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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版 - 人民网:刘少奇对毛:人相食,要上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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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
刘少奇激动地对毛泽东讲:“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
的!”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加上从1959年起,我国
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从而使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
如何认识这一危局以及怎样化解?党中央高层出现了意见分歧。
对于1958年以来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和经济形势的估计,在党内是有一些不
同看法的。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由于直接面对国民经济第一
线,他们对形势有了更加接近真实的看法。刘少奇最为典型。可以说,刘少奇是党内看
到困难形势的严重性并敢于触及造成困难真正原因的领导人之一。他突破了对形势看法
固有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认为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
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并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当发现1962年财
政预算中存在三十多亿元的赤字时,刘少奇更加尖锐地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
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
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同时,
刘少奇说过“怕什么丑呢?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
,死后下一代要揭”,“三面红旗可以让人家怀疑几年”之类的话。刘少奇还对自己的
子女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住房问题,人民受了这么
多苦,要为他们分忧啊!”
刘少奇态度的变化对其他领导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应该说,对“大跃进”和人民公
社化运动造成的困难形势,处于经济工作调整第一线并担任“瓜菜代”领导小组组长的
周恩来最为清楚。1960年年底,周恩来针对农业方面由于高估产而带来的严重问题说:
“这半年来,我们几乎没有哪一天不考虑这个问题。”面对全国性的粮荒,周恩来和陈
云冒着政治风险,决定进口粮食,以纾民难。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结
说:“那时,就是有点革命,不能深思熟虑,不能冷静下来”,“欲速则不达,跌了大
跤”。刘少奇插话说:“想要快一点,结果是跌了大跤,反而慢了。看来,搞社会主义
光有好的道德、好的感情、好的干劲不行,还要适应客观规律。这一跤是要跌的,跌得
越痛越好,跌得不痛就感受不深”,“问题是跌痛了没有”。周恩来说:“我是感到痛
了。”他认为,工作中出现的这些缺点错误,中央应负很大责任。因此,当英国陆军元
帅蒙哥马利谈到中国的严重困难时,周恩来客观地回答说:“我们钦佩你公正的判断。
当然你看到的是好的一面,我们的工作也还有缺点,也许你没有说,也许你还没有发现
。”苏共二十二大期间,周恩来向赫鲁晓夫告别时说:“目前,我们国内还很困难,去
年遇到了那么大的灾荒,这一年我的头发白了很多,这次一定要赶回去。”七千人大会
期间,周恩来参加了福建组的讨论。发言中,地方干部反映了许多强迫命令、浮夸、讲
假话以及党群关系紧张等情况,周恩来充分肯定这些发言“都是很健康的”,对他们的
发言“都要尊重”。他说:“你们已经说了很多,主要是对省委说的,但也说了许多是
中央的事情,这一点我是心中有数的。”并且他还作了“讲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
实效”的切中时弊、感人肺腑的发言。西楼会议期间,周恩来非常赞同刘少奇对形势的
看法,他说:“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而且有些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
到,没有预料到。”他还十分赞成陈云的意见:“在今后十年中要有个恢复时期。”作
为党内为数不多懂经济的、被毛泽东誉为“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的陈云,也对当
时形势的严重性心知肚明。他指出:“你们讲话不要怕‘左’和右,如果有人说你们右
了,我来承担;要开除你们的党籍,找我好了。”七千人大会上,陈云没有讲话,但于
2月8日在参加七千人大会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指出:“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
利,不要估计低了”,“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责任由谁来负?中央、省委各有
各的账,但有许多事情,责任首先在中央”。他在讲话中谈了发扬民主问题,指出:“
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句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
危险的。”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
富春到河南、湖北等地检查工作,看到中原大地赤地千里、灾情严重,群众衣不暖食不
足,处境异常艰难时,沉重地说:“浮夸风给人民带来这样大的灾难,我们真是对不起
人民啊!”
针对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一方面他承认违背了客观规
律,认为“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碰得头破血流”,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上,
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同时,毛泽东也检讨了自己的错误。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讲:“我是成事不
足,败事有余;孙悟空偷桃子,只有这个办法,开庐山会议之类。过去不懂得管理经济
之复杂。革命是捣乱,而且敌人有隙可乘”,“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
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
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1960年11月25
日甘肃省委向中央写出报告,深入检查了一再发生“共产风”的根源,认为应当而且必
须从省委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方面去寻找。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说还想看一
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并检讨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呼吸、
共命运的”,“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又说:“
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
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另一方面,毛
泽东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三面红旗”必须坚持。在庐山会议上,毛泽
东说:“总路线有问题,大跃进有问题,人民公社有问题。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
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找事情,可
以找几千几百件不对头的,但从总的形势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面对粮食
紧张和“非正常死亡”等现象,毛泽东的态度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
。1961年庐山工作会议上,在周总理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没有
什么了不得。”他又形象地说:“现在是退到了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
了。”会议结束的那天,他还书写了唐代诗人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一诗中的四
句,即: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并赠
送中央常委各同志。可见毛泽东的乐观心情了。1961年12月13日至16日,毛泽东在无锡
听取江苏、安徽负责人的汇报时说:“对形势要从积极方面去看,有困难要想办法去战
胜它。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
…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七千人大会召开前夕,毛泽东又说:“国内形势
总的是不错的。前几年有点灰溜溜的,心情不那么愉快。到1961年,心情高兴些了,因
为在农村搞了《六十条》,工业搞了《七十条》,还提出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这些具体政策都见效了。”他在无锡找华东几个省的同志谈话时,表示1962年要抓工、
农、兵、学、商、政、党七个方面的工作,大抓一年,工作要一天一天上轨道。七千人
大会后,毛泽东到上海、山东、杭州、武汉等地视察,听到一些地方负责人讲的都是形
势去年比前年好,今年又比去年好,比较乐观。
因此,对刘少奇等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非常不满。1962年夏,在中南海游泳池
毛泽东当面批评刘少奇:“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西楼说得一
片黑暗,你急什么”,“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刘少奇激动地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在随
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当作“黑
暗风”来批判了。他指出:“我周游了全国,从中南到西南,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
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
分黑暗了”,“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农业恢复要五年、八
年,讲的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他还批评李富春和国家计委“上不联系中央,下不
联系群众,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四时八节,强迫签字。我说再看一年,不行就换
班。有人劝我不要等了,现在就可以换”。
二是关于包产到户问题。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几起几落。高级社建立后,由于在分
配上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产生许多矛盾。1957年春一些地方农民要求包产到户,但在
两条道路大辩论中被看作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受到批判。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后的几个
月中,河南、湖北、江苏、湖南、陕西、甘肃等不少省份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做法,庐山
会议后,再次遭到批判,认为“包产到户,实际是恢复单干”,“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
义道路的逆流”。中央还转发了江苏省委《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到户和包产到户
的通知》和河南省委《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几个典型材料的报告》,认为包产到户
归根到底“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企图使资本主义在农村复辟,实质上是反党反人民
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面对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安徽省委对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意见,加以变通,试行
“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即“责任田”,得到毛泽东“可以实验”
的谨慎同意。同时,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都对包产到户予以支持。当时负责农村工作的
邓子恢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支持安徽省委的意见。他指出:“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
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那就让他
们搞。”朱德于1961年在浙江视察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三包到组,在一部分地区
可行。”陈云看了安徽搞责任田的材料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
办法,叫‘分田到户’也好,叫‘包产到户’也好。总之,国家遇到了如此大的天灾人
祸,必须发动全体农民按照《国际歌》词中‘全靠我们自己’的话办,尽快恢复生产。
”6月下旬至7月初,陈云就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恢复农业产量问题
,在北京分别与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交换看法,并取得基本一致意见。时任
中南局书记的陶铸也多次讲到包产到户,他认为:“边远地区、山区包产到户,不管黑
猫白猫,会抓老鼠就是好猫。”1962年4月,他到河南检查工作,提出借土地给农民自
耕,有的同志认为这样做可能导致资本主义,陶铸回答说:“如果这也叫资本主义,我
宁可要资本主义,也不要饿饭、死人!”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本来不赞成包产到户,但
经过湖南农村调查后,认为包产到户在当前具有优越性。调查期间,田家英到上海向毛
泽东汇报,毛泽东很冷漠,并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
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而陈云却称赞“观点鲜明”,刘少奇也认为
很好。杨尚昆也从北京打电话给田家英:“总理要我问你一下,可不可以把农村的私有
部分放宽一些?”回北京后,田家英立即向刘少奇作了汇报,汇报刚开了个头,就被刘
少奇打断了。刘少奇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接着就提出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主
张。
出乎刘少奇的意料,毛泽东不仅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而且严厉批评了田家英
等人,说:“回到北京后不修改《农业六十条》,却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并
问田家英:“是你个人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为了不在中央领导层中造
成裂隙,回答是个人意见。据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同
时,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工作也表示不满,指责他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为什么没有顶住。在
随后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批评说:“1960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
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分单干。据说
只有这样才能增产,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
质上叫大部分单干。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鲁晓
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
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或者没有马克思主义”,并多次批评田家英的60%包产到户、
40%搞集体的主张;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搞资本主义,邓子恢是“资本主义农业专家”
。 (摘自《四清运动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
来源:《光明书摘》
(责任编辑:张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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