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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67 | 1 这讲古里头说的事儿更像是陕西，还是山西？
发信人: anchorge (fallout), 信区: ChinaNews
标 题: 【转帖】那些年，我们整死过的地主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Wed Feb 22 17:43:52 2012, 美东)
(作者：张六和)
我六岁就没了娘，叫日本人炸死的。爹弟兄三个，我弟兄两个。弟弟过继给三叔，我们
父子俩过活。父亲主要做纸札，给死人剃头，油棺材，我跟他学这门手艺。家里没有地
，住的是上辈留下的房子。土改时我还小，十二三岁。我三叔当时是农会成员，与我爹
商量让我入少先队，跟他闹土改。我爹刚开始不同意，三叔怪爹觉悟低，就教训他：“
你说你半路打光棍，收拾不下个老婆，这是为什么？是地主封建剥削的呀!”“你说你
这每天辛辛苦苦做纸札做些下三滥营生，还得给人低声下气，和死人打交道，这是为什
么？是地主封建剥削的呀！”“这一回轮到咱们出头出气了，穷人要翻身！”不知是爹
的觉悟一下提高了，还是爹给吓住了，反正最后同意了。
那时候给公家干事没报酬，三叔说，革命成功后一并给。爹问：
“如果革命成不了
功该咋办？”三叔说：“休说这些破楔子话！”
有一天，和我父亲成天打交道的吕品贤哭丧着脸来我家，一进门
就哭喊：“叔呀，
不能活了，我现在是地主成分！”我爹一看他那副样子，呼哧一下笑起来，说：“你要
是地主，我就是豪绅。”这吕品贤也是成天在死人摊子上混饭吃的，一个吹鼓手。他家
祖上本有好几家商号，但他游手好闲不学好，先抽大烟，后吸料面，一份好端端的家业
生生在他手里败落下来，后来连老婆都卖了。给他定下的成分确实是地主，定成分不独
看你现在的生活状况，还要上追三代。吕品贤走进我家时，身上红一道紫一道，鼻青脸
肿。我爹问怎么了，他说他正在街上吃羊杂碎，民兵张全喜看见了，说狗日的，还吃杂
碎呢，上去按倒就打。
说起定成分，分得特别细。地主分为地主、化形地主和破产地主
。地主是有房有地
有长工，平时不捏一根柴，靠吃租子过活。化形地主是装酸哭穷，小里巴气，其实有家
有资。吕品贤这一类人属于破产地主。富农分为富农、生产富农。生产富农平时也在地
里干活，农忙时临时雇人帮工。中农分富裕中农、中农和下中农。最后一种，不管有地
没地，只要为人不好，就叫恶霸。地主恶而霸，当然是恶霸地主；穷鬼恶霸，则叫穷恶
霸。
参加农会、贫农团的人，都是贫农、雇农，中农以上不让参加。
有一次，沙口贫农
团正开会，过去的村警乔兰凑进来听。大家一见他进来，就不说话了。他还耍村警的威
风，说：“大家说呀，咋我一进来就不说了？”贫农团的人厉声让他出去，他还是不走
。他说：“你们又不是开黑赌场，我在一会儿都不行？我就不走，你倒怎么着？”贫农
团的人说：“你不走？你不走你看我怎么着。”说着上前来，手里早已预备一把生石灰
，一把扑在乔兰的眼窝上。乔兰扭头就跑，捂住脸呜哇乱叫。贫农团群情激愤，说：“
正要定他个恶霸斗争他，没想到他自己送上门来了。”一伙人一路追到乔兰家，几个后
生七手八脚将乔兰按倒在炕上，又往眼里揉石灰，揉得乔兰嚎叫得不像人。乔兰的眼睛
当下就瞎了，文革前还瞎着个眼到处转。
贫农团成员苏丑梆子，有一次看见我跟在后面看人家斗地，说：“娃娃，可不敢看，那
可是动真的哩！”苏丑梆子说着话，腿直打战，浑身软得嗓子哆嗦。
我们少先队参加过几次斗地主，主要方式有几种：一种是磨地。
地上铺些料炭（煤
渣），没料炭就撒一些菠菜籽，菠菜籽六棱八瓣，有黄豆大，铺在地上跟锉似的，有时
将料炭和菠菜籽搅和在一起。然后将人一把推倒，两个人提住脚跟在上面来回拉。被斗
的那些地主富农，上衣脱掉，赤了上身，正面拉了反面拉，妈妈老子直叫唤。一般人根
本经不起这么折腾，三下五除二就将埋洋钱的地方交待出来了。
住在东门的周二干干，有钱，在药铺里有股份，能没钱？可他平时装穷，每年大年初一
，天不亮就出来，背个驴毛黑口袋挨家挨户讨一回吃的，说是吃上百家饭，福气自临门
。贫农团对他的底细一清二楚，知道他有两个钱，但他就是不说。不说，好，拉你一磨。
斗争周二干干的时候，妇女会也参加了。二干干周掌柜，当下被两三个
妇女会唾了个风雨不漏，临了还被脱光上衣磨了地。头朝后，脚朝前，两个贫农团手提脚后跟拉着周二掌柜磨了一圈。拉得风快，地上的料炭菠菜籽还不过瘾，谁又扔进两块青石蛋，周
二掌柜的脑袋在青石蛋上嗑得嘣嘣响。拉一圈，乞告一回，说哪里哪里藏着洋钱呢。贫
农团照那地方掏下去，起出二三百。不多，再拉，三回五回。妇女会张毛女愤恨得不得
了，在周二的肚皮上放了一盘小石磨。放上之后，她又一屁股坐在那扇小石磨上，像坐
了一挂马车似的，指挥说：“拉上走，看他说不说。”
女人都这样坚决，后生们也不示弱，一下子就把周二拉出城门，绕城圈子转。最后周二
掌柜脸白得像一张纸，在半路就承认他把洋钱全部藏在园子地的蓝池底下了。底财果然
起出不少，让大家参观。好家伙，我一辈子也没见过那么洋钱，总共二十四个木头盒子
，白花花的有三千多块。这样一打一拉，没有一个不说的。
后来，张毛女从磨子上下来，发现周二干干早几辈子就咽了气，
后脑勺被磨塌，脑浆拉了一路，后脊背的肋骨白生生的，一根是一根，就像打场的链枷。那张毛女也没得好死——死的前几年就瘫在炕上，流脓坏水，苍蝇动地，生生流死。
再一种就是坐圪针柜。这法子厉害。将家里放衣物存粮食的躺柜抬出来，抽去中间的档
板，像个长方形棺材。底子上均匀地放些剁碎的枣树圪针，被斗的人不由分说被脱成个
赤红棍扔进里头，盖上盖。柜子底上撑一根檩子，两头上下晃动，就像幼儿园里娃娃们
耍翘翘板似的。晃两下问一句，直至说出窝金藏银的地方为止。
七十多岁的老汉余务本，当铺杂、货铺、粮仓有好几处，耳朵有些背，
看不起贫农团。贫农团问他，他连眼睛都不抬。不抬眼睛就抬你，将他抬进了圪针柜。摇来摇去不做声，打开柜子一看，老东西死球了。
还有一种叫扔四方墩。四方墩是边墙上的烽火台，三丈来高，对那些顽
固不化死活不说的，或者斗争上了火的，将他拉上四方墩一推，只死无活。为了保险起见，贫农团的人在四方墩下面铺满石头蛋子。开始还扔一两次，直到摔死；后来扔下去不死的，干
脆用石头蛋子往脑袋上砸，一砸就没命了。
有一回斗争韩聘卫的老婆，韩聘卫是个教书先生，人也不错，但还是划
成地主，算是化形地主。贫农团见他老婆每天提个篮子捡料炭，气不打一处来，捆起来就打，说你那么有钱还装穷，快快交出来。韩家师娘打死打活一句话：“打死也没钱。”贫农团最
后将她推下四方墩，摔死了。死的时候已经受过百般刑罚，磨地，坐圪针柜，火烫钳子
夹，上身被剥光。往下推的时候，田XX将她的裤带松开，揪往裤腰，上手将她推下去的
时候，人和衣服轻易地分离开来。第二天，田XX就将她那裤子卖在估衣摊子上。
大冬天，滴水成冰，冰天雪地，斗死的人都不允许去收尸，谁收尸就认
定是狗腿子，一旦定成狗腿子，斗争起来比真正的地主还厉害。后来,那些被斗死的，被抢毙的，都赤红溜棍扔在野地里，远远地就看见一群狗围着尸首争抢，屁股在雪地里露出来很抢
眼，尸体上的衣服早被人脱光了。
我那妻姥娘死得最惨。一个寡妇人家守着一摊子家业，有磨房、当铺、百货生意，
还养两支大船，经营着粮库，常年雇工三十多人，被磨了地，捆起来打过，火柱烫过，
还在耳朵里钻上捻子点灯，最后在人民法庭上枪崩了。那时的人民法庭，和文革时的批
斗大会差不多，由几个人控诉，底下是人山人海。控诉罢，土改工作团的人问：“贫雇
农弟兄们，大家说，这个人，该怎么办？”只要底下有一个人说：“打死他！”坏了，
这人立刻就被拉出去。许多平时为人不好，脾气不好，得罪过人的民兵、农会干部，也
被这样枪崩了。这叫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妻姥娘被枪崩后两天，也就是腊八后那几天，说是枪崩错了。不仅仅是她，许多人
都枪崩错了，要纠正。球，人死了怎么纠？这种混乱局面大概持续了三个多月。打死多
少地主，没稽究，不知道，仅我知道的就有十多个。有好几次，贫农团开控诉大会，说
着说着把县委书记、县长就揪上台斗开了。后来纠偏，错打死枪毙的，给补一石粮食、
几匹布了事。
在衙门里当刽子手的三板汉，曾教我一种整人的方法，叫小鬼搬砖。把人捆在太师
椅上，把脚平放在另一只凳子上，再将两条腿从膝盖那里绑一道，然后冲脚底衬砖。我
把这个方法给我三叔说了，三叔马上运用到实践中。最多的时候能往里衬七块砖，听见
骨节圪叭叭响，是那种碎裂的声音。
有个张虎堂，年轻时就开始跑小生意，风吹得两眼通红，看着吓人。做生意通常五
六人结伙而行，他怕别人吃他的干粮，就把干粮装在臭袜子里。大年初一有个风俗，家
家户户在这一天都要到外头担一担水回来，称为财水。张虎堂老汉年年大年初一给人送
财水，靠着这样节节俭俭，挣下一进四合院。土改一来，定为地主，坐圪针柜也交不出
底财。后来说他过河西给国民党报信，抓住枪毙了。
前几年，我要给大小子弄一进院的宅基地，村里左拖右拖，都三四年了也没有批下
来。人们给我递话，说得往上送黑钱才能办。我就找到村主任家里，一进院，不说话，
先看他那几间大正房。他看我来者不善，说六叔你有事进屋里说，站在外头能看出个灵
芝牡丹？我说我是看你这房子，什么时候土改我该分哪一间。一句话吓得他脸都白了。
没几天，宅基地就顺利地拨下来了。哈哈。 | f******u
发帖数: 767 | 2 《百年潮》2003年11期 作者：冯文耀 原题为：康生与山西临县土改试点
康生纵容乱打乱杀
1947年我在山西临县担任县委副书记，3月，康生到临县搞土地改革试点。一开始他就
说：“你们这个党(指临县县委)不是土改的。”并一口否定了中共中央晋绥分区制定的
正确的《划分阶级成分》的小册子，把本无剥削或只有轻微剥削的大批劳动者定为地富
分子，提出：“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此话曾在《晋绥日报》社论《有事同群众
商量》中用黑体字刊出。)
实际上是康生和工作团某些人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康生把大批出身农民的干部扣上“地
主的立场，富农的感情”的帽子，对出身剥削阶级的党员干部，轻则诬为“立场未变”
，重则诬为“包庇地主家庭”。
一天，在康生试点的五区郝家坡，斗争小学教师刘荣昌之妻。在扯掉所谓“地主婆”的
刘妻上衣时，康生笑得前仰后合，(当时被斗者，尤其是女性，习俗是不管什么死法，
死时也要穿上新衣裳。
因此，在斗争会前，他们把好衣服穿在里面。)在场的人都不知何故。散会后，他把各
村工作组长留下，问大家：“刚才发现了什么？”谁也回答不上来。他说：“地主婆里
边穿着又好又新的衣服，说明老区大部分地主土地以减租等斗争方式转移到农民手里是
假的，而是地主以高价把土地卖给农民，一部分白洋投资工商业，换个办法剥削人，一
部分埋藏在地下。”
根据康生的这一发现，马上发明了“挖地财”，凡定为地富分子者，都得交“地财”，
否则将被非刑拷打。当时，包括一部分家境比较富裕的干部也都在劫难逃。这—招，又
导致多打死、逼死一些人。不到一年，全县共死亡780多人，其中地富分子190多人，干
部、党员和群众580多人，为地富的三倍。康生在临县一手造成了乱打乱杀的严重情况
，把本来正确的土地改革运动给搞乱了。
群众抵制过火行为
康生的极“左”最严重的后果是大量迫害好人。如果不是很多有觉悟的农民和坚持原则
的干部对好人设法加以保护，后果会更加严重。事实很多，举例如下：
樊止如是著名民主人士，时任边区参议员、行署建设处长(相当于厅)。还在土改点面结
合阶段，未经边区派驻三交镇土改工作团副团长和我的同意，樊就被押回村关了起来。
在不得已的形势下，我在各组组长会上提出：斗争会上要文明。意思是不要打樊。过了
几天，我被调离。后来副团长康乃尔告诉我：斗樊的大会开始后，好一阵没人诉苦，气
得一位小组长跑到人群中，用脚对一位中年妇女的小腿蹬了一下，示意要她冲上去打斗。
这位妇女把正在纳鞋底的针和麻线缠在鞋底上，一只手理了一下稍有些散乱的头发，从
从容容走到樊的跟前，把鞋底甩开，作出打人的架势，但当鞋底接近樊的脸时，力量大
减，轻轻靠了樊的脸一下，同时骂一声：“你再剥削。”会场上再无动静。没等宣布散
会，大伙就三三两两回家去了。
三专署专员高闻天原为临县县长，在临县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和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康
生一伙斥责高和我是“右得要死”。
高闻天的家庭成分被定为地主，实际应是富农。土改开始后，边区一位德高望重的大首
长不知听到什么人的胡言，在一次大会上说：“三分区专员高闻天包庇地主家庭。”不
几天，高就身背行李经过临县去边区党校接受审查去了。后来赵林(时为晋绥分局城工
部长，派在临县当土改工作团团长)召集县委、工作团副团长联席会议讨论高的问题。
有两位县委委员认为，高的问题很严重，至少是立场上的严重问题。 | f******u
发帖数: 767 | 3 山西土改的两种模式
智效民
1946年生于山西太原
1971年回城后在小学、中学任教
1986年调入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主要从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动员广大农民参军参战，进而夺取全
国政权，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颁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通称“五四指示”）
，从而掀起了大规模的土改运动。山西是八路军三大主力的根据地，因此土改运动自然
在这三个地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土改运动由刘少奇全面负责。基于抗日战争的经历和土地革
命的教训，他曾经考虑是否使用和平赎买的方式进行土改，但由于薄一波在太行山区推
行的暴力土改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因此他否定了这一想法。1947年7至10月，为了
推广太行山区即晋冀鲁豫边区的经验，刘少奇在河北平山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在会
上，他严厉批评了山东和山西的另外两个根据地。他说：“全国土地改革只晋冀鲁豫及
苏北比较彻底；山东、晋察冀、晋绥都不彻底，尚须激烈斗争，才能解决问题……”他
认为，土改运动“不彻底”，是由于干部队伍严重不纯，地主富农出身或受其影响的占
很大比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要求“只有经过贫农团和农会，发动群众放手发扬民
主”，才能彻底改造各级党、政干部，完成土改任务。尽管他知道：“这个方法，……
若在全国实行，必致有数十万党员及大批干部被群众抛弃，或被批评斗争与审判，若干
事变，亦将不可避免要发生。”（《刘少奇年谱》下卷，第86-88页）
全国土地会议还未结束，晋绥边区就闻风而动，率先成立农
会。农会在《告农民书》中反复强调，对于地主、富农、恶霸、敌伪爪牙和他们的狗腿
子，“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同时还指出：对于各级干部，“共产党和
毛主席都批准了咱们，有监督、审查、批评、处罚、表扬、教育”的权利。“该批评的
，该斗争的，该处分的，该撤职的，大家都可以批评，可以斗争，可以处分，可以撤职
。如果是共产党员，大家认为可以开除党籍的，也可以……开除。”（《晋绥日报》民
国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于是，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开始了。
兴县著名的开明绅士刘象坤被当作恶霸地主活活打死，他的
儿子原是干部，为了与父亲划清界线，夺下民兵手里的步枪在尸体上捅了两刀。刘象坤
的哥哥刘少白是边区参议会副议长，也被押回家乡斗争，并撤消一切职务。刘氏兄弟是
黑峪口人，在斗争会上，该村党支部书记刘玉明也被打得死去活来，晕死过去。众人以
为他死了，就用绳子把他拖到黄河岸边，扔了下去。没想到刘玉明在河滩上又苏醒过来
，要挣扎着往起站。几个土改积极分子看到他没有死，又下到河滩，端起刺刀在刘玉明
胸脯上猛扎两刀。刘玉明死后，有人听说人的心脏能够治病，便用刺刀将他的心脏掏出
，拿回去给病人吃。
不久，兴县蔡家崖召开斗争牛友兰的“斗牛大会”。牛友兰
是晋西北首富，毛泽东1948年路过晋绥时住的窑洞，即当时的晋绥军区司令部、现在的
蔡家崖革命纪念馆，就是他家的房子。抗日战争中，牛友兰毁家纾难，把房屋、店铺、
工厂、土地、金钱几乎全部捐献出来。据说仅一次捐献就武装了贺龙的一个团，因此在
土改前他已经是一无所有了。但是到了土改的时候，他仍然在劫难逃。
于牛友兰没有做过坏事，斗牛大会效果不好，于是有人就用铁丝（一说发）穿了他的鼻
子，让他的儿子、曾任晋绥边区行署副主任的牛荫冠牵着游街示众，牛友兰受不了这种
奇耻大辱，随即毙命。
在土改中，整人、折磨人的方式真是五花八门，令人发指。
除了棍子打、锥子捅、绳索、石头砸、火钳烫、石灰扑眼之外，还有磨地、坐圪针柜、
扔四方墩等花样。所谓磨地，是把棱角锋利、黄豆般大小的料炭和菠菜籽撒在地上，然
后把人的衣服脱光，推倒在地，提住他的脚在上面来回拖拉。《山西文学》的鲁顺民先
生曾经采访山西河曲县的一位张姓老人，他说他曾经亲眼看到一个药铺的掌柜受此酷刑
。该掌柜被斗时，一个妇女还在他肚上放了一盘小石磨，并坐在上面。不一会儿，药铺
掌柜的后脑勺被磨塌，脊背上的肋骨全部裸露出来。真是脑浆遍地，鲜血遍地，惨不忍
睹。另外，牛友兰的儿子、曾经担任过商业部副部长、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的牛荫
冠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也撰文说，当年他曾经看到一位乡长被在树上，被人们用树皮刮
出骨头，惨死在路边……。
但是据我所知，这种暴力运动并不是山西土改的唯一模式。
1964年高中毕业后，我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打入另册，失去上大学的机会。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响应党的号召”，主
动报名下乡插队。插队的地方是太原市清徐县徐沟公社西楚王大队。
初到农村，我的阶级斗争观念特别强。山西的晋商曾经盛极一时，因此当地有许多城堡式的高楼大院，其规模虽然比不
上大家熟悉的乔家大院，但是就局部而言，那一座座院落都颇有气派。根据当年接受的教育，我断定这无疑是地主的宅
第，里面肯定像“收租院”一样，不知道有多少本农民的血泪账！
就在我们下乡的时候，当地的四清运动也刚刚开始。我以为这正好是提高阶级觉悟的好机会。没想到四清运动的主要对
象不是地主富农，而是当地的干部。由于没有召开大规模批斗地主的大会，看不到控诉地主罪恶的动人场面，我多少有点
失望。找贫下中农打听，才知道上这里实行的是“和平土改”。而那些高楼大院的主人，因为被群众视为“好人家”，大多数划
成了中农。这让我感到不可思议。
一年后，因为生产队把我们的建房款和建房木材挪作他用，便把我安排在饲养院的牛棚里居住。饲养院还住着四位饲养
员，其中三个是单身汉。我以为这正好是访贫问苦的好机会，没想到每当聊起过去，三位老人都自责不已。他们告诉我，
当年他们也有许多家产，只因为染上了抽大烟，才卖了房地卖老婆，卖了老婆卖儿女。因此他们都说自己是“灰鬼”、是“赖
人”。当我问到如今寄居的人家时，他们都非常感激，说那是好人家，要不是他们收留，自己早就没命了。我问他们土改时
分的土地和房子哪里去了，他们说刚分到手就卖了，卖的钱也早就糟蹋了。因此他们只好寄居在中农或上中农家庭。我发
现，他们既没有亲人，又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因此他们挣的工分全部交给寄居的人家，就像一家人一样，而这家人也为
他们提供衣食等生活保障，这种方式可以帮助他们安度晚年。这让我隐隐约约感到，所谓旧社会的长工和地主，不就是这
种关系吗？
为什么在我插队的地区会实行和平土改呢？我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文字材料。不过据我推测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徐沟
距省城很近，在当时属于“新解放区”。如果说暴力土改在革命老区有雄厚“群众基础”的话，那么在“新解放区”就差得多了。
第二，由于内战正在激烈进行，山西老区的大批干部急于南下，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力量去“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
众”。这样一来，只好选择和
平土改的方式来“走走过场”。第三，土改以后，由于许多分到土地的贫雇农也像上述
三位饲养员一样，没有能力去经营土地，因此太行山区首先发明了互助组，接着又升级
为农业合作社。这种千变万化的局面也可能是当地实行和平土改，以便紧跟形势的一个
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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