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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wayofflying (小破熊), 信区: Belief
标 题: 看看传教士的真面目：近代传教士与西方列强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Aug 1 12:38:36 2009, 美东)
我转贴一些事实，来说明传教士这个兵种是配合本国军队去侵略其他国家的。同时也要说明，中国人民跟基督教是有一笔血债要清算的。
看看传教士的真面目：近代传教士与西方列强
发信人: jinyushaoye(万世流浪)
整理人: yanboguang(2002-07-23 16:03:11), 站内信件
基督教是一种热衷于传教的宗教。从基督教形成之初，就有传教士的活动， 如使徒时代的保罗、巴拿巴等人在基督教的发源地小亚细亚传教。但形成大规模、有组织、跨洲际的群众性传教活动还是在十五、十六世纪以后，当时欧洲处于封建制度衰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时期。地理大发现一方面使欧洲经济强国找到了海外资源和新的市场，同时也为更大范围的传教提供了历史的机遇。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纷纷向北美、非洲和亚洲拓展殖民地，传教运动也就是在这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主义的扩张而开始的。近代以前的一些传教士如利玛窦（P.Matteo Ricci）、汤若望（Joh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等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贡献。鸦片战争后，尽管外国传教士来中国的动机确有出于传教热忱，也有为中国人民做了些好事的，但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大背景中，在其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与中国人民发生冲突时，一些传教士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为本国政府效力，客观上充当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先锋、后盾和军师。尤为甚者，一些传教士为殖民主义扩张效力，直接参与了侵略活动，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这些传教士的劣迹，是无法掩盖和抹杀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承认，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的原因。" 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甚至鼓吹" 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美国传教士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S.Wells Williams）等知名传教士，都是免费乘坐贩运鸦片的船并接受其资助来华的。
法国传教士郎怀仁（Adrien Lanquillat.S.J.）等五位耶稣会修士是乘法国军舰来华的。传教士与鸦片贸易及侵华战争、传教运动与西方列强的对华侵略之间的确结有不解之缘。马克思早在 1843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宗教是“ 压制殖民地的工具”。
参与贩卖鸦片
在鸦片战争前的七十年间，以英国人为主的外国商人一年比一年多地向中国
贩卖鸦片。1773年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实行鸦片专卖，每年有一千箱（每箱一
百斤或一百二十斤）鸦片输入中国。到十九世纪初，每年输入量增加到四千多箱。
到鸦片战争前几年，每年多达四万箱，每箱在中国海口出售价为四百银元到八百
银元。美国商人也从土耳其向中国贩运鸦片。鸦片的售价比成本价高得多。英美
商人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而中国人却从中深受其害。早在1799年清政府就已禁止
鸦片进口。此后多次发布禁令。外商从事鸦片贸易不得不以走私为主。
参与鸦片贸易传教士不仅乘鸦片贸易船只来华，接受鸦片商人的资助，而且，
有的传教士还直接参与了罪恶的鸦片贸易。西方学者摩利生在《马萨诸塞州海运
史》一书中指出的，对于英美政府和英美商人经营毒害人民的鸦片贸易，当时在
华的 "基督教传教士都不反对这种贸易，他们乘坐贩运鸦片的飞剪船到中国去，
他们还从贩运鸦片的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他们都说，鸦片对中国人是无
害的，就象酒对美国人是无害的一样。" 他们认为只要中国人接受了基督，鸦片
的危害也就自然会消失。传教士们还邀请大鸦片商人充当对中国传播基督教的宗
教团体的头面人物。如在广州的" 马礼逊教育会" ，就让大鸦片商颠地任会长，
另一大鸦片商查顿任司库，传教士裨治文任秘书。1838年2 月21日在贩卖鸦片的
垄断组织东印度公司的倡议下成立了" 中华医药传教会" ，传教士伯驾为副会长，
大鸦片商颠地、查顿为终身董事。
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传教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从到中国的第二年起，
就与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接触，从1809年到1834年该公司被取消垄断
权时为止，直接受聘该公司，任秘书兼翻译员。他在给伦敦会的报告中说，" 我
已接受东印度公司的聘请，……可以解除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对传教士的厌恶，
当他们发现传教士是准备着为公司的利益服务的。" 东印度公司在印度鼓励农民
种植罂粟，收购后制成鸦片，输入中国。1825年11月，马礼逊写信给伦敦东印度
公司董事会：" 我在中国漫长的十五年里，依照你们在那里的职员们的要求，常
常冒着个人生命的危险和痛苦，忠心耿耿地为贵公司的利益服务，整个公司以及
广州当地的商人可以证明。" 由于他对该公司精诚效力，其年薪很快即从五百英
镑升至一千英镑。
德国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充当鸦片贩子的翻译，并直接参
与了鸦片的推销活动。他曾多次出入中国沿海，参与大规模的鸦片走私活动，同
时刺探情报。 1832年他到澳门时，许多鸦片商人都争着请他带路到中国沿海去
推销鸦片，待遇十分优厚。1834年，郭实腊受雇于英国著名的大鸦片商查顿洋行，
乘坐查顿的船在中国沿海活动。一个鸦片贩子曾说，" 郭实腊工作了三天，我给
了他一千块钱。" 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里保存的英国鸦片公司1833年档案中有
两封公司老板夸奖郭实腊的信，其中提到：" 郭实腊博士给我很大的帮助。现在
生意越开展，他的帮助越需要了。他的热情是无限的，但未免大胆，太敢干了。
" 信中描述郭实腊对付中国官员检查的情景时说， " 郭实腊穿上最讲究的衣服，
带领两只小船，装出神气十足的样子，迎上前去，对中国官吏大声威吓，喝令从
速离去，若敢再来，就将他们毁灭。" 鸦片战争前，郭实腊还为当时的英国驻粤
领事义律就鸦片的销路出谋划策。
反对禁烟由于外国传教士与鸦片贸易有着利益相关的密切关系，他们对于清
政府的禁烟政策和举措十分关注。 1839年初，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
传教士们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林则徐的身上，通过各种办法，尽力刺探林则徐的禁
烟措施，搜集中国官方的动态。当时的外商及传教士并不相信林则徐真会禁烟，
以为林会象其他官员一样，一经贿赂就放弃禁烟。但是，林则徐是一位伟大的
爱国者，他严格地执行了禁烟令，迫使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于3 月27日同意
交出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鸦片，到5 月 21日凌晨两点全部交齐（后又增交八
箱），6 月3 日在虎门开始销毁这大批烟土。6 月15日，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与
美国商人金查理等十人一起从澳门乘坐" 马礼逊" 号船到虎门观看销烟情况，
并设法接触林则徐。其目的，无非是证实中国官员是否会动真格禁烟。裨治文
报告中是这样描述林则徐的销烟的，" 由于许多人声言中国人不会销毁一斤烟
土，还有另外不少人认为，即使真的销毁，大量的烟土大概也会被偷走，……
到十一点半钟，我们已经反复检查了销烟的过程和每一个部分。他们在整个工
作进行中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料，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
情会比执行这项任务更为忠实的了。" 此后，他们又去会见了林则徐，林则徐
向他们明确重申了中国政府的政策，即禁绝鸦片贸易，保护和维持合法的贸易。
但是，从金查理呈给林则徐的第二个文件中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第一次向中国政
府正式提出了未来中英条约中的基本条款，而且还提出了领事裁判权的要求。
当然，他们在起草这些文件时，传教士是重要的谋士。
1839年9 月，林则徐写信给裨治文，约他到虎门会见中方的一个代表。这
次会见，裨治文与中方代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告诉林则徐的代表，英国如
何强大，中国是打不过它的，力图从思想上动摇林则徐禁烟的决心。他写道，
" 他们没有觉察到，现代科学和工艺已经将优势给了西方的军人，当他们以敌
对者出现并相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时，中国人却证明一点不切望应予避免冲突。
中国人似乎感到，他们所做的完全是正当的和必需的。他们似乎认为没有人敢
于同他们作战。" 林则徐的代表用" 打仗不怕 " 铿镪四个字作为回答，裨治
文在文章中假猩猩地对此表示，" 令我们很痛心".为了保护肮脏的鸦片走私，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传教士不仅参与鸦片走私，反对禁烟，而且在鸦片
战争中，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西方教会出版的书籍中关于传教士对殖民侵略的作用直言不讳：" 在殖民地
修建教堂、驻扎传教士，就象在殖民地修建兵营、驻扎侵略军一样必要"." 一
个传教士抵得上一营军队"." 与其设立九个军事据点，不如设立九个教堂更为
有效。" 事实正是如此。西方列强从侵入中国始，就把传教士作为其侵略、掠
夺的工具。传教士受差会派遣，要将自己在中国内地的所见所闻汇报回国去，
这就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帝国主义的情报员。美国传教士斯贝杰在他的
《十字架征服中国》一书中承认，传教士" 受命把其所在地的一切情况向领事
汇报。" 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 这些先锋（传教士）所
搜集有关（中国）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及一般文化的汇报，将
其送回国内，对于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 鸦片战争时期，当时在华的知名
传教士如郭实腊、马礼逊、裨治文和伯驾等，都在宗教的外衣掩护下，从事刺
探、搜集中国情报，充当侵略者的间谍，鼓吹战争，并为列强发动侵华战争、
掠夺财富出谋划策，直接服务或参与西方列强的侵略战争。黎金牧师（The Rev.John
Liggins）在他所著《外国传教事业的伟大价值和成就》（1888）
一书里说，传教士" 往往向政府及其官吏提供情报，而这种情报从别的方面是
不容易得到的。" 制造舆论鼓吹战争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好几年，传教士
就与外国商人一起，鼓吹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煽动使用武力叩开中国的大门。
当时在华的传教士有一个信条，要使中国人接受基督，唯一的办法就是战争，
要使鸦片战争" 成为将耶稣介绍到中国的一种手段。"1834 年12月9 日，在广
州的全体英国人，包括传教士在内，写了一份呈英国国王书，要求英国政府增
派兵舰和军队到中国来，以此为后盾，再派使臣上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条约，
要求除广州外，开放厦门、宁波、舟山为商埠，还要一系列特权。裨治文主编
的《中国丛报》立即对此做出反映，在1834年12月号上发表文章支持这一行
动：" 我们认为任何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人，……都将会同意他们的主要立场，
那就是，最好的办法是采取果断措施。""中国这种态度，……如果各国不能
说服她，就强迫她走上一条与各国的权利和义务更为一致的路线上来。 "1835
年1 月号的《中国丛报》竟然鼓吹战争，" 当为了取得公正，提供保护和维护
一个国家的国格而有必要使用武力时，这样一种手段永远不会受到谴责。""根
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交往。"1836
年2 月号上登有一篇题为" 与中国订约一个巨大的迫切要求" 的文
章，提到" 最近在沿海侦察证明，天朝的联合舰队无能驱赶一艘只配备数名欧
籍武装人员的商船。……可以断言，英国兵只要一个团就可以击退他们几个省
的军队。""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下命令它这样做，
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1836 年8 月号发表了一篇中国军事实力的情报调查，
认为从军事角度看，中国实不堪一击。1840年2 、3 月间，英国决定发动战争
的时候，裨治文在《中国丛报》上宣称， " 时间已到，中国必须屈服或挫败。"
《中国丛报》就是这样被称为" 关于中国情报的矿藏" 和在华商人及传教士的
喉舌。它通过制造舆论，鼓吹战争，提供情报，影响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搜集情报参与战争鸦片战争开始后，一些传教士为侵略军提供情报，或在
侵略军中服役、随军活动。传教士郭实腊与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都成为英国政府的官方翻译，分别领取年俸八百英镑和一千英镑。
他们为英军提供情报、出谋划策，成为举足轻重的 " 侵华谋士".林则徐认为郭
实腊是个" 危险人物" ，" 小马礼逊（马儒翰）最坏".英军打进长江时，马儒
翰就在英军司令璞鼎查的军舰上。璞鼎查在镇江遇到强力抵抗，心里胆怯，打
算后撤，马儒翰力劝璞鼎查继续进攻，打到南京。璞接受了马的建议，果然打
到南京，清廷被迫投降。
郭实腊是传教士中搜集情报、参与侵华战争的典型。从1831年到1838年间，
他曾十次侦察中国沿海，搜集到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这成为他参与鸦
片战争和起草《南京条约》的资本。在战争期间，郭实腊穿起了军装，随军到各
地强征粮草军需。英军在舟山群岛扫荡时，遭到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郭实腊就
去对百姓进行欺骗宣传，要求他们停止抵抗。当时有些老百姓就质问郭实腊："
如果你们真是那么希望和平，那么为什么你们要到这里来呢？ " 问得郭实腊无
法回答，以致恼羞成怒，指使英军对当地百姓实行了残酷的屠杀。当英军于
1842年6 月进攻上海时，对上海早已了如指掌的郭实腊，又充当海军司令的向
导，协助指挥作战，并且代表司令官向城里出安民告示和筹措粮草，还勒索到
三十万银元赎城费。七月间英军攻至镇江，又是这个郭实腊带路，冲进城后一
路沿街烧屋和实行屠杀掳掠。郭实腊先后于1840年担任定海县长，1841年担任
宁波县长，1842年任镇江行政长官。
对鸦片战争，传教士是极力赞成的。美国传教士雷维斯（Nevius）说，"
不管对不对，这个战争（即鸦片战争）已经在上帝的默佑下，被利用来开辟我
们对这广大帝国关系的新纪元。" 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时是美国领事的助
手。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刚打响后，他就匆匆忙忙由华返美，向总统、国务
院和国会竭力鼓吹美国应乘此时机参与对华作战，主张派专使来华签订不平等
条约。当时的美国总统、国务卿、国会都十分重视他的这次回国，他见到了即
将离任的总统和国务卿、新上任的总统和国务卿。不久，美国派了加尼海军司
令率两艘战舰到中国给英军助威。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担任了加尼司令的翻译和
助手。
鸦片战争期间，当英国侵略军打到上海时，天主教南京主教法国人罗伯济（Louis
de Best ）多次乔装成中国人，夜间乘舢板船到" 皇后" 号军舰去见
英军司令璞鼎查（Henry Pottinger ），向他报告南京教区及中国的军事、政
治情报。
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 ）和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 ）
及其他两名传教士参与了英军在厦门的侵略活动。英国传教士、医生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跟随第一批英军到定海，传教士米怜的儿子米威怜（William Milne Jr.
）随后也到了定海。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被派到舟山，在英军司令部里任翻译。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告终。中国开放广
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可以自由地在这里
经商、传教，并享有一系列特权。中国从此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但是，
殖民主义者们对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所获得的并不满足，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
认为条约的规定是对他们在中国自由活动的限制，希望能取消条约的规定，自
由地到中国的任何地方，自由地干他们想干的任何事。1849年裨治文在他主编
的《中国丛报》上说， "我对大使们在这个问题上作这样的规定，一直认为是
既不聪明又失策的。把和外国通商限制在几个口岸，也许是正确而适当的。……
但依我看来，不应该把自己国家的人民的个人自由就这样被一个条约所剥夺。
这些规定没有人遵守过。大家感到不自然，而且受了委屈。只要这些规定继续
有效，将经常成为令人讨厌的根源，越快废除越好。" 充分表达了殖民主义者
贪婪的欲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使他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无所限制，他们发
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支持并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象支持、参与第一次鸦片战争一样，传教士们
对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倾注了大量的热忱并积极参与。
1856年10月，中国的官员和兵勇为捉拿海盗，在一艘叫" 亚罗号" 的船上
捉拿了12个当水手的中国人。这本是中国的内政，因为船及船主都是中国人，
但英国政府却说，此船曾在香港登记过，所以是英国船，尽管当时登记期已过。
届时英国的帕斯麦顿政府早就有对中国进行一次新的战争的打算。马克思评论
帕麦斯顿政府时说：" 战争已变成帕麦斯顿独裁的生命攸关的条件"." 他站在
教士和鸦片走私商中间" ，" 跟圣洁的主教和邪恶的鸦片走私商在一起的，还
有大茶商，他们大部分都直接或间接从事鸦片贸易，因此热衷于取消与中国签
订的现行条约。" 英国以" 亚罗号" 船事件为借口，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
法国也以 " 西林教案" 中传教士马赖被处死为借口，参与了英国挑起的第二
次鸦片战争。后来美国、俄国也参与进来。
传教士不仅支持这场战争，而且为之祷告，把传福音与殖民主义侵略战争
联系起来。传教士卫三畏在1857年1 月的一封信中说，" 如果西方最强大的
四国能够真诚合作，毫无猜忌，共同强迫中国政府建立更多的外交关系，这是
它最好的安全保障，……我巴不得福音能够在不破坏中国政体和不瓜分中国的
领土的情况下传给中国人。但是，这也许不是中国人获得改造的道路。" 传教
士文惠廉说，" 四大基督教强国正在叩着北京的大门。在这样的时候，教会应
当迫切祷告上帝，使一切都归荣耀与他，并使救主的福音得以推广。" 战争期
间，英法联军的军舰与美、俄共同进攻我国。1858年4 月下旬，在北京的俄国
东正教传教士团第十三届领班修士大司祭巴拉第赶到舰队停靠的渤海，向俄国
公使普提雅廷汇报清政府的动态。五月间，巴拉第又到大沽向先期到达的俄国
公使报告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报，并向英军司令报告了当时北京缺粮情况、
皇室逃跑计划、京津之间军事部署、白河已被封锁的地方，以及大沽设防等
情报。
1858年，英、法、美、俄四国专使率领兵舰联合北上，进驻白河口，直逼
天津。联军决定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之前，美国冒充调解人，商定派传教士卫
三畏和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去同直隶布政司钱
忻举行谈判，制造假象。5 月19日这一天，他们两人和钱忻在非常 " 友好"
的气氛中审查草约时，美国专使列威廉（W.B.Reed）派人把英法联军决定在
第二天进攻大沽炮台的消息通知卫三畏，要他不动声色地马上停止谈判。5 月
20日，联军出其不意地向大沽炮台发动了猛烈进攻。大沽失陷后，帝国主义的
兵舰和专使们都云集天津，当时卫三畏在复给美国的信中竟然宣称：" 我认为
这四国的兵舰和公使汇集在中国京城附近，是我们对中国进行传教工作的一部
分。" 公然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作掩护，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看成其传
教事业的一部分。美国公使列威廉向其政府报告说，" 若没有他（卫三畏）的
帮助，我就不能进一步执行我的职务。" 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向北京进攻时，
俄国东正教在北京的传教士又给联军提供北京的地图，博得了英国人的高度评
价。英法联军从大沽出发，经通州直抵北京郊外，9 月9 日把著名的圆明园抢
劫一空之后纵火焚烧。这个经过清朝一百多年经营、汇集中国人民血汗的结晶，
综合中西建筑术、聚集古今艺术品而成的壮丽宫殿和园林，顿时变成了废墟。
法国大文学家雨果1861年写道， " 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在我们眼中，中国
人是野蛮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对野蛮人干了些什么！""在两个胜利者瓜分赃物
的条件下，圆明园大规模地遭到了蹂躏。""政府有时会做强盗，但人民永不做
强盗的。" 传教士对西方列强殖民侵略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正如美国驻华全权
公使列维廉所说的，" 但若采取一种实际的观点来看问题，我不能不说传教士
所作的一些研究，以及其他有关的传教活动，对于我们国家的利益是很必要的。
若是没有他们充当翻译，一切公务就无法进行，如果没有他们的协助，我在这
儿履行职责时就无法前进一步。也无法阅读缮写和了解一切公函和条文。有了
他们就没有遭到任何困难与不便。"
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后，满清皇帝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威胁下签订了丧权
辱国《南京条约》。《南京条约》是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
约，由是开创了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把基督教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的先例，
使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会。此后，又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
约，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和掠夺打开了畅通之路。在
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过程中，各国传教士不仅积极参与，而且为了其本国
的利益与中国讨价还价，乃至武力讹诈。
《南京条约》鸦片战争后签订了《南京条约》。由于英国的要求，中英
双方在广州和香港继续商谈，又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
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
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赔款二千一百万元，作为赔偿英商被毁鸦片与
英军军费；割让香港；中国关税税率不得自行改变、不能自己作主；外国人
在中国不受中国法律管束，享有领事裁判权等，并给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
的特权。在《南京条约》的谈判和签订过程中，始终有传教士参与。英方签
约的全权代表是率舰攻进长江打到南京的英军司令璞鼎查。在谈判过程中，
他的四个得力助手都是传教士，他们是郭实腊、马儒翰、英国圣公会的李太
郭（George Tradseent Lay ）和英国伦敦会的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 Jr.
）。郭实腊和马儒翰不仅是谈判的主要代表，而且包办了条约
的起草工作，多次就条约的具体内容与中方代表讨价还价。他们对中方代表
极尽勒索讹诈之能事，取得了比原定计划更多的特权和赔款。谈判一开始，
马儒翰就说，" 今日之事，非昔日可比，必须打破了南京，一路上去，打了
安徽、江西、湖广，取了四川，一面分兵由天津攻到北京，才好讲话。" 他
还代表英方向清政府代表提出停战条件：首先要中国皇帝认错，其次为不攻
打南京城付赎城银300 万两，再者赔烟价、赔战费3000万两，还要开辟通商
口岸。马提出，若接受这些条件，" 即可罢兵息战".特别恶劣的是，条约的
中文稿不是中方的人而是传教士草拟的。中方代表曾对条约中的" 赎城" 一
词存有异意，建议" 另换字样" ，但遭到马儒翰的拒绝。
《望厦条约》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也是得力于传教士。1844年，
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中英条约刚一签订时，就怂恿美军司令加尼向清政府勒
索最惠国待遇。伯驾则专程赴美游说美国政府派使节去中国与中国皇帝签订
条约。他提出六大理由，都是基于美国侵略者的利益。他指出" 不应该忘记，
一个年值1200万美元的贸易是值得保持并加以保护的。"1843 年3 月，美国
任命加勒。顾盛（Cabeb Cushing ）（其兄弟约翰。顾盛长期在中国从事
鸦片走私）为全权代表，在三艘战舰的随行下来到中国。传教士伯驾与裨治
文得到差会的许可，任使团中文秘书。清政府原本不愿意与美国签约，但伯
驾为顾盛出谋划策，让使团用战舰进行威胁，并不断地向使团提供中方的信
息和动向，使美国使团能有的放矢地用武力进行恫吓，迫使清政府坐到谈判
桌上来。美国方面起草了条约并译成中文，伯驾与裨治文参与了谈判。伯驾
在日记中写道：" 在第一次谈判当中，我们谈到条约草案第十七款，关于'
美国人民得在通商口岸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院及殡葬之处' …… '医院 '
与' 殡葬' 之间加入了' 与礼拜堂' 的字样……当这个有楔子作用的' 与礼
拜堂' 字样加入中美条约成为第十七条款时，我感到单为成就这一点而服务，
虽一生勤劳也是值得的。" 这为不平等条约中加进传教内容开了路。伯驾还
提到，" 凡是像对条约有关的任何问题所有建议，只要是我已经想清楚了并
决定下来了，他（指顾盛）无不乐意采纳。" 在谈判过程中，伯驾还利用他
曾为中方谈判成员潘仕成的父亲动过手术，从潘处获得中国谈判使团的内幕
情况，以致美方在谈判中处处主动。一个传教士说，" 欧洲人用大炮都轰不
开的中国大门，伯驾医生用一把外科手术刀就把它撬开了。" 在传教士伯驾、
裨治文和卫三畏的协助下，中国政府被迫接受了比《南京条约》更为苛刻的
中美《望厦条约》。这个条约除了割地赔款之外，几乎包括了英国所订条约
中的一切内容。有些条款比英国的条约更损害中国的主权。《南京条约》中
对于" 协定关税" 说 " 秉公议定则例" ，较为含糊。而《望厦条约》则明
确地说，" 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 半殖民
地中国的" 协定关税" 制度是由美国人确立起来的。对于领事裁判权也做了
规定，包括一切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在内，地区也不限于通商口岸，在中国
的美国人，如果因事被人控告，不管控告者是谁，" 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 ，
只能由美国的领事处理。半殖民地的中国领事裁判权，也是由《望厦条约》
进一步确定的。《望厦条约》还规定，美国人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医院、
教堂等，为美国取得了" 最惠国" 待遇的特权。自此，美国第一个在中国获
得治外法权、传教权和置买地产权。美国使团专使顾盛在给美国一位参议员
的信中说，" 确实在最近与中国谈判中，最重要的，如果不是最不能缺少的
工作，是由美国传教士，尤其是裨治文博士和伯驾医生所担任。他们具有罕
见的资格通晓中国的语言，使他们能胜任使团的翻译。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
那种深切的了解，使他们成为难能可贵的顾问。" 伯驾由此建功而步步高升，
于1855 年被认命为美国第一个传教士驻华公使。
《黄埔条约》法国传教士在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过程中，也是" 功不
可没".鸦片战争以后，法国眼红英国、美国在不平等条约中取得的许多特权，
1843年，法国传教士安若望（Baldus）向巴黎发出呼吁：" 法国屡屡参与其他
并不重要的外交事务，不惜花费巨款，派遣舰队和军队，如欲为我们取得在华传
教自由，岂非轻而易举？" 法国传教士古伯察也表示：" 既然英国可以为了维护
少数商人的利益，毫不迟疑地派遣军舰追偿几箱焚毁了的鸦片的损失，法国的传
教士受到迫害、残杀，法国为什么不可以进行有效干涉呢？" 在法国传教士的力
促下，法国政府第二年即 1844年，派遣使臣拉萼尼（Lagrene ）率领兵船七艘、
轮船一艘来到中国。于1844年10月24日强迫清政府在停泊于黄埔的一艘法国兵舰
上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法《黄埔条约》。法国除取得中英、中美条约中规定的全部
特权外，还在第二十二款中规定法国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 倘有中国人将佛兰
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 " 这样，清朝政府就被迫负
起了保护法国人在中国传教的责任。但法国还不满足，1845年，拉萼尼坚持必须
由皇帝正式颁布命令，对天主教驰禁。并用炮舰相威胁，说还有兵船续来，" 两
国之事，正未可知".清政府被迫让步。1846 年，皇帝上谕：" 天主教既系劝人
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各省地方官如滥行查拿，即予以
应得处分".还要求" 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所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准
其还与该处奉教之人。" 封建统治者在外国的压力下做出这个让步后，传教成了
外国侵略势力渗入中国内地的一个重要武器。从此，法国传教士在华的活动更
加猖狂，肆无忌惮。中国近代史上的教案多系法国传教士肇事而起。
《天津条约》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包括《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在上海订立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
传教士们在签订1858年的《天津条约》以及1860年的《北京条约》的过程中，也
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条约规定对英、法的" 赔款" 为八百万两，外加" 恤
金" 英国五十万两，法国二十万两。俄国则取得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
极其广大的领土，共约一百万平方公里有余。除第一次鸦片战争开放的五口外，
沿海又开放了天津、营口、烟台、台南、淡水、潮州、琼州等七口，并在长江沿
线开放了镇江、南京、九江、汉口四口。在新疆，对俄国也加开了喀什噶尔一口，
等等。
美国史学家泰勒。丹涅在他的《美国人在东亚》一书中写道：" 中美《天津
条约》的实际谈判是由卫三畏博士和丁韪良牧师经办的，后者担任卫三畏当时还
不会讲的官话翻译官。在炮台未被英、法轰毁以前的大沽的初步谈判中，卫三畏
博士拟定了一个条款，订明一切人等有信仰基督教的完全自由，允准美国传教士
游历全国各地，租赁或购买房屋土地和携眷居住。中国钦差以规定过于广泛而予
以拒绝。但是普提雅廷（俄国公使）却争取到一条，允准俄国教士在一切通商处
所传教礼拜，惟这项特权须受领事会同中国地方官所发护照的限制。所以卫三畏
在天津为美国条约拟订了同样的一款，但是列威廉（美国公使）为了护照的规定
以及其中以决定传教士中谁有请领护照的责任加诸领事和中国当局的缘故，不同
意这样一项条款，后一项规定于是被剔除。条款随即提交中国方面。他们不予同
意，但建议将美国传教士限于通商口岸范围之内，至于人数则由领事单独决定。
这比已签字的俄国条约所得到的要少，所以卫三畏博士非常不满意。列威廉迫不
及待地要在第二天签署条约，……卫三畏博士坚持不渝，在第二天早晨拟妥了一
条可以接受的条款，……美国传教士存心得寸进尺，以图强迫帝国开放的情形是
昭昭在人耳目的。…… 美国人虽然在美国国内颇重视政教的完全分离，可是在
中国，议定《望厦条约》时却有裨治文、伯驾和卫三畏，参加外交工作并升任到
最高官阶的则有伯驾，在大沽和天津有卫三畏和丁韪良。" " 宽容条款" " 宽
容条款" 指不平等条约中所赋与传教士及天主教、基督教信徒在中国的特权。"
宽容条款" 的译文如下：" 基督教和天主教教会所遵奉的信仰原则是劝人行善
爱人如己。今后凡安分奉行与宣扬这些道理的人，不能因为他们信仰原故，受到
骚扰和迫害。任何人，不管是美国的公民或者是中国的信徒，如果他们是和平地
根据这些道理进行宣传与实行基督教的原则，就不得在任何情况下受到干涉和骚扰。"
" 宽容条款 " 最初是在中美《天津条约》中出现的。正如北美长老会传
教士、传教史学者丹尼斯在他的《近代传教事业的号召》一书中说，" 著名的'
宽容条款' 的订入条约，就是得力于卫三畏博士的，后来也订入了英国条约中。
" 美国公使列威廉原本坚持《天津条约》要在原定的6 月18日签约，因为他想
赶在英、法的前面签约，避免造成印象说，美国所争取的特权是由于英法武力
进攻的结果。丁韪良追述美国抢在英、法之前订约的原因时说，" 有一则中国
寓言，讲到一只狐狸走在一只老虎前面几步，幻想野兽们是因看见了狐狸才引
起慌乱的。" 但当时对于" 宽容条款" 的内容及如何把它塞进《天津条约》中
去尚未斟酌好。卫三畏在条约签订之前一夜未睡，琢磨着如何把这件事办成。
第二天一早他就和丁韪良坐了轿子去，与清政府的代表桂良谈判。据卫三畏在
日记中说，" 我们把修正稿交给了张某，他开始想争辩，但我们立刻告诉他，
必须把文件送给钦差大臣原件批准，因为我们坚决主张这样写法。我们的努力
和焦虑都得到了酬报。几分钟后，他回来报告说，桂良已同意了这个条款。"
他们就是这样使用威吓手段把" 宽容条款" 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
" 宽容条款" 的要害是，不仅外国传教士，连中国信徒也受不平等条约的
保护。这不但是干涉了中国的内政，而且从此把中国的信徒和中国广大的人民
分裂开来，几乎同样享受" 治外法权".中国的信徒成了所谓" 教民" ，受 "
洋鬼子" 的保护。美国著名史学家赖德烈对" 宽容条款 " 坦率评论，" 条约
不仅使传教士，而且也使中国信徒归于外国权力的保护之下。这就给入教的人
一定的保障，对增加教会人数来说，起了刺激的作用。但这项条款也有它的不
幸牵连与后果。它势必使中国信徒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而使教会团体成为一
些分布在全国各地而受着外国保护的' 国中之国' ……差不多任何诉讼案子，
都可以把对方说成是由于非信徒逼迫信徒的。而外国领事或公使，只要他愿意
的话，总可以找到干涉的借口。许多中国人，因为看见强大的外国靠山的好处，
就假装悔改而加入教会， ……因此，' 宽容条款" 的效果，对基督的名并不是
很光彩的。……教会早已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伙伴，对于因此而产生的后果是不
能推卸责任的。""宽容条款" 使中国的教会成为国中之国，中国信徒成了一批享
有特权的教民，他们犯了法，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因此，许多地痞流氓也
混入教会，横行乡里。许多教案由此产生。
卫三畏和丁韪良都夸口说，后来的中英《天津条约》中的" 宽容条款" ，是
英国跟随美国签订的。卫三畏说， " 据我当时的了解，如果我们的条约中没有包
含这个条款，英国的条约中是不会放进去的。" 《北京条约》《天津条约》在侵
略者的威逼之下签订后，美、英、法帝国主义在一年以后又借口到北京批准换约，
挑起新的战争。英法联军进占天津和北京，火烧圆明园，满清政府在兵临城下的
情况下，于1860年10月与英法强盗订立了《北京条约》。
在《北京条约》签订中，担任翻译的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艾美
（Louis Delamarre ），在中法《北京条约》中文本里擅自增加了" 任法国传
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 的字句，又将强令" 给还旧址" 写进了条约，
使天主教会后来在内地广置产业、霸占田地有了合法的依据。由于《北京条约》
取消了《南京条约》和《黄埔条约》对传教活动只限于五口通商地方的限制，使
其传教更加肆无忌惮。美国教会传教史专家拉脱勒特指出，"1858 年和1860年的
条约使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地位起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并且使教会的大发展
成为可能。"
前驻上海的美国领事介尼甘（Hon.T.R.Jeruegan）说：" 如果没有传教士
供给情报，中国大陆上的许多地方到今天还关闭着呢！他们商品的销路也只取
胜于较狭窄的范围。应该记住：商务的旗帜紧随着十字架的旗帜接踵而来。谁
若打掉了执着十字架旗帜的手，谁就损害商业的利益。 " 自从《天津条约》
和《北京条约》签订后，大批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霸占土地、干涉内政和包庇
教民。特别是1860 年法国传教士在《北京条约》中加入" 归还旧址" 以后，
天主教在华传教士更是强行勒索房地产，大量霸占田地，扩展教会势力。天主
教修会的经费来源逐渐由依靠国外转而直接从中国占有的土地、房产及发放高
利贷和经营其他商业活动获取。历次教案发生后也索到大量的赔款，使在华天
主教修会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遍布中国农村的天主堂一般都有大量土地，农
民称之为地主堂。
1861年恭亲王奕忻奏：" 传教士每以民间琐事前来干预，致奉教与不奉教
之人诉讼不休。……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众，欺侮良民……为地方官者，又或
以甫定和给，惟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迁就了事，则奉教之计愈得，而不奉教
者之心愈不能甘。" 天主教传教士们在江苏、江西、广东、湖北、四川、直隶、
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奉天等十几个省区进行勒索，以还堂名义非法强占
房地产。仅在直隶一省，传教士就任意提出所谓的旧址七十二处，强行要求给
还。在江南一带，传教士甚至连处所也不提，只提十五个县府名称，强令地方
当局勘址给还。在山东济南，传教士煽动教徒用暴力驱逐旧址大批居民，所强
占的房屋地产，全部不给钱。在山西绛州，传教士根本提不出任何证据，却强
令给还东雍书院旧址，法国使臣竟跑到总理衙门讹诈：" 书院本非天主堂及各
项庙宇时应诵经祭献者可比；士子读书，随地皆可，何必拘定此处？" 地方当
局迫于压力，一块占地四十三亩的校址就被传教士占领了。此类案例伏首皆是。
美国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于1887年在山东盗买了一片土地，
当时业主尚在狱中。他不经地方官的同意，亲自带了一帮人，于11月28日强行
冲入该址把原住户驱走，占领了那块地方。后来由业主家属上诉时，美国驻华
公使田贝竟出面干涉，终于在1889年迫使地方官将济南城外一块比李佳白强占
的产业更大的土地拨给他作为补偿交换。
正如当时广东东莞县朱教士颁布的布告中所指出的： " 一经号称教民，
动敢依势横行，大则鱼肉乡里，欺压良懦；种种弊端，弗胜枚举。" 正是由于
传教士及在其庇护下的一些教民的种种劣迹，从而引起大小教案1500余起，并
引发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
鼓动镇压义和团运动当义和团从山东起事时，山东的传教士们向各自公使要
求迫使清政府镇压义和团。美国传教士博亨利和明恩溥联名向各国公使提出一
份备忘录，控告山东巡抚毓贤：" 他明知义和拳在本省存在，规模庞大，声势
汹汹；也知这种结社完全违反王法，本朝历来悬为厉禁，却从未采取任何措施
加以镇压……对于数月以来，席卷山东大部分的这个极端复杂的破坏性风暴，
毓贤是负有责任的。……应当坚持毓贤革职，并将载明' 永不叙用' 的上谕
在《京报》z 上发表……列强也当注意使这一处分贯彻到底。" 美国公理会传
教士明恩溥极力主张镇压义和团。1900年2 月6 日在上海《字林西报》上发表
了他的新闻通讯，提到" 除非很快地采取行动加以制止，这个声势浩大而危险
的运动必将使每一个外国人从这个帝国驱逐出去。" 2 月17日又在《字林西报》
发表长篇介绍义和团的文章，结论是：" 应该坦白地告诉北京政府，单单讲好
话的时期肯定是已经过去了，今后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 整个中国，南起
黄河，北到长城，甚至长城以北，都将暴动四起，烽火遍地，把外国人在内地
所有的事业彻底摧毁，并且在不难预测的情况下，将每一个外国人从北京天津
都驱逐出境。很久以来，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发生这种变乱的危险。除非现在就
采取强硬的和一致的对策，变乱一定会发生，正象任何势必发生的事情一样。
关心防止变乱的有关人士，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 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
摩太（Timothy Richard ）在1900年到美国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及纽约州
等地发表演说，会见美国要人，请求美国干涉正在中国兴起的义和团运动。他
在《留华四十五年》一书中回忆到，"1900 年初我离开中国去出席纽约的普世
宣教会议。……对于威胁着传教士和所有在华外国人的危险，我是那样深信不
疑，所以我随身带着明恩溥的报告，准备提交大会的执行委员会……我曾力请
各差会总部采取联合行动，防止势将到来的危险。"5月5 日，李提摩太应邀到
美国波士顿" 二十世纪俱乐部" 演讲，他向会议报告了中国局势，" 当他们感
到形势严重，并看到受到威胁的不仅是传教工作，而是中国的最高利益和世界
和平时，就立即决定要我去把问题向华盛顿政府提出来，并为我写了许多介绍
信，使我能到议会和白宫的各个机构去联系。" 李提摩太为美国出兵到处游说。
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叫嚣，" 把势力伸展到中国的好机会到了，上帝
不允许我们放过这个机会。" 当1900 年春天义和团运动从山东发展到直隶省
境内时，法国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Pierre-Marie-Alphonse Favier）
写信要求清政府进行镇压。他写道，" 即是保安、安肃、安兴、新城、霸州等
处拳匪日众，凶焰甚炽，眈眈虎视，…… 本主教目击如此情形，不得不为之太
息流涕也，而乞阁下遇便代为奏明皇太后，设法救民教于水火之中也。" 华外
国传教士就是这样为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摇旗呐喊。
参与八国联军入侵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扩大对华侵略，英、美、法、
德、俄、日、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对我国发动了武装进攻。在向北京进军时，
联军网罗了不少传教士充当向导、翻译、情报官等，在京的教会成了军事据
点和堡垒。
当时在直隶一带的教堂里，几乎都有洋枪武装。据博恒理的《梅子明传》
一书记载，在保定有一处教堂，有七十名教徒同义和团作战，" 他们有很好的
枪，而义和团没有枪，只有刀和矛，当义和团冲上来时，天主教就开枪打死他
们。" 教堂武装还不时勾结清军一起袭击义和团。
1900年6 月初，义和团进入北京城，当时传教士在使馆集中了二千多教徒，
天主教北堂集中了三千多。义和团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们喊话，要他们放下武器，
并将" 敦促投降书" 用箭射进去，要他们" 出教堂投诚，必不杀尔等 ".但只
有少数人从缺口围墙逃出，而大批教徒在传教士的裹胁下，在使馆区和北堂周
围被利用来挖战壕，做防御工事，运送弹药，抬担架，烧饭，挑水，协同作战，
以至充当间谍，化装潜出送情报，有不少教徒为此而死于非命。
明恩溥在其所著《中国在动乱中》写道，他于1900年 6 月8 日率领一批
美国人和中国教徒从通州进入北京城里，他们大约有70个美国人，六、七百个
中国教徒，住进极其宽敞的孝顺胡同美以美会。6 月9 日，何尔上尉率领的陆
战队来担负保卫任务。他们" 把中国人编排起来，从事劳动，并给予军事操练，
以及参与其他与大家有关的事务。整个教会范围，均由传教士和中国人巡逻；
比较重要的岗位留给陆战队。""在美以美会所控制的长方形地区之内，有15到
20户非基督徒家庭……我们奉武官和公使的命令告诉这些住户搬走了。胡同两
头都设下了障碍栅，布置了严密的监视哨，……凡认为敌人可能越墙的地方都
设了带剌的铁丝网。各院子的石板、瓦，都用来修了交叉的防御工事，防栅后
挖了很深的战壕。……我们把那座砖瓦造成的大礼拜堂，改造成了一座堡垒，
用木框和马口铁将门加固，窗子都用砖石堵塞，并留下枪眼。" 美以美会的教
会大院内6 月9 日就有了军事防卫组织，有总务委员会、防御工事委员会、食
物供应委员会、卫生委员会、统率有武装的中国人的委员会、消防委员会，此
外，还有一个由海军陆战队上尉负责的军事委员会。据《北华捷报》1900年9
月 26日报导：" 北京孝顺胡同的组织是使馆防卫组织的一个雏形。美以美会礼
拜堂的防御工程是汇文书院的理科教员、传教士贾腓力在海军陆战队上尉指挥
下建筑起来的。…… 围绕礼拜堂的四周有一条6 至8 英尺深的壕沟，沟的两边
各设一道铁丝网。在这一点地方有一道很高的砖石混合墙。凡看见过的人，都认
为这所礼拜堂是一座真正的堡垒。" 有的传教士还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侵略军
的行动。任美军情报官的天津卫理公会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wn ）是
穿军装的八国联军的情报官，还有委任状，写有" 宝复礼牧师编入本军，隶属
情报处" 的字样。他引导联军进攻北京，"8月12日，参谋长巴鲁将军把我叫去……
给我看一封从窦纳乐来的急件……内容是指示攻入北京城的最适宜地点，并附有
一份计划……我看过之后，就对将军说，' 我很抱歉，我不能同意窦纳乐爵士
的意见。' 我认为他要我们从永定门打进城里的建议是错误的。首先，这样做，
要使英军多走三哩多路，这将是浪费时间。其次，永定门要比东南城沙窝门坚
固得多。我建议从沙窝门（今广渠门）打进城去。我的建议被采纳了。" 由于
宝复礼的计谋，英军顺利地攻进北京城。联军总司令赞赏他说：" 我非常感谢
你，我在这次进军中得到你的帮助。你对中国的知识是最有用的。" 宝复礼还
唆使中国青年教徒背叛国家，为联军作密探，" 我们出发前五天，先派了两个
基督徒学生去作侦察。……青年侦察员们四面了望，将炮的大小和数目都记下来。……
他们一向我报到，我就带他们到司令部去，那里有芮达上尉所领导的
印度绘测处，把他们的情报都记在地图上。" 他们还审俘虏。" 这时我们已捕
获了不少俘虏。有些是正规军，有些是穿制服的拳匪……凡敢于逃跑的就立即
枪杀……我的一部分任务就是审问俘虏，把所得的情报汇报给情报处。" 传教
士们以高价诱使教徒为他们从被围的使馆向外面侵略军送信。克特曼在《被围
在北京城内》一书中说，" 他若能带着信件安全通过敌人的防线就赏给他一千
两银子。我们打发了无数的信差从水关或是越过城墙出去，但是未曾有一个回
来。毫无疑问，他们是被捕获而遭杀害了。"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李佳白（Gilbert
Reid）在联军镇压义和团时充当侵略军的翻译。在义和团包围使
馆时，丁韪良搬进了英国公使大院，领了毛瑟枪，参与巡逻和枪杀义和团。明
恩溥也借华北公理会举行年会之时，跑到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与丁韪良
等一起荷枪实弹地镇压义和团。
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西什库法国天主教总堂主教）樊国梁（Pierre-
Marie-Alphonse Favier）在给巴黎遣使会总院白登卜的报告中说：" 我们
在京城有一所中法学堂，为法国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官，其中有八名是
精通中国话的传教士，被最高将领委任为连队长……这是为了提供给军队将领
们所需要的情报，这些情报对他们来说是很有用处的，他们都受到将军们的感
谢和致意。在此我还要向你报告，我手中已掌握义和团头目的全部名单，知道
他们中的许多人逃遁的去处。" 法国远征军伏依龙军团司令福里在给天主教北
京教区副主教林懋德的信中说，" 自从联军开到直隶境之后，你非常乐意派遣
传教士们以随军司铎身份加入军队，我们对他们在各方面无不尽量照顾。……
他们离开自己传教的职务，在各种情况下，特别是在作战期间为军队服务的热
情和诚意，是值得我们十分感激的。 " 参与八国联军抢掠 1900 年8 月14日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一个当时在北京的中国文人
记载说，" 城破之日，洋兵杀人无算。……街上尸骸枕籍，洋兵驱华人舁而埋
之。畚锸既毕，即将舁尸之人尽行击死亦埋坑中。" 英国记者辛普生也记载他
目击的情况， " 法国步兵之前队路遇中国人一团，其内拳匪、兵丁、平民相
与搀杂，匆遽逃生。法国兵以机关枪向之，逼至一不通之小巷机关枪即轰击于
陷阱之中，约击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 八国联军进入北
京时，首先绕道圆明园，抢夺园内的金银财宝，并劫走所有能搬动的珍贵文物。
当侵略军进入北京后，就象一群强盗在被他们打开的宝库面前一样。整个北京
城，包括城市中心的皇宫和城外的颐和园都遭到了洗劫。除了军官和士兵外，
传教士也参加了掠夺。当时法国报纸记载一个回国士兵的回忆说，" 我们奉命
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教士们做我们的向导。" 明
恩溥在《中国在动乱中》记述，" 为了未雨绸缪就到东交民巷的中国商店去，
见到有用的东西就拿，特别是食品之类……通过这种捷足先登的办法，弄到不
少原来无处可找，最后成为无价之宝的东西。" 以天主教北京主教樊国梁为首
的传教士们，在法国公使的同意下，不但自己参与抢劫，还下令教徒抢劫，从
8 月16日开始，连续抢劫了八天。樊在同巴黎时报记者谈话中也承认" 我应该
不应该下令抢劫呢？我于是去会见法国公使，……公使认为这个请求是合理的，
就立刻准我所请。" 后来樊自己报称的抢劫数字是" 二十万三千零四十七两又
五十文".但据美国《纽约先驱报》1901年1 月9 日报道称，樊仅在一处王府
家里就抢去财物珍宝约值一百万两银子。
攻克北京后，美以美会的传教士刘海澜占了清宗室英宅府院、太山行宫、
真武庙和关帝庙等。还强买附近民房，使九百多户搬迁。卫理公会教区长李瑞
禾牧师的回忆录遗稿中说，" 名义上说是买，每间房只给五两银子，卖也得卖，
不卖也得卖，管你有地方住没地方住，勒令腾房。" 圣公会、公理会等教会机
构的传教士们，也都在这次浩劫中趁机大发其财。
一个英国随军记者亨泰在他的《随军进京记》中写道， " 传教士对于掠夺
财物非常活跃他们把大部分拍卖出去并且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说，他们所得的钱将
作为重建教堂及差会住宅之用。" 丁韪良在《北京使馆被围记》中说，" 我听
说在内城京师大学堂附近有一家粮店。我们到那里去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小麦、玉
米和其他粮食。于是我们把这些粮食搬装到好几辆骡车上。我们运走的粮食不少
于二百蒲式耳。""美国公理会在一处王府驻扎，都春圃牧师发现该处和附近一带
房屋里有大量的皮货、绸缎和其他值钱的东西。他向军队和使馆做了广告，把这
些物品拿出来公开拍卖……另一个雷思德牧师……买了四大箱皮货拟拿到纽约去
转售，为的是要帮助受难的教徒。""关于外间控告传教士的掠夺罪行就说这么多！
我很高兴在他们所蒙受的谴责中一同有份，并且承认自己与他们同样有罪，虽然
我留着为自己用的只有一条山羊皮地毯。" 对于八国联军的暴行，由于传教士们
自己参与其中，所以不但没有谴责，而且还大力支持。美国传教士卜舫济在他所
著《中国的暴乱》一书中写道，" 必须一劳永逸地使中国彻底屈服。…… 中国也
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使它永远不致再犯同样的错误。……凡发生过排外暴动
的地方，讨伐军都应该深入进去，所有罪犯，都应当因为他们的野蛮残暴行为，
受到应得的处罚。" 传教士丁韪良说：" 假若让这座城（北京）被抢光、烧光
也是应得的惩罚。" 传教士仁慈的虚假面目背后的残忍暴露无遗。
镇压义和团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Alfred von Waldersee）在他的《拳
乱笔记》中说，" 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
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 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
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 他论到传教士时说，" 关于英美传教
事业，余实不能详细批评，但余却深信……美国方面，常有一种巨大错误……
即委任之牧师，往往其人德性方面既不相称，职务方面亦未经训练，此类常以
服务教会为纯粹面包问题，凡认为可以赚钱之业务，无不兼营并进。……余更熟
知许多牧师，兼作他项营业（如买卖土地、投机事业），实与所任职务全不相
称，此所以牧师地位因为之降低。……彼辈之所以被人搜捕者，其原因由于牧
师者甚少，由于外国人关系者实多。中国人对于宗教一事通常极能相容。" 传
教士之贪婪、丑陋形象跃然纸上。
梵蒂冈支持伪满州国及蒋介石反共中国近现代史上，在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中，罗马教廷始终站在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反共反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
争时期，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而教宗庇护十一世于1928年 8 月1
日发出" 八一通电" ，宣布承认蒋介石政权。日本侵略中国后， 1934 年教
宗庇护十一世第一个宣布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炮制的伪" 满州国" ，
还把东北从中国传教区划出，成立东北传教区。1938年和1939年教皇庇护十一
和庇护十二还分别致信伪" 满州国" 皇帝溥仪，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双方的" 友
好关系".1939年梵蒂冈驻华宗座代表蔡宁向中国天主教徒发布命令，要他们对
待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 不偏左，不偏右" ，要求中国天主教
徒甘心情愿地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当顺服的亡国奴。1943年梵蒂冈与蒋介石
政权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于1946年派驻华公使黎培里（Antonio Riberi）来华
就任。解放战争时期，教廷一直支持国民党，支持蒋介石政府打内战，指挥天
主教内的反动分子反对共产党，鼓动天主教徒支持蒋介石的" 戡乱" ，反对中
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解放后梵蒂冈坚持反华反共的政策 1949 年解放后，教廷继续站在反华反
共立场上，采取各种手段反对中国新政权。教皇庇护十二给中国天主教各修会
下达了一道名为 " 天主教友应当如何对抗共产党" 的《紧急谕旨》，不准中国
天主教徒" 报名参加共产党或对该党加以赞助" ，禁止" 发表宣传或新闻记者
支持共产主义理论或其行为之书籍、杂志、报纸或刊物，或在其上面写文章" ，
不准参加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任何组织，不准参军、参干，不准参加妇联、青联、
学联和工作。教廷甚至发出威胁，宣称" 信仰共产党唯物主义反宗教理论的教
徒们，尤其是那些为这种理论去辩护和宣传的教徒们，要受到被教廷驱逐出教
的特别处分。" 罗马教廷及其在华的代理人黎培里断定蒋介石政权很快就会取
代新生的人民政权，他们拒绝与新政权来往，支持天主教内敌视人民政权的力
量，企图继续控制中国的天主教会。1950年7 月28日，黎培里向中国天主教会
转发了罗马教廷圣职部发出的" 警告" ，这个警告声称， " 在共产党的批示和
赞助之下，成立了一些组织，这些组织以对青年男女们灌输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攻
击基督教道德为其目的" ，" 警告属于这类组织的教友们，不论在何种名目的掩
护之下，都将遭受圣职部所发布的命令里面所举出的制裁。" 根据这个" 警告"
，当时各地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以所谓" 爱国爱教有矛盾" 、
" 爱国有罪" 为名，禁止教徒参加各项爱国活动，并以" 停领圣体" 和" 绝罚"
等处分相威胁。1951年4 月，黎培里致函所有中国主教说，以直接或间接方式
推翻教会权威将遭受教会纪律的惩罚，反对教徒与政府合作，反对教会开展三自
爱国运动，并以开除教籍恫吓那些支持政府驱逐他出境的教徒。
1951年9 月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黎培里永远驱逐出境。他在香港
滞留十几个月后，于1952年10月奉梵蒂冈的指示，赴台湾与国民党接续上所谓
外交关系。至此梵蒂冈以外交行动表明了敌视新中国的立场，从而使自己和新
中国完全断绝了国家关系。在此前后，外籍天主教神职人员和修女或主动撤离
大陆，或因从事反革命活动被关押或驱逐出境。1952年10月7 日，当时的教皇
庇护十二世颁布《致中华人民》通谕，谴责中国政府干涉信仰自由，鼓励信徒
与政府对抗，谴责反帝爱国运动及参加运动的教徒。
1958年3 月18日、19日，汉口和武昌两个教区分别选举董光清和袁文华为
主教，并于当月24日和26日发电呈报罗马教廷请求批准。教廷传信部予以否决，
同时引用圣职部1951年4 月9 日颁布的法令，即" 任何主教敢于祝圣未经宗座
提名或末经宗座明文认可的人为主教，以及在同样情况下接受祝圣的人，不管
是否处于严重恐惧而被迫，均因此事实而受到超级保留于宗座的绝罚。" 迫使
中国天主教会走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自选自圣主教的道路。 | 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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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明，中国人民跟基督教是有一笔血债要清算的。
徒时代的保罗、巴拿巴等人在基督教的发源地小亚细亚传教。但形成大规模、有组织、
跨洲际的群众性传教活动还是在十五、十六世纪以后，当时欧洲处于封建制度衰落、资
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时期。
耶稣会修士是乘法国军舰来华的。传教士与鸦片贸易及侵华战争、传教运动与西方列强
的对华侵略之间的确结有不解之缘。马克思早在 1843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宗教
是“ 压制殖民地的工具”。
【在 c****g 的大作中提到】
: 【 以下文字转载自 Belief 讨论区 】
: 发信人: wayofflying (小破熊), 信区: Belief
: 标 题: 看看传教士的真面目：近代传教士与西方列强
: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Aug 1 12:38:36 2009, 美东)
: 我转贴一些事实，来说明传教士这个兵种是配合本国军队去侵略其他国家的。同时也要说明，中国人民跟基督教是有一笔血债要清算的。
: 看看传教士的真面目：近代传教士与西方列强
: 发信人: jinyushaoye(万世流浪)
: 整理人: yanboguang(2002-07-23 16:03:11), 站内信件
: 基督教是一种热衷于传教的宗教。从基督教形成之初，就有传教士的活动， 如使徒时代的保罗、巴拿巴等人在基督教的发源地小亚细亚传教。但形成大规模、有组织、跨洲际的群众性传教活动还是在十五、十六世纪以后，当时欧洲处于封建制度衰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时期。地理大发现一方面使欧洲经济强国找到了海外资源和新的市场，同时也为更大范围的传教提供了历史的机遇。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纷纷向北美、非洲和亚洲拓展殖民地，传教运动也就是在这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主义的扩张而开始的。近代以前的一些传教士如利玛窦（P.Matteo Ricci）、汤若望（Joh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等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贡献。鸦片战争后，尽管外国传教士来中国的动机确有出于传教热忱，也有为中国人民做了些好事的，但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大背景中，在其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与中国人民发生冲突时，一些传教士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为本国政府效力，客观上充当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先锋、后盾和军师。尤为甚者，一些传教士为殖民主义扩张效力，直接参与了侵略活动，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这些传教士的劣迹，是无法掩盖和抹杀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承认，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的原因。" 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甚至鼓吹" 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美国传教士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S.Wells Williams）等知名传教士，都是免费乘坐贩运鸦片的船并接受其资助来华的。
: 法国传教士郎怀仁（Adrien Lanquillat.S.J.）等五位耶稣会修士是乘法国军舰来华的。传教士与鸦片贸易及侵华战争、传教运动与西方列强的对华侵略之间的确结有不解之缘。马克思早在 1843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宗教是“ 压制殖民地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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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明，中国人民跟基督教是有一笔血债要清算的。
徒时代的保罗、巴拿巴等人在基督教的发源地小亚细亚传教。但形成大规模、有组织、
跨洲际的群众性传教活动还是在十五、十六世纪以后，当时欧洲处于封建制度衰落、资
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时期。
耶稣会修士是乘法国军舰来华的。传教士与鸦片贸易及侵华战争、传教运动与西方列强
的对华侵略之间的确结有不解之缘。马克思早在 1843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宗教
是“ 压制殖民地的工具”。
【在 c****g 的大作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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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转贴一些事实，来说明传教士这个兵种是配合本国军队去侵略其他国家的。同时也要说明，中国人民跟基督教是有一笔血债要清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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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是一种热衷于传教的宗教。从基督教形成之初，就有传教士的活动， 如使徒时代的保罗、巴拿巴等人在基督教的发源地小亚细亚传教。但形成大规模、有组织、跨洲际的群众性传教活动还是在十五、十六世纪以后，当时欧洲处于封建制度衰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时期。地理大发现一方面使欧洲经济强国找到了海外资源和新的市场，同时也为更大范围的传教提供了历史的机遇。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纷纷向北美、非洲和亚洲拓展殖民地，传教运动也就是在这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主义的扩张而开始的。近代以前的一些传教士如利玛窦（P.Matteo Ricci）、汤若望（Joh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等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贡献。鸦片战争后，尽管外国传教士来中国的动机确有出于传教热忱，也有为中国人民做了些好事的，但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大背景中，在其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与中国人民发生冲突时，一些传教士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为本国政府效力，客观上充当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先锋、后盾和军师。尤为甚者，一些传教士为殖民主义扩张效力，直接参与了侵略活动，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这些传教士的劣迹，是无法掩盖和抹杀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承认，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的原因。" 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甚至鼓吹" 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美国传教士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S.Wells Williams）等知名传教士，都是免费乘坐贩运鸦片的船并接受其资助来华的。
: 法国传教士郎怀仁（Adrien Lanquillat.S.J.）等五位耶稣会修士是乘法国军舰来华的。传教士与鸦片贸易及侵华战争、传教运动与西方列强的对华侵略之间的确结有不解之缘。马克思早在 1843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宗教是“ 压制殖民地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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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明，中国人民跟基督教是有一笔血债要清算的。
徒时代的保罗、巴拿巴等人在基督教的发源地小亚细亚传教。但形成大规模、有组织、
跨洲际的群众性传教活动还是在十五、十六世纪以后，当时欧洲处于封建制度衰落、资
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时期。
耶稣会修士是乘法国军舰来华的。传教士与鸦片贸易及侵华战争、传教运动与西方列强
的对华侵略之间的确结有不解之缘。马克思早在 1843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宗教
是“ 压制殖民地的工具”。
【在 c****g 的大作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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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转贴一些事实，来说明传教士这个兵种是配合本国军队去侵略其他国家的。同时也要说明，中国人民跟基督教是有一笔血债要清算的。
: 看看传教士的真面目：近代传教士与西方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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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是一种热衷于传教的宗教。从基督教形成之初，就有传教士的活动， 如使徒时代的保罗、巴拿巴等人在基督教的发源地小亚细亚传教。但形成大规模、有组织、跨洲际的群众性传教活动还是在十五、十六世纪以后，当时欧洲处于封建制度衰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时期。地理大发现一方面使欧洲经济强国找到了海外资源和新的市场，同时也为更大范围的传教提供了历史的机遇。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纷纷向北美、非洲和亚洲拓展殖民地，传教运动也就是在这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主义的扩张而开始的。近代以前的一些传教士如利玛窦（P.Matteo Ricci）、汤若望（Joh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等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贡献。鸦片战争后，尽管外国传教士来中国的动机确有出于传教热忱，也有为中国人民做了些好事的，但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大背景中，在其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与中国人民发生冲突时，一些传教士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为本国政府效力，客观上充当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先锋、后盾和军师。尤为甚者，一些传教士为殖民主义扩张效力，直接参与了侵略活动，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这些传教士的劣迹，是无法掩盖和抹杀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承认，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的原因。" 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甚至鼓吹" 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美国传教士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S.Wells Williams）等知名传教士，都是免费乘坐贩运鸦片的船并接受其资助来华的。
: 法国传教士郎怀仁（Adrien Lanquillat.S.J.）等五位耶稣会修士是乘法国军舰来华的。传教士与鸦片贸易及侵华战争、传教运动与西方列强的对华侵略之间的确结有不解之缘。马克思早在 1843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宗教是“ 压制殖民地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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