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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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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邂逅
按：以下文字从美国女学者罗克珊·维特克《江青同志》一书第一章17-42页（Comrade
Chiang Ch'ing by Witke, Roxane, Publisher: Little, Brown and Co. 1977）节译
，黎漓译，江上有奇峰校。
1971年夏，在坚持了二十多年的“不承认”原则之后，中美关系开始发生戏剧性的转变
，由此也引发了我意想
不到的中国之行。“不承认”原则源于我们“冷战”期间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从中共方
面看，是美国政府自己
找上门来的。在这一奇怪的时刻，源于“现实政治”的原理，我们原来对中国所持的对
立立场，开始转为急于
与之进行对话。紧接着基辛格国务卿与周恩来总理的秘密会晤之后的是尼克松总统大肆
招摇的北京之行。
革命中国的领导者们能把八亿多人的力量团结起来，以对抗那些过去曾经统治过他们的
外部势力。对他们的成
绩，我们不能不表示钦佩。同时出于某种政治上的原因，我们又要与他们对抗。现在，
当人们从电视上看着这
场历史性会面的镜头时，不禁要问：我们原来那种含糊而又奇怪的政策，是否应该重新
考虑一下了？
变化之快，是出人意料的。同年秋季，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在联合国的席位，而中国
人颇具技巧的文化外交
之手也触到了美国。我们有许多人都迫不急待地想亲身体验一下“真正的”中国。我没
像我的许多同事那样，
匆匆忙忙地跑到渥太华的中国使馆，申请前往中国的签证。
机遇和一时冲动改变了我的旁观立场。1971年秋末，我照常到纽约参加在哥伦比亚大学
举行的“现代中国”研
讨会。那晚我住进了简朴的罗斯福饭店。第二天早饭后，当我正在饭店的大厅里浏览《
纽约时报》时，一些人
排着整齐的队伍从我面前走过，他们目不斜视，留着短短的平头，身着立领海蓝色制服
。这些人立刻吸引了我
的视线。他们无疑正是新近到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这些人暂时在十四层下榻，
而与他们居于同一层檐
下的我，竟差点错失良机。
正好，我还有一点时间，于是便迅速跑进电梯，按了十四层。当时我的脑子里只是想着
要去看看这些面孔严肃
的北京使者们是否还保持着我五年前在台湾所了解到的那些饮食传统。他们也许正在大
口吞咽着大饼油条——
一种典型的华北早餐，说不定他们正在饭店的老式散热器上暖着他们的茶壶呢。
电梯口站着两位身材高大的警察和一名身着制服的侍者。“请说明您的身份”，一位警
官对我说。我告诉了
他。“你到这里干什么？”我正含糊其辞地向他解释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时，突然发现有
一个身着睡衣的中国
人，正好奇地从一扇门后探出头来张望。我用中国俗语向他打招呼：“你吃了吗？”并
问他和他的伙伴们在这
座美国城市里过得怎样。这个人警觉地抽身退了进去。一阵忙乱声之后，由门后走出一
位身着短袖衫和肥裤子
的瘦小男子。“我姓刘”，他很不自然地说，同时陪我进入一个小房间。落座后，他给
我递烟上茶，用的都是
中国货。我们夹杂着汉语、法语和英语礼貌地开始交谈。我们谈到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
，互换学生的可能（目前
不太可能），以及在中美人民之间寻找共同的思想意识的可能性。谈话很空洞。但双方
都未使用批评的言辞。我
们没有提到毛主席的名字。
当时我告辞出来时，这位刘先生用低而温和的语调邀请我改日再来。这时那位侍者紧随
我的身后跳进电梯。在
下楼时，他狡黠地对我说：“你以为我是个跑堂的，事实上我是个侦探。另外，我还是
一名约翰·西大学的学
生。如果您真像自己说的那样是一位教授——我对此尚有疑问——干吗不帮我改一改生
态学的学期论文？”我
没有理他，径直走到街上。走过几个行人稠密的街区以后，才最终摆脱了他，可他的话
却一直萦绕在耳边。
这次出人意料的会面，使我意识到：共产党人有时也是很灵活的，他们并不完全像自己
在宣传中所说的那么死
板。而冷战的阴影和学者的单纯曾经使我完全忽略了这一点。
几周以后，当我为了学术上的事再次来到纽约时，中国人已搬到西六十六街的另一家旅
馆去了。在那里他们开
始卓有成效地改变他们在持有偏见的美国人心目中的印象。我正好有几个小时的空闲时
间，于是决定再拜访他
们一次。可这回就不像上次那样容易了，我打了大约二十个电话才联系妥，其中有一次
是把电话错打到了“中
华民国（台湾）驻美联络处”（正准备撤回），一个狂怒的男子在电话中对我吼道：“
共匪们不住这儿！”
不久，我见到了刘先生的一位助手何理良女士，她是代表团的顾问，还是代表团团长黄
华大使的夫人，而黄华
在数年内一直是在国外任职的中国人中职衔最高的。何女士那天下午抽时间会见了我。
我们用汉语和法语（当时
法语是她使用的主要外交语言）交谈，在场的还有代表团的二秘高良。高良显得活泼健
谈，但她只说汉语。从谈
话中可以看出，她们已通过自己的渠道，了解到我正准备出版一本以中国女权运动为题
材的书，而正是在写这
本书的过程中，我熟悉了许多现在已成为“老革命”的人在青年时候的斗争事迹。她们
还得知，我是一套十六
卷本的名为《红旗潮》的书的合编者之一，此书是一些革命者的回忆录摘集。其中有些
人已在革命期间离世
了。在评论这本书时，她们告诫我说，有些作者的思想是错误的。我曾经就毛泽东的早
期作品写过一篇题为
《毛泽东、妇女和五·四运动时期的自杀现象》的文章，她们对这个题名也感到难以理
解。当时我们谈到妇女在
社会革命巾的两极作用时，何理良教训我说，妇女只有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取得与
男人平等的地位。
我顺便提到，我曾在亚洲和欧洲进行了两年研究，1967年秋我回到了伯克利，在此期间
我曾
研读过一些有关江青的材料，对她抱有很大兴趣。这位原来名不见经传的毛夫人，忽然
成了中国政坛上的风云
人物，并向那些老人以及他们的既定立场发起了猛攻。我不惜把手头的工作全部抛开，
以便研究这个人的历
史，这个题目在当时看来几乎难以完成。因为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公开化之前，
共产党的新闻界对她的
个人经厉，以及她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一直是避而不谈的。这种隐讳，使得对这位执掌
重权的中国妇女感到惊
异的中国观察家们不得不进行臆测。
在纷纭众声中，也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中国绅士宣称了解这位复出的旧日明星，说她当初
只是一个貌不惊人、也
未曾引起轰动的演员，但却以脾气乖戾、性格孤僻而闻名。与此相应的还有人们可以想
象的各种桃色新闻，似
乎在她走上政坛的路上，满是电影明星的罗曼史和一颗破碎的心。这些消息的准确性及
其价值都很令人怀疑。
如果所有这些传闻的主人公是位大权在握的男人，情况又会如何？曾有六个星期的时间
我专心研究这些材料，
后来实在厌烦了，我便把它们放到了一边。直到我会见了传闻的主人公九个月之后，我
才又重新想起这些东西。
何理良问我，如果她和高良为我给北京写封信，推荐我去中国研究革命妇女和文化，我
是否愿意去？因为只有
亲眼看看中国，亲口和人们交谈之后，我才能避开那种仅以外国图书馆中能找到的、错
误的或不可信的材料为
依据来写作的“学术”俗套。
我当然乐于接受这样的机会。不过我也没太把她的建议当真。几周以后，高良给我打电
话，她的声音因激动而
有些颤抖。“中国人民对外友协（这是当时中国政府用以与那些尚未与之建立正式外交
关系的国家打交道的机构）
已邀请我在当年夏天方便的时候，以个人身份访问中国。所有在中国的费用都由中方负
责。”高良还告诉我，
不必到渥太华申请签证，我只要把护照送去即可。
几天之后。中国。人民大会堂。
门打开来，江青一边快步向里走，一边向众人挥着手，带着居高临下的微笑。她握着我
的手，以审视的目光注
视着我。我们松开手之后，仍相互凝视着对方，似乎过了很漫长的一段时间——也许是
两分钟，才开始交谈起来。
“你比我想象的要年轻”，她打量我说。
“可我实际并不年轻，”我说，希望她不会感到失望。
她笑着说，她上了年纪，快六十了。我没告诉她说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多了，因为
从革命年代起，年龄就
是一种资历的象征。
江青戴着一副褐色塑料边的眼镜，从一些照片里看，她似乎从六十年代初起，就戴着这
副眼镜。她的保养的很
好的皮肤，由于天气的炎热而微微泛光。她的鼻子和面颊，轮廓分明，跟毛泽东的有些
相象。鼻子尖上和右嘴
角的几粒雀斑，不仅不难看，反倒更显得增色。
站直了的话，她的身高有五点五英尺，她说自己的身材很高（大多数山东人身材都很高
）。和我站在一起时，她要
矮几寸，于是她抱怨说我占有了高跟鞋的便宜。她的身材很苗条，削肩细腰，举止显得
十分轻柔端庄。她的手
指纤细，恰如古代诗人所形容的“纤纤素手”。做手势时，她用手在空中划出弧形的线
条。
她的衣着很保守——珠灰色的裤子，与之相配的束腰上衣，里面穿的是一件白色丝衬衣
。和所有的中国人一
样，她也穿着塑料凉鞋；只是她的是白色的，这一点显得有些与众不同。与鞋相对应的
是一只白色手提包。这
些东西倒真像是属于美国的无产者文化。和邓颖超的一样，她的衣服式样、做工都要比
普通人好多了。同时，
她们的衣服在边角的地方都有些微的磨损。莫非她们就是把这当作无产者的象征？
那位不安地站在江青左首的人，就是姚文元。江青非常骄傲地向我介绍说，从文革初期
阶段开始，姚文元一直
是忠实于党的文化骨干。他中等身材，圆肩，宽宽的额头，正在谢顶，身著珠灰色上衣
，布料很轻，是专为高
级领导人准备的那种。所有在场的男士中，只有他一人戴着典型的工人帽，这种帽子是
软的，帽舌很窄。她的
脚上穿着一双闪亮的塑料鞋，不断地在两脚间变换着身体的重心。当别人谈话时，他不
断地把帽子摘下又戴
上。头一次见面，此人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举止随和，从未虚掷时光。他比江青要小十多
岁，显然对她很敬畏，
而且对后者的话题总能巧妙应答。
江青把大家引到一间接待室，我们就历史和文化的问题开始聊了起来，双方都极力地（
或者说是自以为是的）要表
示自己对对方的文化所知不少。一般的事情我们用中国的普通话交谈，但当谈到当晚的
正题，即有关江青的过
去生活、现在的工作以及各种见解时，则通过翻译来进行。担任翻译的，就是那天下午
到我这里来的那两位令
人敬畏的女士：徐尔维和沈若芸。就在这场活跃而又突出其来的谈话正进行得热烈的当
口，我告诉江青，我忘
了做记录。她于是告诉我，所有的谈话都有录音，还有记录员的笔记，在经过其他领导
同志审读之后，将把
中、英文两种记录文本送给我。
这间屋子是按革命中国的朴素的室内设计风格装修的——特大的扶手椅子，四边不加修
饰的桌子和茶几，以及
一些为工作人员和翻译预备的轻便木椅。带盖的青瓷茶杯中散出浓郁的茶香，而这些杯
子，则显然是按宋代的
造型仿制的。
除了杯子把上包有一小块红布，以及身边桌子上用毛巾盖着的电子传呼器的按钮之外，
江青看来比在座的人没
什么特殊的地方。
晚餐是在另一间宽敞的房间里。大家围坐一张圆桌，共有十个人，除了我和江青，还有
其他八名助手。我被安
排在江青的左首，坐在我左边的是姚文元。主菜是有名的北京烤鸭——这是我最喜欢吃
的，我告诉江青。她很
开心地笑说着，她已经听说了。当菜一样样送上来时，江青迅速地向我解释这些独特的
海味和素菜，以及它们
的做法，并一定要我把那些装饰在盘边的花吃下。烤鸭的边角和内脏是切成细片，精巧
地码放在一个大盘子里
送上来的，这时姚文元用筷子挟起一块鸭舌，送到我的嘴边。我吃了下去，并向他表示
感谢，但说心里话，我
一辈子也没吃过这种像橡胶一般难吃的东西。
我唯一见过姚文元一次，就是在那天晚上。因为江青既是主人，又是谈话的主角，我面
对她时，只能背对着姚
文元。我的汉语应该说还是不错的，在我访问期间，姚文元是唯一一个声称听不懂我所
说的中国话的人，相形
之下，我背对着他也就不算什么了。当我称呼他的时候，他无奈地摇摇头，抬手招呼一
名译员，问道：“她说
的什么？她说的什么？”因为他出身于上海，他的话仍带着浓厚的当地方言味，而我的
带美国味的普通话（以北
京话为基准的标准汉语），对他来说也许是太难懂了。另外也可能是我无意使用他们惯
用的那些政治术语的行为
惹恼了他。
一群面目秀美的姑娘把桌子上的剩菜收拾下去，同时又有一批娇美的女服务员端上许多
盘烤成焦褐色的烤鸭
来，让客人们观赏。然后她们又退到屏风后边。她们在那儿灵巧地把鸭子肢解，使皮肉
分离，肉骨脱开，把鸭
架留到后面做汤用。当这一切在进行着的时候，我告诉姚文元说，我最近刚好参观过中
国——古巴友好人民公
社，在那儿目睹了养鸭的全过程。
“那是填鸭，”姚向我指出。
“是的，我看见‘专业人员’们把喂食的管子塞进鸭嘴里，甚至还将这最后一道工序拍
了下来。”
“你也喜欢拍照！”江青插嘴道。“看来咱们有共同的爱好了，我也喜欢照相。
于是我们又谈论起在北京周周什么东西适于拍照。我喜欢人物主题——悠然地打着太极
拳的人，清晨对着回音
的宫墙高唱戏曲的人，而她则更喜欢自然景物。
“你拍过日落时分北海公园上空的云没有？”她问。我说没有。“我对摄影并不太在行
，”她接着说，“但我
拍过一张这样的照片，可以送一幅给你。”
后来她又说自己拍过不少照片，近几年来大约拍了上万张。但其中有三、四千张都扔掉
了，还有许多要清理，
尤其是那些缺乏艺术或历史价值的。
“干吗要拍这么多？”
“只是为了锻炼自己！”她常说这句话，这也许是她用来自我约束、努力干好的座右铭。
接下来话题又转换了。她告诉我，周总理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告诉她该见哪些外国客
人。1970年9月，埃德
加·斯诺的夫人路易斯·威勒·斯诺来到北京，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为她安排一场接待
会。江青正在家午休，忽然
接到参加接待的通知，仓促间，她竟忘了该为这位名誉客人准备一件合适的礼物。而斯
诺夫人则由于慌乱，竟
错把准备送给副外长乔冠华的礼物给了江青！
“你见过斯诺夫妇吗？”她问。
我没见过，尽管我曾读过许多斯诺的作品，而且我们今晚也简单地谈论过这些作品。但
这此前常和他的前妻，
尼姆·韦尔斯通信，她曾经在30年代末会晤过当时中国的女革命家们。
“她现在的夫人对中国也很友好。你若有机会见她，请向她转达我的问候，并告诉她，
我希望她再到中国来。
在你成为中国的朋友之后，你也可能常到我们这里来。只要我活着，就欢迎你来。”
提到将来和生死问题，她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望着桌子周围其它面孔，她说：“一个
辩证唯物主义者不难理
解生老病死的规律。保持政治青春是可能的，但永保机体健康很难。我承认我现在老了
。”
趁着她情绪的忽然转变，姚文元开始吟诵起来：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曹操的这句诗颇有见的地，”姚感叹说。
“这首诗另几句也不错。”江青接着念道：
神龟虽寿，
犹有竞时；
腾蛇乘雾，
终为土灰。
“后面还有四句，”江青说，同时又告诫众人，“其中体现了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盈缩之期，
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
可得永年。
这首诗将江青的思绪引到了长寿和身体健康之间的关系上。如同我们后面将讲述故事所
展示的那样，她的身体
一直很弱，她甚至把疾病和敌人相类比，只是前者威胁的是肉体生存，而后者危害的是
政治生命。她一边用筷
子敲打着面前的一排冷盘，一边说：“最近我一直在休息。但今天为了你的缘故我不得
不来。我身体状况不怎
么好，最近睡得也不好。我需要治疗和休息，还要锻炼。”
“你做什么锻炼？”我问。
“游泳、骑马、散步，有时弄弄园艺，”她回答道，一边从衣兜里掏出一把在中南海（
以前是皇家府第，现在是
毛一家在北京的住所）自家种的茉莉花来。当她把这些散发着香味的花放在我手中时，
她可以看出我脸上惊喜的
表情。“而且我还种了些中草药，”她补充说。“茉莉是我自己种的。此外我还种了几
种蔬菜。我还试着种了
一畦稻子，秧苗已差不多有这么高了（她将两手分开相距一英尺，向我比划着。）我还
种了一块棉花。这些活动既
可使我精神上得到放松，又能使身体得到锻炼。”
“我们的茉莉花可以出口，”她继续说下去，脸上显示出明显的自豪感。“我们还在江
苏、浙江、广东和山东种植茶叶。”
我说我也和许多外国人一样，喜欢茉莉花茶，但我最喜欢的是菊花茶。
“菊花茶可以明目。养菊是一门副业。许多地方都进行大面积种植。你见过中国牡丹吗
？”
“见过一些，但主要是见于明朝的绘画和一些照片——真的见的不多。”
“我可以给你看一些照片。我种了一些；牡丹还可以做药用。”她用拇指和食指比划着
约二寸的长度对我说：
“从根上剥下来的大约这么长的一块皮，可以煎药用四到五个月。是很贵重。”
“它能治什么病？”我问。
“我不是中医，所以我说不上来。还有芍药，其根和花都可入药。当然我种的这些东西
都交给了公家。”
“我患有慢性上呼吸道疾病，”她继续郑重其事地说了下去。“这次又加剧了泌尿系统
的病症。过去，只要发
烧，我就打抗菌素。然而最后，我已改服莲茎了，因为这种东西是利尿的。现在我一天
服四次，感觉好多了。”
有感于她向我吐露的这些个人琐事，我便问她，莲茎是如何服用的。她解释说：“你把
它放在水里煮十五分
钟，然后像喝茶一样把汤喝下。汤有一股淡淡的香味。自1969年以来，我再没有犯过重
病。当让一些药学家鉴
定一下莲茎含有什么成分时，他们只能从里面分离出某种莲碱。但单吃莲碱根本没有用
，因为莲茎还含有许多
其它成分。我相信将来医药专家们能够就莲茎的成分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再说夜丁香吧
，它的茶形象发卡；花
香很浓，可以驱蛇。整个都可以入药。到目前为止，药学家们还没有分析出它的成分。
所以医药学距日常生活
需求还相差很远。如果美国的科学家有兴趣，他们当然可以在这一领域做一些研究。因
为你们和我们处于地球
两边的同一纬度，我们这里可以种的东西，你们在那边也可以种。你见过莲花吗？”
“是的，最近刚在颐和园的谐趣园见过。”
“颐和园里长的都是红莲。”
“紫竹园里的是白莲，”姚文元补充道。
“中国人总是说，莲的一身都是宝，”她继续说。“没有一样没用的。人们喜欢吃的是
白莲的根。而开红花的
莲就不是这种用法。白莲只能用来吃。在长江以南，许多农家是以种莲为副业的。”
这时，随着最后几道菜，端上了浓浓的莲子粥，每位客人的碗里都漂着几朵白色的茉莉
花。江青解释说：“这
名义上叫冰糖莲子粥，其实里面主要是玉米。玉米比大米有营养。我的老家就出产这种
玉米。另外里面还加了
蛋清和油脂。”
江青流畅地讲解食物的营养和药用价值，看来她很得意于知道这些东西是由全国各地送
到她在首都的饭桌上来
的这件事。上第一道甜食时，送上来一种切成长条形的瓜，瓜瓤粉红，甜脆可口，我以
前从未见过。江青告诉
我这叫“哈密瓜”，是从新疆运来的。“现在我们在新疆有四百七十万维族同胞。”（
维吾尔族将苏联和中国分
开，在政治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说这瓜很好吃。一定有人留意了我的话，因为后
几天晚上在北京饭店，我
不用打招呼，就有人把熟透了的哈密瓜送来。
江青的情绪变化很快。当她发现自己在吃饭时溅了几滴鸭汤在裤子上时，她便抚掌大笑
，说自己像小孩子一样
邋遢。随着最后一道甜食，送上了许多大桃子，使我不由联想起中国道家关于长生不老
的仙桃之说。江青显然
有些顽皮地问我：“来中国之前，你是不是吧我们想象成三头六臂的魔鬼？”
“可没有。不过我特别希望在这里会有人用那个古老的绰号——‘外国鬼子’来称呼我
，可惜我很失望。”
“你的头发不够长，上衣又不是紧箍在身上，”她轻声笑着说。后来我发现她的笑听起
来很有乐感，但有时又
很尖利。
“群众都认识我，不管走到哪儿，人们总是围着我，”在交谈中她这样向我说。“我有
一次想到颐和园里走
走，但忘了那天是儿童节。忽然我被上千人围了起来，怎么也逃不掉。”
“多见不怪，少见多怪，”江青抑扬顿挫地说，“当我乘车外出时，一定要把两面的车
窗全挡上。否则一旦让
群众认出来，他们就会欢呼起来，跟在车后追。当毛主席外出时，就更是这样了。一有
人认出来，群众马上涌
到他的车子周围。当周总理外出时，群众拥在他的四周，抢着和他握手。”
吃过晚饭之后，我们又于当晚赶到天桥剧场，场上正奉命上演《红灯记》，我们晚到了
一个小时。这是江青为
了迎合自己在文革时期对一切艺术所规定的无产阶级政治标准，而改编的第一部戏。
戏结束之后，江青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离场，把我引到一间小房间，我们坐到一只大沙
发上。房门隔开了散场
观众的喧闹声，江青专心致志地盯着我，说：“我希望你能走埃德加·斯诺的路，走斯
诺夫人的路。”
“了不起的榜样！”我答道，对这个要求有些畏惧，但同时明白我们之间真正的问题是
要相互信任。
“人们也许会说我们给你洗了脑，”她揶揄地说。“你怕不怕？”
“不，我不怕。这种精神清洗是不可能的。”
“不管怎么样，”她说，“尼克松总统和夫人曾到过这里，他们我都可以见，为什么不
可以见你？你可以竞选总统！”
然后，她转到关于我目前的工作这一稍严肃的话题。她说，我是第一个听她讲述自己过
去的外国人，然后又回
答了我的有关这次会晤可否发表的问题：“你可以发表。但你必须意识到，我不曾以客
人待你，我是把你当好
朋友看。首先我必须让周总理看一看我们的谈话记录。我今晚对你说的都是实话。显然
，我们（指她和党的其他
领导人）曾经走过艰难的历程。即使我现在快六十了，我仍决心保持自己的政治青春。”
我问，关于你的“政治青春”的含义，以及你生活的其它方面，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这次时间来不及了。下次你到中国来，我们再详谈，同时我将送你些纪念品。虽然我
只是个不入流的业余摄
影师，我还是要送你些我拍的照片以作纪念。也许这只是‘班门弄斧’。我现在手头没
有太好的。我拍了一些
女军人，但有人把好的给挑光了。回中南海后，我再仔细找找。”
当我们在剧场里告别时，除了她的随行人员以外，里面几乎已经空了。她让我先走，她
要在夜里不引人注意地
回去。
虽然我未曾希望还能再见到江青，她的形象却时常浮现在我的脑子里。为了向读者清楚
地讲述她的过去，仅靠
她给我透露的这点东西是远远不够的。她的早期生活以及曾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仍是
一片空白，她所说的那
点儿，简直是太微不足道了。她只是四亿妇女中的一员。但我认为由她独特的经历之中
——揉合着平凡与不平
凡——可以找出理解妇女和权力在革命中国曾发挥的两方面作用的线索。
和江青初次会面的次日早晨，我又见了邓颖超和其他一些女领导人，我们接下来连续谈
了四个上午。像她的丈
夫周恩来一样，邓颖超在有关意识形态的问题方面所知甚多，说起来头头是道，而不仅
仅是卖弄一些政治术
语。她生于1904年，仅比江青年长十岁，但从革命的辈份来看，差别却是很大的。邓和
毛的伙伴们一样，属于
党的第一代，他们从20年代初开始，即积极投身于革命。江青属于第二代革命者，这些
大多是30年代初在“白
区”和党发生关系的，但他们直到30年代末才直接参与毛在“红区”的革命事业。邓和
蔡畅（李富春的夫人，同
时自身也是一个革命家），以及其他一些开创时期的妇女，首先脱离旧的社会制度的束
缚，并将她们的生命，献
给了从政治上教导中国妇女，使她们组织起来、投身革命的光辉事业。邓颖超对妇女问
题模糊而又坚定不移的
责任感，以及她常和各阶层妇女接触的习惯，使她有别于江青。江青是从个人角度追求
女权，同时她的政治抱
负，促使她不能仅将自己的精力，集中于追求男女平等这样的问题。
但我和江青一直保持联系。在我和邓颖超谈完后的每天下午，徐尔维和沈若芸都要到我
房间里来，给我读江青
的讲话，这两个人都可算是顶好的翻译。她们不仅是语言专家或官僚政治的官员，从她
们严正的政治立场看，
她们还起着文化传译的作用。沈若芸那种投入的个性、清秀的容貌、突出的语言才能、
高度的政治敏感，以及
那种冷静的职业风度，可以确保她在任何社会中都能成功。她的这些非凡的品质促使她
能坚持自己对艰苦的无
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忠诚，当然她也因此而得到报偿——知名度和权力。60年代中期，她
在伦敦学习了一年半，
然后她和几乎所有在国外的中共党员都被召回国内，参加文化大革命。1972年，她曾随
同肩负外交使命的中国
乒乓球队出访美国。1972年夏，她为了某些特别任务而给江青服务。同年晚些时候，她
作为副外长乔冠华的个
人翻译重返美国。1974年，她被提升为驻华盛顿“联络处”的官员。
在我和江青那次出人意料的会面之后，沈开始时常在白天或晚上光顾我的住所。除了进
行政治宣读之外，她还
带来一些未曾公开发表过的毛泽东和江青四十年代在延安的照片，还有一些彩色艺术照
片，另外还有一套瓷的
大熊猫（由著名的景德镇烧制，尽管那里的产品在帝制时代已经衰落了），和其它一些
有关江青生活的纪念品。艺
术照的主题是山水和花卉，二者都是中国传统绘画偏爱的题材，由此我似乎看到前清官
僚阶级水墨画的绝妙翻
版。江青这种在工艺上的多才多艺，再加上她对园艺的爱好，对自我保健的重视，对自
己技术的欣赏，以及戏
剧官方保护人的身份，促使她在文化上与中国的封建传统联系在一起。同样，毛泽东，
年高德劭的红军统帅朱
德，浮士德式的郭沫若，以及那些彻底献身于无产者事业的高级革命家们，仍不断写作
并发表古典风格的诗
词。然而，那些地位稍低的同志，以及那些在他们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后代人，却与这种
优良传统无缘。同帝制
时代当权者一样，现今的领导人，包括江青在内，顶多也只是发展一些业余爱好而已，
不管其技艺多么有发展
前途。
通过沈这一中介，江青精明地探试我的摄影知识。在那几张以她自己栽种的三株牡丹为
立题的照片里，她是用
的自然光，还是加了人工照明？是在一天里什么时间拍的？这种游戏颇引起了我的兴趣
，于是便把我的猜测告
诉了沈，她第二天来，告诉了我正确答案，并说江青由于自己高超的技艺竟把我蒙住了
而很得意。我猜照片是
利用早晨的自然光拍的，而江青实际是在警卫的帮助下，利用复杂的照明系统，在黄昏
时拍的。我以为花瓣上
闪亮的水珠是夜露，而她实际上是在拍照前用手向花瓣上洒了水。
8月里的第三周末，我来到上海，在那儿访问了五天。负责安排工作的是一批临时组织
的陪同人员，除了在北京
时常陪伴我的那几位外，又增加了上海方面的五位女士和一位男士，这些人在艺术和科
学方面都颇有造诣，并
且熟悉外事工作。无疑，官方对我接待规模的升级，是缘于江青对我这次访问的首次涉
入。《人民日报》对江
青接见我一事进行了专门报道，并配了照片。在上海，人们仍向我介绍了许多革命奇迹
，其中包括对那些在愉
快地接受子宫外科手术时头脑清醒的妇女们进行针刺麻醉的方法——神经麻醉加政治催
眠。但不管怎样，这终
究是一个奇迹。著名的自由主义教育家蔡元培的小女儿蔡随安，平淡详实地给我讲述了
她父亲，以及她本人的
生活经历，而且没有夹杂太多的政治色彩。一些年轻的女作家们，讲述了由于不能按文
化革命所确定的严格标
准，用写作来“为人民服务”而感到的苦恼。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访问涉足到上海的文化领域，人们一向把这看作江青的势力范围，
而姚文元则负责在当地
坐镇指挥。我们曾参观了现代作家鲁迅的故居，鲁迅是以好争而闻名的，我们的参观则
是在有关文学的争论中
结束，后来我和江青就这个问题又争论过。我和复旦大学一位教授刘大杰，历尽各种斗
争考验的文艺批评家，
曾就十八世纪的伟大小说《红楼梦》进行过讨论，这个话题后来也曾引起江青的兴趣。
观看戏剧和芭蕾舞演
出，以及会见演员的事，是通过姚文元安排的。
24日下午，我们会见了一批遵照江青指示、自觉摆脱古典芭蕾束缚的舞蹈演员。返回时
，大家都感到有些累
了。车子向前飞驰，落日迷朦地悬在城市剪影的上空。这时，陪同人员们都转向老陈，
只见她极力想平静下
来，可仍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高声宣布：“据悉，江青同志已秘密飞往广州，她要在
那里思考一下有关她的
生活和革命的一些问题。她要见你一两次。你最近几天提的有关她的所有问题，都将得
到答复。你明天将乘一
架由北京派来的飞机飞往那里。除了我们这些陪同人员之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难道我们将被送到一个妇女当权的神秘王国（或是女王国）吗？我悄悄地自问，极力想
使自己相信这一切都是真
的。
第二天下午，上海方面的陪同人员到机场为我们送行。人们把于、老陈和我送到跑道上
，那里只有一架银灰色
的飞机。来自北京的几位乘客出现在机舱门口，笑着向我们招手，这里面有：张颖，一
位负责宣传事务的高级
官员；翻译沈若芸；唐龙彬，礼宾司的副司长，他同时也将是我们这一行程中唯一的男
性。
这架飞机内舱宽敞，装饰豪华，远超过普通的中国飞机。有人把我和张颖领到前舱，这
里面有写字台和餐桌，
一些电器，一张大床，床上铺着精织的绸子床单，一只很相称的粉白色夹白色的枕头。
我们俩人单独呆在那
里，张颖开始向我讲述她30年代末作为新出道的记者，在重庆的种种经历，后来她又去
了中共的根据地延安，
在这里她初次遇到了江青。我很欣赏鲁迅那种文艺上的多样性，而张颖作为一名宣传干
部，根据党的严格路
线，表示只赞许在鲁迅身上体现出来的些许共产主义精神。她无疑是忠于当局的，她的
思想也是很复杂的，而
我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并未减弱对彼此的尊重，也未妨碍我们轻松自如地享受目前的
豪华生活。在我们亲切
地争论着的当口，几位穿军装的漂亮女孩子送来了烤鸭、各种甜食、新蒸的馒头、新鲜
的水果、冰淇淋、饮
料、啤酒和葡萄酒。
多喝了点中国葡萄酒，我只好听张颖的吩咐，先休息一下，也不管在广州等着我的将是
什么了。绸子床单睡上
去很舒服，这和醒着时看到的无产者严肃艰苦的生活，可真有天壤之别。在我慢慢睡去
时，一位女服务员进来
拉上了白色的帘子。副驾驶员柔和的声音惊醒了我，他正以准确的数字，报告着我们在
珠江三角洲降落的时间
和方位。
“江青同志已准备好了！”听到这个消息，一直在饭店中等候的我们，马上动身，赶往
江青的别墅。薄暮中我
们的车子在广州人畜拥挤的道路穿行。到了郊外，天已黑了，道路曲折颠簸，无法辨清
方向。通往江青别墅
的，是一条竹林遮蔽的蜿蜒小路。竹林中站着年轻的解放军卫士，枪上的刺刀微微泛光
。别墅是一栋宽大的单
层现代建筑，环境清幽，周遭满是热带的景色：绿色的攀缘植物，火红的木棉，粉红的
荷花浮在水池中，芬芳
的木兰、茉莉，散发着浓郁香味的各种花，嘹亮的蝉鸣，悦耳的鸟啼。
别墅的内部很宽敞，但装饰很雅洁，都是现代的东西，看不出什么明显的社会主义实用
色彩或明显的政治意
图。在北京，江青承受着政府的礼遇和对手的压力。现在，在数千里外，她显得和气多
了，也放松多了。她穿
了一件做工精细的双绉衬衫，和一条遮到小腿中部的百褶裙，颇像美国50年代初流行的
款式。在北京时看到的
白塑料凉鞋和白提包还在，只是提包的提手上扎了一团丝绒。
“在我跟前你是不是有些紧张？你不必这样。”
“不。”事实上我比初次见面时放松多了。我开始做记录。由于天太热，又潮湿，我把
袖子挽到了肘部以上。
“你太热了，”江青注意到我的样子，于是便让一位服务员去把空调打开。空调启动起
来，先发出几声低低的
嗡嗡声，然后突然就没什么声了。
离上次见面已过去近两周了，她说，周总理曾问过她是否想见我。周告诉她说我“年轻
，而且对中国充满信
心，”在我和中国派驻联合国的官员谈过之后，谢纬思向中国人推荐过我。虽然我不是
共产党员，可他们认为
我是“中国人民以及所有革命人民的坚定支持者”。虽然她当时正要起飞去干一件别的
事，最后还是决定留下
来见我。为什么？为的是不给我留下狂妄自大的印象。另外，她认为这样是她对中国人
民所负的义不容辞的责
任。她还知道我已见过“邓大姐”（邓颖超），而且邓和我谈得已经很深入了。她急急
忙地安排我观看戏剧演出，
并告诉我这些戏还未来得及仔细排练。接下来她又苦思到底送我些什么好。现在想想当
时把她弄得大汗淋漓的
忙乱劲，她忍不住笑了起来。当然，她并不十分了解我，在北京那天晚上的第一次会面
，她对我的印象很好。
我们分手之后，她开始仔细考虑我的工作性质，并决定了将要与我再交谈几次的“基本
建设”（她用这个词，可
并没解释具体含义），同时她也知道我们见面的结果要对外界发表。
四、五天以前，她早起飞到广州来。为什么选择广州？为了从日常工作脱身，休几天假
，同时也为了治病。没
有了北京那种压力，她吃睡都比以前好多了。近几个月来，她的记忆力时好时坏，这几
天里也得到了恢复。为
了不使我误以为这就是她平时打发时间的方法，她向我保证，日常她把所有的精力都集
中在“严肃的政治事
务”上，并郑重申明，“我受不了闲聊。”她和我将不会把时间浪费在闲聊上。
在我来之前不久，她在广州向1500人做了讲演，并给一些干部做了有关当前形势的报告
。除了这些事情之外，
她到这里来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见我。但她同时又强调，我们见面的事必须保密。如果广
州周围郊区的群众知道
她仍在此地，离他们这么近，群情就会激动起来。而一旦群众得知她在这里的真正目的
是和一个外国人谈话，
他们就会发生误解。所以，直到8月底我离开时为止，除了她，她的随行人员，以及那
些陪同我的人之外，我不
能再见别的人。
她继续往下讲。埃德加·斯诺的有利条件是他有充裕的时间，所以可以和毛主席、周总
理，以及其他30年代后期
在西北工作的老一辈革命家深入交谈。而到目前为止，我所见过的最年长的人物是邓颖
超。“五·四”运动时
期，邓15岁；江青那时只有5岁，根本不能理解那场惊天动地的运动。江青承认邓颖超
的革命历史比她长；但是
她又指出，她的革命工作范围“更广些”，因为她的工作不仅限于妇女事务。
当她和其他领导人在西北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维护毛主席的主张。由于她
在那些年里所处的特殊
地位（她和毛结婚了），她可以比邓颖超更详尽地讲述延安时期的一些事情。虽然她自
己没有亲身经历30年代中
期由中央苏区到西北的长征，她还是可以给我讲一些有关长征的事。总的来说，她将集
中讲述一些她亲眼目睹
的事，但并不勉强我听。如果我对军事上的事没什么兴趣，她可以略过去不讲。因为资
产阶级总是“武装到牙
齿”的，所以中国人民不能放弃武装斗争。她宣称，中国人民并不想打仗，他们从不把
不正义的战争强加给别
人。接着她的表情稍为和缓了一下，说她并无意主观妄断地瞎聊。
她微笑着伸出手，取过一个长的黄色锦盒，从里面拿出一柄精工雕刻的檀香扇。她一边
把玩着扇子，一边说，
这把扇子她用了好多年了。扇子一面的丝面上是手绘的梅花。另一面写着毛泽东的一首
诗《冬云》，日期写的
是1962年12月26日，是毛的70“岁”生日（“岁”是中国人计算年龄的一种传统方法，
他们把出生的那天算作
第一个生日）。诗是这样写的：
雪压冬云白絮飞，
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
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
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
冻死苍蝇未足奇。
当我浏览毛的诗句时，她告诉我，这不是主席的真迹。主席的书法堪称艺术精品，他的
草书很有名，可以和王
羲之相比。如果有机会得到主席书法的真迹，许多人甚至愿意拿自己的命去换。她用手
指点着，让我看我们身
后墙上那些毛的书法作品的大幅复制品，毛的字写得雄浑粗放，有时显得不合章法。话
题又转到了扇子上，她
说她为我定做了一把，不久就会送来，暂时我可以用她手里这把。过了一会儿，她又决
定把这把扇子送给我的
女儿。“她叫什么名字？”
“亚历山德拉。”
“你为什么选了一个俄国名字？”她狡黠地问。我告诉她，俄国的人名，有的是源自希
腊语的。可她看来对这
事并没有多大兴趣。
她于是伸手从桌子上的瓷盘中拿起用白茉莉和兰花编成的花环，又把手伸到一只水钵中
蘸了些水，然后把水洒
到花瓣上。这似乎是为我们以后相处的开端而举行优雅的仪式。在谈话的过程中，她有
时会把散落的花递给在
场的女服务员。檀香扇整晚扇个不停，浓烈的花香，混合着檀木的香味，弥散在我们周
围，并慢慢扩散到屋子
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怎么开始呢？”她主动问道。因为很想看看她将以何种方式来进行表述，我说，
作为文化活动的领导
者，开始的方式由她选择。而我心里很清楚，这和会见一位西方，或部分西方化的领导
人是有很大区别的，后
者在会见时希望能由我提出一系列问题，他们回答，并希望我能赞同他们的主张。此外
，和她相处了这样一段
时间，我逐渐意识到，我如果仅凭一个美国人的兴趣提问，而不触及她生活的核心动力
和中国革命史的话，那
是不得要领的。
她的生活故事漫长，痛苦而又充满传奇色彩，她悠悠然地开始追忆。
我很想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并和她辩论一番；那样做并不会损害我们的友谊，相反会
使友谊得到巩固。她唯
一的要求就是我不要曲解她的意思。我说，我并无意赞扬或诋毁她，并希望能由此而避
免落入儒家和共产主义
史学家那种说教的窠臼。我的主要目的是准确地向读者转述她所讲的话，以及只有通过
直接会面才可以了解到
的她的个性。
她猜测，我想更多地了解她的个人生活，这样说时，她会心地微笑着，既然这样，我们
就将从斗争开始说起，
因为从斗争的原理中可以找出有关她个人生活以及整个革命事业推动力的线索。如果我
对军事史不感兴趣，她
不勉强给我讲。但她又保证，她的讲述肯定不会乏味。然后我们再从童年开始，谈她的
个人故事。
此时已是夜里9点。后来我们中间休息了一次，吃了一顿饭，并换到另一个空气清新些
的房间。她不停地讲，一
直讲到次日早晨三点半。随着时间流逝，她的精力也变得越来越充沛。听的人已经疲乏
不堪，甚至因酷热而昏
昏欲睡，可她对此似乎根本就未曾留心。每天晚上，江青都是在卫兵、护士的一再催促
下，才肯停下来。她的
两位保健医生有时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有时从屋子角落里静静地看着她，他们也不时地
向她打手势，让她去休
息。除了这些人之外，时常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徐尔维和沈若芸，她们相互以翻译相称
；宣传部副部长张颖；
礼宾司副司长唐龙彬平；还有我的两位陪同，俞士莲和老陈。我时常和她们交换一下眼
神，微微笑一笑，尽管
她们在江青面前几乎总是保持绝对沉默——与她们平时的口若悬河形成鲜明对照。
第二天晚上，我们换到一栋更大的别墅（江青仍住在原先那一栋里），这栋别墅的房间
多一些，这样我们可以更换
着用，因为南方的炎热，不长时间就使房间的空气变得污浊。所有这些瓮音的房间里都
统一配备着各种毛巾—
—小的、大的、干的、湿的、热的、凉的——供我们使用，另外还有茶、烟、干果、笔
、信纸，放在小桌上的
麦克风，以及其它一些录音装置。我们的会谈持续了六天，每天都是从晚上早些时间开
始，一直谈到次日凌
晨，中间休息一次，吃点夜宵。其中有一天快到中午的时候，和当天下午，我们还谈了
一些内容。就这样，江
青用她以为是自己特色的标准无产阶级的形式，开始向我讲述她在革命中的“生活故事
”。她的讲述兴之所
至，时常偏离主题。 | T********e
发帖数: 1264 | 2 我说就算是骗包子你也写点感受啥的，不能全是转帖吧？哈哈哈
Comrade
【在 M******8 的大作中提到】
: http://www.wengewang.org
: 第一章 邂逅
: 按：以下文字从美国女学者罗克珊·维特克《江青同志》一书第一章17-42页（Comrade
: Chiang Ch'ing by Witke, Roxane, Publisher: Little, Brown and Co. 1977）节译
: ，黎漓译，江上有奇峰校。
: 1971年夏，在坚持了二十多年的“不承认”原则之后，中美关系开始发生戏剧性的转变
: ，由此也引发了我意想
: 不到的中国之行。“不承认”原则源于我们“冷战”期间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从中共方
: 面看，是美国政府自己
: 找上门来的。在这一奇怪的时刻，源于“现实政治”的原理，我们原来对中国所持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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