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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elg (二里沟), 信区: Military
标 题: 李则芬1979年旧文：明人歪曲了元代历史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un Oct 6 13:41:23 2013, 美东)
李则芬1979年旧文：明人歪曲了元代历史
一、元代不是黑暗时代
七年前，作者开始研究元代史。仿照读书先看序文的习惯，首先遍读近人所著的许多中
国通史、史纲，及各种专史之元代部分。这些著作，几乎众口一词，都说元代政治黑暗
，毫无文化可言。有些专史，甚至根本不谈元代事。写完宋代之后，但说元代政治黑暗
、无足述，且谈明朝。於是，这些议论，就形成了我的先见。在我潜意识内，相当牢固
。我在研究过程中，凡发现与此先见相迳庭之处，对於新的发见，总是保留一个问号。
要到研究了五年之后，我才知道这个先见是错误的，但仍不知其所以然。我更涉猎明代
的历史文献，又过了一年多，才发见了答案：元代的历史事实，原来已被明人歪曲了。
与一般人的想像相反，元代不但不是一个黑暗时代，毋宁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难得的小康
时期。一般人说元代黑暗的，所引证的事例，无非是蒙古初期的残杀，顺帝最后二十年
左右的皇帝荒淫与政治紊乱，以及一些宋明人士所记下的歪曲故事。我们首先要分清楚
，要说蒙古帝国史，自应从成吉思汗的开基创业，说到满清征服蒙古为止；要说元代史
，则限於元朝统治中国时期，应自世祖忽必烈定都燕京算起，以至顺帝出关之日为上。
若从中国朝统来说，则更应於宋亡之日，始由元朝继统。人们常说元代是「百年之国」
，就是指自世祖以至顺帝。在世祖之前的前四朝，系以蒙古为中心，以漠北的和林为国
都。虽然灭了金人，取得大河南北的中原土地，始终视同无数征服地之一，其统治中原
之目的，只在於徵税而已——耶律楚材以能徽税而做了中书令，到赋税额远不及朴买（
承包）之厚时，他的中书令便失势了。所以要到世祖定都燕京，仿效中国传统，立制度
，定朝仪，树立纪纲，与民更始，才算是正式君临中国，要到他灭了南宋，才成为统一
中国之主。总而言之，我们首先要把蒙古帝国与元朝分别清楚。我们研究元代历史，是
研究其统治中国百年间的文物制度，不可滥用蒙古初年的事例，来形容元代暗无天日。
其次，世祖忽必烈於中统元年（一二六O）即位，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灭宋；末朝
的顺帝於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一三六八二出关，结束了元朝对中国的统治。自
中统元年算起，元朝享国一O九年；自灭宋算起，则只有九十三年。习惯上的笼统说法
，则为元代百年。在这百年期间，末代有十八年是大乱时期。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朝代
，郅了末年，都有同样的或类似的亡国现象。这种末朝现象，历史上皆作特殊处理，当
作朝代灭亡的原因来看待，史上所研究的每一朝代之一般文物制度，是不搀入末朝特殊
现象的。我们研究元代的事，也应如此。不可把顺帝末年的反常状态，来形容有元一代
的黑暗。换言之，研究元朝的文物制度，其范围应以世祖中统元年，到顺帝至正十年之
间（一二六O—二二五O）九十年的事为主体。元朝黑暗不黑暗，要以这九十年的事为凭
证，不要逸出范围。
在这九十年间，中国内地各行省，可以说都是太平日子——灭宋战争几乎是兵不血刃，
只有几处发生过真正战斗，绝大部分地区，全是传檄而定的。几次对外远征，使用的兵
力都很小，远征日本用兵最多，也只十余万人，远征爪哇，则只用了五千兵。西北诸王
的叛乱，对中国本土没有多大影响。至於湘西、贵州、广西的西南夷之间歇性和局部性
叛乱，以及今湘粤桂边区，与闽粤赣边区的盗匪作乱，则为自汉以来一向如此的，已不
是特殊之事，也不大影响其他州郡。世祖之后，水旱灾似有一朝多於一朝的现象，然灾
情多属某一地区及某一年问的事，而且元代的救灾工作，还算做得相当好。
概乎言之，在那九十年间，中国内地的人民，一般皆过着相当太平的日子。政治上
是政简刑清，赋税很轻（元代没没有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除禁止汉人持有武器外，
人民的生活习惯舆宗教信仰完全自由，不受拘束。社会上是交通便利，行旅安全，几乎
没有赌风，没有严重的高利贷剥削。国民经济亦大有改善，最显著的是商业繁荣，国际
贸易昌盛，特别是新兴的棉花种植与棉布制造业（元以前只有麻布与葛布），有如雨后
春笋般蓬蓬勃勃，迅速遍及全国，甚至传入高丽。这个新兴实业，已使农村经济大为改
善，又促进商业繁荣，增进政府税收，关系十分重大，却被历史忽略了。
再看元代的教育与文化：《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记称：“立学校二万四
千四百余所。”这个数字也许不十分正确（元史数字多误），然元代很注重兴学则系事
实。虞集撰《慈利州天门书院记》云：“自国都至於郡县，无大小远近，具有学宫”（
道园学古录卷九）。除学校外，私立书院也很盛，且超过宋代很多。「续文献通考」列
举了四十个书院名，然遗漏实多。续通考也自行声明：「凡此盖约略举之，不能尽载也
。」兹举一事为例，杭州是当时著名的文化城，然杭州有几个书院，续通考皆未见录。
说来人或不信，元代不但不轻视儒学，而且继承了宋代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元代末年
元军战斗力之丧失，这也是其原因之一。此处不能详述，且举一事为证。唐宋皆建武成
王庙，祀太公吕望，与文庙相对，称武庙。元代只在枢密院内祀武庙，不但京师及各地
只有文庙没有武庙，甚至各衞军（御林军）之每一营区内，皆有文庙与国学，独无武庙。
元代的学风，是跟着宋代走的。务实学，不尚空谈。作者曾根据清钱大听氏所补的元艺
文志，统计出元代的经书著作如下
…
以时间作比例，元代百年之国，有此数量，已与宋代相当（易类著作超过宋代）。以内
容而言，由於元人崇拜朱子，受朱子思想限制，新义较少。然比宋不及，比明则有余。
其他且不说，明代所编的六部大全——四书大全，周易大全，书传大全，诗经大全，礼
记大全，春秋大全——全是盗取元人的著作，朱彝尊「经义考』及顾炎武「日知录」，
皆曾明白指出。
私人文集，即补艺文志的别集，则有作者六七七人，八二九集，六一六七卷。黄梨洲「
明儒学案」序云：「唐之韩、柳，宋之欧、苏，元之虞集、姚燧，其文皆非有明一代所
能及。」
还有，古籍的散失，自明代近，是明人不知爱惜文化，元代却是保管得很好的。如
果还有人说元代不重视汉文化，请看朱彝尊的话：
………元之平金也①，杨中书惟中于军前收伊洛诸书，载送燕都，及平宋，王承旨构首
请辇送三馆图籍。至元中，又徙平阳经籍所于京师。且括江南诸郡书板，又遣使杭州，
悉取在官书籍板刻至大都………考唐宋元藏书，皆极其慎重，献书有责，储书有库，勘
书有人，曝书有会。至明，以百万卷秘书，顾责之典籍一官守视，其人皆赀生，不知爱
重。而又设科专尚帖括，四子书易诗第宗朱子，书遵蔡氏，春秋用胡氏，礼主陈氏，爱
博者窥大全而止，不敢旁及诸家。秘省所藏，土苴视之，盗窃听之，百年之后，无完书
矣。迨万历乙巳………校理遗籍，惟地志仅存，亦皆嘉隆后书，初非旧本。经典散失，
寥寥无几………（曝书亭集卷四十四文渊阁书目跋）。
再说纯文学方面，小说名著「水浒」与「三国演义」，皆始作於元朝。元曲的光芒万丈
，更是不争的事实。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录有杂剧五百六十六种，作者一百八十七
人，除去一部分明人著作，实有五百余种。如果把遗漏的加进去，有人估计有千种之多
。至於元代杂剧作家的人数，据「录鬼簿」舆「续录鬼簿」所载，共有二百余人。
以艺术而论，近人黄宾虹说：「唐画如粬，宋画如酒，元画如醇。元画以下，渐如酒之
加水，时代愈后，加水愈多。俞剑方论画云：「唐人主法，宋人主理，元人主意，渐由
客观入於主观，渐由自然之表现变为自我之麦现，遂至重视逸气之泸写，忽略物形之描
拟，形成超自然，超现实之艺术………故元代绘画认为中国绘画进化之极峰，殊非过当
。（俞氏「中国绘画史」第十二章）
不错，「元史」本纪及志传中，有许多贪污不法行为的纪录。作者最初也以为元代吏治
很坏，本着求证的精神，曾经遍查「元史」，摘记下百余事，凡官吏的贪污、不法、害
民，贿赂、腐败、无能等，无不应有尽有。然细考那些事情，皆是历代所常见的官场现
象，不独元代有之。且「元史」记下来的，都是已经纠正的事。
与其他朝代比较之下，我获得如下一些认识：
⒈盐政，漕运，及地方官吏剥削人民之事，是历代常见现象。我所记下来的元代弊端，
几乎每一件事都可从其他朝代，找到类似的例子，或更有甚於此者。而且元代常以儒臣
主盐政，使最多弊端的盐政时常得到改善。
⒉元代扰民之政，都比不上唐之间架税，北宋之花石纲，南宋之经理。
⒊以贪污而论，并没有像明代严嵩父子，或清代和坤般的人物。（阿合马等几个人，殊
不足道。）
⒋诸王驸马的特权及赐田之弊，明清二代亦复有之。且自世祖起，元代诸帝皆约束得很
紧。元代诸王及蒙古将帅，一般多贫穷。较之唐代诸节度使的豪奢，有天渊之别。以视
宋、明将帅之富，亦相形见拙。尤其难得的是，元代诸王之分镇中国内地者，皆相当守
法，例如：
梁王松山镇云南，豪民规避徭役者，多投充王府宿卫。云南行省右丞忽辛按朝廷元额所
无者，悉籍为民，去其宿卫三分之二。（赛典赤瞻思丁传，忽辛附传）
烕顺王宽彻不花在武昌开了一个广乐园，被湖广行省平章星吉一言，立即罢去。（星吉
传）
安西王忙哥刺王府吏卒横暴扰民，京兆路总管赵炳建白於王，请绳之以法。王命之曰：
「后有犯者，勿复启请，若自处之。」自是豪猾饮戢。（赵炳传）
文宗以怀王出镇金陵，欲建天灵寺，令有司起民夫。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亦乞刺台言於怀
王曰：「太子为好事，宜出钱募夫；若欲役民，则朝廷闻之不便………。」（自当传）
宣让王帖木儿不花镇庐州，颖寇将渡淮，淮西廉访使陈思谦言于王，请调芍陂屯卒御贼
，王以末奉诏不敢发兵，思谦愿坐擅发之罪，王始从之。（陈思谦传）还有廉希宪傅，
董文用传，李德辉传，王忱传，自当传（另一事）等，类此纪录尚多，从略
⒌以元代侍卫的不法行为而论，若与唐、宋、明三代的宦官作比较，可说是小巫见
大巫。唐之鱼朝恩，程元振，仇土良；宋之童贯；明之刘瑾，魏忠贤，皆为元代斫没有
的。
⒍元初，循蒙古旧习，军队於战争中掠民为奴，是蒙古军的一大罪恶。然自世祖朝起，
只见於伐宋之役，且幸亏世祖执法甚严，又鼓励宪司弹劾，绝大多数都已获得解放。又
尝下令搜括人奴，复为良民。（参看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六年五月，及李德辉传等）概乎
言之，元代官吏的奴婢，远不及明代之甚。「日知录」卷十三说：「明太祖数凉国蓝王
之罪，亦曰公奴至於数百。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
投靠，多者亦至千人………人奴之多，吴中为甚。」原注：「今吴中仕宦之家，有至二
一千人者。』
⒎人事制度之弊，也是各代皆有的。较之宋代，恐怕还是元代好得多。至少，元代百官
皆有专职，不像宋代那样，官职尽是虚名，做事全靠差遣。
⒏元代言官比宋代确实得多。宋言官动辄弹劾宰相，往往放言高论，目的只在博取令名
，以为自己进身之术。元代言官所劾，皆有具体事实。宪司对地方官吏的检举，尤不遗
余力，这对於元代的吏治，具有很大的消毒作用。
二、元末明初间人民对元朝的好感
作者在上面把元代说得那么好，却因篇幅所限，大都没有提出证据，恐怕读者不能无疑
。（拙著「元史新讲」现已完成，此书约二百余万言，对於上述诸事，皆有详细讨论。
）现在姑举二事为例，一以聊补前文的缺陷，一以说明元末明初的中国人民，为什么会
怀念元朝。
第一，量刑从宽，是元代的普遍趋势。除朝廷整肃贪污外，终元之世没有兴过大狱，尤
没有文字狱更没有杀过功臣。每年大辟（死刑）人数之少，尤为元代的一个特色。世租
本纪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记称，札鲁忽赤（断事官）合刺合孙言：「去岁审囚官所录囚
数，南京、济南二路应死者已有一百九十人，若总校诸路，为数必多，宜留札鲁忽赤数
人分道行刑。」帝曰：「囚非群羊，岂可遽杀耶?宜悉配隶淘金。」又据管如德传记称
，一日，世祖语如德曰：「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令面对再四，再实也，
而后罪之………」
兹将见诸纪录的宋元二代大辟人数并记於此，请读者自己对照一下。元代：世祖、成宗
二朝约五十年，差不多每年都有大辟人数的纪录（缺四年）。世祖朝最多一年是至元二
十年，二百七十八人；最少一年是中统四年，只七人；平均每年七十四人。成宗朝最多
一年是大德元年，一百七十五人；最少一年是大德六年，只三人；本均每年四十七人。
武宗以后无纪录，惟英宗本纪至治三年四月记称：「京师释囚，大辟者三十一人。』
宋代，据「文献通考」所载几个死刑人数：太祖开宝八年三月，有司言，三年至今，诏
所贷死罪凡四千一百零八人。真宗威平四年，天下断死罪八百人。仁宗天圣四年，刑部
侍郎燕肃奏，天圣三年，断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人。嘉佑五年，判刑部李诞言，一岁之
中，死刑无虑二千五百六十人。嘉佑七年，大辟一千六百八十三人。英宗治平二年，断
大辟一千八百三十二人。宁宗嘉泰二年所记，天下上死罪一千八百十一人。
第二，元代最值得称道的是，只有正税，没有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食货志说：「前代
告缯（汉事）、借商（唐事）、经理（宋事）等制，元皆无之，亦可谓宽矣。」元代的
正税也不重，且一代罕有提高税率。然有一事必须解释，古代翰林编修们没有经济学常
识，往往误以税额（税收总额）的增加，视同税率的加重。以商税为例，「元史」食货
志（据经世大典）的叙述累朝数次提高税额，最后说道：「天历之际（一三二八—二三
一九），天下总入之数，视至元七年（一二七O）所定之额，盖不啻百倍云。」此语似
含有很大的感慨，今人且有以为在那六十年间（一二七O—三二一九），商税提高了百
倍的（连我也曾信以为真），这真是很大的误解。实际上，元代商税三十取一，一代未
尝增加过，所增的是税收总额，不是税率。
按元代行交钞（纸币），百年间，物价有过三次涨风，也就是交钞三次贬值。第一次在
至元十八年至二十四年之间，第二次在成宗、武宗二朝，第三次在顺帝末年天下大乱的
时候。②后者是末年亡国因素之一，亦不在这六十年之内，且不谈。在上述六十年间，
包含着二次物价涨风，作者曾经仔细分析过，估计自至元七年至天历间，物价大约涨了
二十倍左右，也就是交钞贬值到原值的二十分之一。那么，原先售价三十文的货物，纳
商税一文，天历间要卖六百文，自然要纳二十文的税，然其货币的实际价值则仍是一文
。照此计算，税额增加百倍，实际只增加五倍。而这五倍，应该是平江南后徵税地区扩
大及六十年间商业成长率使然。考至元七年时，江南未下，华北各省则刚刚进入拨乱为
治的阶段，人口稀少，土地荒芜，工商业亦於大破坏之后，才开始复苏。至元十三年平
宋之后，南北运河打通，海运尤便利，货畅其流，商业昌盛。同时人口增加，农村副业
发达（特别是棉布业的迅速发展），社会消费力亦大增。在这种情形之下，六十年间商
业成长率数倍，不但是应有的现象，事实上恐怕还不止可增五倍而已。因此，天历间较
之至元七年，商税总额增加百倍，不但不是增税，还应该把这件事看作元代工商业欣欣
向荣的一个证据。③本文虽限於篇幅，只能略举二例，然这二件事，已经充分表现出元
代「政宽」的面貌，而政宽则最能博得人民好感。现在我们再从历史事实，来看看元末
明初间，人民对元代好感的情形。
第一件事，是义军的踊跃和普遍。元代军队数量，比其他朝代为少，又因承平日久
，到了末年，已经丧失了战斗力。④顺帝至正间的各地戡乱战役，不分南北，全靠当地
人民自动组织及政府号召徵募的义军，替朝廷卖命。当时戡乱讨逆最有功的三员大将中
，察罕帖木儿、陈友定二人，是义军起家的；答失八都鲁虽为蒙古名将后人，他的兵也
以义军为主。这些义军皆对朝廷很效忠，后因大乱日久，局势益非⑥，时移势转，才开
始有少数义军降於叛军，而至死无贰心的则为数甚众。
第二，元代殉难人土很多，「元史」忠义传已经列举不少，「元史类编」、「新元史」
等又补充了好些人，作者再从散见其他文献的加进去，列了一张表，约有三百人左右。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这些殉难人士中，儒士最多，且有进士出身者三十六人，其中有五
人是第一名进士（明清始正式称状元）。「江西通志」所载元末殉节士人，尤多壮烈，
兹举二人於此。
江西行省参政刘鹳，永丰人，被贼所执，幽於赣之慈云寺，其仲子述亦同在。鹑作绝笔
诗云：「生为元朝臣，死为元朝鬼，忠节既无惭，清风自千古。」以诗付述，不食六日
而卒。
萧彝翁寇乱家居，江西参政全子仁率师平袁州，辟彝翁为参谋。会伪汉陷庐陵，子仁遁
去，彝翁叹曰：「有城不守非忠也，遇敌不战非勇也，谋人军而不死，何面目见天下士
乎?」投井而死。人争出之，三日不食，书衣带云：「男子之贞，犹女之烈，一有玷焉
，万善难雪。』竟赴井死。
第三，元亡，儒士多以大元遗民自命，明太祖徵召多不应。应徵去修元史的，大都修完
即告老回家，不肯受官。王翰被徵召，自谓「义不仕二姓」，自杀而死。戴良、王逢二
人，「不忘故君旧国，所为诗文，悲凉感慨。」戴良且因辞官忤明太祖，死於狱中。还
有陈亮，自以「故元儒生」，累诏不出，作「陈搏赋」以见志。李祁隐居永新山中，自
称「不二心老人」。这些人多未仕元，而念念不忘元朝，最堪注意。
第四，以「说郛」、「辍耕录」、「书史会要」等书著名的陶宗仪，在元朝也没有做官
。明初，太祖屡徵之，皆不出。他所著「辍耕录」，是有闻必录性质，然除偶有二一篇
讥讽元末军政者，如「非程文」之讥乡试弊端，「花山贼」之讥军队无能外，一般皆对
元代多所表扬。如「圣聪」、「隆师重道」、「端本堂」、「减御膳」、「文宗能画」
诸篇，皆表彰文宗、顺帝二君之事；「宫阙制度」一篇，则称赞世祖节俭；前后二篇「
后德」（卷二、卷二十六），则称誉顺帝的二后。特别是「忠烈」一篇，详载元末殉节
人士，其文末结论云：「是亦深仁厚泽涵养所致，孰谓百年之国而无人哉!」陶氏对元
朝的好感，跃然纸上。
第五，洪武初，颁洪武通宝。商人以铜钱不便，喜用元钞，乃发行明钞。「明史」食货
志说：「洪武七年，帝以商贾沿元之旧习，用钞，多不使用钱，乃设宝钞提举司。」第
六，明初名臣方孝孺撰「林君（德）墓表」，坦言明初吏治不及元代。原文云：「元之
有天下，尚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仕者捷出，取大官，过儒生远甚。故儒多屈为吏，吏
皆忠厚洁廉，宽以用法，而重於有过；勇於致名，而怯於言利。进而为公卿者，既以才
能政术有闻於时，而在郡邑之间亦谨言笃行，与其时称。岂特吏之素贤乎?士而为吏，
宜其可称者众也。元亡未久，而遗风旧俗与之俱变，求之於世，若林君者盖鲜矣。……
…」（逊志斋集卷二十二）
第七，学术方面，元代的诗文书画，至明初仍大受欢迎，元曲尤为明人所爱好。宋濂主
编的在「元史」，相当客观，绝不渗入一点汉人排夷观念。永乐中人胡粹中所撰「元史
续编」，态度亦然。兹举三个人的事为例，以见一般：
赵孟俯（子昂）诗、书、画三绝，兹只略举明初人士对其书法的称誉，以备下面与护骂
之词作对照。宋濂说：「赵魏公留心字学甚勤，义、献帖凡临数百遍，所以盛名充塞四
海者，岂无其故哉?」徐有贞说：「魏公书於规矩之中，自有神仙蜕骨风度。」王鏊说
：「近世以书名家者，惟松雪公最得二王笔法，几所谓未达一间者。」方孝孺说：「宋
之季年，书学扫地荡尽，而诗尤壤烂不可收拾。文敏公生其时，而能脱去陋习，上师古
人，遂卓然以二者名家，正书尤为当世所贵重。」又说：「子昂书如程不识将兵，号令
严明，不使毫末出法度外，故动无遗失。」解缙说：「文敏神明英杰，仪凤冲霄，祥云
捧日。」又说：「天资英迈，积学功滦，尽掩古人，超人魏晋。」（参看马宗霍「书林
藻监」）
宣德十年正月，英宗郎位，四月，以元学士吴澄从祀孔子庙庭（明史英宗本纪）。杨士
奇等「议吴文正公从祀」奏议，载在「明文衡」卷七，内称：「………今澄所著具在，
我国家崇儒重道，大明四书五经及性理之旨，凡澄所言，皆见采录，以惠学者。盖澄问
学之功，朱熹以来，莫或过之。而从祀诸儒，白荀况下至范窖，语其事功，皆未及澄…
……」
永乐中为国子祭酒的胡俨，有数则杂记，对虞集其人其诗，至为钦佩。「虞文靖公知人
」一则，首先录下「元史」虞集传识袭伯聪不得善终一事；继又记其识余阙於文名未著
之时。其结语云：「乃知前辈观人，自有定鉴。」又在「萨天锡诗记」一则，记虞集改
萨诗一字（地湿厌闻天竺雨，改为地湿厌看天竺雨），难但云萨大服而去，言外之意，
自亦至为佩服。（明文衡卷五五）
第八，元亡后流落中国的蒙古色目人，完全不受汉人歧视，更是元政不苛及人民怀念元
朝的反映。让我先引两个相反的史例作为对照：（一）「晋书」卷一O七石季龙下记称
：「石闵（即冉闵）躬率赵人诛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
郊外，悉为野犬豺狼祈食。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於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
」（二）金人亡国后亦类似，「元遗山文集』所载：「完颜怀德碑」称：「民间仇拨地
之怨，睚肶种人（女真），期必杀而后已。寻踪捕影，不三二日，屠戮净尽。」
元亡后，见於明初公私文献的蒙古色目人很多，或仕明，或经商，或隐居，或教学，或
流浪四方，行医卖卜为生，到处皆不受汉人歧视或干扰逼。「日知录」卷二十三记称：
洪武九年（一三七六）闰九月，淮安府海州儒学曾秉正言：「臣见近来蒙古色目人多改
为汉姓，与华人无异。有求仕入官者，有登显要者，有为富商大贾者………。」
第九，下节所述马翌对明太祖说的，「元有天下，以宽得之，亦以宽失之」，实际是代
表元代遗民的一般意见，中国人民最怕官吏麻烦，政宽是人民最欢迎的，所以元亡之后
，人民仍多坏念。
由上述诸纪录可以看出，后人论元史者，或以民族主义史观，视元朝之亡为民族主义打
倒鞑靼；或以社会主义史观，视元朝之亡为农民革命胜利，皆只是一偏之见，在历史上
找不到充分证据的
三、明太祖尊重元朝
明初，不但人民坏念元代，士人尊重元代学术，明太祖本人除指责元顺帝荒淫失政外，
对於顺帝以前诸帝，特别是对世租忽必烈，相当尊敬。对於有元一代，尤其是对於元初
的政治，也很具好感。他认为元朝之亡，是由於顺帝失政，地方大乱。他是翦灭群雄而
得天下，不是夺取元之天下。他完全没有歧视蒙古色目异族的表示，对於那些降将降臣
及遗留在中国的蒙古色目人，可以说十分优待。请看下面所举的一些事实。
元至正二十七年（吴王四年，一三六七）九月，吴地已平，遗使致书於元主，送其宗室
神保大王等北还⑦。（明史太祖本纪）
洪武元年二元至正二十八年，一三六八），明军已取河南，太祖幸汴梁。秋七月，还京
，临行，谕诸将曰：「中原之民，久为群雄所苦，流离相望，故命将北征，拯民水火。
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孙罔恤民隐，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宰?………诸将克城
，毋肆焚掠，妄杀人。元宗室咸俾保全。」l（同上）
洪武元年十月，自北京还，徵元故臣至。帝御奉天门，召问元政得失。马翌对曰：「元
有天下，以宽得之，亦以宽失之。』帝曰：「以宽得之则闻之矣，以宽失之未闻也。元
季君臣耽於逸乐，驯至沦亡，其失在纵弛，实非宽也。』（清陈鹤撰「明纪」卷二）
洪武二年（一三六九）二月，太祖命修元史，谛修史诸臣曰：「元初君臣朴厚，政事简
略，与民休息，时号小康。季世嗣君荒淫，权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颠危。间有贤哲
之臣，言不见甩，用不见信，遂至土崩。」（同上）
洪武三年（三一七O）四月，诏禁蒙古色目人改用汉姓（除赐姓外），诏书有云：「朕
起布衣，定群雄，为天下主。已尝诏告天下，蒙古诸色人等皆吾赤子，果有材能，一体
擢用。………」（日知录卷二十三）
洪武三年四月，元顺帝崩於应昌，其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嗣位。五月，明将李文忠克应昌
，元嗣君北走，获其子买的里八刺，降五万余人。六月，买的里八刺至京师（金陵），
群臣请献俘，太祖不许。又以捷报多侈辞，谓宰相曰：「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
，皆赖其生养，奈何为此浮薄之言?亟改之。」封买的里八刺为崇礼侯。七年，买的里
八刺已长，依礼遗回漠北。（明史太祖本纪）
洪武五年（三一七二），令蒙古色目人民。既居中国，许与中国人结婚姻，不许与本族
自相嫁娶。违者，男女两家抄没入官。（明会要卷五十二）按蒙古色目人此时已是亡国
之人，除仕明居官及富商外，一般皆地位低微，生活困苦⑧，不可能尽与汉人通婚，会
要所录此令大概不完全，或稍后郎有修改，「明律集解」卷六，有补充条文：「凡汉人
不愿与其通婚时，蒙古色目人仍得自相嫁娶。」
洪武十一年四月，元嗣君爱献识埋达腊殂，太祖自为文遣使吊祭（本纪及鞑靼传）。惟
此文并非太祖自撰，乃钱苏所作，「明文衡」卷一载有此文。
元将降於明者，皆受优待。「明史」卷一五六，为蒙古色目降将十余人立传，这些人大
都封为伯爵，子孙世袭，多与明朝共终始。卷末赞云：「明兴，诸蕃部怀太祖功德，多
乐内附，赐姓名，授官职者，不可胜纪。」还有附记於他传的，例如冯胜传附记一位蒙
古降将纳哈出。此人为木华黎子孙，元末，为太平路万户，被俘。明太祖待之厚，知其
志不忘元，资遗北归。顺帝出关后，纳哈出屡犯辽东，后兵败，降於冯胜。封海西侯，
从征云南，道卒。子察罕，改封渖阳侯，后坐蓝玉党，处死。
明太祖特别尊敬元末殉节之臣，尤其是蒙古色目人。例如：（一）吴王四年（元至正二
十七年，一三六七），命祀余阙（唐兀人）於安庆，祀李黼（汉人）於江州（太祖本纪
）⑨。（二）唐兀人福寿，元江南行台御史大夫，明军破金陵时殉职。据刘三省撰「敕
建元衞国忠肃公庙碑」（明文衡卷六十五）所述，明太祖闻其死，嘉叹久之，赐棺槽殓
，葬如礼。初立庙於城南土门冈，洪武二十二年（一三八九），复命改建於钦天山之阳
，与鼎新百神祠相联。庙成，特命刘三省作碑文。福寿之子陈金福（当系赐姓）为明海
州同知，洪武二十二年十一坐事当戍，太祖以其父死节，宥之，擢为太仆寺少卿。（明
纪卷五）（三）河西人（唐兀）星吉，元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殉职。明太祖悯其死节之
忠，擢其子达尔麻识官内廷，赐名吉昌。迁监察御史，后超迁山东按察司副使。（宋濂
撰「星吉公神道碑」，「宋文宪公全集」卷三十四）
明太祖尤尊敬元世祖忽必烈。洪武六年（一三七三）八月乙亥，建历代帝王庙於钦天山
之阳，为正殿五室，祀三皇，五帝，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汉高祖、世祖（光武
），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忽必烈）。每岁春秋仲月上旬甲日致祭。已而以
周文王终守臣服，唐高祖由太宗得天下，遂寝其祀，增祀隋高祖。洪武七年（一三七四
）八月甲午朔，帝躬祀历代帝王於新庙，自伏义至元世祖，凡十七帝。已而罢隋高祖之
祖。（明纪卷三）宋讷撰「勅建历代帝王庙碑」有云：「………汉唐之迭兴，以至於元
，皆能混一寰宇，绍正大统，以承天休，而为民极，右之序之，不亦宜乎。秦、晋及隋
，视其功德，不能无愧，故黜而不与。………」（明文衡卷六十三）
又据明刘侗、于奕合撰之「帝京景物略」，明太祖诏地方官，春秋祭祀元朝的帝王陵寝
。及明世宗既废帝王庙元世祖之祀（见下），仍命依太租制，由地方官春秋祭祀元之帝
王陵寝。
四、明中叶以后的大转变
历史通例，无论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当其强盛时，则提倡世界主义（不论其
为王道的或霸道的），及其衰弱时，於备受外族侵凌之下，便有民族主义兴起，提倡抵
御外侮。明初，国势强盛，以泱泱大国之风，招徕外蕃，提倡的是世界主义。「天下一
家」，「蒙古色目皆吾民也」，是明太祖的口头禅。成祖亦欲万国臣服，一面屡次用兵
漠北，欲彻底征服鞑靼；一面遣使四方，络绎不绝。永乐中（一四O三—一四二四），
四方朝贡者三十余国。既是天下一家，自然对四夷无所歧视。所以明初对於元代政治的
评论，对於元代学术及人物的评价，都很公正，誉多於毁。上二节所述诸事，都是这句
话的注解。
明中叶之后，国势渐衰，外夷之患日深，海上有倭寇，北方有鞑靼。正统十四年（一四
四九），英宗为鞑靼虏去，朝中甚至有迁都南京，以避鞑靼之议。於是，在抵御外侮的
情势要求之下，民族主义油然而生，四夷皆受排斥。迨东林党起，提倡名节，也就更重
视民族气节，益严夷夏之分。随着论调的转变，遂有虚构的反辽、反金、反元之历史及
小说故事等，相继出现。
在历史方面，最极端的是王洙（正德进士）撰「宋史质」一百卷，直以明继宋统，根本
不承认有一个元代。宋益王之后，除去元代诸帝年号，代之以明太祖朱元璋的祖先名讳
。柯维琪（嘉靖进士）撰「宋史新编」，亦置辽、金为外国，以广王、益王嗣正统，增
景炎、祥兴二朝。在小说方面，嘉靖年间（一五二二—一五六六）出现的武定侯郭勋家
传本「水游」，把罗贯中旧本，删去讨田虎、王庆等章，而加上宋江征辽。又有北宋「
杨家将传』，以鼓吹抗辽；「大宋中兴岳王传」多种，以鼓吹抗金。可惜南宋末年，根
本没有将才。否则也会有人写抗元小说的。
同时，对於元代名人，也就大肆攻击，极尽诬蔑之能事。例如：
⒈前述迄至明初仍然享誉士林不衰的赵孟俯（子勖）书法，到了弘治间（一四八八—一
五O五），就有李应祯开始加以诋毁，斥之为「奴书」。自是之后，攻击赵书者日多，
到嘉靖—万历间(．一五二五—二八一九）尤甚。事实上，并不是赵氏书法好不好的问
题，纯粹因为在民族主义意识中，以宋宗室而屈仕异族的赵孟俯，人格有了问题。
⒉对虞集也由戏谴而进於污辱。（1）谢在杭「五杂俎」云，虞集未遇时，为许衡门客
。虞有所私，午后辄出。许每往不遇，病之，因书於籣云：「夜夜出游，知虞公之不可
谏。」虞归见之，即对云：「时时来扰，何许子之不惮烦。」许大叹赏，许大叹赏,因
荐于朝——按许衡死于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虞集生于至元九年（一二七二），许
衡死时，集方十岁，何得做许衡门客。且虞集传明明说是成宗大德初始至京师，时许衡
已死十五六年了。（2）嘉靖进士田汝成「西湖志余」记称，虞集际遇文宗，置奎章阁
为学士。顺帝为明宗子，文宗忌之，远窜海南（桂林之误）。诏书有曰：「明宗在北之
日，自以为非其子」，伯生（集字）笔也。文宗宴驾，宁宗立，八月崩，国人迎顺帝立
之。帝入太庙，去文宗神主，而令四方毁弃旧诏。伯生时在江西，命以皮绳拴腰，马尾
缝眼，夹两马间，逮捕至大都。嫉之者作十七字诗云：「自谓非其子，如今作天子。传
语老蛮子，请死。」至则以文宗亲改诏稿上呈，顺帝览之，曰：「此朕家事，外人岂知
?」遂得释，两目由是丧明，不复能楷书——此说之谬，清翁方纲「石洲诗话」，已斥
其诬。据云：：……为此说者，第因文靖（集谧号）晚年目疾而附会之耳。前年得宋宣
和画猫卷，有文靖题字署至正五年夏，仙井虞集。笔势尤苍遥，信乎前说之诬也。」按
虞集死於至正八年（一三四八），至正五年已七十有四，时距顺帝即位已十三年。
⒊蒲寿庚之兄寿宬，生性淡泊，有陶渊明之称。宋亡，寿庚叛宋降元，寿宬独以来遗民
自居，隐逸以终。当时一般宋朝遗民，未尝有人怀疑其人格。明初，追罪寿庚叛宋行为
，禁止其子孙应试，亦不禁寿宬子孙⑩到弘治间所修「八闽通志」，始对寿宬有微词，
据称：「宋季益、广二王从福州航海，幸泉州，守臣蒲寿庚拒城不纳。寿庚武人，其计
皆兄寿宬所策划。部署已定，寿宬著野服，隐法石山中，自称处士，示不臣二姓之意。
忽二书生踵门，自云从潮州来求谒处士。阍人以处士方昼寝弗为白，书生曰：‘愿得纸
笔书姓名，俟觉，敢烦一投，幸甚!’阍人乃遗以纸笔，遂各赋诗一首。其诗曰：‘梅
花落地点苍苔，天意商量要入梅。蚨蝶不知春去也，双双飞过粉墙来。’‘剑戟纷纷扶
主日，山林寂寞闭门时。水声禽语皆时事，莫道山翁总不知。’书毕不著名，拂袖而去
。自是之后，闽人著作转相抄袭，皆据此以罪寿宬。如万历间（一五七三—二八一九）
何乔远的「闽书」，就是据此以发挥的。甚至顾亭林「日知录」也袭此说。
据「宋史」本纪二王附纪，二王自福州航海出走过泉州时，「寿庚来谒，请驻跸泉州』
，实因张世杰知泉州不可守，故不允。及元将董文炳至，寿庚始降元。其后，元廷以西
北诸王作乱，南征军纷纷北调，张世杰乘元军撤去，回攻泉州，寿庚始拒战，又以宋宗
室欲作内应，寿庚乃杀之。弘治八闽通志所记已与史载不符，寿庚武人不知策书，寿宬
为弟代谋之说，尤不合情理。寿宬毋宁是一个书呆子，权谋非其所长，而寿庚统御万千
海舶，必精於计谋。陈垣「西域人华化考」，更引丘葵诗以破弘治八闽通志之谬。葵宋
末元初人，其师吕大圭死於蒲寿庚之难，而葵对寿宬则非常耸敬，交往亦密，具见寿宬
为弟策划叛宋之说不确。葵之「钓矶诗集」卷四，有挽心泉蒲处士（寿宬）诗二首：（
一）把钓秋风辱赠诗,伤心无路送灵輀。欲书诔语应难尽,独倚寒梅照石漪（二）欲持鸡
絮立坟前,俗了青霞顶上仙。只合化为溪畔鹭,乘风飞去弄清泉。
⒋元未曾事张士诚的周伯琦、李伯升二人，明军破平江后，伯琦回乡后病故；伯升仕明
，曾先后将兵讨平湖南、广西蛮乱。而徐祯卿（弘治进士）所著「翦胜野闻」，则谓二
人皆为明太祖所诛。（赵翼二十二史剳记卷三十六）、
⒌郑瑗（成化中进土）著「井观琐言」，对於上面提到过的、永乐间胡粹中所撰「元史
续编」，加以痛斥。他说：「胡粹中「元史续编』，又下於陈径续编⑪。德佑北
迁，闽广继立，宋之绪统犹未绝也，乃遽抑景炎、祥兴之年於分书，非纲目（朱子通监
纲目）书蜀汉、东晋之例。」
据以上所引诸例，我们可以大致看出一条线索。英宗即位之初（宜德十年，一四三
五），还以吴澄从祀孔子，可见迄至此时或英宗正统年间，明初七八十年中，对元代的
好感始终未变。正统十四年（一四四九），英宗为鞑靼所虏，当系明人对外思想的转换
点。而到弘治间（一四八八—一五O五），这种排外反蒙的民族主义思想，已经大盛。
「八闽通志」是那时期修的，李应祯、徐祯卿皆弘治中人，郑瑗早一点，是成化中进士
，其「井观琐言」恐怕也成于弘治中或弘治之后。然成化中到底还是排元意识初兴时期
，有人排斥元人诗文，有人则否。例如程敏政、张纶同是成化进士，而二人的论调大不
相同。程敏政谓宋末元盛之时，学者之于六经四书，无非「依人成学，鲜祈心得。」（
马宗霍中国经学史）而张纶「林泉随笔」，则对刘因的诗，大加称许。
到世宗嘉靖间（一五一二一—一五六六），此风益盛。九年（一五三O），罢吴澄从祀
孔子（明史礼志四）；二十四年（一五四五），历代帝王庙的元世祖忽必烈神主，遂被
撤去。明刘侗、于奕合著的「帝京景物略二」云：世宗嘉靖九年（一五三O），於北京
建历代帝王庙，一如留都南京制（明太祖昕定）。十年（一五三一）九月，翰林院修撰
姚浃奏请撤去元世租神主，部议谓太祖睿断有确，不从。二十四年（一五四五），礼科
给事中陈叶奏言，遂罢元世祖祀………南京亦撤其像。
到神宗万历间（一五七三—二八一九），排外意识，尤其是反元态度，越来越激烈，完
全变成了意气用事，不复考虑事实不事实。所有元人诗文，皆一律排斥，不复一顾——
闭着眼睛大喊元代无文。有一位不肯苟同时尚的胡应麟（万历中人），於其所著「诗薮
」（外编六）谈论元人律诗时说道：「宋五言律胜元，元七言律胜宋。」他举出赵子昂
、勋文原、虞伯生……等十数人的佳句之后，评称：「皆句格庄严，词藻瑰丽。上接大
历、元和之轨，下开正德、嘉靖之途。今以元人，一概不复过目，余故称为拈出，以俟
知昔。」又「四库提要」评论虞集「道园学古录」时，於赞叹之余，也说：「明人夸诞
，动云元无文者，其殆未之详检乎?
轮到无法否定的元曲，则诬之曰：「代以曲取士」始作此说者有二，一见沈德符「顾曲
杂言」，一见臧懋循（晋叔）「元曲选」序文，而沈、臧二人，都是万历进士。（此说
之谬当另文详论。）
在这么一个时代思想笼罩之下，薛应旗（嘉靖进士）所编「宋元通监」，陈邦瞻（万历
进士）昕编「元史纪事本末」，及根据冯琦稿而改编的「宋史纪事本末」等书，内容不
问可知。特别是宋元二部纪事本末的张溥史评，简直把元代说得一文不值，把元世祖忽
必烈骂得狗血淋头，把各地的盗匪，都说是亡宋义士。张溥是崇祯朝（一六二八——一
六四三）人，生当明代垂亡之际，感慨极深。他又是东林党后身复社领袖之一，所以言
论十分偏激⒓——我想他虽作史评，一定未读过「元史」，但看看薛应旗通监及陈邦瞻
的二部纪事本末而已。
到崇祯末朝，又出现了一本「铁函心史」，说是宋遗臣郑思宵（所南）所作。此书与王
洙的「宋史质」是姐妹货，二者都想否定元代。所不同者是，王洙於宋亡之后，以明太
祖祖先作纪元，心史则以亡宋德佑年号一直用下去，以待亡元的新朝来接续。四库存目
断为「明末好异之徒」所作，并指出「徐乾学通监后编考异，以为海盐姚士粦所伪托。
」今人把此书当作民族文学的瑰宝，极力为之辩护，谓四库馆臣有曲承清帝意旨之嫌。
照作者看来，这是道地的伪书，因为：（一）此书出现於明末反元思想最高峯，及伪造
元代史实相习成风的时代。（二）铁函沉在井中三百五十六年而不毁，今日科学时代，
何能使人相信?（三）内有误以明代文物记作元代事的马脚露出，例如，喇嘛教黄派，
创於明永乐间，元代尚无黄教，喇嘛僧皆红衣红帽，而心史竟谓元初喇嘛僧著黄衣&#
9324;。（四）徐学乾谓海盐姚士粦伪作，迄今无人能举出反证，以否定其说。
总而言之，明中叶之后，民族主义到了高潮，否定了元代的一切，甚至还想否定其存在
。元代遂一变而为最丑恶的一个朝代——政治黑暗，毫无文化可言。
五、今人大上其当
元代历史，被明人再三歪曲之后，已经面目全非。一部「元史」，又因繁芜多误，治史
者尚且视为畏途，难得有人肯下功夫研究。一般人不看「元史」，不足为奇。因此，后
人之论元代史事的，多走捷径，但取材於通监及纪事本末，於不知不觉中，便堕入明人
的陷阱。
清代重考据，毕竟还有一些人看清了真相，知道明人之说多伪。纪昀说：「明之末年，
士风佻，伪体作，竟陵、公安以诡俊纤巧之词，递相倡导。」又说：「士莫妄於明，而
明季所刊之古书，类不足据。」（帝京景物略序及跋）钱大听说：「明人好谈名节，而
於纪载多失讨论。』（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四太仓州志条）
然能够完全不受明人思想影响的毕竟不多，连赵翼也不例外。他虽然知道明人说部不可
靠，且曾指出徐祯卿「翦胜野闻」与王錡「寓圃杂记」尤陋，而对於元代的历史观念，
到底还是深受明人的影响。「二十二史剳记」中，批评世祖忽必烈黩武与嗜利二事，完
全承袭着张溥史评的意见。而九儒十丐，及元诸帝多不习汉文等说，则为明人惯称的元
代无文之旧观念作祟。
今世各大学有通史课程，坊间出版有许多中国通史或史纲一类的书。治通史者要讲数干
年历史，自然不可能遍考二十四史，不得不走捷径，取材於通监、纪事本末、会要（元
代无会要）、通考等书。於是，有关元代的事，一开始就被明人思想领导着，走入歧途
。偶而自私人文集中找一些例证，也但求足以证明元代政治黑暗，毫无文化而已，不复
追究其是非真伪。兹自各家通史及史纲中，举出几个常见的重要例证，并一一指出其错
误之处。作者决没有吹毛求疵，挑剔他人毛病之意，只希望将我自己所发见的事实告诉
他人，希望别人也能摆脱明人思想的拘束，而放弃成见，另眼来看元代历史。
为了证明元代没有文化，常见的引证是南宋人「九儒十丐」之谣。按此语出自谢枋得「
叠山集」⑭（卷六），他明明说是滑稽之雄戏弄儒士的谑语，何得指为元代制度?
此说之不确，清王士祯早已指出，近人陈垣也曾为文以破此惑。兹从「西域人华化考」
转引陈氏一段话如下：
元时并不轻视儒学，至大元年加号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廷佑三年，诏春秋释奠，以
颜、曾、思、孟配享；皇庆二年，以许衡从祀；又以周、程、张、朱等九人从祀；至顺
元年，以董仲舒从祀；至正廿一年，以杨时、李侗等从祀。又并不轻视文学，延事占五
年七月，加封屈原为忠节清烈公；致和元年四月，改封柳宗元为文惠昭灵公；后至元三
年四月，且谥杜甫为文贞。其崇尚文儒若此。
此中消息，王士禛参之最透，故《居易录》卷二之论《石田集》也，则谓：“元代文章
极盛，色目人著名者尤多，如祖常、赵世延辈是也。”其论《燕石集》也则谓：“此与
《石田集》皆奉旨刊行。元时崇文如此，或谓九儒十丐，当是天历未行科举以前语。”
天历应作延佑。
九儒十丐之说，出于南宋人之诋词，不足为论据。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叠
山集》卷六)云：“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
之者贵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吾人品岂在娼之下丐之上乎!”此
一说也。郑思肖《大义略序》(《心史》下)曰：“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
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又一说也。然七八之目，二说已自不同，况
谢枋得明谓为“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云尔，非元制果如是也。
次一常见引证之例，为「二十二史剳记」所说，元代诸帝多不习汉文。此说完全不是事
实，兹先举出数事，指出四种概况。
⒈由於拖雷妃重视儒学教育，拖雷诸子，即世祖诸兄弟，大概全懂汉文——廉希宪传说
，李盘尝奉庄圣太后（拖雷妃）之命，侍阿里不哥讲读。高鸣传记称，旭烈兀将西征，
闻鸣贤，遣使者三辈召之，鸣乃起，为王陈西征二十余策，王数称善。
⒉宪宗二年之前，张德辉曾在和林「奉旨教胄子」（张德辉传），可说是元代国子学的
前身。此事恐怕宪宗也是奉母命而为的。
⒊世祖忽必烈本人——据张德辉传，早在和林潜邸时，德辉与元好问，既请世祖为儒教
大宋师了。大概初时的汉文程度还不够深入，有时还要靠翻译。但到了后来，他的程度
就很高了。不忽木传，世祖尝亲临国子学，考诸生书法及背诵。又程钜夫传说，世祖召
见，问贾似道何如人?钜夫条对甚悉。帝悦，命给笔札书之，乃书二十余幅以进，帝大
奇之………。
⒋世祖很注重子孙的儒学教育：（a）皇太子真金（裕宗）之师很多，有姚枢、窦默、
王恂、李德辉………等。（b）北平王那木罕，云南王忽哥赤，以董文用为师，见文用
传。（c）世租本纪至元八月乙卯，以李盘为皇子忙安（忙哥刺）说书官，高道为皇子
南木合（那木罕）说书官。（d）武宗海山，仁宗八达二人，甫逮学龄，诏授之经书，
乞台普济使巳子也儿吉尼侍读。（姚燧撰「右丞相史公先德碑』及「蒙兀儿史记」乞台
普济传）
5裕宗夫妇皆极重视子孙的汉文教育——可考的纪录如下：（一）裕宗於东宫置国子学
，以教东宫官员子弟等（刘因传等）。（二）王惮传，惮进「承华事略二一十篇，裕宗
阅之大喜，合诸皇孙传观。（三）裕宗死后，其妃濶濶出仍很留意子孙的儒学教育，见
於纪录者有二事。其一，请世祖指派董文用为成宗讲经；其二，聘李孟为武宗、文宗讲
经（董文用传及李孟传）。
兹将世租以下诸帝及太子之汉学教育情形，作一简表示之。
裕宗——师姚枢、窦默、王恂、李德辉、刘因………工书。
成宗——师李谦、董文用等。
成宗之德寿太子——师焦养直。
武宗——初授经书之师不知何人，后师李孟。
仁宗——同上，后师李孟等。工书，曾亲自廷试进士。
英宋——师王集、柯九思、小云石海涯。工书。
泰定帝——不详。他是裕宗嫡长孙，鉴於裕宗夫妇那么重视子孙的汉文教育，他一定也
受过教。而且，他是元代首开经筵的皇帝。
明宗——初师不详，后师吴直方。见宋濂撰「吴直方行状」。（宋文宪公全集卷四十一）
文宗—帝师不详。能文、能诗、能书、还能画，曾亲实进士。
宁宋——幼崩。
顺帝——帝师不详。能文、能诗、能书（大字最好）。
顺帝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出关后即位，谧昭宗）——师李孝文，善楷书。
常见引以证明元代吏治黑暗的例子，是一个错误的数字。「元史」成宗本纪大德七
年记称；「七道奉使宣抚，所罢赃污官吏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赃四万五千八百六十
五锭。」鉴鉴（各家皆同）不知是有意的或无意的，把尾巴截去，但记人数，不记赃款
。其实这只是原史的数字错误而已，并非事实。「元史」数字多误，作者曾经指出过许
多，然成宗本纪罢免官吏人数之误，则是十分明显的，如非但看通鉴，而能看到「元史
」本纪，我想谁都会发现这个错误，因为只有赃款四万多锭，决没有罢免贪污官吏一万
八干多人之理——如果是大贪污案，这区区赃款恐怕只是一二件案子。如果都是小贪污
案，充其量也不过三几十件案子。大贪污案牵连人多，小贪污案牵连人少，就算作一百
件小案子，每件牵连五个人，也不过五百人而已，何致罢免一万八千余人。
又查世祖本纪至元三十年的纪录，天下（全国）官吏总数，只有一万六千四百二十五员
，内含朝官一千六百八十四，外官还不到一万五千人，成宗大德四年何能一举而罢免一
万八千余人?何况这次七道宣抚，还有四川、云南、甘肃、河西、和林等省，皆不在七
道之内（同年三月本纪），七道的官吏充其量不过一万二千人。成宗朝号小康，决不会
有七道全体官吏一齐撤换的奇怪现象?又那里去找这么多新官去接替遗缺?⑮作者
认为，与其把这件事看作元代贪污之甚，毋宁视为当年成宗之决心严整吏治，然不是本
文所能详论的范围了。
为证明蒙古人暴虐者，则引用徐大焯「烬余录」，据称，元立里甲之制，二十家为一甲
，以蒙古人为甲主。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作者未见到此书，转引自钱
穆「国史大纲」。）考里甲组织是明代制度（始於洪武十四年），元代根本无此制&#
9327;。元代行的是乡社组织，其法以五十户为一社，以当地晓农事者一人为之长。社
置常平义仓一，以社长主之。见「元史」食货志一及四。又在列传及元明二代（明应限
於明初）私人文集中，也可找到许多证据。例如吕思诚传记有「社长」。良吏许义夫传
说，他做夏邑县尹时，亲诣乡社，教民稼穑。袁桷「清容居士集」有句云：「移文夜下
乡社集」（卷六）。宋濂自撰其租其父二篇神道碑文，记有「社兵」；又雷府君墓志铭
记有「社学」。（宋文宪公全集卷五、卷五十）
又据作者研究，世祖统一中国之初，蒙古人之在中国者，包含文武官吏及土卒在内，至
多不过十万人。其后人口繁衍，到顺帝末年，也不过四十万人左右（包含男女老幼）。
「元史」食货志所载中国人口，有一千一百六十三万余户，若照徐大焯所说，以二十户
为一甲，全国当有五十八万多甲，那里去找五十八万蒙古人去做甲主?
还有张溥及赵翼等所谓元世祖黩武嗜利之说，也常被通史所引用。然有关此事，作者已
经发麦过「世祖忽必烈论」一文（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四期），指出张溥、赵翼之说不
当，兹不赘。（此文已收入「元史新讲』第十八章。）
不幸我们现在也处在民族主义大时代中，作者此文，为了说明元代历史真相，而揭穿前
代民族主义的秘密，未免有点罪过。好在本问题毕竟与当今的民族主义大不相同，现在
汉满蒙回藏五族一家，同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中枢且每年遥祭成吉思汗，过去狭隘的反
蒙思想，没有残留的必要。
再进一步而论，今日中华民族五族一家，虽是满清打下的基础，然最初的路却是蒙古人
铺的。换言之，蒙古人人主中国百年，对於中华民族自有其伟大贡献之处，我们怎么可
以完全抹煞元代的历史事实? | h**k
发帖数: 3368 | 2 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如果撑过最初的几十年，一般都能维持2百年以上，只有元是
例外，这个是什么原因？ | o***e
发帖数: 3526 | 3 政治上不够稳定，不到一百年换了11个皇帝。缺乏一个成熟的稳定交接权力的制度和政
治传统。财政上过于激进，宝钞是个好主意，但滥发了。元朝商业水平其实还可以，我
觉得明朝的商业发达程度尚不及元。也许这是因为明朝对于儒家的重农的理论过于僵化
地执行了，元朝没这个束缚。
【在 h**k 的大作中提到】
: 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如果撑过最初的几十年，一般都能维持2百年以上，只有元是
: 例外，这个是什么原因？
| G**L
发帖数: 22804 | 4 据说历史版不是小白，貌似不是事实。连讨论都没人讨论 | S*E
发帖数: 3662 | 5 如果撑过最初的几十年，一般都能维持2百年以上。只有元是例外。
这句话没什么意义。首先大一统的王朝就没几个；其次，比元时间
短的朝代有秦、西晋、隋。各种跨度都有，元朝根本就不是什么特别。
其实唐如果算到武周，也只有72年。
【在 h**k 的大作中提到】
: 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如果撑过最初的几十年，一般都能维持2百年以上，只有元是
: 例外，这个是什么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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