是撒谎。
据李文普回忆：“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曾要求面见毛泽东，谈一谈，但毛泽东长
时间不作答复。林彪个性很强，从不服软，两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林彪此
后不愿住在北京，经常住在苏州、北戴河[45]另据官伟勋转述一位“林办”秘书的回忆
：林彪找毛泽东很多次，“就是见不上。后来没办法才找江青，他最讨厌江青，但又没
办法，因为想通过江青去见毛主席，”就在这时江青让林彪去照相，“林为了见毛主席
赶紧去，走得急，脸都没刮，到了钓鱼台，现借江青秘书的刮脸刀刮了刮，照片拍了，
但还是没见上毛主席[46]”
（六）南巡“打招呼”、宣布“逐林令”
毛泽东习惯于以“打招呼”来强行统一思想。所谓的“打招呼”就是非正式地颁布“最
高指示”，全党与全军干部只许恭听，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更不“允许发表反对
意见”，对毛的意见谁想不通，必须赶紧“转弯子”。毛泽东这一次为了打倒林彪，事
先不开中央会议，不发中央文件，干脆抛开中央领导集体，凭着他个人的“绝对权威”
，于1971年夏南巡“打招呼”。
此次南巡后共28天，在途中毛约见各地军政大员，讲话13次。讲话中充满了给林彪“上
纲上线”、“定性定罪”的话：“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
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我看他们的
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就
是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
”：“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
，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47]”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一再诬指林彪等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反革命政变”的纲领之一是“
要当主席”[48]然而，因为说林彪“要当主席”毫无事实依据，太“莫须有”了，所以
“九一三”事件之后，当毛泽东审定并批准中央公布的此前他的南巡讲话时，又自行把
当时讲话中对林彪“要当主席”的指控改成了林彪欲“设国家主席”。毛泽东的蛮横无
理、任意诬陷、信口捏造，由此可见一斑。
这次南巡讲话是毛泽东欲打倒林彪的宣言书、挑战书、逐客令（逐林令）。当时的海军
政委李作鹏听到毛的南巡讲话后，把它概括为3点：庐山的问题没有完；上纲比以前更
高；矛头指向首长（林彪）。他的概括一点也没有错，林彪当然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泽
东不在中央高层内部讲，不对林彪当面讲，党中央的主席背着党中央的副主席，背着中
央，到下面去煽风点火，动员打倒他自己钦定的“接班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但
毛同时又假惺惺地声称：“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不要公开的去讲这
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不要像我对你们说的这一套[49]”如此作为
的毛泽东居然还道貌岸然地提出了“三要三不要”（“要团结，不要分裂；要搞马克思
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究竟是谁在分裂党内高层
，谁在搞阴谋诡计，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毛泽东把林彪逼到这一步，林彪已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彼时彼地，林彪还能怎么办？
低头认“罪”显然是行不通的，彭德怀、刘少奇不是都低头认“罪”了吗？但他们的下
场如何？何况此时的林彪不是1959年的彭德怀（那时的彭德怀比他年轻、身体也好），
也不是1966年的刘少奇（刘少奇比他理论修养更高、政治斗争经验更丰富），林彪身患
重病，经不起“认罪”后必不可少的长期折磨，于是他不想“认罪”，只想“认命”，
“反正活不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50]”但叶群、林立果又
不愿意认命，于是就有了林彪被逼出逃的“九一三”事件。
对“九一三”事件的真相，已有一些文章指出了官方解释中的很多破绽，为此提出了一
系列疑问。1971年9月13日凌晨，当毛泽东、周恩来获悉林彪夫妇准备乘坐256号专机离
开北戴河之后，究竟做了些什么事，至今仍然扑朔迷离。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
中提供了一个新疑点：林彪“在出逃途中还曾一度萌生了打退堂鼓的念头”[51]；在林
豆豆告发之后，中央可以阻止林彪的出走而未“全力阻止林彪从北戴河出走”，可以阻
拦256号专机起飞而“没有人出来拦阻”……[52]也许，逼林彪这样出走本来就是毛的
“战略部署”。
林彪的出逃宣告了毛泽东所谓“团结、胜利的九大路线”的破产，宣告了“文化大革命
”的破产，也是对毛泽东及其荒谬绝伦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说法的致命一击
。林彪的出逃与惨死异国他乡，粉碎了毛泽东多年来精心编织的“以毛主席为首、林副
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团结、胜利的九大路线”等神话，在亿万炎黄子孙的
心中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大地震”，唤起了许多人的觉醒。可以说，256号专机坠机在
蒙古温都尔汗的爆炸声，敲响了“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丧钟。
注释：
[1]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年，第4、345页。
[2]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
1499页。
[3]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209页。
[4]出处同注[1]，第269页。
[5]王文耀、王保春，“关于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研究》，
2003年第2期。
[6]张云生、张丛坤，《“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
2003年，第463页。
[7]出处同上，第456页。
[8]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1988年，第211页；另见张云生、张丛坤的
《“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第467页。
[9]出处同注[6]，第467-468页。
[10]出处同上，第469-470页。
[11]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7年，第17页。
[12]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198页。
[13]出处同注[2]，第1595、1594页。
[14]出处同注[1]，第291页。
[15]出处同注[1]，第364页。
[16]出处同注[1]，第286页。
[17]出处同注[6]，第131-133页。
[18]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211-212页。
[19]出处同注[1]，第195页。
[20]出处同注[1]，第300页。
[21]详见王年一、何蜀的“‘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载网络杂志《华夏文摘增刊
224期·文革博物馆通讯70期》，2000年7月13日出版。
[22]出处同注[1]，第272页。
[23]出处同注[1]，第275页。
[24]出处同注[2]，第1594页。
[25]出处同注[2]，第1594-1598页。
[26]出处同注[6]，第299-305页。
[27]载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2002年出版。
[28]出处同注[1]，第300、303、313页。
[29]《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88页。
[30]出处同注[2]，第1448、1451页。
[31]《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
299-300页。
[32]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14页。
[3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37页。
[34]“周恩来等九位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大会上的发言”，四川
人民出版社革命委员会翻印，1969年5月7日。
[35]出处同注[1]，第279页。
[3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46-247页。
[37]见1971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通知，转引自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第410页。
[38]出处同注[36]，第137-139页。
[39]出处同注[36]，第143-146页。
[40]出处同注[11]，第77页。
[41]《大动乱的年代》，第415页。
[42]李文普，“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载《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
[43]出处同注[36]，第208-209页。
[44]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第
213页。
[45]出处同注[42][46]出处同注[18]，第242-243页。
[47]出处同注[2]，第1594-1598页。
[48]出处同注[2]，第1595、1596页。
[49]出处同注[2]，第1596-1597页。
[50]金春明主编，《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
632页。
[51]出处同注[1]，第345、347页。
[52]出处同注[1]，第343、344页。
来源：当代中国研究 |
m*****a
发帖数: 56 | 2 任何文章如果牵涉到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请你们一定要重新思考。其人的
话完全不可信。一个卖主求荣的奴才，狗汉奸！！请参考斯在美国自营的系列丑恶的言
行。 |
M******a
发帖数: 6723 | 3 你知道个鸡巴毛。
高的父母跟周恩来是好友，高在他写的书里总是设法为周干的坏事开脱，说是在毛腊肉
的淫威下不得已而为之。
估计你根本没有读过他写的《晚年周恩来》，只是凭想象，猜测跑到美国的中国人不会
说共产党头目的好话。
当然，你要说“周恩来干坏事是被迫”“完全不可信”，老将估计也没法反驳你，否则
就成了舔共了。
【在 m*****a 的大作中提到】
: 任何文章如果牵涉到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请你们一定要重新思考。其人的
: 话完全不可信。一个卖主求荣的奴才，狗汉奸！！请参考斯在美国自营的系列丑恶的言
: 行。
|
c*********d
发帖数: 9770 | 4 ——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
作者：王年一、何蜀、陈昭
林彪对毛泽东的故伎重施自然有数，但林彪既不像彭德怀那样据理力争，也不像刘少奇
那样认真检讨，而是采取他独具特色的对策：一顶二拖。于是，毛泽东为了达到打倒林
彪的目的，展开了一系列“把林彪逼上绝路”的六大部署。毛泽东把林彪逼到这一步，
林彪已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彼时彼地，林彪还能怎么办？低头认“罪”显然是行不通
的，彭德怀、刘少奇不是都低头认“罪”了吗？但他们的下场如何？林彪不想“认罪”
，只想“认命”，“反正活不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
但叶群、林立果又不愿意认命，于是就有了林彪被逼出逃的“九一三”事件。
毛泽东为了获得军队的支持以推行“文化大革命”，曾把原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
树为党的第二号人物，并在1969年春天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正式确定林彪为毛泽东的
接班人。那时在全国各地每天例行的“政治祈祷”（“早请示晚汇报”仪式）中，大家
都要“颂祷”这样两句话：“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然而，
两年之后，中共中央突然宣布，1971年9月13日，林彪“仓惶出逃，坠机在蒙古”，这
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官方对此的解释是林彪“叛党叛国”。
然而，这位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接班人”林彪为什么要叛党叛国、阖家出
逃呢？
1996年10月31日，王年一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对林彪集团的
再认识”曾提出：“‘九一三’事件是给逼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是毛制造出来的。”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在蜚声中外的大作《晚
年周恩来》中也用了这个“逼”字，该书第6章的一个小标题就是“把林彪逼上绝路”[
1]本文要探讨的是，毛泽东为什么、又是如何把自己钦定的“接班人”林彪逼上绝路？
中共“九大”通过的新《党章》“史无前例”地确认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文革
”前刘少奇也曾被指定为“接班人”，却未能享此殊遇），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重点发
言，肯定了林彪在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替代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之地位。表面上看，
这次大会似乎标志着林彪的“革命生涯”正通向光辉的顶点，其实，顶点的前方就是深
渊，在“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的视野中，此刻林彪已成为毛泽东的“斗争目标
”。面对步入晚年的毛泽东，林彪滑入政治深渊的速度比当年的刘少奇更快。1970年，
中共召开了“九届二中全会”，会后林彪的遭际几可用林黛玉在《葬花词》中的一句话
来形容：“风刀霜剑严相逼”。一年之后就发生了“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
一、“九大”政治报告风波：“九届二中全会”高层冲突之前奏
1971年夏毛泽东南巡时，多次对省市负责人谈到1970年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
上所谓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其中的一方是毛自称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另一方
就是后来所说的“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林彪向来是毛的坚定支持者，又是毛钦定
的“接班人”，而陈伯达自“文革”开始以来一直是“中央文革”组长，是毛的“文革
派”主将，为什么毛认为这两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人物联合起来反对自己的“
无产阶级司令部”呢？
当时的官方文件宣称，林彪、陈伯达“一夥”的主要“罪行”是，在1969年筹备召开“
九大”期间，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份令毛不满的政治报告。对此，1973年8月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的解释是：
“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
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但是，究竟这份导致“无产阶级司令部”重
大分裂的由“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有哪些内容，却从未公布过。尽管官方
文件不断强调这是林彪、陈伯达的“重要罪行”，但对这一报告草稿的真实内容却始终
高度保密，不仅在毛泽东亲自领导、“四人帮”把持媒体全力掀起的“批林整风”和“
批林批孔”运动中未公布这一报告草稿，甚至在“四人帮”倒台后对“林彪反革命集团
”的继续批判中也不公布。这是一个反常现象。1971年林彪死亡后，为了批判林彪，毛
泽东甚至硬着头皮批准下发了尖刻批判、侮辱他的“‘571工程’纪要”，何以陈伯达
起草的“九大”报告就一定不能公布？按常理来推断，一份为“九大”起草的政治报告
草稿不可能比“‘571工程’纪要”更尖锐。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份报告提到的今
后“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比毛泽东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更得人心，若
公布这一观点的具体内容会对毛泽东非常不利。
其实，即便林彪和陈伯达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也不能说这种看
法与毛泽东的公开说法有根本冲突。1967年8月16日，毛泽东与两位阿尔巴尼亚专家谈
话时就说过：“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
年扫尾[2]，”此后他又多次作过类似表示。比如，在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
全会”上毛泽东就说过：“现在不是都讲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
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就差不多了[3]”如果毛泽东真的这么想，那么
1969年春天召开“九大”时政治报告当然就应该着重讲经济建设了。然而，毛泽东关于
“三年结束‘文革’”的说法倘若并非其真意，只是“虚晃一枪”，那么，提出“九大
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的说法当然会令毛泽东不快。不过，在当年全国上下对毛
泽东无限崇拜的政治环境里，恐怕没有人会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而无条件接受毛泽东与
林、陈之间的分歧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宣传倒是很自然的。
需要分辨的另一个问题是，林彪是否确实“伙同陈伯达起草”了这个报告，林彪在陈伯
达起草这个报告时到底起了多大作用？上文提到的1973年周恩来的报告并未拿出确凿证
据。最近，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披露：“陈伯达在领受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任务
后，撇开张春桥、姚文元二人，一个人天天往毛家湾跑，同林彪商量怎样写[4]”当年
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王保春则回忆说：“由于是林彪在党的九大会议上作报告，所以
林彪就约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去他那里（毛家湾）谈了一下，以表示林委托他们三
个代劳，报告内容由陈考虑，林彪就不多过问了。”“陈伯达回办公室后，很快拟了一
个提纲，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下列了几个小标题
，陈带着这个提纲，又去和林彪商量过后，回来改成总题目下面十个小题目……”陈伯
达还对两位秘书说，不管“上海那两个”（指张、姚），“他们和我想的不一样”，他
要自己写，并讲了他对起草“九大”报告的主题设想：“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主要的
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就是说，经过了一场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要掀起生产上的大跃
进[5]”
以上两种说法略有出入，一个说陈伯达“天天往毛家湾跑”，一个则只说陈伯达拟好提
纲去和林彪商量过后又回来修改。不过，从这些文字看，林彪应是支持和赞同陈伯达起
草的报告的。虽然说“林彪就不多过问了”，陈伯达毕竟还是“又去和林彪商量过后”
才回来修改的。
在林彪办公室（简称“林办”）秘书张云生的回忆中，却又有另外的说法。林彪在准备
“九大”报告时告诉秘书：“我向来不习惯念别人写的现成稿子，而只愿意自己顺口讲
。因此，我想搞个平行作业，既准备一个正式发表用的稿子，又准备一个讲话用的条子
。”林彪还说明：“我这次做口头讲话，还是用十二中全会讲话的那六个题目[6]”林
彪所说的“十二中全会讲话的那6个题目”是：“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文化大革命
”的胜利：“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中国革命在
世界上的作用；今后怎么办[7]若从这6个题目看，林彪对“九大”报告的设想与陈伯达
起草的“九大”报告的主题就大不一样了。两人的想法既然不同，又如何“伙同”起草
呢？后来，陈伯达起草的报告被“中央文革”否决了，毛泽东决定改由康生牵头，张春
桥、姚文元执笔重新起草。陈伯达还不甘心，又托叶群劝林彪好好看看他起草的报告稿
。叶群向“林办”秘书们吩咐：在向林彪讲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稿时，不能讲得太细，以
防林彪脑子一热，又对陈伯达的东西发生兴趣[8]这表明，林彪对陈伯达起草的报告写
了些什么其实并不清楚。
显然，根据目前已经公开的材料，无法确定林彪对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究竟起了
多大作用和抱有何种态度。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林彪对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
“九大”报告十分反感。据张云生回忆：林彪对张、姚起草的报告“根本不感兴趣”，
“始终不感兴趣，一眼没看”，只注意毛泽东的批示和修改[9]3月底，周恩来把经中央
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的政治报告初稿批送林彪审定，林彪一字未看，就在稿子上批了“
呈主席审批”，急得周恩来无可奈何[10]林彪在“九大”会议上宣读张、姚起草的政治
报告之前，并未看过报告的内容。汪东兴说：“由于林彪对‘九大’的政治报告改用张
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不满，在‘九大’上，他只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敷衍了事[
11]”林彪甚至还对叶群说：“多念错一点才好[12]”林彪对得到毛泽东肯定的张、姚
起草的报告的厌恶之情，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这件事上，无论是林彪还是陈伯达，并没有什么“
反党”主张或“反党罪行”。他们只不过是未能像张春桥那样善于理解毛泽东深藏心中
的真实想法，又对深受毛泽东宠信的张春桥有所不满而已，结果林彪与陈伯达竟因此获
罪。
二、“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所谓“八月逆流”
毛泽东在1971年夏的南巡讲话中曾挑明了他要打击林彪的真正原因：“他们名为反张春
桥实际上反我”，“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13]”在未公开的《姚文元日
记》中，姚文元提到，毛泽东称“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了“八月逆流”。“八月逆流
”到底“逆”了什么？至今未见任何相关资料公布于众，而这个钦定名称也从来没有见
诸史书。
现在来看，所谓的“八月逆流”不过是出席中央全会的代表在小组讨论中发表自己的看
法罢了。这些意见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拼命颂毛表忠，二是不点名攻击张春桥（认为他
贬低毛泽东思想，不忠）。令毛泽东动怒的原因是第二点，即他所说的“他们名为反张
春桥实际上反我”。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讲了话，会议的主持者是毛泽东。据高文谦披露，
在林彪讲话前，毛泽东问林彪准备讲什么，林彪说，听吴法宪讲，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
时发生了争论，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还说赫鲁晓夫天才
地创造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毛泽东听了说：这不是张的意见，是江青
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捣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14]林彪的讲话只是一段
又一段地讲述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好像是官样文章，只有了解此前在8月13日中央宪法
修改小组讨论会上的争吵内幕的人，才会敏感到有些话是针对张春桥的。但林彪按照毛
泽东的要求，在讲话中确实没有点张春桥的名字，而且只字未提是否设“国家主席”的
问题。总的看来，林彪的讲话显得低调。倒是汪东兴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调门高，强调要
设“国家主席”，认为党内还有“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坏蛋”。陈伯达、陈
毅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情绪也较为激烈（后来周恩来在大会上点了“二陈合流”，给陈毅
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15]）。
在毛泽东的眼里，林彪和与会绝大多数代表都把矛头对准张春桥，这就是有阴谋。其实
，“九届二中全会”上出现“反张春桥”的形势应有以下一些原因：
首先，在1970年8月13日中央宪法修改小组讨论会上，张春桥与吴法宪发生了争吵。张
春桥以宪法序言中已有类似内容为由，提议在“国家机构”一章中删掉“毛泽东思想是
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一句，后来又大讲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讲过“赫鲁晓夫
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个讽刺”一类的话[16]在“九大”前后，对毛
泽东的“三忠于”狂热达到了高潮，在这样的气氛中，张春桥的这些言论显然属于大逆
不道，于是出席“九届二中全会”的高级干部们或是认为抓到了张春桥的“小辫子”，
或是认为应当趁机表明自己忠于毛泽东的坚定立场。
其次，张春桥一贯支持造反、夺权，而第九届中央委员中的众多军队将领和老干部几乎
无不身受“造反”、“夺权”之苦之害。张春桥支持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红纵”，“红
纵”险些要了总后勤部长邱会作的命；广州军区的“造反派”“炮轰”广州军区司令员
黄永胜，使黄在广州呆不下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也曾被“造反派”逼得躲到大别
山里；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被一次次的“炮轰”、围攻整得焦头烂额；外交部长陈毅
在“九大”期间也曾遭到以张春桥为后台的上海小组的批判围攻……这些人早就对张春
桥有一肚子的怨气。
再次，按当时的观点看，张春桥历史上有“叛徒”嫌疑，上海因此发生过“炮打张春桥
”事件，“九届二中全会”的与会代表们自然都知道。
最后，林彪及许多军队将领、老干部对江青的狐假虎威、颐指气使早已忍无可忍（林彪
曾于1967年初“批判萧华”事件后的一天，因情绪失控而大骂过江青一次[17]；还有一
次他还扬言要找枪，要“毙了她”[18]！1967年1月军队将领“大闹京西宾馆”时，黄
永胜在发言中公开说：“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
的话[19]）！”，但他们因为“投鼠忌器”而不敢直接反对江青。张春桥是江青的心腹
高参，是“中央文革小组”中最富有政治经验、最老谋深算的角色，打击张春桥，就等
于是给江青一击。
总之，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九届二中全会”上各地区组都一致声讨“阴谋家”，形
成了群情激愤的气氛，在毛泽东看来“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后来康生
曾如此概括当时的形势：这次会议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陈毅跳
出来”[20]
依照中共党章，中央全会是全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一切意见均可在会上公开表达，一切
大事均应由全会讨论决定，但事实上毛泽东早就把党改造成了他个人的“一言堂”。当
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看出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对他那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
革命”的路线“很不理解”甚至强烈不满，发现继续推行他的“文革”路线的党内阻力
非常大，这样的形势不利于他的“战略部署”时，立刻大动“天子之怒”。他重施故伎
，利用个人崇拜气氛为他造就的绝对权威，公布了一份大字报“我的一点意见”，同时
揪出陈伯达以“杀鸡吓猴”。在当时毛的个人权威被推至巅峰状态的情况下，这个“我
的一点意见”几乎等同于一言九鼎的“圣旨”，众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们只有高
呼“万岁”、“坚决照办”，谁还敢再说半个“不”字？
在后来公布的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中，毛抓住“九届二中全会”上党内高层议论
是否要设国家主席一事发难。中央文件甚至声称，林彪以“设国家主席”为名要“抢班
夺权”，而这又被解释成林彪最后“仓惶出逃”的原因之一。对这个“设国家主席”问
题，王年一和何蜀已在“‘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一文中做过深入分析，这里只强调
几个要点：
首先，当时毛泽东反对设国家主席，却讲不出任何正当理由；他只是因为不想担任国家
主席一职，就反对设立国家主席这一职位。毛泽东抱持“朕即国家”的观念，完全把国
家主席这一国家主权对内对外的最高代表当成虚设的可有可无的职位，任凭自己的兴趣
决定取舍。而且，“九届二中全会”初期，毛泽东其实并未因中央委员中绝大多数人坚
持“设国家主席”而动怒，他后来抓住“设国家主席”一事发难是另有权谋上的考虑。
其次，当时党内高层除了毛泽东本人外，都认为国家主席一职只能由毛泽东担任。“设
国家主席”一议既非林彪首倡，也非林彪独撑。“九届二中全会”前夕，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讨论此事时，只有毛泽东主张不设国家主席，而主张设国家主席的却有4票（周恩
来、康生、陈伯达、林彪）。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也都赞成设国家主席。
硬把“设国家主席”一议说成是林彪个人的阴谋，并无根据。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公
开提出如果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就由林彪当国家主席的，只有一人，即江青集团的“顾
问”康生。但毛泽东却从未因此而批评康生。
再次，指称林彪赞成设国家主席就是想当国家主席，要“抢班夺权”，更无道理。周恩
来也赞成此议，而且具备担任这一职位的党内资历，为什么对他却不提出相同的指责？
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其实毫无根据，而证明林彪不愿当国家主席、甚至不愿当“接班
人”的根据却有不少[21]
林彪死亡后，中央文件说林彪把“设国家主席”作为反革命政变的纲领，完全是无稽之
谈。在这个问题上，暴露出来的只是毛泽东的一块心病。
三、毛泽东的“心病”：林彪地位上升
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指出：“毛泽东并没有真想把权交给林彪，选择林彪作为接
班人，不过是为了打倒刘少奇的权宜之计。九大后，林彪在政治上羽翼丰满，尾大不掉
，成为毛的一块心病[22]”
林彪的“接班人”本来就是毛一手安排并强迫林彪接受的。“文革”中让军队“支左”
、介入地方政治斗争，并由军队干部主持各地、各单位工作，使“一元化领导”的各级
革命委员会几乎全由军人所把持，这也是毛泽东的独创。之所以在“九大”前出现林彪
地位迅速上升的局面，完全是毛泽东自己一手造成的。据《晚年周恩来》一书介绍：“
林彪……非但基本上掌握了军队的局面，军委办事组几乎是他清一色的人马；而且由于
当时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第一把手多半是奉命支左的军队干部而在政治上的影响也
越来越大，俨然成为左右政局的一大势力[23]”《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文化大革
命”部分也有相同的看法和分析。
尽管林彪地位的迅速上升是毛泽东自己造成的，可是一旦毛觉得林彪似乎有“羽翼丰满
、尾大不掉”之势，他又感到揣揣不安。习惯于大权独揽的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大权
旁落”。当年，刘少奇是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他甚至亲自推荐并动员全党拥护刘
担任国家主席；可是，一旦他认为刘少奇对他的最高权力构成了威胁，自己的“大权旁
落”了，“接班人”在他眼中就变成了“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便要被拉下马来而且
不得好死。“九大”召开前，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才刚刚被“摧毁”，毛泽东
又一次为“大权旁落”担忧起来。他一贯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林彪这个“接班
人”是军人出身，“九大”会场上满眼都是军人，苏联当时也抨击中国是“军事官僚专
政”。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口头上称“九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心中想的却是如何对付“羽翼丰满、尾大不掉”的新任“接班人”林彪。毛后来在南
巡中就说：“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有人说军队是我缔造的，但不能指挥[24]”其实谁
也没有那样说过，“有人说”只是毛的一个借口而已，而且军权从来就被他抓得牢牢的
。但他一旦起了疑心，就“疑心生暗鬼”了。
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后南巡时，反复谈到林彪等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纲
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25]林彪死后公开传达的中央文件中，这个“要当主席”
却被改换成了“设国家主席”，可能因为实在找不到林彪“要当主席”的证据，只好拿
“设国家主席”一事代替。毛泽东真正不能容忍的，并不是“设国家主席”而是他疑心
有人“要当主席”。对于自比秦始皇的毛泽东来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毛怀疑
谁动了“要当主席”的念头，谁就是“另立中心、另拉山头、另设司令部”，谁就成毛
的打击对象。
其实，毛泽东指责林彪要“篡党夺权”，只不过是毛个人的疑心而已。林彪长期受着疾
病的折磨，连“饮食男女，人之大欲”都没有了，实际上很少过问他分管的事务。据“
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我在林彪身边工作了4年多，因为要‘讲文件’，差不多天
天都能见他一面，所以可以说，我对‘文革’中的林彪并不缺乏了解。然而我亲眼看到
的林彪，在‘文革’动乱中要么是遇事不表态，要么讲些‘绝’话，要么就是对他份内
之责‘大撒手’。”以军委办事组为例：“林彪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实际
上，他参加主持‘日常’军委工作的记录屈指可数。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
他把军委的‘日常’工作委托给了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叶帅‘靠边站’后，军内上层一
时群龙无首，亏得有个以杨成武、吴法宪为正副组长的‘军委办事组’照应‘日常’军
务，林彪则对他们的活动很少过问。‘军委办事组’改组后，黄永胜取代了杨成武。这
个以林彪的‘老部下’组成的清一色‘办事’班子，叫人一看就感到有‘搞山头’之嫌
。但那是毛主席钦定的，林又是毛可以信赖的‘接班人’，因此这个‘清一色’倒可成
为抵挡一切‘复辟’梦想的一道屏障。林彪在名义上是‘副统帅’，实际上却是靠‘抓
两头’：上头靠毛主席掌舵，下头靠有个可以办事的工作班子挡挡军内日常事务。”“
军委办事组自1967年夏成立，到1968年3月改组，再到‘九大’后正式成形，直到1970
年10月我调离‘林办’，我没见到一次林彪接见军委办事组的全体成员，没有听到他对
军委办事组的全面工作给予一次像样的指示。我甚至认为，不管是杨成武或黄永胜领衔
的军委办事组，他们在什么地方‘办事’又怎样‘办事’，林彪从不过问。”“从1967
年到1970年，林彪在住地毛家湾的会客厅只召见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四员大将
一次，谈的仅仅是怕苏联趁我国庆对北京实施突然袭击的事，而且只有20多分钟。”“
黄永胜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和总参谋长前后，林彪只见他两次。”“吴法宪可算林彪的亲
信，但自从军委办事组改组后，林彪在住地从未单独接见过他。”“……林彪与李作鹏
并无‘私交’。我在‘林办’任职四年，只是在1966年9月海军内部出现纷争，林彪偏
向了‘高举’、‘突出’、‘有干劲’的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因而
在大会堂接见过一次李作鹏夫妇。从那以后，林彪与李作鹏再无单独接触。”“邱会作
在‘文革’期间从没得到单独面见林彪的机会。”“又有人说，林彪控制‘军委办事组
’，是通过他的老婆叶群……依我看，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叶群做坏事，林彪确实有责
任。但叶群打着林彪的招牌，在外边胡作非为，林彪并不全部知情。他从叶群嘴里听到
一些，又是经叶群用花言巧语伪装了的。‘林办’的工作人员直接受叶群控制，眼见处
于病态的林彪受叶群摆布，但无能为力。”“事实上，叶群虽为‘军委办事组’成员，
但她几乎从不参加‘军委办事组’的会议。‘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出了成绩有她一份，
出了是非她不承担任何责任。‘军委办事组’天天忙于处理的‘三支两军’工作、部队
战备训练以及人事调整等问题，叶群从不参与正式讨论研究[26]”
林彪在1968年10月26日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作报告中也承认
：“……整个两年多的工作，主要是毛主席领导的，具体执行主要是中央文革，特别起
作用的是江青同志、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其他同志。而我呢，老实
讲，就是没有做多少事。我也并不是故意偷懒，就是身体不好，不能够做多少事情。所
以实际情况了解的不多，工作也做得不多[27]”即便如此，毛泽东仍然怀疑林彪要“篡
党夺权”，如此则林彪在劫难逃了。
四、林彪是如何被逼上绝路的？
毛泽东是个权谋大师，在送林彪坐上“接班人”高位之时，就已经决定尽快把林彪从“
接班人”的位置上拉下马来。熟读古籍的毛很善于运用古代帝王的欲擒故纵手法：在他
准备对林彪“开刀”之前，却当面向林彪许诺，声称自己准备两年后交班给林彪[28]这
样的把戏毛泽东以前也多次玩过。1965年毛泽东部署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这场批
判将置彭德怀于死地，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公开发表之前，毛泽
东居然还当面宽慰彭德怀，甚至说出“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这样的话[29]“文化大革命
”初期，毛泽东制订的打倒刘少奇的“战略部署”已全面展开，“炮打司令部”的号召
传遍全国，可是1966年9月14日毛泽东还在刘少奇的检讨书上批示：“少奇同志：基本
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10月25日毛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谁人
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30]”林彪对毛泽东的故伎重施自然有数，但林彪
既不像彭德怀那样据理力争，也不像刘少奇那样认真检讨，而是采取他独具特色的对策
：一顶二拖。于是，毛泽东为了达到打倒林彪的目的，只得想方设法“引蛇出洞”、“
轰蛇出洞”，展开了一系列“把林彪逼上绝路”的部署。
（一）控制中央组织、宣传大权
1970年11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
。它指出：“为了党在目前进行的组织宣传工作，实施统一管理，中央决定在中央政治
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中央组织宣传组设组长一人，由康生担任。设组员若
干人，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同志担任。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
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中
央编译局的工作，以及中央划归该组管辖单位的工作[31]”无疑，这个决定是毛泽东个
人作出的，也只有他才能作出。目的就是为了把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同时削弱和
钳制林彪。什么“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其实就像“中央文革小组”一样，还是在毛
泽东一人的领导和控制之下。
这个“中央组织宣传组”名义上的组长是康生，但康生其实自“九届二中全会”后就称
病不起，不再工作。该组组员李德生此时身兼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总政治
部主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等重要职务，此后不久（1971年初）又担任中共安徽省
委第一书记，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的这种职务安排也是毛泽东
的一大“创造”），因此他在“中央组织宣传组”纯属挂名。实际上中央组织和宣传大
权落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手中。中共中央明令把中央的组织宣传大权交给几个人，
这是中共党史上“史无前例”、绝无仅有的一件大事。“九大”后没有“中央文革小组
”了，新成立的这个“中央组织宣传组”实际上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借尸还魂”
，而且权力更大了。江青等人凭借这一大权，做了许多坏事。
（二）“大批判开路”
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通知”，掀起了全国性
的“批陈整风”运动，主要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唯心主义先
验论”。批“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告诉国人，刘少奇“司令部”倒台之后阶级斗争依然
存在，新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又出现了；批“唯生产力论”是针对陈伯达的“九大”
政治报告草稿，以打消人们以为“九大”后会结束“文化大革命”进入经济建设阶段的
念头；批“唯心主义先验论”则是批判曾得到“八届十一中全会”确认的“天才论”。
毛泽东在黄永胜等人的检讨上批注了一段批判陈伯达的话：“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
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
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32]”毛泽东过去长期任用陈伯达作自己的政治秘书，并让陈
担任为“文化大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倘若陈伯达确实早就是
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毛泽东却一直重用他，岂不是故意帮助敌人在最高决策层埋
藏“定时炸弹”？事实上，毛为陈伯达加的这些“罪名”，恐怕毛自己也不见得相信，
他只不过是为了整垮政敌而不择手段地给昔日的亲信陈伯达罗列“罪名”而已。
这一系列批判表面上针对的是陈伯达，实际上都是针对林彪的。这是毛惯用的“大批判
开路”策略。在打倒前一个“接班人”刘少奇之前，毛泽东就在全国开展了对“三家村
”、对前北京市委和中宣部、文化部的“大批判”运动。这次的“批陈整风”运动实质
上就是为打击林彪而制造舆论。在1971年4月15日至29日召开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
议”上，对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批判终于扩大成了对“中央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
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5人“政治上的方向、路线错误”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
错误”的批判。这5人都是林彪倚重的军方主要领导人，此时“批陈整风”运动真正的
矛头所向就十分明显了。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谈话中批判了林彪颂扬毛的“
四个伟大”的说法，也就等于不点名地批判了林彪。经毛泽东批准，“毛主席会见斯诺
的谈话”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0]39号）”的形式下发全党。毛藉此向全党暗示
，自己对林彪的态度变了（该文件特别注明：已经毛主席审阅）。“文革”初期毛泽东
心安理得地接受“四个伟大”的颂扬，唯恐“个人迷信”之风不烈，如今又改口说“四
个伟大”讨嫌，实在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黑是白全由他说了算。
1971年2月18日，周恩来将外交部编印的《外事活动简报》“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加西亚
访问外地的几点反映”送毛泽东阅。该简报的第（四）条提到，加西亚在井冈山参观时
对讲解员闭口不谈南昌起义和朱德率部上井冈山这两段史实提出意见，认为这样讲外国
人不容易理解。毛泽东批示：“第（四）条说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
说[33]”就在一年多以前的“九大”上，周恩来在大会重点发言中公开宣称：“林彪同
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
[34]”当时周恩来的这个发言贬低朱德、吹捧林彪，明显歪曲史实，吓得林彪赶紧打断
周恩来的话：我林彪没什么，一切都是毛主席，我如果跟着贺龙、朱德早就完了，没有
今天。为了表示自己对毛的诚惶诚恐，林彪还当场哭了起来[35]“九大”上周恩来发表
歪曲史实、吹捧林彪的讲话，当时毛泽东的态度是对周恩来的讲话报以热烈鼓掌。到了
1971年春，毛认为打倒林彪的时机快来了，于是又一反过去的态度，假惺惺地要求调整
“文革”以来贬低朱德的官方说法，“作正确解说”。
（三）削弱林彪的军事指挥权
为了打击林彪，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削弱林彪的军事指挥权。毛后来自鸣得意地
说：“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
角。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
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
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
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
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36]”
所谓的“甩石头”是要打击林彪等人的威信，把他们“搞臭”：“掺沙子”一事表明，
毛泽东完全不信任军委办事组，说“土太板结了”，就如同当年说北京市委“针插不进
水泼不进”一样：“挖墙角”（又作“挖墙脚”）则更是无中生地有把北京军区看成了
林彪的“墙角”和“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37]毛泽东最担心
的是首都北京发生政变，因此对北京军区最不放心，要设法“换马”。当时北京军区的
第一政委是李雪峰，北京军区司令员是郑维山。由于毛对此二人有所猜忌，就故意把由
李雪峰、郑维山主持的“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会议的简报钦定为“反革命的”，然后
以此为借口改组北京军区，使李雪峰、郑维山二人遭受长期迫害。
（四）“敲山震虎”，逼林彪认罪
毛除了用了这“三板斧”之外，还通过对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
检讨的批示，“敲山震虎”，刺激林彪，逼林彪认罪。“九届二中全会”后，黄、吴、
叶、李、邱都被迫写了书面检讨，毛泽东在这些检讨上作了批示并将批示下发党内，其
中一些语句广为人知。例如，毛对吴法宪检讨的批示是：“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
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38]”毛对叶
群检讨的批示是：“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九大胜利，当上了
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
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了[39]”再如对刘子厚（时任河北省革委会主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
书记，“文化大革命”前的河北省省长）所作检查的批示是：“上了陈伯达的贼船，年
深日久，虽有庐山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3月19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
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上那种猖狂进攻
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40]”此批示前边还有意味深长的一句话：“此件留待军委
办事组各同志一阅[41]”
从这些批示中可以看出，毛用的是讽刺挖苦、“上纲上线”、“揪住不放”等手法，对
黄、吴、叶、李、邱等人的态度甚至比“文革”初期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态度还要严厉
，堪称“史无前例”。而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表了与黄、吴、
叶、李、邱相同观点的汪东兴检讨的态度却迥然不同，毛信任依赖汪东兴，对汪的言行
就“轻轻放下”了。
林彪个性强，自尊心重，对毛泽东又很了解，他很清楚毛泽东的指责无非是“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对这种莫名其妙的罪名，他即便主动承认也未必有好下场。当年的国防
部长彭德怀、国家主席刘少奇不都是勉强承认了毛泽东强加的“罪名”并且一再检讨，
最后仍然死于非命吗？不过，据林彪的秘书李文普回忆，“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曾
让新调来的秘书王焕礼代写过检查[42]，内容不详，毛泽东是否就此作过批示也得而知
。这个检查显然是毛、林二人都没有当真的。1971年2月20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向毛泽
东报送学习讨论其关于批陈整风“重点在批陈”指示的情况报告，毛泽东作了措辞严厉
的批示，并且破天荒地将此件只批给“周、康阅后，退军委”[43]，而不是象以往那样
照例批给林彪。这显然也是在刺激林彪，逼林彪认罪。
（五）拒绝与林彪见面、不给转圜的余地
整人时拒绝与被整者面谈，不听申诉，不听解释，强调“只有低头认罪才是你的唯一出
路”，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手段。“文革”前毛泽东整总参谋长罗瑞卿时，罗瑞卿以为其
中有误会，想与毛泽东、林彪见面，把事情说清楚，被周恩来坚决阻止[44]罗瑞卿有口
难辩，在“墙倒众人推”的形势下被逼得含恨跳楼，自杀未遂。毛泽东对林彪还是用的
这一套，然而毛是不会承认这一点的。相反，毛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说：“对林还
是要保……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这分明是撒谎。
据李文普回忆：“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曾要求面见毛泽东，谈一谈，但毛泽东长
时间不作答复。林彪个性很强，从不服软，两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林彪此
后不愿住在北京，经常住在苏州、北戴河[45]另据官伟勋转述一位“林办”秘书的回忆
：林彪找毛泽东很多次，“就是见不上。后来没办法才找江青，他最讨厌江青，但又没
办法，因为想通过江青去见毛主席，”就在这时江青让林彪去照相，“林为了见毛主席
赶紧去，走得急，脸都没刮，到了钓鱼台，现借江青秘书的刮脸刀刮了刮，照片拍了，
但还是没见上毛主席[46]”
（六）南巡“打招呼”、宣布“逐林令”
毛泽东习惯于以“打招呼”来强行统一思想。所谓的“打招呼”就是非正式地颁布“最
高指示”，全党与全军干部只许恭听，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更不“允许发表反对
意见”，对毛的意见谁想不通，必须赶紧“转弯子”。毛泽东这一次为了打倒林彪，事
先不开中央会议，不发中央文件，干脆抛开中央领导集体，凭着他个人的“绝对权威”
，于1971年夏南巡“打招呼”。
此次南巡后共28天，在途中毛约见各地军政大员，讲话13次。讲话中充满了给林彪“上
纲上线”、“定性定罪”的话：“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
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我看他们的
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就
是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
”：“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
，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47]”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一再诬指林彪等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反革命政变”的纲领之一是“
要当主席”[48]然而，因为说林彪“要当主席”毫无事实依据，太“莫须有”了，所以
“九一三”事件之后，当毛泽东审定并批准中央公布的此前他的南巡讲话时，又自行把
当时讲话中对林彪“要当主席”的指控改成了林彪欲“设国家主席”。毛泽东的蛮横无
理、任意诬陷、信口捏造，由此可见一斑。
这次南巡讲话是毛泽东欲打倒林彪的宣言书、挑战书、逐客令（逐林令）。当时的海军
政委李作鹏听到毛的南巡讲话后，把它概括为3点：庐山的问题没有完；上纲比以前更
高；矛头指向首长（林彪）。他的概括一点也没有错，林彪当然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泽
东不在中央高层内部讲，不对林彪当面讲，党中央的主席背着党中央的副主席，背着中
央，到下面去煽风点火，动员打倒他自己钦定的“接班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但
毛同时又假惺惺地声称：“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不要公开的去讲这
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不要像我对你们说的这一套[49]”如此作为
的毛泽东居然还道貌岸然地提出了“三要三不要”（“要团结，不要分裂；要搞马克思
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究竟是谁在分裂党内高层
，谁在搞阴谋诡计，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毛泽东把林彪逼到这一步，林彪已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彼时彼地，林彪还能怎么办？
低头认“罪”显然是行不通的，彭德怀、刘少奇不是都低头认“罪”了吗？但他们的下
场如何？何况此时的林彪不是1959年的彭德怀（那时的彭德怀比他年轻、身体也好），
也不是1966年的刘少奇（刘少奇比他理论修养更高、政治斗争经验更丰富），林彪身患
重病，经不起“认罪”后必不可少的长期折磨，于是他不想“认罪”，只想“认命”，
“反正活不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50]”但叶群、林立果又
不愿意认命，于是就有了林彪被逼出逃的“九一三”事件。
对“九一三”事件的真相，已有一些文章指出了官方解释中的很多破绽，为此提出了一
系列疑问。1971年9月13日凌晨，当毛泽东、周恩来获悉林彪夫妇准备乘坐256号专机离
开北戴河之后，究竟做了些什么事，至今仍然扑朔迷离。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
中提供了一个新疑点：林彪“在出逃途中还曾一度萌生了打退堂鼓的念头”[51]；在林
豆豆告发之后，中央可以阻止林彪的出走而未“全力阻止林彪从北戴河出走”，可以阻
拦256号专机起飞而“没有人出来拦阻”……[52]也许，逼林彪这样出走本来就是毛的
“战略部署”。
林彪的出逃宣告了毛泽东所谓“团结、胜利的九大路线”的破产，宣告了“文化大革命
”的破产，也是对毛泽东及其荒谬绝伦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说法的致命一击
。林彪的出逃与惨死异国他乡，粉碎了毛泽东多年来精心编织的“以毛主席为首、林副
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团结、胜利的九大路线”等神话，在亿万炎黄子孙的
心中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大地震”，唤起了许多人的觉醒。可以说，256号专机坠机在
蒙古温都尔汗的爆炸声，敲响了“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丧钟。
注释：
[1]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年，第4、345页。
[2]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
1499页。
[3]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209页。
[4]出处同注[1]，第269页。
[5]王文耀、王保春，“关于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研究》，
2003年第2期。
[6]张云生、张丛坤，《“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
2003年，第463页。
[7]出处同上，第456页。
[8]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1988年，第211页；另见张云生、张丛坤的
《“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第467页。
[9]出处同注[6]，第467-468页。
[10]出处同上，第469-470页。
[11]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7年，第17页。
[12]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198页。
[13]出处同注[2]，第1595、1594页。
[14]出处同注[1]，第291页。
[15]出处同注[1]，第364页。
[16]出处同注[1]，第286页。
[17]出处同注[6]，第131-133页。
[18]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211-212页。
[19]出处同注[1]，第195页。
[20]出处同注[1]，第300页。
[21]详见王年一、何蜀的“‘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载网络杂志《华夏文摘增刊
224期·文革博物馆通讯70期》，2000年7月13日出版。
[22]出处同注[1]，第272页。
[23]出处同注[1]，第275页。
[24]出处同注[2]，第1594页。
[25]出处同注[2]，第1594-1598页。
[26]出处同注[6]，第299-305页。
[27]载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2002年出版。
[28]出处同注[1]，第300、303、313页。
[29]《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88页。
[30]出处同注[2]，第1448、1451页。
[31]《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
299-300页。
[32]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14页。
[3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37页。
[34]“周恩来等九位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大会上的发言”，四川
人民出版社革命委员会翻印，1969年5月7日。
[35]出处同注[1]，第279页。
[3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46-247页。
[37]见1971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通知，转引自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第410页。
[38]出处同注[36]，第137-139页。
[39]出处同注[36]，第143-146页。
[40]出处同注[11]，第77页。
[41]《大动乱的年代》，第415页。
[42]李文普，“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载《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
[43]出处同注[36]，第208-209页。
[44]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第
213页。
[45]出处同注[42][46]出处同注[18]，第242-243页。
[47]出处同注[2]，第1594-1598页。
[48]出处同注[2]，第1595、1596页。
[49]出处同注[2]，第1596-1597页。
[50]金春明主编，《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
632页。
[51]出处同注[1]，第345、347页。
[52]出处同注[1]，第343、344页。
来源：当代中国研究 |
m*****a
发帖数: 56 | 5 任何文章如果牵涉到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请你们一定要重新思考。其人的
话完全不可信。一个卖主求荣的奴才，狗汉奸！！请参考斯在美国自营的系列丑恶的言
行。 |
M******a
发帖数: 6723 | 6 你知道个鸡巴毛。
高的父母跟周恩来是好友，高在他写的书里总是设法为周干的坏事开脱，说是在毛腊肉
的淫威下不得已而为之。
估计你根本没有读过他写的《晚年周恩来》，只是凭想象，猜测跑到美国的中国人不会
说共产党头目的好话。
当然，你要说“周恩来干坏事是被迫”“完全不可信”，老将估计也没法反驳你，否则
就成了舔共了。
【在 m*****a 的大作中提到】
: 任何文章如果牵涉到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请你们一定要重新思考。其人的
: 话完全不可信。一个卖主求荣的奴才，狗汉奸！！请参考斯在美国自营的系列丑恶的言
: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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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
发帖数: 4278 | 7
【在 c*********d 的大作中提到】
: ——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
: 作者：王年一、何蜀、陈昭
: 林彪对毛泽东的故伎重施自然有数，但林彪既不像彭德怀那样据理力争，也不像刘少奇
: 那样认真检讨，而是采取他独具特色的对策：一顶二拖。于是，毛泽东为了达到打倒林
: 彪的目的，展开了一系列“把林彪逼上绝路”的六大部署。毛泽东把林彪逼到这一步，
: 林彪已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彼时彼地，林彪还能怎么办？低头认“罪”显然是行不通
: 的，彭德怀、刘少奇不是都低头认“罪”了吗？但他们的下场如何？林彪不想“认罪”
: ，只想“认命”，“反正活不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
: 但叶群、林立果又不愿意认命，于是就有了林彪被逼出逃的“九一三”事件。
: 毛泽东为了获得军队的支持以推行“文化大革命”，曾把原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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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56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