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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发帖数: 9770 | 1 原创:谌旭彬 短史记 微信号 tengxun_lishi
功能介绍
腾讯新闻原创栏目《短史记》,疑今察古,鉴往知来。
问:今年是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编辑能否讲一讲为何日本的明治维新可以成功,学
习明治维新的清末新政却失败了?
文 | 谌旭彬
很有意思的问题。
确实,在具体的改革内容上,清末新政与明治维新几乎如出一辙。
比如,政治上,明治维新追求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清末新政也在追求爱新觉罗皇
权的重振。经济上,日本殖产兴业,中国也在奖励工商、鼓励实业。教育上,日本派人
出国考察、办新式学堂;中国也组织了五大臣出洋、废科举办新学、选派留学生。军事
上,日本向西方学习改革军制,中国也在编练新军。……
甚至在改革的步调上,清末新政也充分借鉴了明治维新——日本1868年启动维新,17年
之后,才开始实施内阁制;再过4年,才颁布宪法;又再过1年,才开设国会。清廷于
1901年宣布新政,7年之后才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计划再过9年才颁布正式宪法,然
后再召集国会(后因形势所迫宣布缩短时限)。
最终的结果,也确实可以说是大相径庭。明治政府在东亚确立了自己的霸权,爱新觉罗
家族却在辛亥年丧失了他们的皇位。
何以如此?学术界有很多很多研究,或侧重于改革领导层的能力与见识,或强调两国民
族性格的不同,或归因为改革策略的失误。
其实,所有的改革,实质都是“权力与利益的重新分配”。检讨改革的成功经验与失败
教训,自然也应该从“权力与利益的重新分配”这个角度着眼。
先说清末新政。
清末新政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的直接产物。为了能够回到紫禁城而不被联军清算,慈
禧不得不对列强摆出开明的接纳姿态;京城沦陷帝后外逃,如此奇耻大辱,也使得清廷
内部再无人能成为有影响的改革反对者。
改革成了共识。但往哪个方向改,因为直接关系到权力与利益的重新分配,仍然存在争
议。
太平天国之后,地方督抚在财权、人事权和兵权方面的坐大,一直是清廷的一块心病。
期间,慈禧也采取过一些有效的压制措施,比如1870年代曾利用“杨乃武案”整肃江浙
官场。1900年,慈禧操弄义和团,引致京城沦陷,让之前的所有努力付诸流水,地方督
抚拒绝响应诏书北上勤王、越过朝廷与列强签订“东南互保”协议,这是清廷立国以来
前所未有的事情。
也就是说,庚子之乱沉重打击了中央朝廷的威望,地方督抚的财权、人事权和兵权得到
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在1901年启动的新政里,中央朝廷希望效仿明治维新,走“日式立
宪”之路,重申君权的至高无上,将财权、人事权和兵权从地方督抚手里夺回来;地方
督抚则希望效仿英国,走“英式立宪”之路,将自己手里的财权、人事权、行政权、司
法权乃至军权合法化。
甚至于,当时还出现了一种将爱新觉罗变成虚君的倾向。
比如,两广总督陶模1902年上奏,请求朝廷设立议院,变更决策机制,“议院议政,而
行政之权仍在政府,交相为用,两不相侵”,将国家事务的决策权交给议院,不再由慈
禧等一、二人独裁。陶模敢上奏谈这种问题,与慈禧在庚子年的昏庸决策铸成大错,有
直接关系。往前回溯4年,因为担心光绪不满,康有为在对“开议院”一事只字不提。
往前回溯18年,中法战争期间,两广总督张树声只敢用“遗折”的形式呼吁朝廷开设议
院、建议用“内部民主决策机制”取代慈禧的个人独裁。
以上,是清末新政期间,最核心的利益冲突。
至于鼓励工商发展实业、废科举兴学堂、改革兵制编练新军……这些其实是朝廷和地方
督抚都认同的改革措施。分歧实际上在于:实业放在谁的碗里?学堂控制在何人之手?
军队究竟是谁的军队?朝廷的禁烟令,无法肃清地方的罂粟种植;朝廷想通过赎买实现
铁路国有,也会引发地方士绅的保路运动;……都是上述分歧的产物。
1906年是双方冲突激化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一年,宗室载泽从伊藤博文处取经归来,以
密折成功说动慈禧开启“日式立宪”的序幕,拟用“立宪”的名义,通过改革官制,从
地方督抚们手里“合法”夺权。结果因地方督抚的抵制,直接导致官制改革流产。在地
方督抚的运作下,“日式立宪”在舆论上也陷入了“人人喊打”的困境。督抚们甚至还
反将一军,给朝廷施加压力,要求改军机处体制为内阁总理体制,逼得慈禧下诏宣布“
五不议”——军机处事不议,八旗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
如此,朝廷无法压迫地方督抚进入自己的轨道,地方督抚也无法让朝廷屈服于自己的诉
求,权力与利益的重新分配难有结果,那些双方都认同的改革措施——鼓励工商发展实
业、废科举兴学堂、改革兵制编练新军,自然也只能是陷入内耗,徒有其表。再往后,
慈禧去世,中央朝廷实力骤减,而向地方督抚夺权的力度加剧,双方冲突急速升级,
1911年,终于一拍两散,清廷与改革一并寿终正寝。
图:充斥着各种“议院不得干预”的清廷《钦定宪法大纲》
再来看明治维新。
1853年黑船事件之前,日本近似于一种“封建诸侯”的状态,天皇并没有多少实际权力
,国家控制在幕府将军手里,下面还有许多大名。大体上,天皇类似于周天子,将军类
似霸主,大名则是诸侯。在长达600多年的时间里,三者保持着一种动态的权力与利益
平衡。
黑船(美国舰队)的到来,打破了这种平衡。幕府被迫开国,于1858年与美、英、法、
俄、荷签订《修好通商条约》。这对幕府的威望而言,是极大的打击(类似于庚子之变
对慈禧威望的打击),社会上出现了对幕府不满、主张“攘夷”的力量。同时,幕府与
诸藩之间,在权力与利益的分配上,当时也存在着很尖锐的冲突,不少藩的财政陷入破
产,藩内武士生计艰难,不满在财力上再被幕府控制。这两股力量以“尊王攘夷”的名
义合流,对幕府的统治构成了挑战。
幕府的一种应对之策是“公武合体”。公,指的是天皇;武,指幕府与强藩。通过“公
武合体”,天皇与幕府联姻强化了存在感,幕府获得天皇和强藩的支持巩固了执政地位
,强藩可以获得政治上更大的发言权,看似是皆大欢喜之事。但强藩要与幕府争夺对外
贸易的权利,天皇不满自己虚君的地位,“公武合体”最终归于流产,留给彼此的,只
剩下刺杀与战争。
如果以是否支持“开国”为标准,来评判倒幕运动中的各方势力,那么,天皇、强藩与
攘夷志士恐怕很难被归为正面力量。攘夷志士自不必说,锁国是他们的核心诉求;天皇
在“公武合体”中应允与幕府联姻,其中一个条件是幕府将集结军事力量驱逐夷人重新
锁国;萨摩藩、长州藩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先进与强大,立场由攘夷转向开国,得等到
1863年的萨英战争和1864年的马关战争之后。
倒是幕府,如井上清所言,因为“直接受外国的压迫”,知晓国力差距所在,所以对殖
产兴业、新式学堂、军事改革这些举措,并不反对。当然,和中国的情况一样,幕府更
关心这些改革的成果(比如军队)最后会掌控在谁手里;在攘夷锁国的声浪占据绝对优
势时,为了维系自己的权势,幕府也曾宣布将每年的5月10日定为“全国攘夷日”。
幕府被武力推翻后,1868年,明治天皇对天地神明起誓,发布了五条誓文。其中第五条
是:
“吸取世界上的先进文明,使天皇中心的国家更加兴隆。”
这标志着天皇正式放弃了攘夷思想,转向了开国。明治维新也由此起步。
与慈禧的新政相似,明治天皇的维新,最核心的利益冲突,也在于中央朝廷与地方诸藩
。中央希望实现中央集权,将财权、人事权与军权从诸藩手里收上来,诸藩(尤其是强
藩)希望将自己在倒幕运动中获得的财权、人事权与军权方面的利益,固化乃至扩大。
明治二年的中央财政,实际上是完全破产的。当时朝廷控制的赋税主要来自从德川幕府
及其他敌对藩属手中夺取的土地。虽然对外号称“八百万石之政府”,但实际估算能收
到的谷米只有320万石,而最终实际所得,不足200万石,不必说推动维新事业,连维持
朝廷的基本支出都很困难。所以,当时提出来的目标,是要变成一个“三千万石之朝廷
”。
自然,只能向诸藩开刀。
第一刀叫做“版籍奉还”(1869年)。简单说来,就是各藩藩主将自己的版图(封地)
和户籍(臣民)返还给天皇。如果是真还,藩主们肯定不会乐意,所以当时的办法是先
由藩主们“主动”把封地和臣民还给天皇,天皇再把这些领地重新委任给藩主们去统治。
即便如此,当时在征求各藩代表意见时,仍是赞成、反对不相上下,且只有不到一半的
代表参与意见署名。最后,为了安抚各藩,又出台政策,将285家旧藩主的诸侯、142家
公卿列为华族,将之定性为仅次于皇族的贵族,以保障他们的政治、经济特权。
“版籍奉还”后,藩主成了藩知事,其统治领地依旧,但统治的名义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图:表现萨摩等四藩“主动版籍奉还”的绘画
第二刀叫做“废藩置县”(1871年)。这个容易理解,以前叫做藩,藩主拥有相对独立
的财权、人事权和军权;现在改成县,由朝廷直接管辖,其财权、人事权与军权俱被收
归到了中央。由此,明治政府完成了自己的中央集权。
与清廷重塑中央集权所遭遇的挫败不同,明治政府的废藩置县比较顺利。这种顺利,有
两个方面的原因:
(1)宣布废藩置县之前,明治政府已从萨摩、长州、土佐等藩抽调了相当数量的藩兵
,组成了天皇的亲兵队。
如谷川岳所言,“(废藩置县)这是继王政复古(也就是推翻幕府)后的第二次政变。
……废藩置县之所以在没有遭到旧藩主对抗中实施了,在于各藩主已经向御亲兵提供了
藩兵,自己手头并没有多少兵力,也就是说他们上了新政府的当。”胜部真长也说,“
废藩置县的命令对这些藩知事无异于晴天霹雳。新政府实施废藩置县之前,先设置了御
亲兵,然后依靠这一武力基础来进行地方制度的改革。这种做法简直就是一种政变。”
(2)倒幕运动之前的日本存在着300多个藩,这些藩大多数在经济上陷入困境。进入明
治维新时代后,境况也没有什么改善。
首先,多数中小藩处于一种无力兑现藩札(各藩独自发行的货币)的破产边缘,如果中
央愿意替他们承担债务,藩主们并不抗拒归附中央。去东京做富家翁,不比做没油水还
欠债的藩主差。
其次,大藩当中,因为支持天皇参与倒幕的缘故,很多也已不堪庞大的军费开支而濒临
财政崩溃。长州藩是其中的典型。战后,该藩无力支付承诺给士兵的赏赐,也无力维持
5000余人的部队规模,最后不得不抛弃下级武士和民兵。1869年,长州奇兵队过半数的
士兵因不满参加了叛乱。
唯一可能对中央构成强力威胁的,只有萨摩藩。依赖与琉球交易所获得的财富,该藩在
战后兑现了给士兵的赏赐,还将本该遣散归农的下级士族收编为藩兵,军事力量扩充到
了1.3万人。不过,长期维持如此规模的军队,对萨摩藩而言,仍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
情。所以,当西乡隆盛被邀请进入中央政府后,他提议从萨摩藩的军队里抽调士兵援助
中央成立正规军,既可以强化自己在中央的力量,也减轻了萨摩的财政负担。如此,萨
摩藩也不再拥有反对废藩置县的力量。
当300多个藩被改造为3府72县(明治4年),日本也就正式完成了从“诸侯封建”到“
中央集权”的转型。政治框架稳定下来之后,殖产兴业、新式学堂、军事改革这些事,
也很自然地开始渐见成效。
综上,清末新政之所以与明治维新命运迥异,有两个核心原因:
(1)一切改革的出发点,都是纠错。清末新政的出发点是庚子之乱,它要改革经济、
改革教育、改革军制,但它最核心的改革诉求,是纠正酿成庚子之乱的朝廷决策机制,
也就是要用一种新的制度,来取代慈禧的“一、二人决策于深宫”,以求不要再出现操
弄义和团、引致八国联军攻陷京城、巨额赔款全民遭殃这样的惨剧。改革的出发点如此
,慈禧仍试图借“日式立宪”重塑“君上大权”,二者的冲突显而易见。反观明治维新
,其改革出发点是“幕府被黑船强迫开国”,然后天皇联合诸藩及攘夷志士合力推翻幕
府,改革的核心诉求是变“幕府封建制”为“中央集权制”,改革出发点与改革诉求之
间,没有冲突。
(2)一切改革的实质,都是权力与利益的重新分配。清末新政与明治维新的成败,均
取决于中央政府与地方督抚(诸藩)能否达成妥协。区别在于,在中国,清廷中央是庚
子年的犯错者,是需要改革的核心对象;地方督抚是庚子年挽救危局的功臣,而且辖地
广阔、实力强劲。后者为自身利益计,不会同意前者走“日式立宪”之路;前者不具备
压制地方督抚的实力而又孜孜于此。反观日本,犯错者是无力抵御黑船的幕府,它已经
被推翻。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朝廷,与地方诸藩同为挽救危局的功臣。天皇在倒幕运动
中积攒起了可观的政治资源(如“天下为天皇一人之天下,而并非为幕府之天下”这类
思想宣传已深入人心),而地方诸藩在战后多已处于经济破产、军事难以为继的困境。
最后,有必要补充的是:明治维新的“成功”,需要打上一个引号。它完成的是一种从
周制(诸侯分封)到秦制(中央集权)的转变,而非由秦制变为现代民主社会。它所宣
扬的爹亲娘亲不如天皇亲的武士道精神,最终于走向了一条非常残暴的道路。
图: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最后走上了对外侵略之路
参考资料
①史料搬运工,《“清廷为何会灭亡”的一点技术分析》。
②(日)梅村又次、(日)山本有造/编;李星、杨耀录/译,《开港与维新》,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1997,第139~141页。
③汤重南、王仲涛,《日本近现代史 近代卷》,现代出版社,2013,第39~113页。
④谷川岳,《东瀛政坛轶史》,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第217页。
⑥胜田政治,《废藩置县“明治国家”诞生之日》,转引自:(日)鹿岛茂,《日本商
业之父涩泽荣一传》,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第247~248页。 | m*******h 发帖数: 200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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