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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2072 | 1 白钢，复旦大学教授
中国自1978年正式开启改革开放的路径并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取得了人类
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超常增长。究其原因，内在而言，中国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三
维市场体制”，这一体制有别于常规西方市场经济中扮演监护者角色的政府与竞争性的
企业之二维结构，由战略性的中央政府、竞争性企业和竞争性地方政府三大主体构成，
地方政府不但承担着一般性的政府职能，更直接作为经济主体参与市场活动，在不同层
级之地方政府通过横向竞争促进本辖区内经济发展的实践中，产生了与其竞争性经济主
体地位相应的超常投资力[ 史正富，《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上海人
民出版社，2013，35-56页。有关三维市场经济的论述，另可参看史正富，“史无前例
的三十年：中国发展道路的政治经济学”，（史正富主编）《30年与60年-中国的改革
与发展》，格致出版社，2009；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信出版社，2009。]
。外部而言，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美元与黄金脱钩后，通过金融虚拟化与经常性的货
币超发来取代实体产业的发展以维系国家核心竞争力上升为美国的国家战略，从而造成
其金融市场的急剧膨胀，美元也实现了从货币符号向独立商品属性-价值的实相化转换
。中国全面实施改革开放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间的近三十年时间中，中国的超常投
资力与超级产能恰对应于美国的过度消费与通过货币长期超发形成的超常购买力，通过
中国的产品出口、换回美元、以统一的外汇管理系统集中、由美国的金融市场返借回美
国这一利益交换机制，两国经济构成了罕见的互补性战略配对[ 史正富，《超常增长：
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57-72页。]。
这一战略格局的形成，就中国而言，得益于两个基本条件：1. 能吸收容纳消化超大体
量资本并能提供较高资本回报率的生产力与劳动者；2. 融高度权威、统一意志的中央
领导与高度自主、富有活力的地方于一体而各得其所的国家制度。而此二者，均与毛泽
东时代的发展路径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
论1. 改革开放后，比较优势理论几乎成为对中国经济发展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资源。无
论这一理论的外延如何变化，其核心总是认为，对于任何一国（地区）而言，与其它国
家（地区）依据各自占优势的要素和资源禀赋进行互补性交换，符合其最大利益。八十
年代以来比较优势理论传播过程中，很长一段时间都将中国定性为工业基础薄弱、生产
力水平低下、只适合承接“三来一补”之类低端的缺乏核心竞争力项目的落后国家，并
以此作为经济政策与产业布局的依据。然而，伴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迅速成长为
制造业超级大国-“世界工厂”，如果不带偏见的依照比较优势理论解释这一现象，则
恰恰必须走向当初结论的反面: 中国在参与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分工与贸易过程中，所
拥有的最具优势的资源禀赋就是其现代生产力和具有高度竞争力的庞大劳动者群体，此
二者建立在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和教育-研发体系基础之上。
这种具有核心优势的资源禀赋，依照比较优势理论，不可能是通过交换活动获得的（交
换活动只能使优势资源的优势进一步强化），恰恰相反，它是这样的交换得以有意义进
行的前提。这意味着，其根源必须回溯到改革开放时代之前的毛泽东时代。
不同于改革时代以比较优势和融入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发展路径，毛泽东时代之整体发
展路径可以被概括为赶超式的自主发展，即最大可能地调动发扬人民群众的主体能动性
克服物质及精神领域的不完备状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中实现工业化与
产业升级，依靠产业升级所释放的巨大能量进一步推进产业升级，从而赶上并超越先进
国家的生产能力及研发能力，实现由落后的农业生产国向代表先进产业方向之现代国家
的转化。这种以自主性及超常规跨越式前进为主要特征的发展路径，以“毕其功于一役
”的勇毅决绝，在最大限度地激发最广大的劳动者主体意识的基础上，使得中国用不到
三十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西方花了近200年、日本花了近百年时间的建立现代工业体系
的任务。由于在消费与积累之间对于后者的极度强调，这一时期的社会财富增长主要体
现在生产性领域而对于个人生活之影响较小，客观上造成了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大幅
脱节，社会生产力的激增提升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后来者的财富积淀而较少地体现于当时
，使得这种迅速工业化的成就及已经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往往为人所忽略或严重低估。
这种毛泽东时代所积累起来的、因缺乏足够消化方式而长期处于被压抑状态的巨大生产
力，在中国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过程中，通过三维市场机制被富于效率的集中释放出
来，从而成功吸引了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外部超常购买力在逐利动机下持续流入。这是建
立在对于事实的错误表述-定性基础上的比较优势理论却在中国改革时代的实践中大获
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理性之诡计”（List der Vernunft）的自
我实现。
论2.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后不久，毛泽东就对于苏联式的以中央计划指令为核心的
计划经济体制产生深刻质疑，并开启了一系列的突破这种中央计划经济模式的探索实践
（大跃进与文革可视作是此类实践的极端化形式）。它以某种创造性破坏的形式，导致
苏联式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被一种高度地方分权情势所取代，进而导致中国在
改革以前的经济结构已经极大地区别于苏联东欧式的典型计划经济结构：在所有制结构
中，除全民所有制外一直保留了大量的地方集体所有制成分；依托以人民公社为核心的
农村基层组织与以供销社为核心的商品流通渠道，在赶超式自主发展的背景下，从农村
实际出发，发展扶持了一大批“社办企业”，这正是改革时代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增长
极之乡镇企业的前身。这一切使得中国进行改革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践比
之苏联及东欧国家所进行的同类尝试具有了无可比拟的优势，此种建立在中央统一领导
下的地方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实践与情势构成了后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
辑”[ S. L. Sha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特别是3-52页; 白钢，“以中国道路扬弃‘
苦恼意识’：评《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观察与交流》第135期，
2014, 1-14 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于中国的超常增长具有核心贡献的“三维市场
体制”。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地方分权化情态是在中央路线、方针、政策之有效贯彻基础上得以
存在与演进的，是中央对地方自主性之认同与地方对中央权威之认同、中央对地方之自
觉权力让渡与地方对中央之自觉遵从拥护的有机统一。这种中央-地方关系，本质上有
别于因利益分化进而形成不同利益集团的权力博弈模式，而是基于高度政治共识的国家
制度自我协调，是“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古老命题于现代中国的新鲜实践。
三维市场机制的形成，是这种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新型中央-地方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的自然延展。其中最具特色也最令人困惑的“竞争型地方政府”这一维度，意味着政
府在其作为社会事务管理者与竞争性经济主体的双重地位之间的动态均衡，其实质在于
双重身份所依托的政治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均衡。当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以资本逻辑主导的
世界体系的背景下，这样一种均衡显得尤其难得：这意味着，在以无限自我复制为目的
资本力量于每时每刻的经济活动中不断壮大的同时，政治的力量也在相应增长，从而得
以制约-利用资本而非全然为其所制所用。这种可以不断壮大自身的政治力量，当然不
可能源自高度科层化与职能细分的专业行政机构，而必须归于具有高度政治意识、政治
意志与政治主体性的中国共产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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