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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620 | 1 http://news.sohu.com/20080104/n254458413.shtml
【按语】小岗村跟着毛泽东干了三十年社会主义，当我听到：“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
去杀头也就满意了” 的愿望，我问：“这是社会主义吗？”。“小岗一共才120多人，
三年“大跃进”，饿死了67人，死绝了6户。”难道这也叫社会主义？1978年底，安徽
凤阳小岗18户不想饿死的农民在一起赌咒发誓，签下分田到户“生死契约”，“如果干
部倒霉坐了牢，我们就给干部送牢饭，如果真的杀头枪毙，就把他小孩养活到18岁。”
仅仅为了不想饿死，要担这么大风险，这叫什么社会主义？ “如果不走“大包干”这
条路，我自己、我家的老婆孩子都要饿死。” 1978年没有单干的时候只能收3万斤粮食
，单干后当年就收了18万斤，一下子就翻了6倍都不止。“我家那时分了四五十亩地，
种的花生和水稻，我也不记得种了多少，只记得粮食多得没地方搁了，连床底下塞的都
是粮食。” 这样的好日子谁不愿过，难道非得过连饭都吃不饱的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三十年，人民生活大改善，但我们也决不能忘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血的教
训！如果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走的还是社会主义，在看到伟大成绩的同时，也应该
清醒地意识到存在的问题：腐败，并且越反越腐，我们得想想是为什么？民主，奋斗了
一百多年，究竟进步了多少？社会公平，贪富差距为何越来越大，教育公平也越来越突
出，因为缴不起高额学费而自杀，世上少有！……这些问题希望到建国100周年时能否
彻底解决，这要靠年青人了！
最后，我敬佩严俊昌敢说实话，现在说实话的人实在太少！
[提要] 1978年底，安徽凤阳小岗18户不想饿死的农民在一起赌咒发誓，签下分田到户
“生死契约”，成为中国改革的一个起点。在接下来的时段，这个明星村落不断受到中
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照，但它也无可逃避地经历阵痛：乱收费、干群冲突…甚至于这些当
年冒着杀头危险共患难的老人，也开始纷争不已。
讲述人：“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
年龄：67岁
当时身份：小岗生产队队长
我当时的决心就是，管它倒霉不倒霉，社会主义的车往前拉还是往后拉，只要大家
能吃饱饭就行。
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就满意了。
小岗村
1978年以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
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底，小岗村18户农民搞
起了“大包干”，正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至1984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
普及推行。
严俊昌家再往前一公里，就是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每一周，严俊昌都要到那里坐
一坐，今年67岁的他是纪念馆的名誉馆长，常常要向前来参观的各路人马介绍当年按血
手印分田到户的经历。
1978年底，安徽凤阳小岗18户不想饿死的农民在一起赌咒发誓，签下分田到户“生
死契约”，关闭了一扇门，又开启了一扇门。1978年12月22日通过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
报上还有“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字样，而这18
个大字不识一箩筐的农民，偷偷摸摸想走得更远。严俊昌是当时小岗生产队的队长，他
出于求生本能做下的决断，震惊高层，并终获认可，“中国改革第一村”由此诞生。“
不但没有枪毙我，还表扬我。”严俊昌也感到一个新时代来临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农村，尝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甜头之后，才进一步“农村
包围城市”，放权让利到全国。小岗村的“大包干”是中国改革的一个起点。在接下来
的时段，这个明星村落不断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照，但它也无可逃避地像其他村落
一样，经历阵痛：乱收费、盲目发展村办企业、干群冲突……甚至于这些当年冒着杀头
危险共患难的老人，也开始纷争不已。“大包干开始时村里没有一个反对的，后来日子
过好了，争权夺利，18户人家闹了那么多矛盾。”严俊昌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
无论如何，日子的确更好过了。但严俊昌也感受到小岗村发展的瓶颈，和村里的其
他带头人一样，他开始重新考量集体化农庄的可能性（并非是对“大包干”的一种简单
反动），并对强人政治迷恋不已。这注定是一个无法取得共识的观点。不过，也没什么
可大惊小怪的。改革开放在它的而立之年，未能“不惑”，在新的路径选择面前，或许
我们唯一可能的共识就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
三年“大跃进”，小岗120多人饿死了67人
我二弟快要死了。我们找到干部批了一把面，三四两，打成面糊子，他饿得牙关都
紧了，没有力气张嘴，我们撬开牙齿喂给他吃，才救活了他。我们庄上有户人家，九口
人全饿死了。1958年开始“大跃进”，1959年就开始饿死人。小岗一共才120多人，三
年“大跃进”，饿死了67人，死绝了6户。当时的农村，可以说家破人亡。
不只是小岗饿死人，全县都饿死人。凤阳县纪念馆说死了9万多人，实际10万人也
不止。一直到1978年以前就没有吃过饱饭，但干部有的吃。干部怎么没有饿死的？如果
党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死也是死这些党员干部啊，在那个时候，我就认为党风
不正。
那几年风调雨顺，还假大空说“天灾”。“刮五风”，蛮干，庄稼还没有熟就收割了，
一亩地撒几百斤种子，太密了，粮食浪费了，地里也不产粮了，还继续放“卫星”。干
部胡作非为， 50多岁的村民，饿得拄着拐棍去犁田，田没犁好。干部说，你这么大年
纪连田都犁不好？用枣木棍，把人打得第二天抬回家就死掉了。
1961年以后，因为饿死很多人了，就解散了大食堂，不再几个生产队一起吃饭，开
始以生产队为单位。从那时起，小岗就一直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
“三靠队”，衣食住行都靠国家。
大家劳动的积极性不高，生产队的土地都荒掉了，没有人干。大家吃不饱饭，没力
气干活，一顿不吃，两顿不吃还能扛得住，三天不吃哪来的力气？农民的积极性被领导
挫伤得太厉害，三年饿死那么多人，大家对干部多少有点看法，所以生产就一直搞不上
去。那个环境下，也可以说是政策不好，瞎指挥，有的工作组到小岗来主要就是抓“斗
私批修”，他们认为生产搞不上去主要是人的思想问题没解决。一天到晚就是搞什么思
想学习啊这些道道，也没时间干活。生产队就一搞一年空。
小岗那时跟附近几个村都一样，大家都出去要饭，也没人干活了。南来北往，听说
哪儿好就去哪儿。那个时候在家呆着的吃树叶什么的快饿死了，在外面讨饭多少能要点
吃的。
1962年，我还是普通生产队员，受刘少奇的影响，我开始萌发了单干的想法，当时没有
公开，在小岗挖了些自留地，大家积极性很高，但是那时刘邓路线受到了批判，种了之
后不准收。
不做饿死鬼，18户按手印“包产到户”
我从1962年开始当生产队副队长，后来当了队长。我在那个时候多少有点看法，我
们党明明看到国家的现状，在那个环境下，为什么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敢出来顶这个责任
，说句真话呢？我就一直想不通。虽说党解放了全中国，但中国人民饿死了这么多，仍
然还是抱着老路子。要是一直那样走下去，可以说是自取灭亡。
1971年起以生产队为单位，但生产还是搞不上去。大包干前，整个村年产粮徘徊在
3万斤左右，100多人，每个人一年才分到100多斤粮食，根本不够吃，那时什么树皮、
青野菜、葫芦秧等田中的作物，只要能吃的都吃了。如果不走“大包干”这条路，我自
己、我家的老婆孩子都要饿死。
我从1978年开始，走访了几个老同志讨论怎么解决小岗的温饱问题，也就是怎么救
活大家的命。1978年底种麦的时候，几个老同志就说，“只有分田到户，但这条路是走
不通的，刘少奇都被打倒了。”我当时的决心就是，管它倒霉不倒霉，社会主义的车往
前拉还是往后拉，只要大家能吃饱饭就行。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满意了。做
饱死鬼强过做个饿死鬼。
刚开始我们打算，一个生产队分成两个组，如果积极性高就接着干。但分两个组还是有
小集体，多少还是有一点矛盾，有些出勤不出力。后来两个组分成八个组，生产队一共
120口人，18户，8个组分干就是基本到户了。但还是不行。最后就彻底包产到户。
当时大家按了手印，为什么按手印呢？有老人家提醒我“俊昌，你这个路是走不通
的，到时候要成千古罪人”，让我召集大家，问清楚如果这条路走不通是不是会怪我。
我觉得老人们说得有道理，就把大家找来，先说要解决温饱问题只有走包干这条路
。我就问他们如果走不通，可怪干部？干部倒霉怎么办？大家讨论后就说“如果干部倒
霉坐了牢，我们就给干部送牢饭，如果真的杀头枪毙，就把他小孩养活到18岁。”
当时也没有纸，就在小孩念书的本子上撕了纸，大家按了手印，发誓赌咒，任何人
不能说，亲戚也不能说，谁说出去不是他娘养的。算是大伙互相担保。保证第一要完成
国家的，第二要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
纸包不住火，县委书记也顶不住了
任何人都不知道，除了我们这18户。
后来纸包不住火，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党委开会就找到我，当时我就担心出事了，
这么多队长不找怎么就找我。到了办公室，他们就问我是不是搞分田到户了，说是听邻
队反映的。过了几天，开生产队大会又找我麻烦，告诉我：不交代的话，种子、化肥等
凡是上面供应的都不给我们了。公社也没有查清楚，说一旦查清楚了要向党汇报。
从当天开始上面的待遇没有了。我们这么多年靠上面的待遇，还是饿死的饿死，饿得吐
血的吐血。要想活下去，还是得靠自己，继续分田到户。我在小岗问大家可有意见，大
家没有意见，就那么定了。
第二天，公社党委书记就把我给看住，开始监督我，意思是说“你不讲实话，我一
个党委书记就跟住你了。”连看三天，那三天我啥也不干，他一天到晚跟着我。到第四
天，我向他坦白了。他要立即把我逮起来，我就问他会不会杀我头，我当时对他说“你
放心，就算杀我的头我也不会诬赖你的。”他就说“就凭你这句话，党就能相信我？如
果先放了你，杀你的头还管我的头呢。”
他跑到县委去汇报。接着县委书记陈庭元来到小岗，发现我们确实分田到户了，叹
了一口气，就批示小岗干到秋天，说是干得好再向党汇报，干不好收回来。
哪知道没干到秋，陈庭元就顶不住了。有人反对，说这样做没有文件，小岗在挖社
会主义墙脚，开历史倒车。陈庭元就通过电话会议，让我们立即并起来。
后来地委书记王郁昭来到小岗，他找到我家后就问我，你可是严俊昌同志？
我说，是的，你是哪位？
他说，我是哪位你不要管，你快带我看看。
我就上了他的车带他看了几家农户。我家那时分了四五十亩地，种的花生和水稻，
我也不记得种了多少，只记得粮食多得没地方搁了，连床底下塞的都是粮食。当时王郁
昭看了后回去开常委会。我究竟犯了什么法？要是定我反革命罪的话，那共产党江山打
错了，死了那么多人打江山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中国人民过好日子吗？所以我的罪就
定不下来，结果王郁昭就说，定罪定不下来，那我们就支持严俊昌。然后他又带常委们
来了一次小岗。
万里来小岗，问了三句话后说：我批你干三年
王郁昭之后就找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万里也来了小岗。他没来之前，陈庭元就
透底了，说“万里要是来了就实话实说吧，倒霉也好，有罪也好，等万里来了再说。”
万里来了之后，第一句就问我“可是共产党员”？
我说“不是共产党员”。
他说了句：好！中国这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这条路，为什么？怕丢了乌纱帽，丢
了官。很多共产党员他不是为人民的，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官”。
万里第二句话问我多大岁数，我说37.
第三句话：是过去的生产队长好当，还是现在的生产队长好当？
我说，过去的生产队长不好当。大伙出勤不出力，挫伤农民积极性，总是徘徊在3万斤
粮食左右，常年靠国家。
他说，你这样干可有把握？
我说，像这样干，不管天灾人祸，可以不要国家供应，可能对国家还有贡献。万书
记可能准我们多干几年？
当时万里就说，那能干啊！地方批你干一年，我批你干三年。当时我恨不得趴在地
上给万里磕头。
万里视察了一遍很满意，临走时，我问他，“你批我干可有红头文件？地方政府要
是找我麻烦怎么办呢？”
他说，不错，我是没有红头文件，谁要是找你麻烦你就这样问他：“你可以想出什
么好的办法？如果对我有看法，你能使生活过得比我好，收入比我现在多，做出的贡献
大？”他要是说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就让他不要管你，他还得跟你学习。
万里的这几句话真管用，后来有人跟我说，“老严，你这样可还要集体啊？”我说
：“你可想得出什么好办法呢？我们至今还没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至今还没有找
出第二条更好的路，咱们没有什么集体的企业，只能这样一家一户地干。”
村民才富一点，就开始乱收费了
1978年没有单干的时候只能收3万斤粮食，单干后当年就收了18万斤，一下子就翻
了6倍都不止。此后年年有增长（据1994年3月4日《人民日报》《在史诗中裂变的小岗
村》，1979年秋收，小岗村的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3.6万斤猛增到13.2万斤，人均收入
由上年的22元跃升为400元。──记者注）。
以前地也少，全村1000多亩地，除了517亩包产地，其他的都荒掉了，没有人种了
。大包干后，这些荒地都被利用起来了。人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看不到荒草，遍
地都是粮食。
这之后就没有要饭的了。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了，家里饭都吃不完了，谁还出去要饭呢？
单干之前，生产队里都是一些茅草房，我那时四五个孩子，全家就一间房子，屋门都是
用芦秆架的。大包干当年，我就新盖了6间茅草房，后来又盖了好几次，1993年盖了砖
瓦平房。农业机械、手表、电视机什么慢慢都有了。过去粮食都是用扁担挑，现在都是
用拖拉机拉。我们的发展是很快的。虽然说小岗没有富起来，但从住、穿、吃和机械等
方面都进步了很多。
在1978年之前，生产队生产的粮食每年应交1800斤，小岗一年都没有交过。历史上
就没有交过国家皇粮。1979年产18万斤，我们当年就把国家的皇粮任务完成了。那个时
候粮站都没地方存粮食了，就现盖粮仓。
开始几年没有乱收费，村民才富一点，但不久后就开始乱收费了。
一个部队的师长来小岗参观，他到我家，我问“我们这样（单干）能干多少年”？
他说“现在老邓在政，政策不会变，我就怕地方的腐败政府看你们有了，虽然锅里还没
多少，他们就你一勺我一勺把锅里给挖空了”。
当时我还不信，后来他的话就变成现实了。
单干后，我家有四五十亩地，那个时候干的只够缴费，全罚掉了。名义上说是为群
众服务的代收款，比如用于集体抽水的费用，但是那几年根本没抽多少水，剩下的钱也
不还给农民，代收到他们自己的口袋去了。再比如“基本建设费”，每个人收二三十元
。收上去了什么也没建设。要收费了，我们几个大队干部就得打个报告，今年想要为农
民干点什么，变相收费。
1980年代中期，乱罚款到什么程度了？不交罚款就把你们家门给扒了，罚你多少钱就从
你家粮仓扒多少粮食。村民要是抗拒打架，就被抓到派出所。当时我是村长，一年有
1000多块钱的收入，是上缴款的回扣钱。
我认为那是错误的。但我作为村长也带人去扒粮食。不扒不行，任务完不成，没有
办法。我心里也挺矛盾的，共产党的路哪能这样走呢，我们当干部一天到晚扒群众粮食
怎么行？
我就写了一封信让人带给王郁昭，王郁昭带给了万里。
温家宝点名请我，我告了乱罚款乱收费的状
温家宝可能就是因为我那封信来的小岗。
至少我的信转交给他看了。
那时上面只要来了人，我讲了实话，上面的人就会找县里面。县里面就认为我老严
尽说实话，他们就不高兴。后来县委书记找到我说：老严你一天到晚给群众打官司，群
众的收成我们扒去的还不到两圈。我就说，你两圈他两圈，总共有几圈呢？
温家宝没来之前，县委人大一把手就对我说，老严，你这次不能再说实话了，你这
个实话说了弄得我们集体政府都不好看。我当时说，我不讲空话。他就说，不管你说不
说空话，我们不安排你说话。
温家宝来的时候，县里不让他来小岗村，怕我们讲了真话啊！就借口说抽水把土路
给拦了，实际上根本没有放水。后来温家宝一定要见我们，说“把严队长接来”，就用
车子把我们接到了小溪河镇上去。
但是后来没安排我讲话，安排严宏昌（大包干时任生产队副队长）讲话。他开会谈
到人均收入5000元，温家宝也没吱声。
要散会的时候，温家宝说，不行，有几个老同志点名说一定要找到严俊昌，请他讲
话。
我在会上说，我如果不讲，对不起党，也对不起群众。我们就要说实话，我们政府只有
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才有希望，不能净搞弄虚作假。有人说农民种地那么富，人均收入那
么多钱，其实没有。实际上只能解决温饱。哪有那许多钱？我们每年人均只能收到七八
百、上千块的样子。
我又说，为什么搞大包干？因为大集体挫伤了劳动积极性，党和群众的距离越拉越大，
群众不相信我们党。可我们现在这样单干后生活都过好了，为什么党和群众的距离又拉
大了呢？群众瞧不起我们干部呢？现在净搞什么乱摊派乱罚款，见你种烟、种棉花、种
油料，都要收钱，连养猪还要收二十块的猪头税。那些费用多的一户有两三千，我家有
一两千。这种乱收费乱罚款农民怎么看得过去？我们赚的还不够政府要的，这不是个问
题吗？
另外，既然把土地交给了我们，那农民就该有自主权。现在上面如果安排了种烟、
种棉花，农民就必须得种，而且还必须达到他规定的产量，定的指标根本达不到，达不
到就罚款。人家麦子种得好好的，全给犁了，有干部搞了油菜坊，让农民必须种油菜。
非要强迫别人干什么呢？村民种油菜不赚钱也得种，想告状也没处告！
当时温家宝就问，严俊昌提的可是事实？县委书记不敢回答，就说，一两句话说不
清楚。
温家宝说，严俊昌提的如果是事实，立即纠正，老农民这么朴实，怎么种田种得这么辛
苦呢？
当年我们一个公社就没有交这些罚款。第二年，其他的乱收费也都不敢收了。有的人就
说大家要买花炮到严俊昌门口放，他这一告状我们每年要省多少钱。
1993年再回小岗，我想办点集体经济产业
小岗原是严岗村的一个小队。我原来分田包干是在小岗队开始的。大包干批准后我
就在严岗村当村长。1993年，因为我给万里写信，县里面怕中央再来人，就想把严岗村
分成两个村，大严生产队和小岗生产队分出来合并成小岗村。安徽省人大亲自抓小岗，
1993年把我调回小岗村当村支书。
我当时不同意，这样有什么意思呢？上面说村子人口少，上面好支持，这样可以让
小岗早点富起来，上面下来视察比较好看。因为我不同意，县委开群众会说，如果同意
两个生产队并成一个小岗村的话，上面农业税什么的啥也不收。这样群众就都同意了，
1993年，小岗村就取消了农业税。
现在小岗村有400来人，100多户。当时我反对两个小队并成一个村，我认为不见得
人少就能干好事。村里人多，才能选出能人来。
上面来人的时候我一直不说假话。后来又把我调到小溪河镇里当镇农委副主任，“
你属于国家干部了，调出去不能在家住了，小岗也不与你相干了”。
1993年，上面打小岗的旗号，注册小岗商标，在小岗村之外，搞农业实业总公司，
引进瓶盖厂、面粉厂什么的。这些厂和小岗没有任何关系，小岗一分钱也摊不到，村民
什么好处也没得到，都是假的。
我回小岗村来做村支书，也是想着能办点集体经济产业。县里也想要扶持小岗，我
就准备培养严宏昌，参与筹建农工商总公司，还让他参加上海的政策研讨会……后来干
得一塌糊涂。小岗村企业工程什么的特别多，邻村没有这么多，小岗村牌子响才搞得这
么多。
有一年，日本还赞助了小岗1000万日元（约人民币70万）养鸭子。后来县政府拿钱
盖了一栋房子，钱根本就没有用来养鸭子。
从90年代开始土地又荒了不少，地种完了也懒得管了，因为种地收入不高。大家主
要靠打工赚钱。1997年，严德友任村支部书记时，引进了江苏连云港市长江村的支持。
小岗的变化和长江村分不开。长江村为小岗铺了友谊大道、绿化，帮助发展小岗的葡萄
业和其他农副业，给村民送彩电，让小岗人重获信心。
小岗的葡萄特别有名。这几年都种葡萄，年景好的时候一户每年一两万块钱没有问
题。葡萄苗加杆子一年就要花一两千块钱，都是长江村赞助我们的。其他队想干哪有这
个机遇呢？种葡萄以前呢，小岗经济和其他村差不多。现在小岗经济比其他村要好点，
因为在长江村能人的带领下，小岗村开始逐渐发展副业了。人们思想开始转变了，过去
主要就是种稻、麦子等粮食作物，现在哪个经济效益高，就搞什么。
前两年，生产队干部说要出去看看，解放解放思想，村干部一堆人去南街村、大寨
、红旗渠这些地方考察。没去之前，我就想，好地方必须要有好带头人。学南街，要有
南街一样的带头人才行，像华西的吴仁宝，像长江村的郁全和。郁全和从二十多岁干到
现在，只有长期的干部才有长期的稳定，才有长期的发展。
我所说的集体经济与大包干前的集体经济是两回事，现在的集体经济必须要有村办
企业，没有企业光靠种田只能解决温饱。学南街村，小岗必须要有集体企业才能学。有
了集体经济，农民有了收入，没有了后顾之忧，自然就把土地让出来了，这样村干部就
该加大投入，整平土地。以前100个人干的土地，机械化后只需10个人。农村的生产必
须要机械化，但怎么走这条路？要看准了才敢走。要是没有企业，农民没有收入，把土
地收上去不出一年，又得要饭。这要相当长一段时间。必须要有能人带。
大包干让小岗成了明星村，这对小岗应该是好事，毕竟上面有拨款什么的。党对小
岗这么重视，但是小岗人没创造好。
现在人民日子好多了。农民没有想到有今天，不少吃不少穿，也没有干部整天上门
扒这样扒那样。现在不但取消农业税，还给农民补助，一亩地补30多块钱，虽然少，但
党这种做法群众感激啊！几千年的皇帝，什么时候不要国家皇粮，还反过来补助农民呢
？这说明共产党能治理好中国，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过去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
头带”，就是看车头是不是有本事带，这是关键。
采写/摄影（除署名外）：本报记者 韩福东 实习生雷敏（南方都市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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